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注文体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论文文献综述）

魏娜^[1]（2019）在《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之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史书自注的出现早于唐代诗文自注,其成熟的注释方法及书写形式对唐诗自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训体自注、解体自注、参见法自注作为史书自注的主要体式为唐代诗人所仿效,变为诗歌自注的阐释手段;另一方面,唐诗自注在书写体例上借鉴兴起于魏晋史书自注的小字夹注式样,与诗歌文本在形式上实现区分独立的同时,又保持了内容上的深化补充。总之,史书自注的体式与形式为唐诗自注的撰写提供了成熟可取的范式。

刘彦青^[2]（2018）在《论史书撰写艺术中的自注法——以《史记》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自注法是中国史学着作中一种独特的注释方法,在现存史书中自注与正文不加区分。自注产生的时间较早,在《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即已存在。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大量使用自注法。《史记》中的自注类型多样,包括原有材料本身的自注、司马迁对原材料的注解以及司马迁撰写新史料的自注。《史记》中的自注有的对正文意义进行解释、阐发与补充,有的表达一种是非评价与价值判断,还有的建立一种叙述结构,并且自注是《史记》全书达到"互见"的工具。从整部《史记》来看,《太史公自序》是全书的自注。《史记》中自注与正文融合在一起达到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为后世史书撰写提供了成熟的范本。

魏娜^[3]（2017）在《回顾与思考:唐诗自注与唐诗研究境域的开拓》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于唐诗自注的研究,经历了从附属于诗歌研究的非独立阶段到作为独立探讨对象的专门化研究阶段的重大转变;研究范围与视角逐渐突破个案分析与文献考辨,而渐趋宏观化与多元化。但对唐诗自注的研究整体上依然缺乏对其流变历程通景式、系统化的把握,尚未有诗歌本体、创作观念、诗歌流播等层面向唐诗自注渗入的多维视角的充分拓展。基于此,根据"一点两翼"的唐诗自注研究基本思路,即以唐诗自注为根本立足点,以自注本体研究和自注、诗歌本体、创作主体三者关系的拓展研究为两翼,以期探讨唐诗自注研究乃至唐代诗歌研究的新途径。

孙盟盟^[4]（2017）在《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注释内容与方法研究》文中指出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其所作《三国志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三国志注》在注释的内容和方法上有了明显发展,他广泛搜集史料,翻阅了一百四十余册史书,采大量文史资料注释典籍,以近乎于正文的篇幅为《三国志》作注,来补充原书记载简略或遗漏之处,使今人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原着。而他所使用的注释方法早已与以解释语言文字、揭示义理为主的普通典籍注释有了很大区别。本文首先从裴松之的生平着述及其所作《三国志注》的产生背景入手,结合史实、文学等方面资料,对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释方法、体例进行分析叙述,以总结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历史背景,并对《三国志注》的注释内容及注释特点作大致描述。其次,在整体把握《三国志注》注释内容的情况下,将裴松之开创的补阕、备异、惩妄、论辩的多元作注形式大体分为文字解释、史实补充和评论补充三个大类。在通读《三国志注》和了解三国历史的基础上,以注释学分类方法为理论依托,结合《三国志注》具体内容,着重分析裴松之开创的新型注史体例,并就其作注类别进行分析、叙述,充分肯定其保存史料之功。在此基础上,赞扬其坚持实录、注重考辨之史学态度。裴松之注释的特点就在于他能够在注中表达自己的论断,而这些评议有时又不需要其明确地注释出来。在白寿彝先生《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的启发之下,笔者借鉴前人成果,在反复研读《三国志注》的基础上,对注释方法进行总结。这一类注释方法,不仅记录了历史,更起到了论断作用,表明着者的褒贬态度。总体来说,本研究从注释学的角度出发,在熟读《三国志注》的基础上,注重对注释内容的整理和分析,建立数据库,提出分类标准,对裴注的内容及注释方法进行分类研究,充分解读裴注的体例及注释方法,以期达到准确、科学地解读注释文字的目的。通过对注释方法的总结,笔者希望可以总结出裴松之在作注过程中表达论断的形式,启发于对《三国志注》的理解与研究。总之,本研究通过对《三国志注》注释内容与方法的研究,期望达到帮助后人更好地理解裴松之《三国志注》,帮助读者加深理解,以致达到丰富古籍注释学内容的目的。

胡海忠^[5]（2015）在《两《汉书》注中所见唐代前期儒经阐释之倾向性及其特征研究》文中认为唐代前期问世的《汉书》颜注和《后汉书》章怀注代表了当时两《汉书》学的最高成就,两注中涉及儒家经典阐释的内容又为我们研究唐代前期的经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的研究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将两《汉书》注中涉及儒家经典阐释之内容逐条与唐以前旧经注做出对比,对史注与经注的关系作出界定。注中所涉儒家经典,本文主要择取了其旧经注差异较明显、两《汉书》注对旧经注的采择倾向亦较明显的五种经典（《易经》、《尚书》、《诗经》、《孝经》、《论语》）,并将两《汉书》注即史注与经注的关系及具体内容列成十个附表,然后据以对二者诸关系进行分类统计。通过对比,笔者发现颜注、章怀注在经书传注的择取上截然异趣。涉及《易经》的阐释,颜注多主于王弼注,章怀注则郑玄、王弼二注均有所从；涉及《尚书》的阐释,颜注多主于伪孔传,章怀注则郑玄、伪孔均有所从；涉及《诗经》的阐释,颜注多依《毛诗》传、笺,章怀注则有时以《毛诗》传、笺为本,有时则以《韩诗》及《薛君章句》为本；涉及《孝经》的阐释,颜注多主于《孝经孔氏传》,章怀注则主于《孝经郑氏注》；涉及《论语》的阐释,颜注多主于何晏《论语集解》,章怀注则《论语集解》、《论语郑氏注》两从之。基于第一部分的对比,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颜注、章怀注置于汉唐经学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颜注对盛行于南朝的经书传注有较高的认同,章怀注则对南、北两朝所行用的经书传注均有一定比例的承袭。章怀注对郑玄之学的承袭较为明显,北朝经学以郑玄为其宗主,而颜注对郑玄之学则略有贬斥,对难郑的王肃之推崇见诸注中。章怀注对于《韩诗》、谶纬的征引以及以《诗》为首的六经排列方式与今文学派一致,而颜注对伏生《尚书》、谶纬、感生说的反对,以《易》为首的六经排列方式正与古文学相同,表现出一种古文学的倾向。本文的第三部分对两《汉书》注中的儒家经典阐释歧异之原因进行了探析。颜师古家族曾长期生活于南方,并形成独特的家族文化,对颜注所涉儒经阐释的基本取向具有重要影响。贞观时期政风笃实、崇儒抑佛、对南学的青睐也为颜注的取舍提供了政治上的参照。章怀太子李贤的师承、僚属、《后汉书》与注人员多为北人或与北方有关的人,这是章怀注表现出一定北学特质的重要原因,高宗年间儒学不兴、礼制混乱,崇尚道教、阴阳之说,这与章怀注对谶纬、《帝王世纪》等书的征引又相互关联。颜注创作期间,李承乾的储君之位相对稳固,颜师古具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来进行注释工作,保证了颜注质量的美备。而章怀注创作之时,李贤正面临武则天巨大的政治压力,李贤师承、僚属、《后汉书》与注人员、李氏宗室共同形成了一个反对武则天的群体,史书注释是李贤的一份政治投资,故章怀注仓促成书,虽较为完善,但难免微瑕。

刘治立^[6]（2014）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开创性》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得到很大的发展,史注名家辈出,注家中驰名后世并且与原书作者齐名的很多,他们突破经注的窠臼,在史注体例、方法和史学批评等方面都有许多创新之处,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杰,彭洪俊^[7]（2013）在《三十年北朝史学研究述评》文中提出北朝史学,是魏晋南北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领域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以后,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综观整个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对北朝史学的研究总体上弱于南朝史学的研究,要么是一带而过、语焉不详,要么是以点代面、重点研究,难以体现北朝史学应有的地位。这固然受限于现存资料,也与学界忽视有关。本文从综合研究、专题研究两大方面,对三十年来北朝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和评议,既总结了该领域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能促进北朝史学研究的深入。

韩杰,彭洪俊^[8]（2013）在《三十年北朝史学研究述评》文中认为北朝史学,是魏晋南北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领域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以后,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综观整个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对北朝史学的研究总体上弱于南朝史学的研究,要么是一带而过、语焉不详,要么是以点代面、重点研究,难以体现北朝史学应有的地位。这固然受限于现存资料,也与学界忽视有关。本文从综合研究、专题研究两大方面,对三十年来北朝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和评议,既总结了该领域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能促进北朝史学研究的深入。

黄庆彬^[9]（2012）在《《三国志》裴注“嗜奇”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裴松之《三国志注》特征的评价是“嗜奇爱博”。本文以“嗜奇”这一特征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裴《注》“嗜奇”特征的具体表现及其形成这一特征的深层因素。同时，还探究了裴《注》之“嗜奇”对《三国演义》的影响，指出《三国演义》以奇为美的艺术风格是对裴《注》“嗜奇”特征的直接承继与发展，并呼吁学界应从这一方面摆正裴《注》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以来被漠视的地位。随着裴松之《三国志注》成书以来，不同时期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其“嗜奇”的一面，并进行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笔者无意在其“是褒，还是贬”上寻求破解，而是力求客观再现裴《注》这一特征，指出裴《注》“嗜奇”的表现远要大于《提要》所说的十几则志怪料处，同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特征，笔者将其进行了分类。裴《注》为何如此“嗜奇”呢？这一直是学者们在探究的课题，也纷纷从社会文化层面对其进行了诠释。不过，笔者认为仅从这一层面来解释是难以服众的，而是有必要结合裴松之主观意识来探究，方能算完整。一提及《三国演义》与裴《注》的关系，往往只关注到裴《注》是《三国演义》的重要写作素材来源，但笔者认为，裴《注》对它的影响远不只这一方面，并指出《三国演义》以奇为美的艺术风格就是对裴《注》“嗜奇”的直接承继与发展。

侯威^[10]（2011）在《汉魏六朝史注研究》文中提出汉魏六朝时期的学术发展不同于前代经学大一统的局面,呈现出自己全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史学的发达和史注的兴盛,以及史注和经注相比,不同于经注的全新方面。先秦时代是注的萌芽时期,当时的存世文献多是记载遥远的周、商、夏以及更早时期的历史,春秋战国时这些文献由于年代久远,阅读理解发生了很大困难,精通这些经典的学者为了教授之用,用当时的语言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看作最早的注。这些注是经注,因为无论是对《易》的解释,还是《春秋三传》对于《春秋》经的发挥,都是为了能都读懂、读通经典而诞生的。两汉继承自先秦留传下来的学术,当时被称为“六艺”的儒家经典均有很多学者加以解释,形成自己学派的经注,而这种注释的风气影响了两汉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史注,使刚刚出现的史注表现出经注的特点,无论是解释字词或音义,还是解释制度或典故,都和以解释为功用的经注极为相似。汉魏六朝史注兼具经注和自身独特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史注诞生于经注,因此其具有经注的很多特点；另一方面,史学从经学分离,具有和经注不同的特点。史注是注家通过抄录他人史书,并加以自身研究成果的着作,包括对原文的发挥和对史实的考辨以及发表的评论,其中后两者集中体现了注家的学术思想。汉魏六朝出现史注的大兴绝不是偶然。一方面,经史之学分离,史学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私家修史在汉魏六朝时期比较流行,各类史书的大量涌现是史注繁荣的前提。另外,儒家的价值观和品评标准经历从被立为权威至受到撼动的过程,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学者们有了更多选择,这种多样化的学术氛围影响了史注,使其呈现出多样的特点。汉魏六朝史注还具有很多文献学价值,为文献典籍的保存,校勘,辑佚提供了很多便利,并对后世的典籍整理和为后来人作史注提供了资料和模式。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论文提纲范文）

（1）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之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论史书撰写艺术中的自注法——以《史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回顾与思考:唐诗自注与唐诗研究境域的开拓（论文提纲范文）

（4）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注释内容与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两《汉书》注中所见唐代前期儒经阐释之倾向性及其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开创性（论文提纲范文）

（9）《三国志》裴注“嗜奇”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魏六朝史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论文参考文献）

• [1]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之影响[J]. 魏娜.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 [2]论史书撰写艺术中的自注法——以《史记》为中心[J]. 刘彦青.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2)
• [3]回顾与思考:唐诗自注与唐诗研究境域的开拓[J]. 魏娜.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7(04)
• [4]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注释内容与方法研究[D]. 孙盟盟. 河北大学, 2017(11)
• [5]两《汉书》注中所见唐代前期儒经阐释之倾向性及其特征研究[D]. 胡海忠.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6]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开创性[J]. 刘治立.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3)
• [7]三十年北朝史学研究述评[J]. 韩杰,彭洪俊. 历史文献研究, 2013(00)
• [8]三十年北朝史学研究述评[A]. 韩杰,彭洪俊.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 2013
• [9]《三国志》裴注“嗜奇”特征研究[D]. 黄庆彬. 华侨大学, 2012(06)
• [10]汉魏六朝史注研究[D]. 侯威. 西北大学,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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