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热门话题详解

一、中国“入世”:流行话题细清点（论文文献综述）

时双骜^[1]（2021）在《试论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对“儒”之源流的探讨》文中认为“原儒”问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界的热点和焦点,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面对西学的冲击和中学内部儒学的式微,中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积极反思儒家文明以及思考在西学的冲击下如何定位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为一名致力于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美国学者,顾立雅的相关着述不可避免地涉及“原儒”的问题。本文围绕“原儒”这一核心问题,从“儒”的内涵和儒道关系这两个层面比较分析顾立雅和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去挖掘顾立雅汉学研究的特点和学术脉络。论文的第一章围绕“儒”的含义来探讨“原儒”这一论题。本章首先以章太炎和胡适为例,分析了他们对“儒”之源流的考察。章太炎对“原儒”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其通过《原儒》一文考察了“儒”的含义的历史变迁并以此来论证“儒”的源流。章太炎把“儒”分成达名之儒、类名之儒和私名之儒。从“达儒”到“私儒”,“儒”的含义是不断窄化的。胡适《说儒》一书基本采纳了章太炎的观点,但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广义的“儒”和狭义的“儒”的关系和历史演变。胡适认为最初的“儒”指的是殷人和殷遗民。孔子是殷商后裔,他的身上担负着殷民族中兴的希望,所以孔子是完成“儒”内涵转换的核心和枢纽人物。顾立雅研究“儒”的重要代表作是《孔子与中国之道》。顾氏的疑古倾向极大束缚了他对“儒”之前史的探讨,因此他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孔子及其后学,也就是章太炎所谓的“私名之儒”。顾立雅重点考察了孔子世系并认为一些传世文献对孔子身世的考察是不可靠的,是基于“孔子应该做天子”这一观念编排而成。对于孔子形象失真的原因,顾立雅从儒家内部的分化、敌对学派的歪曲和篡改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改造等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立足于文献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综合考察,顾立雅认为孔子是一位改革者而不是复古者。孔子对周礼的坚持更像是一种宣传策略,同时也是“尚旧”时代精神的反映。孔子对周礼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本文第二章从儒道关系切入“原儒”这一论题。儒道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分析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脉络。本章首先以胡适、张尔田和江瑔为例分析其儒道关系的研究,这三位学者也基本代表儒道关系的三种观点。顾立雅对儒道关系的看法则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在其学术生涯的初期,顾立雅是坚持“老前孔后”这一传统的。在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中国教:中国人世界观的演变》一书中,顾立雅自创了“中国教”这一概念。中国教是对中国人习俗和文化观念的概括,是中国文化之源。在中国教的理论体系下,“儒学”和“老学（道学）”得以统一起来,孔子代表中国教的传统和坚守,而老子则代表中国教的改革和创新。在顾立雅的学术生涯后期,因为受到疑古派学术研究思路的影响,其对儒道关系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从“老前孔后”转变为“孔前老后”。这一思路的转变也极大影响了顾立雅的学术研究。在《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一书中,顾立雅正是基于“孔前老后”这一看法,进而论证了不是申不害接受老庄的影响,反而更有可能是申不害影响了老庄思想。通过分析顾立雅的“原儒”问题研究,可以得出其汉学研究呈现出三种明显的研究思路和特色:第一,顾立雅的汉学研究紧跟中国学者步伐,其研究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学术特色;第二,顾立雅的汉学研究带有强烈的疑古色彩;第三,顾立雅擅长从汉语词义入手剖析文化观念。

林雪儿^[2]（2021）在《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元嘉三大家”是指刘宋元嘉时期的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他们自发地在诗歌中运用时序感模式。时序感模式是一种诗歌结撰技术,也是一种审美经验模式,即它是一种较稳定的表达策略,是一种较一致的主观认知,它的审美意义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诗歌艺术方面的。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在汉末文人五言徒诗处形成以“感物缘情”为审美经验、有稳定的表达技巧的时序感模式。太康时期,“感时生情”成为时序感模式的审美经验核心。元嘉三大家将时序感模式继承下来,并主要在哲学与世俗两个范畴对其内容进行扩充,使其审美经验更加丰富,并将其发展成纯熟的诗歌结撰技术。而三人各自的文化认知与处时态度也在他们表达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元嘉三大家的时序感模式在内容上包括哲学时间、世俗时间、审美时间三类,分析其诗歌的哲学问题、人事遭际、美学意义,能梳理出时序与志、情、理等主题的联系。刘宋时期,“缘情说”的内涵发生变化,“物”的限制减少,“感物”不是必须的传情途径,时序感模式直接成为主题表现的工具。元嘉三大家以诗的时间作为内核,以时空溶合、今昔对比、虚实相生等结构手段,多角度描写、夸饰、比兴、象征等手法,排比、反问、对举等句式,巧用叠词、联绵词、副词、动词等炼字技巧表现这种诗性的时间。如果从时序感模式的角度切入元嘉诗运转关的论题,考察元嘉三大家诗歌创作的复古与创新,那么时序感模式就有了更丰富的美学意义。复古主要指再度恢复了诗歌缘情言志的功能,具体而言是牢牢抓住感时生情的抒情内核、时与情的联系更加灵活。而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最大的两处新变是情感浓度的提高以及对物色的关注。前者体现在生死别离与韶华易逝两大主题在诗歌中频繁出现,甚至在表达上多直抒胸臆、直接议论与诘问时序。而对物色的关注则出于化解时序压迫的需求,其主要特点是时序中的节物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甚至为了更好地表现物与情的关系,丰富了比兴的表现技巧。第一章叙时序感模式发展前史,手绘先秦至刘宋诗歌时序感模式发展史作为背景板。以时序感模式的诞生标志《古诗十九首》为界,分先秦两汉诗歌的时间意识与魏晋诗歌的时序感模式两部分,考虑到元嘉三大家的复古取向,重点落在建安、太康时期。再在元嘉文学的背景中考察三大家复古出新的诗学实践与时序感模式的联系。第二至四章根据时序感模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从哲学向度、历史向度、抒情美学向度分别展现三大家中以理、情为取尚的各类诗歌的审美经验架构,从“浓情”与“物色”两个角度突出元嘉三大家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的新变,既对三大家诗歌创作中的复与变均有所关涉,又显现时序感模式在诗史中的演变状况及在中古后期的形态。

苏叶^[3]（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指出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宋雪伟^[4]（2021）在《李商隐无题诗研究》文中指出李商隐的无题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诗作十四首,界定上有争议之作六首。除此之外,在李商隐诗集中存在大量的与无题诗风格相类似的首句命题式“准无题诗”以及抽象类题目的“准无题诗”共计二十余首。无题诗是一种在题目上不表现内容,不显示功用,在内容上多以描写女子恋情或男女相思为诗面意义,以表现抒情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之情思或无悔追求的执着精神为抽象意义,在艺术上善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表现手法,表达含蓄抽象情绪、抽象意义的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风格特征的定型也非单一因素所致。传统的考评、笺注在诗面意义的解读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因为本事不可考,任何企图将李商隐无题诗做“实化”解读的做法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必须重新寻求一种思路,那便是对其抽象性的探讨。此外,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的很多全新的解读,很多也没有逃出将诗歌意义“实化”的思维误区。虽然古今笺注家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有阐释,但很多细节解读依旧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文本细读、典故细节的梳理,不难发现无题诗中依旧存在诸多值得去研究乃至进一步确认细节意义的地方,例如“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里,燕和鸾的典故都暗含了鸟雀企图成双等细节都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获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的最大特征便是其抽象性。抽象性贯穿无题诗的始终。首先,无题诗的题目便是抽象的,其题目不表示内容,不指明功用。其次,无题诗的内容充斥着一种抽象情绪,这种抽象情绪可以概括为“对美好事物的发现或追求——认定自己有资格追求美好事物——追求过程中因受阻而失落——追求失败后的愤愤不平以及绝望而难以排遣的凄楚情绪——受阻后继续执着无悔的追求”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虽然落实在具体的诗作当中,每一首无题诗所投射的情感线索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李商隐的无题诗所传达的抽象情绪都在这样一条线索中有所印证。再次,李商隐的无题诗惯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艺术手段表达抽象的情感线索,这些抽象的艺术手段造就了李商隐无题诗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在声音方面,它们巧妙地运用了文字用韵、节奏等方面的抽象表达效果,形成了声情并茂的抽象情绪的传达;在色彩方面,它们注重色彩的基本特性与通感效果,注重色彩的组合与搭配作用,使得色彩与抽象情绪的传达得到巧妙的配合;在结构方面,李商隐无题诗的诸多构成因素貌似支离破碎实则紧密相连,各因素组合作用形成了诸多意义完整而层次多样的“格式塔”,整体意义大于各部分意义组合的手法拓宽了抽象情绪的表达境界;在意义方面,李商隐的无题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阻隔”情节,这种“阻隔”同时也是李商隐无题诗所展现出的抽象情绪链条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关键一步,这种“阻隔”情节有时候也会生成抒情主体的离别之苦,促成抒情主体的偷窥行为,乃至成为生成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以及执着无悔追求的根源所在。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究其根源,也是自始至终贯穿李商隐无题诗的抽象情绪所致。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历程是中国古典文学阐释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生与发展与中国文学与社会的客观情况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无题诗的抽象情绪特征是其能够穿越古今获得跨时空读者共鸣的本质条件。

徐艳兰^[5]（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符方婉^[6]（2020）在《明代中叶岭南诗人黄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之时,岭南诗派在整个诗坛上声名崛起,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岭南诗人,黄衷是明代中叶岭南诗人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与当时明代诗坛上以“金陵四家”着称的朱应登、顾璘等人以文学擅名于时辈之中。黄衷着有《矩洲诗集》十卷,诗存约为1243首。其诗歌反映的内容丰富充实,不仅带有其个人生经历命深厚的印记;还反映了明代中叶深刻的社会现实。又其诗歌艺术成就颇高,既围绕当时诗坛流行风尚进行创作,却不完全囿于主流,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追求;同时其诗歌还继承了岭南诗学传统,显现出浓郁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然而,目前关于黄衷诗歌的研究仍是空白,现有的研究仅只是围绕其小说着作《海语》来展开。本文着重于黄衷诗歌的研究,以探求黄衷的人生经历、交游、着述、思想性情为切入点,并结合其所处社会现实环境,通过“知人论世”来对黄衷诗歌进行深入解读,分析其诗歌创作内容和艺术特色。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黄衷的家世、生平和思想性情。通过收集到关于记录与黄衷其人相关联的文献材料,力求全面了解黄衷。第二章则论述黄衷的交游及其着述情况。主要择取与黄衷交往密切,并对其人生思想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当时富有声名之士,从而去认识黄衷其人格;并通过相关文献记载,辨析黄衷着述的情况。第三章主要分析黄衷的诗歌创作内容与诗歌艺术成就。其诗歌内容具体体现在国事民生、纪行述怀、答和赠别、吟咏事物、咏诗怀古、山水田园六种类型题材的诗歌创作;而其诗歌艺术成就则表现在冷色调语言的独特运用、比兴用事、想象奇特、风格表现多样化四个方面。第四章主要论说黄衷诗学。主要围绕黄衷的文章中发表关于诗歌的看法以及结合诗歌创作实践,继而展开讨论黄衷的诗学渊源和诗学思想。最后一章主要论述黄衷在明代岭南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分析在岭南诗坛上产生重要影响诗人以及黄衷对岭南诗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去认识黄衷对明代岭南诗坛的贡献,最后再结合明清文人着录的诗文总集中收录黄衷诗歌的情况以及对黄衷诗歌创作的评赏,从而对黄衷在明代岭南诗坛中的地位和影响作出正确评价。

李博阳^[7]（2020）在《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权力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针对权力现象开展了系列研究,其中大多将权力视为一种支配性的能力,也因此导出权力运作的结果往往是对抗与冲突,鲜有将权力放在结构性、互动性中进行结合考察。本文基于传统时期傣族村寨治理的典型案例调查与分析,从结构主义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在传统时期权力之间何以实现共生的命题,并在分析过程中研究出超越无支配性权力的共生型权力产生的一般性条件与机制。本研究以权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权力结构为主线,沿着以下思路进行了分析西双版纳傣族村庄中的权力现象:首先,对傣族村寨的权力结构的诞生背景与自然条件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央皇权的羁縻统治、周边小国的骚扰侵略、山地民族的潜在威胁形塑了“共生的政治”的外部环境因素,使得傣王政权更为重视本民族对其统治地位的影响作用,只能发展“生存政治”;其次,分别对政权、村寨以及教权的权力内容以及行使策略进行了详细阐述。此三者分别掌握着安全型结构权力、生产型结构权力以及知识型结构权力,而三种权力的使用场域以及策略都存在差异;再次,将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支持、协作以及制约三层面,具体剖析了互动关系对于权力行使产生的影响;最后,对村寨的权力结构在现代化中发生的嬗变历程以及共生权力形态的形成原因予以了总结。“共生的政治”关键是实现了权力的共生。“共生”实则是一种权力运作后的结果展现,是在结构性条件下形成的各主体相互依赖、和谐互补、共生发展的形态,其具有三点主要特征:一是无明显绝对的支配性;二是权力策略并不单纯以强制性的暴力或隐蔽性的规训为唯一手段;三是权力不以控制或压迫为宗旨,而是以秩序与稳定为根本目的。影响权力结构及其共生形态的要素有两点:权力结构型要素及其互动性要素。根据两种要素组合情况,可划分为多种理论上的共生权力结构,但是各种结构都具有其相对性特征,稳定三角型的权力结构则相对更易于实现并维系共生关系。本文在提出“共生的政治”的概念的同时,也与现有权力理论进行了对话探讨。首先,分散的权力网络也存在相对中心与相对核心主体。在认同权力本身具有分散性的同时,也将权力进行了相对中心化。在权力的关系网络论中,虽然社会权力可视为分散的网状结构,但是在网状结构中也并非不存在核心联结处与枢纽节。对于这些节点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及其支配性;第二,权力间的互动性影响着权力的支配性。权力的互动关系存在多种类型,可简单分为互动的维度以及面向。维度单一,将使得互动关系容易因资源不对等或断裂或产生支配;而面向单一则易使得互动所形成的依赖关系转变为支配力,使得共生关系异化为偏利、寄生等形态;第三,共生政治的研究也有助于拓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对于缺少儒家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其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并非呈现出强冲突与强对抗的局面。主要在于宗教起到了缓冲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冲突的“隔层”作用,从而促使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了一定的分离。最后,在共生政治的理论下,笔者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傣族村寨政治系统变迁路径以及共生关系予以了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的结构型权力与权力主体的增多,村寨政治逐渐缺乏稳定的权力结构与合理的权力关系网络,农村社会也呈现了试图找回原有传统时期的权力结构关系的趋势。因此,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当下傣族地区的村庄政治:为避免简单的回归传统与粗暴地走向现代,傣族地区的村庄治理不仅需要在传统中汲取经验,找准相对合理与稳定的结构与主体,也需要探索如何找到主体间合作的纳什均衡点,合理规范与约束各类主体行动,形成良好的权力共生关系。

刘昳杰^[8]（2020）在《宋代诙谐话语研究》文中认为诙谐话语是宋代的一种重要的舆论形式,宋人常通过它来表达对时人时事的看法和诉求。宋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促使了大量诙谐话语的创作,较为宽松的社会舆论氛围、宋人重交游的社交风气、宗教世俗化的影响、市民阶层的兴起,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代戏谑风气的盛行。宋代诙谐话语的表现形式包括戏诗谑词、对联字谜、谑名、滑稽优语等,这些谑语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和滑稽幽默的特征呈现出来,充分展现了宋人的雅俗观,同时也成为宋人揶揄时政的重要载体。宋代诙谐话语的创作群体较为广泛,除士人、僧道、优人外,还有皇帝、女子、武将、宗室等群体。皇帝作为一国之君,通过诙谐话语既可以舒缓君臣之间紧张的氛围,又可以及时获取各种信息。宋代女子的谑语既反映了她们的文化水平,又能够彰显她们的心声。这些不同群体的谑语共同构成了多样的诙谐文化。宋代诙谐话语中的政治生活丰富多彩,宋人通过对政治制度、职官机构和政治事件等内容的戏谑,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宋代政治各个方面的看法与评价,增加了政治生活中的诙谐色彩。宋代戏谑风气的形成,使得诙谐性的浮薄风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在北宋后期党争的影响下,章惇、苏轼等人的诙谐话语成为政敌攻讦的依据,被视为浮薄之举。崇宁以后,徽宗及其宠信的臣僚、道士等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浮薄风气,成为社会风气败坏的诱因之一。

黄莺^[9]（2020）在《中国出版“走出去”背景下的网文出海现状研究 ——以阅文集团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如火如荼,全球圈粉无数,成为国内政产学研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同于以往侧重从文学文本、媒介技术和跨文化传播等视角研究中国网文出海宏观状况或其中表现突出的外国粉丝翻译网站,本文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战略背景出发,以阅文集团为典型案例,实证分析网文出海之所以比较有成效,在作品自身及出海企业传播规律方面的原因。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与深度访谈法。首先,从国内与国际环境两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网文出海“热”的大背景,梳理归纳出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其呈现出的整体特征;其次,以阅文集团为例深入立体解读其网文出海成因、情况、采取的策略、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威胁,分析得出优化网文出海效果的对策。本文认为阅文在网文出海方面成就斐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在出海内容选取（含翻译）、产品运营与阅读市场开拓等出版产业链各环节牢牢紧扣“本土化”这个核心,注重输出全套的网文IP生态机制。只有当中国政府、网文企业、行业协会着力加强网文海外传播的本土化并紧跟时代潮流审视“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这一议题时,才有希望推动中国网文持续出海,实现中国出版、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化更有力地“走出去”。

贺源^[10]（2019）在《民族地区的旅游符号生产 ——丽江古城布农铃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无论是研究人类社会文化中的静态结构还是动态过程,以往象征人类学所关注的通常是既成的象征本身,研究者往往着眼于可观察到的各类符号、可分析的内部结构与相应的文化解释,相对缺乏对象征符号赋意过程的重视。事实上,人类社会中的万事万物总是承载着一定的功能和意义。就物质文化而言,这种功能和意义既变迁于物的社会生命的不同阶段,也不断地在符号层面被生产、再生产,被扩充、缩减或迁移。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助皮尔斯符号学与物的社会生命两种理论的动态视角,借助个案研究实现对象征赋意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象征主体能动性的重新审视,并进一步反思作为象征人类学理论渊源之一的皮尔斯符号学对象征符号动态过程研究的启发意义。而旅游纪念品正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旅游地文化话语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与旅游地文化有所联系,并因此被人们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加以拣选、塑造和消费的物,旅游纪念品承担着体现旅游地本土文化、构建旅游形象等象征功能。尤其是其中被公认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更是在承担起这种象征功能的同时更进一步地成为旅游者认知旅游地历史文化的重要符号,并可唤起相应的旅游期待。不仅如此,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和生产中还牵扯到异质文化物象的本土化等问题。其物质表象、符号意义和文化形象的变迁则是在人与物、人与人的互动中逐步生成的。也正因此,旅游纪念品作为符号被生产的这一社会生命历程也就为我们研究象征赋意的过程提供了具体而微的个案。丽江古城是我国开发较早、知名度较高的一处旅游胜地,当地成功的旅游纪念品如布农铃、东巴纸等也屡次被相关研究提及。本文即以丽江古城中经过二十余年的时间，在外来者和本地人以及游客群体三方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特色旅游纪念品布农铃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探讨这一源自滇藏茶马古道的物象在旅游开发中角色、意义和形象的变化:在认识茶马古道铃铛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新的现实语境分析以布农铃为代表的古城铃铛所承袭的地方文化传统,指明其脱离实用物品而走向精神产品和符号化的可能性。进而通过详细梳理布农铃缘起和发展的历程及其现实影响,指出其作为一种符号在不同阶段发生性质和功能变迁的原因,以及这一过程与丽江古城整体旅游形象建构的关联性。最终,这一物象在消费仪式、主客互动、影像传播和解读等因素的影响下,从一种马帮文化中的指示符号实现了向丽江古城文化象征符号的转型,在“吉祥”这一基调之上进一步成为本土纳西文化的承载物之一,并通过旅游者的凝视及其文字和影像呈现丽江铃铛这一物象的符号化成果。在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和物的社会生命理论两种动态视角相结合,用以指导对丽江古城布农铃这一地方性文化象征符号的赋意过程进行梳理的同时,本文还将知识再生产与符号资本、游客凝视与真实性等相关理论融入具体的分析之中,以增强对其不同阶段符号塑造特点的认知。最后则从这一符号生产个案出发,回应国内象征人类学研究者对象征思维方式的既有探讨:在以往象征人类学所重视的“物因具有某种特性而被赋予某种意义”这一单向度的象征思维之外,象征符号的生产中存在另一种向度,也即人为了传递既定的意义而从具体物象中加以选择和建构,并在一种主客互动的过程中使之成立并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和接受,从而作为一种象征稳固下来。而对这一象征思维向度的再发现,也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象征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性及其带有随机色彩的选择。与此同时,对旅游情境中的文化符号生产以及丽江铃铛这一成功个案的经验总结,也为今后的旅游纪念品开发和地方特色文化资本转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二、中国“入世”:流行话题细清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入世”:流行话题细清点（论文提纲范文）

（1）试论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对“儒”之源流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2）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4）李商隐无题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中叶岭南诗人黄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诙谐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出版“走出去”背景下的网文出海现状研究 ——以阅文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民族地区的旅游符号生产 ——丽江古城布农铃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入世”:流行话题细清点（论文参考文献）

• [1]试论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对“儒”之源流的探讨[D]. 时双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2]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D]. 林雪儿. 中山大学, 2021(08)
• [3]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4]李商隐无题诗研究[D]. 宋雪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6]明代中叶岭南诗人黄衷研究[D]. 符方婉.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D]. 李博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宋代诙谐话语研究[D]. 刘昳杰. 河南大学, 2020(02)
• [9]中国出版“走出去”背景下的网文出海现状研究 ——以阅文集团为例[D]. 黄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10]民族地区的旅游符号生产 ——丽江古城布农铃的个案研究[D]. 贺源. 云南大学, 2019(09)

标签：赤壁赋论文;  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