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论文文献综述)
李娜[1](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认为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张东昊[2](2021)在《阿克顿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阿克顿勋爵是19世纪英国最着名的史学家之一,他的箴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世人所熟知。他将毕生精力倾注于自由主义及其历史的研究,始终坚守传统自由史观以及历史研究中的道德观与客观性这一基本史学观念,并从时代出发,对欧美国家自由主义实践以及民族主义性格进行反思、总结与警示,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史。同时,阿克顿亦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这不仅体现在他所强调的历史与政治分而治之的超然性治史态度上,还在于其坚持根植史料、不偏不倚的科学性撰史原则,并内化之为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操守。本文将对阿克顿的自由主义史观进行评析,从历史观的角度阐述自由与历史之间的契合与联系,探讨其史学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实践,进而对其史学思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本文由四章内容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并重点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第一章从阿克顿的生活时代、人生经历与史学轨迹、思想背景与来源三方面来探究其史学思想发展与演变的进程。第二章围绕阿克顿的自由史观展开论述,通过梳理自由与观念、自由与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之间的脉络与联系,归结出自由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与延续性的特征,即“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主线”。第三章阐述阿克顿的史学观念,从其对于历史研究以及史学发展的态度中总结出道德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史学思想特征。第四章力图对阿克顿的史学思想进行定位与评价,并进一步阐释其史学思想中的现实价值。作为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学者中的典范史家与近代历史学科学化的实践示范,阿克顿的史学研究取得了举足轻重的成就,具有重要理论贡献,突显了19世纪英国历史学界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学术脉络与思想内涵、史学观念取向与史学理论模式,更加映衬出阿克顿本身的人格魅力、学术禀赋与治学风格,彰显了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群体的职业理想与社会责任、史学意识与现实关怀。
季婧[3](2021)在《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理查德·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是对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观点,在学界未形成一致共识。罗蒂文学文化观与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探索,因此它也是罗蒂思想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思想新的维度和视角,对于中国学界对文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罗蒂文学文化观概念的释义为起点描摹出文学文化观的整体面貌,进而将文学文化观置于后哲学文化思想和新实用主义的维度进行探究。罗蒂的文学文化观主张摒弃哲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向感性叙事,在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在隐喻和反讽的作用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让所有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事物都具有呈现出新面目的可能性。罗蒂的文学文化观是对文学意义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也是罗蒂对在哲学之后的世界只能由文学来拯救的希望的寄托。罗蒂看重文学的人文主义功能,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主张人们能够通过想象力提升个体的敏感性以增进对他人的同情,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公平正义。绪论部分概述了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流变情况,对罗蒂思想整体研究及对文学文化观思想的现状做出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以罗蒂文学文化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罗蒂秉持后现代的立场,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不妥协,时刻保持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让他的思想繁杂而深厚。从这些复杂的思想中抽丝剥茧,笔者分析了罗蒂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目的,将文学文化观作为罗蒂思想的杠杆,同时指出近来文学作为一门兼具审美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学科学术地位一直处于跌宕起伏之中,罗蒂能够回归传统,将救赎的道路指向文学的方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章开宗明义,对“文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追溯,首先概括了文学文化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提出在罗蒂营造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文化”,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种类,而相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它并不更加高级,这就明确了罗蒂对于文学的看法:既将哲学之后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又并不赋予文学以超乎其他学科的特权。罗蒂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以政治代替科学,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系统阐释了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罗蒂用彻底的偶然性立论,解构了传统哲学当中人心、自我、本质、普遍和必然等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依据。进而揭示了罗蒂眼中文学的价值,文学通过展现人生当中偶然的事件来描述一个偶然的世界,从而发现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抛弃了确定的世界本质和永恒的人性基础之后,人生仍然是有趣、可爱、值得过的,因此文学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人生的激励。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化,他对“想象力”做出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道德想象力”。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形式,比哲学和理论更能够直接展现出个体和种族所遭受的“残酷”,因此奥威尔和狄更斯在罗蒂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学家擅长运用反讽的手段,不断对自己的“终极语汇”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经过反讽主义者的改造,文学文化的功能得以体现,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使人们获得“自律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和私人完美。第四章着重梳理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的思想渊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直接脱胎于古典实用主义,而是在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基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本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经验”的强调,转而投向“语言”,主张在“后哲学”的语境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最后点明了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偶然的自我认知观以及“真理即隐喻”的语言观。第五章主要对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对中国学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进行了总结。罗蒂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有效消解,但他并不提倡“亦此亦彼”彼此兼容,而是主张将对立项的区分进行消解,让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为一。罗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关注有余,而对文学文本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则研究不足,尽管罗蒂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文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极大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从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讲,作为与哲学、科学和宗教相平行的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运作规律,罗蒂不应当对这些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所谓“本质”的规律视而不见,而只是单单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抹煞了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价值。
蔡拓[4](2020)在《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该理论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现实特别是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全球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的博弈提出的。这一博弈表明顽固地恪守全球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理念与价值无助于国际关系的平稳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前行,只有通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理性定位、协调与融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可以概括为四个向度的理论内涵,即全球主义的观照与驱动、国家主义的基点与目标、历史主义的尺度与过程以及理想主义的关怀与追求。其理论逻辑在于高扬全球主义的起点,注重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互动、磨合和协调的过程,明确国家主义的目标,从而实现新质的起点、务实的过程、现实关怀的目标三者的统一以及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实践价值主要包括四点:一是有助于矫正全球化的失误与偏颇,坚守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大方向;二是有助于促进全球治理原则以及体系的反思与重建;三是有助于破除国家崇拜,遏制非理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狂潮;四是有助于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总之,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力图打破政治的二元思维定式,倡导整体政治观、整体价值观与整体政治哲学。
王霞[5](2020)在《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迪·格林是当代英国着名的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以“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研究而享盛誉,并成为较早探讨全球化时代教育问题的教育学者。安迪·格林的教育哲学理论体现了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核的有机结合。格林围绕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及其辩证运动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进一步推进了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哲学真正的功能就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成为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现实出发点。全球化与教育的趋同性诞生了“教育全球化”的神话,动摇了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存在论根基;后现代与教育的非理性宣扬教育个性化的论调,削弱了国民教育系统的合法性基础;新自由主义与教育的市场化倡导教育私有化与竞争化,冲击了国家教育的公共性与权威性。面对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与现实教育危机,格林坚持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是教育反思的重要途径。围绕“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格林通过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观、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以及英国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论与成人教育思想等理论观点,阐述了教育的民族国家性、阶级统治性、意识形态性、结构功能性以及潜在解放性等特征,逐渐建构了整体性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教育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逻辑起点。格林指出,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体现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控制的基本方式。教育并非强制的控制过程,而是统治集团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转化”为社会的一般利益,从而教化人们认同当前统治秩序的过程。同时,格林也指出,教育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教育活动有自己特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逻辑,并不完全受制于统治阶级利益,也是被统治阶级反抗阶级统治、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因此,教育的意识形态具有驯服性和解放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格林指出了教育意识形态内部的基本矛盾,即教育内容的同质性与多样性矛盾、教育对象中精英与大众的分离以及教育主体中个体与国家的博弈,并对当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如教育的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教育观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格林主张教育的多样化以塑造多元的文化主体和公民身份,提倡教育的大众化以提升底层民众的文化素质与社会地位,倡导教育主体的国家化以推进教育行为的公共性与公平性。国民教育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重要理论主体,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过程,是教育政治化的路径。国民教育是国家用公共资金为普通的民众提供的、正式的、并要求民众强制接受的学校教育,体现了教育政治性的基本逻辑:即教育是为了使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使他们成为好公民。格林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国民教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批判了辉格论起源、结构功能主义起源、生产关系起源、韦伯冲突起源论等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揭示出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的时序同构关系,阐释了国民教育制度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不均衡等特点。尤其是深入到英、法、美、德等国家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中,剖析了教育与国家政权、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因素相结合而呈现的独特的国家特征;也揭示了国民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国家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凝聚理论是格林对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时代阐释,也是其批判哲学的价值目标。在格林看来,社会凝聚是指整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人通过依赖共识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状态,既表征一种整体的社会关系,又与国家的制度息息相关。格林分析并批判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思想、不同制度模式的社会凝聚类型以及教育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格林界定了社会凝聚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维度,强调了社会凝聚的国家维度、个体维度以及价值维度的表征。分配平等与社会包容、主体自由与政治参与以及合法性的社会共识等都成为社会凝聚的重要因素。最后,格林阐释了教育作为“修复社会裂缝的社会粘合剂”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消除教育不平等、重建国家认同与建构多元文化认同,以实现当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教育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教育实践,这就需要实行有效的实践方式与实践手段。格林从公共教育制度、国家课程、职业和技术教育与终身学习等四个方面建构了当代教育的实践方式。格林主张建构公共教育制度,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市场化与“择校”行为,拒绝选拔性的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实现教育分配的平等,以促进社会正义和团结的实现。在国家课程方面,既要体现民族文化与价值的主导意识,也要突破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建立具有多元包容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方面,格林强调“国家和社会和作者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的作用”,通过生产活动实现个体的发展与解放。终身学习是自我建构的主要方式,格林倡导平等主义体系下的终身学习模式以及普遍的成人学习机会,并强调通过社会包容的国家福利制度、收入均等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政治文化精神的社会化而实现。全球化时代,公共教育困境的出现与教育危机的日益严重化,格林坚持从“教育与国家”的宏观视角出发,笔力深厚的批判了各种意识形态思潮,重点强调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重新论证了国民教育存在的必要性、深入揭示了教育活动的社会凝聚性、全面界定了当今教育实践活动的可行性,为人们正确认知与分析当代教育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也给我们的教育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格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追溯教育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及其演化的历史过程,并将其运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解读,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内涵。格林重点关注了由于分配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提出了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教育使命,有利于我们在国家的语境内更好的审视教育之于个体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格林着眼于宏观的研究方法,较好的避免了个人主义方法论所产生的“生态谬误”,并为其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数据与支撑。当然,格林的教育思想也有难以克服的不彻底性,如坚持了社会生活的优先性,忽视了个体存在的意义;触及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冲突,论证了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涉及更为本源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但是却没有对其根源——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行批判,而是拘泥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语境,预设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法性,诉诸更加平等的国家政策与教育制度。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批判其理论糟粕,借鉴其理论是可用之处。我们要加强国家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理顺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认同感与国家民族凝聚力。我们要认识到,教育不仅是维护社会的秩序,更重要在于建构和培养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推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
吴凯[6](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张海成[7](2020)在《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文中研究说明卡尔·波兰尼是从经济思想史入手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过程的。他通过对早期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分析,阐明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生活本来是嵌含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屈从于市场之下,这就形成了社会与市场的博弈。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为条件,这是人类不幸的开端。为使人和社会免遭市场的摧残,自发的社会保护应运而生。所以波兰尼认为市场永远无法完全脱嵌于社会,纯粹的自律性市场就是一个乌托邦。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所形成的双向运动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灾变,法西斯主义兴起就是因为其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是缘于国际制度的损坏,以及由市场经济无节制扩张所导致的种种社会灾难。波兰尼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手段,这个问题将无法解决,而政府的手段不可避免地运用政治权力将自由市场经济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同时,为防止极权主义产生,必须要为扩大民主治理而进行斗争。因为政治权力与被赋予民主权力的公民相结合,才是对抗市场无情扩张的最佳制衡力量。波兰尼也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和道德危机。他认为对自由、民主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塑造是社会危机的真正出路。波兰尼运用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剖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孟翊洁[8](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提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陶诚[9](2020)在《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与现代性问题》文中认为斯宾格勒是着名的历史哲学家。“形式”正是他的历史理论之中的核心观念。斯宾格勒将历史之中的要件称作“形式”。斯宾格勒把他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形态学”,其意思就是“对于历史之形式的研究”。在斯宾格勒的描述之下,历史就是形式的诞生、发展直至死亡的历程。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是文化。斯宾格勒又把历史描述为文化的命运历程。本文的研究基于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探讨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斯宾格勒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具体而言,本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追溯“形式”在各个哲学理论之中的含义,并综合得出斯宾格勒的历史理论中的形式观念的含义。其中,本章重点揭示形式的有界性、内在性、有机性和历史性的意义。本章得出:斯宾格勒理论中的形式首要地是心灵中的感性要件所结合起来的内在形式,这种内在形式外在地表现为有机的历史。第二部分针对形式观念所蕴含的理论内涵进行分析,并导出历史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哲学这三条理论进路。简而言之,斯宾格勒笔下形式的自发生成和自行发展,就是历史主义中的“历史是个体性的发展”的观念,也就是演化论自由主义视角之下的“自由是自发自生、自行演化的权利规则和秩序”的观念,也就是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文化是社会要件通过个体心灵所形成的有机整体”的观念。而这三种理论共同导向了对于现代性之主体性理性的唯理主义倾向的批判。第三部分在斯宾格勒的对历史的描述中提取他的现代性批判。笔者发现,他把现代性进程描述为“无形式化”的进程。它的根源在于心灵中内在形式感的解体,内在地表现为主体性理性对于心灵的宰制,外在地表现为社会的原子化和失序状态。在精神上,理性的无形式化导向怀疑主义,信仰的无形式化导向对权力的崇拜。第四部分探讨基于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的政治。他笔下的政治形式表现为权利之间界限的明确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现代政治以集权破坏了形式之保存所需要的分权与法治的原则,从而导致了政治形式的解体。它的最终结果是由人造的形式取代天然的形式,造成了“凯撒主义”式的极权状况。第五部分探讨基于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的艺术和审美。其中,他把艺术形式描述为在根本上是对于文化的内在原初形式,即“原始象征”的实现。而在完成了这一内在的原初形式之后,艺术就开始进入“无形式化”的进程中。他指出,现代艺术在本质上是死去的艺术,而现代审美是偏好于无形式之物的审美。
杜海涛[10](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二、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论文提纲范文)
(1)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
2.1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
2.1.1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 |
2.1.2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变化 |
2.1.3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受到质疑 |
2.1.4 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 |
2.1.5 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困境的折射 |
2.2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2.2.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
2.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2.2.3 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 |
2.2.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 |
2.2.5 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
第3章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两阶段说的评判 |
3.1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 |
3.1.1 “科学—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还原为“理性—谬误”对立论 |
3.1.2 “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分析模式还原为“实践功能” |
3.1.3 “物化”分析模式还原为“科学与知识”维度 |
3.2 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 |
3.2.1 精英与公众的历史性分裂 |
3.2.2 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间脱节 |
3.2.3 个人主观意识形态与外部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对抗 |
3.2.4 主体真实表达与语言异化产生的压抑性对立 |
第4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 |
4.1 反思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 |
4.1.1 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 |
4.1.2 存在历史主义主客体的无限相对化 |
4.1.3 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内在矛盾 |
4.1.4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之名” |
4.2 论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 |
4.2.1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 |
4.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重新释义 |
4.2.3 文化与经济的联结 |
4.3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原则 |
4.3.1 总体性原则 |
4.3.2 辩证性原则 |
4.3.3 历史性原则 |
4.4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三重视域” |
4.4.1 政治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4.4.2 社会观的分析模式 |
4.4.3 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第5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自我运用 |
5.1 文化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解释学 |
5.1.1 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分期的符码转换 |
5.1.2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三阶段论 |
5.1.3 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内容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批判 |
5.2.1 资本的扩张逻辑 |
5.2.2 镜像化的统治逻辑 |
5.2.3 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 |
5.3 认知绘图策略: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
5.3.1 认知绘图的范围界定 |
5.3.2 认知绘图的功能 |
5.3.3 认知绘图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
第6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
6.1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 |
6.1.1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
6.1.2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 |
6.1.3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 |
6.2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局限 |
6.2.1 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 |
6.2.2 “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失偏颇 |
6.2.3 认知绘图策略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性 |
6.3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
6.3.1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6.3.2 有助于严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 |
6.3.3 有助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阿克顿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阿克顿与他的时代 |
第一节 阿克顿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 |
第二节 自由主义时代下的英国与世界 |
第三节 阿克顿时代的政治思潮 |
第二章 阿克顿的自由史观 |
第一节 自由与观念 |
第二节 自由与国家 |
第三节 自由与历史 |
第三章 阿克顿的史学观念 |
第一节 史学的道德观 |
第二节 史学的客观主义 |
第三节 史学的科学性原则 |
第四章 阿克顿史学思想的定位与评价 |
第一节 折中的自由主义思想 |
第二节 对阿克顿史学思想的评价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生平经历 |
二、思想流变 |
三、研究综述 |
(一)罗蒂思想研究现状 |
(二)罗蒂文学文化观研究现状 |
四、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点 |
五、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罗蒂的文学文化观释义 |
一、文学文化的演进——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
二、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与救赎真理相呼应 |
三、文学文化的双重含义——以人文主义乌托邦为视角 |
四、文学文化中的文学批评——从黑格尔到反讽主义者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 |
一、以偶然性为基础 |
(一)语言的偶然性 |
(二)自我的偶然性 |
(三)自由社会的偶然性 |
二、以想象力为立足点 |
(一)何谓想象力 |
(二)想象力的三维界定 |
三、以反讽为重要手段 |
(一)反讽主义者与形而上学家 |
(二)反讽主义的两种典型 |
四、在自我中心中获得救赎 |
(一)以文学阅读巩固自律的自我 |
(二)以小说阅读代替宗教崇拜 |
(三)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平等对话 |
五、在道德伦理中实现社会团结 |
(一)特里林的道德现实主义 |
(二)罗蒂与玛莎·努斯鲍姆 |
(三)文学的自主性与公共性 |
六、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罗蒂文学文化的时代之维——新实用主义 |
一、对古典实用主义承续与“反叛” |
(一)古典实用主义的来源 |
(二)杜威和詹姆斯的启示 |
(三)古典实用主义的式微与蜕变 |
二、后现代转向与欧陆思想的影响 |
(一)与尼采权力意志的勾连 |
(二)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强误读 |
(三)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寻找灵感 |
三、语言学转向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冲击 |
(一)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契合 |
(二)继承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 |
(三)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的同构 |
四、新实用主义中的文化立场 |
(一)在种族中心主义者与“文化左派”之间 |
(二)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罗蒂后哲学文化的文学文化观的价值 |
一、化解“非此即彼”的定势思维 |
二、承袭人文主义的批判智慧 |
三、区分公共和私人领域 |
四、罗蒂文学文化观的问题与局限 |
五、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一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概念 |
(一)全球主义的概念与要义 |
(二)国家主义的概念与要义 |
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博弈 |
(一)全球主义的高歌猛进(1991—2000年) |
(二)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僵持(2001—2010年) |
(三)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2011—2020年) |
三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解读 |
(一)全球主义的观照与驱动 |
(二)国家主义的基点与目标 |
(三)历史主义的尺度与过程 |
(四)理想主义的关怀与追求 |
(五)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理论要素、特征与逻辑 |
四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实践价值 |
(一)矫正全球化的偏颇与失误,坚守全球化的大方向 |
(二)促进全球治理原则与体系的反思与重建 |
(三)破除国家崇拜,遏制非理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狂潮 |
(四)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 |
五结论 |
(5)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安迪·格林学术简介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提出 |
1.1 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 |
1.1.1 教育全球化的神话 |
1.1.2 教育非理性化的盛行 |
1.1.3 教育市场化的滥觞 |
1.2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
1.2.1 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观 |
1.2.2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
1.2.3 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 |
1.2.4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批判与成人教育理论 |
1.3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建构 |
小结 |
第二章 逻辑起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
2.1 教育的本质是意识形态 |
2.1.1 教育的社会性与阶级性 |
2.1.2 教育的普遍性与虚假性 |
2.1.3 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性 |
2.2 教育意识形态的驯服性和解放性 |
2.3 教育意识形态的内部矛盾 |
2.3.1 教育内容中同质性与多样性的矛盾 |
2.3.2 教育对象中精英与大众的分裂 |
2.3.3 教育主体中个体与国家的博弈 |
2.4 当代教育意识形态批判 |
2.4.1 教育全球化理念批判 |
2.4.2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批判 |
2.4.3 新自由主义教育观批判 |
小结 |
第三章 理论主体:国民教育 |
3.1 批判国民教育制度的传统起源 |
3.1.1 辉格论起源批判 |
3.1.2 结构功能主义起源批判 |
3.1.3 生产关系起源批判 |
3.1.4 韦伯冲突论起源批判 |
3.2 揭示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的关系 |
3.2.1 “国家形成”是国民教育制度的现实语境 |
3.2.2 国民教育制度体现国家干预教育的合法性 |
3.2.3 国民教育制度表现“国家形成”的差异性 |
3.3 分析国民教育的独特性原因 |
3.3.1 政权性质 |
3.3.2 社会结构 |
3.3.3 文化因素 |
3.4 揭示国民教育的历史功能:民族认同 |
3.4.1 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 |
3.4.2 帝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民族认同 |
3.4.3 战后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 |
小结 |
第四章 价值目标:社会凝聚 |
4.1 追溯社会凝聚的思想来源 |
4.1.1 自由主义:自然和谐 |
4.1.2 共和主义:分工团结 |
4.1.3 浪漫保守主义:文化团结 |
4.2 批判社会凝聚的制度类型 |
4.2.1 自由体制 |
4.2.2 社会市场体制 |
4.2.3 社会民主制度 |
4.2.4 东亚模式 |
4.3 澄清社会凝聚的内涵与维度 |
4.3.1 社会凝聚的内涵 |
4.3.2 社会凝聚的国家维度:分配平等与社会包容 |
4.3.3 社会凝聚的个体维度:相对的自由与政治参与 |
4.3.4 社会凝聚的价值维度:合法性共识 |
4.4 发挥教育对社会凝聚的建构功能 |
4.4.1 消除教育的不平等 |
4.4.2 通过教育推进国家认同 |
4.4.3 以宽容教育建构多元文化认同 |
小结 |
第五章 实践旨趣: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
5.1 推行公共教育制度 |
5.1.1 反对“择校”与市场化,强化政府的教育责任 |
5.1.2 反对选拔性的教育制度,施行综合性教育制度 |
5.2 发展国家课程 |
5.2.1 民族文化的内核 |
5.2.2 公民教育课程 |
5.3 兴办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
5.4 践行终身学习机制 |
5.4.1 终身学习的意义 |
5.4.2 终身学习的社会模式 |
小结 |
第六章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评价 |
6.1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价值 |
6.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 |
6.1.2 凸显了社会平等与正义的教育使命 |
6.1.3 展现了方法论的宏观性与规范性 |
6.2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局限 |
6.2.1 个体主体性的忽视 |
6.2.2 教育批判的不彻底性 |
6.3 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的启示 |
6.3.1 重视国家的主导作用 |
6.3.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
6.3.3 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 |
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安迪·格林主要学术成果 |
附录二 安迪·格林关于教育、平等与社会凝聚调查节选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四、核心理念 |
五、莫里斯·多布的学术历程 |
第一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1.1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 |
1.1.1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
1.1.2 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 |
1.1.3 《资本论》理论价值再考察 |
1.2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反思 |
1.2.1 对列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客观评价 |
1.2.2 以经济计划性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1.3 融合近代经济学传统 |
1.3.1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和批判 |
1.3.2 传承与发展经验主义传统 |
1.4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总体理论环境 |
1.4.1 人民阵线运动的时代契机 |
1.4.2 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功用 |
1.4.3 1956年危机的历史影响 |
小结 |
第二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2.1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2.1.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 |
2.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2.1.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 |
2.2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 |
2.2.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或商业形式 |
2.2.2 资本主义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制度 |
2.2.3 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暂时性 |
2.3 以经济与政治双重演进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 |
2.3.1 市场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表征 |
2.3.2 政府与市场的理性组合模式 |
2.3.3 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分析 |
小结 |
第三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 |
3.1 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
3.1.1 作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 |
3.1.2 作为哲学立场的意识形态 |
3.2 阶级意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反映 |
3.2.1 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3.2.2 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促进 |
3.2.3 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 |
3.3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 |
3.3.1 商业化模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掩饰 |
3.3.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展现 |
3.3.3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 |
小结 |
第四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 |
4.1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哲学基础 |
4.1.1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
4.1.2 否定之否定原则 |
4.2 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辩护 |
4.2.1 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历史意义 |
4.2.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 |
4.2.3 集中管理与分散决策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合理设想 |
4.3 对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 |
4.3.1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必须认真总结 |
4.3.2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现实可行的 |
4.3.3 落后国家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
小结 |
第五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 |
5.1 现代化国家治理职能的主要内涵 |
5.1.1 坚持国家的治理主体地位 |
5.1.2 坚持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相结合 |
5.2 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增强 |
5.2.1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能力悖论 |
5.2.2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家能力的弱化与重构 |
5.2.3 工人自治作为改善国家治理效果的可行模式 |
5.3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 |
5.3.1 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 |
5.3.2 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客体价值 |
5.3.3 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同价值 |
小结 |
第六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和评价 |
6.1 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6.2 深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识 |
6.3 整体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
6.4 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规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
(7)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二、波兰尼生平及《巨变》的写作背景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论文的主要观点、难点、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波兰尼视野下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 |
第一节 均势制的失败与和平的终结 |
一、百年和平与均势制度 |
二、国际金融与战争危机 |
第二节 金本位制的崩溃与重建 |
一、金本位制的崩溃 |
二、金本位制重建的失败 |
第三节 自律性市场制度的瓦解 |
一、自律性市场制度的概念 |
二、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博弈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 |
第一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和市场的起源 |
一、早期社会的经济制度 |
二、市场的本质及其起源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
一、资本主义经济进步的反人类本质 |
二、市场要素的商品化过程 |
三、贫穷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
四、经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 |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变迁 |
一、阶级利益不能解释历史 |
二、社会灾难及其文化根源 |
三、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波兰尼与马克思的思想比较 |
一、波兰尼对马克思的曲解 |
二、波兰尼与马克思批判思想的不同之处 |
三、波兰尼与马克思批判思想的趋同之处 |
第二节 波兰尼对凯恩斯的超越 |
一、凯恩斯的新经济思想 |
二、波兰尼对凯恩斯新经济思想的修正 |
第三节 波兰尼对哈耶克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 |
一、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之争 |
二、奴役之路还是自由之路?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现实观照 |
第一节 社会现实与波兰尼的社会理想 |
一、20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
二、波兰尼基于社会现实的哲学转向 |
三、波兰尼经济共同体思想的现实意义 |
第二节 当代社会反制市场经济扩张的必要性 |
一、反制市场的现实力量 |
二、计划其实无处不在 |
三、当代社会反向运动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国际新秩序展望 |
一、新自由主义企图建立国际秩序的失败 |
二、当代国际新秩序的展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局限 |
第一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原创性 |
一、波兰尼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
二、“嵌入”和“脱嵌”概念的意义 |
三、“双向运动”思想的原创性 |
第二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
一、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二、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
三、分层和分类整合原则 |
第三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
一、对概念的建构存在模糊性 |
二、对历史的解释缺乏准确性 |
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20世纪历史话语中的记忆问题相关研究 |
(二)纳粹大屠杀及其记忆研究 |
三、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现代历史话语下记忆的兴起 |
一、20世纪记忆在历史学中兴起的背景 |
(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与挑战 |
(二)“宏大叙事”的解体与历史学的碎片化、私化 |
(三)多元化的历史 |
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
(一)区分与对立 |
(二)联系与相互作用 |
(三)历史与记忆的共同指向 |
三、大屠杀记忆:历史学对记忆重新关注的焦点 |
(一)集体记忆 |
(二)创伤记忆 |
(三)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与特性 |
一、战后初期(1945—1961):沉默与外属化 |
(一)德国: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和外属化 |
(二)犹太世界:消极的沉默者和犹太复国主义 |
二、“黄金时代”(1960S—1980S):神圣化与道德化 |
(一)被道德化的大屠杀记忆:艾希曼审判及对极权主义的思考 |
(二)被神圣化的大屠杀记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和美国“受害者文化”的兴起 |
三、后大屠杀时代(1980S以来):历史化与多元化 |
(一)政治文化变迁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和对纳粹主义的“历史化” |
(二)战争焦虑下的犹太世界:私有化记忆时代的传承和再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聚焦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 |
一、20世纪90年代: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与“叙事的转向” |
(一)大屠杀记忆及其历史表现 |
(二)“叙事的转向” |
(三)叙事主义语境下的大屠杀记忆 |
二、海登·怀特:情节化处理的限度与“不及物写作” |
(一)叙事与情节化模式 |
(二)情节化处理的限度:基于大屠杀反思的修正 |
(三)关于大屠杀的“不及物写作”设想 |
三、索尔·弗里德兰德:关于整体大屠杀史的多层次叙事 |
(一)与布罗扎特之争:引发对大屠杀叙事的理论思考 |
(二)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 |
(三)“记忆与历史的互动”实践 |
四、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创伤记忆的历史分析与书写 |
(一)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 |
(二)移情与再现 |
(三)“行动化”与“修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大屠杀记忆的理论反思 |
一、反犹主义:对大屠杀的意识形态探索 |
(一)纳粹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 |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 |
二、记忆的多面:大屠杀记忆的历史书写与道德张力 |
(一)时间性与历史性 |
(二)大屠杀记忆的道德维度 |
本章小结 |
结语 记忆、正义与纪念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与现代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斯宾格勒及其形式观念 |
1.1.2 现代性问题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 |
2 形式概念的含义 |
2.1 形式概念的一般含义 |
2.1.1 亚里士多德:规定形式 |
2.1.2 黑格尔:表现形式 |
2.2 形式概念的特殊含义 |
2.2.1 普罗提诺:内在形式 |
2.2.2 沙夫茨伯里:赋形形式 |
2.2.3 歌德:有机形式 |
2.3 斯宾格勒:历史的形式 |
2.3.1 形式:行动的规定性 |
2.3.2 文化:内在的有机形式 |
2.3.3 历史:文化的表现形式 |
2.4 小结:形式之含义的综合解释 |
3 形式观念的理论方向 |
3.1 形式与历史:历史主义的进路 |
3.1.1 背景:反唯理主义 |
3.1.2 维柯:发展的观念与诗性智慧 |
3.1.3 莱布尼茨:从普遍者到个体 |
3.1.4 赫尔德与歌德:个体性的观念与民族性 |
3.1.5 斯宾格勒:形式、文化、命运与历史主义 |
3.2 形式与自由:自由主义的进路 |
3.2.1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
3.2.2 建构论的自由与演化论的自由 |
3.2.3 洛克和霍布斯:英国自由理论的开端 |
3.2.4 休谟:历史形成的自由权利规则 |
3.2.5 哈耶克:自发自生的自由社会秩序 |
3.2.6 斯宾格勒:形式的自行演化与自由秩序 |
3.3 形式与文化:文化哲学的进路 |
3.3.1 外在的文明与内在的文化 |
3.3.2 一元的文明与多元的文化 |
3.4 小结 |
3.4.1 共同的原则 |
3.4.2 通往对现代性的批判 |
4 形式观念与现代性精神 |
4.1 现代性问题概述 |
4.2 形式解体:斯宾格勒笔下的现代性 |
4.2.1 现代性的原因:内在形式的解体 |
4.2.2 现代性的内在表现:作为解构者的理性 |
4.2.3 现代性的外在表现:社会原子化和失序 |
4.3 无形式的理性:斯宾格勒笔下的后现代性 |
4.3.1 怀疑主义:无形式的理性 |
4.3.2 权力崇拜:无形式的信仰 |
4.4 小结:作为“无形式化”的现代性 |
5 形式观念与现代性政治 |
5.1 权利、权力与政治形式 |
5.2 分权和法治:政治形式的保障 |
5.3 现代集权:政治形式的解体 |
5.4 现代极权:彻底的无形式化 |
5.5 小结 |
6 形式观念与现代性艺术 |
6.1 内在形式、美感、艺术性与文化 |
6.2 艺术形式:文化心灵的象征 |
6.3 艺术形式的完成与没落 |
6.4 艺术与美感的消亡 |
6.4.1 艺术之死:理论取代传统 |
6.4.2 美感之死:审美形式感的丧失 |
6.5 小结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专着类 |
期刊类 |
学位论文类 |
电子文献类 |
附录 :常见问题 |
作者简历 |
(10)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主要论题及相关文献综述 |
(1)西方正义论的古今分异 |
(2)关于“伦理”理念的正义论研究 |
(3)现代正义论发展中的伦理性关涉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伦理”与“正义”关系的道德哲学辨析 |
第一节 “伦理”与“伦理精神” |
一、“伦理” |
二、“伦理”的精神本性 |
三、伦理与政治 |
第二节 “伦理”是何种“正义” |
一、正义的语义窄化及其阐释性特征 |
二、“伦理”作为一种正义的依据 |
三、一种参照“伦理世界”的正义理念 |
第三节 伦理正义与西方正义论史 |
一、伦理正义的性质 |
二、伦理正义以伦理共体的同一性为目的 |
三、伦理正义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 |
第二章 传统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一):希腊世界的德性主义正义形态 |
第一节 “伦理世界“及其正义形态 |
一、“伦理世界”的现象学还原 |
二、伦理世界中的个体与伦理实体 |
三、伦理实体中的正义 |
第二节 德性主义的正义论样态 |
一、德性正义与古代正义论的基本进路 |
二、理性、灵魂和谐与正义的“内圣”范式 |
三、“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的正义范式 |
第三节 正义诸向度的德性主义建构 |
一、亚里士多德论正义的德性之维 |
二、个体德性、政治正义与城邦至善 |
三、城邦教化与伦理正义品质的养成 |
第四节 古典正义论的特质及局限 |
一、古典正义论的特质 |
二、实体性的消亡与自然平等意识的悲怆 |
第三章 传统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二):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 |
第一节 基督教神学正义的精神特质 |
一、基督教世界观与正义的神学本质 |
二、神学正义的伦理性 |
第二节 “现世”伦理正义的神学架构 |
一、神学正义的“此世”困境 |
二、神圣社团中的正义形态 |
三、政教一体中神学正义异化 |
四、神学法理正义的探寻 |
第三节 新教正义观与向现代正义的过渡 |
一、宗教正义与世俗正义分离 |
二、“称义”新解与神学个人主义 |
三、从神学正义到现代正义 |
第四章 启蒙开启的现代正义论形态 |
第一节 启蒙世界观及其正义事业 |
一、“公开运用理性”的启蒙 |
二、启蒙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
三、人、社会和国家的分立 |
四、现代正义与伦理的分离 |
第二节 契约主义正义论形态 |
一、自然状态、家庭与自然正义 |
二、个体权利的先验主义论证 |
三、契约的喻证 |
四、契约主义的社会客观精神样态 |
第三节 现代正义形态中的个体善与社会善 |
一、权利、道德与个体善 |
二、一种功利最大化的善的理解方式 |
三、以启蒙为标识的现代正义特质 |
第五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一):善多元论下的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形态 |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论 |
一、三种自由主义分配正义思想 |
二、正义优先的个人主义基础 |
三、一场围绕“伦理”问题的论争 |
第二节 “政治自由主义”对“伦理”的有限承认 |
一、罗尔斯对黑格尔“伦理”的理解 |
二、私人性的伦理多元与政治社会中的伦理感 |
三、政治生活中的公民伦理理想 |
第三节 个体善与共体善统一的两种取向 |
一、德沃金论自由主义政治的伦理共同体 |
二、至善主义多元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
三、自由主义伦理共同体的有限性 |
第六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二):社群主义的社会多元正义形态 |
第一节 社群主义的精神样态 |
一、“社群”的伦理性 |
二、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
三、三种社群主义的共同体理念 |
第二节 社群主义的正义论 |
一、对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批判 |
二、社群主义的分配正义观 |
三、突出伦理正义精神的分配正义 |
第三节 伦理正义之于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理想 |
一、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 |
二、共同体主义对时代精神的洞见 |
三、社群主义理论的局限及现实主张的空泛 |
第七章 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三):互主体理论的程序正义与承认正义 |
第一节 互主体交往与现代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 |
一、交往理论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调和 |
二、互主体理论的精神特质 |
三、互主体理论对伦理生活的“横向”理解 |
第二节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中的道德、伦理与正义 |
一、“后习俗”的道德正义与具体伦理 |
二、道德商谈与合法性正义 |
三、伦理商谈与伦理认同的本真性 |
第三节 形式伦理构想与正义的承认范式 |
一、非正义的诊断——从交往病理到承认病理 |
二、承认正义与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 |
三、以承认重建正义的现代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后记 |
四、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论文参考文献)
- [1]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阿克顿史学思想研究[D]. 张东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D]. 季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J]. 蔡拓.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10)
- [5]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D]. 王霞. 山西大学, 2020(12)
- [6]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7]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D]. 张海成. 黑龙江大学, 2020(12)
- [8]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斯宾格勒的形式观念与现代性问题[D]. 陶诚. 浙江大学, 2020(07)
- [10]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