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战的形成与发展

一、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郭笑甜^[1]（2021）在《中国古典名着原着与改写本易读度的对比研究 ——以《三国演义》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典名着原着和改写本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名着阅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改写本质量参差不齐,目前急需对中国古典名着原着和改写本进行系统的易读度研究。以往易读度研究多聚焦于语言的形式特征和心理认知因素,忽视了语言的意义。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易读度研究以意义为核心,重视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可以有效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语篇功能是语言在意义选择的基础上动态构建语篇的使能功能,由包括互文、主位、信息和衔接的组篇系统表征,涉及语篇间意义关联、概念意义、人际意义等语篇的意义关系。基于语篇功能的研究可以将各种意义关系有机地关联起来,从整体性的视角阐释语篇意义。本研究从语篇功能出发,选取《三国演义》原着及其三个分别主要面向外国学习者、国内小学生和青少年读者的改写本为例,分析名着原着和改写本在语境中不同的组篇选择即语篇功能的不同体现形式,研究不同体现形式和语篇易读度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不同体现形式产生的动因。研究发现中国古典名着原着和改写本在语篇功能体现形式即组篇系统上的差异涉及互文、主位、信息和衔接四个子系统。原着和改写本互文系统的差异涉及原着和改写本之间的语篇间互文、原着和改写本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语篇和语境之间的语篇间互文、原着和改写本的语篇内互文三个方面。主位和信息系统的差异涉及小句主述结构、语篇的超主位和宏观主位、主位推进模式、主位链、信息结构、信息单位的意义六个方面。衔接系统的差异涉及及物性、语气、时态、指称、替代、省略、连接、重复、搭配九种衔接手段。比如改写本中语篇间抽象意义互文数量均明显少于原着,在三个改写本中,面向外国学习者的改写本抽象意义的互文数量最少,面向国内小学生的改写本居中,面向国内青少年的改写本抽象意义的互文数量最多。原着和改写本之间不同的语篇功能体现形式大多影响到语篇的易读度。根据其涉及层面,和易读度相关的因素可分别归入小句及以下层面和语篇层面,具体包括:涉及小句及以下层面的语篇内词句互文、小句主述结构、信息结构、时态手段、指称手段、替代、省略、重复和搭配;涉及语篇层面的语篇间抽象意义互文、语篇内正副文本互文、宏观主位和超主位、主位推进模式、主位链、信息单位的意义、及物性结构体现的意义关联,语篇语气关联、时间关系、指称链和连接关系。通过对上述因素的综合分析,本研究发现三个改写本在词汇-语法层、语义层和语境层具有不同的易读度。其中,词汇-语法层和语境层的语篇易读度从高到低排序为:面向外国学习者的改写本,面向国内小学生的改写本和面向国内青少年的改写本;语义层的易读度从高到低排序为:面向国内小学生的改写本,面向外国学习者的改写本和面向国内青少年的改写本。语篇易读度在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的不同排序说明易读度研究不仅要注重形式特征如字词量、句长等的研究,更需关注和意义相关的因素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小句等语法单位,更要注重语篇。语篇是语言系统在适应语境过程中调整出的意义的最佳组织模式。通过对语篇生成机制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中国古典名着原着和改写本语篇功能的不同体现形式的原因在于语境,涉及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变量。具体来说,原着和改写本在宏观层面的语场上基本一致。但原着和改写本分别涉及了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即不同身份的改写者和读者,语旨明显不同。而语旨的不同引起了语式相应的变化,针对不同的读者,原着和不同改写本具有不同的交际目的。语旨和语式的不同,进一步引起了更精密层级上语场的变化。语场、语旨和语式一起形成了不同的情景语境。同时,文化语境中的差异如不同时代的阅读需求、不同读者人群的文化背景也潜在地制约着语篇。改写本在生成过程中为适应语境的不同而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为更好地帮助改写者认识改写过程中组篇系统的变化及其对易读度的影响,本研究提出了语篇功能视角下改写遵循的普遍原则,包括情景性、交互性、意义一致性、渐进性、显化、具体化、聚焦和文化适用八条原则。本研究表明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汉语易读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它可以从意义视角对易读度影响因素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不仅为汉语易读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而且还可以为名着改写、阅读材料编写和分级等提供借鉴。

罗挺^[2]（2021）在《明清时期襄阳地域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陈曦^[3]（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周文琪^[4]（2020）在《汉水流域三国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国戏,指取材于魏、蜀、吴三国历史及其衍生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由民间艺人和文人创作的各种戏剧作品。汉水流域幅员辽阔,地方剧种众多,保存的三国题材剧目不胜枚举。三国题材的戏剧与以扮演三国人物着名的戏剧演员,在汉水流域的戏剧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汉水流域三国戏的选题背景、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基本思路与方法。第一章主要对汉水流域三国戏的剧种、剧目、剧本进行整理。汉水流域上游以陕南的汉中、安康一带为三国戏的主要传播空间,流行剧种为汉调桄桄、汉调二黄、商洛道情等;中游的南阳、襄阳等城市以汉剧、湖北越调、南阳越调、南阳宛梆为流行剧种;汉水下游的武汉、钟祥则流行京剧、汉剧等剧种,汉水流域的三国戏基本存在于上述剧种之中。剧目方面,主要是对《陕西省戏剧志·安康地区卷》《陕西省戏剧志·汉中地区卷》《陕西省戏剧志·商洛地区卷》《南阳地方戏曲艺术》《南阳市戏曲志》《襄樊市戏曲资料汇编》《中国戏曲志·河南卷》《汉剧志》《汉剧史料专辑》及各地区的地方志中的三国戏剧目进行考证。剧本方面,主要以《陕西传统剧目汇编》《河南传统剧目汇编》《京剧汇编》《湖北地方戏曲丛刊》中收录的三国戏剧本为考察对象。第二章主要探析汉水流域三国戏与《三国演义》、元明杂剧、明清传奇、民间文学的关系,探讨了汉水流域三国戏的继承与发展。元明杂剧、小说《三国演义》、明清传奇、民间文学中的三国故事,建立了三国戏剧情的初步框架,也为汉水流域三国戏的创作者改编、重写三国题材提供了蓝本。汉水流域三国戏主要沿袭了《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语言文本和人物形象的基本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改编和创新。汉水流域三国戏也有《黄鹤楼》《求高计》等剧目直接承袭了元明杂剧的剧情,或吸取明清传奇、民间文学的精华部分,创作出如《刘封滚鼓》《三闯辕门》的精彩剧目。第三章重点讨论汉水流域的诸葛亮文化与诸葛戏中的诸葛亮形象。汉水流域是诸葛亮主要活动的地方,其中汉中地区是诸葛亮最后战斗过的地方,他在汉中留下丰富的诸葛亮文化遗产。汉水流域也是诸葛亮文化胜地,为祭奠诸葛亮,汉水各地修建武侯祠,并有部分保存至今。在戏剧文化方面,汉水流域三国戏塑造了一大批各具特色、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以诸葛亮为主要人物的戏剧所占比重较大,其形象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第四章主要探讨在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汉水流域三国戏。汉水流域三国戏展现的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历史题材的限制,女性角色多处于附庸地位,她们服从于封建父权制度,成为话语权缺失、自我意识隐匿的政治斗争工具,即在男权社会中的“失声”的群体。以女性主义的视野解读汉水流域三国戏的女性群像,可以发现女性精神世界和自我意识的集体缺失。第五章重点探究汉水流域三国戏的剧场性。本章主要对汉水流域三国戏的戏剧文本进行研究,其戏剧节奏张弛有序,使戏剧情节曲折有致、波澜起伏,戏剧悬念构思巧妙,其科诨艺术调动了剧场气氛。从节奏、结构、科诨三方面来看,汉水流域三国戏富有剧场性特征。

李佩瑜^[5]（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郭文瑞^[6]（2020）在《《闲中咏古咏史》校注》文中研究说明杨叔珨,为阮朝中后期文人,史书无传,亦未见有族谱、家谱、作家年谱或传记传世,几种越南文学史中亦未提及,遑论研究。其生平主要履历及着述,经翻检《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参照其咏史诗集两种不同版本序言与三篇碑文的落款及《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四建福元年闰五月条下相关记载,大致可以确定:乂安省琼0)县琼堆社人,建福元年同进士第一名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承佐、乂安省督学,成泰十一年以鸿胪寺卿致仕归乡,在教授生徒之闲,仿效乡贤前黎进士范阮攸、本朝探花阮德公及梅庵公主等人咏写中国历代名贤义士、奸臣佞人、贤妃烈女及悍妇妖姬,于成泰十四年结集,二卷,有杨叔珨自序。杨叔珨咏史诗集,现存两个版本。其一,《闲中咏古咏史》影抄本,二卷,有杨叔珨自序。收录在一九七一年越南特责文化国务卿府译述委员会出版的《古文丛书》中,《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并未载录,无馆藏编号。其二,《咏史》合集抄本,有杨叔珨自序。现收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馆藏号为VHv.1785。两种版本,收录除杨叔珨咏史诗歌外,还附录有三位前贤范阮攸、阮德达、梅庵公主数量不等与杨叔珨同题或近题咏史诗歌。两种版本附录三位前贤的诗作数量与咏题几乎相同（前者仅比者少一首《马援》诗）,前者共收录三位前贤诗歌三百八十二首,后者收录三位前贤诗歌三百八十一首;但在收录杨叔珨咏史诗作数量、咏题、杨诗与前贤附录的次序、诗歌题注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别。《闲中咏古咏史》共收录诗歌七百九十首,其中杨叔珨诗歌四百零八首,后者共收录八百三十二首,其中杨叔珨诗歌四百四十二首;后者比前者多出十七题三十四首诗。前者每页纸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附录三位前贤诗作,下半部分收录杨叔珨同题或近题诗作;后者,则先录杨叔珨诗,三位前贤诗作列在杨叔珨同题或近题诗之后。两者版本的诗歌题注也存在文字差异。杨叔珨的咏史诗集,不仅数量众多,题咏中国历史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从中可见越南古代文人对中国史籍的熟悉程度,展现了越南文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某些看法,同时折射出阮朝末年文人心态历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杨叔珨的咏史诗,还因多用数量词,喜用比较,擅长化用、语含双关与语带讽刺等特征,因而展现出较高的咏史诗艺术技巧,形成了浅俗、晓畅、平淡、质朴的艺术风格,因此具有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本文在广泛搜集杨叔珨及附录诗人不同别集版本及相关文献基础上,仔细校勘比对注疏,力图完成一部较为完备的杨叔珨咏史诗集校注本子,以期为今后越南汉文咏史诗的研究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谢立伟^[7]（2020）在《晚清京、沪昆曲“三国戏”剧本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经历了几次战乱之后已经奄奄一息。昆曲在动荡的社会之中也遭受重创,元气大伤。晚清时期的昆曲从业者们,为了自救,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昆曲“三国戏”应运而生。向来以文戏为主的昆曲,在晚清时期搬演以武戏为重的“三国戏”,对于昆曲走向通俗吸引观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举措的实施,与当时京剧武戏的成功不无关系。然而,京剧中的武戏,最早亦是从昆曲中学来的。显而易见,京剧与昆曲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借鉴,互相影响的。通过对晚清京、沪昆曲“三国戏”剧本的文本内容进行详细考察,能够发现创作者多采用拿来主义,其中的宾白唱词几乎直接从元杂剧、明传奇、清宫廷戏等“三国戏”剧本中照搬而来。除了在细微处稍作修改之外,还将其中含有性暗示的低俗片段悉数删去。这种改编手法既继承发扬了前代戏曲文学的优秀传统,又不失昆曲艺术的根本特征。将晚清昆曲“三国戏”与京剧“三国戏”剧本放在一起比较,差异主要体现在:故事内容上昆曲相对简单,京剧则较为繁杂;人物塑造上昆曲为了宣扬正义,教化百姓,而倾向于将主要人物刻画为高雅正直的形象。京剧则更多是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符合通俗文艺作品趣味,而倾向于将主要人物塑造为胆小畏死苟且偷生的低俗小人。但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两者却不谋而合,均表达了“拥刘贬曹”的思想,将国家前途和兴亡慨叹寄予戏曲创作之中。晚清京、沪昆曲“三国戏”剧本创作的经验,对于如今的昆曲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增加武戏比重,重拾戏曲“绝活”,提高关注度;以丑脚为中心,创编优秀的昆丑戏;回归传统,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品公案戏,以此作为昆曲打开市场的一个突破口等。此外,重要的是,立足传统博采众长,在主体思想上,体现现实意义。

黄毓芸^[8]（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王秋^[9]（2019）在《《三国演义》评点之叙述学术语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之作,问世后即引起了众多评点家争相评阅。余象斗、李卓吾、钟伯敬、李笠翁及毛氏父子诸文人将蕴涵着小说叙述艺术特色的大量术语嵌入至小说文本,用以揭示属于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特色。本文试图对《三国演义》评点中涉及叙事形式的术语进行归纳、示例、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出属于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形式理论术语系。在细读《三国演义》诸家评点本及借鉴其他小说论着基础上,笔者归纳出有关历史演义小说的系列叙事形式理论术语,并将其分为四类。有机结构论术语系:评点家们在评点时,基于作者对小说的总体建构进行整体统筹、宏观分割提出术语“结构”、“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纪人事、非以纪鬼神”、“关目”、“引子”、“余波”“伏笔”、“照应”用以表述历史演义小说构塑结构之难、之巧、之妙。辨证情节论术语系:评点家提出术语“前是实事,后是虚谈”、“前用虚叙,后用实写”用以表述所叙之事的虚实灵变及述叙方式上的虚实掩映;用术语“宾中有主、主中又有宾”、“宾主之别”、“陪说”、“于旁文之中,带出正文”、“正文之后,有旁文以缀”、“以旁笔佐正笔”表述情节的主次关系;用术语“正对”、“反对”、“遥遥相对”表述情节相对成趣,事不孤生;用术语“百忙中偏有此等闲笔”表述情节冷热相间。酣峻文势论术语系:评点家们借术语“作曲”、“徐徐转出”、“本欲相合、忽若相离”、“不用自己寻着,却用花灯烧出”、“层曲”、“先取一封,藏却一封”、“反出自左右”表述文不“径遂”的迂绕横溢之势;用术语“逆挑”、“顿跌、“忽然放下,文势一顿”、“不用紧着,却用缓着”、“将闻喜信,反先痛哭”表述文不“顺接”的倒振之势及“波澜倏落”、起停有致之势;用术语“九曲五夷,不足拟之”、“乐观其后”表述顿挫曲逆文势的叙述效果。参差笔法论术语系:用术语“带笔接叙”、“借他人口、眼带出”、“此处且不说明,待后文补出”、“续前文之未所及”、“间叙”、“如霹雳火中偶杂一片清冷云”、“如天外奇峰横插”、“点”表述历史演义小说奇巧、幻变的笔法。各评点家通过从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结构、情节、文势、笔法四个方面出发进行评点,形成了全面、整体、系统的批评实践,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演义小说叙事理论体系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罗佩轩^[10]（2019）在《魏晋先贤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魏晋时期杂传的创作成为这一时期传记文学创作的主流,数量丰富,艺术成就显着,其中包括专为品德高尚的已逝先人立传的先贤传。魏晋先贤传兼顾史学和文学的特点,既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史学材料,又对之后志人小说和传奇小说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魏晋先贤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的州郡文明,更好地认识古代先贤的智慧与才情,从而明白魏晋先贤传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分为五章对魏晋时期的先贤传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先贤传溯源及其在魏晋兴盛的原因”。根据史料记载,先贤传起源于东汉光武帝时的《南阳风俗传》一书。先贤传在魏晋时期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地方势力的自我稳固以及朝廷对地方势力的掌控;清谈之风引起了人物品评的潮流;魏晋文学的自觉推动了杂传的兴盛和发展。第二章“魏晋时期先贤传的创作概况”。三国时期的先贤传主要有《汝南先贤传》和《海内先贤传》,两晋时期的先贤传主要有《益部耆旧记》《襄阳耆旧记》和《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魏晋先贤传一般是以州郡为单位,载述了当地先贤的感人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展示了每个传主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第三章“魏晋先贤传的叙事艺术”,着重分析魏晋先贤传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特色。魏晋先贤传的叙事方式主要有故事情节细化、虚实结合、第三人称客观叙事,而叙事特色体现在其简约经济的叙事风格、平实朴素的叙事语言和评论性的叙事干预。第四章“魏晋先贤传的文学特色和时代意义”。魏晋先贤传在命名、体例、写人艺术等方面体现了史传的本色,而通过描写人物外貌、生活琐事、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以及撰述离奇怪异的人物故事体现了魏晋先贤传的文学特色。先贤传在魏晋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些作品既传承了儒家“仁”、“孝”等思想,又是朝廷教化民众的有效手段之一,并且隶属于郡书的魏晋先贤传也展示了相关州郡的独特风貌。第五章“魏晋先贤传的价值及影响”,该部分主要从史学、文学、社会三个方面讨论魏晋先贤传的价值及影响。魏晋先贤传能作为史料丰富正史的传记内容,又能作为文学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帮助;魏晋先贤传灵活自由的写作风格,虚实结合的写作方式对史传和小说的写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魏晋先贤传是因当时社会所需而兴盛,是朝廷借以感化教育普通民众的可靠措施之一,而其所代表的先贤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典名着原着与改写本易读度的对比研究 ——以《三国演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汉水流域三国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闲中咏古咏史》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京、沪昆曲“三国戏”剧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三国演义》评点之叙述学术语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魏晋先贤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典名着原着与改写本易读度的对比研究 ——以《三国演义》为例[D]. 郭笑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明清时期襄阳地域文化认同研究[D]. 罗挺.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3]《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4]汉水流域三国戏研究[D]. 周文琪.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5]《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6]《闲中咏古咏史》校注[D]. 郭文瑞.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4)
• [7]晚清京、沪昆曲“三国戏”剧本研究[D]. 谢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9]《三国演义》评点之叙述学术语系研究[D]. 王秋.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10]魏晋先贤传研究[D]. 罗佩轩.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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