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检察机关适用秘密监听、录像之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黄萌[1]（2021）在《技术侦查程序中的隐私权保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师索[2]（2018）在《从检察侦查到监察调查:我国贿赂犯罪讯问的结构变迁与技术优化》文中研究说明贿赂犯罪审慎调查模式中的讯问与反腐败战略、政治指令、调查本体运行、法律设置共同形成了特定的反腐败结构。在检察时期,由于结构前端受限于政治指令,具有侦查功能缺陷,结构后端的程序法并未对贿赂犯罪与一般犯罪区别适用,加大了证明难度,绝大多数司法资源与办案压力聚集在讯问阶段,因此形成结构性紧张。为缓解紧张,结构前端出现了疲劳审讯等违法行为,结构后端也未对非法证据予以完全排除,形成了一些非正式规则。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罪案生成,但国家反腐败并未实现本质提升,也未能达到法治反腐的预期效应,从而推动了全新的监察体制改革。监察调查体制对贿赂犯罪讯问进行了结构性调适,强化了政治指令,调整了讯问评价体系,规整了讯问程序,消除了疲劳审讯,缓解了检察反腐时期的结构性紧张。但客观证据来源、讯问衔接机制以及合理怀疑机制的不健全让监察讯问存在结构性风险,具有技术优化的空间。结构前端应有限放宽技术调查限制,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丰富客观证据来源、增设强制取证权,结构后端应通过"合理怀疑"完善讯问衔接、降低留置措施的权利限制性、引入合理的刑事推定机制。
汪丹[3]（2020）在《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措施的一种,相比于传统的侦查措施有技术性、秘密性和一定的隐私侵犯性。技术侦查常被用于重大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这些案件组织性较强、犯罪链条紧密、每个环节相对独立,传统侦查措施侦查效率极低,因此技术侦查措施被提上日程。为了满足打击重大复杂犯罪的需要,我国于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技术侦查措施的专门章节。新法规定了其适用范围及条件,有助于改善如今很多重大复杂案件如毒品案件、严重职务犯罪案件等言词证据较多、客观性证据较少的司法现状,对于打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技术侦查证据在技侦措施入法后成为了合法证据的一种,在法庭上可以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但法条中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相关规定是框架性的,对技术侦查材料如何作为证据使用更是无从谈起。技术侦查证据使用时间已有8年,至今仍未形成约定俗成的统一的证据类型和使用方法。侦查机关经过繁琐的审批程序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案件后,若不能及时的将侦查到的材料梳理成有效证据进行起诉或审判,那前期的侦查行为都是徒劳。这样不仅浪费侦查机关的人力物力和相关司法资源,还有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甚至导致执法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下降。本文从证据法学角度入手,结合中国的现行证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外的相关规定,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立法、取证、在审判过程中如何适用及其监督方式进行探讨。总结出相关经验与中国司法实践相结合,使侦查机关侦查到的材料最大限度的用于刑事审判,从各个环节都保证技术侦查措施的有效性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三种。第一是比较分析法,即考察、梳理并借鉴国外的技侦证据的使用方式,对国内外技侦证据制度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寻求适合于中国技术侦查证据的有效规范机制。第二是文献研究法,即通过收集、查阅、分析中国关于技术侦查证据的文献资料及法律规定,结合专家学者对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的问题剖析和建议,提炼观点并总结到本文中。第三是实证分析法,即通过研究裁判文书网上我国对技侦证据的使用,分析中国在使用技侦证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建议。
庞常青[4]（2020）在《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措施列为刑事侦查手段,但授权特征过于突出,制约程序过于简单,“重犯罪打击,轻人权保障”的信号过于强烈。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侦查措施虽仅为刑事侦查手段之一,但其高入侵性特征在所有刑事侦查手段中独占鳌头。该措施可以在当事者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将其隐私性信息一网打尽,使当事者瞬间称为“透明人”,其公民权利很容易处于被入侵的危险状态,这与刑事诉讼法的“人权法”或“小宪法”地位不相匹配。尤其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这些手段的公民权入侵威力将会变的不可想象,对其进行严格规制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刻不容缓。虽然没有使用“监听”术语,但技术侦查措施大多与监听措施类同。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历史悠久,其立法理念、立法原则、立法技术及具体法律规范设计能较好地体现执法权力约束与民权保护平衡的效果,颇有可资借鉴之处。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全面、深度研究有助于我国刑事监听制度的构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成熟,有利于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早日提升。论文以刑事监听价值分析开篇,基于社会对刑事监听危害性的认识大多源于直觉、无法清晰解释危害的根源、程度的现实,论文对刑事监听的正、负价值进行了深度剖析。除释明刑事监听的正价值外,重点研究了刑事监听的负价值,这是对政府刑事监听进行立法规制的理论基础。从表面上看,刑事监听显然具有侵犯“通信隐私权”及“通信自由权”的负价值,是对“自由价值”的一种背离;然而从实质上看,刑事监听更是对公民“智力隐私权”的一种侵犯,远远超出普通“隐私权”的范畴,影响到每个人的智力创造活动,进而影响到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此外,刑事监听还会导致“自我查禁”式的“寒蝉效应”,导致监听者与被监听者,不同被监听者之间的权力和权利失衡,进而产生敲诈勒索危险、游说危险、和歧视危险。以上分析比较深入地揭示了对刑事监听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明确了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刑事监听法律规范。论文第二章全面、系统、清晰地梳理了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发展历史,为研究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立法、司法理念、原则,以及程序构造等问题打下基础。本章力求展现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发展全貌,将研究的起点首次上推至美国内战时期,弥补了该段研究空白。根据标志性转折点,把发展史划分为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开端阶段（美国内战后到1934年《联邦通信法》实施）、确立阶段（二战后到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实施）、扩容阶段（1978年《外国情报监听法》实施）、成熟阶段（1986年《电子通信隐私法》实施）、挫折阶段(《爱国者法》到《美国自由法》。之前学界对美国监听法的介绍多为片段式,本文研究一方面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作了全景性展现,另一方面突出了发展史中的各转折点,有利于理解其刑事监听制度发展背后各种推动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第三章重点研究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程序构造,包括其主要监听法的适用范围、令状规则、证据适用和实体救济措施,是对美国各监听法的详尽剖析。所研究的具体监听法规具有全局涵盖性,包括美国宪法、联邦监听法、各州监听法等。由于其各监听法律规范的规定有较大的区别,在理解方面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本章对其各项监听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对比研究,具体包括各监听法对监听对象的适用、对监听的通信措施适用、以及监听犯罪活动类型适用;监听令状的申请程序、申请标准及全过程监督;监听证据的保存和适用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对非法监听行为的民事和刑事处罚措施。这些对比研究有助于我国进行扬长避短性地借鉴,科学构建我国刑事监听制度。第四章在前面的研究基础上,提炼美国刑事监听制度中的立法、司法原则的演变轨迹:从美国内战后到联邦调查局成立前,美国各州的对电话和电报监听予以禁止,可以称为“监听禁止”时期;从联邦调查局成立到1967年前,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刑事监听案件时,以“物理入侵原则”判定政府刑事监听行为是否违法,只要不涉及物理入侵,刑事监听行动即使没有令状也不违法;1967年后,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扭转乾坤,认为政府刑事监听必须满足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要求,废除“物理入侵原则”标准,采用“合理隐私期待权”原则,公民的通信隐私权和自由权从此被提升到高标准保护等等,这些原则的演变过程是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发展过程中公权和人权博弈斗争史的直接反映,对于我国监听法制建设和隐私权保护法制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第五章就美国刑事监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具体包括其法律制度框架、法律规范的程序性冲突、公民权保护水平的冲突、刑事监听立法与科技发展速度的协调性问题、刑事监听行动的立法和司法监督、执法机构的自律等方面。该部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学界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研究的空白。虽然美国监听法律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但客观上仍然存在一些明显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可以帮助我们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进行客观评价。论文最后一章归结到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当前我国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设置虽然比较简单,但也应该属于刑事监听规制的开端,但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无法承担起平衡刑事监听权与隐私权保护的重担。因为刑事监听措施对公民权的入侵程度极高,其法律规制必须同时进行监听权与审批权的平衡配置,并体现对通信隐私权和自由权的保护标准、保护程序及救济措施。这些任务不是刑诉法的几个条文设置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美国的解决办法是逐渐发展专门法,比如《电话监听法》、《电子储存法》等等,且需要多部专门法进行规制。这种立法模式会对程序规制和实体规制进行细化处理,公民权保护会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鉴于此,本章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可取之处进行了借鉴,提出我国未来监听法制定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通信隐私保护法制定的必要性、修订我国宪法第40条为刑事监听权力配置预留空间、确立高标准通信隐私保护原则、统一刑事监听法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完善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主的程序性制裁规则、配置刑事监听监督机制、以及违法刑事监听制裁机制等。
王天宇[5]（2020）在《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毒情形势和禁毒政策导向决定了始终保持对走私毒品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是我国禁毒工作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刑事执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应当不断提高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水平,以应对走私毒品犯罪的新发展和新特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公安机关在办理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面临着情报搜集、证据固定、经费保障、案件深挖、跨国合作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导致了既有的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无法应对当前走私毒品犯罪多样化、产业化、信息化、全局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亟需从树立”情报主导“理念、合法有效应用和完善各种侦查措施、适应我国庭审实质化需要、通过完善法制、强化合作交流和建立追赃追逃机制等五个方面入手,创新和完善现有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机制和模式,切实提升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能力。鉴于此,文章第一部分先对全球走私毒品的犯罪现状、对我国的影响、存在的侦查困境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梳理出当前走私毒品犯罪在实际侦查办理过程遇到的困境和成因。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针对该现状和现存困境提出应对理念,运用大数据平台对已获取的情报进行技术分析研判,提纯线索,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有效侦破走私毒品案件提供有力支持,本部分主要从情报信息化对于整个走私毒品犯罪案件立案启动前、办案中、破案后的重要意义和获取、分享情报的主要方式等进行系统阐述。文章第三部分再从公开侦查、控制下交付、禁毒特情、隐匿身份侦查、涉毒资产查控等五种侦查措施入手,深入剖析当前我国走私缉毒侦查措施存在的弊端和风险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见解。文章第四部分提出证据在整个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采集与运用方法,这部分主要介绍包括实物证据、口供以及电子数据的收集与固定,以及技术侦查所获取的证据的合法转化方法,并提出跨境取证应该注意的问题。文章第五部分提出走私毒品国际合作侦查模式的主要内容以及对我国公安机关有效打击走私毒品犯罪案件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陈彦羽[6]（2020）在《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厦,如同电影般的灾难场景令世人震惊。随后,美国主导北约启动共同防御条款发动反恐战争。联合国通过第1373号决议要求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全球反恐掀起高潮,各项反恐法律、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其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加强政府权力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国际社会很快意识到,在美国反恐影响下,部分国家的反恐措施危及到基本人权,美国的无限期拘留、英国的限制令、甚至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资产冻结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权原则。9·11过去十九年,美国反恐不仅没有彻底消灭“基地”组织、塔利班,反而催生了更多的矛盾。中东地区政局不稳,无数平民于战火中丧生。欧洲宗教冲突加剧,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隔阂加深。国际社会逐步达成共识:不惜一切手段的反恐必将越反越恐,反恐必须坚持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论文以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为研究对象,从国际人权法的视域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论文在研究内容上,选择与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有密切联系的羁押、搜查扣押冻结、监听几种刑事强制措施,围绕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以及如何在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之间平衡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上,论文遵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法解释学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及案例分析方法。首先,论文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进行分析,揭示出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本质属性,并重点研究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对人权的干预及人权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制。由此得出,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之间相互制约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其次,论文从人权法视角深入剖析几种具体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之间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9·11后,在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关系中,存在降低羁押法定要件、强调预防性、对外国人采取无庭审拘留,不确定拘留等突出问题。在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关系中,呈现出公共场所反恐搜查常态化、搜查扣押加剧种族歧视,安理会冻结制度不符合财产权保障的法律要求等问题。在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关系中,表现出混肴侦查监听与情报监听、降低隐私权保障标准、模糊监听范围、区别对待本国公民与外国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突出了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冲突。再次,论文从人权法视角,以人权保障的价值、准则、目标为出发点,寻求解决上述冲突的方案,为具体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合理扩张提供有效路径。在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关系中,应明确不同类型羁押的认定标准,完善反恐战争中人身自由权保障的法律规范,对外国人坚持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在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程序机制、限制搜查扣押中的自由裁量权,完善联合国安理会的资产冻结制度。在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关系中,必须厘清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关系、确定反恐监听中隐私权保障原则、明确反恐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界限、制定或完善外国人监听立法。复次,论文对我国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展开研究,分析了我国羁押、搜查扣押冻结、监听在反恐中的具体适用及差异性,并提出构建反恐未决羁押制度、将搜查扣押冻结定性为强制措施、完善宪法的隐私权防御功能、细化反恐立法等建议。最后,论文给出研究结论和启示。9·11后,主要国家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由限权到授权理念转变背后是国家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价值博弈的结果。反恐刑事强制措施降低证据标准、扩大适用范围、简化法定程序,这些变化符合西方国家反恐需求,与此同时,人权法的确立及人权理念的根植确保了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授权免于失控。反恐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反恐执法必须遵守人权法,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不可克减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等人权原则,在具体实施中还应注意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倡导文明相容的人权观且立足于本国的反恐形势和法治水平。
王嘉铭[7]（2020）在《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文中提出“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就是辩护权扩张的历史”,无论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辩护权利,还是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而享有的延伸性辩护权利,都是追求基于与刑事指控方公权力的对抗而获得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审判结果。对辩护律师权利的关注和研究离不开对辩护律师制度的追本溯源,从国际世界的横向维度看,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模式下对辩护权的赋予和保障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下的辩护制度,也自“辩护官”制度的确立并历经21世纪伊始的司法制度改革之后而确立了相对体系完备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制度。而就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纵向发展历史来看,自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确立之后,辩护权便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随着经历了1996年和2012年再至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对法治理念的增强和对司法改革目标的追求,辩护权尤其是律师辩护权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追求律师辩护权在控辩平等下的实质对抗也呼声愈高。对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研究,从立足现实的角度来看,需要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予以剖析。尤其是,我国构建了监察制度之后,被调查人所面临的在监察程序中辩护权缺失的问题,由此相应的辩护律师权利也无从行使的问题,只能在案件移交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时才能获知案情,这给辩护律师权利带来了现实的困境。再者,认罪认罚制度确立之后,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充当的角色是否同于英美法系辩诉交易中的辩方律师,承担着从被告人实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与控诉方据理力争的诉讼职能,也是学界所热议的问题。在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实践运行中,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提供着包括会见、阅卷、以及与公诉机关沟通等在内的法律服务,但并不具备辩护人身份,其如何与审判阶段介入诉讼程序的辩护律师进行有效的权属衔接,以及确保不因贯穿诉审程序的参加主体不同而对被告人实体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也是应当研究的现实问题。为了从更现实的角度上考察辩护律师权利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完善,本文收集并分析了实践中的运行数据,就侦查阶段而言,通过统计问卷回收的情况,发现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仍然凸显,在个别案件中出现了新的拒绝会见的事由,同时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仍然呈现辩护律师如履薄冰的状态,同时也面临着被调查取证人不配合的现实问题,从权利的行使和被行使对象的双重障碍制约着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真正的权尽其用。为此,构建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和侦查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就显的尤为必要,这对于侦查效率和保障人权的同时兼顾与平衡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就审查起诉阶段而言,辩护律师阅卷权无法得到充分行使,以及调查取证权仍然是多数辩护律师“不敢”涉足的权域,发表意见权虚置化并流于形式等等,也是通过实证调研而反映出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我国现实刑事诉讼国情下的证据开示制度,使审前阶段辩方律师能够具体与控方进行平等对抗的实质性基础。同时,对调查取证权的重构上,应当消除刑法306条在辩护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着手从调查取证的对象、通过调查取证获取证据的途径以及对调查取证权的救济等若干方面对审查起诉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予以重构。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审判阶段,通过调研问卷回收所反映出的问题,仍然是一直被学界称之为“新三难”的“排除非法证据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难”以及“辩护意见被采纳难”,新三难的难题集中于审判阶段,这也意味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仍然困难重重,辩方与控方达到平等条件下的双方对抗也仍然存在根本性障碍。因此,在审判阶段着力于完善在充分保证直接言词原则、实质性举证质证等程序下实现庭审实质化,同时发挥并深化程序性辩护的刑事辩护方法,确保有效辩护的真正实现,才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题中之义。
郭恒[8]（2019）在《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文中认为辩护制度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和司法改革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但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具体内涵和相关要求却缺乏深入研究和系统解读。本文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够合理解读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理论,并结合我国刑事辩护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域外可资借鉴的相关元素,尝试为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及辩护制度探索前行的方向。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共计六章组成。第一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基础理论问题”。本章以不同的刑事诉讼构造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履行之影响出发,分析了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律师的功能定位,并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进行了解读。其次,以现代法治国家中辩护人的角色定位为基本出发点,以国家权力维度和法律程序维度为两个考察维度,对辩护律师角色定位进行比较法考察,并对我国依法治国背景下辩护律师律师身份定位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法律职业伦理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性进行解读,以“律师—当事人”关系为基本出发点,从党派性忠诚原则、律师与当事人信赖关系的维护角度分析了律师职业伦理特殊性之所在。第二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积极内涵:争取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首先,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辩护律师应当重视会见、阅卷、调查这三项基础性义务的履行,以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带来的弊端。其次,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辩护律师在庭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有效应对新“控强辩弱”背景下庭审虚化现象,并在庭审中与控方进行实质性对抗。最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还要借助一定的“外力”,形成一种辩护合力,才能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三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消极内涵: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消极的忠诚义务直接表现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这种信任关系的维护,可以说是为辩护律师设立了一条执业底线,即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首先,辩护律师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确保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信任和坦诚。其次,应当坚持利益冲突禁止规则,这是忠诚义务派生出的律师重要职业道德,而律师忠诚义务是利益冲突禁止规则的价值依归。我国刑事辩护中利益冲突禁止规制,应当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采取“有依据的合理怀疑”的标准,对利益冲突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加强利益冲突防范的制度建设。再次,对于独立辩护理论进行限制。建立协商机制与退出机制,确立独立辩护的禁区,构建类型化决策机制,确立被告人实际利益受损时真实义务优先原则,并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独立辩护作出限制。第四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有一定的界限,那就是“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辩护律师对于当事人不能唯命是从,还必须诚实公正地履行其职责,不能采取积极的行为来蒙骗司法机关,这是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要旨。真实义务也为忠诚义务的履行设定了“边界”。由于辩护律师特殊的地位和忠诚义务的要求,其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呈现出消极性、片面性以及对象特定性的特征。辩护律师对法庭的真实义务是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刑事诉讼真实发现的基本目标、维护司法权威之客观需要以及律师职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我国对于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但是真实义务内容规定过于笼统。为此,应当重新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体系,明确辩护律师对待虚假的证据的处理方式,区分真实义务与辩护策略,确立禁止损害实体真实这一真实义务的基本界限。第五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冲突与平衡。在美国、日本、德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这种冲突是由辩护律师作为被告人的“热忱代言人”和“法庭官员”的双重角色所引起的。由于诉讼模式以及司法观念的差异,如何处理我国实践中忠诚义务和真实义务的冲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对于被告人提供的虚假的实物证据以及在法庭上的不实陈述或者抗辩,辩护律师不负有揭露义务。但是对于被告人违法或欺诈性的行为,出于律师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及与法院共同维护司法程序公正运行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此负有积极揭露的义务。此外,应当赋予辩护律师免证特权,并完善律师伪证罪的追诉机制,以限制真实义务的扩张对于忠诚义务履行的消极影响。第六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需要从“进场机制”、“退出机制”以及“惩戒机制”三方面进行建构。首先,要确立刑事辩护的“进场机制”。刑事辩护准入制度为忠诚义务设置了第一道门槛,可以有效提高辩护质量。其次,还要确立刑事辩护的“退出机制”。我国应当从退出前的预防机制和协商机制以及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来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的退出机制。最后,还应当完善对于律师失范行为的“惩戒机制”。对于律师的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除了其自身内心道德的约束外,还须通过一定的外部的惩戒机制加以贯彻。并完善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程序性规制,防止侦查机关滥用权力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在“结论”中,笔者提出未来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研究,还是应当紧紧围绕“律师—当事人”关系这一律师定位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同时注重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关注实践案例与坚持理论完善相结合,立法规定的宏观性与行业规范的可操作性相结合。通过“制度规范”实现“理性实践”,最终实现“律师—当事人”关系理想目标与理性实践的统一。
马婷婷[9]（2019）在《侦查比例原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比例原则是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国家专门机关实施的行为应兼顾行为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如果实现目标的手段可能有损相对人的权益,则应尽可能在实现目标的前提下将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比例原则通常包含三个子原则,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适当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实施的行为和采取的手段应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相同有效的手段中,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相称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为追求一定目的所采取的限制手段的强度及其造成的侵害程度,不得逾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见,比例原则的基本意旨在于限制公权力,以预防其过度侵犯公民权利。在刑事程序中,能够对公民权利构成直接的,且较为激烈侵犯的主要是侦查中的各种取证行为、强制措施,以及武力使用的行为。用比例原则约束这些行为可以令侦查立法更为合理,亦可促进侦查执法更为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可见,对侦查比例原则开展系统研究,对侦查立法和实践皆有重大意义。本文除引言、结语外,分五章展开论述,简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的内容是“侦查比例原则的基础理论”。比例原则萌芽于朴素的正义观。经过古希腊诸位先贤的论证,合比例思想逐渐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比例原则的实在法渊源起步于限权理论、确立于警察规范、经由1858年的“药房案”上升到宪法位阶。而后,比例原则的适用扩展到多个领域,这其中就包括刑事诉讼领域、特别是侦查程序。虽然,这些扩张颇具争议,但侦查中诸项行为和措施的涉权特点决定了依据比例原则对侦查加以规制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总的来讲,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比例原则多数有成文法的明确规定,德国、法国、都在其“宪法”或相关法律中规定了比例原则的内容;英美法系国家虽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但英国和美国刑事程序中贯彻的“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混合制诉讼模式下,日本和意大利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比例原则都有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对比例原则的贯彻亦较为彻底;诸多国际人权法都或显性、或隐性的规定了比例原则。自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伊始,侦查规范中就蕴含了合比例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规范亦有合比例的设计;新中国成立后,从《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开始,有关侦查比例原则的设计越发增多,2012《刑事诉讼法》相关设计最为详细和具体,2018年对侦查行为的微调亦有比例原则的设计。侦查中各行为和措施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直接目的是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嫌疑人;特殊目的是预防罪案的发生和继续。在上述目的下,侦查的适当性原则是指侦查取证行为和强制措施的设置和设计应当有利于实现侦查目的;侦查必要性原则是指应当在设置强弱不同等级的侦查行为和措施之后,尽量选择侵害性较小的为之;侦查相称性原则是指侦查行为和措施的设置应当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及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匹配。比例原则在立法中发挥着对侦查行为和措施设置和设计的指引作用,在执法中则发挥着限制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作用。第二章的内容是“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比例原则落到实处的前提首先是要进行系统的程序设计。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时间不仅仅局限于立案后,初查中的行为亦需遵循比例原则;其规制对象包括所有侦查行为和措施,即侦查取证行为和人身强制措施。此外,侦查执法武力使用虽然并不属于侦查行为,但其实施却是侦查达成目的的重要保证,故亦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侦查比例原则的保护范围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所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为了完成上述目标,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比例原则并将之作为规范设计的工具;侦查机关应当在内部审批中严格落实比例原则;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执法中违背比例原则的行为加强监督,并切实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同时,还应当通过加强辩护权、侦查公开、程序性制裁和国家赔偿等方式对相对人的权利进行配套救济。第三章的内容是“侦查取证行为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侦查取证行为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对此,应当明确侦查取证行为的目的,在具备取证可能且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才能启动侦查取证行为;在对侦查取证行为进行强弱分类后,应尽量选择侵害较小的行为;在取证时,应当使用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性相匹配的侦查取证行为。在常规侦查取证行为中,应当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进行严格限定,以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明确身体采样的目的,将身体采样行为类型化,并对其实施程序进行轻缓化设计;应当对被采样人的罪行、危险性及采样手段进行评估,以避免采样行为过度。对于搜查行为,应当在明确搜查目的的情况下,设置紧急搜查制度;应严格限制搜查强制手段的使用;一般的搜查行为应当在具备合理根据时才能使用,无证搜查的启动也要严格掌握紧急情况的范围。对于查封、扣押、冻结行为,应当在厘清行为目的的前提下通过明确适用对象、限制适用期限、限定使用条件的方式令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特殊侦查取证行为中,对于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厘清其目的;应当将其适用时间提前,并对其适用程序进行细化,以达到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应当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最后手段原则、将技侦措施层次化、限制其整体的适用期限,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设计技术侦查措施的危害性条件和危险性条件,以令具体操作符合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诱惑侦查,应当明确诱惑侦查的目的;建立完善的案件保密制度以避免证人因惧怕而拒绝提供证言;应将诱惑侦查作为最后手段,尽量选择诱惑程度较小的行为,并需设置时间限制;应当为诱惑侦查设定底线,并根据罪行的危害性和危险性适用相称的诱惑侦查措施。第四章的内容是“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强制措施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其原因既有主观认识不足、亦有法条规范缺失;既有程序设计缺陷、又有配套制度缺位。对此,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整体要求应当是,明确强制措施的目的、完善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形成强弱不同的强制措施等级、明确侵害程度的标准、明确不同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和条件,以使强制措施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羁押性强制措施中,拘留比例原则实现的前提首先就应当令拘留目的回归。应当设置无证拘留以满足其紧急状态下令犯罪嫌疑人及时到案的适当性原则的要求;拘留的羁押时间应尽量缩短以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无证拘留和有证逮捕的适用对象进行调整,令二者适用对象符合紧急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特征,以满足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羁押比例原则而言,首先应当明确最长的羁押期限、严格限制羁押期限的延长、规制法官对羁押时间的迁就,还要严格把握羁押适用的刑罚条件、危险性条件,以此实现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对于取保候审行为,应当在厘清取保候审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防止被取保候审人逃跑,加大对违反义务的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的处罚力度,避免脱保现象发生,以达到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应当增加取保候审的方式,并尽量选择对被取保候审人侵害最小的方式为之,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避免收取过高保证金和随意没收保证金现象,同时,还应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以便降低羁押率。对于监视居住措施,应当在厘清其目的的前提下避免其成为“羁押”行为。应当对一般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进行改革,通过加大技术手段的运用以满足监视居住的设计目的;应当避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羁押混同,可以借鉴英国的保释公寓制度,形成“一般监视居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的强弱阶梯,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改革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的规定,以符合相称性原则的要求。第五章的内容是“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应当通过树立正当性意识、完善武力使用立法、厘清武力使用的性质、加强武力使用专业培训、提高武力使用公开性的方式达到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要求;还应当确立“最小使用武力”原则,在将武力划分等级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伤害较小的武力手段,以符合武力使用的必要性原则;应当设定武力使用的紧急性条件、人身危险性条件和涉嫌罪行条件以构建武力使用的相称性原则。开枪属于武力使用的最高等级。对于鸣枪示警,应谨慎用之。应当对开枪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设计以避免实践中的弃用或滥用,以保证适当性原则的实现;开枪时应尽量避免击打要害部位,以实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开枪行为应当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匹配,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逸不应成为开枪的唯一理由,应当要求开枪所保护的权益大于开枪行为造成的损害,以便实现开枪的相称性原则。
褚侨[10]（2019）在《德国秘密侦查措施的使用及其法治化 ——兼对中国的启示》文中指出在德国,秘密侦查措施的范围由其《刑事诉讼法典》明确界定。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基本权利保护的需要,这一范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引发了何种秘密侦查措施应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规制以及如何规制的问题。就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研究德国刑事诉讼中秘密侦查措施范围的历史变迁,探究这一范围变化的动因,同时通过分析现行法典中规定的各类秘密侦查措施,发现其共同特征,最终总结出德国立法者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规制时所考虑的因素;二是研究德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秘密侦查措施使用的制度框架,探究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秘密侦查措施的具体使用规则,从程序法层面回答“如何规制”这一问题;三是研究秘密侦查措施规制的法治化路径,即运用旨在进行合宪性控制的基本权干预理论,研究秘密侦查措施的约束机制,探究秘密侦查措施的规制原理,总结出判断秘密侦查措施是否受规制以及受何种规制的一般模式。综观秘密侦查措施在刑事诉讼中的引入与变迁过程,秘密侦查措施的范围除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更与宪法中基本权利与法律保留原则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现行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各类秘密侦查措施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秘密侦查手段的不同,还在于干预的基本权利不同。从基本权干预理论视角的分析秘密侦查措施,主要是按照“基本权保护范围-干预-干预正当性”三个层次,对干预的基本权利范围、干预的强度以及干预正当化可能性进行分析,从而能够对秘密侦查制度中的诸多程序设计作出解释。对秘密侦查措施的规制来源于对基本权利的干预正当化要求,主要是指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基于法律保留原则及其发展出的门槛理论,一些干预强度较低的秘密侦查措施,可以无需法律特别授权,不纳入德国刑事诉讼法所明确界定的秘密侦查措施范围中,而是涵盖在侦查人员的一般侦查权限内。基于比例原则的要求,措施适用条件与措施干预强度之间、措施干预强度与程序约束之间应当成比例,为此,秘密侦查制度中在罪名目录、嫌疑程度、谦抑性条款以及法官保留原则的适用方面均采用了层次化的适用规则。对具体秘密侦查措施进行审查时,同样可以适用基本权干预理论。如审查后认为其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则导致证据禁止的后果。由此得出,只有干预基本权利较为严重的秘密侦查措施才属于需要法律特别授权的秘密侦查措施范围,对其进行程序规制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同时当具体的秘密侦查措施经过审查构成侵犯基本权利时,引起证据禁止的制裁后果。经过对德国刑事诉讼中的秘密侦查制度以及基本权干预理论的研究发现,秘密侦查的法治化是以基本权干预理论为基础对秘密侦查措施从立法授权、到程序规制、再到具体实施与制裁的全方位合宪性控制。这对于我国目前亟待完善的秘密侦查立法设计与约束机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总体而言,我国秘密侦查制度可以借鉴基本权干预理论的思路以及德国秘密侦查制度设计的有益经验,从秘密侦查措施范围的明确化、秘密侦查措施程序的精细化以及证据使用问题的解决三个方面完善现有的秘密侦查制度,向秘密侦查的法治化更进一步。
二、检察机关适用秘密监听、录像之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检察机关适用秘密监听、录像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3）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技术侦查证据概述 |
| (一) 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的原理及概念 |
| 1. 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的原理 |
| 2. 技术侦查证据的概念 |
| (二) 技术侦查证据的特点和作用 |
| 1. 技术侦查证据的特点 |
| 2. 技术侦查证据的作用 |
| (三) 技术侦查证据的取证及使用原则 |
| 二、国内外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现状考察 |
| (一) 国内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现状考察 |
| 1. 中国技术侦查证据的立法现状 |
| 2. 中国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司法现状 |
| (二) 国外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相关经验 |
| 1. 英美法系国家的技术侦查证据 |
| 2. 大陆法系国家的技术侦查证据 |
| 3. 相关经验小结 |
| 三、中国技术侦查证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技术侦查证据相关立法不足 |
| 1. 缺乏独立基础性规范 |
| 2. 法律规定粗糙与司法实践不匹配 |
| (二) 技术侦查措施难以取证 |
| 1. 技术侦查措施取证流程不规范 |
| 2. 取证技术存在局限性 |
| (三) 技术侦查证据的运用理念错位及侦查程序不完善 |
| 1. 非法证据排除不彻底 |
| 2. 证据使用形式分类不明确 |
| 3. 滥用技术侦查证据侵犯人权 |
| (四) 对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监督救济程序不完善 |
| 1. 保密管理制度和监督惩戒制度不完善 |
| 2. 合法性审查程序不健全 |
| 3. 缺乏当事人救济程序 |
| 四、完善中国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
| (一) 完善技术侦查证据的立法体系 |
| 1. 完善技侦证据的立法体系 |
| 2. 细化涉及技侦证据的各方面规定和配套法律 |
| (二) 规范技术侦查证据的取证方式 |
| 1. 加快技侦证据取证的规范化步伐 |
| 2. 加强对侦查取证人员的培训考核 |
| (三) 完善技术侦查证据的理念和使用程序 |
| 1. 树立“不完全”非法证据排除理念 |
| 2. 明确以原始证据为主使用技侦证据 |
| 3. 引入技侦证据鉴定程序 |
| 4. 完善庭外核实证据程序 |
| (四) 完善监督救济程序 |
| 1. 完善内外部监督体系 |
| 2. 建立证据相关当事人救济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的由来与研究的意义 |
| (一) 选题的由来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刑事监听概念与价值分析 |
| 一、刑事监听 |
| (一) 监听 |
| (二) 刑事监听 |
| 二、刑事监听的正价值 |
| (一) 社会保护价值 |
| (二) 犯罪预防价值 |
| (三) 犯罪侦查价值 |
| 三、刑事监听的负价值 |
| (一) 侵害“自由价值” |
| (二) 侵害普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 |
| (三) 侵害“智力隐私权” |
| (四) 自我查禁式“寒蝉效应”危害 |
| (五) 破坏权力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发展 |
| 一、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开端 |
| (一)内战后各州严格限制刑事监听 |
| (二) 20世纪初刑事监听大行其道 |
| (三) 美国联邦监听法诞生的导火索Olmstead案 |
| (四)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开端 |
| 二、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确立 |
| (一) 二战后联邦调查局监听活跃 |
| (二) 刑事监听纳入宪法规制 |
| (三) “合理隐私期待”原则确立 |
| (四)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确立 |
| 三、美国刑事监听制度扩容 |
| 四、美国刑事监听制度成熟 |
| 五、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挫折 |
| (一) 《外国情报监听法》“无证监听”遭抵制 |
| (二) 《爱国者法》严重削弱隐私保护水平 |
| (三) 《美国自由法》终结国安局监听计划 |
| 第三章 美国刑事监听原则 |
| 一、“合理隐私期待”原则 |
| (一) “合理隐私期待”原则确立 |
| (二) “合理隐私期待”标准认定 |
| 二、宪法保障原则 |
| 三、令状原则 |
| (一) 禁用“一般令状”催生宪法第四修正案 |
| (二) 第四修正案令状原则的刑事监听适用 |
| 第四章 美国刑事监听程序构造 |
| 一、监听适用范围 |
| (一) 犯罪类型 |
| (二) 通讯方式 |
| (三) 适用对象 |
| 二、监听申请与司法审查 |
| (一) 申请主体 |
| (二) 批准主体 |
| (三) 审批标准 |
| (四) 监听期限 |
| 三、监听证据规则 |
| (一) 监听证据保存 |
| (二) 监听证据适用 |
| (三) 违法监听程序制裁:非法证据排除 |
| 四、违法监听实体制裁 |
| 五、监听监督机制 |
| 第五章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问题 |
| 一、刑事监听法律体系庞杂 |
| 二、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 |
| (一) 适用范围冲突 |
| (二) 令状规则冲突 |
| (三) 程序制裁与实体制裁措施冲突 |
| 三、法律规范滞后 |
| 四、立法监督薄弱 |
| 五、司法立场保守 |
| 六、执法自律不严 |
| 第六章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当前刑事监听制度运行问题 |
| (一) 《宪法》规范限制技术侦查的规制架构 |
| (二) 技术侦查性质界定不清 |
| (三) 技术侦查立法经验不足 |
| (四) 技术侦查规范缺陷明显 |
| 二、我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完善 |
| (一) 通过通讯隐私保护法规制刑事监听 |
| (二) 立法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 |
| (三) 修订《宪法》第40条为监听权力配置预留空间 |
| (四) 确立高标准的通信隐私权保护原则 |
| (五) 完善刑诉证据规则和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主的程序制裁规则 |
| (六) 统一刑事监听法的适用对象和范围 |
| (七) 配置刑事监听监督机制和自律机制 |
| (八) 配置刑事监听实体制裁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走私毒品犯罪的现实状况与侦查困境 |
| 2.1 走私毒品犯罪的现实状况 |
| 2.1.1 国际走私毒品犯罪活动现状 |
| 2.1.2 我国走私毒品犯罪活动现状 |
| 2.1.3 走私毒品犯罪对我国禁毒工作的影响 |
| 2.2 走私毒品犯罪的侦查困境 |
| 2.2.1 情报搜集之困境 |
| 2.2.2 证据固定之困境 |
| 2.2.3 合作侦查之困境 |
| 2.2.4 案件深挖之困境 |
| 2.2.5 资费保障之困境 |
| 3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情报线索的收集与研判 |
| 3.1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情报线索的高效收集 |
| 3.1.1 以人力情报为基础 |
| 3.1.2 以技术情报为增长点 |
| 3.1.3 以国际情报交流为辅助 |
| 3.2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情报线索的深度研判 |
| 3.2.1 涉毒人员的监控分析 |
| 3.2.2 毒品源头的监控分析 |
| 3.2.3 走私路线的监控分析 |
| 3.2.4 资金流动的监控分析 |
| 3.3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情报工作的机制建构 |
| 3.3.1 成果分配机制之建构 |
| 3.3.2 部门共享机制之建构 |
| 3.3.3 区域交换机制之建构 |
| 4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侦查措施的应用与完善 |
| 4.1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公开查缉 |
| 4.1.1 建立海陆空立体化的侦查网络 |
| 4.1.2 推进相关部门间的侦查协作 |
| 4.1.3 加强公开查缉与后续经营的有效衔接 |
| 4.2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隐匿身份侦查 |
| 4.2.1 隐匿身份侦查的基本要求 |
| 4.2.2 隐匿身份侦查的完善策略 |
| 4.3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控制下交付 |
| 4.3.1 控制下交付的适用标准 |
| 4.3.2 控制下交付的实施条件 |
| 4.3.3 控制下交付的证据问题 |
| 4.3.4 控制下交付的系统评估 |
| 4.4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禁毒特情 |
| 4.4.1 禁毒特情工作中的证据采信 |
| 4.4.2 禁毒特情工作中的刑事豁免 |
| 4.4.3 禁毒特情工作中的人员管理 |
| 4.5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技术侦查 |
| 4.5.1 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途径 |
| 4.5.2 技术侦查手段的实践价值 |
| 4.5.3 技术侦查手段的完善策略 |
| 4.6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涉毒资产调查 |
| 4.6.1 涉毒资产调查的现实意义 |
| 4.6.2 我国涉毒资产调查的法律规定 |
| 4.6.3 我国涉毒资产调查的制度缺陷 |
| 4.6.4 我国涉毒资产调查的完善策略 |
| 5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犯罪证据的采集与运用 |
| 5.1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证据收集与运用的基本要求 |
| 5.2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取证行为的规范化 |
| 5.2.1 境内取证行为之规范 |
| 5.2.2 跨境取证行为之规范 |
| 5.3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证据收集的多元化 |
| 5.3.1 注重主观方面的证据收集 |
| 5.3.2 加强技术侦查的证据转化 |
| 6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国际合作的开展与推进 |
| 6.1 合作法律制度之完善 |
| 6.1.1 推进国际法律制度建设 |
| 6.1.2 完善国内法律相关制度 |
| 6.2 禁毒交流合作之强化 |
| 6.2.1 树立国际侦查合作理念,积极开展侦查合作 |
| 6.2.2 培养国际侦查合作人才,落实缉毒联络制度 |
| 6.2.3 加强涉毒情报交流工作,建立执法联动机制 |
| 6.2.4 探索禁毒司法合作机制,确立合作运作程序 |
| 6.3 追逃追赃措施之完善 |
| 6.3.1 境外追逃措施之完善 |
| 6.3.2 境外追赃措施之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重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 |
| 第一节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述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特点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
| 第二节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本质属性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理论分析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人权保障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一般性规制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核心理念必须坚持人权保障的价值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基本原则必须遵守人权保障的准则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设计必须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 |
| 第二章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 |
| 第一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界定 |
| 一、反恐羁押 |
| 二、人身自由权 |
| 第二节 反恐羁押干预人身自由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困境 |
| 一、降低反恐羁押法定要件削弱人身自由权保障效果 |
| 二、强调反恐羁押的刑事预防性提高人身自由权保障风险 |
| 三、混淆反恐模式凸显人身自由权保障漏洞 |
| 四、违反平等与不歧视原则造成人身自由权保障差异 |
| 第四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平衡 |
| 一、明确不同类型羁押的认定标准 |
| 二、发展战争模式的反恐羁押 |
| 三、合法合理区别对待外国人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羁押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平衡 |
| 第三章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 |
| 第一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界定 |
| 一、反恐搜查扣押冻结 |
| 二、财产权 |
| 第二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干预财产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困境 |
| 一、公共场所反恐搜查常态化引发人权担忧 |
| 二、反恐搜查扣押加剧种族歧视 |
| 三、安理会资产冻结制度难以实现财产权的有效保障 |
| 第四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平衡 |
| 一、反恐搜查扣押必须坚持程序机制 |
| 二、限制随机搜查扣押中的自由裁量权防止种族歧视 |
| 三、安理会资产冻结制度应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平衡 |
| 第四章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 |
| 第一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界定 |
| 一、反恐监听 |
| 二、隐私权 |
| 第二节 反恐监听干预隐私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困境 |
| 一、混淆情报监听与侦查监听增加侵犯隐私权的风险 |
| 二、反恐监听降低隐私权保障标准缺乏正当性与必要性 |
| 三、隐私权天然的开放性使反恐监听更为复杂 |
| 四、本国人与外国人不对称的隐私权保障 |
| 第四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平衡 |
| 一、厘清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关系 |
| 二、确定反恐监听的隐私保障原则 |
| 三、明确反恐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界限 |
| 四、确立对外国人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立法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监听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平衡 |
| 第五章 考察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考察结论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强调授权功能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授权并未失控 |
| 第二节 启示 |
| 一、单一的执法手段无法彻底消灭恐怖主义 |
| 二、反恐国际法律框架所确立的反恐措施应遵守国际人权法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应维持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律师辩护权理论研究 |
| 第一章 律师辩护权要义研究 |
| 第一节 辩护权与辩护制度 |
| 一、辩护制度的价值及缘起分析 |
| 二、辩护权的类型与来源 |
| 第二节 律师的诉讼权利与律师辩护权 |
| 一、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内涵及来源 |
| 二、律师辩护权的成分分析 |
| 三、被追诉人辩护权与律师辩护权 |
| 第二章 辩护律师制度 |
| 第一节 辩护律师制度的必要性及实践意义 |
| 一、辩护律师存在的必要性 |
| 二、辩护律师存在的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
| 一、关于辩护律师诉讼主体地位的争论 |
| 二、刑事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应当界定为“诉讼主体” |
| 第三节 辩护律师与被指控方、控诉方及审判方的关系 |
| 一、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关系 |
| 二、辩护律师与公诉人的关系 |
| 三、辩护律师与法官的关系 |
| 第三章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沿革 |
| 第一节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理论提出 |
| 第二节 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实践发展 |
| 一、监察调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辩护权 |
| 三、“审判中心主义”模式下的律师辩护权 |
| 下篇:律师辩护权的实践探析 |
| 第四章 侦查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会见通信权 |
| 二、调查取证权 |
| 三、提出意见权 |
| 四、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
| 第二节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会见难”形式多元且个案形势堪忧 |
| 二、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立法缺失且意识淡薄 |
| 三、调查取证活动存在多维度障碍 |
| 四、阅卷权缺失破坏了程序对等 |
| 第五章 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完善与重构 |
| 第一节 律师帮助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保障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我国启示 |
| 第二节 会见与通信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会见与通信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关于侦查阶段会见通信权的我国启示——从一则真实案例说起 |
| 第三节 阅卷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侦查阶段阅卷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阅卷权的我国启示——构建侦查阶段的阅卷权 |
| 第四节 调查取证权 |
| 一、调查取证权的域外考察 |
| 二、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我国启示 |
| 第五节 律师在场权 |
| 一、律师在场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律师在场权的我国启示 |
| 第六章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会见通信权 |
| 二、阅卷权 |
| 三、调查取证权(包括向办案机关申请查证权) |
| 四、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
| 五、提出意见权 |
| 第二节 我国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会见权无法充分行使且存在现实阻碍 |
| 二、阅卷权受制于办案机关且范围受限 |
| 三、发表意见权虚置化并流于形式 |
| 第七章 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完善和重构 |
| 第一节 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域外考察 |
| 二、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的我国启示——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国情下的审前“证据开示” |
| 第二节 调查取证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查起诉阶段调查取证权的域外之鉴 |
| 二、审查起诉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我国启示 |
| 第八章 审判阶段的辩护权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审判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发展 |
| 一、阅卷权 |
| 二、调查取证权(包括向办案机关调取证据权) |
| 三、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权 |
| 四、经被告人同意的上诉权 |
| 第二节 我国审判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制度和实践问题 |
| 一、审判程序尤其是庭审程序虚置化 |
| 二、律师拒绝辩护权的行使状况不容乐观 |
| 三、辩护律师缺失独立上诉权 |
| 四、刑法306条和刑诉法44条排除了辩护律师执业豁免 |
| 第九章 审判阶段的辩护权完善和重构 |
| 第一节 庭审实质化下律师法庭辩护权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审判阶段庭审中心的域外考察 |
| 二、“庭审中心”下辩护权的我国启示——“无效辩护”还是“辩护无效” |
| 第二节 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
| 一、关于法律援助的域外考察 |
| 二、关于法律援助的我国启示——加快推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中国模式 |
| 第十章 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相关配套性制度探析 |
| 第一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深化 |
|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域外考察 |
|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我国启示 |
| 第二节 程序性辩护的完善 |
| 一、程序性辩护的域外考察 |
| 二、程序性辩护的我国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对我国刑事律师辩护权研究的问卷调查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8）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域外关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文献综述 |
| (二)我国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伦理学方法 |
| (二)比较研究的方法 |
| (三)历史研究的方法 |
| (四)个案研究法 |
| 第1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基础理论问题 |
| 1.1 刑事诉讼构造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 |
| 1.1.1 不同诉讼构造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1.2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 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其忠诚义务 |
| 1.2.1 国家权力与法律程序维度下辩护律师角色定位对于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2 比较法视野下辩护律师角色定位对于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3 我国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的演变对其忠诚义务的影响 |
| 1.3 法律职业伦理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 |
| 1.3.1 法律职业伦理之共通要求 |
| 1.3.2 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性 |
| 1.3.3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是其第一职业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积极内涵：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
| 2.1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基础性义务之履行 |
| 2.1.1 沟通义务 |
| 2.1.2 阅卷义务 |
| 2.1.3 调查义务 |
| 2.2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庭前准备工作之强化 |
| 2.2.1 辩护律师庭前准备不足导致新“控强辩弱”现象出现 |
| 2.2.2 庭前准备工作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意义 |
| 2.2.3 辩护律师庭审准备工作强化之路径 |
| 2.3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之形成 |
| 2.3.1 忠诚义务下需要形成辩护合力之原因 |
| 2.3.2 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之目标 |
| 2.3.3 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形成之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消极内涵：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 |
| 3.1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之遵守 |
| 3.1.1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对于忠诚义务之价值 |
| 3.1.2 我国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存在的问题 |
| 3.1.3 忠诚义务下我国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 |
| 3.2 利益冲突之禁止 |
| 3.2.1 刑事辩护中利益冲突的内涵与价值博弈 |
| 3.2.2 利益冲突禁止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关系 |
| 3.2.3 忠诚义务下我国刑事辩护中的利益冲突禁止规则 |
| 3.3 独立辩护之限制 |
| 3.3.1 独立辩护人理论与忠诚义务之矛盾 |
| 3.3.2 处理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冲突的两种模式 |
| 3.3.3 忠诚义务下独立辩护理论之限制 |
| 3.4 无效辩护行为之规范 |
| 3.4.1 无效辩护行为之实践表象 |
| 3.4.2 无效辩护行为与忠诚义务之背离 |
| 3.4.3 无效辩护行为之制约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 |
| 4.1 辩护律师对法庭真实义务的内涵 |
| 4.1.1 真实义务性质的消极性 |
| 4.1.2 真实义务范围的片面性 |
| 4.1.3 真实义务对象的特定性 |
| 4.2 辩护律师对法庭真实义务的理论根据 |
| 4.2.1 辩护律师承担的社会责任 |
| 4.2.2 刑事诉讼发现真实的基本目标 |
| 4.2.3 维护司法权威之客观需要 |
| 4.2.4 辩护律师职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
| 4.3 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存在的问题 |
| 4.3.1 真实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 |
| 4.3.2 真实义务内容规定过于笼统 |
| 4.4 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完善 |
| 4.4.1 核心争议：辩护律师如何对待虚假证据 |
| 4.4.2 真实义务的判断：如何看待辩护策略 |
| 4.4.3 真实义务的界限：禁止损害实体真实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冲突与平衡 |
| 5.1 比较法视野下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之考察 |
| 5.1.1 美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立场演变及实践争论 |
| 5.1.2 日本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理论转变及实践争议 |
| 5.1.3 德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理论争鸣及指导判决 |
| 5.1.4 对西方国家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之分析 |
| 5.2 冲突产生的原因：辩护律师的角色困境 |
| 5.2.1 被告人的“热忱代言人”之角色伦理需要超越大众普通伦理 |
| 5.2.2 法庭官员之角色要求辩护律师负有促进司法公正的义务 |
| 5.2.3 双重角色给辩护律师带来的伦理冲突 |
| 5.3 我国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平衡 |
| 5.3.1 辩护律师是否应当积极揭露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 |
| 5.3.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冲突之处理 |
| 5.3.3 冲突下的权利制约：赋予辩护律师免证特权 |
| 5.3.4 冲突的程序规制：完善律师伪证罪的追诉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 |
| 6.1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 |
| 6.1.1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的理论基础 |
| 6.1.2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1.3 我国现行辩护律师准入机制的缺陷 |
| 6.1.4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之构建 |
| 6.2 辩护律师退出机制 |
| 6.2.1 律师退出辩护的原因解读 |
| 6.2.2 辩护律师退出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2.3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退出的程序规范 |
| 6.2.4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退庭之反思 |
| 6.3 辩护律师惩戒机制 |
| 6.3.1 辩护律师惩戒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3.2 律师惩戒权分配之考察 |
| 6.3.3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惩戒机制之规范 |
| 6.3.4 针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追诉的程序规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侦查比例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域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范围的厘定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侦查比例原则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确立及发展 |
| 一、比例原则的产生及发展 |
| 二、侦查比例原则的确立 |
| 三、侦查比例原则域内外适用及发展 |
| 第二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内容 |
| 一、侦查的正当目的 |
| 二、侦查比例原则的含义 |
| 第三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功能 |
| 一、对侦查立法的指引功能 |
| 二、对侦查执法的指引功能 |
| 第二章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 |
| 第一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 |
| 一、时间范围 |
| 二、规制对象 |
| 三、保护范围 |
| 第二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程序 |
| 一、立法设计 |
| 二、执法落实 |
| 三、司法适用 |
| 四、配套保障 |
| 第三章 侦查取证行为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对侦查取证行为目的的认知及态度 |
| 二、侦查取证行为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侦查取证行为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四、侦查取证行为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总体要求 |
| 一、明确侦查取证行为的目的 |
| 二、侦查取证行为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
| 三、侦查取证行为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
| 四、侦查取证行为相称性原则的要求 |
| 第三节 常规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身体采样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三、搜查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四、查封、扣押、冻结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节 特殊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技术侦查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诱惑侦查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章 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强制措施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对强制措施目的的认知及态度 |
| 二、强制措施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强制措施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四、强制措施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总体要求 |
| 一、明确强制措施的目的 |
| 二、强制措施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
| 三、强制措施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
| 四、强制措施相称性原则的要求 |
| 第三节 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拘留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羁押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节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取保候审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监视居住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五章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侦查执法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二、侦查执法武力使用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侦查执法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实现 |
| 二、侦查执法武力使用必要性原则的实现 |
| 三、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相称性原则的实现 |
| 第三节 开枪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开枪行为适当性原则的实现 |
| 二、开枪行为必要性原则的实现 |
| 三、开枪行为相称性原则的实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德国秘密侦查措施的使用及其法治化 ——兼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对象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德国刑事诉讼中的秘密侦查措施 |
| 一、秘密侦查措施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引入与变迁 |
| (一)引入阶段(1871-1933):德意志帝国宪法时期与魏玛宪法时期 |
| (二)倒退与恢复阶段(1933-1968):纳粹统治时期与德国分裂初期 |
| (三)发展阶段(1968至今):德国分裂后期与德国统一后 |
| 二、现行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的秘密侦查措施 |
| (一)排查缉捕、拉网缉捕 |
| (二)邮件扣押、传统的电信监控、移动设备查找与定位 |
| (三)源端电信监控、在线搜查 |
| (四)监视、监听措施 |
| (五)卧底侦查措施 |
| 第二章 德国刑事诉讼秘密侦查措施的制度框架 |
| 一、适用范围 |
| (一)罪名目录 |
| (二)措施相对人 |
| 二、适用条件 |
| (一)嫌疑程度 |
| (二)谦抑性条款 |
| 三、适用程序 |
| (一)启动程序 |
| (二)实施程序 |
| (三)措施终结后的处理 |
| 第三章 基本权干预理论视角下的秘密侦查措施规制 |
| 一、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干预理论 |
| (一)基本权干预理论概述 |
| (二)基本权干预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 |
| 二、秘密侦查措施的基本权干预体系 |
| (一)相关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
| (二)干预的构成 |
| (三)干预的正当性 |
| 三、秘密侦查制度中的证据禁止 |
| (一)证据取得禁止 |
| (二)证据使用禁止 |
| 第四章 德国秘密侦查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
| 一、秘密侦查措施的范围明确化 |
| (一)中国秘密侦查措施范围界定的模糊性 |
| (二)德国秘密侦查立法模式之借鉴 |
| 二、秘密侦查措施的程序精细化 |
| (一)中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程序的笼统性 |
| (二)德国秘密侦查措施程序机制之借鉴 |
| 三、以基本权干预为依据的秘密侦查实体制裁模式 |
| (一)基本权干预理论下对非法秘密侦查的制裁 |
| (二)对我国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检察机关适用秘密监听、录像之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技术侦查程序中的隐私权保障机制研究[D]. 黄萌.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从检察侦查到监察调查:我国贿赂犯罪讯问的结构变迁与技术优化[J]. 师索. 刑事法评论, 2018(02)
- [3]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研究[D]. 汪丹. 山东大学, 2020(02)
- [4]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研究[D]. 庞常青. 山东大学, 2020(01)
- [5]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研究[D]. 王天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6]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D]. 陈彦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D]. 王嘉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8]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D]. 郭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侦查比例原则研究[D]. 马婷婷.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德国秘密侦查措施的使用及其法治化 ——兼对中国的启示[D]. 褚侨.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