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心型肺癌立体适形放射治疗的CT模拟定位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飞[1]（2020）在《螺旋断层根治性治疗Ⅲ期肺鳞癌的临床结果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我国肺癌发病率逐年升高,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约占肺癌类型的85%,肺鳞癌比例占25%-30%,为NSCLC的第二大病理亚型。由于Ⅲ期肺鳞癌患者常伴高龄、中央型多见,较长时间的吸烟史以及其他内科基础疾病等因素,导致有较高的手术风险,而且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等系统治疗疗效有限,因此,Ⅲ期肺鳞癌已被证明是一种独特的难治性肿瘤。放射治疗联合铂类为基础化疗被用作不能切除的Ⅲ期肺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方式,但常规放疗模式疗效已达到瓶颈。随着精准放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螺旋断层放疗、旋转调强放疗等先进放疗技术不断出现,肿瘤患者的放疗模式也逐渐改变,本课题组前期利用螺旋断层放疗剂量学优势开展了一系列肺癌高剂量放疗研究。本研究旨在分析Ⅲ期肺鳞癌患者螺旋断层根治性放疗的生存情况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以期为临床广泛应用提供借鉴。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至2019年12月间临床资料完整的Ⅲ期螺旋断层根治性放疗肺鳞癌患者。GTV总剂量为60Gy或70Gy,共15-20次,每周5次,每天1次。共计107例,其中男性90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65岁（年龄段:4090岁）,ⅢA期患者36例,ⅢB期患者66例;ⅢC期患者5例,单纯螺旋断层根治性放射治疗者85例,螺旋断层同步放化疗者22例。接收GTV总剂量70Gy患者54例,60Gy患者53例。参考RECIST1.1标准进行局部疗效评估。依据CTCAE4.0分级标准行不良反应评价。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组间差异统计,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P<0.05则有统计学差异。结果提示107例患者中CR17例,PR46例,SD41例,PD3例,患者1年、2年、3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82.5%、36.7%、22.3%,中位生存时间为21.5个月,无进展生存期17.5个月。单因素分析提示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因素:放疗GTV总剂量、肿瘤直径大小、疗前KPS评分、肿瘤TNM分期及近期疗效。COX多因素分析结果示:放疗GTV总剂量、近期疗效是影响患者螺旋断层根治性放疗预后的相关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急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19.6%,其中2级8例、3级2例,未观察到4级毒性反应,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29.9%,其中2级7例,未观察到3级及以上损伤,晚期放射性肺损伤发生率为9.3%,2级5例,晚期放射性食管损伤发生率为25.2%,2级9例、3级9例。Ⅲ期肺鳞患者螺旋断层根治性放疗后生存情况较好,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其预后与TNM分期、肿瘤大小、GTV总剂量、KPS评分、放疗技术、近期疗效等因素密切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GTV总剂量、近期疗效是Ⅲ期肺鳞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肿瘤患者发生脑转移预示着病期已处于晚期,预后差,生存时间短。全脑放疗（WBRT）联合同步推量放疗（SIB）是肿瘤脑转移放疗的一种重要模式,即可以高剂量照射可见肿瘤,又能预防性全脑照射,但部分患者脑组织放疗后出现学习、记忆和空间处理障碍,这些副作用已被证明与海马组织损伤密切相关。因此,开展WBRT+SIB时需要充分考虑如何保护海马组织,选择合适的放疗计划方案减少海马损伤。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是强调放射治疗（IMRT）的一种,机头围绕患者实施单弧或多弧旋转照射,在满足靶区覆盖度的同时可降低周围正常组织的受照剂量。螺旋断层调强放疗（TOMO）以螺旋CT旋转的断层扫描方式,配合二元气动多叶光栅,使得射线强度调制能力更广,肿瘤剂量适形度更高,肿瘤周围正常组织保护更优。本研究旨在比较TOMO和VMAT在转移瘤全脑同步推量（WBRT+SIB）放疗计划中,对海马组织等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参数差异。本研究选择连续32例脑转移瘤患者的CT定位图像,按照WBRT+SIB模式基于融合MRI图像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在相同的处方剂量及物理参数设置条件下,分别设计TOMO计划和VMAT计划,根据两组计划的剂量体积直方图数据,比较分析两组计划的海马组织等危及器官剂量学参数差异、计划执行时间等指标。结果得出TOMO组靶区均匀度（1.044±0.079）在统计学上好于VMAT组（1.101±0.062）（P=0.002）,适形度两组无差异（P>0.05）。左右海马组织的最大、最小及平均剂量在统计学上TOMO组均优于VMAT组（P均<0.001）,脑干、晶体等头部其他危及器官的剂量学数据TOMO组也占优势。TOMO组计划在治疗执行中的平均时间为549±45s,而VMAT组为137±6s。因此,本研究认为在满足临床治疗要求的前提下,TOMO较VMAT计划均匀度好,能更好的保护海马等脑部危及器官,只是治疗时间较长。
林宇[2]（2020）在《安罗替尼联合高氧改善肿瘤乏氧微环境对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安罗替尼抑制肿瘤血管新生,改善非小细胞肺癌的乏氧微环境,再结合Carbogen气体给予高浓度氧气吸入,再联合同时结合现代放疗技术,研究其对非小细胞肺癌放射治疗敏感性的影响。研究方法:通过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作用于裸鼠成瘤模型后,利用小动物PET-CT的乏氧探针进行检测其肿瘤区域氧合状态的变化,并联合放射治疗作用于裸鼠成瘤模型,然后利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乏氧因子和凋亡因子的表达水平,并在细胞水平通过低氧和常氧联合安罗替尼和放射治疗作用后检测肺癌细胞株A549的增殖和凋亡水平的变化;在临床试验中,安罗替尼和Carbogen共同作用联合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评价疗效,最终明确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是否能够增加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凋亡进而提高放疗敏感性。研究结论:安罗替尼结合Carbogen可以改善肿瘤微环境,并通过作用于肿瘤细胞引起HIF-1表达下降,并导致凋亡因子Bcl-2表达下降和Caspase3表达升高,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能力,提升放疗敏感性;三者联合可以提高非小细胞肺癌的放疗敏感性,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临床上患者可以耐受,可以安全用于临床,值得进一步推广和研究。第一部分安罗替尼结合Carbogen吸入对非小细胞肺癌裸鼠放射治疗敏感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拟探讨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对肿瘤微环境的影响,及其联合放射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裸鼠成瘤模型中的协同作用。研究方法利用A549细胞株构建非小细胞肺癌裸鼠成瘤模型,联合安罗替尼和Carbogen作用后,通过微型PET检测裸鼠模型肿瘤组织的乏氧改善情况,并对肿瘤组织中乏氧区域进行免疫荧光和放射自显影检测,明确乏氧标记物哌莫硝唑和GULT-1的表达变化,同时在裸鼠成瘤模型安罗替尼和Carbogen联合放疗作用后,制备肺癌病理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检测标本中HIF-1a、Ki-67、凋亡因子Caspase3和Bcl-2的表达水平。研究结果1.本研究成功构建非小细胞肺癌裸鼠成瘤模型,经18F-FDG微型PET检查,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作用组中裸鼠肺癌组织中对于18F-FDG的摄取显着低于空气吸入组（P=0.02）,单纯Carbogen吸入组中裸鼠肺癌组织对18F-FDG的摄取也显着低于空气吸入组（P=0.03）,而在裸鼠正常组织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对于18F-FDG的摄取几乎没有影响;2.免疫荧光检测显示单纯空气吸入后,裸鼠肺癌肿瘤组织区域内乏氧探针哌莫硝唑和GULT-1表达升高,组织乏氧区域显示清晰,而在实验组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吸入组和单纯Carbogen吸入组中,乏氧区域内则出现哌莫硝唑表达下降和GLUT-1表达升高,说明之前的乏氧区域在联合作用和单纯Carbogen作用后,均已经处于氧合状态;3.在放射自显影研究中,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吸入后,裸鼠成瘤模型肿瘤组织中检测18F-FDG的摄取,其摄取量（4.19±1.32%）显着低于空气吸入组的摄取量（9.67±4.35,n=5 mice,P<0.01）。并且,在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组中,肿瘤组织GLUT-1表达高的区域中哌莫硝唑表达降低;4.免疫组化检测结果则显示,在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协同放射治疗组中HIF-1a、Ki-67和Bcl-2的表达水平比单纯放疗组的表达水平显着升高,而凋亡因子Caspase3的表达水平则明显下降。研究结论1.非小细胞肺癌裸鼠成瘤模型中,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作用后能够提升肿瘤乏氧区域氧合状态,可以改善乏氧微环境。2.非小细胞肺癌裸鼠成瘤模型中,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并给与放射治疗后,肿瘤组织中HIF-1α的表达下降,Ki-67表达下降,凋亡因子Bcl-2表达下降和Caspase3表达升高,肿瘤的增殖水平明显减低,放射敏感性得到提升。第二部分安罗替尼结合高氧联合放射治疗对A549肺癌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为了明确安罗替尼改善乏氧微环境后,不同氧浓度条件培养下的A549细胞株射线敏感性改变的机制。研究方法在A549细胞株低氧培养联合放疗和常氧培养联合放疗,并同时加入安罗替尼作用后,通过MTS和划痕方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水平,并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的凋亡水平,western blot检测细胞中HIF-1a、Ki-67、凋亡因子Caspase3和Bcl-2的表达水平。研究结果1.MTS检测结果显示,在常氧24h+放疗4Gy+安罗替尼组的细胞增殖水平最低,而在单纯低氧组的细胞增殖水平最高（P=0.01）;2.在划痕实验中,结果发现与常氧24h+放疗4Gy+安罗替尼组相比较,对照组低氧24h的细胞划痕生长速度最快,而常氧24h+放疗4Gy细胞划痕生长速度也快于常氧24h+放疗4Gy+安罗替尼组;3.流式细胞术检测分析,结果显示与低氧24h+放疗4Gy+安罗替尼组细胞的凋亡水平相比较,常氧24h+放疗4Gy+安罗替尼组的晚期凋亡率显着增高（P<0.05）;4.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在常氧24h+放疗4Gy+安罗替尼组中Caspase3表达降升高,HIF-1a、Ki-67和Bcl-2的表达水平均下降。研究结论安罗替尼和高氧联合使A549细胞放射治疗敏感性提高机制之一,可能是二者相互作用改善肿瘤微环境后,使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的HIF-1表达下降,并导致凋亡因子Bcl-2表达下降和Caspase3表达升高,导致增殖能力下降。第三部分安罗替尼结合Carbogen联合放射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观察研究目的本临床研究,拟观察安罗替尼结合Carbogen联合三维适形放疗是否能够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局控率和近期疗效。研究方法50例病理确诊的Ⅲ期非小细胞肺癌老年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安罗替尼结合Carbogen联合放疗）和对照组（Carbogen联合放疗）。两组患者均接收处方剂量:60-66Gy/30-33次,相同标准的三维适形放疗,并且自放射治疗计划开始实施起,每次放射治疗前5min开始给予Carbogen气体吸入,至放射治疗结束停止,吸入时间为15±6min,设置气体流量10L/mi。安罗替尼用法:实验组患者按照推荐剂量12mg/次,每日1次,早餐前口服,连续服药2周,停药1周。研究结果所有入组患者全部完成预定治疗及随访。在治疗结束3个月、和6个月时,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CR分别是52%和24%,60%和32%（p<0.05）,总有效率分别为84%和48%,84%和56%（p<0.05）。本研究得出Carbogen联合放疗PR增敏比为1.35,CR增敏比1.2。实验组在30-40Gy之间,两组的消退率相差不大,但50-60Gy时,二者的消退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实验组的局控率更好。不良反应的观察,结果未见明显的肝、肾和神经毒性反应,心脏毒性未观察到Ⅲ级及以上反应,临床未观察到Ⅳ级不良放疗反应。血压升高在实验组高于对照组,但经加强降压治疗,继续完成放疗;手足综合征在对照组未出现。胃肠道反应两组相似。研究结论1.安罗替尼和Carbogen联合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能够提高局控率、PR率和CR率,提示二者联合应用能够提高非小细胞肺癌的放射治疗敏感性。2.安罗替尼结合Carbogen联合放射治疗临床应用于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时,安罗替尼自身副作用高血压及手足综合征经过积极处理可以耐受,但治疗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
于红芳[3]（2020）在《回顾性分析早期肺癌伽玛刀治疗的临床疗效》文中指出目的评价立体定向伽玛射线体部治疗系统（简称体部伽玛刀）治疗早期肺癌临床疗效。方法我们收集2007年至2017年在我院进行体部伽玛刀治疗的早期肺癌资料,经过整理入组资料齐全、诊断为早期肺癌（T1-2N0M0）患者60例,其中IA期32例,IB期28例。采集患者的姓名、年龄、KPS评分、病变部位、病理类型、分期、是否伴有心肺功能疾病、治疗时间、剂量与剂量分割模式等基本信息;收集患者治疗前、中、后血常规、肝功肾功离子等检查化验结果供分析使用。采用伽玛刀治疗的剂量分割模式分别为:中央型肺癌剂量:3-4Gy/F×10-20F;周围型肺癌剂量:5Gy/F×10-14F、7-9Gy/F×8-10F,其中有6例患者每周治疗3次,其余患者每周治疗5次;采用50%等剂量线包绕计划靶区。之后,根据要求进行随访记录,统计分析治疗结束后3月近期疗效、3年、5年局部控制率（Local control rate LCR）、生存率（Over survival OS）、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ancer specific survival CSS）、副反应以及与预后相关因素。结果（1）治疗3个月的有效率为:69%;3年、5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93.3%、67.4%;总生存率分别为:60%、42.5%;肿瘤特异性生存率为:79.5%、52.8%;60例患者目前存活27人,死亡33人;其中有17例死于心梗、肺心病、脑出血等内科疾病,有16例死于肿瘤的复发和转移。复发和转移的患者经再次的手术、化疗和/或放疗等合理的抗肿瘤治疗,仍能根治或延长患者生存期。（2）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和分期是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年龄≥70患者与年<70患者相比,前者的死亡风险是后者的5.2378倍（P=0.0001）;T2N0M0患者与T1N0M0患者相比,前者的死亡风险是后者的3.1417倍（P=0.0029）。（3）副反应:放疗期间有13（21.6%）例出现轻微消化道反应,如恶心呕吐;有15（25%）例患者出现咳嗽,咳痰,没有特殊处理。治疗结束半年后有6（10%）例患者出现放疗区域的肺纤维化,没有出现气短等症状,不影响正常生活。未见放射性食管炎、骨髓抑制、肋骨骨折和胸壁疼痛等。结论（1）伽玛刀治疗早期肺癌生存率高,毒副反应小,是安全有效的;（2）影响早期肺癌预后的主要因素为年龄和分期;（3）非肿瘤因素（合并症等）也会影响生存期,积极治疗内科疾病,十分重要;（4）伽玛刀治疗早期肺癌复发后,积极的抗肿瘤治疗,仍能部分治愈或延长患者生存期。
曾庆星[4]（2020）在《基于个体化电子密度赋值进行胸部肿瘤MRI-only计划设计的可行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MRI在放疗计划设计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近年来,单独使用MRI进行放疗计划设计（MRI-only）的方法已广泛用于脑部肿瘤和前列腺癌的放射治疗过程中。其中,应用最早、最简便的方法是对所勾画的各靶区和危及器官进行电子密度赋值,以解决MRI-only放疗计划设计中的电子密度缺失问题。但对胸部肿瘤而言,既往研究表明,目前常用的电子密度赋值方法难以达到临床剂量精度要求。目的:利用3DVH软件系统的三维剂量评估功能,探讨基于最佳个体化电子密度赋值法进行胸部肿瘤MRI-only计划设计的可行性,并分析胸部肿瘤MRIonly计划设计时采用电子密度赋值法可能达到的最优结果。方法:为消除MRI的几何形变以及CT和MRI配准时可能引入的误差,本研究将采用模拟定位CT图像,进行胸部肿瘤患者靶区和危及器官的个体化精细勾画,并结合最佳电子密度赋值法,据此模拟基于电子密度赋值法的胸部肿瘤MRI-only计划设计,探讨使用赋值法进行MRI-only放计划设计可能达到的极限精度;并利用3DVH软件系统,评估分析模拟的MRI-only计划与基于CT图像的标准计划的剂量学差异。选取在我院接受放射治疗的典型胸部肿瘤患者,包括中央型、周围型肺癌及食道癌,用真空袋和热塑体模进行体位固定,用飞利浦大孔径CT模拟定位机对患者进行定位扫描,扫描层厚、层间距为3mm,将所得定位图像传输至Monaco放疗计划系统进行靶区和危及器官勾画,包括患者体表外轮廓（Body）、大体肿瘤体积（GTV）、脂肪、肌肉、骨骼、纵膈、脊髓、全肺、肺（不含支气管）、支气管等。统计分析靶区及各组织、器官的体积、平均CT值及相对电子密度（Relative Electron Density,RED）信息;选择医科达Synergy加速器的6MV X射线（剂量率600MU/min）,为每例患者分别进行双弧容积调强放射治疗（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计划设计和单弧动态适形放射治疗（Dynamic Conformal Arc Therap,DCAT）计划设计,处方剂量:PTV/60Gy,2.0Gy/次,5次/周;计划优化完成后,采用Monte Carlo算法,根据各靶区和危及器官、组织的CT电子密度信息,进行精确剂量计算。研究中,将基于模拟定位CT图像及其固有电子密度信息进行剂量计算的VMAT和DCAT计划,分别作为后续对比研究的参考标准计划,命名为Plan-CT。基于胸部肿瘤患者个体化的精细靶区和危及器官勾画以及Monte Carlo剂量算法,寻求每个靶区和器官、组织的最佳电子密度赋值,以实现基于电子密度赋值法的胸部肿瘤MRI-only高精度计划设计,每例患者将分别进行VMAT、DCAT计划设计和约20次剂量计算和评估。具体步骤:（1）拷贝标准计划Plan-CT,依次只对计划中的某一靶区或组织、器官,赋予其平均电子密度值;（2）保持其余各项参数不变,用Monte Carlo算法对进行了靶区/组织/器官电子密度赋值的计划进行剂量计算,得到单一靶区/组织/器官被赋予其平均电子密度值的计划,命名为Plan-RED i（i表示某一个靶区或组织、器官）;（3）在TPS的比较界面中,将Plan-RED i与参考标准计划Plan-CT进行直观的DVH比较,如果各靶区及危及器官的DVH曲线非常相似,或者只有很小甚至可忽略的差异,则进一步使用3DVH软件系统,进行3D Gamma量化分析,评判标准为0.5%/0mm。若所得的Gamma通过率大于95%,则认为所赋平均电子密度为该靶区/组织/器官的最佳电子密度;若所得Gamma通过率小于95%,则对所赋的均电子密度值进行微调,然后,再进行剂量计算和评估,直至3D Gamma分析的通过率满足实验要求。（4）拷贝标准计划Plan-CT,对各靶区、组织、器官均赋予各自的最佳电子密度值,并进行剂量计算,得到基于个体化最佳电子密度赋值的模拟胸部肿瘤MRI-only计划,命名为Plan-MRI;（5）基于3DVH软件系统,对Plan-MRI和Plan-CT进行剂量差异的可视化及量化分析,此时3D Gamma分析的通过率的评判标准设为1.0%/1.0mm。结果:各靶区和危及器官、组织的平均相对电子密度值分别为:GTV 0.925、脂肪0.961、肌肉1.059、骨骼1.251、纵膈1.109、脊髓1.046、肺0.286、肺（不含支气管）0.267、支气管0.680;基于CT图像的标准参考计划Plan-CT与模拟的MRI-only最佳电子密度赋值计划Plan-MRI相比,在1.0%/1.0mm评判准则下,总体Gamma通过率为95.3%±1.9%,其它各靶区和危及器官的通过率界于91.9%±5.5%与98.2%±1.9%之间;两种计划间的剂量学最大相对偏差:肿瘤靶区GTV中D2、D95、D98、Dmean均小于1.3%;其它危及器官则不超过1.5%;肺组织的V5、V20及V30的剂量最大偏差分别为-1.29%,-3.25%,-2.78%。结论:对于胸部肿瘤而言,基于精细的靶区和危及器官勾画以及最佳个体化电子密度赋值法,所得的模拟MRI-only计划可达到标准参考计划相近的剂量计算精度,是胸部肿瘤进行MRI-only放疗计划设计可行方法。
曹晓辉[5]（2020）在《锥形束CT图像引导在胸部肿瘤精准放疗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肺肿瘤不同解剖区域配准方法优劣探讨目的:对比肺肿瘤图像引导放疗选择不同配准部位时配准方法的优缺点及精确性。方法:应用Varian23IX IGRT系统对53例肺肿瘤患者（中心型34例,周围型19例）第一次治疗时所采集的图像进行研究,对比自动配准时分别选择整体、肿瘤、椎体、患侧肺以及人工配准等5种配准方法的耗时及精确性差异。然后将配准后图像作为参考图像,分析排除摆位误差影响后不同匹配区域自动配准方法的差异及精确性。结果:53例患者共计265组配准数据,不同部位图像配准方法在X,Y,Z轴误差分别为:X轴（mm）:0.226±2.900,0.623±3.295,0.453±2.866,0.000±3.322,0.377±2.669;Y轴（mm）:0.396±7.292,0.208±5.055,0.094±5.838,0.491±6.116,0.094±5.274;Z轴（mm）:1.981±2.678,1.830±2.847,1.302±2.334,2.000±2.908,1.264±2.543。统计分析显示,5种不同的配准方法,在X、Y、Z轴方向误差均无统计学差异。5种配准方法耗时（s）分别为:3.651±0.867,1.144±0.129,1.226±0.126,2.081±0.427,179.491±71.975。统计学差异明显。排除摆位误差影响后,四种自动配准方法的误差分别为:X轴（mm）:0.002±.070,0.018±.133,0.023±.148,0.010±.073;Y轴（mm）:-0.012±.169,-0.028±.213,-0.047±.309,-0.018±.193;Z轴（mm）:0.023±.128,-0.010±.238,-0.075±.137,-0.030±.175。统计分析显示,Z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两对比显示,配准椎体组与其他组有统计学差异。结论:不同匹配区域、不同匹配方法耗时差异显着。配准范围越大,耗时越长。自动配准不建议选择椎体进行配准,建议选择患侧肺或整体作为配准区域,然后进行人工微调。第二部分用锥形束CT图像引导技术分析肺肿瘤放疗摆位误差对剂量分布的影响目的:研究千伏级锥形束CT（CBCT）图像引导下肺肿瘤放疗摆位误差对靶区和正常组织受量影响。方法:采用瓦里安IX直线加速器机载影像系统对30例肺肿瘤患者放疗前行CBCT扫描,并与计划CT图像匹配获得左右、头脚、前后方向摆位误差。在CMS计划系统中将计划中心点移至实际扫描中心,模拟未移床时剂量分布,研究摆位误差对计划靶体积（PTV）、大体肿瘤体积（GTV）及正常组织受量影响。结果:30例患者共行270次CBCT扫描。左右、头脚、前后方向误差分别为（-0.20±2.84）、（-1.09±5.40）、（-2.61±2.08）mm,其绝对值最大分别为13、21、8mm。5mm内误差在3个方向上分别占97.8%、73.0%、92.6%。患者首次扫描3个方向误差与均值相比,无统计学差异。模拟未移床时的剂量分布显示95%PTV剂量、PTV平均剂量、95%GTV剂量、GTV平均剂量与原计划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结论:肺癌放疗摆位误差大多在5mm内,以头脚方向误差最大。误差对靶区及正常组织受量均产生影响,对靶区影响有统计学差异。第三部分锥形束CT图像引导下肺肿瘤放疗的摆位误差及其外放边界目的:研究千伏级锥形束CT图像引导下肺肿瘤放疗摆位误差大小及其外放边界。方法:共入组34例肺肿瘤患者,三维适形放疗或调强放疗前采用瓦里安IX直线加速器机载影像系统对患者行CBCT扫描,采用系统灰度整体配准人工微调的配准方式将扫描图像与计划CT图像相匹配,记录患者左右、上下、前后方向的摆位误差大小,以此计算靶区PTV及OAR外放边界。结果:34例肺肿瘤患者共行279次CBCT扫描,只考虑误差数值大小时左右、上下、前后方向误差分别为（2.41±2.18）、（4.27±3.60）、（2.71±1.77）mm。考虑误差方向时左右、上下、前后方向误差分别为（-0.16±3.25）、（-1.36±5.43）、（-2.43±2.14）mm。根据van Herk的PTV外放值公式2.5∑+0.7σ计算,PTV在左右、上下、前后方向外放边界应分别为2.68、7.19、7.57mm。串行或小的并行危及器官的PRV在左右、上下、前后方向分别为0.21±1.34、1.76±3.59、3.16±3.78mm。结论:本治疗中心采用热塑体膜固定的肺肿瘤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摆位误差。靶区在左右、上下、前后方向外放边界分别应为2.68、7.19、7.57mm。危及器官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外放边界。第四部分胸部肿瘤精准放疗摆位误差大小影响因素预测目的:研究千伏级锥形束CT（CBCT）图像引导下胸部肿瘤放疗摆位误差大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瓦里安IX直线加速器机载影像系统对59例胸部肿瘤患者放疗前行CBCT扫描,并与计划CT图像匹配,获得左右、头脚、前后方向摆位误差。三维误差计算公式为:（X2+Y2+Z2）1/2。三维误差大于等于0.5为大误差组。反之为小误差组。对于所有可能影响到误差大小的因素,包括患者因素（性别、年龄、身高、体重、BMI、左肺体积、右肺体积）以及肿瘤因素（肿瘤直径、肿瘤体积、原发灶部位）行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筛查三维误差大于0.5cm影响因素。对于单因素分析中P值小于0.1的因素纳入多因素逻辑回归。然后进行分层分析,将肺肿瘤患者中单因素逻辑回归P值小于0.1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逻辑回归。结果:59例患者共计200组配准数据,X轴误差大于等于0.5cm共12组,占比6%。Y轴误差大于0.5cm共29组,占比14.5%。Z轴误差大于0.5cm共7组,占比3.5%。三维误差大于等于0.5cm共93组,占比为46.5%。单因素逻辑回归中,P值小于0.05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女性误差是男性的2.194倍）、身高（随着身高增大误差减小）、BMI（随着BMI增大误差增大）、左肺体积（随着肺体积增大误差减小）、右肺体积（随着肺体积增大误差减小）、肺肿瘤部位（下肺肿瘤误差是上肺肿瘤的2.848倍）。多因素逻辑回归显示,身高（p=0.009）和右肺体积（p=0.014）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层分析显示,在肺肿瘤患者中,下肺误差大于上肺（p=0.000）。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不同患者摆位误差大小不同,有其固有性。性别、身高、BMI、肺体积、肿瘤位置均与误差大小相关。男性,高瘦患者、BMI较小、肺体积较大患者误差相对较小。
尚东平[6]（2019）在《基于四维CT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模型的构建与放疗临床应用》文中认为研究背景随着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逐年升高,我国肺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已上升至恶性肿瘤之首。手术治疗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首选的治疗手段,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高于传统的非手术治疗。由于早期肺癌症状隐匿,不易早期及时发现和明确诊断,一旦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后,大约85%的肿瘤已达Ⅲ期以上,只有部分患者能够获得手术治疗的机会。对失去手术机会、手术无法根治性切除的NSCLC患者和由于严重的内科疾病不能耐受手术或拒绝手术的临床Ⅰ、Ⅱ期肺癌患者,放射治疗是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64.3%的NSCLC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需要接受放射治疗,45.4%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明确病理诊断后就要接受放射治疗。传统放射治疗模式下肺癌局部控制率仅为50%左右,造成局部控制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放射治疗过程中由于肿瘤的位移和形变而导致的肿瘤“脱靶”和（或）靶区照射剂量不足,其次是因为正常肺组织和危及器官对射线的敏感性限制了肿瘤靶区剂量的提升。临床剂量学研究显示提高肿瘤的照射剂量有望改善肿瘤局部控制率和提高患者生存率,近年来放射治疗技术的发展为提高肿瘤靶区的照射剂量和降低放射性肺损伤带来了希望。随着计算机技术、医学影像学、放射物理学和放射生物学的发展,三维适形放疗、调强放疗已成为放射治疗的主流技术,肺癌放射治疗进入了影像引导的精确放疗时代,尤其是经过多年技术革新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技术已经发展成为高精度的肿瘤放疗技术,其优点为体位固定重复性好,靶区剂量分布高度适形,高剂量区覆盖肿瘤及亚临床病灶,通过在线和离线图像引导确保精准施照,更好地保护正常肺组织,SBRT技术已逐渐成为非手术治疗的早期NSCLC和肺寡转移瘤的标准治疗手段,对早期孤立性肺癌的治疗效果与手术相当。模拟定位是精确放疗的首要环节,直接影响计划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的精度及放射治疗的疗效。然而肺内孤立性肿瘤是受呼吸运动、心脏及大血管搏动等生理活动影响较大的肿瘤,肿瘤和正常器官在呼吸周期内存在位置和形态变化,尤其是双肺下叶肿瘤在头足方向的位移最为显着。目前,肺内孤立性肿瘤模拟定位通常采用平静呼吸状态下三维CT（3DCT）螺旋扫描,探测器对肿瘤运动信息的采集是在呼吸周期内瞬间完成的,3DCT所采集的图像仅代表呼吸周期内某一时刻肿瘤的位置和形态,基于3DCT扫描图像所构建的大体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GTV）和临床靶区（clinical target volume,CTV）无法包含肿瘤在呼吸周期内的全部运动信息,模拟定位时肿瘤位置和形态的改变可能会造成图像采集、靶区构建及计划设计的误差,使计划靶区与放射治疗时肿瘤的实际位置发生偏移而“脱靶”,放射肿瘤科医生需要根据肿瘤在呼吸周期内的位移将CTV外扩一定的安全边界形成内靶区（internal target volume,ITV）来补偿呼吸运动等生理活动导致的肿瘤位移和形变。因此,准确判断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是肺部肿瘤靶区构建和计划设计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学者曾采用多种方法测量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如体外标记法、内置标记点测量法、吸气末+呼气末双时相扫描技术、普通模拟透视技术、四维CT（4DCT）技术等。体外标记法是通过间接方式来测量肿瘤的位移,并不能代表肿瘤真实的运动幅度。内置标记点测量法是通过有创性辅助手段来实现肿瘤位移的测量,技术难度高,部分患者难以接受。吸气末+呼气末双时相技术存在分次间肿瘤位置的误差。4DCT技术是在3DCT技术的基础上加上时间因素,可以动态观测肿瘤在呼吸周期内的运动轨迹,精确测量肿瘤在三维方向的位移。但受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4DCT模拟定位在很多基层医院和欠发达地区尚未广泛应用。目前,放射肿瘤科医生主要采用两种方法确定CTV到ITV的外扩安全边界,一种是根据临床经验结合文献报道,按同一肺叶同一方向大部分肿瘤的运动情况进行外扩。由于呼吸运动的形式和幅度个体差异很大,同一肺叶不同病人肿瘤的位移存在差异,同一病人不同肺叶肿瘤的位移也不相同,所以这种依据经验群体化外扩安全边界的方法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另一种外扩安全边界的方法是根据普通模拟机透视下肿瘤在三维方向的运动幅度进行外扩,这种个体化测量肿瘤位移的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扩安全边界过大或过小的概率,但受普通模拟机密度分辨率的限制,透视下难以清晰显示体积较小、密度低的肿瘤。其次,当肿瘤与椎体、心脏、纵隔内大血管等结构重叠时,透视下至少一个方向上不能清晰显示肿瘤的位移。所以,仅根据临床经验、文献报道或模拟透视外扩安全边界难以满足肺部肿瘤个体化靶区构建的需要,精确放疗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呼吸运动等生理活动导致的肿瘤位移和形变已成为制约肿瘤靶区剂量提升、改善放射治疗疗效的瓶颈。由于4DCT技术尚未广泛应用,其他多种影像技术难以准确测量肺部肿瘤在呼吸周期内的位移,因此,建立肺内孤立性肿瘤的位移模型,准确评估不同肺段肿瘤的位移、实现个体化靶区构建有利于降低正常肺组织的照射剂量,减少放射性肺损伤,对提高肿瘤的照射剂量,改善肿瘤局部控制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部分基于四维CT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的比较及位移模型的构建SBRT技术在肺内孤立性肿瘤放疗中的应用要求靶区勾画更加精确,研究证明不同肺叶肿瘤的位移存在差别,而解剖学将每个肺叶又分为不同的肺段,明确不同肺段肿瘤位移的差异有利于提高肿瘤靶区构建的精度,建立肺内孤立性肿瘤的位移模型可以为3DCT模拟定位条件下的个体化靶区构建提供参考。目的基于4DCT技术测量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比较同一肺叶不同肺段肿瘤位移的差异,分析肿瘤位移的相关因素并建立不同肺叶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方法入组2015年9月至2017年5月在山东省肿瘤医院拟行放射治疗的290例肺内孤立性肿瘤患者进行分析,所有患者均在平静呼吸状态下完成4DCT模拟定位和屏气状态下3DCT螺旋扫描。基于4DCT技术测量不同肺段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在屏气状态CT图像上勾画肿瘤体积GTV屏,平静呼吸状态下采用普通模拟机测量患侧膈肌头足方向的运动幅度,使用肺功能仪测量患者的肺活量及潮气量,采集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呼吸频率、肿瘤所在肺叶、肺段等信息。采用One-Way ANOVA比较同一肺叶不同肺段孤立性肿瘤位移的差异,SIV与SV段肿瘤位移（两样本）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肺叶为单位,采用Partial Correlations分析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潮气量、肺活量、呼吸频率、肿瘤体积（GTV屏）、位置（肿瘤所在肺段）、膈肌的运动幅度等因素与肿瘤位移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不同肺叶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并分析模型中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排除多重共线性变量。结果1.上叶孤立性肿瘤左右、头足和前后方向的位移分别为1.03±0.95mm、2.39±1.86mm和1.19±0.82mm。在左右方向上,不同肺段肿瘤的位移无统计学差异（P=0.690）,头足方向上差异明显（P<0.001）,前后方向上亦有统计学差异（P=0.002）。膈肌运动幅度与上叶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均存在相关性,患者潮气量与肿瘤左右、头足方向的位移存在相关性,肿瘤所在肺段与头足、前后方向的位移存在相关性。上叶孤立性肿瘤左右方向的位移模型为:X 上叶=-0.267+0.002*TV+0.446*DM,头足方向的位移模型为Y上叶=-1.704+0.004*TV+0.725*DM+2.250*SⅡ+1.349*SⅢ,前后方向的位移模型为Z上叶=0.043+0.626*DM+0.599*SⅡ+0.519*SⅢ。（TV:潮气量,DM:膈肌运动幅度,SⅡ:后段,SⅢ:前段,下同）2.SⅣ+SV段孤立性肿瘤左右、头足和前后方向的位移分别为1.51±0.97mm、4.84±3.10mm、2.14±1.51mm。在三维方向上,SⅣ与SV段孤立性肿瘤的位移均无统计学差异（P左右=0.367,P头足=0.724,前后=0.575）。膈肌运动幅度与SⅣ+SV段肿瘤左右、头足、前后方向的位移均存在相关性,患者潮气量与肿瘤头足方向的位移存在相关性。SⅣ+SV段孤立性肿瘤左右方向的位移模型为X 中叶=0.539+0.758*DM,头足方向的位移模型为Y 中叶=-2.3 16+2.707*DM+0.009*TV,前后方向的位移模型为Z中叶=0.717+1.112*DM。3.下叶孤立性肿瘤在左右、头足和前后方向的位移分别为2.30±1.35mm、8.86±4.23mm和2.40±1.60mm。在左右方向上,不同肺段肿瘤的位移无统计学差异（P=0.810）,头足方向上位移差异明显（P=0.032）,前后方向上无统计学差异（P=0.803）。膈肌运动幅度和患者潮气量均与肿瘤左右、头足、前后方向的位移存在相关性,肿瘤所在肺段与头足方向的位移存在相关性,呼吸频率与头足方向的位移存在负相关关系。下叶孤立性肿瘤左右方向的位移模型为:X下叶=-0.425+0.004*TV+0.857*DM,头足方向的位移模型为Y 下叶=4.691+4.817*DM+0.005*TV-0.307*RR+3.148*SIX+2.655*SX,前后方向的位移模型为Z下叶=0.177+0.003*TV+0.908*DM。（RR:呼吸频率,SIX:外侧底段,SX:后底段）结论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模型显示影响肿瘤位移的主要因素为膈肌运动幅度、患者潮气量、肿瘤所在肺段和呼吸频率。同一肺叶不同肺段孤立性肿瘤的位移并不完全相同,提示肺内孤立性肿瘤靶区构建时CTV的外扩安全边界应根据肿瘤所在肺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第二部分基于四维CT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模型的验证目前,4DCT技术是测量呼吸运动引起的肺部肿瘤位移和实现个体化靶区构建最好的方法,本研究第一部分基于4DCT测量并比较了不同肺段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建立了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但该模型的计算结果与4DCT所测量的肿瘤位移是否相同并不明确。目的比较位移模型法计算的肺内孤立性肿瘤的位移与4DCT法测量的肿瘤位移的差异,探讨位移模型法预测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位移的准确性。方法入组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在山东省肿瘤医院拟行放射治疗的108例肺内孤立性肿瘤作为位移模型的验证样本,患者在平静呼吸状态下完成4DCT模拟定位,并基于4DCT技术测量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在模拟透视下测量患侧膈肌头足方向的运动幅度,采用肺功能仪测量患者潮气量,记录平静呼吸状态下患者的呼吸频率,根据肿瘤所在肺叶和肺段信息,利用肺内孤立性肿瘤的位移模型计算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位移模型法计算的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与4DCT法所测量的肿瘤位移的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位移模型法计算的上叶孤立性肿瘤左右、头足和前后方向的位移分别为0.98±0.37mm、2.25±1.11mm和 1.34±0.43mm。4DCT法测量的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分别为1.20±0.68mm、2.62±1.60mm和1.19±0.67mm。在三维方向上,两种方法测量的上叶肿瘤的位移均无统计学差异（P 左右=0.149,头足=0.061,P前后=0.252）。2.位移模型法计算的SIV+SV段孤立性肿瘤左右、头足和前后方向的位移分别为1.75±0.49mm、4.68±1.13mm和1.98±0.47mm。4DCT法测量的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分别为1.60±0.66mm、4.39±1.71mm、2.21±0.83mm。两种方法测量的SⅣ+SV段肿瘤的位移无统计学差异（P左右=0.073,P头足=0.229,P前后=0.104）。3.位移模型法计算的下叶孤立性肿瘤左右、头足和前后方向的位移分别为2.50±1.13mm、9.89±2.95mm和2.74±0.70mm。4DCT法测量的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分别为2.30±1.19mm、9.31±4.41mm和2.52±1.01mm。两种方法测量的下叶孤立性肿瘤的位移无统计学差异（P左右=0.157,P头足=0.194,P前后=0.176）。结论位移模型法计算的肺内孤立性肿瘤的位移与4DCT法测量的肿瘤位移无明显差异,肿瘤位移模型能够较好地个体化预测不同肺段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在尚未开展4DCT技术模拟定位的地区,位移模型的计算结果可以为3DCT模拟定位条件下肺内孤立性肿瘤个体化靶区构建提供参考。第三部分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模型在放疗临床中的应用临床剂量学研究表明肺部肿瘤放射治疗的疗效与接受的照射剂量有明确的量效关系,然而正常肺组织对射线较为敏感,放射性肺损伤与放射剂量学因素的相关性同样得到广泛认可,所以肿瘤靶区处方剂量的提升受到正常肺组织耐受剂量的限制。本研究第一部分基于4DCT技术建立了肺内孤立性肿瘤的位移模型,第二部分验证了该模型计算的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的准确性。在保证肿瘤靶区照射剂量的基础上,利用该位移模型进行个体化靶区构建和计划设计是否可以降低正常肺组织的照射剂量,减少放射性肺损伤是评价该模型应用价值的重要方面。目的比较基于传统经验法、位移模型法和4DCT法构建的靶区体积的差异,并比较基于三种方法设计的放疗计划中PTV及正常肺组织照射剂量的差异,探讨位移模型在肺内孤立性肿瘤靶区构建和计划设计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入组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在山东省肿瘤医院接受放射治疗的孤立性周围型肺癌或肺转移瘤52例,平静呼吸状态下行3DCT和4DCT模拟定位。患者膈肌运动幅度、呼吸频率及潮气量的测量方法均与本研究第一部分相同。基于传统经验法、位移模型法和4DCT法分别进行靶区构建。传统经验法靶区构建是在传统3DCT图像上勾画GTVcon,根据肿瘤病理类型,在GTVcon的基础上腺癌外扩8mm,鳞癌外扩6mm、转移瘤外扩5mm亚临床病灶区构建CTVcon,在CTVcon的基础上,根据传统经验在左右和前后方向上外扩5mm安全边界、上叶和中叶肿瘤在头足方向上外扩10mm、下叶肿瘤头足方向外扩15mm的安全边界构建传统经验法计划靶区PTVcon。位移模型法靶区构建是利用位移模型计算的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作为GTV外扩肿瘤运动范围的依据,在GTV的基础上构建内运动大体肿瘤靶区（internal GTV,IGTV）IGTVmodel。4DCT法靶区构建是在4DCT技术重建的10个序列图像上分别勾画GTVo,GTV10......GTV90,将10个序列GTV融合成IGTV4D。在IGTVmodel和IGTV4D的基础上根据上述不同肿瘤病理类型分别外扩亚临床病灶区构建ITVmodel和ITV4D,根据我院经验在ITVmodel和ITV4D的基础上分别外扩系统误差和摆位误差（3mm）构建位移模型法计划靶区PTVmodel和4DCT法计划靶区PTV4D。分别基于PTVcon、PTVmodel和PTV4D设计放疗计划（PLANcon、PLANmodel和PLAN4D）,处方剂量均为6000cGy,600cGy/次,共1 0次。PTVeon、PTVmodel分别与PTV4D进行匹配,匹配指数分别为MIcon和MImodel。不同方法构建的IGTV、PTV体积的比较及三种放疗计划中正常肺组织剂量学参数的比较均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匹配指数MIcon与MImodel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PLANcon、PLANmodel和PLAN4D靶区剂量学参数的比较采用FriedmanA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基于位移模型法与4DCT法构建的IGTV体积的比较。IGTVmodel的体积为29.65±16.73cm3,IGTV4D的体积为25.61±9.94cm3,两种方法构建的IGTV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三种方法构建的PTV体积的比较。PTVeon的体积为59.07±21.45cm3,PTVmodel体积为51.33±18.22cm3,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TV4D的体积为43.44±17.55cm3,PTVcon与PTVmodel的体积均明显大于PTV4D（P<0.001）。3.匹配指数MIeon与MImodel的比较。PTVcon与PTV4D的匹配指数MIcon为0.62±0.10,PTVmodel与PTV4D的匹配指数MImodel为0.66±0.11,MIcon与MImode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4.三种放疗计划中正常肺组织剂量学参数的比较。PLANrnodel中全肺和患肺的平均肺剂量（mean lung dose,MLD）、V5Gy、V10Gy、V20Gy、V30Gy均低于PLANco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LANcon、PLANmodel中全肺和患肺MLD、V5Gy、V10Gy、V20Gy、V30Gy均高于PLAN4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三种放疗计划中PTV剂量学参数的比较。PLANcon、PLANmodel和PLAN4D中 PTV 的 Dmean、D2%、D98%、适形度（conformity index,CI）和均匀度（homogeneity index,HI）均无统计学差异（PDmean=0.227,PD2%=0.375,PD98%=0.219,PCI=0.491,PHI=0.199）。结论位移模型法构建的计划靶区PTVmodel的体积小于传统经验法构建的PTVcon,而且PTVmodelPTV4D的匹配指数更高,PTVmodel比PTVcon减小了接受高剂量照射的正常肺组织的体积,有利于提升PTV的照射剂量。在保证靶区照射剂量的基础上,PLANmodel比PLANcon减少了正常肺组织的照射剂量,降低了放射性肺损伤。因此,位移模型法在肺内孤立性肿瘤靶区构建和计划设计中优于传统经验法,该模型在肺内孤立性肿瘤放射治疗中具有可行性。
徐裕金[7]（2018）在《TOMO、VMAT、IMRT在肺癌、食管癌剂量学对比研究及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剂量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TOMO、VMAT、IMRT放疗技术在局部晚期肺癌中剂量对比研究目的:对比TOMO、VMAT、IMRT三种不同现代调强放疗技术在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根治性放疗计划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参数。方法:随机选择30例经病理证实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为每一位患者设计了三套不同调强放疗计划,即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和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IMRT）。所有患者的所有放疗计划均以计划靶区体积（PTV）统一给予处方剂量,6MVX线,200c Gy/次,每日一次,每周照射5次,DT:6000c Gy/30F。记录每份放疗计划靶体积的适形指数（CI）、异质性指数（HI）、D1、D2、D50、D95、D98、D99和V95、V100、V105。同时记录全肺和心脏的平均剂量、V5、V10、V20、V30、V40和V50,以及脊髓和食管的最大剂量（Dmax）。结果:与TOMO及IMRT技术相比,VMAT显示了更高的CI和更低的HI,VMAT在平均CI上均显着优于TOMO或IMRT（P=0.013,0.001）。VAMT和IMRT在平均HI上也显着好于TOMO（P=0.002,0.003）。VMAT技术在PTV的平均剂量为62.41Gy,与TOMO（63.37Gy,P<0.001）和IMRT62.68Gy（P=0.047）相比,显着降低。三种照射技术下全肺的MLD、V5、V10、V40和V50均相似,无显着统计学差异。与IMRT计划相比,TOMO计划的双肺平均V20和V30明显减少（V20:21.80%vs.24.24%,P=0.019;V30:15.14%vs.16.71%,P=0.029）。与TOMO计划相比,IMRT计划在MHD、V5、V10和V20等参数上占用优势（P<0.05）。三套计划在食管平均剂量、脊髓、食管最高剂量方面接近,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亚组分析显示,中央型肺癌VMAT在CI和HI上明显优于TOMO和IMRT。与IMRT相比,TOMO肺的平均V20明显减少（21.06%vs.23.38%,P=0.002）,但V5却明显增加（43.41%vs.39.12%,P=0.002）。周围型肺癌三套放疗计划在正常肺、心脏、脊髓和食管的剂量参数均没有显着统计学差异。在大靶区亚组中,VMAT在CI上好于IMRT（P=0.002）,在HI上好于TOMO（P=0.034）。同时,与TOMO相比,VMAT在MHD、心脏V5、V10、V20上占有优势（P<0.05）。在小靶区亚组,三套计划的CI基本接近。结论:VMAT计划在靶区适形度和剂量均匀性方面优于TOMO和IMRT。TOMO计划在减少正常肺组织（主要在V20和V30）中表现出了微弱的优势,但肺低剂量区及心脏受照射剂量较VMAT和IMRT高。从物理学参数看VMAT似乎是三种调强计划中最适合肺癌放疗的照射计划,尤其是在中央型、大靶区和右侧肺癌。第二部分TOMO、VMAT、IMRT放疗技术在食管癌中剂量对比研究目的:对比TOMO、VMAT、IMRT三种不同现代调强放疗技术在食管癌根治性放疗计划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参数。方法:随机选择25例经病理证实为食管鳞癌患者,为每一位患者设计了三套不同调强放疗计划,即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和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IMRT）。所有患者的所有放疗计划均以计划靶区体积（PTV）统一给予处方剂量,6MVX线,200c Gy/次,每日一次,每周照射5次,DT:6000c Gy/30F。记录每份放疗计划靶体积的适形指数（CI）、异质性指数（HI）、D1、D2、D50、D95、D98、D99和V95、V100、V105。同时记录全肺和心脏的平均剂量、V5、V10、V20、V30、V40和V50,以及脊髓的最大剂量（Dmax）。结果:与TOMO及IMRT相比,VMAT在绝对值上显示了更高的CI和更低的HI,IMRT在CI上差于TOMO（P=0.016）及VMAT（P=0.010）,HI三种放疗技术间无明显差异。TOMO在正常肺组织受量上各剂量学参数明显优于VMAT和IMRT计划,尤其是在V20、V30。但与VMAT相比,TOMO计划在心脏低剂量区（V5、V10和V20）处于劣势（P<0.05）。TOMO脊髓最高剂量（38.24±3.72）最低,显着优于VMAT计划（39.88±3.27,P=0.004）和IMRT计划（41.09±3.18,P=0.000）。亚组分析发现,颈段、胸上段VMAT在CI和HI上优于TOMO和IMRT计划,尤其是HI显着好于TOMO（P=0.029）和IMRT（P=0.013）。TOMO和VMAT计划在肺MLD、V20、V30上显着优于IMRT计划（P<0.05）。TOMO在脊髓最高剂量上明显优于VMAT（P=0.043）和IMRT（P=0.027）。胸中下段患者TOMO、VMAT和IMRT在CI和HI上互相无显着统计学差异。IMRT计划在肺MLD、V10、V20、V30上劣于TOMO和VMAT计划（P<0.05）,而TOMO在心脏低剂量区受量稍高于VMAT和IMRT计划。TOMO在脊髓最高剂量上明显优于VMAT（P=0.004）和IMRT（P=0.000）。在小肿瘤（≤4cm）亚组中,TOMO、VMAT和IMRT在CI、HI和心脏受量上互相间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IMRT计划在肺MLD、V10、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劣于TOMO和VMAT计划（P<0.05）。在大肿瘤（>4cm）亚组中,TOMO、VMAT和IMRT在CI、HI和心脏受量上互相间同样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IMRT计划在肺MLD、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劣于TOMO和VMAT计划（P<0.05）。在偏早期（IIa、IIb期）亚组,TOMO、VMAT和IMRT在CI、HI和心脏受量上互相间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IMRT计划在肺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劣于TOMO和VMAT计划（P<0.05）。而在偏晚期（III、IVa期）亚组中,IMRT计划在CI上显着差于TOMO（P=0.009）和VMAT（P=0.012）,而VMAT在HI上显着优于TOMO（P=0.011）和IMRT（P=0.001）。TOMO在肺MLD、V5、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显着优于VMAT和IMRT（P<0.05）。三种调强计划在心脏正常受量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VMAT计划在靶区适形度和剂量均匀性方面稍优于TOMO和IMRT。TOMO计划在减少正常肺组织（主要在V20和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显着好于VMAT和IMRT。从物理学剂量参数看IMRT在保护正常组织受量方面差于TOMO和VMAT。TOMO在偏晚期食管癌中肺MLD、V5、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显着优于VMAT和IMRT。第三部分食管癌根治性放疗不同照射剂量的前瞻性、随机、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目的:确立同步放化疗治疗不可手术食管鳞癌最佳的放疗剂量。方法:选择病理确诊为食管鳞癌、AJCC 02版临床分期IIA-IVA期、18-70岁、KPS评分≥70,经外科医生评估不可切除或拒绝手术患者,经数字随机分为高剂量组（60Gy/30次/6周）和低剂量组（50Gy/25次/5周）,采用调强放疗技术,两组放疗同步行多西紫杉醇25mg/m2+顺铂25mg/m2每周化疗,共5周。同步放化疗结束后休息3-4周行巩固化疗2周期:多西紫杉醇75mg/m2,d1+顺铂25mg/m2,d1-3。首要研究终点为局部/区域疾病无进展生存。Clinical Trials注册号:NCT01937208。结果:2013年4月至2017年5月,共随机入组305例患者（高剂量组152例、低剂量组153例）。两组间患者性别、年龄、KPS评分、临床分期、原发灶部位及长度、病理分级等临床因素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肿瘤周边危及器官受量除双肺V30（11.67±3.77Gy;10.64±3.95Gy,P=0.025）和脊髓最高剂量（41.60±6.48Gy;39.77±6.63Gy,P=0.007）外两组无显着差异。高、低剂量组放疗剂量完成率分别为88.2%（134/152）、96.7%（148/153）（P=0.005）;完成5周、4周、3周及以下同期化疗分别为61.2%（93/152）、66.7%（102/153）;21.1%（32/152）、20.9%（32/153）;17.8%（27/152）、12.4%（19/153）（P=0.406）。巩固化疗完成2周期、1周期及未行巩固化疗分别为:48.0%（73/152）、58.2%（89/153）;19.7%（30/152）、15.7%（24/153）;32.2%（49/152）、26.1%（40/153）（P=0.207）。近期疗效可评价291例,两组CR,PR,SD及PD率分别为27.0%（38/141）、26.7%（40/150）;62.4%（88/141）、66.0%（99/150）;7.8%（11/141）、7.3%（11/150）;2.8%（4/141）、0.0%（0/150）（P=0.219）。末次随访时间截止2017年8月,中位随访14.4个月（1.3-51.4月）,两组1、2年LRPFS率分别为85.8%、74.4%和85.1%、78.4%（HR:1.27,95%CI:0.62-2.60,P=0.676）。1、2年PFS率分别为78.6%、67.6%和76.9%、67.7%（HR:0.95、95%CI:0.55-1.65、P=0.895）。两组间1、2年OS率分别84.6%、67.3%和86.4%、72.2%（HR:1.24,95%CI:0.64-2.38,P=0.981）。3级以上治疗相关毒副反应主要包括:白细胞降低、中性粒细胞降低、放射性食管炎,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鳞癌时50Gy组在LRPFS、PFS、OS及毒副反应方面均不劣于60Gy组,推荐50Gy作为中国不可手术食管鳞癌同步放化疗常规放疗剂量。
雷伟杰[8]（2017）在《肺癌放射治疗中危及器官保护关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放射治疗已经成为治疗各分期肺癌的主要手段之一。如何减少危及器官受照剂量或对其受照剂量进行准确评估是当今肺癌放射治疗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肺部肿瘤放疗过程中依旧存在较多导致危及器官受照剂量增加或难以准确评估的问题,如外放临床靶区产生的危及器官受照剂量增加问题、治疗方案的优化选择问题以及中心型肺癌立体定向治疗过程中肿瘤体积或身体解剖结构等变化问题。本文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包括:（1）研究阐释了基于几何不确定性的肺部危及器官剂量学特征。在分析图像引导放射治疗中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特点的基础上,对基于几何不确定性的危及器官剂量学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用临床靶区几何不确定性模型代替对临床靶区外放,并将其作为目标函数放在优化阶段考虑。通过比较该方法同传统外放方式剂量学的差异,结果表明该方法在肺癌放疗中可有效减少危及器官辐射剂量且简单快捷,具有一定应用潜力。同时,通过分析随机和系统两种误差对肿瘤靶区与危及器官剂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容积旋转调强计划执行过程中肺等危及器官剂量分布对两类几何不确定性均较敏感。（2）提出了肺瘤比的评价指标,给出了多种典型治疗技术下肺瘤比同肺部剂量之间的幂函数关系。为解决因肺癌患者之间肺部体积、肿瘤体积及位置等个体差异较大造成的最佳治疗方案选择难题,提出了肺瘤比的概念,深入分析了多种典型治疗技术下肺瘤比同肺部剂量之间的关系。通过评估比较发现在不同放疗技术中肺瘤比同肺部平均剂量之间具有不同的幂函数关系。同时,通过自适应放疗过程中的肿瘤体积变化同肺部平均剂量变化特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测试验证。结果表明,肺癌患者的肺瘤比大小对治疗方案选择具有参考意义。（3）研究发现中心型肺癌自适应SBRT治疗中混合形变配准可以有效减小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散射的影响。中心型肺癌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过程中常存在肿瘤体积或身体结构的变化,会造成危及器官受照剂量难以精确评估的问题。通过对基于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及混合形变配准的剂量跟踪技术进行测试验证,结果表明混合形变配准可以有效减小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散射的影响,耦合混合形变配准与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剂量追踪技术可以对危及器官和靶区剂量进行精确评估,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辐射损伤及靶区漏照射。
陈子印[9]（2016）在《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剂量学特性研究》文中提出肺癌是我国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在恶性肿瘤中居首。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约占全部NSCLC的30%,对于早期NSCLC来说手术是首选,但是由于年龄、肿瘤的位置或者个人原因等一些患者无法手术,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放射治疗是首选的治疗方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基于现代放射治疗技术的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具有疗程短、单次剂量高、生物有效剂量（BED）高、局控率高等特点。由于SBRT单次剂量和生物有效剂量都很高,所以对这种较为特殊的放射治疗技术要严格限制正常组织的照射剂量,来降低相关放射损伤和并发症的发生。论文研究了呼吸门控技术和非共面野技术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的剂量学特性。首先给患者做呼吸门控定位和自由呼吸定位并在模拟机下观察患者的呼吸运动幅度。通过靶区体积、危及器官照射剂量和靶区剂量参数的比较发现,呼吸门控定位勾画的靶区在GTV和CTV方面大于自由呼吸定位,但是PTV体积明显被缩小了（P=0.000）;应用相同条件制定的SBRT治疗计划在危及器官受量方面,呼吸门控定位降低大部分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在患侧肺和全肺的V2.5、V5、V20、V25、Dmean及健侧肺Dmean方面呼吸门控计划（Plan-RPM）都小于自由呼吸计划（Plan-FB）,其他危及器官受量方面除脊髓和胸壁最大照射剂量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靶区参数（HI、CI）方面两种定位方式制定的计划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论文进一步比较了共面野SBRT计划（Plan-CO）和非共面野SBRT计划（Plan-Non）的剂量学特性,非共面野虽然增加了患侧肺和全肺的V2.5、V5及患侧肺Dmean,但是缩小了患侧肺和全肺的V20、V25和健侧肺的Dmean,增加了SBRT计划的剂量梯度,同时也降低了脊髓、食道、气管、胸壁危及器官的照射剂量,只有心脏的照射剂量方面两者无统计学差异。靶区剂量学参数的比较发现,非共面野提高了靶区的适型性,均匀性方面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种技术的结合在剂量学方面有明显优势,在早期NSCLC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值得被推广运用。
王济东,王俊杰[10]（2016）在《中心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研究进展》文中指出近年来,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在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作用和地位获得了重大提升,现已成为因医学原因不能手术的周围型Ⅰ期NSCLC的标准治疗方式。然而,SBRT在中心型早期肺癌中的应用一直受到质疑,经过大量临床研究,对中心型肺癌的定义、安全性、剂量分割模式、正常组织的剂量限制以及禁忌证均有了新的认识,并对处方剂量、治疗计划不断优化,对其诱导的自体免疫效应进行了探讨。通过选择合适的患者,严格掌握适应证,SBRT在中心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也必将会有广阔前景。
二、中心型肺癌立体适形放射治疗的CT模拟定位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心型肺癌立体适形放射治疗的CT模拟定位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螺旋断层根治性治疗Ⅲ期肺鳞癌的临床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篇 中文摘要 |
| 第一篇 英文摘要 |
| 第二篇 中文摘要 |
| 第二篇 英文摘要 |
| 英文缩写 |
| 螺旋断层根治性治疗Ⅲ期肺鳞癌的临床结果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螺旋断层调强与容积旋转调强在全脑同步推量放疗中保护海马剂量学比较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表 |
| 附图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Ⅲ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安罗替尼联合高氧改善肿瘤乏氧微环境对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本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实验设计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安罗替尼和Carbogen联和放射治疗对非小细胞肺癌裸鼠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
| 二、实验材料和仪器 |
| 三、实验方法 |
| 四、结果 |
| 五、讨论 |
| 六、结论 |
| References |
| 第二部分 安罗替尼和高氧联合放射治疗对A549肺癌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
|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
| 二、实验材料与仪器设备 |
| 三、实验方法 |
| 四、结果 |
| 五、讨论 |
| 六、结论 |
| References |
| 第三部分 安罗替尼联合Carbogen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临床研究 |
|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
| 二、临床资料与设备材料 |
| 三、临床研究方法 |
| 四、结果 |
| 五、讨论 |
| 六、结论 |
| References |
| 总结和展望 |
| 一、主要成果 |
| 二、创新点 |
| 三、不足之处 |
| 四、展望 |
| 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乏氧微环境与放疗敏感性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参编专着等情况 |
| 英文缩略词表 |
| 致谢 |
（3）回顾性分析早期肺癌伽玛刀治疗的临床疗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语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4）基于个体化电子密度赋值进行胸部肿瘤MRI-only计划设计的可行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索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1 材料 |
| 1.1 患者纳入研究条件 |
| 1.2 患者排除研究标准: |
| 1.3 患者临床资料 |
| 1.4 主要设备和仪器 |
| 2 方法 |
| 2.1 放射治疗前准备 |
| 2.2 体位固定及CT模拟扫描 |
| 2.3 靶区勾画 |
| 2.4 放射治疗计划设计 |
| 2.5 基于3DVH软件评估放射治疗计划 |
| 2.6 数据统计分析 |
| 实验结果 |
| 3.1 各感兴趣区域(ROIS)勾画结果 |
| 3.2 最佳电子密度寻优 |
| 3.3 PLAN_(-CT)及 PLAN_(-MRI)靶区及感兴趣区域剂量参数及差异分析 |
| 3.4 PLAN_(-CT)与 PLAN_(-MRI)的 GAMMA通过率 |
| 讨论 |
| 4.1 MRI-ONLY的优势及不足 |
| 4.2 解决MRI-ONLY组织电子密度缺失的方法 |
| 4.3 组织电子密度赋值法的研究 |
| 4.4 最佳电子密度赋值对放射治疗计划剂量分布的影响 |
| 4.5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展望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申请的专利成果 |
| 致谢 |
（5）锥形束CT图像引导在胸部肿瘤精准放疗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肺肿瘤不同解剖区域配准方法优劣探讨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用锥形束CT图像引导技术分析肺肿瘤放疗摆位误差对剂量分布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CBCT 图像引导下肺肿瘤放疗摆位误差及其外放边界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胸部肿瘤精准放疗摆位误差大小影响因素预测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综述 图像引导放射治疗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基于四维CT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模型的构建与放疗临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基于四维CT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的比较及位移模型的构建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附录 |
| 第二部分 基于四维CT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模型的验证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附录 |
| 第三部分 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模型在放疗临床中的应用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附录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奖励和发明专利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英文论文1 |
| 英文论文2 |
（7）TOMO、VMAT、IMRT在肺癌、食管癌剂量学对比研究及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剂量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TOMO、VMAT、IMRT放疗技术在局部晚期肺癌中剂量对比研究 |
| 序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TOMO、VMAT、IMRT放疗技术在食管癌中剂量对比研究 |
| 序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食管癌根治性放疗不同照射剂量的前瞻性、随机、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 |
| 序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论文综述一 |
| 参考文献 |
| 论文综述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英文缩略语 |
| 申请人攻博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8）肺癌放射治疗中危及器官保护关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肺癌概况及其诊断与治疗 |
| 1.1.1 肺癌概况 |
| 1.1.2 肺癌的诊断与治疗 |
| 1.2 肺癌放射治疗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
| 1.2.1 肺癌放射治疗的现状 |
| 1.2.2 肺癌放射治疗的发展趋势 |
| 1.3 论文的目标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的主要工作与结构 |
| 第二章 危及器官并发症及生物学模型 |
| 2.1 肺癌放疗中危及器官并发症与各因素关系 |
| 2.1.1 照射总剂量与NTCP |
| 2.1.2 分割剂量与NTCP |
| 2.1.3 患者个体化因素与NTCP |
| 2.2 危及器官耐受剂量及NTCP生物学模型 |
| 2.2.1 常规分次肺癌放疗中危及器官耐受剂量 |
| 2.2.2 非常规分次的危及器官耐受剂量 |
| 2.2.3 NTCP生物学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几何不确定性的危及器官剂量学研究 |
| 3.1 引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病例选取及靶区勾画 |
| 3.2.2 靶区外放 |
| 3.2.3 随机误差设置及评估 |
| 3.2.4 系统误差设置及评估 |
| 3.3 结果 |
| 3.3.1 病人数据 |
| 3.3.2 随机误差的评估结果 |
| 3.3.3 系统误差的评估结果 |
| 3.4 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肿瘤和肺部体积对正常肺组织剂量的影响研究 |
| 4.1 引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2.1 病例选择 |
| 4.2.2 靶区及危及器官勾画 |
| 4.2.3 计划设计 |
| 4.2.4 肺瘤比的评估 |
| 4.2.5 统计学分析 |
| 4.3 结果 |
| 4.3.1 病例数据 |
| 4.3.2 基于群体组的肺瘤比与MLD关系 |
| 4.3.3 肺瘤比与PTV |
| 4.3.4 基于个体组的幂函数关系测试 |
| 4.4 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心型肺癌SBRT治疗中危及器官的剂量评估 |
| 5.1 引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病例选择及模拟定位 |
| 5.2.2 靶区及危及器官勾画 |
| 5.2.3 剂量限制及计划设计 |
| 5.2.4 治疗计划评估 |
| 5.2.5 CBCT图像的获取与预处理 |
| 5.2.6 配准与剂量评估 |
| 5.3 结果 |
| 5.3.1 病例数据 |
| 5.3.2 CBCT图像与刚性配准结果 |
| 5.3.3 变形场 |
| 5.3.4 剂量评估结果 |
| 5.4 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1.1 论文内容总结 |
| 6.1.2 论文创新点 |
| 6.2 工作展望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成果 |
| 参与项目情况 |
（9）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剂量学特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1章 引言 |
| 1.1 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 呼吸运动管理办法 |
| 1.4 非共面野在放射治疗中的优势 |
| 1.5 本论文研究的内容 |
| 第2章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在早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 |
| 2.1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 |
| 2.2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设备的发展 |
| 2.3 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与手术的比较 |
| 2.4 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对肿瘤的选择 |
| 2.4.1 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对肿瘤体积的选择 |
| 2.4.2 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对肿瘤位置的选择 |
| 2.5 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时间-剂量分割模式的选择 |
| 2.6 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正常组织限值的特殊性 |
| 第3 章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两种定位方式剂量学比较 |
| 3.1 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模拟定位流程 |
| 3.1.1 主要应用到的仪器和设备 |
| 3.1.2 病例的选择标准和患者的体位固定 |
| 3.1.3 CT模拟定位和模拟机下观察患者肿瘤的运动情况 |
| 3.2 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勾画 |
| 3.3 时间-剂量模式的选择和SBRT计划的设计 |
| 3.4 两种定位方式下勾画的靶区体积差异和计划剂量学差异比较 |
| 3.4.1 GTV、CTV、PTV体积差异 |
| 3.4.2 两个计划肺组织照射剂量差异的比较 |
| 3.4.3 两个计划脊髓、心脏、食道、气管受照剂量差异比较 |
| 3.4.4 两个计划关于胸壁照射剂量差异的比较 |
| 3.4.5 靶区参数比较(HI与CI) |
| 3.5 等剂量曲线和剂量体积直方图的比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共面野和非共面野SBRT计划的剂量学比较 |
| 4.1 共面野与非共面野SBRT计划的设计 |
| 4.2 共面野和非共面野的SBRT计划剂量学比较 |
| 4.2.1 肺组织受照剂量的比较 |
| 4.2.2 脊髓、心脏、食道、气管、胸壁、胸壁V_(30)受照剂量比较 |
| 4.2.3 靶区参数比较(HI和CI) |
| 4.3 等剂量曲线和剂量体积直方图的比较 |
| 4.4 SBRT计划照射的具体执行过程简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总结 |
| 5.2 展望 |
| 5.2.1 本研究的不足 |
| 5.2.2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心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中心型肺癌的定义 |
| 2中心型肺癌SBRT剂量分割模式 |
| 3中心型肺癌SBRT如何选择合适的BED |
| 4中心型肺癌SBRT正常组织剂量限制 |
| 5处方剂量和治疗计划的优化 |
| 6中心型早期肺癌SBRT相关临床报道 |
| 7SBRT诱导的自体免疫效应 |
| 8小结 |
四、中心型肺癌立体适形放射治疗的CT模拟定位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螺旋断层根治性治疗Ⅲ期肺鳞癌的临床结果分析[D]. 刘志飞. 河北北方学院, 2020(06)
- [2]安罗替尼联合高氧改善肿瘤乏氧微环境对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研究[D]. 林宇. 苏州大学, 2020(06)
- [3]回顾性分析早期肺癌伽玛刀治疗的临床疗效[D]. 于红芳. 内蒙古医科大学, 2020(03)
- [4]基于个体化电子密度赋值进行胸部肿瘤MRI-only计划设计的可行性研究[D]. 曾庆星. 广州医科大学, 2020(01)
- [5]锥形束CT图像引导在胸部肿瘤精准放疗中的应用[D]. 曹晓辉. 河北医科大学, 2020(01)
- [6]基于四维CT肺内孤立性肿瘤位移模型的构建与放疗临床应用[D]. 尚东平. 山东大学, 2019(09)
- [7]TOMO、VMAT、IMRT在肺癌、食管癌剂量学对比研究及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剂量对比研究[D]. 徐裕金. 苏州大学, 2018(01)
- [8]肺癌放射治疗中危及器官保护关键问题研究[D]. 雷伟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11)
- [9]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剂量学特性研究[D]. 陈子印. 清华大学, 2016(04)
- [10]中心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研究进展[J]. 王济东,王俊杰. 癌症进展,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