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森林的变迁及其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欧嘉玲[1]（2021）在《1980年代以来关于近代中国林业史研究述评》文中提出中国的土地曾几乎完全被森林覆盖。然而,在漫长的时间历程中,这些森林在农业、工业的扩张下不断缩小,以便为人类腾出土地。[1]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外国学者马立博注意到,曾在中国土地上自由活动的虎,如今已大量消失,且其分布范围"与中国的边境线是如此重合,并非偶然"[2]。这说明,森林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极为深层、复杂的联系。
冀晶娟[2]（2020）在《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村落是承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新一轮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依然是持续性关注的焦点。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与华南交汇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民族文化特征显着,传统村落与民居遗存丰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广西东北部与东南部地区,突出典型案例的探讨,相当一部分地区有待于作进一步挖掘与补充。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全域覆盖性普查,有利于展示广西多元地域文化,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将更深层地揭示传统村落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理论、居住领域性理论、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应民居、村落与区域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分布以及诠释性的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方法,借助Arc GIS、SPSS技术,构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数据为基础,按照“揭示分布规律—划定文化区—诠释文化景观—分析影响机制”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形成创新性结论。首次建立了广西全域1118个传统村落与民居样本数据库。研究对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开展全域普查,运用实地调研与建筑实测、文献整理与信息采集、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等方法,经过筛选判断,确定11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根据文化地理学中“因子”概念,以客观反映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景观特征为基本准则,综合考虑因子的历史性、完整性、独特性与可得性,建立了包括3大类、13小类的因子体系,涉及村落空间地理与行政区位、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环境要素、非物质环境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借鉴类型学分类方法对所有因子进行细化分类,建立因子属性数据库,为文化景观的呈现与诠释提供基础。揭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确定14组因子具有相关性,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广西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东北多、西南少”的特点;村落地理环境以山地为多,平原丘陵其次,多在低海拔区域,以微坡地形为主,坡向均质,靠近低等级河流分布;民居类型以单幢最多、堂厢其次、从厝较少,其中,中堂侧房型占单幢类民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泛,堂厢类民居分布于东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数量相当,交杂现象显着,从厝类民居则集聚于桂东南地区;布局形态以集中型、沿等高线阶梯布局型为主;水塘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水柜均处于西北部;村落规模以2-5公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建村年代以清时期最多,明次之;民族以汉族最多,壮、瑶、苗、侗族依次减少;语言以汉、壮语最多,侗、瑶、布努语次之。运用SPSS技术,进一步对两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有14组因子共存程度较高,多角度诠释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共性与差异性。科学划定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文化亚区,以区域及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系统呈现了村落与民居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根据文化区划的原则与方法,以民居类型为主导因子,借鉴居住领域性理论,初步判断宏观层面文化区大致范围,再结合多因子叠合法、历史地理法,考虑自然地物与行政区划的影响,确定文化区具体边界,形成开放型、围合型及兼容型3大文化区。其次,在3大文化区内,分别将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民族、语言等因子进行叠加,划定12个文化亚区。研究从区域层面详细阐明了每个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文化景观特征,并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读了各区域的文化景观现象。深入剖析了各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形成与分布机制。宏观文化区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广西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制度化差异两个方面,同时受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多民族文化融合等因素影响,文化区边界产生了历时性变化。其次,开放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由“前后”、“发散”向“左中右”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土着民族的生活本能需求、中原文化影响、人口增加及生态环境改变;围合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大家族共居向小家庭居住方式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行政区划与移民、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兼容型文化亚区具有民居过渡性、民族融合性的特点,影响机制表现为山地向丘陵平原地貌的过渡以及汉瑶壮多民族的融合。机制剖析过程中涉及与其它地区文化景观的对比研究,通过在更大地域范围下研究各民族、民系传统村落与民居的差异性与同质性,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影响与作用。
张旭锐[3]（2020）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目前,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和保障收益权为核心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已基本完成,我国27亿亩集体林地已基本完成确权发证,近5亿农民获得了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在带动农民就业、创业和脱贫等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林农作为林业经济活动的微观行为主体,是林地利用最基层的行为决策主体,通过林业生产投入的提高以及林地流转价格的上升,获取直观的经济收益或提高规模效率,增加了农户收入。集体林区一般多位于贫困山区,具有经济发展水平低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双重特点,为统筹解决保护生态环境和贫困地区脱贫问题,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林业生态工程,并将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新时期林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载体,改变了以往因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不足、生计单一、注重短期效益等原因导致的林地过渡开发现象,农户生计方式变得多样化,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林改后,林农的自然资本增加,外出务工导致人力资本减少,林业经营投入动力不足、撂荒现象时有发生,且林地生产效率低下,由于生计变化导致农户林地利用行为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制约集体林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中的突出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农户对经济机会的响应是驱动其对林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变化的最终因素,生计资本的性质与结构决定了林农的林地利用和生计策略行为决策,对林农的林地利用行为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因此,研究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行为及收入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山区林业经营农户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基础上,依据农户行为理论、生计资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营理论等理论,打破将林区农户作为同质整体的传统假设,构建了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陕西、江西两省654户农户调研数据,首先,利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测算;其次,利用多项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法、分位数回归模型、DEA-Tobit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和门槛回归模型等在非农化进程下从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双重视角深入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利用集约度、利用效率以及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问题;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林业经营农户特征及林地利用现状。调研样本分析发现,当前林业生产领域户主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0-60岁之间,多为中年人。林区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学历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当前林业生产劳动力数量多以2人及以下为主,农户经营林地规模分布较为均匀,涵盖了大、中、小各类规模,但家庭收入不高,多集中于3-5万元之间。农户兼业方面,调查样本中56.12%的农户都进行了林业兼业生产,仅43.88%的农户没有进行林业兼业生产。样本农户林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均林地数量少、产出低、农户林地利用集约水平不高、林地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等方面。（2）不同地域、不同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总体特征存在明显差异,陕西省农户的自然资本值略高于江西省,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值略低于江西省。商品林经营农户生计资本总值大于公益林经营农户生计资本总值。目前林区农户以弱资本型为主,占比为58.56%,表明林区多数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处于较低水平。从生计资本分维水平来看,弱金融资本型与弱自然资本型农户占比最大,分别为70.03%和68.96%,强自然资本型和强金融资本型农户类型占比最小,分别为31.04%和29.97%。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在水平和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生计资本结构差异与农户的生计类型特征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受生计资本水平值的影响,且这种差异将会影响到农户的林地利用及其收入。（3）大部分纯林户的林地利用方式都是选择用材林经营,纯林户在经济林和竹林的利用方式上比例差不多,对于林下经济的利用方式比例最小。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在资本禀赋水平上,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选择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在资本禀赋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和社会资本占优对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存在显着影响效应。此外,生计资本异质性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影响也存在差异性,如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占优显着影响纯林户林地利用方式;人力、自然、金融三者的资本水平和资本结构均显着影响林业兼业户的林地利用方式;人力、自然、金融资本水平显着影响兼业林业户的林地利用方式,生计资本结构对其影响不显着;社会资本占优仅对非林户的林地利用方式产生显着影响。（4）目前农户的林地经营劳动集约度均大于资本集约度,表明目前我国的林地经营仍在劳动集约经营阶段。从农户类型来看,兼业户的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均最大,其中林业兼业户的劳动集约度最大,为0.492,兼业林业户的资本集约度最大,为0.454,其次是纯林户,非林户的资本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均最小。虽然资本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在不同类型农户间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两者间的差距并不是太大,如对于林业兼业户而言,资本集约和劳动集约的差距为0.009,这也得益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提高,但整体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业经营并未从劳动集约向资本集约转化,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导致劳动和资本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影响农户的林地利用集约度。此外,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程度变化规律具有较大的差异。（5）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此外,农户林地经营的综合技术效率在不同的商品林经营类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具体而言,经营用材林农户的综合效率为0.204,几乎是经营经济林农户综合效率0.121的两倍,经营竹林农户的综合效率最低,为0.096。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林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且针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效率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经营用材林农户生产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数量、家庭住房价值、能人数量、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经营经济林农户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融资渠道、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经营竹林农户效率主要受农户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林地面积、家庭住房价值、融资渠道、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6）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林业收入受到生计资本分维水平及结构的制约。农户资本禀赋越丰富,越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生计状况,对提高林业收入具有明显作用,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正向影响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对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结构分析中,人力资本占优和金融资本占优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表明不同资本结构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具有显着影响效应。此外,生计资本分维水平和结构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收入影响具有异质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0.521时,人力资本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的作用并不显着,当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0.521时,人力资本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此外,当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0.521时,自然资本能够显着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而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何值,金融资本均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当社会资本低于门槛值0.188时,金融资本对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效果不显着,当社会资本高于门槛值0.188时,金融资本能够显着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7）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要充分发挥林业扶贫作用,提高农户林业收入水平;二是要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三是要重建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四是要关注农户林业政策感知,营造良好林业生产环境;五是要大力促进农户林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六是要不断完善林权改革配套措施,着力提升农户金融资本。
王佳[4]（2020）在《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之路”,而林业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林业制度体系是推动我国林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林权制度则是其中的核心。经过多次改革,逐渐清晰、合理的林权制度在明确各林权主体权利边界,释放林业经营潜能,增加林业经营者收入,保持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发挥林业经济、生态、社会综合功能等方面的推动作用已经凸显。但改革没有完全释放我国林权制度功能,全面实现改革目标,林权制度仍待完善。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是对改革后林权制度实施过程中基础性作用效果的全面展现,所以林权制度完善需要以绩效评价为依据。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价,更加有针对性的完善现有林权制度,提升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本研究以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我国林权制度发展历程和现状,现有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重点研究,以促进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进一步提升。在对我国林权制度发展历程进行的研究中,明确我国林权制度发展的动因、特征、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林权制度现状进行分析,明确我国现有林权制度目标、主体构成、权责划分及改革前后制度实施效果对比情况。在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部分,首先构建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运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我国现有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情况进行评价,明确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整体情况和国有、集体两种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各自情况。以上述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结论为基础,探究形成如上结论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效用值法、相关性分析、DEA、Malmquist等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明确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尚待改进之处,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优化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对策建议。首先对我国林权制度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研究。我国林权制度发展经历了萌芽时期、探索时期、完善时期三个阶段。运用以政府主导林业经营者参与的调整方式,通过森林资源稀缺性及林权制度对外部环境的不断适应、对各林权主体利益不断满足的推动,使林权逐渐清晰,林权主体利益关系日趋协调,林权制度改革绩效逐渐多元化。现阶段我国林权制度目标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综合绩效提升及国家、集体、林业经营者多方共赢。并通过对林权合理的分配激发各林权主体积极性,通过林权主体对权利的行使与保护促进林权制度实施,从而推动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显现。其次对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进行评价。从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构建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进行评价。林权制度改革后,现有林权制度的实施使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得到提升,且集体林权制度优于国有林权制度。但国有、集体两种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水平不高仍存在提升空间,且两者在经济、生态、社会三方绩效上呈现差异。林权制度改革带动了林业第一、三产业的发展并对各产业内部结构进行整合使林业产业结构整体得到优化。林业经营者在产业经营中获得收益,收入得到明显提升。上述表现使国有、集体两种林权制度改革经济绩效均明显增长,集体林权制度稍占优,两者差距不大。林权制度改革对森林生态功能发挥的重视使林业经营者造林、护林的意识和行为效果均得以优化,国有林权制度实施更注重森林管护,而集体林权制度则更侧重提高森林数量,所以国有、集体两种林权制度改革生态绩效均呈现波动上涨,且集体林权制度占优。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社会绩效在显着提升后呈现下降趋势,集体林权制度呈整体波动上升趋势,但国有林权制度整体绩效水平稍高于集体林权制度。说明随着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集体林权制度社会绩效的显现逐步明显,而国有林权制度受改革程度的限制社会良性影响逐渐减弱。基于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结果,对影响绩效的因素进行探究。林权清晰度、林业生产要素投入及区域发展环境是影响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提升及形成国有、集体两种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差异的因素。林权清晰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提升,其对增加各林权主体权利实施主动性和优化权利实施效果的影响显着。而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后的林权界定相比较于集体林权制度模糊、局限之处较多,所以其绩效提升幅度较低。林业生产要素投入越充足、合理越有利于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提升。林权制度实施过程中资金要素投入对绩效提升的带动明显优于劳动力和技术要素。国有林权制度的技术进步不足和集体林权制度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不同步使两者改革绩效呈现出不同。区域发展环境越完善对林权制度实施的支撑越充分则绩效提升越明显。国有林权制度代表省份的区域经济、政务、法治环境评分均明显低于集体林权制度代表省份,限制了改革后国有林权制度的实施,使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水平低于集体林权制度。根据林权清晰度、林业生产要素投入及区域发展环境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对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形成影响的分析结果,从提高林权清晰度、完善林业生产要素投入、优化区域发展环境三个角度进行对策设计支持并进行综合运用,从而实现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及多方主体共赢。
赵一霖[5]（2020）在《秦岭北麓长安段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地域时空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秦岭北麓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尖锐。如何合理利用秦岭北麓的土地资源,并更合理的进行聚落规划,已经成为秦岭北麓空间规划研究亟待探索的问题。针对此问题,现有的研究集中于短时间尺度景观格局动态、植被或水文等要素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极少涉及对长时间尺度的景观格局研究。本文认为,秦岭北麓聚落景观格局变迁是不同影响因子在不同的作用下发生并逐渐变化的。因而,以秦岭北麓长安段为研究对象,探寻引起聚落景观格局变化的原因及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通过因果关系的分析得到聚落格局变迁的特征及地域时空规律,以期通过利用这些规律得到既能顺应当代人各种需求的发展,又不破坏秦岭北麓生态环境的聚落空间策略。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四点:（1）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提出。首先对“景观格局变迁”与“聚落”的概念进行辨析;其次在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理论与历史地理学“历史复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驱动—状态—响应”模型提出了研究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分析框架与技术路线（第二章）;（2）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历史复原。对秦岭北麓长安段不同阶段形成的不同聚落景观格局进行描述,根据其空间格局从时间上划分为六个时期,并总结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特征（第三章）;（3）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因果关系分析。在划分完时间阶段的基础上找出形成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原因,及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与影响聚落景观格局变化之间的变化规律（第四章）;（4）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划分完时间阶段的基础上分析不同阶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对秦岭北麓长安段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五章）;（5）总结前文的变迁规律,提出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理论模型,分析相应的变化趋势,预测当前的影响因子作用于现状聚落景观格局将会产生的生态环境变化情景,并根据预测结果与历史聚落景观格局变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进而给出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空间策略（第六章）。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复原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的变迁历程,探究聚落景观格局的变迁特征;（2）基于一套完整的长时间历史分析的规划研究方法,揭示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的地域时空规律,构建适用于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理论模型;（3）基于规律判断了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的变迁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空间策略,为长安区政府未来聚落空间规划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开发建议。
LEE/KAYEON（李佳娟）[6]（2019）在《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扩散的世界市场使各种行为者崛起,这影响到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危机扩散的危险性。多次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提醒人们:预防和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国际合作。该论文旨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而引导外生因素对制度变革的影响的理论内涵。本论文将外生因素限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方面,主要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的路径影响。在主体方面,七国集团（G7）扩容为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论坛（FSF）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多个旨在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和标准化制订的国际组织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新登场的网络深刻地影响着全球金融治理的进程和结构。在制度层面,全球金融监管新标准应运而生。这种标准化主要由二十国集团提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分区域国际组织制定,由各成员国和市场行为者执行。在观念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英国的Brexit和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等保护主义观念开始重新出现。本论文正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全球金融治理应"治理什么"的内容。进一步梳理了对主体、制度、观念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金融治理中“谁”治理的内容。首先,将全球金融治理的行为者分为国家和非国家层面并进行分析,然后将金融危机后发生变化的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按照提倡者、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重新分类和考察。第三部分是从制度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将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划分为美国主导时代、七国集团主导时代、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分析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从观念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本部分将阐述工业化后支配全球经济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变化,以审视自由主义规范的形成、扩散以及内化的过程。进而分析外生因素对观念变化的影响。第五部分综述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此外,着眼于未来,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预计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改变全球金融生态,因此,论文对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本论文特别通过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模式分析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途径及其相互作用。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在全球治理中,主导性的国家中心行为者努力从上到下推广制度和观念,而非国家行为者则可以作出接受或不接受的选择,非国家行为者也是制度与观念自下而上推广的重要行为者。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行为者的变化,制度和观念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是敦促制度不断完善并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这一点来看,研究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总体来看,主体、制度、观念的方向性变化不是很明显,因为工业化以后保持的自由主义观念成为维持现行制度和机制的重要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革实际上起到了完善甚至加强现有体制的作用,而不是改革。本论文只是对现有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将来,危机后凸现的新兴国家崛起和科技的发展,还将使全球金融治理在主体、制度、观念方面面临更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是本人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
高歌[7]（2019）在《论清末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的开发与破坏》文中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良,并得益于清政府的东北封禁政策,黑龙江成为了我国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之一。然而,清末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变,清政府的边疆政策也随之调整,黑龙江地区的林业资源逐渐得以开发,清廷通过鼓励移民、土地招垦、发展林业等政策,促使森林产业逐步走上正轨,官办及官商合办的木植公司相继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地区林业经济的发展及城镇建设,加快了黑龙江地区移民的进程。但移民不合理的砍伐方式、大面积的毁林耕种,以及木植公司对林木需求量的增加,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森林面积的缩减和森林资源的衰退。19世纪末,沙俄的铁蹄踏入了我国东北地区,其调查森林资源、修订不平等条约,尤其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黑龙江、吉林地区,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对我国森林资源进行了大肆的掠夺与破坏,沙俄原始的砍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森林资源的浪费。同时,俄国资本家在黑龙江森林繁茂的地区大举租借林场,建立伐木工厂及相关企业,除了满足中东铁路建设所需,也砍伐我国良木运至各地销售,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不仅如此,沙俄还将所砍伐的林木源源不断地运至俄国本土,供其城市建设及发展需要。在清末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演变的过程中,国内移民对森林开发表现出盲目性、无序性,沙俄等外国势力在此过程中则体现出对森林资源的掠夺性、粗放性。因而森林资源的开发虽然对黑龙江地区的社会变迁不乏促进作用,如移民潮的兴起、城镇化的加速,但与此同时,也加重了森林的负担,人类的集中砍伐已超出了林木的承载能力,因过于注重森林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森林的培育工作,其采育失调、只砍不种的行为对森林资源造成破坏,森林面积大幅削减,林木质量受到影响,林业产量急剧下降,继而导致当地生态失衡,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不但引发了物种危机,使动植物濒临灭绝,而且致使灾害频发,威胁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安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聂选华[8]（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吴家洲[9]（2018）在《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研究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的变迁。洛阳地区地处“天下之中”,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政治、文化积淀,使得其发展到唐代,依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其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这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森林消耗的基础上的,发达程度和森林消耗速度成正比,在安史之乱前表现的尤为明显。目前,国内有关唐代区域森林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有关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拟利用中国古代的文献、档案资料,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并运用数学、建筑学、地理学、生态学、水文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对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状况进行考察,找出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主要原因,分析其造成的影响及采取的森林保护措施,以期尽可能复原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变迁状况,为当今洛阳地区和一些类似地区的森林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主要是由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各种木构建筑的营建、薪柴和丧葬的日常消耗、战争的破坏等原因引起的,由此造成了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加剧等水环境恶化问题和动植物资源减少、土壤盐碱化、土地沙化及气候环境有所恶化等其他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唐代洛阳地区人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也采取了一些植树造林的措施,但人工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远远无法和天然森林比较,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呈不断下降趋势,生态环境也逐渐恶化。
王谷[10]（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研究说明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二、中国森林的变迁及其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森林的变迁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1980年代以来关于近代中国林业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近代中国森林资源状况及分布研究 |
| （一）近代中国森林面积及其变迁情况 |
| （二）近代中国森林变迁的原因 |
| 二、近代中国林业经济研究 |
| （一）通论性研究 |
| （二）木材业 |
| 三、近代中国林业管理与政策研究 |
| （一）通论性研究 |
| （二）具体政策及管理措施研究 |
| （三）近代中国林政的地域研究 |
| 四、林业思想及人物研究 |
| （一）林业思想研究 |
| （二）林业人物研究 |
| 五、问题与展望 |
| （一）各地区的林业研究极不均衡，且梳理、介绍的内容居多。 |
| （二）近代林业史学科的定位与走向较为模糊。 |
| （三）近代林业史涉及领域复杂多样，必然会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然而现实是，目前为止呈现的研究内容多为单一学科视野下的成果。 |
（2）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诉求 |
| 1.1.2 多民族交汇下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挖掘与保护需求 |
| 1.1.3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理论与方法有待完善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地域分布差异未能真实反映传统村落的留存情况 |
| 1.2.2 既有定性研究未能细致呈现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特质 |
| 1.2.3 静态个案描述未能系统诠释传统村落与民居形成机制 |
| 1.2.4 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对象 |
| 1.3.3 理论基础与方法架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拓宽研究样本对填补村落分布空白区具有现实意义 |
| 1.5.2 构建理论体系将提升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的科学性 |
| 1.5.3 形成文化区划对村落多样性保护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
| 1.5.4 展示民族文化为世界提供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智慧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内外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乡土建筑与乡土聚落研究 |
| 2.1.2 我国传统民居相关研究简述 |
| 2.1.3 我国传统村落相关研究简述 |
| 2.2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2.1 早期以干栏形式的民居建筑研究为主 |
| 2.2.2 上世纪末突出民族性与地域性民居建筑探索 |
| 2.2.3 新世纪以来多学科交叉运用拓宽了研究广度 |
| 2.2.4 近期突出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特征与机制探讨 |
| 2.3 既有研究反映的特点与问题 |
| 2.3.1 区域上差异大,亟需挖掘非典型村落与民居 |
| 2.3.2 理论上缺支撑,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框架 |
| 2.3.3 对象上较孤立,未将村落与民居有机结合 |
| 2.3.4 方法上定性多,难以落实全样本的具体属性 |
| 2.4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新探索 |
| 2.4.1 持续关注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问题 |
| 2.4.2 大数据背景下谱系类研究的新进展 |
| 2.4.3 本文的研究基础与拓展之处 |
| 第三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生成背景 |
| 3.1 广西传统村落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 |
| 3.1.1 气候特征:热量丰裕,雨水充沛 |
| 3.1.2 地形地貌:土山石山多,丘陵平原少 |
| 3.1.3 河流水系:河网密度大,地下河发达 |
| 3.2 先秦时期广西古代文明产生及原始聚落形成 |
| 3.2.1 经济生产方式 |
| 3.2.2 社会组织形态 |
| 3.2.3 原始崇拜意识 |
| 3.2.4 聚落与住屋的形成与演变 |
| 3.3 秦统一至民国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村落形成与分布 |
| 3.3.1 秦与南越国:原有方国基础上开启封建统治 |
| 3.3.2 两汉至隋:以其故俗治,汉于治所土着广泛分布 |
| 3.3.3 唐宋时期:完善羁縻制度,族群分化与迁徙 |
| 3.3.4 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多民族形态形成 |
| 3.3.5 清至民国:实行改土归流,汉文化影响显着 |
| 3.4 广西传统村落的多元文化特质 |
| 3.4.1 基于地理与区位环境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3.4.2 基于族群分化与迁徙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构建 |
| 4.1 传统村落样本选取与因子体系构建 |
| 4.1.1 样本选定 |
| 4.1.2 因子体系构建 |
| 4.1.3 因子属性来源 |
| 4.2 传统村落自然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2.1 地形地貌 |
| 4.2.2 坡度坡向 |
| 4.2.3 河流水系 |
| 4.3 传统村落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3.1 传统民居 |
| 4.3.2 村落布局 |
| 4.3.3 历史环境 |
| 4.3.4 村落规模 |
| 4.4 传统村落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4.1 建村年代 |
| 4.4.2 世居民族 |
| 4.4.3 语言与民系 |
| 4.5 传统村落与民居数据库建立 |
| 4.5.1 数据库建立的技术路线 |
| 4.5.2 数据库内容及表达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分布规律 |
| 5.1 传统村落整体分布特征 |
| 5.1.1 传统村落分布形式的判断 |
| 5.1.2 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与集聚特征 |
| 5.2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属性分布特征 |
| 5.2.1 自然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2 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3 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3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1 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相关性分析 |
| 5.3.2 村落布局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3 民居类型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4 其它因子之间相关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1 文化区概念、原则与方法 |
| 6.1.1 文化区概念与划分原则 |
| 6.1.2 文化区划分方法与步骤 |
| 6.2 宏观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2.1 宏观文化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2.2 开放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3 围合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4 兼容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3 开放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3.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3.2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3 侗苗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廊火塘型文化亚区 |
| 6.3.4 瑶壮族+内凹圈层布局+前寝后堂型文化亚区 |
| 6.3.5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中堂后房型文化亚区 |
| 6.3.6 壮族+横排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7 壮族+集中与横排布局+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型文化亚区 |
| 6.4 围合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4.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4.2 湘赣系+集中与密集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3 多族系+集中与组团布局+单幢、堂厢及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4 勾漏系+纵列与组团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5 钦廉与客家系+块状拼合与密集布局+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5 兼容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5.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5.2 多民族+集中与沿等高线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6.5.3 壮族+集中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影响机制 |
| 7.1 宏观文化区划的影响机制 |
| 7.1.1 自然环境差异奠定宏观文化区划的基本构架 |
| 7.1.2 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制度分化与文化景观差异 |
| 7.1.3 经济技术发展促使文化区边界产生历时性变化 |
| 7.2 开放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2.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2.2 居住本能需求致使多个亚区呈“前后”序列特点 |
| 7.2.3 汉文化影响促使中堂后房亚区呈“发散”序列特点 |
| 7.2.4 人口增长导致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亚区呈“左中右”序列特点 |
| 7.3 围合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3.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3.2 行政区划导致湘赣、钦廉与客家系亚区大家族聚居特征显着 |
| 7.3.3 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促使勾漏系亚区以小家庭居住方式为主 |
| 7.3.4 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致使多族系亚区居住方式趋于多元 |
| 7.4 兼容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4.1 文化亚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
| 7.4.2 大瑶山环境促使汉壮瑶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亚区形成 |
| 7.4.3 山地向平原过渡促进汉壮民族相互影响与亚区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3）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户生计 |
| 1.3.2 农户层面林地利用研究 |
| 1.3.3 农户生计与林地利用及收入的综合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5.1 数据来源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生计资本 |
| 2.1.3 林地利用 |
| 2.1.4 农户收入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规模经营理论 |
| 2.2.5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
| 2.3 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2.3.2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2.3.3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2.3.4 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
| 2.3.5 理论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林地利用行为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我国的林地资源 |
| 3.2 我国林地资源生产利用现状 |
| 3.2.1 全国林业总产值 |
| 3.2.2 全国木材及竹材资源利用现状 |
| 3.2.3 全国主要经济林资源利用现状 |
| 3.3 调研区域概况与样本特征描述 |
| 3.3.1 调研区域概况 |
| 3.3.2 样本特征描述 |
| 3.4 样本农户林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人均林地数量少、产出低 |
| 3.4.2 农户林地利用集约水平不高 |
| 3.4.3 农户林地利用效率有待提升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生计资本的综合评价 |
| 4.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1.2 生计资本指标选取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生计资本的测度 |
| 4.2.1 指标权重确定 |
| 4.2.2 生计资本测算 |
| 4.3 农户生计资本综合评价结果 |
| 4.3.1 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
| 4.3.2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分析 |
| 4.3.3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 |
| 4.3.4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作用机理 |
| 5.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比较 |
| 5.3.1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差异分析 |
| 5.3.2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生计资本差异分析 |
| 5.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4.3 生计资本异质性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机理 |
| 6.2 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 |
| 6.2.1 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方法 |
| 6.2.2 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结果 |
| 6.3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模型构建 |
| 6.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4.3 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分布规律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 |
| 7.2 农户林地利用效率测算及差异分析 |
| 7.2.1 农户林地利用的效率测算 |
| 7.2.2 效率测算结果及差异分析 |
| 7.3 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
| 7.3.1 变量选择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4.3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
| 8.1 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8.1.1 脆弱性背景冲击 |
| 8.1.2 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影响 |
| 8.1.3 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8.2.1 变量选取 |
| 8.2.2 模型构建 |
| 8.3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3.1 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及收入分布 |
| 8.3.2 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的影响分析 |
| 8.3.3 生计资本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家庭林业收入的影响分析 |
| 8.4 生计资本间接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门槛效应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农户林地利用现状及问题 |
| 9.1.2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及评价 |
| 9.1.3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9.1.4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9.1.5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9.1.6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充分发挥林业扶贫作用,提高农户林业收入水平 |
| 9.2.2 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 |
| 9.2.3 重建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 |
| 9.2.4 关注农户林业政策感知,营造良好林业生产环境 |
| 9.2.5 促进农户林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
| 9.2.6 完善林权改革配套措施,着力提升农户金融资本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权制度 |
| 2.1.2 林权制度 |
| 2.1.3 制度绩效 |
| 2.1.4 林权制度改革绩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规模经济理论 |
| 2.2.4 内生增长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林权制度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1 林权制度发展历程 |
| 3.1.1 萌芽时期的林权制度(1949年-1978年) |
| 3.1.2 探索时期的林权制度(1979年-2000年) |
| 3.1.3 完善时期的林权制度(2001年-至今) |
| 3.2 林权制度发展历程特征及动因分析 |
| 3.2.1 林权制度发展历程特征 |
| 3.2.2 林权制度发展历程动因 |
| 3.3 林权制度现状 |
| 3.3.1 林权制度目标 |
| 3.3.2 林权制度设计 |
| 3.3.3 林权制度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 |
| 4.1 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1.2 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
| 4.1.3 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 4.2 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数据来源 |
| 4.3 林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过程 |
| 4.3.1 熵权法评价过程 |
| 4.3.2 灰色关联分析法评价过程 |
| 4.4 评价结果分析 |
| 4.4.1 总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
| 4.4.2 各维度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素的选取 |
| 5.2 影响因素与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关系解析 |
| 5.2.1 林权清晰度与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关系解析 |
| 5.2.2 林业生产要素投入与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关系解析 |
| 5.2.3 区域发展环境与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关系解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我国林权清晰度对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6.1 指标选取 |
| 6.2 分析方法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3 评价过程 |
| 6.4 结果分析 |
| 6.4.1 林权清晰度对总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6.4.2 林权清晰度对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6.4.3 林权清晰度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我国林业生产要素投入对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7.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 分析方法选取 |
| 7.2.1 相关性分析方法的选取 |
| 7.2.2 有效性分析方法的选取 |
| 7.3 结果分析 |
| 7.3.1 林业生产要素投入与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相关性结果分析 |
| 7.3.2 林业生产要素投入与林权制度改革绩效有效性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我国区域发展环境对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8.1 林权制度省份区域发展环境评价 |
| 8.1.1 评价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8.1.2 分析方法选取 |
| 8.1.3 分析过程 |
| 8.2 结果分析 |
| 8.2.1 区域发展环境对总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8.2.2 区域发展环境对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8.2.3 区域发展环境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影响 |
| 8.3 本章小结 |
| 9 提升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对策建议 |
| 9.1 提高林权清晰度 |
| 9.1.1 消除承包权经营权界定障碍 |
| 9.1.2 优化林权确权赋权环节 |
| 9.1.3 深化采伐许可制度调整 |
| 9.1.4 厘清林权主体关系 |
| 9.2 完善林业生产要素投入 |
| 9.2.1 维持林权制度实施资金供给 |
| 9.2.2 纠正劳动力投入偏差 |
| 9.2.3 持续强化技术投入 |
| 9.3 优化区域发展环境 |
| 9.3.1 保持市场经济运行顺畅 |
| 9.3.2 推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
| 9.3.3 健全法治环境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与展望 |
| 10.1 结论 |
| 10.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0.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秦岭北麓长安段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地域时空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课题来源 |
| 1.1.2 现实问题与学科问题 |
| 1.1.3 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秦岭北麓历史相关研究综述 |
| 1.5.2 聚落变迁相关研究综述 |
| 1.5.3 格局变迁规律相关研究综述 |
| 1.5.4 总结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内容 |
| 1.8 论文框架 |
| 2 基础理论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景观格局变迁 |
| 2.1.2 聚落 |
| 2.1.3 地域时空规律 |
| 2.2 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功能”理论 |
| 2.2.1 景观格局 |
| 2.2.2 景观过程 |
| 2.2.3 景观功能 |
| 2.2.4 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2.3 历史地理学“历史复原”理论 |
| 2.3.1 逆行法 |
| 2.3.2 系列横剖面法 |
| 2.3.3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
| 2.3.4 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2.4 可持续发展理论“驱动—状态—响应”(DSR)模型 |
| 2.4.1 “驱动—状态—响应”(DSR)模型 |
| 2.4.2 “驱动—状态—响应”(DSR)模型的应用 |
| 2.4.3 基于“驱动—状态—响应”(DSR)模型的调整与扩充 |
| 2.5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技术路线 |
| 2.6 本章小结 |
| 3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历史变迁 |
| 3.1 秦岭北麓长安段概况 |
| 3.1.1 地质地貌 |
| 3.1.2 植被土壤 |
| 3.1.3 历史文化 |
| 3.1.4 现代交通 |
| 3.2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历程 |
| 3.2.1 聚落数据来源 |
| 3.2.2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数量的变迁过程 |
| 3.2.3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整体变迁 |
| 3.3 各阶段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特点 |
| 3.3.1 秦汉时期 |
| 3.3.2 隋唐-宋元时期 |
| 3.3.3 明朝时期 |
| 3.3.4 清初-清中叶时期 |
| 3.3.5 清末-民国时期 |
| 3.3.6 建国后时期 |
| 3.4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的变迁特征 |
| 3.4.1 聚落密度不断增多 |
| 3.4.2 聚落呈空间集聚分布 |
| 3.4.3 多轴延伸、圈层扩展 |
| 3.4.4 聚落呈低海拔分布 |
| 3.4.5 沿河流趋向显着 |
| 3.5 本章小结 |
| 4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因果关系的研究 |
| 4.1 秦岭北麓长安段各时期聚落景观格局形成的影响因子 |
| 4.1.1 秦汉时期 |
| 4.1.2 隋唐-宋元时期 |
| 4.1.3 明朝时期 |
| 4.1.4 清初-清中叶时期 |
| 4.1.5 清末-民国时期 |
| 4.1.6 建国后时期 |
| 4.1.7 聚落景观格局形成的影响因子汇总 |
| 4.2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因果关系 |
| 4.2.1 影响因子的分类 |
| 4.2.2 影响因子的作用方式 |
| 4.2.3 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因果关系 |
| 4.3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规律 |
| 4.3.1 缓坡、临下 |
| 4.3.2 坡向无指向 |
| 4.3.3 趋水、贴路 |
| 4.3.4 扇群,多中心 |
| 4.4 本章小结 |
| 5.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 5.1 秦岭北麓长安段生态环境的变迁 |
| 5.1.1 初始期(原始-秦汉) |
| 5.1.2 平衡期(隋唐-宋元) |
| 5.1.3 过度期(明) |
| 5.1.4 转折期(清初-清中叶) |
| 5.1.5 失衡期(清中叶-民国) |
| 5.1.6 恢复期(建国后) |
| 5.2 聚落景观格局变迁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5.2.1 生态环境变化要素及其影响过程 |
| 5.2.2 聚落景观格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方式 |
| 5.2.3 聚落景观格局变迁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5.3 生态环境变迁的特征 |
| 5.3.1 耕地面积的扩张 |
| 5.3.2 建设用地的扩张 |
| 5.3.3 水环境下降 |
| 5.3.4 动植物种群减少 |
| 5.4 本章小结 |
| 6.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规律及策略 |
| 6.1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理论模型 |
| 6.1.1 规律揭示 |
| 6.1.2 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理论模型 |
| 6.2 聚落景观格局变迁趋势 |
| 6.2.1 聚落景观格局影响因子变迁趋势 |
| 6.2.2 聚落景观格局变迁趋势 |
| 6.2.3 聚落景观格局变迁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 6.3 聚落景观格局空间策略 |
| 6.3.1 秦岭北麓长安段景观格局框架 |
| 6.3.2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景观适应性发展模式 |
| 6.3.3 秦岭北麓长安段聚落发展策略 |
| 6.4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不足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扩展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Ⅰ图片索引 |
| 附录-Ⅱ表格索引 |
| 致谢 |
（6）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际政治理论中主体、制度、观念的文献综述 |
| 2.新制度主义文献综述 |
| 3.历史制度主义的外生因素文献综述 |
| 4.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主要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主要创新及其不足之处 |
| 1.主要创新 |
| 2.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的不同界定及基本理论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与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本身的挑战 |
| 二、主体、制度、观念的不同视角 |
| (一)经济民族主义视角 |
| (二)经济自由主义视角 |
| (三)马克思主义视角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作用 |
| (一)外生因素产生作用的路径 |
| (二)历史制度主义与路径依赖 |
| (三)在制度变化中的主体与观念互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影响 |
| 一、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互动 |
| (一)国家与非国家主体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作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多边协商机制中的主体互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的分类 |
| (一)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提倡者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制定者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执行者 |
| 三、外生因素对主体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主体变化 |
| (二)多边协商机制与主体互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金融治理制度的变化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其挑战 |
| (一)全球金融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 |
| (三)全球金融治理的变化与挑战 |
| 二、在多边协商机制中的制度变化 |
| (一)美国主导时代(1944-1975) |
| (二)七国集团主导时代(1975-2008) |
| (三)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2008-)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制度变化 |
| (二)金融危机后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观念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及变化 |
| 一、观念对制度的功能 |
| (一)观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 (二)国际规范的内化 |
| 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路径分析 |
| (一)古典自由主义 |
| (二)凯恩斯主义 |
| (三)内嵌式自由主义 |
| (四)新自由主义 |
| 三、金融危机对观念变化的影响 |
| (一)亚洲与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观念变化 |
| (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扩散及作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外生因素作用下全球金融治理的展望 |
|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一)主体、制度、观念三者合力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二、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金融科技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一)银行中心金融体系与市场中心金融体系 |
| (二)金融科技发展状况 |
| (三)Fintech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中英文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7）论清末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的开发与破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关于本课题的国内国外研究概况 |
| (二) 本文选题意义 |
| (三) 本文架构及创新之处 |
| 一、清末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概况 |
| (一) 黑龙江地区自然情况 |
| (二) 黑龙江地区森林面貌 |
| (三) 咸丰以前黑龙江地区森林利用情况 |
| 二、清末官民对黑龙江地区森林的开发 |
| (一) 清末政府对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的开发 |
| (二) 清末移民对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的采伐 |
| 三、沙俄对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的掠夺 |
| (一) 中东铁路的修建及对沿线森林的破坏 |
| (二) 林场的建立对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的破坏 |
| 四、清末黑龙江地区两大林区研究 |
| (一) 山河屯林区 |
| (二) 大兴安岭林区 |
| 五、清末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开发对社会的影响 |
| (一) 促进了黑龙江地区森林产业的兴起 |
| (二) 推动了黑龙江地区移民浪潮的发展 |
| (三) 刺激了黑龙江地区城镇化的崛起 |
| (四) 引发了黑龙江地区生态环境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9）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洛阳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范围界定 |
| 第二节 洛阳地区自然环境概况 |
| 一、洛阳地区地形地貌概况 |
| 二、洛阳地区水系概况 |
| 三、洛阳地区气候概况 |
| 四、洛阳地区土壤概况 |
| 第三节 唐以前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 二、魏晋至隋时期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 第二章 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变迁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 一、唐朝洛阳地区安史之乱前的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 二、唐朝洛阳地区安史之乱后的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 三、唐朝洛阳地区的人口变迁 |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手工业发展与森林变迁 |
| 一、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对森林的消耗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金属矿产分布情况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消耗材木分析 |
| (三) 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与生态环境 |
| 二、唐代洛阳地区陶瓷业对森林的消耗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瓷窑作坊遗址分布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制瓷业消耗森林分析 |
| (三) 唐代洛阳地区烧瓦业消耗森林分析 |
| 三、唐代洛阳地区造船业、造纸业对森林的破坏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造船业对森林的破坏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造纸业对森林的破坏 |
| 四、唐代洛阳地区其他手工业对森林的破坏 |
| 第三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木构建筑耗材与森林变迁 |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宫室建筑与森林变迁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新营建宫室建筑分布情况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新营建宫室建筑消耗材木分析 |
| 二、唐代洛阳地区佛教、道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佛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道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 三、唐代洛阳地区居民建筑与森林变迁 |
| 四、唐代洛阳地区木构建筑与森林变迁 |
| 第四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薪柴、丧葬用林与森林变迁 |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薪炭消耗与森林变迁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薪炭使用情况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薪炭耗材分析 |
| 二、唐代洛阳地区丧葬用林与森林变迁 |
| (一) 唐代厚葬之风盛行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棺木耗材分析 |
| (三) 唐代洛阳地区墓地对森林的破坏 |
| 第五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战争与森林变迁 |
| 一、唐代洛阳地区战争的特点 |
| (一) 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 |
| (二) 破坏范围广,破坏程度深 |
| 二、唐代洛阳地区战争中火攻对森林的破坏 |
| 三、唐代洛阳地区战争武器装备耗材分析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军队弓弩配备估计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弓箭、弩箭耗材分析 |
| 四、唐代洛阳地区战争与森林变迁 |
| 第六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总体情况 |
| 一、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的总体情况 |
| 二、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分布状况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北部、南部、西部山区森林颇丰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东部嵩山地区森林保存较好 |
| (三) 从草木药物分布、行宫分布、道教圣地分布看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状况 |
| 三、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环境状况评估 |
| 第三章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环境恶化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水环境恶化 |
| 一、唐代洛阳地区水旱灾害频繁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的水灾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的旱灾 |
| (三) 唐代洛阳地区水旱灾害的并发影响 |
| 二、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加剧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的表现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的原因和影响 |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 |
| 一、唐代洛阳地区动物、植物资源减少 |
| (一) 从唐诗中看唐代洛阳地区动物资源减少 |
| (二) 从药用植物变迁看唐代洛阳地区植物资源减少 |
| 二、唐代洛阳地区其他环境问题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土壤盐碱化和土地沙化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气候环境有所恶化 |
| 第四章 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保护 |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保护措施的加强 |
| 一、唐代洛阳地区林业职官系统的完善 |
| 二、唐代洛阳地区森林保护法律和诏令 |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植树造林 |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果树种植 |
| 二、唐代洛阳城的宅院树种植 |
| 三、唐代洛阳地区的园林树种植 |
| 四、唐代洛阳地区行道树、堤岸树的种植 |
| (一) 唐代洛阳地区行道树的种植 |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堤岸林的种植 |
| 结语 |
| 附录 |
| 附表1 唐代洛阳地区面积估算表 |
| 附表2 唐代洛阳地区黄河决溢情况表 |
| 附图1 唐代河南府在全国相对位置图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人着作、文集 |
| 二、今人着作、论文集 |
| 三、期刊、文章 |
| 四、博士、硕士论文 |
| 五、电子、报纸、外国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10）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郧阳地区的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一、地形与气候 |
| 二、水系与土壤 |
| 三、植物与动物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一、郧阳地区行政建置制沿革 |
| 二、郧阳地区的移民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郧阳地区人口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人口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人口政策 |
| 二、清代人口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人口政策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一、明代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二、人口构成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人口发展 |
| 一、清代前期郧阳地区人口恢复 |
| 二、清代后期郧阳地区人口增长 |
| 三、清代郧阳地区人口构成 |
| 第四节 人口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
| 一、明清人口变化趋势 |
| 二、人口变化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郧阳地区农业开发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土地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土地垦荒政策 |
| 二、清代土地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土地开发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农业生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种植新趋势 |
| 第四节 农业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 一、森林资源衰减 |
| 二、水土流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思想与保护个案 |
| 第一节 明清环境思想 |
| 一、明清士大夫环境思想 |
| 二、明清郧阳地区官员的环境思想 |
| 三、郧阳地区民俗文化中的环境思想 |
| 第二节 明清环境保护与个案 |
| 一、清代官方环境保护 |
| 二、明清郧阳地区环保个案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国森林的变迁及其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1980年代以来关于近代中国林业史研究述评[J]. 欧嘉玲. 古今农业, 2021(03)
- [2]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冀晶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3]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影响研究[D]. 张旭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4]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D]. 王佳.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7)
- [5]秦岭北麓长安段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变迁的地域时空规律研究[D]. 赵一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6]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D]. LEE/KAYEON（李佳娟）. 吉林大学, 2019(02)
- [7]论清末黑龙江地区森林资源的开发与破坏[D]. 高歌. 辽宁师范大学, 2019(01)
- [8]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9]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研究[D]. 吴家洲.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10]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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