一、论清兵入关后大清与朝鲜的关系——兼与韩国全海宗教授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刘丽敏[1]（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唐烈[2]（2018）在《朝鲜王朝与清朝外交关系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1623-1776）》文中指出朝鲜王朝与清朝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纵观朝鲜王朝五百余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与中国明清两朝间的交往一直是朝鲜王朝对外关系当中的核心。朝鲜王朝与清朝间的外交关系从建立到最终走向正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朝清两国间从建立“不完全外交关系”,到最终走向正常的“完全外交关系”,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这些因素,不仅包括两国自身因素,甚至还包括同一时期影响东北亚地区发展的其他因素。在清朝的武力压迫下,朝鲜王朝与明朝虽然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明朝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力并未结束。朝清间的外交关系正式建立之后,由于多重因素的作用,这种外交关系并不和睦,该阶段属于“不完全外交关系”阶段。清军入关之后,清朝首先根据实际需要,主动调整了对朝外交政策。朝鲜王朝也依据国内外的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对清朝外交政策也进行了适时调整。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朝清外交关系最终从“不完全外交关系”走向“完全外交关系”。本文以朝清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变化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朝清间“不完全外交关系”的建立到最终走向“完全外交关系”的轨迹进行梳理,分析出影响朝清外交关系走向的因素。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介绍当前国内外学界的学术研究动态、对本论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以及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本论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重点论述朝鲜王朝与清朝间“不完全外交关系”建立的过程。本章从光海君时期实行的对后金与明朝的等距离外交政策开始论述,由于光海君的等距离外交政策违背了朝鲜国内一贯的尊明与尊儒国策,加之光海君自身的一些原因,导致光海君政权被推翻,仁祖通过“仁祖反正”上台执政。仁祖执政之后,一改光海君时期的外交政策,实行对明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由于仁祖在外交政策上有失偏颇,加之皇太极执政之后意识到朝鲜王朝在后金（清）入主中原战略当中的重要价值,导致皇太极发动了对朝鲜王朝的第一次战争。通过第一次对朝鲜王朝的战争,后金与朝鲜王朝王朝建立起具有“兄弟之盟”性质的“不完全外交关系”,由于朝金间存在的这种“不完全外交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朝、明、金三角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朝清两国间“不完全外交关系”的调整情况。三角关系形成之后,后金的势力日渐强盛,于是先发制人,发动了第二次对朝鲜王朝的战争。通过第二次战争,清朝与朝鲜王朝之间建立起正式的“不完全外交关系”。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之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新变化,清朝的战略中心发生转移。随着清朝战略中心的转移,清朝首先顺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主动调整了对朝鲜王朝的外交政策。由于对清朝两次出兵给朝鲜国内带来的创伤有着亲身体会,导致朝鲜王朝仁祖、孝宗国王时期对于清朝的友好政策并不能完全接受,国内北伐论盛行。虽然北伐论的存在成为朝清关系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两国间的合作。当朝清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双方依然会从维护自己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罗禅征伐就是双方合作的范例。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朝清两国由“不完全外交关系”向“完全外交关系”的过渡。显宗即位之后,两国的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清朝在需要巩固国内统治这一大背景下,通过对朝鲜王朝实行更加优惠的外交政策,以换取东北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清朝实施对朝友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主要精力用在巩固政权上。清朝在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在进行汉化改革,清朝的汉化改革,也成为推动朝清关系发展的一种助推剂。由于清朝的汉化改革,是朝鲜王朝对清朝的态度在逐渐改变。基于以上原因,显宗、肃宗两位国王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默认了清朝的巩固统治行动。由于显、肃两朝处理得当,朝清两国在这一时期外交关系逐渐密切,开始由“不完全外交”向“完全外交”过渡。随着两国间外交关系的转暖,边民在边界地区的往来也愈加频繁,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外交争端,双方勘定了边界。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朝清两国间“完全外交关系”最终确立的情况。景宗由于其在位时间短,因而景宗时期的对清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英祖即位之后结合朝鲜王朝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荡平政策来解决困扰朝鲜王朝百余年的党争问题。随着党争问题的缓解,朝鲜国内的对清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统一,促进了朝清关系的发展。通过燕行使带回的各种书籍与见闻,使英祖意识到,通过发展同清朝的外交关系,北学清朝,能够使朝鲜王朝从清朝的发展当中汲取到不少有益的国家建设经验。为了进一步发展同清朝间的友好关系,英祖一方面继续倡导北学清朝,另一方面为了稳定通知根基,仿效肃宗,为明朝的三位皇帝都修建了祭祀神庙,并且规范了相应的祭祀制度。朝清间的“完全外交关系”最终确立。朝鲜王朝的尊儒思想以及对明朝的感念终于衍化成尊周思明思想,朝鲜王朝的新对清观最终形成。第三部分为结论,在对本论当中的观点进行提炼与重点论述之后,提出笔者的核心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结论。
郭涛[3]（2017）在《清鲜交涉中的郑命寿（1633-16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郑命寿,满文名“Gūlmahūn”,本为朝鲜平安道殷山县贱隶,“萨尔浒之役”随姜弘立出征后金被俘。由于其通晓朝鲜语,因而受后金的重用,多次担任出使朝鲜的通事。在清朝征朝鲜“丙子之役”两国议和过程中,从中积极沟通、斡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清廷的信任,在出使朝鲜时,被任命为代表清朝国家的敕使。郑命寿作为投降清朝的朝鲜籍的外交官,在清初清鲜关系中扮有特殊的角色,对后金（清）而言,他凭借自己独特的语言优势,以及对自己国家朝鲜的熟悉,为清朝建立起一个情报网络,凡朝鲜国内任何反清举动,都无法逃脱郑命寿的耳目,成为清朝控制朝鲜的有力帮手。另一方面,由于他出身低贱,借出使朝鲜之际,依仗清廷的政治权势,为自己家乡及家族谋取各种利益,甚至是毫无止境,从而与朝鲜君臣产生矛盾,郑雷卿事件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对朝鲜而言,郑命寿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但摄于清朝国威及受朝鲜国内抗清势力影响,只得对其忍气吞声。本文以按照时间脉络,分三个部分探讨清鲜交涉中的郑命寿:第一章为皇太极时期的郑命寿。通过分析丙子议和与“郑雷卿事件”中郑命寿发挥的作用,得出郑命寿在这一时期的清鲜交涉中由最初的崭露头角到逐渐加深影响。第二章为顺治时期的郑命寿。随着新帝的即位,郑命寿越发受到重视,开始担任敕使,清入关后郑命寿更承担起征粮朝鲜的任务。第三章为郑命寿参与六使诘责与多尔衮征女朝鲜事件。这是多尔衮利用郑命寿等人对朝鲜需索无度、欺压属国的表现。
胡婷[4]（2016）在《康雍乾时期清与朝鲜关系研究 ——以朝鲜王朝对华观演变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后金崛起后,通过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迫使朝鲜称臣,打破了以明朝和朝鲜国交为中心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然而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宗藩关系并不稳定,不仅埋下了清初清与朝鲜关系紧张的根源,也成为康雍乾时期清与朝鲜关系转变的重要障碍。在现实与力量的对比下,朝鲜时常阳奉阴违,表面上对清朝行事大之礼,而在文化心态上却尊明贬清,视明朝为“天朝上国”,视清朝为“夷狄之国为不正”,清与朝鲜关系一度陷入紧张。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为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为了消除朝鲜长期以来对清朝的敌视态度,开始推行一系列德化政策,诸如宗藩关系下的厚往薄来,规范使行制度,优待朝鲜及履行宗主国义务实施海难救助等等,尤其是乾隆中后期,对朝鲜的“格外殊恩”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清与朝鲜关系逐渐发生改变,虽然朝鲜的思明之情和对清朝的鄙夷之情并未减弱,但这已经由主要矛盾转化成为次要矛盾。本文以康雍乾时期清与朝鲜关系为研究对象,拟对清与朝鲜在此一时期的政治关系、朝鲜对清朝的认识及变化、清朝对朝鲜的“字小”措施以及朝鲜对华观演变过程及原因做相关探讨。使节常常代表一个国家的声音和形象,他们来自异邦的见闻及转达,往往也成为两国间关系的风向标。因而,燕行使的对华观就是朝鲜王朝对华观的风向标。朝鲜对华观改变的过程,正是朝鲜逐步认同清王朝的过程,这在燕行录中有着强烈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对华观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朝鲜已经完全抛弃华夷观,朝鲜对华观的演变轨迹,是一种主流的演变轨迹。本文选取了康乾时期出使清朝的燕行使的作品,以及朝鲜文人的文集,从华夷观的视角探析该时期清与朝鲜的关系的演变。康乾时期朝鲜王朝的对华观始终包含着“事清”与“尊明”两个层面,康雍乾时期的清朝巩固统治,不断地调整对朝鲜的政策并最终赢得了朝鲜“事大”的回归。与此同时,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也贯穿了整个朝鲜王朝的后期。
汪晶石[5]（2016）在《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朝鲜与清的私贸易是在公贸易的驱动下产生的,因此在其产生之初多在使行贸易的框架之下进行,随后逐渐形成规模可观的后市贸易,如北京会同馆后市、辽东地区的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等。因此私贸易与使行贸易、会同馆后市、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论题的研究对象为朝鲜与清私贸易,致力于梳理朝鲜与清私贸易的产生、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朝鲜与清多种贸易形式中的私贸易成分。本论题分为六个主要部分,分别对私贸易的主要形式——后市贸易的产生、北京会同馆后市、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以及民间私商的私贸易等若干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研究目的和意义、介绍当前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以及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点。第一章论述了使行贸易与后市贸易的产生。首先简要介绍了清（女真、后金）入关前的时代背景和双方关系与贸易的演变。然后叙述了使行贸易的性质、使行团的组织与行使路线以及两国贸易中的主要交易品,进而分析使行贸易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推理出后市贸易产生的必然性。本章还重点阐述了使行贸易与后市贸易的关系。分析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影响,如出使朝贡需要庞大的花费,而有些花费往往需要使行人员自行筹措,这就驱使了使行人员在出使之余进行一些私贸易,用以支应使行的花销或实现少量盈利。又如有些商品并不在公贸易的交易范围之内,而这部分商品又是两国有所需求的物品,因此也会出现朝鲜行使在公贸易之外进行私贸易的行为。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后市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带动。第二章重点论述了两国在北京的后市贸易。主要阐述朝鲜与清北京后市私贸易的形式与兴衰。首先提及了“八包”贸易问题,八包是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本金来源,以八包为本金产生的八包贸易是北京会同馆后市市场的主要贸易形式,本节从八包贸易的产生、发展、乱象到八包贸易的本金与利润以及八包贸易中所谓的“别包”或伪八包三个方面对八包贸易加以分析。其次具体阐述朝鲜使行团在北京会同馆后市贸易中的私贸易活动,如清朝礼部对会同馆朝鲜馆的管理和馆禁制度的变迁、会同馆后市的主要经营者以及朝鲜使臣在购书过程中与会同馆序班的博弈。最后是关于北京后市贸易的衰落情况。从两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的调整、变化对于北京后市贸易的影响分析北京后市私贸易衰落的原因。第三章是两国在辽东地区进行的后市贸易内容。这一章内容较多,因朝鲜与清的边疆贸易在辽宁境内进行,赴北京之前朝鲜使团的大多路途亦在辽宁省境内,本章首先论述了团练使后市。朝鲜使行团入清后即分为两路,一部分前往国都北京,另一部分前往清的发源地陪都沈阳,这支队伍的首领名为团练使,故这支队伍在沈阳进行的后市贸易活动被称为“团练使后市”,而团练使后市即为后金入关前两国贸易的一种延续。本节主要阐述团练使后市的发展过程与如何获得朝鲜政府的承认、团练使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以及团练使后市废止的问题。其次论述了栅门后市。栅门是两国进行边境贸易的主要场所,栅门后市也几乎可以称为两国边境私贸易的代表。栅门后市由余马贸易和延卜贸易组成,本节首先介绍分析余马贸易的产生与发展,然后介绍延卜贸易,最后对两国使行贸易框架下的多种贸易形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第三节为朝鲜与清辽东私贸易的主要参与者,除被两国政府赋予权力或承认的商人外,在朝鲜与清贸易交往中还活跃着大量不被政府认可或政府被迫默许的民间私商,这部分商人的活动往往为人忽略,但其也是两国贸易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本节对朝鲜私商与清朝揽头都做了介绍和分析。本章最后简述私贸易中有关违禁品的交易和走私活动。第四章为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梳理和界定了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及影响。本章首先主要阐述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首先对朝鲜与清贸易中的含有私贸易因素的主要贸易形式进行了整理,其后对朝鲜与清的公、私贸易属性做出辨析,最后再探讨这些含有私贸易成分的贸易形式的合法性。之后从两个方面分析朝鲜与清私贸易对两国的影响。本文的最后部分为结论。对正文中论述、分析、考证的观点及重点内容加以概述,同时强调笔者的核心论点及宏观性结论。
王启东[6]（2016）在《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宗主国和藩属国的清朝和朝鲜之间的交聘持续了近260年,双方在宗藩体制下往来的交聘文书汗牛充栋,是古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沟通、交流、关系体现的重要见证,也是国家之间相互往来的历史记载,表明了双方主从关系的差异和变迁,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双方外聘文书的类型、制撰、本文形式、管理、送达等各个方面,对双方交聘文书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朝鲜和清朝关系的细化研究及整体性把握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梳理大量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基础上,通过对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比较研究,为历史文书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给予重要的肯定,探究双方文书在各自历史发展继承中的重要作用乃至对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有益借鉴价值,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共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论文研究的相关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对朝鲜与清朝的交聘文书的概述,主要内容包括交聘文书的概念界定；交聘文书的种类构成,包括外交文书、国书文书、条约文书等；交聘文书在中国、朝鲜历史演变构成等；清朝对朝鲜的交聘文书类型分析；朝鲜对清朝的交聘文书类型分析；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类型比较分析；第三部分论述了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本文格式比较。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用纸要求、本文书写格式分析；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材料要求、本文书写格式分析、抬头书写规范和避讳制度分析；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本文格式比较分析；第四部分论述了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比较。主要内容包括朝鲜交聘文书的制撰情况,包括其制撰机构和制撰程序的阐述；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情况,包括其制撰机构和制撰程序的阐述；朝鲜和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人员、制撰机构和制撰程序的比较分析；第五部分论述了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管理比较。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分析：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分析；朝鲜和清朝双方在交聘文书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的比较分析；第六部分论述了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比较。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情况,包括送达使节的类型、送达人员的组成、送达路线的管理和送达程序的管理情况；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送达情况,包括送达使节的类型、送达人员的管理情况和送达程序的管理情况；清朝和朝鲜双方送达情况的比较分析即送达人员、送达程序和送达礼仪的比较分析；论文的最后部分是结语部分。综合论述本论文在朝鲜和清朝的交聘文书比较悠久的价值及其意义。本论文在广泛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基础,运用文体学知识、文书学知识、管理学知识、文献学知识和语言学知识,通过对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大量的交聘文书文本分析,从朝鲜和清朝之间交聘文书的比较研究入手,对双方交聘文书的使用类型、文本书写形式、抬头规定和避讳制度、制撰机构和程序、文本管理、交聘文书的送达及其在双方外交和国家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系统梳理双方交聘文书的使用情况,为该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陈放[7]（2014）在《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研究综述》文中提出多年来,中韩学界对朝鲜与女真、满族及其建立政权的研究笔耕不辍。纵观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向多集中在中朝两国关系史、朝鲜与女真、后金以及清朝的关系研究等方面,鲜有将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之间关系变迁一以贯之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对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演变进行系统研究与论证,展示维系五百余年稳定统治的朝鲜王朝发展历程,再现女真、满族从一个落后民族的崛起到建立强大国家再走向没落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鲁莎莎[8]（2012）在《清初清·朝·俄三国关系探析 ——以松花江之战和黑龙江之战为中心》文中提出黑龙江流域是指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16世纪末17世纪初,沙皇俄国开始向黑龙江流域侵扰。17世纪中叶,在黑龙江流域发生了两次清·朝联军共同抵御沙皇俄国侵略的战役,即松花江之战和黑龙江之战。本论文就以这两次战役为切入点,通过深入分析两次战役的背景、过程及结果,论述清初清·朝·俄三国围绕这两次战役所展开的交涉。主要论述沙皇俄国早期对黑龙江流域的侵扰活动；清朝对黑龙江流域的治理措施；清·朝·俄三国关系的发展变化。本文共由六章构成,包括绪论一章、正文四章及结论一章。第一章为绪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第二部分介绍了国内外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三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第二章为17世纪初黑龙江流域的局势及清·朝关系。首先论述清朝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主要是清太祖、清太宗及清世祖时期对黑龙江流域的治理。其次叙述清初清朝与朝鲜的关系,重点探析两国宗藩关系的建立及清朝两国彼此的关系。最后论及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远征,主要介绍沙皇俄国派出的五次侦察队、波雅尔科夫和哈巴罗夫率领的侵略军在黑龙江流域的活动。第三章为松花江之战及三国关系。首先介绍了清朝面对沙皇俄国的侵略,加强了对黑龙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治理。其次叙述了松花江之战的全过程。最后深入探析战役中三国之间的接触,得出三国对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的结论。第四章为黑龙江之战及三国关系。通过对黑龙江之战的分析,探讨清·朝·俄三国彼此了解加深的问题。第五章为战后三国关系的发展。系统分析经过松花江之战和黑龙江之战后,清·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局势变化及两国开始了正式的国际交流。并介绍了影响朝鲜对清朝态度转变的因素。另外,介绍朝鲜与沙皇俄国由于彼此了解的深入,两国正式的国际性交往开始孕育。第六章为结论。总结全文,得出结论。经过17世纪中期的松花江之战和黑龙江之战,清·朝·俄三国关系发生的变化。
陈放[9]（2012）在《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朝鲜与明统治下的女真部族、后金及清政权之间关系的继承、发展及变化,深入剖析了影响和导致关系变迁的原因和实质。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即第二章至第五章。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对本文所涉及的“朝鲜”、“女真”、“满族诸政权”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和创新点进行了阐述。第二章“朝鲜与女真的‘封贡关系’”。本章首先对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概述。其次,在明确了“封贡关系”概念的基础上,对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确立及在朝贡贸易等经贸交流方面的发展进行了阐述。最后,在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对朝鲜、女真、明三方势力的变化进行了剖析,揭示出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实质。第三章“朝鲜与后金从对抗到妥协”。本章首先分析了努尔哈赤的崛起及朝鲜对其崛起的种种戒备和抵制。其次,重点分析了“壬辰倭乱”对女真、朝鲜及明的影响,对后金的建立以及“萨尔浒战役”引发的后金、朝鲜、明三者间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论证。最后,分析了“丁卯之役”前后朝鲜与后金关系的变化,重点对“丁卯之役”中朝鲜与后金议和、签约以及清与朝鲜的“兄弟之盟”进行了阐述。第四章“朝鲜对清从否定到犹疑”。本章首先对“丙子之役”后朝鲜与清的关系变化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朝鲜在明、清战争中表现“摇摆不定”的原因。其次,清入关后通过对朝鲜政策的调整以及朝鲜对清看法转变的分析,论述了这一时期朝鲜对清从否定、排挤到犹疑的微妙变化。最后,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产生和表现入手,诠释了朝鲜对清否定、犹疑态度的思想根源。第五章“清与朝鲜典型封贡关系的确立”。本章首先阐述了清统一中国后对朝鲜政策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抚藩字小”政策的实施。其次,从“北学派”入手论述了朝鲜对清的逐渐认可、接纳的转变过程。最后,从政治册封、封贡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论证了清与朝鲜典型封贡关系的形成和表现。结论部分从“利益决定论”在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中的影响,思想转变对巩固和发展新兴政权的意义及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三个方面总结了全文要点,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王燕杰[10]（2012）在《清朝前期与朝鲜边务交涉与合作研究 ——以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审理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自明宣德年间开始,中朝即大致以图们江、鸭绿江为两国边界,朝鲜领有江南地方,明朝则拥有江北的土地。崇德二年（1637）,清朝通过丙子之役,与朝鲜结成封贡关系后,对明朝与朝鲜的国界亦予以了继承。然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①,两国在图们江、鸭绿江上游地区的边界未能得到正式、明确地勘定,加上两国地理位置相互临近,以及历史上两国民人往来密切,边界意识淡薄等原因,民人（主要是朝鲜人）越境采参、伐木、打猎、潜贸易等非法行为不断发生并在越境过程中时而引发抢夺、伤害、杀人等重大犯罪案件②,成为清鲜两国交涉的重要问题之一。为解决民人越境犯罪的问题,早在1627年丁卯之役后,后金与朝鲜签订《江华和约》时即时明文约定“各守封疆”。1637年,清鲜封贡关系结成后,两国更进一步制定并执行了严厉的边禁措施,并通过长期而复杂的交涉,对涉及人命的重大越境犯罪案件的通报、审理、审判、执行程序及交涉方式等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于不同时期发展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案件市理、审判制度。清鲜就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司法审理、审判问题的交涉,是为封贡关系下,两国除礼仪性互动之外事务性交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中,以越境杀人案件性质最为恶劣,引发了清鲜两国严重交涉,因此本文以历史上十一起朝鲜人越境杀害清朝人的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对案件的审理、审判过程、执行结果等进行了相应的个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清鲜两国进行边务交涉的基本程序及方式、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审理制度的演变、案件审理的司法依据、相关司法规定与执行结果对比等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对影响案件司法审判的各项人为的、政治的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对清鲜封贡关系的本质、封贡关系下宗主国与藩属过司法运作的模式、政治与法律之间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促进学界对清鲜封贡关系下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论文选题的缘起,对中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指出既有研究成果的缺陷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意义。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清鲜封贡关系的研究偏重于两国政府问礼仪性、政策性的互动,对于封贡关系下两国日常事务交涉的程序及过程的研究则相对关注较少,其中尤以对清鲜两国边务交涉、司法交涉的研究更显不足。而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审理、审判问题正是研究清鲜边务、司法交涉问题的重要载体,通过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封贡关系下,清鲜两国司法运作模式、清鲜封贡关系除礼仪性之外现实性的特征、封贡关系对藩属国司法主权的影响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介绍清鲜两国的边界、边禁政策以及边境法律等内容。有清一代,朝鲜人越境犯罪的屡禁不止,一直是清鲜两国交涉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在清鲜封贡关系初结时期,皇太极频发国书苛责朝鲜禁断民人越境不力,几至影响当时两国政治关系发展之程度。有鉴于此,清朝与朝鲜都制定并实行了严厉的边禁政策,限制中外民人随意出入两国边境。清朝的边禁政策主要体现在“东北封禁”政策上,严格限制内地民人随意进入东北及清鲜边境地区；朝鲜方面,则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道沟案件之后,颁布了《北边犯越事目》,对于越入清朝境内采参、伐木、贸易的朝鲜民人实行重罚。除此之外,两国还于各自的法典中,对民人越境行为的处罚进行了相应的司法规定。不同时期清鲜边禁政策或紧或驰,对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发生频率、案件类型及清朝对案件的处理态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于此专辟一章,予以阐明。此外,有学者,主要是韩国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指出：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多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清鲜两国边界不明、民人边界意识薄弱,因此第二章还对清与朝鲜边界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简要考察,以此为讨论的基础,以期回应韩国学者的上述观点。第三章题为清朝前期就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交涉。拟将中韩史料中所记载的十一起引起清鲜交涉的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以乾隆朝为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分别进行考述,就案件类型、发生原因、审理、审判方式、执行结果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适时清鲜封贡关系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乾隆朝以前,清朝就朝鲜人越境案件的审理尚未形成专门的司法审判制度,案件的审理、审判从属于清朝发展与朝鲜封贡关系的政治需要,对罪犯的审判结果趋于严厉。而乾隆朝以降,案件审理日趋法制化、制度化,逐渐形成了专门审理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的司法制度,对越境罪犯的审判结果亦趋于宽容,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适时两国封贡关系的发展对于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审判结果仍有重要影响。第四章主要讨论清鲜就审理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进行合作与交涉的问题。本章专就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发生后,清朝与朝鲜进行交涉的主要方式、案件审理、审判的司法程序及对罪犯拟律时法律依据等问题展开探讨。有清一代,清鲜两国之间的各项交涉主要依靠遣派使行的方式来完成,民人越境案的交涉亦不例外。双方使行的每次派出,都承担着不同的交涉使命。其中尤以朝鲜所派使行为多。使行之外,文书传递亦是清朝后期两国就民人越境问题交涉的主要方式。随着清鲜封贡关系在乾隆朝以后走向稳定发展的轨道,清朝对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的审理亦日益体现出制度化、法制化的发展特征,先后历经了查勘敕使审理制度、中朝凤凰城会审制度、朝鲜自行审理、结果报部制度等。在不同审理制度下,清朝将案件的审理、审判、执行权向朝鲜进行了相应的让渡,但是鉴于案件的终裁权及法律监督权始终掌握在清朝皇帝手中,因此决定了清朝赋予朝鲜的各项权利随时有被收回的可能,具有不稳定的发展特征；除此之外,在不同审理制度下,拟律权所属,以及罪犯拟律的法律依据亦不尽相同。从基本情况来看,朝鲜在获得清朝允许的前提下,可按照本国相关法律规定对罪犯进行拟律,结果交由清朝三法司据《大清律例》进行复核,由清帝予以终裁。法律依据问题是判断两国涉外司法管辖权的重要标准,对于研究封贡关系下,宗主国与藩属国司法运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第五章为全文总结。通过将有清一代,清鲜两国就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的审理、审判问题所作交涉为视角,对清鲜边务交涉的主要方式、交涉程序进行了相应的总结与分析,揭示了清朝对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审理制度发展变迁的历程及制约因素。除此之外,对于封贡关系下,宗主国清朝与藩属国朝鲜司法运作的模式及特征、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亦进行了相应地揭示
二、论清兵入关后大清与朝鲜的关系——兼与韩国全海宗教授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清兵入关后大清与朝鲜的关系——兼与韩国全海宗教授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外边界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界交涉 |
| 一、俄国的东侵与中国游牧民族的抵抗 |
| 二、早期中俄的边疆冲突 |
| 三、中俄边界战争与边界确定 |
| 第二节 中朝边界交涉 |
| 一、明朝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交涉及清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
| 二、清朝与朝鲜的勘界交涉 |
| 三、长白山定界与莽牛哨设置交涉 |
| 第三节 中越边界交涉 |
| 一、清初中越边界演变与交涉 |
| 二、越南对华领土索求与清廷的应对 |
| 第二章 中外边民事务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民事务交涉 |
| 一、中俄“逃人”事件交涉与越境边民问题 |
| 二、边民管理及交涉之法律程序 |
| 三、中俄私越边境之法令条例及相应机构设置 |
| 第二节 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 一、17世纪前期的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 二、17世纪中后期的中朝边民管理及交涉 |
| 三、清廷让步与朝鲜边民管理权的加强 |
| 第三节 中越边民事务交涉 |
| 一、清越边民管理机构设置及管理 |
| 二、越南对在越华侨的政策 |
| 第三章 中外边贸事务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贸事务交涉 |
| 一、早期中俄贸易与俄国对华贸易障碍 |
| 二、中俄边贸管理机构与“停市”交涉 |
| 三、贸易地点交涉与税收交涉 |
| 四、边境走私贸易交涉与边贸欠款追讨 |
| 第二节 中朝边贸事务交涉 |
| 一、后金武力威胁与入关前的金鲜边贸 |
| 二、入关后的清鲜边境贸易 |
| 第三节 中越边贸事务交涉 |
| 一、中越陆路交通要道与互市关口 |
| 二、清越边贸管理 |
| 第四章 中外边务交涉之比较 |
| 第一节 边界交涉之比较 |
| 一、边界交涉的实质 |
| 二、军事力量、国家利益、宗藩道义之较量 |
| 三、从模糊的“边疆”到清晰的“边界” |
| 第二节 边民事务交涉之比较 |
| 一、边民事务交涉的实质 |
| 二、封贡体系下边民问题交涉比较 |
| 三、边民管理权争夺与比较 |
| 第三节 边贸事务交涉之比较 |
| 一、边贸交涉的实质 |
| 二、边贸税收与边贸场地 |
| 三、政治、军事、经济因素之比较 |
| 第四节 借鉴与启示 |
| 结语 |
| 附录一 17-18 世纪中外边务交涉大事记 |
| 附录二 17-18 世纪中朝越俄四国君主在位时间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2）朝鲜王朝与清朝外交关系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1623-17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朝清两国间“不完全外交关系”的建立 |
| 1.1 17世纪初朝鲜王朝与明朝、后金间的等距离外交 |
| 1.1.1 光海君执政后巩固政权的举措 |
| 1.1.2 朝鲜王朝与明朝、后金间等距离外交的表现 |
| 1.2 朝鲜国内政局变化与丁卯胡乱前的东北亚局势 |
| 1.2.1 仁祖反正 |
| 1.2.2 丁卯胡乱发生前的东北亚地区局势 |
| 1.3 丁卯胡乱与朝、明、金三角关系的形成 |
| 第二章 朝清两国间“不完全外交关系”的调整 |
| 2.1 东北亚地区局势的新变化与朝清关系的缓和 |
| 2.1.1 丙子胡乱及其对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 |
| 2.1.2 朝清关系的缓和 |
| 2.2 孝宗即位与北伐论在朝鲜国内的兴起及影响 |
| 2.2.1 孝宗即位与其对清政策 |
| 2.2.2 朝鲜国内北伐论的兴起与影响 |
| 2.3 朝清两国间相互试探的外交活动 |
| 2.3.1 朝鲜国内对于清军征讨南明政权的反应 |
| 2.3.2 朝鲜两次助清进行罗禅征伐的意义 |
| 第三章 朝清两国间从“不完全外交关系”向“完全外交关系”的过渡 |
| 3.1 显宗即位与朝鲜王朝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
| 3.1.1 显宗即位及朝鲜王朝对清朝态度的转变 |
| 3.1.2 清朝推行汉化改革的原因、举措和对朝清关系的影响 |
| 3.1.3 朝鲜王朝对清朝实行汉化改革的反应 |
| 3.2 肃宗即位与朝鲜王朝的新对清外交政策 |
| 3.2.1 肃宗即位与肃宗时期的朝清关系 |
| 3.2.2 肃宗时期朝鲜王朝对清朝的外交政策 |
| 3.3 肃宗时期的朝清外交关系 |
| 3.3.1 朝鲜王朝对于清朝巩固政权举措的反应 |
| 3.3.2 两国共同勘界 |
| 第四章 朝清两国间“完全外交关系”的最终确立 |
| 4.1 景宗即位与景宗时期的政局 |
| 4.2 英祖即位与同期清朝的对朝鲜王朝外交政策 |
| 4.3 英祖时期的对清朝外交政策及其成因 |
| 4.3.1 英祖时期的对清朝外交政策 |
| 4.3.2 英祖时期对清政策的成因 |
| 4.4 英祖扩建大报坛与朝鲜王朝新对清观的形成 |
| 4.4.1 英祖扩建大报坛 |
| 4.4.2 朝鲜王朝新对清观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3）清鲜交涉中的郑命寿（1633-165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
| （二）研究史概述 |
| （三）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皇太极时期的郑命寿 |
| （一）丙子议和，崭露头角 |
| （二）郑命寿与“郑雷卿事件” |
| 二、顺治时期的郑命寿 |
| （一）新帝即位，郑命寿始任敕使 |
| （二）郑命寿征粮朝鲜 |
| 三、参与六使诘责与多尔衮征女朝鲜事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康雍乾时期清与朝鲜关系研究 ——以朝鲜王朝对华观演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 第一章 十七世纪东北亚局势述略 |
| 第一节 明末东北亚政局与“丁卯胡乱” |
| 第二节 “丙子之役”与朝鲜被迫降清 |
| 第三节 孝宗北伐与清鲜关系之危机 |
| 第二章 康雍乾时期朝鲜的“反清复明”实践 |
| 第一节 “匪风下泉之思”：朝鲜的尊周思明情结 |
| 一、设立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 |
| 二、不忍缚送明朝漂人和善待明朝后裔 |
| 第二节 “明亡之后无中国”：朝鲜的正统情结 |
| 一、尊明正朔 |
| 二、编修南明史及尊周类史书 |
| 第三章 清对朝鲜的应对政策 |
| 第一节 清对朝鲜的高压政策 |
| 第二节 清对朝鲜的“字小”政策 |
| 一、减少岁币贡物 |
| 二、减少使行次数,规范使行制度 |
| 三、优待朝鲜 |
| 四、陈奏辩诬,无不请准 |
| 第四章：朝鲜对华观的演变及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从想象到体验：朝鲜对华观的演变 |
| 一、对清朝认识的变化 |
| 二、朝鲜人眼中的清朝皇帝 |
| 三、对满人认识的变化 |
| 第二节 朝鲜对华观演变原因和评价 |
| 一、清朝儒化的成功和儒化政策的推行 |
| 二、“北伐论”到“北学派”：朝鲜新“华夷观”的出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相关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朝鲜、清的使行贸易及私贸易的产生 |
| 1.1 清入关前双方社会经济关系与贸易的演变 |
| 1.1.1 朝鲜太祖至世祖时期与建州女真的关系及贸易 |
| 1.1.2 朝鲜宣祖至仁祖时期与建州女真(后金)的关系及贸易 |
| 1.1.3 清征服朝鲜前两国的贸易交往为双方带来的利益 |
| 1.2 典型朝贡册封体制下的使行贸易 |
| 1.2.1 使行贸易的性质 |
| 1.2.2 使行团的组织与使行路线 |
| 1.2.3 朝清使行贸易中的主要交易品 |
| 1.3 使行贸易框架下的后市贸易 |
| 1.3.1 朝鲜使行团在使行过程中产生后市贸易的原因 |
| 1.3.2 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带动 |
| 第二章 朝鲜与清在北京进行的私贸易 |
| 2.1 八包贸易 |
| 2.1.1 “八包”制度与八包贸易的产生、发展及乱象 |
| 2.1.2 “八包”贸易的本金与利润 |
| 2.1.3 “伪八包”贸易——“别包”贸易 |
| 2.2 会同馆后市 |
| 2.2.1 会同馆朝鲜馆馆址及馆禁制度的变迁 |
| 2.2.2 会同馆后市的主要参与者 |
| 2.2.3 朝鲜使臣在购书过程中与会同馆序班的博弈 |
| 2.3 北京后市贸易的衰落 |
| 2.3.1 北京后市贸易衰落的政治因素 |
| 2.3.2 北京后市贸易衰落的经济因素 |
| 2.3.3 北京后市贸易衰落的思想文化因素 |
| 第三章 朝鲜与清在辽东地区进行的私贸易 |
| 3.1 团练使后市 |
| 3.1.1 团练使后市的产生及规模 |
| 3.1.2 团练使后市的发展、乱象及朝鲜政府对其的制约 |
| 3.1.3 胡嘉佩案与团练使后市的断绝 |
| 3.2 栅门后市 |
| 3.2.1 余马贸易的产生及规模 |
| 3.2.2 延卜贸易的产生及规模 |
| 3.2.3 两国使行贸易框架下多种贸易形式的关系 |
| 3.3 朝鲜与清辽东私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
| 3.3.1 朝鲜贸易别将制度和私商与译商的交锋 |
| 3.3.2 清朝揽头的产生与盛衰 |
| 3.4 朝鲜与清的走私贸易 |
| 3.4.1 朝鲜对一般违禁品的走私 |
| 3.4.2 朝鲜对军用物资的走私 |
| 第四章 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和影响 |
| 4.1 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 |
| 4.1.1 朝鲜与清含有私贸易成分的主要形式 |
| 4.1.2 朝、清贸易中的公贸易与私贸易成分 |
| 4.1.3 朝、清私贸易中的合法与非法属性 |
| 4.2 朝鲜与清私贸易的影响 |
| 4.2.1 朝鲜与清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
| 4.2.2 朝鲜与清私贸易对清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第二章 朝鲜与清朝的交聘文书类型比较 |
| 2.1 交聘文书的概念界定 |
| 2.2 朝鲜对清朝的交聘文书类型 |
| 2.3 清朝对朝鲜的交聘文书类型 |
| 2.4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类型比较 |
| 第三章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本文格式比较 |
| 3.1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本文格式 |
| 3.1.1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用纸的要求 |
| 3.1.2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书写格式 |
| 3.1.2.1 表、笺的书写格式 |
| 3.1.2.2 状的书写格式 |
| 3.1.2.3 奏本的书写格式 |
| 3.1.2.4 启本和单本的书写格式 |
| 3.1.2.5 咨文的书写格式 |
| 3.1.2.6 申文的书写格式 |
| 3.1.2.7 呈文的书写格式 |
| 3.1.2.8 单子的书写格式 |
| 3.1.2.9 揭帖和檄文的书写格式 |
| 3.2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本文格式 |
| 3.2.1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材料的要求 |
| 3.2.2 交聘文书的书写格式 |
| 3.2.2.1 诏书的书写格式 |
| 3.2.2.2 敕谕的书写格式 |
| 3.2.2.3 诰命的书写格式 |
| 3.2.2.4 册文的书写格式 |
| 3.2.2.5 表、笺的书写格式 |
| 3.2.2.6 咨文的书写格式 |
| 3.2.2.7 票文的书写格式 |
| 3.2.2.8 移文的书写格式 |
| 3.2.2.9 单子的书写格式 |
| 3.3 抬头制度和避讳制度的规定 |
| 3.3.1 文书的抬头制度 |
| 3.3.2 文书的避讳制度 |
| 3.4 清朝与朝鲜交聘文书的本文格式比较 |
| 第四章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比较 |
| 4.1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 |
| 4.1.1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机构 |
| 4.1.2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制撰程序 |
| 4.2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制撰 |
| 4.2.1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制撰机构 |
| 4.2.2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制撰程序 |
| 4.3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制撰的比较 |
| 4.3.1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制撰机构的比较 |
| 4.3.2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制撰人员的比较 |
| 4.3.3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制撰程序的比较 |
| 第五章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比较 |
| 5.1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 |
| 5.1.1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送达的外交使节类型 |
| 5.1.2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人员组成 |
| 5.1.3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路线 |
| 5.1.4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程序 |
| 5.2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送达 |
| 5.2.1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送达的外交使节类型 |
| 5.2.2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送达人员组成 |
| 5.2.3 清朝交聘文书送达的程序 |
| 5.3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比较 |
| 5.3.1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送达人员管理比较 |
| 5.3.2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送达程序管理的比较 |
| 5.3.3 双方交聘文书的送达礼仪比较 |
| 第六章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的保管比较 |
| 6.1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保管 |
| 6.1.1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保管机构 |
| 6.1.2 朝鲜对清朝交聘文书的保管制度 |
| 6.2 清朝对清朝交聘文书的保管 |
| 6.2.1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保管机构 |
| 6.2.2 清朝对朝鲜交聘文书的保管制度 |
| 6.3 双方交聘文书保管的比较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谢辞 |
| 附录 中国档案馆馆藏清朝对朝鲜的交聘文书部分原始档案目录 |
| 附录2.1 宫中朱批 |
| 附录2.2 内务府奏案 |
| 附录2.3 军机处(满文寄信档) |
| 附录2.4 军机处(乾隆年间) |
| 附录2.5 军机处(嘉庆年间) |
| 附录2.6 军机处(道光年间) |
| 附录2.7 军机处(咸丰年间) |
| 附录2.8 军机处(同治年间) |
（7）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 |
| 二、韩国学界的相关研究 |
| 三、简评及展望 |
（8）清初清·朝·俄三国关系探析 ——以松花江之战和黑龙江之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17世纪初黑龙江流域的局势及清·朝关系 |
| 2.1 清朝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 |
| 2.1.1 清太祖对女真各部的治理 |
| 2.1.2 清太宗对黑龙江流域的治理 |
| 2.1.3 清世祖对黑龙江流域的治理 |
| 2.2 清初清朝与朝鲜的关系 |
| 2.2.1 两国宗藩关系的建立 |
| 2.2.2 清朝对朝鲜的怀柔政策 |
| 2.2.3 朝鲜国内的“反清复明”主张 |
| 2.3 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
| 2.3.1 沙皇俄国派遣侦察队侵扰黑龙江流域 |
| 2.3.2 波雅尔科夫的入侵 |
| 2.3.3 哈巴罗夫的殖民侵略活动 |
| 第三章 松花江之战及三国关系 |
| 3.1 清朝加强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治理 |
| 3.1.1 迁民管制之策 |
| 3.1.2 设立昂邦章京 |
| 3.2 松花江之战 |
| 3.3 清·朝·俄三国间的初步了解 |
| 3.3.1 沙皇俄国对清朝军事实力的初步了解 |
| 3.3.2 战争中体现的清·朝关系 |
| 3.3.3 朝鲜初识沙皇俄国 |
| 第四章 黑龙江之战及三国关系 |
| 4.1 黑龙江之战 |
| 4.2 清·朝·俄三国间关系的深入 |
| 4.2.1 清朝对沙皇俄国的防御及沙皇对黑龙江流域的治理 |
| 4.2.2 清·朝关系的缓和 |
| 4.2.3 朝鲜对沙皇俄国的深入了解 |
| 第五章 战后三国关系的发展 |
| 5.1 清·俄两国关系的发展 |
| 5.1.1 沙皇俄国退兵的原因及结果 |
| 5.1.2 清朝与沙皇俄国的首次正式交往 |
| 5.2 影响朝鲜对清朝态度转变的因素 |
| 5.2.1 清朝统一政局的形成 |
| 5.2.2 军事实力上的认同 |
| 5.2.3 清朝推崇儒家文化 |
| 5.3 朝鲜与沙皇俄国正式交往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
（9）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概念与范围的界定 |
| 1.3 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 |
| 1.4 研究的重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朝鲜与女真的“封贡关系” |
| 2.1 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1.1 元末明初高丽对女真的争夺 |
| 2.1.2 朝鲜的建立及对女真的控制 |
| 2.2 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确立与发展 |
| 2.2.1 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确立 |
| 2.2.2 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发展 |
| 2.3 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成因及实质 |
| 2.3.1 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成因 |
| 2.3.2 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实质 |
| 第三章 朝鲜与后金从对抗到妥协 |
| 3.1 朝鲜对努尔哈赤崛起的戒备 |
| 3.1.1 努尔哈赤的崛起 |
| 3.1.2 朝鲜对努尔哈赤的戒备与抵制 |
| 3.1.3 朝鲜“藩胡”体系的崩溃 |
| 3.2 后金的建立及朝鲜的援明抗金 |
| 3.2.1 “壬辰倭乱”对朝鲜、女真及明的影响 |
| 3.2.2 后金的建立及后金、朝鲜、明三者关系的变化 |
| 3.2.3 “萨尔浒战役”与朝鲜对后金态度的转变 |
| 3.3 朝鲜与后金的“兄弟之盟” |
| 3.3.1 “丁卯之役”前朝鲜与明、后金的关系 |
| 3.3.2 由毛文龙引发的朝鲜与后金冲突 |
| 3.3.3 “兄弟之盟”的确立及朝鲜与后金关系的转变 |
| 第四章 朝鲜对清从否定到犹疑 |
| 4.1 清入关前对朝鲜及明的战争 |
| 4.1.1 “丙子之役”与《三田渡之盟》 |
| 4.1.2 朝鲜在明、清战争中的“摇摆” |
| 4.2 清入关后对朝政策及朝鲜的态度 |
| 4.2.1 清入关后对朝鲜的政策 |
| 4.2.2 朝鲜对清的态度 |
| 4.3 “小中华”意识及其对朝、清关系的影响 |
| 4.3.1 “小中华”意识是朝鲜反清的主要根源 |
| 4.3.2 朝鲜“小中华”意识的主要表现 |
| 第五章 清与朝鲜典型封贡关系的确立 |
| 5.1 清的统一及对朝政策的变化 |
| 5.1.1 清的统一及朝鲜的反应 |
| 5.1.2 清“抚藩字小”政策的实施 |
| 5.2 朝鲜对清态度的转变 |
| 5.2.1 朝鲜“清朝观”的改变 |
| 5.2.2 由“北学派”看朝鲜对清态度的转变 |
| 5.3 清与朝鲜典型封贡关系的形成 |
| 5.3.1 政治册封的完备与规范 |
| 5.3.2 封贡贸易的全面展开 |
| 5.3.3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 5.3.4 朝鲜是清各朝贡国中的典范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10）清朝前期与朝鲜边务交涉与合作研究 ——以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审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史料及框架说明 |
| 第二章 清朝与朝鲜的边界、边禁政策与法律 |
| 第一节 清朝与朝鲜边界的划定 |
| 一、明朝与朝鲜边界的形成 |
| 二、清朝(后金)对明与朝鲜边界的继承 |
| 三、康熙五十一年(1712)长白山定界 |
| 第二节 清朝的边禁政策及其影响 |
| 一、严格禁断本国民大私自出境 |
| 二、严格限制朝鲜人进入清朝边境 |
| 第三节 朝鲜的边禁政策及其影响 |
| 一、严禁民人非法越境 |
| 二、南北参商的禁断 |
| 三、厚州撤镇 |
| 第四节 清、鲜法典中对越境犯罪的相关规定 |
| 一、清朝法律体系及各法典中对民人越境犯罪的相关规定 |
| 二、朝鲜法律体系及各法典中对民人越境犯罪的相关规定 |
| 第三章 清朝前期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及审理过程 |
| 第一节 顺、康、雍时期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及市理过程 |
| 一、顺治十一年(1654)金忠一、申银山等越境杀人案 |
| 二、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道沟案 |
| 三、康熙二十九年(1690)林仁越境杀人案 |
| 四、康熙四十二年(1703)金礼进等越境杀人案 |
| 五、康熙四十九年(1710)李万枝等越境杀人案 |
| 六、雍正十一年(1733)金世丁等越境杀人案 |
| 第二节 乾隆朝及以后朝鲜人越境杀人案件及审理过程 |
| 一、乾隆十五年(1750)金仁述越境杀人案 |
| 二、乾隆二十一年(1756)赵自永等越境杀人案 |
| 三、乾隆二十九年(1764)金凤守、金世柱等越境杀人案 |
| 四、咸丰十年(1860)明德成等越境杀人案 |
| 五、光绪二年(1876)黄河立越境杀人案 |
| 第三节 清朝前期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之特征及成因分析 |
| 第四章 清鲜就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合作与交涉问题 |
| 第一节 交涉程序及方式 |
| 一、清鲜就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交涉程序 |
| 二、清鲜就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交涉主要方式一一使行 |
| 第二节 清朝对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审理制度的变迁 |
| 一、顺治、康熙前期——查勘敕使审理制度 |
| 二、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凤凰城会审制度 |
| 三、乾隆二十九年(1764)——盛京会审特例 |
| 四、嘉庆朝以后——朝鲜自行审理制度 |
| 第三节 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交涉结果的变迁及特征 |
| 一、审理态度山严厉趋于宽容 |
| 二、审理过程日益制度化、法制化 |
| 三、审理过程、审判结果易受清鲜政治关系影响 |
| 第四节 清鲜就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交涉结果的司法分析 |
| 一、查勘敕使审理制度下罪犯拟律的法律依据问题 |
| 二、凤凰城会审、朝鲜自行审案制度下罪犯拟律的法律依据问题 |
| 三、盛京会审模式下罪犯拟律的法律依据问题 |
| 四、清、鲜司法规定与执行结果的对比与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论清兵入关后大清与朝鲜的关系——兼与韩国全海宗教授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2]朝鲜王朝与清朝外交关系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1623-1776）[D]. 唐烈. 延边大学, 2018(03)
- [3]清鲜交涉中的郑命寿（1633-1653）[D]. 郭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2)
- [4]康雍乾时期清与朝鲜关系研究 ——以朝鲜王朝对华观演变为中心[D]. 胡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5)
- [5]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 ——以后市贸易为中心[D]. 汪晶石. 延边大学, 2016(11)
- [6]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D]. 王启东. 延边大学, 2016(11)
- [7]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研究综述[J]. 陈放.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14(04)
- [8]清初清·朝·俄三国关系探析 ——以松花江之战和黑龙江之战为中心[D]. 鲁莎莎. 延边大学, 2012(02)
- [9]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研究[D]. 陈放. 延边大学, 2012(01)
- [10]清朝前期与朝鲜边务交涉与合作研究 ——以朝鲜人越境犯罪案件的审理为中心[D]. 王燕杰. 山东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