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读爱伦·坡和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虚无”现实观（论文文献综述）
陈振娇[1]（2016）在《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文中认为亨利·劳森（Henry Lawson）是澳大利亚最着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1900年前后,其创作已成为早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们最为推崇的经典作品。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风起云涌,在百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范式更替中,劳森成了澳大利亚批评界绕不过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了每个新批评范式反复解读的经典文本。本论文从文学体制研究的视角出发,考察一个多世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澳大利亚最着名的经典作家劳森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的文学体制研究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研究方法,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在“理论”之后探索出的一条文学研究新路径。文学体制包罗万象,其中最常见的有文学批评、政府政策、文学出版、文学教育、文学编辑和文学奖项等。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130多年的历程中,各种文学批评范式先后登场。每一种文学批评范式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因而,每一种文学批评范式都会立足自己的文化政治和艺术标准,形成自己的评价体系,这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文学解读视角与方法。在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众多流派无不把自己的经典作家作为自己话语建构过程中的试金石,以劳森为代表的早期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在不断的被阐释中也完整地见证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演进。本论文以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为框架,选取较具代表性的四种文学批评范式,深入考察其对于劳森的不同解读和评判,通过观察不同的文学批评流派对于劳森的态度,研究作为一种文学体制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在梳理文学经典形成理论的基础上,详述了20世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典论争,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经典论争的局限以及文学体制理论在讨论文学经典问题上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最后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内容进行简要说明。第二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A.G.斯蒂芬斯（A.G.Stephens）为代表的联邦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家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劳森作品中的丛林具有独特的澳大利亚性,彰显了强烈的民族独立精神,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景观,从而为劳森经典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一战到二战期间,以万斯·帕默（Vance Palmer）、拉塞尔·沃德（Russel Ward）和A.A.菲利浦斯（A.A.Phillips）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批评家同样高度赞扬劳森,他们认为劳森倡导的伙伴情谊是澳大利亚民主精神的生动表现,包含了对平民的关注、团结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倾向。激进民族主义批评还高度赞赏劳森的现实主义艺术,视他的现实主义为“社会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声。联邦民族主义批评与激进民族主义批评一致认为劳森的作品符合民族主义的时代价值与标准,这些评价为劳森经典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文学出版和文学史在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共同确立了劳森的文学经典地位,澳大利亚社会的共同关注确立了劳森在整个澳大利亚民族中的经典地位。第三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批评”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居主导地位,“新批评”把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等信条奉为文学批评的标准。G.A.威尔克斯（G.A.Wilkes）和文森特·巴克利（Vincent Buckley）等批评家对劳森口诛笔伐,指责他的诗歌背离欧洲文学传统、叙事手段不力、情感过于张扬,认为劳森的作品低于“新批评”的标准,因而竭力否认劳森的经典地位。但是,“新批评”后期的批评立场发生了变化,部分批评家从强调欧洲文学传统转变为强调形而上和伦理价值,并对澳大利亚传统文学进行重读。H.P.海瑟丁（H.P.Heseltine）在重读劳森时认为劳森对人类深层次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表现出了强烈关注,F.M.托德（F.M.Todd）则认为劳森的作品展现了高尚的伦理价值,传达了普世的人道主义精神。转变后的“新批评”不再批判劳森,其肯定态度进一步巩固了劳森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文学刊物、文学教科书和文学史等也在“新批评”的影响下,完成了劳森作品的学院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经典地位。第四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异军突起。“新左翼”批评亮出了鲜明的反传统旗帜,努力颠覆由民族主义批评编织的澳大利亚文学传统。“新左翼”历史学家汉弗莱·麦奎因（Humphrey Mc Queen）猛烈抨击劳森,甚至斥之为法西斯主义者。在如此激烈的批判之下,劳森的经典地位遭受沉重打击。然而,“新左翼”的文学批评家对劳森的评价表现得截然不同,以麦克尔·怀尔丁（Michael Wilding）为代表的部分批评家对早期的“新左翼”批评立场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劳森有着明确的阶级观和阶级意识,清晰的工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新左翼”批评在与劳森的碰撞中实现了自我的修订,劳森的经典地位也在与“新左翼”的交集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在“新左翼”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派创作”继承和发扬了劳森传统,进一步证实了劳森的经典地位。第五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批评得以形成。女性主义批评反对文学作品中的男性霸权,反对男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玛丽琳·雷克（Marilyn Lake）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家激烈批判劳森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指责劳森所谓的伙伴情谊与民族主义的同谋关系。苏·罗利（Sue Rowley）等批评家指责劳森作品中的男性经济霸权思想,苏珊娜·福基娜（Suzanne Faulkiner）等指责劳森故意歪曲女性形象。不过,在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批判劳森的同时,以卡萝尔·费里尔（Carole Ferrier）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肯定了劳森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运动作出的贡献,充分肯定了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最终,当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在与劳森这样的文学经典的摩擦中实现自我调整,在这样的调整中,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不仅没有推翻劳森的经典地位,反而使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女性作家对《赶牲畜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的大量改写延续并发扬了劳森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家将劳森提携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经历视为一段佳话反复传诵,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延续了劳森的经典地位。第六章结论。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的经典地位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以初步确立,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批评中得到巩固加强。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以“新批评”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理论在自我的话语构建中先是大胆批判劳森并挑战其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地位,继而又在重读劳森的过程中先后实现自我修正,在这一过程中,劳森的声誉数度沉浮。20世纪劳森声誉的起落不仅印证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更隐藏着澳大利亚社会所秉持的文学立场的变化;在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和劳森的交集中,读者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潮流的文学批评范式,在面对经典作家时,或许一度会声嘶力竭地批判,但它的生命力常常取决于它是否能在自我修正中调整自己与经典的关系。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作为经典作家的出现有其异常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更有很多其它的体制方面的因素,所以仅凭一种激进的批评思潮便想彻底推翻经典的想法无疑是单纯的,甚至是幼稚的。考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视阈中的劳森无疑让我们对于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范式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李震红[2]（2016）在《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危机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作家唐·德里罗（1936-）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以改变人的精神为己任,以赋予作品以道德力量为自己的文学理想。对于他而言,文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不切实际的“安慰”,而在于预见和呈现人类生存的危险,提醒人们思考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他在所创作的十五部小说作品中全面揭示了后现代时代背景下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危机,并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和后现代理论家不同,德里罗没有直接从现代性的制度和精神及其合法性等理论层面来讨论后现代的危机症状,而是从后现代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现状出发,在作品中艺术地呈现现代文明与现代存在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后现代危机在德里罗笔下更多地表现为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生存意义的困境与困惑。德里罗作品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启发本文通过对“我是谁”、“身在何处”和“去往何方”的追问,展开对其小说中的后现代认同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探讨,并阐释其在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生存意义的探寻、对未来的思考以及作为作家的担当和情怀。本论文试图通过运用后现代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文学与文化的相关理论,对所选八部德里罗小说作品进行解读,力争较为准确、系统地诠释作品的危机主题,揭示作家对现代性后果的思考和对人类生存的关注。本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绪论,介绍了德里罗其人其作、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内容。这一部分对德里罗的生平和创作活动进行概述,突出德里罗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作家本人的责任意识和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关注。第二部分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题为“德里罗与西方后现代危机”。本章以现代性和后现代理论作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梳理西方后现代危机脉络。从尤根·哈贝马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丹尼尔·贝尔、皮提瑞姆·索罗金、和安东尼·吉登斯等理论家对于后现代危机的讨论出发,定义本论文的危机概念,说明现代性的恶果是后现代危机的根源;并从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科学技术对当代的统治、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等现代性的后果出发,结合德里罗小说中的危机主题特点,建构适合本论文分析的危机理论框架。第二章题为“我是谁:现实与幻象中的认同危机”。本章以当代认同理论和相关文化理论为指导,选取德里罗的三部小说《天秤星座》、《谁主沉浮》和《大都会》为分析文本,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共谋下,由于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而引起的自我认同危机和社会认同危机。在对《天秤星座》的讨论中,分析主人公奥斯瓦尔德在自己的身份理想破灭之后,在无形的力量驱使下铤而走险、枪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举动,揭示人类在后现代幻象中寻求群体认同和建构主体自我的渴望;在分析《谁主沉浮》时,从个体作家与舆论“权威”——大众文化及恐怖叙事——的抗争、偶像崇拜群体中的个体因顺从领袖“权威”而迷失自我、恐怖分子群体和个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价值“权威”的强制认同下的施暴与被施暴等三个层面,展示后现代人类在文化危机和全球价值认同危机下的痛苦与挣扎;在对《大都会》的分析中认为,小说通过描述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类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浸淫下的生存迷惘,展现了在节俭、勤劳、自律以追求最终救赎的传统资本主义精神丧失后,以存在的意义感、价值感和方向感的缺失为特征的自我认同危机。分析指出,德里罗通过这三部作品影射现实,期待人类获得真正的主体身份、实现个体的人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解放。第三章题为“身在何处:自然与社会中的生态危机”。本章以中外生态理论为指导,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出发,探讨德里罗小说中所呈现的环境生态危机及其影响下的后现代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状况。其中的“社会生态”泛指政治生态和人文生态等概念。本章选取《白噪音》和《地下世界》为研究对象,讨论当代人类在其身处的自然环境污染、生态灾难、政治比武、核威胁、全球恐怖等生态危机下生存困境;揭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指导下人类对于自身以外的自然以及“他者”的剥削与欺压。分析认为,德里罗试图通过这两部作品揭示危机和预示灾难;并在进行伦理批判的同时,提醒人类达到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的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德里罗最终将希望寄托在人类的执着信仰和神奇的力量之上。这和当今人类提倡的敬畏生命、世界的返魅、生态整体观等生态思想具有相通之处。第四章题为“去往何方:创伤与困惑中的精神危机”。本章聚焦于德里罗千禧年之后创作的《人体艺术家》、《坠落的人》和《欧米茄点》三部小说,运用创伤理论和后现代危机理论考察小说中所呈现的后现代人类在“失去”后的创伤、挣扎和自我赎救。在《人体艺术家》中,作者通过描写艺术家劳伦在遭遇丈夫突然死亡后的创伤心理以及她通过自觉疗伤而走出创伤阴影,传达了其艺术救赎的思想;在《坠落的人》中,作者通过对造成个体与民族创伤的“9·11”恐怖袭击根源的揭示,告诫人们关注自身的信仰危机和伦理危机;在《欧米伽点》中,作者通过描述对前战争分析师埃尔斯特因被卷入伊拉克战争而进入沙漠疗伤的过程,说明了美国先后在“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中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事实,在两个不同层面观照人类创伤。分析认为,德里罗在这三部小说里对个体创伤中的脆弱生命的同情、对民族文化创伤的反思、对由贪欲所造成的灾难的哀叹、对人的意识局限性的认识、对人类生命以及宇宙存在的冥想、以及对人类终极命运的追问,无不出自他对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深重危机的忧虑。在他看来,人类正处于自身的“欧米茄点”;只有思考存在的意义,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救赎。本论文结论部分在前文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德里罗的创作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作品所体现的危机意识、哲理思考以及作家的担当进行评析,阐明德里罗对于当代美国文学在生存观照、道德反思和责任参与等方面的价值。德里罗在其作品中呈现了后现代认同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表达了他对后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忧虑;他呼吁人类信仰和伦理的回归,体现了他的救赎思想;他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改变人的精神,参与人类文明进程,从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德里罗的写作没有走出西方话语的框架;他对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失望,致使他将人类的出路寄托于宗教冥思和神秘的力量。人类只有跳出狭隘的自我中心思想,携起手来关注自己共同的命运,才能最终从危机中找到救赎之路。
王媛[3]（2016）在《继承与革新 ——三位“纽约客”作家作品的新现实主义特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是美国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文学流派如雨后春笋般风起云涌,战后实验派,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犹太文学,女权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流派纷呈,形态各异。文学沿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20世纪美国小说的姹紫嫣红中始终蕴藏着一抹色彩,那就是现实主义。虽然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现实主义被视为是一种过时的,僵死的创作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存在价值,应当摒弃。事实上,现实主义一直是美国小说创作的重要潮流,约翰·契弗,厄普代克等战后小说家一直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美国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合乎规范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融入了新的创作特色,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现实主义,被学界称之为新现实主义或后现代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战后美国小说中的新发展,它产生于二战后特定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氛围,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已无力描绘当代社会的混乱无序以及当代人缠绵不愈的灵魂疾病,融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新现实主义更能够真实地反映现代人的忧愁与困惑,细致地刻画人物对伦理道德的思考,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在创作上,新现实主义小说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场景,通过追求细节的真实,营造出逼真的外表,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一直奉为圭臬的“真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更加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在表现手法上,虚构的情节、实验的方法、不同程度的事实与虚构的交融,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并融入了诸如象征、怪诞、拼贴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出一种幻觉般的真实,使其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乃其新之所在。这种趋势在70年代后现代主义创作“枯竭”之后得以全面爆发,较为明显地体现出自身的特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新现实主义小说已成为当代美国小说的主要创作形式。它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之间达成了一种衔接与递进,并赋予其开放性。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定义,国内国外,众说纷纭。纵观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新现实主义小说已经成为当今小说创作的一种潮流,且研究焦点逐渐由理论阐释转向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虽然新现实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受到广泛关注,并有学者将其界定为7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但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演变的过程。这一创作特色在约翰·契弗等小说家的战后作品中已初现端倪,并通过这些小说家的不断实验,创新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因此,本着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本论文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但在跨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风格上有所创新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上。选取了创作上有所传承,以美国中产阶级为创作对象的三位“纽约客”作家——约翰·契弗、J.D.塞林格、约翰·厄普代克,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实践推动了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丰富了其内涵。旨在通过对这三位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梳理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证明新现实主义小说是符合当代美国社会现状的。面对二战后复杂的社会现实,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尝试用新的创作方式来展现“丰裕社会”表象下的问题,深度地刻画了当代人对身份与存在的焦虑,它借用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却又不只是单纯地追求艺术形式的革新,而是巧妙地结合了传统现实主义情节的完整性与后现代小说拼贴的叙事技巧,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真实地呈现了一幅当代社会的生活画卷。也就是说,对新现实主义的界定不能采用二分法,将其视为传统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对立,而是要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既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又采纳了各种实验派的创作手法,是对二者的融合与超越。它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叙事风格上,都展现了当代美国小说创作的深度转向。它架起了一座连接传统与实验的桥梁,为枯竭的美国文学指明了出路,是一种时代与历史的自然选择。
丁冬[4]（2015）在《感知城市的多重维度 ——论保罗·奥斯特的城市书写》文中认为当代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47—）是一位以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着称的小说家。一般认为,他的作品关注语言、偶然性、互文性等,因而一直被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品来解读。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评论者大都将关注点置于奥斯特小说的形式层面,并将其作品定格为“元小说”或“文字游戏”,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奥斯特作品的深广内涵。奥斯特是一位有强烈地方意识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奥斯特展现出了对于都市生活的高度敏锐感,并因此常被称作“当代美国都市生活的代言人”。本论文试图避开以往评论者对奥斯特文本所做的形式分析,从其小说创作中持续关注的城市主题切入,对奥斯特笔下的城市形态和再现主题进行概括和梳理,从而展现作家复杂、多元的城市观。本文认为文学对城市的再现构成一种“空间表征”行为,这一行为受作家的表征意图和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的影响,并包含在作家对文本的生产、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段之中,因此,作家笔下的城市既是客观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投射有作家的情感和想象、由作家本人所生产的主观空间。基于这一认知,本论文视作家笔下的城市为“感知的城市”（perceived city）并试图在这一概念的关照下对奥斯特的城市书写进行读解,在呈现奥斯特对城市的再现之时既探讨奥斯特如何在写作中对现实城市进行塑形（configuration）,同时也考察其对城市的不同感知反映出的其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论文主体部分从以下三方面分别论述:作家本人的城市体验及其在文本中的表征;作为社会空间存在的城市在文本中的再现;小说中建构的想象的、替代性的乌托邦空间。这三个层面的划分在观照对象上辨析了奥斯特作品中所展现出的不同城市形貌,同时也对应于奥斯特对城市的观察视野从早期关注私人空间到中后期向社会空间、象征性空间的拓展。第一章聚焦《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与《纽约三部曲》两部作品,考察奥斯特从自我意识出发,在形而上观念意义上对城市所做的再现与思考。本章讨论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本人城市经验与创作美学的投射。奥斯特的城市体验和审美观念集中表现在城市、语言与自我三者之间难解难分、令人不安的关系中,而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回应体现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位作家孤身一人在房间写作”这一意象上。房间使得作家能够在观察城市的同时免于接触到城市的光怪陆离,因而构成了作家本人与其笔下的人物自闭与自立、自我保护与自我生产同在的一个空间符码。基于“房间”隐喻的城市观和创作观在《纽约三部曲》中得到了精准的诠释,小说中人物的城市体验是一种唯我的体验,城市空间频繁地与文本空间和本体空间搭建起联系,三种空间层层交叠并相互渗透,这既演绎出了纽约带给人的困惑与迷失,也从侧面反映出作家对城市的疏离态度及其对都市生存状态消极无奈的反抗。第二章以《末世之城》、《月宫》、《巨兽》这三部作品为观照对象,其中的城市不再是个人经验的主观投射,而是充斥着权力关系和文化表征内涵的社会空间。奥斯特在《巨兽》中哀悼了城市文明和公民意识的衰落,并流露出他试图介入现实的姿态。在《末世之城》与《月宫》这两部作品中,奥斯特则借助不同的叙事策略揭露了城市中的权力关系对抗和空间的文化表征问题,反映了他对现实城市和社会问题的反思。《末世之城》以恶托邦叙事的形式写成,集中呈现了一座行将灭绝之城。小说通过再现城市中行政机构对空间和话语的垄断生产以及受压制者借助行走和写作等策略对其进行的抵抗揭露出城市是一个不断被社会生产和权力关系铭刻的场域。《月宫》则将城市与更为宏大的国家身份与国族神话建立了联系,小说巧妙地运用了成长小说这一文类,将个体成长与国家的进步、拓展实现了关联。通过对成长小说这一文类的颠覆式戏仿,小说讽刺了城市、边疆、外太空这些空间形式所包裹的共同的文化象征内涵,即与空间征服与地理扩张相关的追求进步的国家叙述。第三章考察奥斯特小说中展现的乌托邦维度。奥斯特意识到城市是一个具有差异性的、矛盾的、动态的场域,其中也蕴含着改变与重构的潜能。因此,除了揭露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的“空间表征”之外,奥斯特也通过文学创作展开了替代性乌托邦的想象。奥斯特对静态的、同质化的传统乌托邦心存抗拒,但是,作为一种人类永恒的超越精神,乌托邦的救赎力量并没有被奥斯特所忽视。他在“9·11”事件之后的创作中建构了列斐伏尔所言的“替代性空间形式”（alternative space）。与对城市进行整体主义的乌托邦构想不同,奥斯特无意构建一个遥远的、不真实的、静态的理想之地,而是致力于确立日常生活和个体存在的意义,因此,乌托邦在其作品中展现为一个存在于此时此地（here and now）的对自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在现实关系的重构过程。《日落公园》中,乌托邦呈现于主人公抛弃社会建构的身份,借助艺术实践和对身体感知的复归重构自我、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过程之中。而在《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奥斯特则将这种乌托邦愿景拓展至集体生活,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基于现实布鲁克林的异质、动态的城市共同体,并试图建构集体的纽约身份意识。奥斯特这三个层面的城市书写显露出其含混复杂的城市观,并折射出作家与城市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其早期创作中,奥斯特本人与城市的认同焦虑较为明显:即作家既与现实城市疏离,又致力于暴露与城市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9·11”恐怖事件之后,作家的个人焦虑逐渐被社会对城市的普遍认同危机所取代,奥斯特开始以相对乐观的视角书写城市。其对城市积极、正面的再现起到了在叙事上减轻和回避“9·11”事件与金融危机的现实压力、并巩固纽约市民城市认同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奥斯特对城市的美化也带上了强烈的症候意味,从而在无形中被编织进了社会历史语境之中。
曹佳培[5]（2013）在《论奥康纳小说中暴力元素蕴含的基督教存在主义》文中研究说明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其小说中广泛使用暴力元素，让作品显得非常恐怖，营造出与美国文学中的哥特传统一脉相承的假象。同时，奥康纳又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基督教有着强烈的情感依赖，并接受了当时一个独特的神学思想——基督教存在主义。暴力与神学两个方面在奥康纳的作品中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暴力承载基督教存在主义神学内涵的景象。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主要对奥康纳的生平及其作品做简要介绍，并整理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同时对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做了说明。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奥康纳小说中暴力与距离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所谓“距离现实主义”是奥康纳创作的具有现实主义表象，却与传统现实主义在“终极现实”上有着根本区别的文本形态。在奥康纳看来，“终极现实”是与启示逻辑相联系的神秘经验。神秘的表现同样依附于具体物，但需要创作者对具体物进行巨大的变形和扭曲，从而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才能让读者能够穿破表面现实，触及作者想要表达的“终极现实”。暴力，正是奥康纳对表面现实进行“陌生化”处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第三部分通过暴力是人物的一种生存体验，人物自由意志的展现，以及人物摆脱他人束缚的一种方式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奥康纳作品中的暴力与存在主义的关系。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作为其小说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基础的神学思想。首先从暴力与“原罪”主题、暴力与启示及救赎两个部分论述了奥康纳的小说如何通过暴力展现基督教的两个核心教义，随后指出暴力也是奥康纳在神学思想的指导下，对人类生存现状进行模仿和反思的一种方式。第五部分为结语，主要综合以上几章的论述，说明奥康纳小说中暴力在主题表现上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她的作品在文学对神学的表现方面的独到之处。
文育玲[6]（2013）在《马克·吐温小说传记性与传奇性之交融》文中认为真实的人物和详实的史料似乎与奇特的历险和超自然元素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历史的真实与丰富的想象融为一体确是马克·吐温多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的主人公要么是历史人物或历史传奇人物,要么是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再创造,他们不仅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而且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作品亦包含各种传奇元素：如乡村赞美诗般的理想主义怀旧色彩和圣杯传奇般的历险探求,衣着互换导致的身份错位以及神秘侠客的及时相助,科幻般的时空旅行和移位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神迹和神启等超自然现象和天赋奇才。但是长期以来,评论界惯于用“西部幽默作家”以及“美国的一面镜子”来指称马克·吐温,似乎传奇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与之无缘。同时,评论界一般较关注其作品的主题、人物和写作风格,而很少涉猎其跨文类的特征。有鉴于此,本论文从比较的视域运用有关传记和传奇文学的理论,侧重考察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王子和乞丐》、《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和《圣女贞德传》等小说中的传记特征和传奇特征。论文通过文本细读和作家研究,试图发掘吐温作品将历史与想象巧妙融合的艺术魅力并还原一个乐于且善于穿越各种边界的吐温形象,进而消解批评界贴在吐温身上的各种固定标签。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最后一章是余论,中间三章分别探讨吐温小说传记性与传奇性交融的成因、影响以及吐温的中世纪历史传奇与中国唐传奇的异同。论文第一章第一节简要介绍马克·吐温作品的魅力所在,其中包括吐温作品内容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题材的广泛性,文风上的开拓性、以及对既定的文学形式的反叛。第二节陈述论文选题的三个缘由。其一,在吐温作品中,传记性与传奇性并行不悖。其二,吐温作品传记与传奇融合的跨文类特征很少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尤其是其小说的传奇性研究几近于无。其三,在文学史上,马克·吐温常被归入现实主义一派,并被称为美国反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第三节梳理文类、传记、自传、日志、回忆录、传奇、神话和民间传说等相关概念,尤其关注了诺斯罗普·弗莱关于传奇的理论和汉字“传”的两种读音及相应涵义。第四节概述了与本论文相关的学术着述,重点关注吐温的自传写作和编辑,及其作品中所透视出的欧洲形象和历史观等问题,以及吐温创作与女性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第二章追溯马克·吐温小说跨文类的成因。吐温之所以热衷于描写真实人物的奇特经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环境的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密西西比河赋予了吐温放浪不羁的性格。对欧洲浪漫主义作品的广泛阅读使他痴迷于历险探寻、古老的异域、夸张的闹剧、恐怖元素、双胞胎模式和游侠骑士。如果说吐温对司各特和库柏既有追随也有反叛,那么他对柯勒律治的崇拜却是始终如一。其次,吐温对历史有着一种难解的情结。纠结的尚古意识决定了他的审美意向,也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中被弱化但并非否定的国王形象便透视出作者复杂的中世纪情结。历史与传奇共生的中世纪文化更使他欲罢不能。另外一个影响源自圣经文本,其中的很多故事成为吐温思考人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作为宗教经典的圣经也是一部历史和神话巨着。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考察,《旧约》可被视为以色列民族的族群传记,而《新约》则是耶稣基督和其使徒的个人传记。同时,圣经也可被视为一部神话或传奇故事集。这种虚实相兼的叙事风格为吐温提供了写作的范本,吐温笔下的传奇式女英雄圣女贞德正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论文第三章探讨马克·吐温传记与传奇交融的写作手法对美国小说的影响。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和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在创作中带着各自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运用奇特的想象,创作出既具有传记的真实,同时又如传奇一般非同寻常的作品。莫里森的《宠儿》通过重构肯塔基女黑奴玛格利特·加纳的故事,既具有个人传记的特色,更像一部被奴役的非裔黑奴的族群传。同时,作品具有超自然的传奇色彩。由于魔幻手法的运用,现实的世界和鬼魂的世界显得难于区分。通过幽灵的再现和运奴船上的惨景描写,哥特式的诡异和恐怖氛围得以突显。反讽、悖论和含混所形成的张力让生与死并存,过去与现在交织,并且制造了关于宠儿人物身份的神秘效果。另外,叙事上的时空倒错和主人公神话般的英雄之旅也增添了作品的传奇性。总之,《宠儿》超越了传记或报告文学的范畴,成为一本融传记性与传奇性于一体的不朽佳作。汤亭亭的《女勇士》是一部虚实结合的奇幻式自传作品。通过展示作者和家人的真实经历以及叙事者对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的观照,作品将传记的历史事实、经验化事实和心理事实融入一体。在自传和多个他传的叙述中,作者检视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和族裔意识,从而发现了隐匿在他人中的多重自我。《女勇士》也同样富于传奇性。母亲驱鬼的故事给文本增添了喜剧、夸张和哥特式小说气氛,而两个不断流变的神仙般老夫妻和改写的花木兰和蔡琰故事则给这部类似纪实的作品涂上了奇幻的色彩。作者正是通过传记弥足珍贵的真实性,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证,同时以家族传奇以及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实现了对自我的阐释与重构。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和汤亭亭都曾声称马克·吐温是她们喜爱的作家,可见,该影响研究并非无稽之谈。论文第四章探讨了马克·吐温历史传奇与唐传奇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唐传奇和吐温的中世纪传奇同时具有历史的真实与奇特的想象。而且,二者都具有警世励俗的当代性。唐传奇以史传文为审美标的,将彰善瘅恶的教化功能蕴含于奇人奇事的叙述之中。同样,马克·吐温在三部中世纪传奇中也表现了高度的史识。通过《王子和乞丐》,作者表达了他的阶级意识,即：社会分层和阶级差别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东西,王位的正统和君主的慈悲至关重要。吐温丑化亚瑟王朝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针砭美国19世纪的种种弊端,其中包括腐朽的南方骑士文化和奴隶制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奴役。通过《圣女贞德传》,吐温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坚定的爱国者、虔诚的基督徒、成长中的少年和理想的女性,吐温笔下的贞德是镀金时代的美国各种社会思潮在贞德形象上的投射。总之,吐温的中世纪传奇既具有“过去”的性质,又具有“当代”的意义。吐温传奇与唐传奇最突出的差异在于文本的外部形态和内在的胚质。唐传奇一般篇幅短小,而吐温的历史传奇则全是长篇巨制。然而,尽管叙述简省,唐传奇却具有史、诗、论文备众体的特征。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上,唐传奇继承了史书中的纪传体写法。另外,诗歌和骈文在唐传奇中俯拾皆是,除了韵文以外,唐传奇的诗笔更多地是表现在辞藻的瑰丽、构思的精巧、情感的浓烈和意境的悠远。唐传奇叙述模式上的另一个特征是篇末的议论。通过借鉴史传文的论赞模式,作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唐传奇与吐温历史传奇虽然都以奇特为旨归,但是叙奇的素材大为不同。唐传奇由于源于六朝志怪小说,并受到中国巫文化以及佛家因果报应与道家神仙观念的影响,所以,其题材无论是神异和婚恋,还是轶事和侠义,也无论是主实,还是主虚,神鬼怪异的元素都始终贯穿其中。吐温中世纪传奇之奇则借助童话般的身份错位、科幻式的时间倒转以及基督教神秘主义等方式呈现人物非同寻常的历险探寻。论文的最后部分是余论。第一节在分析马克·吐温“训练说”的基础之上,探讨了与其实证观相反的“天才论”及其灵性思维倾向。马克·吐温终其一生都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徘徊。《汤姆·索耶历险记》和《王子与乞丐》等作品都显示作者相信“训练”或环境造就人,然而《圣女贞德传》却凸显了“天才论”和基督教神秘主义倾向。作者将贞德的奇特见闻归于神启,认为贞德非凡的才能并非出自训练或环境,而是出自天赋和直觉。在此,吐温似乎抛弃了他一向推崇的科学理性的认识观一一“训练说”。吐温的灵性思维倾向可以从三方面得到解释。首先,虽然吐温对正统宗教不以为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无神论者或者与基督教为敌,而信仰缺失的美国现实和他的个人生活又进一步拉近了他与神灵的距离。另外,吐温非常崇拜宗教虔敬之人,如贞德和马丁·路德,以及他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而且,吐温终生都对神秘的事物充满兴趣,如“报应说”、“预兆”和“心灵感应说”等。正是原始主义的驱动,吐温让健全的心指引哈克贝利·费恩在善恶之间作出了选择,让神明、直觉和天赋帮助贞德成就了非凡的业绩。本章第二节结合作家生平及其作品,从表演的角度剖析了马克·吐温的“效果论”。从演讲家到作家,吐温始终对表演及其效果兴趣盎然,而其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也如他们的创造者一样,兼演员和导演的身份于一身。吐温之所以热衷表演,是因其天性使然。在他看来,沉闷与无聊是生活之大敌,被他人忽略和遗忘是人生的悲剧。为了获得理想的效果,吐温和他笔下的人物都费尽了心思。吐温追求效果的目的既是为了实用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也是为了精神的享受和审美的追求。论文的最后部分总结了全文。马克·吐温一生经历了地理、职业和阶层的多重跨越,其历史观在进步论和循环论中徘徊,其写作风格在庄严与戏谑中变化,其作品中的人物更是经历了阶级、地位、种族、时空以及性别的跨越。传记记实,传奇言虚。似乎,二者在文类上毫无相通之处。然而,马克·吐温在其文学生涯中,以奇特的想象将超越寻常的故事融入到历史人物的叙事之中,从而发出了美国19世纪末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中的反现实主义声音。
蔡熙[7]（2012）在《当代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940-2010年）》文中研究说明狄更斯（1812—1870）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将经典与通俗、娱乐与教化结合起来的伟大作家之一。西方的狄更斯研究已经历时170余年,有关狄更斯及其作品的研究论文和专着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思想与创作以及研究阐释皆呈现出多元性。在西方浩如烟海的评论中,狄更斯几经沉浮,毁誉交织,褒贬并存。通过学术史研究,对当代西方70余年的狄更斯研究成果进行大清理,甄别优劣,厘清源流,总结狄更斯研究的发展规律及其得失,不仅有利于我国学者对国外的狄更斯研究有更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营养”,为中国今后的狄更斯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有益的借鉴,而且对于我们培养跨文化接受的成熟心态、提升文学研究的价值坚守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本文通过深研细读百余部英文版狄更斯批评专着,并比照百余年的中国狄更斯研究,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梳理和审视当代西方的狄更斯研究成果,力图全面清晰地呈现二战后70年来狄更斯学术史的本真面目,找出贯穿其间的主线,理清演进轨迹,构建一部系统的当代狄更斯学术史。与此同时,通过勾勒脉络,呈现知识的生长点,昭示演进规律,立足民族立场,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总结对当下现实与学术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与方法。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分为六章。绪论部分说明本文写作的缘起、意义、思路方法、创新之处,回瞻国内狄更斯研究现状,并概观二战前英美的狄更斯研究。第一章探讨狄更斯研究的第一次转向。一方面,二战前,近一个世纪的狄更斯研究主要是业余批评,读者大众是批评主体；二战后,由于学院派批评的兴起,狄更斯批评进入专业化时期。学院派批评催生了“狄更斯产业”的生成。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待狄更斯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乔治·奥威尔和爱德蒙·威尔逊开创的批评潮流使得狄更斯在学术界的声誉大大提高。从批评方法来看,在英美学界,20世纪40—50年代的狄更斯研究,形式主义批评居于主导地位。第二章考察60年代英美主流批评界对狄更斯的批评立场和态度。60年代的“狄更斯产业”健康发展,狄更斯在学术界的地位逐步上升。重要的狄更斯研究专家菲利普·柯林斯、希尔维瑞·莫诺德、史蒂芬·马库斯、爱德华·瓦根内克特、格雷厄姆·史密斯等耕耘不辍,且有重要研究成果问世。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批评方法多样,种种批评方法交织融合。另外,还有好几部具有重大影响的狄更斯批评集问世。第三章探讨狄更斯批评的第二次转向,这一转向主要表征在从传统批评走向后现代批评,批评家们运用多种批评理论,从不同层面对狄更斯的生平、小说、非小说进行阐释,批评方法和视角呈现多元互动的特色。传统的狄更斯研究虽然受到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消失,二者在竞争中同时并存。70年代传统批评硕果累累,主要表征在三个方面,即主题批评、影响研究与形式主义批评。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批评为80年代狄更斯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第四章主要探讨后现代的狄更斯批评。80年代以后“狄更斯产业”一派繁荣,越来越多的批评方法和审美理论进入狄更斯研究领域,批评方法日趋多元化,其中主要包括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化批评等。但是在多元化的批评方法中存在三个主流批评倾向,即马克思主义批评、心理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后现代批评一方面解构了传统的批评观点,另一方面又丰富和深化了狄更斯艺术世界的内涵。第五章探讨传统的狄更斯研究。在后现代批评深入影响狄更斯研究的同时,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形式主义批评、主题研究、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等传统批评仍然不失为狄更斯研究的主要方法,二者既保持生机勃勃的对话,又在学术市场竞争关注度。第六章由七篇独立的论文组成,对二战以来七十余年的狄更斯研究成果以及在狄更斯批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批评观点在梳理的基础上从学术学理层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从中国文化的立场臧否其得失。第一节反思利维斯的狄更斯批评。利维斯秉承了阿诺德的人文主义传统,将文学视为对生活的批评,将生活的严肃性作为评判伟大作家的唯一标尺。他的泛道德主义批评强调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既是文化批评又是社会批评。第二节探讨纳博科夫的“形式论”狄更斯批评。纳博科夫的批评大量征引小说文本,以简洁明晰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提出自己的独特体悟,从品评作品的结构、风格、意象、体裁、语言、叙事人称等文学形式入手,具体赏析作品的艺术个性,彰显作品在艺术上的得失及其生成原因。第三节在梳理的基础上反思了希利斯·米勒的意识批评。米勒将狄更斯的小说解读为作者世界观的表征,将意识作为作者与读者的会合点,提出了客观现实和主观心理相融合的文学观念,颠覆了时代精神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解构主义或者后现代批评的先声。但是米勒的意识批评也存在盲点：将文学批评变成了本体论研究,忽视文学的形式因素,悬置传记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第四节探析詹姆斯·M·布朗的狄更斯批评。布朗从经济视角,将狄更斯置于文学市场来透视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揭示了狄更斯作为社会批评者与作为成功的深受大众欢迎的小说家之间的矛盾,认为狄更斯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迎合了当时主宰文艺趣味的中产阶级读者大众。第五节反思雷蒙·威廉斯的狄更斯批评。文化批评家威廉斯主要是从城市主题的角度切入狄更斯研究的,他认为狄更斯开创的城市小说捕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稍纵即逝的景观,以及人们由此而生的迷惘和困惑,狄更斯创造了“文学伦敦”,狄更斯的闲逛者意象具有现代性因子。但是威廉斯未能超越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六节反思萨义德的后殖民批评。萨义德认为狄更斯的小说参与了殖民书写,与帝国主义交织着复杂的共谋关系。他的后殖民批评虽然解构了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但是依然未脱精英主义文化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窠穴。第七节探赜并反思西方狄更斯研究的道德批评传统。西方狄更斯研究的道德批评存在两支脉络,一是沿着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从善恶二元论来研究狄更斯世界的道德内涵。另一脉络是与人生相联系的泛道德主义批评传统。狄更斯的创作严格遵循维多利亚主义的道德规范,契合中产资产阶级的审美理想,反映了善总会战胜恶的乐观主义精神；狄更斯的小说力图反映中产阶级的高雅体面,竭力回避性描写。结语部分总结全文。（一）在系统的梳理、考察英美狄更斯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狄更斯产业”繁荣的原因：狄更斯研究的体制化和开放、争鸣、多元的学术学理探究。西方的狄更斯研究自始至终从学术学理层面进行深入探究挖潜,以其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开放争鸣的学术姿态从多方面揭示了狄更斯的价值与意义,彰显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和艺术魅力,在众声喧哗中形成多元对峙的局面。（二）联系我国百年狄更斯研究现状,从比较的角度探究了我国狄更斯研究以社会政治诉求层面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导致我国百年狄更斯研究的一体化诉求.定狄更斯为现实主义于一尊。（三）从比较视域挖潜狄更斯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以英美的狄更斯研究作为借鉴和参照系,可以看到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并妥当地处理好学术学理探究层面与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关系。（四）提出了提升中国狄更斯研究的方法：远离侈谈理论轻视文本的倾向,从自己的独特体悟藏否文学作品,从而表达自己的一孔之见；在中西互释、互证、互补的双向对话和交流中,沟通中西、穿越古今、跨越学科,致力于人文学科的广泛对接和汇通。
李梅英[8]（2010）在《“新批评”诗歌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细读”理论原着,对20世纪上半期欧美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新批评”的诗歌理论及其与中国的学术交往史,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系统总结。主要观点如下: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不是完美的,作为对文学的一般性的普遍规律,新批评派自有其缺点,但在诗歌研究领域,至今仍无超越“新批评”者。因此,本文不是对文学理论的一般性研究,而是以“新批评”最重要的贡献——诗歌理论为研究重点。考察了“新批评”的人文主义传统和他们的诗歌价值论,提出新批评派是一种兼顾微观形式分析和传统人文关怀的诗歌理论。“新批评”是一场诗歌发展与理论主张紧密结合的运动,它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完成了英美诗歌和诗论的现代转型,并为20世纪西方诗学奠定了理论基调。从西方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看,“新批评”继承了近代人文主义扞卫诗歌价值的文学观,是一种兼顾文学审美特性与人文关怀的诗歌理论。从实际的批评方法看,新批评关注诗歌表现人类经验的复杂形式,认为美产生于各种复杂的异质成分的共生共存,形成了关于文本分析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为如何“细读”和理解诗歌提供了的范例。创新之处在于:目前对“新批评”的研究主要以共时研究为主,本文则选择了历时研究的视角,即从英美诗歌和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角度,从其促成英美诗歌与诗论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考察“新批评”的发展、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同时,针对“新批评”研究以宏观理论分析为主的情况,本文采取对对每一位“新批评”学者分别论述的微观分析方法,脚踏实地,尽可能全面地“细读”中英文文献,力争还“新批评”以本来面目,并对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和批评方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评价。新批评派的大部分诗歌理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是体现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中,学者们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本文关注的是“新批评”如何在诗歌分析中建构其诗歌观念和批评方法,以及这些观念和方法如何自我塑造、如何进行自我区分和在建构中如何彼此塑造。在新批评派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对一些有争议的理论和术语进行梳理和辨析。同时,我们也关注由于“新批评”的加入,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其他观念和方法做出了哪些反应与调整,以及这些反应和调整对于20世纪西方诗学的意义。新批评派的很多理论来自于他们的批评实践。因此本文在分析新批评派的若干理论术语时,并未采取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而是从他们对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入手,结合其理论术语产生的语境,对“新批评”理论中一些有争议的术语,如:多义,悖论、反讽、意象、隐喻和象征等,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绪论本章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在结构安排上,本文并未采用“思想史”式的描述方法——即以思潮、流派、理论问题为纲的宏观研究,而是采用了以个体人物为脉络的微观研究。第一章“新批评”缘起: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新批评”产生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它之所以出现,不是出自对理论探讨的热爱,而是要为诗坛引进一种新类型新风格的诗歌。艾略特等人表面上是在重新审视玄学派诗歌的艺术成就、意图为当时的英语诗坛引进玄学派诗歌,最终目的却是要提倡一种充满意象和隐喻、富有“秩序”的现代主义诗歌。第二章T.S.艾略特:诗歌创作理论艾略特提出了一种与机械摹仿论和主观创造论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他在非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客观对应物”理论,是一种将主体融入客体、通过隐喻来表现经验的客观化诗论,这是他对现代英语诗歌理论的重要贡献。第三章I.A.理查兹:包容诗和语境论理查兹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诗歌价值论为其他“新批评”理论家所诟病,但理查兹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想象时,提出的“包容诗”理论,以及语境理论,都对新批评派提供了不小的启示。第四章威廉·燕卜荪:诗歌语义分析燕卜荪以对诗歌的多义分析闻名,他还首次使用了“关键词”分析法,显示出细读法不止适用于短诗,也可以用于长篇诗剧分析。本章从燕卜荪的批评实践出发,重点分析了他多义理论的优缺点。第五章约·克·兰色姆:诗歌本体论兰色姆是新批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为新批评派确立了诗歌“本体论”的理论根基,提出“结构—肌质”说。本章重点分析“结构—肌质说”的理论内涵。第六章艾伦·泰特:张力诗学泰特继承了兰色姆的诗歌“内涵”与“外延”研究,从艾略特那里,泰特接受了“统一感受力”的观点,并将其融入“张力”说。泰特还认同艾略特的文学传统观,关注诗歌价值判断,对文学批评之于人类健康心智的作用寄予厚望。第七章C.布鲁克斯:关于隐喻和反讽的诗学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是新批评派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擅长分析诗歌着称。本章重点分析他们在《理解诗歌》中使用的诗歌分析方法,结合A.沃伦的观点,讨论了他们对于“意象、象征和隐喻”的分析,并对布鲁克斯提出的有争议的“反讽”和“悖论”进行了梳理和辨析。第八章R.P.沃伦和W.K.维姆萨特:有机整体论R.P.沃伦的非纯诗主张,和威廉·库·维姆萨特的“具体共相”说,以及布鲁克斯的部分理论,共同构成了新批评派的有机整体论。“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对把当时泛滥的“非文学”式评论清出专业文学研究领域起了重要作用,他也是新批评派成员中最接近辩证法的学者。结语:阐明观点,为新批评派做出系统性总结。附录: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从“新批评”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分析二者的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阐述中国学人对其理论的接受及应用,为国内相关专业人士提供参考和借鉴。
邓曾[9]（2010）在《海明威作品中的异化因素及其自我拯救之路》文中指出“异化”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与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人格趋于分化。目前评论界的各国研究学者在分析海明威作品时,都承认海明威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战争、暴力、邪恶、堕落、恐惧和绝望的荒诞世界,充分肯定了海明威对人生异化感、荒诞感、虚无感的体认。本文试图以海明威作品作为研究考察的对象,运用西方马克思异化理论对西方这个荒诞、虚无的异化世界进行深入剖析,讨论分析其包含的异化因素,并探究海明威通过文学书写所积极倡导的反抗异化的人类自我拯救之路。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析海明威小说中异化因素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成因,第三部分分别从社会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人的心理领域三个方面阐述了小说所呈现的的异化因素,第四部分则从塑造硬汉子英雄、建立与大地的联系、远离物化世界回归大自然来分析海明威对抗异化的自我拯救之路。第五部分为结语。笔者以马克思和弗洛姆的异化说为理论支持,通过对海明威作品的解读,探讨涵盖在海明威小说里的异化因素,归纳整理出海明威在面对异化世界的积极自我拯救的抗争之路。
曹曼[10]（2008）在《国内外爱伦·坡研究综述与比较》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对爱伦.坡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从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两个方面对爱伦.坡研究予以综述和比较,试图通过阐述爱伦·坡研究现状和国内外研究的分析和比较,为我国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国内外爱伦·坡研究的清晰脉络和方向。
二、解读爱伦·坡和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虚无”现实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解读爱伦·坡和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虚无”现实观（论文提纲范文）
（1）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经典与经典形成 |
| 第二节 20世纪的经典论争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形成 |
| 第四节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 |
| 第二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 |
| 第一节 联邦民族主义批评眼中的先驱劳森 |
| 第二节 激进民族主义批评眼中的民主劳森 |
| 第三节 民族主义批评视阈中的现实主义劳森 |
| 第三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批评” |
| 第一节 早期“新批评”眼中的浅薄劳森 |
| 第二节 早期“新批评”眼中的伤感劳森 |
| 第三节 后期“新批评”重读中的艺术劳森 |
| 第四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 |
| 第一节“新左翼”史学批评眼中的反动劳森 |
| 第二节“新左翼”文学批评眼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劳森 |
| 第三节“新左翼”文学批评视阈中的进步作家劳森 |
| 第五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批评眼中的男权劳森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批评眼中的“厌女”劳森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批评重读中的先锋劳森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的项目 |
| 后记 |
（2）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危机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所引书目缩略表 |
| 绪论 |
| 第一节 德里罗及其创作概观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内容 |
| 第一章 德里罗与西方后现代危机 |
| 第一节 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危机 |
| 一、后现代状况——危机 |
| 二、后现代危机——现代性的后果 |
| 第二节 德里罗作品中的西方后现代危机 |
| 第二章 我是谁：现实与幻象中的认同危机 |
| 第一节《天秤星座》：寻求群体认同的“局外人” |
| 一、镜中之“我”：重塑自我身份的渴望 |
| 二、被“凝视”：主体向他者欲望之网的沉陷 |
| 三、对抗“凝视”：主体身份的获得与失去 |
| 第二节 《谁主沉浮》：群体喧嚣中的个体挣扎 |
| 一、个体作家与大众文化及恐怖群体的抗争 |
| 二、偶像崇拜群体中的个体迷失 |
| 三、施暴与被施暴：强制认同下的恐怖分子 |
| 第三节《大都会》：价值迷茫中的自我认同危机 |
| 一、消费文化下的物化价值认同 |
| 二、对工作价值的扭曲认同 |
| 三、寻找存在意义的安顿之所 |
| 第三章 身在何处：自然与社会中的生态危机 |
| 第一节 《白噪音》：环境生态危机中的精神生态 |
| 一、生态灾难引发敬畏生命之思 |
| 二、“技术的栖居”对人类诗意生存的破坏 |
| 三、“死亡书”里的绝望与生机 |
| 第二节《地下世界》：生态危机中的和平诉求 |
| 一、垃圾危机与人类文明 |
| 二、垃圾、棒球和核濡染下的人生 |
| 三、和平：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 |
| 第四章 去往何方：创伤与困惑中的精神危机 |
| 第一节 《人体艺术家》中的生死挣扎 |
| 一、疗伤：期待昔日重来 |
| 二、回归：自我救赎的迷思 |
| 三、阐释：“塔特尔先生”之于救赎 |
| 第二节 《坠落的人》中的坠落与救赎 |
| 一、个体之痛、民族之殇 |
| 二、人类的相互倾轧 |
| 三、身不由己的决绝 |
| 四、浴火重生复乐园 |
| 第三节 《欧米伽点》中的终极追问 |
| 一、人类认识的枯竭 |
| 二、人类的无能、无助与无望 |
| 三、“去往何方”的终极追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主持、参与的项目 |
| 后记 |
（3）继承与革新 ——三位“纽约客”作家作品的新现实主义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称谓与界定 |
| 第二节 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及学术意义 |
| 一、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及学术意义 |
| 二、新现实主义视域下的三位作家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约翰·契弗 |
| 引言 |
| 第一节 冷漠的评判者 |
| 一、城市生活——《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巨型收音机》 |
| 二、新英格兰的传统美德——《瓦普肖特纪事》 |
| 第二节 郊区生活的介入者 |
| 一、圣洁的郊区生活 |
| 二、寻找现实的出路——梦境 |
| 三、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寓言故事——弹丸公园 |
| 第三节 被囚禁的灵魂——禁锢与自由 |
| 第二章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
| 引言 |
| 第一节 《麦田里的守望者》 |
| 一、碎片式的叙事 |
| 二、异化主题 |
| 三、语言 |
| 第二节 格拉斯故事系列 |
| 一、拼贴的情节 |
| 二、无法融合的少年智者——格拉斯一家 |
| 三、宗教的救赎 |
| 第三章 约翰·厄普代克 |
| 引言 |
| 第一节 《马人》——天国与尘世之间的挣扎与沉思 |
| 一、卡德威尔与客戎的共通 |
| 二、现实与神话的融合 |
| 三、天国与尘世的交接 |
| 第二节 《兔子四部曲》——用散文写成的史诗 |
| 一、《兔子，跑吧》——理想与现实的对立 |
| 二、《兔子归来》——兔子的“教育”之旅 |
| 三、《兔子，富了》——个体与社会的融合 |
| 四、《兔子歇了》——兔子寻求之旅的终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感知城市的多重维度 ——论保罗·奥斯特的城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章 “房间”:城市、语言与自我 |
| 第一节 真实与虚构之间:奥斯特与后现代语境 |
| 第二节 “房间”经验写作 |
| 第三节 唯我的城市体验: 《纽约三部曲》 |
| 第二章 “巨兽”: 城市与空间政治 |
| 第一节 城市革命与介入式写作: 《巨兽》 |
| 第二节 恶托邦叙事与末世想象: 《末世之城》 |
| 第三节 成长小说与美国书写: 《月宫》 |
| 第三章 “乌托邦”: 城市与差异空间的建构 |
| 第一节 奥斯特对传统乌托邦的抗拒 |
| 第二节 差异空间与身体经验: 《日落公园》 |
| 第三节 共同体想象与文化身份认同: 《布鲁克林的荒唐事》 |
| 结语 |
| 引用文献 |
| 致谢 |
（5）论奥康纳小说中暴力元素蕴含的基督教存在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前言 |
| 1.1 奥康纳生平及作品概述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本文研究目的、方法及创新 |
| 2. 暴力与距离现实主义 |
| 2.1 距离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 |
| 2.2 “怪诞”的暴力描写 |
| 2.3 非传统哥特小说的暴力描写 |
| 2.4 小结 |
| 3. 暴力与存在主义 |
| 3.1 非本质主义的存在体验 |
| 3.2 选择的自由意志 |
| 3.3 逃离“他人地狱” |
| 3.4 小结 |
| 4. 暴力与神学之光 |
| 4.1 “原罪”主题 |
| 4.2 向启示与救赎回归 |
| 4.3 反思人类生存现状 |
| 4.4 小结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6）马克·吐温小说传记性与传奇性之交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不拘形式——马克·吐温作品的魅力之一 |
| 1.2 论文写作的缘起 |
| 1.3 对相关概念的梳理 |
| 1.3.1 关于文类的定义 |
| 1.3.2 传记及其相关概念 |
| 1.3.3 传奇及其相关概念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2 跨文类的成因 |
| 2.1 终生的浪漫主义情结 |
| 2.2 纠结的崇尚往古情愫 |
| 2.3 圣经的传记文学影响 |
| 3 跨文类的影响 |
| 3.1 《宠儿》——非洲裔美国人的鬼故事 |
| 3.1.1 《宠儿》的传记特征 |
| 3.1.2 《宠儿》的传奇特征 |
| 3.2 《女勇士》——一部女性自叙奇幻传 |
| 3.2.1 《女勇士》的传记特征 |
| 3.2.2 《女勇士》的传奇特征 |
| 4 与唐传奇比参 |
| 4.1 背景论 |
| 4.2 共通性 |
| 4.2.1 历史真实与传奇交融 |
| 4.2.2 警世励俗的时代意识 |
| 4.3 差异性：文本的外部表现形态与内在胚质 |
| 4.3.1 唐代传奇,篇幅短小 |
| 4.3.2 唐代传奇,文备众体 |
| 4.3.3 中美所传,奇甚不同 |
| 5 余论 |
| 5.1 马克·吐温的“训练说”与灵性思维倾向 |
| 5.2 马克·吐温的“效果论” |
| 5.3 热衷跨越的马克·吐温 |
| 附录：马克·吐温生平重要事件年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7）当代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940-201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论文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狄更斯研究现状回瞻 |
| 第三节 二战前英美狄更斯研究概观 |
| 第一章 1940-1959年：狄更斯研究的第一次转向 |
| 第一节 狄更斯声誉的复苏 |
| 第二节 形式主义批评和传记:20世纪中期狄更斯批评的主流 |
| 第二章 1960-1969年：“狄更斯产业”的健康发展 |
| 第一节 狄更斯批评方法开始多元化 |
| 第二节 传记与批评综述 |
| 第三章 1970-1979年：狄更斯研究的第二次转向 |
| 第一节 狄更斯逝世一百周年前后的批评 |
| 第二节 70年代的传统批评：主题研究、影响研究与形式主义批评 |
| 第三节 批评方法的转向 |
| 第四章 1980-2010年(一)：后现代批评 |
| 第一节 解构主义批评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批评 |
| 第三节 心理批评 |
| 第四节 新历史主义批评 |
| 第五节 文化批评 |
| 第五章 1980-2010年(二)：传统批评 |
| 第一节 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 |
| 第二节 传记研究 |
| 第三节 主题研究 |
| 第四节 比较研究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历史批评 |
| 第六章 二战后英美狄更斯批评的研究与反思 |
| 第一节 生活与道德：利维斯的狄更斯批评 |
| 第二节 结构与风格：纳博科夫的“形式论”狄更斯批评 |
| 第三节 意识批评：希利斯·米勒的狄更斯研究 |
| 第四节 经济视角：詹姆斯·M·布朗的狄更斯批评 |
| 第五节 城市主题：雷蒙·威廉斯的狄更斯批评 |
| 第六节 帝国主义文化的书写者：萨义德的狄更斯批评 |
| 第七节 西方狄更斯研究的道德批评传统及其反思 |
| 结语：开放、争鸣、多元的狄更斯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新批评”诗歌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价值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批评”缘起：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
| 第一节 十九至二十世纪的英语诗歌转型 |
| 第二节 现代英诗理论的形成 |
| 第二章 T.S.艾略特：诗歌创作理论 |
| 第一节 非个性化与“伟大的传统” |
| 第二节 “客观对应物” |
| 第三节 统一感受力和“才气” |
| 第三章 艾·阿·理查兹：包容诗和语境论 |
| 第一节 价值论与“包容诗” |
| 第二节 诗歌语言的情感功能 |
| 第三节 语境理论 |
| 第四章 威廉·燕卜荪：诗歌语义分析 |
| 第一节“无法解释的美让我恼怒” |
| 第二节“关键词”分析法 |
| 第五章 约·克·兰色姆：诗歌本体论 |
| 第一节 诗歌价值：重塑世界的躯体 |
| 第二节 关于诗歌的“结构”和“肌质” |
| 第六章 艾伦·泰特：“张力”诗学 |
| 第一节 张力：内涵与外延的融合 |
| 第二节 诗歌批评标准：知识与判断力的融合 |
| 第七章 C.布鲁克斯：关于隐喻与反讽的诗学 |
| 第一节 理解诗歌的经典方法指南 |
| 第二节 现代诗与传统 |
| 第三节 悖论与反讽 |
| 第八章 R.P.沃伦和 W.K.维姆萨特：有机整体论 |
| 第一节 非纯诗与有机整体论 |
| 第二节 W.K.维姆萨特：“具体共相”论 |
| 结语 |
| 附录：“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海明威作品中的异化因素及其自我拯救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作品中异化因素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成因 |
| 1.1 社会历史背景及时代风貌 |
| 1.2 非理性的哲学思潮的影响 |
| 1.3 海明威传奇的人生和独特的性格 |
| 第二章 海明威小说中的异化因素 |
| 2.1 海明威作品里生产领域里的异化因素 |
| 2.2 海明威作品里消费领域的异化因素 |
| 2.3 海明威作品中西方人心理领域的异化因素 |
| 第三章 海明威探寻的自我拯救之路 |
| 3.1 以人性尊严和精神的超越抗拒异化 |
| 3.2 寻找与"大地的联系" |
| 3.3 远离物化世界,回归大自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解读爱伦·坡和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虚无”现实观（论文参考文献）
- [1]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D]. 陈振娇. 苏州大学, 2016(03)
- [2]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危机主题研究[D]. 李震红. 苏州大学, 2016(03)
- [3]继承与革新 ——三位“纽约客”作家作品的新现实主义特色研究[D]. 王媛. 吉林大学, 2016(08)
- [4]感知城市的多重维度 ——论保罗·奥斯特的城市书写[D]. 丁冬. 南京大学, 2015(01)
- [5]论奥康纳小说中暴力元素蕴含的基督教存在主义[D]. 曹佳培. 暨南大学, 2013(01)
- [6]马克·吐温小说传记性与传奇性之交融[D]. 文育玲. 武汉大学, 2013(07)
- [7]当代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940-2010年）[D]. 蔡熙.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1)
- [8]“新批评”诗歌理论研究[D]. 李梅英. 吉林大学, 2010(05)
- [9]海明威作品中的异化因素及其自我拯救之路[D]. 邓曾. 湖南师范大学, 2010(10)
- [10]国内外爱伦·坡研究综述与比较[J]. 曹曼.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