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遏制财经违纪 加强法制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孙新生[1]（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认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张剑锋[2]（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冯麒颖[3]（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表明,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将纪律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法治化,并开展相应的顶层设计,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来指导党内具体的纪律建设实践。多次查处的大案表明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此外,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靠铁的纪律。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着标识,同时也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并将其发展为党保持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纪律建设提升到与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表明了纪律建设在党建过程中的紧迫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党的执政地位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以极大政治魄力革新党的纪律,勇于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亮剑”,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取得了令国内外高度赞赏的成绩。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积极探索治党的新方法,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彰显了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绪论部分,通过阐释研究源起及意义、文献综述等交代清楚立题依据。第一章,主要阐述研究所用的核心概念,如党的纪律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党的纪律类型、构成及各部分之间的逻辑体系以及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重点阐述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关于无产阶级建设的主要理论,由此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夯实了理论基础。第三章,阐释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依据。党的纪律建设从无到有经历了革命、建设及改革三个阶段,百年历史积淀积累了丰富的治党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规律。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探索阶段,并最终迎来了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时代。第四章,重点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的新成就。梳理了党的纪律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建设思路、制度设计和理论创新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方面做出了突破性成就,并在反腐倡廉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在制度设计、运行体制、规范体系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呈现出完整的制度逻辑,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格局。第五章,阐释了当前党的纪律建设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及存在问题。党的纪律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新时代是党的纪律建设的时代境遇,但也带来诸多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挑战,如理想信念不牢固、政治不坚定等。第六章,阐释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体系的构建,具体包含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关系,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基本原则,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等内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将政治纪律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两学一做”深入开展党的纪律建设,并深化监督执纪各种形式,巩固党的反腐败成果,充分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功能。第七章,阐释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对策,如加强党内纪律教育;创新党的纪律教育方法;加强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加强纪律建设的监督机制等。总之,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需要着力深化和拓展与纪律建设相关的学术研究。相对而言,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党的纪律建设需要以问题为中心深入开展理论与实践层面研究,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经验。“无规矩,不成方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精力做好党的建设工作,并把党的纪律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将其上升至关乎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战略层次,充分表明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情况,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纪律建设,以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才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进而凸显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党的纪律建设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可靠保障,“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纪律和规矩是党内法规的主体内容,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就是要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树立各种高标准和严要求的行为规范,并将这些规矩内化为全体党员的政治认同,以实际行动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管党中央坚决与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且在重大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但党的纪律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依然任重而道远。
梅士伟[4]（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毛威[5]（2020）在《紧张理论视角下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研究》文中认为金融活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则是重中之重。近年来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所谓银行从业人员犯罪,是指其内部人员违背银行管理法规及相关规定,危害国家相关管理制度,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由于银行是重要的信用中介,其内部人员的犯罪对于金融秩序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引发了人们对自己经济安全的担忧。因此,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一类新兴的白领犯罪行为,纷纷立法对其进行规制。本文试图对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犯罪进行研究,通过引入紧张理论,试图分析我国银行人员犯罪的原因,以期对于银行从业人员的犯罪预防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概述,该部分对银行从业人员以及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了本文的研究犯罪。同时,重点对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特征从犯罪人方面、犯罪手段方面、被害性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二部分是阐述紧张理论。该部分首先对于紧张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概括。接着论述对紧张理论及其衍生理论包括制度性失范理论、相对剥夺理论、一般紧张理论。最后阐述了紧张理论对于分析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启示。第三部分是根据紧张理论对银行从业人员犯罪原因进行分析。通过以紧张理论为切入点,分别从宏观的制度和文化,以及微观的个人职业压力三方面分析了其犯罪原因。第四部分为预防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对策。根据第三部分以紧张理论为视角对于银行从业人员犯罪原因的分析,相应地分别从宏观的制度、文化两个维度,以及微观的个人层面提出预防对策,以便有效预防银行从业人员犯罪。
张朔[6]（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全国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两条平行的垂直监察机制,以监察机构和廉政制度为节点的监察网络,对党政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实施监管。中共的顶层设计颇为有力,但地方组织资源大都需服务于紧迫的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处于起步状态的监察板块遭到了一定忽视,无法从组织力量中汲取充足的营养,监察主体与监察客体的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对比略显悬殊。全国执政并非意味革命步入“安全区”,中共执政初期可谓外忧内患兼具,外有严酷的军事斗争和国际压迫,内部统一全国还在进行之中,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尚在摸索之中,因而迫切需要一批坚守先进性、纯洁性的共产党员,来引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时应对潜伏在国际局势上的种种危机。如何实现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即成为执政者所面临的一大考验。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首先以批评教育为主的整风运动提升干部质量,继而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中,以群众协同“作战”的形式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对新型经济贪腐行径实施有力打击。运动式反腐短暂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但并未根除贪腐难题,为了标本兼治,中共开始从制度建设着手,以监察体系建设来寻求解决之道。1954年至1955年间,人民监察委员会依照宪法更迭为监察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中共反腐模式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初步尝试。新成立的监委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监察模式,并切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双重领导”的全新领导体制。通过反腐机制的构建和党政监察机关的通力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时刻,根除了旧社会遗留的腐败毒瘤,构建了国内党内监督的新体系。
陈曦[7]（2020）在《税务系统廉政教育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税务系统廉政教育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税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当前,税务系统在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为有效的预防腐败,从源头遏制腐败的发生,严明税务系统工作纪律,廉政教育就尤为重要。分析税务系统廉政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并认真查摆原因,找出措施与路径,对于税务系统廉政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课题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相关理论概述,此部分厘清了廉政教育、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含义及相关理论依据,介绍了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基本原则,阐述了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意义;第三部分为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现状。从提高认识、完善制度、形成廉政文化方面介绍了税务系统廉政教育取得的成效;从廉政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廉政教育方式缺乏创新性、廉政教育工作队伍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廉政教育工作缺乏实效性方面分析了税务系统廉政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对廉政教育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廉政教育工作在执行中存在形式化问题、廉政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廉政环境有待优化角度论述了税务系统廉政教育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为加强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对策。主要从提升廉政教育思想认识、整合规范廉政教育的教育资源、完善廉政教育内容、创新廉政教育的方法的角度提出税务系统加强廉政教育的对策。
王娇杨[8]（2020）在《基于“免疫系统”论的政府审计治理腐败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对社会秩序稳定与政府效率具有巨大负面影响,其治理是世界性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监督合力。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腐体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性和全面性。新时期,强化政府审计对腐败的监督治理效能对于促进公共权力廉洁高效运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伴随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研究的深入,审计“免疫系统”论愈发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在治理机理和效应实证检验等方面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本文选取2008-2016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重点研究了政府审计“免疫系统”治理腐败的三种效应及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主要工作及创新为:（1）从“免疫系统”理论视角揭示了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的内在机理。在从审计预防、审计揭示、审计抵御三个维度解构“免疫系统”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审计揭示细分为审计揭露与审计展示,审计抵御细分为自身抵御与配合抵御,综合推演出审计治理腐败的三道防线及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实现对审计“免疫系统”治腐机理的系统解析,丰富和拓展了审计治理腐败研究的理论视角。（2）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的三种效应及其内在差异。构建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审计建议采纳率每提高1%,腐败程度下降0.132%。审计出具和报送报告每增加1%,腐败程度下降0.005%。审计移送处理落实事项每增加1%,腐败程度下降0.037%。说明政府审计对腐败具有预防、揭示、抵御三种效应。同时发现,相较审计揭示、抵御,审计预防对腐败程度治理作用更强;审计揭露只是反映腐败程度而不能直接治理,配合抵御腐败治理效应强于审计自身抵御。结论为强化政府审计“免疫系统”治腐功能提供了经验证据。（3）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了法律制度环境对政府审计的调节作用。回归发现:法律制度环境与审计预防、揭示、抵御的交互项系数均显着为负。说明法律制度环境对政府审计“免疫系统”的腐败治理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法律制度环境越完善,越利于审计“免疫系统”对腐败预防、揭示、抵御效应的发挥。这一发现为审计治腐法制化、审计治腐效能改进提供了实证支撑。（4）基于“免疫系统”视角,提出强化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的路径。首先,完善审计监督网络,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加强审计信息化、人员队伍建设,增强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其次,通过审计关口前移、健全建议采纳机制、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推进审计问责制、加强纪检监察等与审计协作等牢筑“三道防线”,形成审计治腐的预防、揭示、抵御协同效应。最后,完善审计治理腐败的法制环境,推进审计治理腐败法制化。
徐浩[9]（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梁娟[10]（2019）在《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家高压反腐的态势下,农村“蝇贪”之害仍然突出,甚至呈高发态势,基层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村干部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力量,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如何有效治理这类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是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对村干部犯罪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预测这类犯罪趋势的相关指标,梳理出刑事风险防控点,凸显应用法学领域研究方向;针对当前村干部犯罪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的实际,运用系统论和现代治理理论,构建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提出治理的目标、原则、结构、方法等,弥补当前对基层职务犯罪治理体系研究的不足;将程序主义法律观引入村民自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通过完善制度从根本上预防村干部犯罪;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探索村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有效控制村干部犯罪,对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风险、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遏制财经违纪 加强法制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遏制财经违纪 加强法制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起源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概念及逻辑体系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概念 |
| 一、纪律 |
| 二、党的纪律 |
| 三、党的纪律建设 |
| 第二节 党的纪律的类型与构成 |
| 一、党的纪律类型 |
| 二、党的纪律构成 |
| 第三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逻辑体系 |
| 一、党的纪律建设逻辑 |
| 二、党的纪律建设体系 |
| 第二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有关论述 |
| 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理论认识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内容和原则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基本形式 |
| 第二节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党的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课题 |
| 二、铁的意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根本特点 |
| 三、平等性和彻底性是执行党的纪律根本要求 |
| 第三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依据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 一、中共建党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初探期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发展期 |
| 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成熟期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 一、建国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创立及实践 |
| 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以前党的纪律建设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拨乱反正 |
|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 |
|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党面临的形势越严峻就越要坚守党的纪律 |
| 二、明确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遵循和执纪形态 |
| 三、优化党的纪律建设的惩戒方式与执行结构 |
| 四、彰显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治理功能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成就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 |
| 一、“纪律处分条例”修订概况 |
| 二、“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原则 |
| 三、“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目标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
| 二、“惩-教”结合的纪律建设实践新模式 |
| 第五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
| 一、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
| 二、党的纪律建设根本要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的环境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环境挑战 |
| 二、市场利益化带来的立场矛盾 |
| 三、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思想迷失 |
| 四、党情复杂化带来的内在困境 |
| 第三节 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思想堕落动摇党的理想信念 |
| 二、不讲党的纪律损害党的政治权威 |
| 三、纪律松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
| 四、不讲规矩污染党内政治生态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关系、原则和目标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建设要处理的主要关系 |
| 一、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 |
| 二、纪律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关系 |
| 三、党的纪律与党的组织建设的关系 |
| 四、纪律建设与作风建设的关系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 |
| 一、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
| 二、扞卫党的领导地位 |
| 三、永葆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进性 |
| 第七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加强党内纪律教育 |
| 一、坚定理想信念,突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纪律教育 |
| 二、抓好“关键少数”,强调以党内法规为根本的党内纪律教育 |
| 三、严明政治纪律,夯实以落实主体责任为内涵的党内纪律教育 |
| 第二节 创新党的纪律教育方法 |
| 一、传统培训方法与创新教育手段相结合的教育法 |
| 二、“零距离”警示教育与党性教育基地建设相结合的教育法 |
| 三、解决思想政治问题与个人问题相结合的教育法 |
| 第三节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 |
| 一、完善制度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 |
| 二、强化纪律执行,守住法规纪律底线 |
| 第四节 完善党的纪律建设的监督机制 |
| 一、构建党的纪律监督的内在动力机制 |
| 二、构建党内与党外两种纪律监督机制 |
| 三、构建党的纪律监督的考核评价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紧张理论视角下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概述 |
| 1.1 相关基本概念 |
| 1.1.1 银行从业人员 |
| 1.1.2 银行从业人员犯罪 |
| 1.2 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特征 |
| 1.2.1 犯罪人方面 |
| 1.2.2 犯罪手段方面 |
| 1.2.3 被害性方面 |
| 2 紧张理论的引入——作为分析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现象的工具 |
| 2.1 紧张理论诞生的历史背景 |
| 2.2 紧张及其衍生理论的主要观点 |
| 2.2.1 默顿的紧张理论 |
| 2.2.2 梅斯勒-罗森菲尔德模式:制度性失范理论 |
| 2.2.3 相对剥夺感理论 |
| 2.2.4 一般紧张理论 |
| 2.3 紧张理论的评价 |
| 2.4 紧张理论对于分析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启示 |
| 3 紧张理论视角下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犯罪原因分析 |
| 3.1 外部社会控制的弱化与银行内控制度建设的不足 |
| 3.1.1 外部社会控制的弱化 |
| 3.1.2 银行内控制度建设的不足 |
| 3.2 价值观念危机导致越轨行为 |
| 3.2.1 心理需求的不合理 |
| 3.2.2 银行从业人员相对剥夺感的生成 |
| 3.2.3 伦理道德的失范 |
| 3.3 银行从业人员的个人压力 |
| 3.3.1 压力对越轨行为的影响 |
| 3.3.2 银行从业人员职业压力的生成 |
| 4 紧张理论视角下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预防对策 |
| 4.1 制度层面 |
| 4.1.1 促进银行内部公平正义,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
| 4.1.2 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压缩金融犯罪空间 |
| 4.1.3 加强多方位监督管理,扩张金融犯罪调查权 |
| 4.1.4 优化社会控制效能,加强银行内控制度建设 |
| 4.2 文化层面 |
| 4.2.1 完善银行合规文化建设,谨防银行亚文化侵蚀 |
| 4.2.2 关注员工心理健康,营造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氛围 |
| 4.2.3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促进企业文化健康发展 |
| 4.3 个人层面 |
| 4.3.1 学会适应环境与压力管理 |
| 4.3.2 加强道德与业务学习,提升个人能力和素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选题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
| 1.4 研究方法 |
| 2 全国执政初期：反腐败问题的提出与初步措施 |
| 2.1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反腐败斗争与经验 |
| 2.2 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初期的“大环境”与“小环境” |
| 2.3 腐败问题的初显 |
| （一） 胜利带来的浮躁之风浮现 |
| （二） 贪污财物的问题初现端倪 |
| （三） 政权交替的混乱局面与少数高级干部的“堕落” |
| 2.4 监察机构的初步架设与不足 |
| 2.4.1 党、政、军监察机构的组建 |
| 2.4.2 监察主体与监察客体力量的不均衡 |
| 3 运动反腐：刮骨疗毒的“猛药” |
| 3.1 前奏：粮食困难、强迫命令与突击整风 |
| 3.2 引子：朝鲜战争、三年整党规划和增产节约运动 |
| 3.3 高潮：“三反”运动与“五反”运动 |
| 3.3.1 “三反”运动的开端 |
| 3.3.2 “运动下行”的阻力 |
| 3.3.3 运动式反腐的推进 |
| 3.3.4 迭起：“五反”运动 |
| 3.3.5 收缩、收尾与核查 |
| 3.4 运动反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
| 4 制度反腐：治腐模式的初步探索 |
| 4.1 从运动到监管：反腐败思想的过渡 |
| 4.2 治腐机制的重组 |
| 4.2.1 财经监察制度 |
| 4.2.2 人民监察制度 |
| 4.3 监察力量的充实 |
| 4.3.1 监察机关职能的强化 |
| 4.3.2 监察干部的补充 |
| 4.4 监察方法的变革 |
| 4.4.1 重点检查：围绕中心任务 |
| 4.4.2 监察机构的调适与协作 |
| 4.5 监察机构的再次整合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Ⅰ本人在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及获奖 |
| 致谢 |
（7）税务系统廉政教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依据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相关理论概述 |
| (一)相关概念 |
| 1.廉政 |
| 2.廉政教育 |
| 3.税务系统廉政教育 |
| (二)理论依据 |
| 1.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 |
| 2.中国共产党廉政思想 |
| 3.中国古代廉政教化实践 |
| (三)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基本原则 |
| 1.特定性原则 |
| 2.长期性原则 |
| 3.立体性原则 |
| (四)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意义 |
| 1.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 |
| 2.是依法治税的迫切需要 |
| 3.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
| 4.是加强税务系统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 |
| 三、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现状 |
| (一)税务系统廉政教育取得的成效 |
| 1.认识逐步提高 |
| 2.制度逐步完善 |
| 3.税务系统廉政文化逐步形成 |
| (二)税务系统廉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
| 1.内容缺乏针对性 |
| 2.方式缺乏创新性 |
| 3.教育队伍素养有待提升 |
| 4.工作缺乏实效性 |
| (三)税务系统廉政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
| 1.对重要性认识不足 |
| 2.执行中存在形式化问题 |
| 3.体制机制不完善 |
| 4.廉政环境有待优化 |
| 四、加强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对策 |
| (一)提升税务系统廉政教育思想认识 |
| 1.要强化党领导一切的思想理念 |
| 2.要坚决贯彻党委领导的中心地位 |
| 3.要深化岗位廉政教育 |
| 4.实践中要注意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
| (二)整合规范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教育资源 |
| 1.加强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
| 2.加快综合信息化平台建设 |
| 3.充分利用多层面、多级别的廉政教育培训学习 |
| (三)完善税务系统廉政教育内容 |
| 1.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
| 2.加强相关法纪条规教育 |
| 3.加强税务系统警示教育 |
| 4.加强税务干部道德教育 |
| (四)创新税务系统廉政教育的方法 |
| 1.开设廉政教育税务系统内网课堂 |
| 2.开展与税务工作相关的体验式廉政教育 |
| 3.运用税务系统特殊案例开展廉政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8）基于“免疫系统”论的政府审计治理腐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审计“免疫系统”研究 |
| 2.1.1 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及特性 |
| 2.1.2 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内在结构 |
| 2.2 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 |
| 2.2.1 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特性 |
| 2.2.2 政府审计治理腐败方式 |
| 2.3 法律制度环境与腐败治理 |
| 3 基于“免疫系统”论的政府审计治理腐败机理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免疫系统理论 |
| 3.1.2 国家治理理论 |
| 3.1.3 制度理论 |
| 3.1.4 综合理论模型 |
| 3.2 政府审计“免疫系统”与腐败治理 |
| 3.2.1 审计预防与腐败治理 |
| 3.2.2 审计揭示与腐败治理 |
| 3.2.3 审计抵御与腐败治理 |
| 3.2.4 三种功能治腐的差异性 |
| 3.3 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 4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取及测度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模型构建 |
| 4.3.1 政府审计与腐败程度的联立方程模型 |
| 4.3.2 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模型 |
|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检验 |
| 5.3 平稳性与协整检验 |
| 5.3.1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
| 5.3.2 模型协整检验 |
| 5.4 联立方程模型的识别 |
| 5.5 回归分析 |
| 5.5.1 联立方程模型回归分析 |
| 5.5.2 调节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政府审计与腐败程度 |
| 5.6.2 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
| 6 强化政府审计“免疫系统”治理腐败的路径 |
| 6.1 健全审计监督网络,增强审计“免疫系统”治腐功能 |
| 6.1.1 推进审计全覆盖 |
| 6.1.2 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 |
| 6.2 牢筑三道防线,形成审计“免疫系统”治腐协同效应 |
| 6.2.1 提升审计腐败预警能力,强化审计治腐“预防效应” |
| 6.2.2 加大腐败查处与公开力度,强化审计治腐“揭示效应” |
| 6.2.3 重视审计整改与联合反腐,强化审计治腐“抵御效应” |
| 6.3 加强法制环境建设,推进审计治理腐败法制化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与述评 |
| 1.2.1 研究综述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框架与内容 |
| 1.4.1 基本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村干部犯罪的现状与成因 |
| 2.1 村干部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村干部的概念 |
| 2.1.2 村干部的特征 |
| 2.2 村干部犯罪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
| 2.2.1 村干部犯罪的概念 |
| 2.2.2 村干部犯罪的特征 |
| 2.2.3 村干部犯罪的分类 |
| 2.3 村干部犯罪的现状 |
| 2.3.1 村干部犯罪的总体情况 |
| 2.3.2 村干部犯罪的特点 |
| 2.4 村干部犯罪的成因 |
| 2.4.1 村干部犯罪的主观原因 |
| 2.4.2 村干部犯罪的客观原因 |
| 第3章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现状 |
| 3.1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理念 |
| 3.1.1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概念 |
| 3.1.2 村干部犯罪治理理念的形成 |
| 3.2 村干部犯罪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 |
| 3.2.1 村干部犯罪治理方式的演变 |
| 3.2.2 村干部犯罪惩治主体的演变 |
| 3.2.3 村干部犯罪治理中的社会参与 |
| 3.3 村干部犯罪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村干部犯罪治理缺乏系统性 |
| 3.3.2 村级监督机制不健全 |
| 3.3.3 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 |
| 3.3.4 教育和保障制度不完备 |
| 3.3.5 信息技术利用不充分 |
| 3.3.6 国家惩治力度不够大 |
| 3.3.7 社会力量参与不充足 |
| 3.4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环境 |
| 3.4.1 政治环境 |
| 3.4.2 经济环境 |
| 3.4.3 文化环境 |
| 3.4.4 科技环境 |
| 第4章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经验 |
| 4.1 我国古代职务犯罪治理的主要举措 |
| 4.1.1 严刑峻法 |
| 4.1.2 道德教化 |
| 4.1.3 注重管理 |
| 4.1.4 强化监督 |
| 4.2 我国古代职务犯罪治理的有益经验 |
| 4.2.1 注重惩防结合 |
| 4.2.2 加强对官员的管理 |
| 4.2.3 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 |
| 4.3 国际社会职务犯罪治理的主要举措 |
| 4.3.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主要治理措施 |
| 4.3.2 境外职务犯罪治理的主要举措 |
| 4.4 国际社会职务犯罪治理的有益经验 |
| 4.4.1 完善反腐败立法 |
| 4.4.2 执行信息公开制度 |
| 4.4.3 完善其他配套制度 |
| 第5章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总体设计 |
| 5.1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目标与原则 |
| 5.1.1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目标 |
| 5.1.2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原则 |
| 5.2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结构 |
| 5.2.1 预测体系 |
| 5.2.2 预防体系 |
| 5.2.3 惩治体系 |
| 5.3 村干部犯罪治理的方法 |
| 5.3.1 一体推进 |
| 5.3.2 明确重点 |
| 5.3.3 保持开放 |
| 第6章 村干部犯罪的预测体系 |
| 6.1 村干部犯罪的预测方法 |
| 6.1.1 经验预测方法 |
| 6.1.2 科学预测方法 |
| 6.2 村干部犯罪的预测内容 |
| 6.2.1 村干部犯罪发展趋势 |
| 6.2.2 村干部犯罪主体预测 |
| 6.2.3 村干部犯罪类型预测 |
| 6.2.4 村干部犯罪领域预测 |
| 6.3 村干部犯罪的预测指标 |
| 6.3.1 首要指标 |
| 6.3.2 主要指标 |
| 6.3.3 参考指标 |
| 6.4 村干部犯罪的预警机制 |
| 6.4.1 廉情预警机制 |
| 6.4.2 资金异动预警机制 |
| 第7章 村干部犯罪的预防体系 |
| 7.1 村干部犯罪的制度预防 |
| 7.1.1 协商民主制度 |
| 7.1.2 非正式制度 |
| 7.1.3 村务公开制度 |
| 7.1.4 村级财务制度 |
| 7.2 村干部犯罪的监督预防 |
| 7.2.1 基层政府监管 |
| 7.2.2 纪检监察监督 |
| 7.2.3 村级内部监督 |
| 7.2.4 社会组织监督 |
| 7.3 村干部犯罪的教育预防 |
| 7.3.1 廉洁教育 |
| 7.3.2 法治教育 |
| 7.4 村干部犯罪的保障预防 |
| 7.4.1 选任机制 |
| 7.4.2 待遇保障 |
| 第8章 村干部犯罪的惩治体系 |
| 8.1 村干部犯罪的查办 |
| 8.1.1 线索来源渠道 |
| 8.1.2 查办案件重点 |
| 8.1.3 快查快结机制 |
| 8.1.4 协作配合机制 |
| 8.2 村干部违纪违法的惩治 |
| 8.2.1 四种形态的运用 |
| 8.2.2 罪与非罪的界限 |
| 8.3 村干部犯罪的刑事惩治 |
| 8.3.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 |
| 8.3.2 此罪与彼罪的区分 |
| 8.3.3 量刑指导意见的细化 |
| 8.3.4 刑罚执行的社会化 |
| 8.4 村干部犯罪惩治的立法完善 |
| 8.4.1 严密法网 |
| 8.4.2 完善刑罚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遏制财经违纪 加强法制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D]. 冯麒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4]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5]紧张理论视角下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研究[D]. 毛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D]. 张朔. 武汉纺织大学, 2020(07)
- [7]税务系统廉政教育问题研究[D]. 陈曦. 渤海大学, 2020(05)
- [8]基于“免疫系统”论的政府审计治理腐败路径研究[D]. 王娇杨. 陕西科技大学, 2020(02)
- [9]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10]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D]. 梁娟. 南昌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