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业优惠”也腐败（论文文献综述）
王亚杰[1]（2021）在《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因此,如何实现高质量投资,提高投资效率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较为普遍,非效率投资的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的关于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丰富,大量学者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已有研究表明,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原因。然而企业经营离不开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处于不同政治环境中的企业,其经营方式和行为模式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一个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因素,即政商关系。与传统的政商关系不同,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型政商关系,即亲清政商关系。亲清政商关系不仅明确了政商交往的准则和尺度,而且为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提高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剂良方,它也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因此,本文以投资效率为切入点,主要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先,在系统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及方法后,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接下来,本文重点梳理了政商关系的经济后果以及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据此进行了文献评述,研究发现,现有文献尚未将亲清政商关系作为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制度环境因素。本文从亲清政商关系角度出发,考察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政商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拓展了关于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据此,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寻租理论深入剖析了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本文以2013—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聂辉华等（2017）（2018）发布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衡量亲清政商关系,以相关模型衡量企业投资效率,实证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其他方法进一步检验了实证回归结果。最后,为了进一步梳理亲清政商关系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具体机制,本文分别以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水平、市场竞争为调节变量,以寻租和税收优惠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不同调节效应和作用机制下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亲清政商关系能够显着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说明良好的政商关系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投资的信心,另一方面为企业投资创造了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因而能够改善企业投资效率;第二,以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显着提高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第三,以地区市场化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亲清政商关系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更为显着;第四,以市场竞争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市场竞争越激烈,亲清政商关系越能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第五,以寻租为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通过挤出寻租活动,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第六,以税收优惠为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通过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林明灯[2]（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耿米塞[3]（2020）在《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6年以来,老挝初步废除了计划经济,逐步建立了宏观层次的市场经济。老挝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好几年超7%,在东盟国家中名列前茅。中老贸易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其金额也大幅度增长。目前,中国是老挝最大的投资国,据中方统计,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金额已经累计高达约65.5亿美元。老挝在中国的实际投资约4900万美元。中老合作前景广阔。老挝国内发展目前有12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已成为老挝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在这12个经济特区中,其中有4个是中国企业投资的。截至目前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是老挝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在老挝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老命运共同体正在推动全面合作。本文就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做出以下三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1）本文以老挝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中国直接投资的意图、方向和影响,立足于老挝本身分析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因素,从多个角度深入了解老挝吸引中国外资的情况。（2）本文在前人理论研究基础上,在老挝国内网和中国国内网收集多方数据,立足于宏观角度,以大量数据为支持,分析老挝的发展方向及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3）本文深入研究中国对老挝不同行业投资情况,通过数据资料分析中国投资该行业对于老挝该行业发展的影响,并分析老挝产业结构是否因此发生调整变化,从而分析得出外资投资对老挝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从中国对老挝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投资政策等多角度出发,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与老挝的经贸合作以及中国对老挝各个行业的直接投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不仅有利于老挝获取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有利于丰富相关的理论,具有理论意义。当前中国企业对老挝投资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矿业、电力、农业、工业与手工业、服务业。行业分布与老挝的经济基础及资源禀赋密切有关。老挝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鼓励中国投资者到老挝投资。本文最后为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提出建议,改善基础设施,,老挝政府有必要提高与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府效率,提高外商投资资金到位的及时性。加强政治互信,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制定法律法规,逐步完善相关投资政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老挝投资环境正在日益优化,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也在加紧步伐。本文将以中国企业投资老挝的实际例子,阐述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历程、现状和未来,并发掘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中国企业投资老挝铺平道路,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檀灿灿[4]（2020）在《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开始逐渐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实体之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逐年攀升,最新《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外资流量达到139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如何为大量外资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以保持中国市场对于外资企业持续的吸引力是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政府部门作为外资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外资的进入和发展的全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地方官员治理的视角探索官员特征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关系的影响,并对可能的情境因素进行考察,以深入理解其内在作用机理。已有研究分别对地方官员治理、区位选择及海外子公司绩效展开过大量丰富的研究,一方面,地方官员治理的研究重点关注于对内资企业层面战略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忽视了对于外资企业战略及绩效影响的考察。另一方面,国际商务领域海外区位选择及子公司绩效的研究重点关注于宏观层面地区政治要素的前因研究,相对忽视了考察地方官员异质性对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影响。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别讨论了地方官员换届、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任期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含地方官员治理的后果研究、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前因研究等主要内容。其中,地方官员治理主要从官员换届、官员异地交流以及官员任期角度进行展开,分析在企业、行业及地区不同层面的影响。对于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和子公司绩效前因研究的文献回顾也主要包含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做总结述评,并发现已有研究不足,进而提炼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其次,本文通过三个实证研究,对地方官员治理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第一个子研究采用1998-2011年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在中国城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地方官员换届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前任官员任期以及行业监管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换届的发生降低了外商投资的可能性,且在前任官员任期较长的城市以及在监管较少的行业,上述城市官员换届带来的负面影响被弱化。第二个子研究采用1998-2011年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官员退休所剩年限、地区腐败程度以及外商投资经验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的丰富,有益于外商投资可能性的提高。同时,官员退休所剩年限处于中等水平、在腐败程度较低以及外商具有较少投资经验的城市投资时,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投资的正面作用得到增强。第三个子研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外资在中国城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官员任期与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企业规模、地区市场化以及腐败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任期越长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水平的提升越有益。同时,企业规模越小、地区市场化以及腐败程度越低时,官员任期对外商投资子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得到增强。最后,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研究启示进行了论述,本文整合了地方官员治理和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文献,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的官员治理和外资企业在华战略选择和绩效提升带来有益借鉴,地方官员治理对外资战略选择及绩效而言,既有促进的方面,也有抑制的方面。政企双方均需要做好权衡,以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另外,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官员治理特征出发或采用不同的样本对本研究做进一步的考察。
孙凤洋[5]（2020）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采购借助采购规模、实施效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调节经济、产业扶持和政策引领方面的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府采购的购买力非常巨大,国际范围来看政府采购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0%左右。政府采购在不仅在规范公共支出过程、提高公共支出使用效益、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利得成本目标方向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各国政府实现更广泛政策目标和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途径。因此,政府采购既体现市场竞争的属性,又发挥其契约合作下产业前伸后延的拉动作用。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部分发达国家奉行单边贸易主义政策和投资争端加剧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通过签订嵌入政府采购议题在内的高标准贸易协定来应对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以及预期陷入衰退的不利影响。对此,本文的思考是,WTO框架下的诸边协定GPA能否成为未来全球贸易体制的深度发展方向?通过什么模式能有效开放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这些模式对双边贸易影响有何区别?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情况下,我国应该选择何种模式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本文试图指出,通过扩大以GPA为代表的诸边贸易协定成员国范围和签订嵌入政府采购议题在内的高标准FTA等途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促进多边贸易体制深度发展的重要优化方案之一。进一步的,以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研究如何深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我国加入GPA和签订高标准贸易协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选择为研究目标,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概念,构建研究边界,以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作用、流程、采购方式和政府采购规模等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探究问题的逻辑起点,围绕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整体贸易、贸易边际、不同国家、不同产品产业的影响进行理论机制分析,提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贸易促进效应、贸易边际影响效应、国家差异化效应和产品行业外溢效应。特别的,本文通过引鉴多部门双边贸易的动态模型,分别探讨了单边不歧视、双边协定以及诸边协定等情境下对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通过理论分析和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进行特征化事实分析,我们从中发现代表多边贸易体制类型、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具体途径就是加入GPA和签订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据此,深入探究不同途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贸易影响,从而提出不同类型国家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优化方案。由此,本文利用50项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以及225个国家和地区和国家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GPA模式和FTA模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在这里不仅考察了 GPA模式和FTA模式对贸易的促进效应,而且考察了促进贸易的实现途径、不同国家影响差异性以及影响条件等具体内容。论文在探究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与典型国家政府采购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进一步加入GPA和签订高标准贸易协定的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GPA模式和FTA模式显着地促进了国际贸易;GPA模式和FTA模式会同时增加贸易扩展和集约边际;GPA模式和FTA模式的贸易促进作用在不同国家方面存在差异,GPA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大,而FTA模式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则更大;GPA模式贸易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单边加入GPA的贸易促进作用不显着;FTA模式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产品和行业的外溢效应,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不仅会对政府采购特定产品和行业产生促进作用,对广泛一般产品和行业都会一定促进意义。本文以全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对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模式的贸易促进效应进行多维度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政府采购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经验研究。本文还基于跨国经验、机制设计、制度经验、发展取向构建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双边贸易、加强国别契约合作的政策建议体系,对我国通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实现进一步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政策建议。
王维[6]（2020）在《越南的投资环境及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高速发展趋势。由于经济发展稳定,劳动力相对充足等优势,越南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对象国之一。在此基础上,对越南的投资环境进行研究,充分了解越南整体的投资环境,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投资越南时做到趋利避害,获得企业的长期利益。在对越南的投资环境进行研究时,主要参考了多因素评估法中对各项评估因素的分类,结合越南的实际情况将越南的投资环境分成了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四个方面。并对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提出该方面对中国企业的启示。通过研究发现,越南国内政治相对稳定,但面临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等风险。近年来越南经济发展迅速,具有较大的消费市场,但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越南在不断完善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但部分法律法规仍然不够透明。此外,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相似之处,但需要注意越南人对中国复杂的认知。中国企业投资越南时,对各方面的投资环境应有充分的了解,尽快适应越南本土环境。对越南投资环境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意义,其一是为中国企业提供可靠的分析评价,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参考信息,寻找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其次是间接为越南改善其投资环境提供建议,以吸引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
何雯怡[7]（2020）在《高管腐败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机理 ——以湖北宜化为例》文中认为近几年我国企业内外环境跌宕起伏,部分企业陷入经营危机和财务危机之中,被强制勒令退市的上市公司逐渐增加,研究企业失败机制这一话题又重回大众视线。与此同时,我国企业高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导致企业由盛及衰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而对于高管腐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关注高管腐败的成因、表现,或者只是简单地测试高管腐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没有分析高管腐败的后果及途径,也未将其与企业财务危机的形成联系起来,对高管腐败是如何影响企业财务危机的内在机理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想要抑制高管腐败、防范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必须要研究和了解其影响机理。高管腐败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机理如何,因连续亏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且企业高管因腐败被双开的湖北宜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素材。因此,本文创新地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对湖北宜化高管腐败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机理展开研究。首先,对高管腐败及企业财务危机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提出湖北宜化案例分析框架,并根据该框架思路对湖北宜化展开案例研究。收集湖北宜化高管腐败、财务危机证据资料并进行整理提炼,分析说明湖北宜化高管腐败情况和财务危机特征。然后,从企业投资和公司内部治理两个视角展开高管腐败对湖北宜化财务危机影响的证据资料分析。接着,进一步讨论高管腐败对湖北宜化财务危机的其他影响途径及导致湖北宜化陷入财务危机的其他影响因素,厘清高管腐败与这些其他影响因素及湖北宜化财务危机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根据案例分析结果总结高管腐败对湖北宜化财务危机的影响机理,并有针对性地对上市企业如何防范高管腐败和财务危机提出对策建议。通过对湖北宜化案例证据资料的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高管腐败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和方式提高了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高管腐败通过影响人员任用,处理问题等程序制度,与公司原有存在缺陷的治理结构协同作用,提高了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高管腐败通过非法同业经营、挪用公款、境外倒卖套利等行为直接降低了企业营收、腐蚀企业利益,提高了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2）湖北宜化财务危机表现是:化肥业务营业收入下降,化工业务营业收入下降和营业成本上升的协同作用导致产品销售利润下降。（3）湖北宜化财务危机特征是连续亏损、巨额亏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企业应当加强企业内部反腐倡廉教育,提高反腐意识水平,健全企业内控体系以防范高管腐败问题的发生。而面对国家政策风向变更、业内竞争者层出不穷、市场商机变换不定等挑战时,企业应当提升自身应对风险能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机制,及时发现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防止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陷入财务危机。
张堂云[8]（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胡明生[9]（2019）在《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税收之于政府,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税收之于企业,是最重要的成本之一。企业避税和政府税收流失的矛盾长期存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压力明显,激进的企业避税行为势必会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影响政府职能转型和政府治理变革的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发挥也直接影响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进程。因此,探究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是协调政府和企业在经济运行中关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上看,无论是基于预期效用观还是委托代理观,企业避税在受到外部制度背景和内部治理结构的交互影响时,均难以回避对政府因素的讨论。公共政策的执行反映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意志和能力。企业避税研究的现实需求和理论发展特征为本文探讨基于公共政策执行的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动机和空间。本文在充分梳理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对策讨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公共政策的实施实际,对政府治理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机制进行了总体分析:即存在市场调控效应和代理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分项对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的具体关系进行较为深刻地探讨,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基于反腐败政策的腐败治理可以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实现腐败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推进腐败治理首先就是要解决政府官员腐败问题。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5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公司和地区层面的各种因素后,反腐败政策对企业避税行为具有约束效应,这一约束作用在收到较多政府补贴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结果表明,反腐败政策的实施可以通过压缩政治关联的避税空间来限制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此外,反腐败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小规模上市公司、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和位于税收征管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这不仅说明了腐败治理会对企业税收行为决策产生影响,也间接支持了政府官员腐败会弱化了公司治理机制的观点。第二,基于营改增政策的税收治理可以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建立健全现代化政府财税治理体系的必经之路。利用我国沪深A股服务业和建筑业上市公司2008—2016年的数据,通过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激进的避税行为;营改增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的综合税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避税的动机。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支持了该政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约束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小规模上市公司以及位于金融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政策的减税效果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避税,而不是通过加强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强度。这一发现表明,减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外部性作用。第三,基于《劳动合同法》的政府劳动保护可以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发现实施《劳动合同法》后,劳动保护的加强与企业避税程度呈显着负相关。这一结果源于企业员工对避税利益的共享效应,即《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增强了员工的议价能力,刺激了员工通过避税获取额外收益的寻租行为;由于边际收益的减少,这又限制了理性管理者的避税行为。进一步检验表明,加强劳动保护对企业避税的约束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大规模上市公司和位于执法力度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政府劳动保护与企业税收决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说明政府治理可以影响企业内部避税利益的分配。最后,政府治理对企业税收行为决策的影响来不仅限于税收征管等单方面,而是来自其发挥治理作用的多个领域。综合全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政府在履行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时都能对企业避税行为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税收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对于企业而言,政府治理可以缓解代理冲突,完善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合理引导企业税收遵从;对于政府来说,政府治理可以帮助保障税收收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尹玉婷[10]（2019）在《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林张之争”反映了学界对我国现行支持产业发展的财政补贴的效果评价存在不小的争议,新能源汽车骗补等事件频发反映了产业补贴效果不甚理想,本文主要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探究这种低效率补贴制度的状态、成因、影响与破解。低效率补贴制度体现在:从产业技术政策来看,财政补贴的规模较大,研发资金的落实不甚明确,研发产出与投入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存在较大差距;从产业组织政策来看,扶持大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仍然是我国历史的主流,扶持中小企业的功能性政策较多,成效微着;从产业结构政策来看,选择性干预色彩较为明显,尤其是行政性、指令性计划是主要手段,而经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容易产生产能过剩现象,市场适应性弱;从手段上看,行政干预、直接补贴仍然是主流,且效果并不显着,会引致企业、行业发展的依赖性,难以形成市场竞争力。另外,现行产业财政补贴政策往往产生了“骗取”、“套用”等现象,不仅造成补贴资源的浪费,还会给企业的生产创新造成负面激励,最终使得产业政策偏离制定的初衷。本文在探究低效率补贴制度的成因与影响的分析框架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人际关系性、寻租性与权利限制性这三个关键因素,围绕这三个关键因素解释了我国现行补贴制度的低效率问题。具体地,由于人际关系网能够提供合作中的信任保障,而我国非人际关系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社会交换体系本质上是属于人际关系性的,产业政策也具有人际关系化交换的特征;以财政补贴主导的产业政策由于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以及社会报酬结构的差异而具有寻租性;我国处于权利限制秩序的状态,在该秩序中产业政策对创新与竞争的支持不足,制度适应性效率不高。通过对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秩序与产业政策的发展规律的梳理与分析,认为美国具备了非人际关系性、寻利性与权利开放性,其产业政策往往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且制度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效率;日本、韩国由于在影响产业政策的核心政治组织上实现了短暂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经济实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寻利带来的积极影响抵消了寻租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并没有全面实现非人际关系化交换,其社会秩序仍然是权利限制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后期给社会带来了腐败等遗留问题;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以补贴为主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与寻租性,组织运行的权利受限,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实现其向功能性政策的转型是必由之路。因此,成功的产业政策一定具有非人际关系性、寻利性与权利开放性的特征,而失败的产业政策通常无法在核心政治组织内发展非人际关系化交换,具有严重的寻租程度与权利限制性。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对现行补贴政策的政治效率与经济效率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验证了我国补贴制度的低效率与三个关键因素的相关性。首先,在政治效率方面,通过对政治程序的考察认识到我国人际关系化补贴产生的政企合谋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与低效率的补贴制度。具体地:1、考察事前代表性企业隐藏产业发展能力信号,使得中央政府产生补贴资源错配行为,得到四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解,比较后发现若企业的伪装成本比较小,那么在政府不对高额补贴、或所有额度的补贴申请进行审核时,补贴制度的效率比较低;2、考察事后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企业隐藏补贴使用行为导致企业“骗补”与政府“追缴”等现象产生,发现受政企合谋的影响,地方政府划拨补贴与实施追缴的政策是无效的,中央政府要使补贴使用制度有效,必须支付给地方政府与企业足量的信息租金;而补贴使用的效率取决于产业发展建设的难易程度与中央实施事后追缴的力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产业建设项目规模越大,发生“骗补”后追缴的力度越严苛,则补贴使用制度效率越低。其次,在经济效率方面,从企业、产业、市场三个层面考虑市场主体的发展问题,联系三类关键因素,运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政府补贴数据,分析企业现行具有人际关系化交换的补贴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寻租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现行补贴制度的权利限制性对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影响。具体地:1、在探究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方面,针对当前国内财政补贴现状,把我国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补贴分为人际关系化产业补贴和非人际关系化产业补贴,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旨在阐明人际关系化的补贴制度有碍国家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的目标,并根据理论框架建立了具有无效率影响因素的随机前沿模型,同时借助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1）直接补贴相较于间接补贴,对提升生产技术效率存在负面影响;（2）导致补贴无效率存在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寻租实现的,而这种作用机制体现了人际关系化的补贴制度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政治联系作为一种“嵌入式自主”能够微妙地对这一负面机制进行矫正。2、在探究选择性补贴的寻租性与功能性补贴的寻利性时,运用固定效应、Logit与Tobit模型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特征;通过对企业是否具有寻租行为与政治联系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在人际关系化下,选择性补贴具有寻租性,会占用生产性资本,表现为投资不足,而功能性补贴具有寻利性,普遍易使生产投资过度;本部分研究还发现,政治联系作为一种“嵌入式自主”的治理方式,比人际关系化交换中的寻租方式更会促进企业投资;在产业层面,通过研究两类补贴的分布特征对行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会更大程度地降低市场竞争性;回到企业层面探寻其中的机制,通过Logit中介效应模型与交互项检验,发现前期选择性补贴由于提高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概率,增加了市场份额下降的可能性,从而市场竞争性降低;然而,尽管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但寻租下的选择性补贴会减少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因此,市场竞争机制易被人际关系化下的选择性补贴扰乱。3、在探究补贴对适应性效率的影响时,结合诺思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通过分析我国补贴制度的性质、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我国补贴制度的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作出判断。本部分的边际贡献在于指出了我国财政补贴制度存在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不统一的现象。研究发现:（1）低生产率或低盈利能力的企业尽管可以受到补贴资源的较大程度影响,但实际所享有的补贴资源比较少,补贴制度存在一定的配置不平衡性;（2）与税收优惠等间接补贴制度相比,财政直接补贴具有圈层效应,即以人际关系化交换为特征,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低规模补贴中;（3）圈层性补贴不支持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补贴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低下;（4）间接补贴制度既有配置效率又有适应性效率。因此,现行的以财政补贴主导的产业政策不仅政治效率低下,还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投资效率,制度适应性效率不高,急需转型。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制度的转型需要突破三个关键因素,即人际关系性、寻租性与权利限制性,这意味着要在社会网络中发展非人际关系,增加制度可信性,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引导社会报酬结构以激励生产性活动,增加寻利收益。首当其冲的是转变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发展以引导型、服务型为主的功能性补贴制度。
二、“行业优惠”也腐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行业优惠”也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1）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商关系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
| 2.2 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3.1.1 政商关系的概念 |
| 3.1.2 企业投资效率的概念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3 社会资本理论 |
| 3.2.4 寻租理论 |
| 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 实证检验 |
|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5.2.1 变量定义 |
| 5.2.2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回归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调节效应分析 |
| 5.6 作用机制分析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3）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 |
| 2 相关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垄断优势理论 |
| 2.1.3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 |
| 2.1.4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5 比较优势理论 |
| 2.1.6 投资环境理论 |
| 2.1.7 投资周期理论 |
| 2.1.8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1.9 技术地方化理论 |
| 2.1.10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1 老挝对外投资国内研究现状 |
| 2.2.2 老挝对外投资国外研究现状 |
| 2.2.3 研究述评 |
| 3 老挝吸引外资投资环境现状及外商投资动因分析 |
| 3.1 老挝吸引外资投资概况 |
| 3.1.1 外商对老挝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3.1.2 外商对老挝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 |
| 3.1.3 外商投资老挝的行业及其变化 |
| 3.1.4 外商投资老挝的国际贸易效应 |
| 3.2 老挝吸引外资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变量的选择 |
| 3.2.2 假设变量关系 |
| 3.2.3 回归模型的建立 |
| 3.2.4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3.2.5 协整检验 |
| 3.2.6 VECM误差修正模型 |
| 3.2.7 结果分析 |
| 3.3 老挝吸引投资环境现状 |
| 3.3.1 基础设施 |
| 3.3.2 投资政策 |
| 3.3.3 金融体系 |
| 3.3.4 税收体系 |
| 3.4 外商投资老挝动因分析 |
| 3.4.1 市场导向型因素 |
| 3.4.2 所有权导向型优势 |
| 3.4.3 区位导向型优势 |
| 3.4.4 内部化导向型优势 |
| 3.5 直接投资对老挝企业影响的传导机制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效应实证分析及发展前景研究 |
| 4.1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的总量分析 |
| 4.1.3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概况 |
| 4.1.4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 |
| 4.2 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设立 |
| 4.2.2 数据的选择和相关说明 |
| 4.2.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4.2.4 协整分析 |
| 4.2.5 结果分析 |
| 4.3 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资本供给 |
| 4.3.2 技术输入 |
| 4.3.3 产业结构效应实证分析 |
| 4.4 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第一产业技术溢出的大小 |
| 4.4.2 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第二产业技术溢出的大小 |
| 4.4.3 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第三产业技术溢出的大小 |
| 4.4.4 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三次产业技术溢出分析 |
| 4.5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老合作的挑战与前景 |
| 4.5.1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老合作的挑战 |
| 4.5.2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老合作的前景 |
| 4.6 本章小结 |
| 5 老挝吸引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机会及风险 |
| 5.1 老挝吸引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5.1.1 基础设施薄弱 |
| 5.1.2 产业结构不合理 |
| 5.1.3 人力资源问题 |
| 5.1.4 执法力度不足 |
| 5.2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机会分析 |
| 5.2.1 老挝具备适宜中国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
| 5.2.2 老挝国内资源丰富,生产要素价格低廉 |
| 5.2.3 老挝经济增长快速,区位优势明显 |
| 5.2.4 2014-2018年间具体投资热点 |
| 5.3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
| 5.3.1 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现象比较普遍 |
| 5.3.2 投资法律体系不完备,政策随意性大且缺乏透明度 |
| 5.3.3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的实践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内容、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1 地方官员治理 |
| 2.1.2 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前因研究 |
| 2.1.3 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前因研究 |
| 2.1.4 地方官员治理与外商直接投资 |
| 2.2 主要理论视角 |
| 2.2.1 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2.2 政治权力理论 |
| 2.2.3 区位选择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官员换届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2.1 地方官员换届 |
| 3.2.2 地方官员换届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 |
| 3.2.3 前任官员任期的调节作用 |
| 3.2.4 行业监管的调节作用 |
| 3.3 实证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测量 |
| 3.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 3.4 实证结果分析 |
| 3.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 3.4.2 回归结果分析 |
| 3.4.3 稳健性检验和实证结果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3.5.1 研究结论 |
| 3.5.2 研究贡献 |
| 3.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第4章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1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 |
| 4.2.2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 |
| 4.2.3 退休所剩年限的调节作用 |
| 4.2.4 地区腐败的调节作用 |
| 4.2.5 城市投资经验的调节作用 |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测量 |
| 4.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检验 |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和实证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4.5.1 研究结论 |
| 4.5.2 研究贡献 |
| 4.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第5章 地方官员任期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1 地方官员任期 |
| 5.2.2 地方官员任期与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 |
| 5.2.3 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
| 5.2.4 地区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
| 5.2.5 地区腐败的调节作用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测量 |
| 5.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与实证结果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研究结论 |
| 5.5.2 研究贡献 |
| 5.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本文主要的理论贡献 |
| 6.2.2 本文主要的实践贡献 |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及国际认定的规则 |
| 1.2.1 政府采购与公共采购 |
| 1.2.2 政府采购的原则 |
| 1.2.3 政府采购制度及其目标 |
| 1.2.4 政府采购流程和一般采购方式 |
| 1.2.5 政府采购宏观调控措施和风险评价 |
| 1.3 研究方案设计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内容和逻辑框架 |
| 1.3.3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多边贸易体制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2 政府采购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3 GPA模式和FTA模式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4 衡量政府采购市场规模的文献综述 |
| 2.1.5 文献简评 |
| 2.2 理论机制分析 |
| 2.2.1 整体理论框架分析 |
| 2.2.2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整体贸易的影响机制 |
| 2.2.3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贸易边际的影响机制 |
| 2.2.4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不同国家贸易的影响机制 |
| 2.2.5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不同产品行业的影响机制 |
| 2.3 相关理论模型 |
| 2.3.1 单边不歧视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3.2 双边协定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3.3 诸边协定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模式的特征化事实分析 |
| 3.1 GPA模式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1.1 GPA的历史沿革 |
| 3.1.2 GPA的制度设计特征与贸易价值评估 |
| 3.2 FTA模式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1 主体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2 客体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3 市场门槛价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3 GPA模式与FTA模式相互作用的机理 |
| 3.3.1 GPA模式对FTA模式的主导作用 |
| 3.3.2 FTA模式对GPA模式的补充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GPA模式与双边贸易 |
| 4.1 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4.1.1 计量模型设定 |
| 4.1.2 数据说明 |
| 4.1.3 描述性分析 |
| 4.2 计量结果和分析 |
| 4.2.1 GPA的贸易促进效应 |
| 4.2.2 GPA促进贸易的边际分析 |
| 4.2.3 GPA促进贸易的国家差异化效应 |
| 4.2.4 GPA的贸易模式选择分析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
| 4.5 结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与双边贸易 |
| 5.1 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5.2 计量结果和分析 |
| 5.2.1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的贸易促进效应 |
| 5.2.2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边际分析 |
| 5.2.3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国家差异化效应 |
| 5.2.4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外溢效应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
| 5.5 结论 |
| 5.6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两种模式的比选与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政府采购国际制度发展与国际经验启示 |
| 6.1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 |
| 6.2 欧盟《公共采购指令》 |
| 6.3 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信贷采购指南》 |
| 6.4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与现实经验 |
| 6.4.1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 |
| 6.4.2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现实经验 |
| 6.5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发展与现实经验 |
| 6.5.1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 |
| 6.5.2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现实经验 |
| 6.6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与现实思考 |
| 6.6.1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历程 |
| 6.6.2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谈判进程 |
| 6.6.3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选择的现实思考 |
| 6.7 借鉴与启示 |
| 6.7.1 对标国际政府采购制度经典规范,健全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
| 6.7.2 深度参与政府采购全球治理和制度安排,积极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 |
| 6.7.3 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例外条款和加强契约合作,保护扩大本国产业发展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跨国经验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2 机制设计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3 制度经验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4 发展取向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越南的投资环境及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 |
| 1.3.1 国内文献综述 |
| 1.3.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3 相关理论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越南的经济体制及中国对越南的投资情况 |
| 1.1 越南的经济体制及其沿革 |
| 1.2 中国对越南的投资情况 |
| 1.2.1 第一阶段(1991年-2000年) |
| 1.2.2 第二阶段(2001年-2008年) |
| 1.2.3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 |
| 第二章 越南投资环境中的政治环境 |
| 2.1 越南的政治体制 |
| 2.1.1 越南政治的历史沿革 |
| 2.1.2 越南的政治系统 |
| 2.1.3 越南的政治革新 |
| 2.2 越南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外交 |
| 2.2.1 越南与美国的关系 |
| 2.2.2 越南与中国的关系 |
| 2.2.3 中美贸易战对投资越南的影响 |
| 2.2.4 越南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
| 2.3 越南的政治稳定度 |
| 2.3.1 越南的主要领导人更迭情况 |
| 2.3.2 越南国内政治冲突和社会群体事件 |
| 2.4 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 |
| 2.5 政治环境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
| 第三章 越南投资环境中的经济环境 |
| 3.1 越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 3.1.1 经济增长主要指标 |
| 3.1.2 固定资产及累计资产 |
| 3.1.3 总储蓄及储蓄率 |
| 3.1.4 最终消费及居民消费 |
| 3.1.5 外商直接投资 |
| 3.2 越南的经济稳定性 |
| 3.2.1 CPI及通货膨胀 |
| 3.2.2 政府财政状况 |
| 3.2.3 银行信贷情况 |
| 3.2.4 贸易收支 |
| 3.2.5 汇率及外债 |
| 3.3 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水平 |
| 3.3.1 越南的经济区域划分 |
| 3.3.2 越南三大产业情况 |
| 3.3.3 越南的劳动力供应情况 |
| 3.4 经济环境可能存在的风险及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
| 第四章 越南投资环境中的法律环境 |
| 4.1 投资行业、方式及投资项目的批准审核 |
| 4.1.1 投资行业及投资方式 |
| 4.1.2 投资项目的批准审核 |
| 4.1.3 投资许可证办理及企业注册 |
| 4.2 其他法律与外资有关的规定 |
| 4.2.1 税收法律法规 |
| 4.2.2 外汇管理规定 |
| 4.2.3 土地法 |
| 4.2.4 劳动法 |
| 4.2.5 环境保护法 |
| 4.2.6 知识产权法 |
| 4.3 对外资的优惠政策 |
| 4.3.1 《投资法》中相关优惠政策 |
| 4.3.2 税收优惠 |
| 4.3.3 中越两国关于投资的相关协定 |
| 4.4 法律环境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
| 4.4.1 投资越南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
| 4.4.2 法律环境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
| 第五章 越南投资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环境 |
| 5.1 文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
| 5.1.1 文化的相关概念 |
| 5.1.2 文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
| 5.2 语言文字及教育水平 |
| 5.2.1 语言文字 |
| 5.2.2 教育水平 |
| 5.3 越南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对投资的影响 |
| 5.3.1 越南文化发展轨迹及主要特点 |
| 5.3.2 对越投资的宗教文化因素 |
| 5.4 社会文化环境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高管腐败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机理 ——以湖北宜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企业财务危机的研究 |
| 1.2.2 关于高管腐败的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2 高管腐败对企业财务危机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高管腐败及企业财务危机界定 |
| 2.1.1 高管腐败界定 |
| 2.1.2 企业财务危机界定 |
| 2.2 高管腐败对企业财务危机影响后果分析 |
| 2.3 高管腐败影响企业财务危机途径的理论分析 |
| 2.3.1 基于企业投资视角的理论分析 |
| 2.3.2 基于公司内部治理视角的理论分析 |
| 3 湖北宜化案例研究设计 |
| 3.1 湖北宜化案例介绍 |
| 3.1.1 湖北宜化基本情况 |
| 3.1.2 案例企业选择说明 |
| 3.2 案例证据资料收集方式 |
| 3.3 湖北宜化案例研究思路 |
| 4 高管腐败对企业财务危机影响机理案例分析 |
| 4.1 湖北宜化高管腐败证据资料分析 |
| 4.2 湖北宜化财务危机证据资料分析 |
| 4.2.1 湖北宜化利润变化 |
| 4.2.2 湖北宜化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
| 4.2.3 湖北宜化财务危机特征分析 |
| 4.3 高管腐败对湖北宜化财务危机影响的证据资料分析 |
| 4.3.1 基于企业投资视角的证据资料分析 |
| 4.3.2 基于公司内部治理视角的证据资料分析 |
| 5 湖北宜化财务危机形成机理的进一步讨论 |
| 5.1 高管腐败对湖北宜化财务危机的其他影响途径 |
| 5.2 湖北宜化财务危机其他影响因素讨论 |
| 5.2.1 行业不景气 |
| 5.2.2 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减弱 |
| 5.2.3 小结 |
| 5.3 湖北宜化财务危机形成机理分析 |
| 6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加强企业反腐意识 |
| 6.2.2 健全企业内控体系 |
| 6.2.3 提升企业应对风险能力 |
| 6.2.4 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机制 |
| 6.3 研究创新 |
| 6.4 研究局限 |
| 6.5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9）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2 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 |
| 3 政府治理、公共政策与企业避税:理论分析 |
| 3.1 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
| 3.2 政府治理影响企业避税的表现 |
| 3.3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治理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
| 4 腐败治理与企业避税:基于党的十八大反腐败政策的考察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制度背景 |
| 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4 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4.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税收治理与企业避税:基于营改增政策的考察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制度背景 |
| 5.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4 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劳动保护与企业避税:基于《劳动合同法》的考察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制度背景 |
| 6.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4 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6.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期刊及会议论文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10）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理论背景及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产业补贴、制度分析与有效性判断 |
| 第一节 产业发展与财政补贴 |
| 一、产业发展政策与财政补贴手段 |
| 二、我国产业补贴政策与效果回顾 |
| 第二节 产业补贴的制度分析与有效性判断 |
| 一、产业补贴的制度分析法 |
| 二、产业补贴的有效性判断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影响补贴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关键因素一：人际关系性与非人际关系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二、人际关系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三、非人际关系性与国外的产业政策 |
| 第二节 关键因素二：寻租性与寻利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寻租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二、寻利性与国外产业补贴政策 |
| 第三节 关键因素三：权利限制性与权利开放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二、权利限制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三、权利开放性与国外产业政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补贴中“错补”与“骗补”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理论回顾 |
| 第二节 补贴拨款审核的博弈分析 |
| 一、现实问题 |
| 二、基本假定 |
| 三、信号博弈模型的均衡分析 |
| 四、政企合谋下的补贴申请制度 |
| 五、关于完善补贴申请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补贴使用过程的博弈分析 |
| 一、现状 |
| 二、基本假定 |
| 三、补贴划拨与“骗补”发生 |
| 四、“追缴”力度与“骗补”治理 |
| 五、关于完善补贴使用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补贴与生产效率：基于企业发展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计量模型与研究假设 |
|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
|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补贴与投资效率：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基础 |
| 第二节 补贴、投资与竞争的逻辑框架 |
| 一、选择性补贴与功能性补贴 |
| 二、寻租与寻利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数据搜集 |
| 二、补贴的性质分析 |
| 三、补贴的性质验证 |
| 四、对竞争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补贴与适应性效率：基于市场环境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逻辑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补贴制度的配置效率判定 |
| 二、直接补贴的性质分析 |
| 三、补贴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四、稳健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制度安排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与译着 |
| 二、中文论文 |
| 三、英文文献 |
| 附录 Ⅰ：附表 |
| 附录 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主持课题情况 |
| 一、已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主持的课题情况 |
| 致谢 |
四、“行业优惠”也腐败（论文参考文献）
- [1]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D]. 王亚杰.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3]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研究[D]. 耿米塞.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4]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D]. 檀灿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D]. 孙凤洋.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6]越南的投资环境及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D]. 王维.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7]高管腐败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机理 ——以湖北宜化为例[D]. 何雯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研究[D]. 胡明生.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10]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D]. 尹玉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