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论文文献综述）
张国全[1]（2021）在《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司法公信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是法治建设最重要衡量的标准之一,公众对于司法的高度信任、信心和认同是司法工作成功的标志和价值。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是司法公众认同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感受司法公正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刑事裁判如果不被公众认同,不仅不能发挥审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还会损害司法公信力。从整体上讲,司法大数据（包括历年的上诉率、抗诉率、改判率等）显示刑事裁判整体上的公正性没有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因为自身“狱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的特点,个案极易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与参与,导致公众“以偏概全”并对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度产生质疑。因此,在刑事裁判公正性整体上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如何解除个案导致公众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产生怀疑,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提升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主体的角度,涉及法院（刑事裁判的主体）、公众（对刑事裁判进行评价的主体）和媒介（对刑事裁判进行解读及传播的主体）三个主体。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提高刑事裁判司法公众认同度的关键。具体而言,现实生活中有两个问题最为突出:大部分公众对法律的不了解以及各类媒介基于商业或者其它因素而进行的炒作。因此,对于这两个问题进行相应的全面分析,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相应的思路与方案。基于司法权威是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基础的前提下,本文从法院和法官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了针对性的阐述。在法院层面,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提升涉及法院的权威、法官的职业形象、司法权行使过程的透明度、裁判结果的公正性等诸多因素。因此,法院应从制度方面,结合法院权威的因素,进行制度化的完善,其主要内容包括依法裁判、完善量刑规范化制度等内容。在法官层面,主要包括法官品质、法官能力及相应的保障制度。其中,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能力是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方面。法官薪酬、晋升、法官惩戒是解决法官品质存在问题的重要内容。建立与完善法官职业豁免制度及法官管理制度是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公众是刑事裁判的评价主体,但公众并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集合体。公众可以分为个人类型的公众与人际类型的公众两种类型。论文重点研究个人类型的公众。在行为模式上,个人类型的公众存在“暂时性群体”的特征,即个体在群体中处于非理性的状态。这一点,在其对“天理和人情”诉求方面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媒介主体方面,无论是司法大数据,还是调研结果,都证实媒介是影响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关键因素。媒介是连接公众与法院的中间载体,是将法院刑事裁判解读给公众的主体。媒介主要包括媒体与律师。媒体具有公共性与逐利性两个特征,后者在自媒体等新兴媒体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本文从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及职业伦理建设两个方面,对强化媒体的公共属性和规范媒体的逐利属性进行了论证。刑事裁判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两次传播,律师是两次传播的意见主导者。律师在两次传播中具有双重性,其庭外慎言义务是提高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的现行规定及完善措施,提出了相关建议。
罗廷锦[2]（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常成[3]（2020）在《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和J省多地的调研》文中认为长期照护是人类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代的伴生制度,更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背景下失能失智老年人不可或缺的社会服务政策。我国于2011年首次在政策文件中识别到长期照护政策的服务对象——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并明确提出解决这一群体的照护依赖问题是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自此之后,党和国家加强了对养老服务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各国家部委围绕长期照护开展了不同养老服务递送模式建设、专项养老服务补贴、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等一系列的相关社会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些社会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的生活状态,也未能有效瞄准和满足长期照护对象的实际需求,并出现了严重的执行偏差和走样现象。具体来说,这种偏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第一,旨在解决照护依赖问题而投资修建的各类养老机构更多收住健康的老年人群体,而非失能失智老人。第二,旨在从供需两端补给长期照护事业的各级各类财政补贴失去了长期照护的属性和意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群体错配。第三,旨在为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经济补偿的长期照护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明显不足且覆盖人数相当有限。由此,一项旨在“雪中送炭”解决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问题的政策演变成了为健康老年人“锦上添花”提供多种服务的福利。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对此问题的解释路径多从技术视角、利益视角、体制视角和环境视角出发,聚焦于政策执行的现象描述,其解释机制尚较为零散且抽象性过高,不仅对偏差的阐释还不充分,也未能揭示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出现如此偏差的根本原因和发生机制。鉴于此,本研究以社会政策过程的视角统御现有研究,根据结构-机制分析的基本原理,建立了一个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逻辑起点—内在冲突—发生过程的分析框架,借助政策文本分析法挖掘政策执行失真的深层动因,并结合对J省多地的深入调研展现科层组织的运作逻辑,以期提供更具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政策创新,为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研究添砖加瓦。从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逻辑起点来看,国家层面存在理念偏差与界定失准的问题。一方面,长期照护政策的施行理念仍未跳出养老的中国式传统概念,呈现制度依附性困境。另一方面,针对外来术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带有简单化的笼统认知倾向,两者共同造成长期照护政策难以形成独立于健康老年人的综合性服务制度。从长期照护政策执行依据的内在冲突来看,各相关国家部委出台和印发了多项与长期照护相关的实施通知、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但若以社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标准考察,现有政策文本存在多重规范性欠缺的问题。第一,明晰性标准模糊。不仅缺乏项目完整的需求评估体系和失能失智分级分类标准,也未能建立识别和评估长期照护质量的科学评价系统。第二,一致性标准缺失。当前各国家部委的相关政策重点、原则和理念并不统一,照护资源和服务还较为零散,没有形成多部门的政策合力。第三,合法性标准不足。现有政策仍是较低层次的行政性法规,尚未形成专门法律,系统的法规体系更是无从谈起。考虑到我国政治的体制性因素和府际关系的复杂特征,再结合上述阶段已存在的问题与困境,长期照护政策在执行阶段的运作模式更值得注意和研究。依托J省多地调研的大量经验事实,从纵向层级结构和横向部门关系角度可以发现变通执行与碎片化管理两种实践逻辑。在纵向结构上,面对中央政府作为政治任务的老龄工作,地方政府设置了“硬指标”、“强激励”、“一票否决”等压力型考核机制。当这一机制逐级传导下来,基层政府往往会在完美行政与地方利益代表者之间相机变通行事,以致于表现出选择性变通、歪曲性变通和敷衍性变通的应对策略。在横向结构上,各行政部门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仍沿袭对原有职责的执行理念与原则,在长期照护领域各行其是且沟通不畅,无法统筹照护资源与整合相关服务,形成了这一政策在标准、服务和经办上的管理“碎片化”困局。要突破当下的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困境,纠正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照护不足的政策偏差,观念性变革是基础,科学性强化是关键,整体性治理是手段。分别来看,在宏观选择层面,一是要针对我国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照护需求的实际情况,在长期照护政策安排上从供给侧发力走向需求侧推动,形成政策观念和具体方法的统一体。二是应更加谨慎地选择长期照护筹资模式,在试点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在中观制定层面,在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失能失智分类标准和评估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定国家、市场、家庭、个人等主体在长期照护政策中的基本责任和首要任务,从而实现照护服务的多元化供给。在微观执行层面,从纵向层级性治理和横向多属性治理两方面矫正和消解压力型体制与路径依赖的影响,减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合碎片化资源,避免前文所述的“政绩工程”、“庇护关系”、“三把标尺”等现象的再次发生,以达至长期照护政策的绩效与目标。
浙江省人民政府[4]（2018）在《浙江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文中提出规划评估,是保障规划有效实施的必要环节和重要手段。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听取和审议"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的实施方案》（浙人大常办[2018]29号）要求,对《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形成本报告。评估报告根据《纲要》确定的规划要求,评价实施进展成效,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采用数据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6月底。
陈藜藜[5]（2018）在《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文中提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是科学把握区域耕地安全状态的有效途径,既可掌握耕地系统安全运行存在的优势条件,为保障耕地系统安全可持续提供支撑,又可以预先发现耕地系统未来运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成因,为提前实施预防耕地系统安全风险和化解警情的措施提供依据,是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黑龙江省耕地面积丰富,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7%,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黑龙江省耕地资源和粮食总量丰富,但部分地区耕地土壤污染、耕地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以及农药和化肥施用过量等问题凸显,且2015年黑龙江省中、低等产田面积高达1580.49万hm2,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99.69%,耕地质量令人堪忧。因此,准确识别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状况并及时地做出科学预警,既保持区域的优势条件,保障耕地系统安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又准确识别出耕地系统安全问题区域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耕地系统安全调控途径和措施,对于保障全省耕地系统安全运行,实现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共同可持续至关重要。已有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方面的相关研究,多从单一空间尺度,针对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简单组合进行预警研究,缺乏系统性的多尺度预警研究;对于预警现状评定和预警预测结果精度都较低,无法准确把握区域耕地系统安全警情状况,更缺少对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机理的探究,且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多为宏观对策建议,缺乏定量的、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调控方案。本文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区,基于其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以及耕地利用相关数据,引入生物免疫机理,从系统角度构建省、市和县域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体系,并运用主客观赋权法和数值转化方法构建基于改进突变级数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评定模型,同时引入Elman神经网络模型,科学识别研究区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性把握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状态;分析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变化特征,并通过分析权重大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确定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变化的关键性驱动因素,阐明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变化的作用机理;分别通过调控预警直接影响因素和预警根本驱动因素,以定量的分区情景模拟和耕地格局优化的方式分别对市和县域（与斑块相结合）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进行调控,并结合省级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定性的宏观调控对策,构成研究区不同尺度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方案。研究结果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结果表明:（1）从系统的角度尝试性地提出了耕地系统和耕地系统安全的概念,构建了基于生物免疫机理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理论分析框架,并分别从政策推动调控、分区情景模拟调控以及耕地格局优化调控方式构建了省域、市域和县域不同尺度下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调控理论分析框架。（2）改进突变级数模型和Elman神经网络模型可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评定和预警预测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改进突变级数模型揭示了不同尺度下近20年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结果,更能凸显评价对象之“优、劣”特征,更符合客观实际,且该方法是针对传统突变级数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提出的,具有普适性;Elman神经网络模型揭示了未来20年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结果,测试拟合精度高,误差小,预测结果可靠。（3）不同尺度下黑龙江省整体耕地系统安全警情较高,耕地系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亟待合理有效调控。①省域尺度下1995～2014年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警度由“无警（安全或较安全状态）”上升至“轻警”,再至“中警”,且在当前警情发展态势下,2015～2034年预警警度处于“轻警”与“中警”之间;②市域尺度下1995～2014仅有2个市域处于较安全状态,3个处于重警状态,其他7个处于轻警和中警状态;且在当前警情发展态势下,2015～2034年12个地市中都有出现预警值降低的阶段,但整体上最终都呈现预警值升高的趋势,即各地市耕地系统安全警情还将有所增加;③县域尺度下2014年全省72个县域中,有69个县域处于预警状态,约为县域总数94%,处于轻警、中警和重警状态的县域分别为28、32和9个,仅有3个县域处于较安全状态。（4）不同尺度下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分异特征显着。①省域尺度下 1995～2014年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历史变化呈现较剧烈的波动特征,且在当前发展趋势下,2015～2034年将呈现与历史研究时段相一致的变化特征;②市域尺度下1995～2014年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值呈现一定的波动特征,且在当前发展趋势下,12个地级市中,除伊春市和绥化市外,其他10个地级市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变化都具有时间序列上的持续性,在未来将主要延续各自在近20年内的历史变化,大体上呈现先升高后降低,最终略有升高的趋势;重警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东南部的鸡西市和双鸭山市,以及西部的齐齐哈尔市和大庆市,轻警区（安全和较安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黑河市、伊春市和牡丹江市等中北部和南部地区;③县域尺度下2014年西部县域预警水平最高,东部次之,南北轴带地区（包括中部）最低。预警值高-高型和低-低型以“组团”形式凸显,聚集性较强;预警值低-高型和高-低型县域较少,且零星分散。（5）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科学有效实现了市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变化的关键性驱动因素的识别。①人口自然增长率、自然灾害指数、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三废指数、单位耕地面积废水负荷量和森林覆盖率是1995～2014年市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变化的关键性驱动因素,除森林覆盖率与预警值呈显着负相关外,其他4个驱动因素呈显着正相关;②科学有效的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应逐步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模型选择、工具变量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否则将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6）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现了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分异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作用大小的空间化。①高程、坡度和年均气温3个自然因素和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地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土协调度、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三废指数和路网密度6个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有着显着的影响,且影响的空间差异较为显着:高程和坡度对预警的作用呈现西北向东南递减规律;年均气温则是对西部和南部作用高,东部和北部作用低;水土协调度对预警作用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三废指和路网密度对预警作用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②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空间可视化,回归系数随空间位置发生变化,充分考虑了各县域空间异质特征,能够精准地刻画各因素的空间变化特征,可为研究区耕地系统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7）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三废指数是省域、市域和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分异的共同关键驱动因素,亟待改变以增加农业三废的施用量提高粮食产量的恶性增长方式;在自然变化、区域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耕地效益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经济发展—耕地经营方式—耕地效益—耕地系统安全”循环互动过程,是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动态变化的内在驱动机理,为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及土地利用的科学规划提供了更丰富的有效信息。（8）在省域尺度,从减少耕地系统“隐患”、增强耕地系统“免疫”、缓解耕地系统“压力”和提高耕地系统“响应”四个方面提出了整体性、宏观政策性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措施;在市域尺度,分别设定3区（松嫩平原经济发展区、三江平原综合发展区和山地丘陵生态功能区）最优分析情景,通过调控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直接影响因素,未来20年（2015～2035年）市域耕地系统安全状态将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县域（与斑块相结合）尺度,通过调控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根本驱动因素,从优化耕地格局的角度,引入FLUS模型,设定不同模拟情景,确定了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调控情景下耕地格局最利于缓解耕地系统安全警情。
石梦[6]（2016）在《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法制保障,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体现为“依法治教”,不仅包括建立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高效的法律实施体系、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强有力的法律监督体系等,也包括教育部门转变职能和各级各类学校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教育政策是国家指导教育活动的行动准则,教育政策过程必须在法治的背景下进行,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都需要依法进行。教育政策执行是教育政策活动落到实处、实现目标的重要环节,也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保障、法律支持是推动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教育政策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周期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活动。囿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研究的对象是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活动,通过对个案点民族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的分析,总结和归纳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相关因素。本研究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在充分认识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活动复杂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层面、实践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为本研究提供指导。认识论层面超越政策执行研究简单性范式,突破单一的政策研究视角,方法层面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和现实入手,分析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民族教育政策执行,这一概念的界定以民族教育政策和教育政策执行两个概念为基础。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政策学的三种政策执行的研究范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型模式,以及政策执行的六种理论模式。青海省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现状是本研究的现实基础。以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海南州共和县为个案点,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田野调查方式,搜集第一手资料,呈现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现状。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指导下,本研究认为,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分为政策执行活动本身、组织机构因素和人的因素。政策执行活动本身的因素分为政策文本的特点和政策执行工具的选择对执行效果的影响。政策文本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使政策执行者的理解呈现多元化,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弹性空间,促进了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也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难度;政策文本系统的耦合性不足也是影响政策执行活动的因素之一。政策执行工具是否与政策文本相吻合,是否符合政策执行环境等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制度性环境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包括民族教育法律体系的保障,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教育运行机制的影响,由于其强制的约束性为政策执行活动提供不可违背的框架。现阶段,民族教育法律体系不健全,现有政策文本层级较低,表述不规范;基层没有设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管理部门;运行机制以行政约束为主,服务性和指导性不强等因素制约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效果。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人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人的活动实现的。人是政策的目标群体和执行活动的主体,影响个体执行活动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利益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根本因素。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群体包括教育行政官员、校长、教师、学生、社会群体,他们或直接参与政策执行,或通过相关活动影响政策执行活动。民族教育政策活动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活动,各个执行群体之间必然会面临利益的博弈,对民族教育的认识,对民族教育政策的认同,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政策执行环境,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都影响个体的活动。根据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相关因素和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统一对民族教育的认识、对民族教育政策的“策略性解读”、完善政策执行的制度环境、提高政策执行力、建立健全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政策执行效果。并建立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内及外、由外及内的政策执行网络。这一网络以认识政策执行活动的复杂性为基础,充分考虑人的主体性和需求,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指导原则,以纵向的统筹规划和横向的互相配合为基本结构,强调网格式的运行过程,以保障个体和集体利益为动力系统。
周洁[7]（2015）在《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 ——以江苏典型地区为例》文中认为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是国家为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而推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理论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会通过农户行为的传导,最终引起土地利用的变化。而土地利用变化又关乎着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和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 一个分析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分别探讨了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主要涉及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类型）对农户土地投入变化、土地用途调整以及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等方面的影响机理;然后结合相关理论推演,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利用江苏部分典型县市（主要涉及苏南、苏中、苏北部分区县）调查获得的农户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影响的区域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从农户土地投入变化的角度来看,理论推演显示农业直接补贴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土地利用规模的扩大;但微观层面上农户调研结果显示,直接补贴对江苏省农户土地利用规模扩大的影响作用并不显着。就各典型区域而言,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在苏中、苏北地区,对于农户土地利用规模的扩大有着显着的正效应。此外,直接补贴在江苏省内,主要是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会对于农户的土地流入行为产生负向的影响。总体来说,农业直接补贴对江苏省农户土地投入变化的作用并不明显;相比苏南和苏中地区,苏北地区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户土地投入变化有着更加显着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也验证了上述观点。（2）从农户土地用途调整的角度来看,实地调查发现部分农户出于对规模化经营的需要和经济效益的追求,会主动将原本的一些闲置用地开发为耕地,从事粮食生产;此外,通过估计农户意愿模型还发现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会显着地提高农户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意愿。在江苏省整体层面,亩均粮食直接补贴总额每增加100元,农户种粮意愿提升的概率增加2%,农资综合补贴总额每增加100元,农户种粮意愿提升的概率增加6%。（3）从农户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角度来看,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总体上有助于提升江苏省农户集约利用土地的行为,且这种影响在欠发达地区更显着;模型结果显示,农业直接补贴每增加100元,会引致苏北地区的农户增加土地投入9.79元,苏中地区的投入增长为4.67元,苏南地区的投入变化则并不明显。而直接补贴对于农户劳动力的投入影响并不显着,农机购置补贴虽然对于解放农村劳动力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对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决策产生显着影响。此外,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江苏省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显着,只有良种补贴在苏北地区对于粮食单产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完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和引导农户合理的土地利用行为有着一定的实践启示作用。并且江苏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省内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也能较好地映射全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因此相关研究结论也可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陈汝军[8]（2013）在《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是民生之要,是安国之策。社会保险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的人数众多,涉及的领域宽广,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建立到现在已经走过60多年的历程。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职工大省。多年来,在贯彻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同时,江苏紧密结合省情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江苏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基本实现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结合国家和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全面梳理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脉络,分析养老保险政策执行主体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能、作用,对江苏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江苏省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完善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部分政策,从而更好地提高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效果。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分为制度改革的起步、制度的统一与功能展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三个阶段。通过先行先试,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全社会养老保险意识普遍增强;二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与全国统一,各项管理不断规范;三是省级统筹稳步推进,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制度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增强;四是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逐步提高;五是养老保险的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水平不断提高。然而,面对新形势江苏省养老保险政策实施也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即政策实施的主体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资源不足、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不高、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较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部分政策不够合理等四个方面。其中,这些不够合理的政策主要表现为: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水平不高,养老保险制度部分参数设计不够合理,多支柱体系不够完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进展缓慢,养老保险参保结构不够科学等方面。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主体。根据我国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性质、职能,从理论上分析,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应该是服务型政府的执行机构。江苏省养老保险经办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机构的性质、编制、人员、经费等方面都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随着江苏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方式的变化,将有更多的人群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在整体上将进入科学管理、精细管理的新阶段。因此,必须逐步理顺养老保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提升养老保险标准化建设的水平,大力推行网上社保经办业务,合理利用市场资源提高经办服务效率,以利于进一步优化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资源。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产物,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稳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统计,2010年底,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3284万人,约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4%。对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问题,全国各地进行了一些探索。江苏省较早地将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范围,2007年至2011年,农民工参保人数五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历年的参保率都在40%左右徘徊。农民工参保率不高主要有历史因素、劳动力因素、企业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原因。因此,必须对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坚持分类保障的原则。对在城乡各类单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制度明确他们必须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对于收入不稳定,流动频繁的农民工和劳务派遣的农民工,在制度上可作出弹性规定,即根据本人自愿可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适应农民工流动频繁的特点和身份经常在农民和职工之间转换的情况,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种制度的转换衔接。同时,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加大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执法维权的力度,进一步优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流程,增强农民工参保的便携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养老权益。人口结构是影响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江苏是在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省份,作为人口大省,江苏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主要呈现“二大三高”的特征,即绝对数量大、地区差异大,高速、高龄、老年抚养比高,养老金的实际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从最近几年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数据看,虽然当期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体上并不严重,但是人口老龄化对基金长期平衡的渐进影响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必须切实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来源,强化基金的预算管理,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对于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至关重要。针对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的不够合理的问题,必须进行适当调整,达到完善政策的目的。第一,要提高省级统筹的水平,在实现统一制度政策、统一经办管理规程、统一信息系统等基础上,实现基金的统收统支,增强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重要参数,维持适当的企业缴费比例是促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缴费比例是一个动态的量,应该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基金运营状况适时调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高达20%的费率,给许多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还会引起严重的代际冲突,增加扩面征缴的难度。要适当降低企业缴费比例,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我国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部分积累的筹资模式。但是多年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没有全面展开,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致使制度变形。由于国家对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没有给予补助等原因,江苏省的个人账户做实工作进展缓慢。必须按照国家要求,加快步伐,积极实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政策。第四,建立养老保险多支柱体系,确立政府、单位、个人养老保险责任合理的分担协调机制,是未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江苏省的企业年金发展滞后,没有起到养老保险第二支付应有的作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规定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强制参加企业年金,不断扩大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范围。第五,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人群应该主要是企业职工,但是由于江苏省养老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明显偏高,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加以改善。
何杰[9]（2013）在《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文中指出农村义务教育是我国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对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素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导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与城市义务教育之间产生极大的差距,农村义务教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的“短板”。因而,在新世纪,对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支持性教育政策,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状况,已经成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民生工程”。本文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对新世纪以来江苏省L县实施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支持性教育政策的特征和县域执行的路径进行反思与分析,并就支持性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因而本研究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实践上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本论文共七章。除第一章导论部分外,其余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对新世纪我国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的产生与行动以及个案县L县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执行的总体性研究。第二章运用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对支持性教育政策的产生背景和动因进行分析与揭示,并对国家和江苏省自新世纪以来实施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进行梳理,同时分析这些支持性教育政策执行所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对研究个案县江苏省L县的总体性描述。通过对江苏省L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变迁以及教育的现状描述,为支持性教育政策在L县的执行寻求历史和现实的土壤。同时对L县当前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行动与成效进行整体考察。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这三章里,笔者从政策执行的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资料,依次对L县的支教政策、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现代化政策的执行及其取得的积极成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产生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在第四章里,L县的支教政策执行出现支教动机异化、支教缺乏针对性、支教管理上的“真空”、人情在支教考核中的渗透等问题,研究者认为其在于支教政策执行中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农村学校在支教政策中的“失语”、支教执行评价主体单一、支持政策能力有限等原因所致。在第五章里,L县在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执行中之所以出现政策执行主体转移、对学校能力的过分依赖和对教育资源的分割利用等三个问题,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政策的目标群体真正置于关爱支持的“中心地位”。在第六章里,通过对政策链条上的县政府、教育局、镇政府、学校的政策执行考察,研究者认为需要关注政策县域执行过程中因县域内的“非话语权力”而导致的政策执行权力重构和关系运作现象。第三部分为第七章。本部分研究是对前面研究的反思与建议。首先,研究者总结了支持性教育政策特征,研究者认为,支持性教育政策作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政策,其政策特征体现在政策理念从促进义务教育的平等走向均衡、中央和省级政府逐渐成为政策的责任主体、政府财政成为执行的经费投入主体、政策调整对象逐渐多元化、城市教育对农村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等五个方面。其次,研究者对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行政驱动和民间驱动这两种典型的政策执行路径进行反思,分析了这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利弊。最后,研究者对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研究者认为,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构建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整合推进模式,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强化支持性教育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的伦理控制、完善支持性教育政策的县域运行机制、改善支持性教育政策的县域执行环境。
吴明红[10]（2012）在《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态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双赢的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反思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摒弃不合理的思想观念,调整政策法规,彻底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化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确保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永续,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党的十七大将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举国上下之共识,社会各界均在探索,建立能够对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实现科学、客观、系统评价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对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考察,不仅要关注其当前的存在状态,更应该重视其发展的态势。本文从发展趋势的视角,根据作者所在课题组已构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dices, ECCI）,对全国及各省域（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生态文明的发展走势进行定量分析,总结其发展规律,并根据各省域的相似特点,归纳出我国当前存在的不同类型生态文明发展态势,以期为各类型的省份明确自身生态文明发展状态,准确定位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寻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文中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广泛运用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方法,既注重对已有文献资料的理论分析,又注重对现实的理论反思,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既注重现实的量化分析,也注重对客观规律的归纳总结。以目标为导向,将生态文明建设分解为：生态充满活力、环境质量优良、社会事业发达、各方面高度协调四个方面的目标,根据各方面目标选取有代表性和数据支撑的具体指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3-2010年度数据,对全国及各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态势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全国生态文明整体水平呈持续进步的态势。各具体方面,生态活力发展稳定,呈持续上升态势；环境质量退化的趋势还未能根本扭转；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着,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协调发展能力逐年提高,表明我国正朝着协调发展的方向加速迈进。根据各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情况,全国可划分为：全面协调型、协调发展型、生态改善型、环境友好型、环境改善型和传统发展型六种生态文明发展态势。各省份应发挥优势,弥补不足,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二、2004年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1）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许霆案件引发的公众认同问题 |
| 一、许霆案的基本事实 |
| 二、许霆案一审判决引发的舆论反响与争议 |
| 三、许霆案终审判决与公众认同的回归 |
| 第二节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内涵解析 |
| 一、认同与公众认同 |
| 二、公众认同与制度认同 |
| 三、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第三节 常识、常理、常情理论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一、常识、常理、常情理论述评 |
| 二、常识、常理、常情理论在刑事裁判中的应用 |
| 第四节 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一、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 |
| 二、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第二章 公众与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生成机制 |
| 第一节 公众、媒介与刑事裁判的基本关系 |
| 第二节 公众的类型及对刑事裁判的不同诉求 |
| 一、公众的界定因素与类型划分 |
| 二、公众的分类 |
| 三、个人类型公众对天理与人情的诉求 |
| 四、人际类型公众对于国法的诉求 |
| 第三节 个人类型公众暂时性群体的特征 |
| 一、暂时性群体 |
| 二、个人类型的公众与暂时性群体 |
| 第四节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决定因素与生成机制 |
| 一、刑事裁判的公众关注内容 |
| 二、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
| 三、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生成机制 |
| 第五节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提升途径 |
| 一、提高司法权威 |
| 二、提高法官品质和司法能力 |
| 三、规范司法传播媒介 |
| 四、强化律师慎言义务 |
| 第三章 司法权威是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基础 |
| 第一节 权威与司法权威 |
| 一、权威 |
| 二、司法权威 |
| 三、法院权威的调查分析 |
| 四、司法权威的困境 |
| 第二节 完善立法是确保司法权威的制度基础 |
| 一、立法问题存在的客观性 |
| 二、部分立法的目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
| 三、部分立法的技术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
| 四、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对立法问题的缓解 |
| 第三节 完善人身保护令制度是提升司法权威的必要举措 |
| 第四节 促进量刑规范化是提高司法权威的重要路径 |
| 一、量刑规范化的实践作用 |
| 二、量刑规范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三、量刑规范化的完善建议 |
| 第五节 健全法院与公众交流机制是提高司法权威的工作渠道 |
| 一、贯彻执行《人民陪审员法》 |
| 二、建议引入“法庭之友”制度 |
| 第四章 法官品质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第一节 法官品质是影响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主要因素 |
| 一、法官品质是影响司法公众认同的主要因素 |
| 二、基层法院法官公众认同是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威的重要方面 |
| 三、当前法官品质的问题不容忽视 |
| 第二节 刑事裁判说理制度的完善 |
| 一、刑事裁判说理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二、刑事裁判说理存在的问题 |
| 三、刑事裁判说理的完善 |
| 第三节 法官管理与培训制度的完善 |
| 一、建议实行非公务员化管理制度 |
| 二、完善职业安全保障 |
| 第四节 法官奖惩制度的完善 |
| 一、对法官的薪酬激励 |
| 二、对法官晋升的激励 |
| 三、对法官的惩戒 |
| 第五节 法官职业豁免制度的完善 |
| 一、王桂荣玩忽职守案引发的问题 |
| 二、法官职业豁免制度 |
| 三、法官职业豁免制度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四、我国刑事法官职业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五、我国刑事法官职业豁免制度的完善建议 |
| 第六节 法官心理健康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一、白山中院精神病法官案及分析 |
| 二、积极建立与完善法官心理健康机制 |
| 第五章 媒体传播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第一节 刑事案件的两级传播与意见主导者 |
| 一、两级传播与意见主导者理论 |
| 二、司法与公众的天然隔膜 |
| 第二节 媒体与刑事案件的两次传播 |
| 一、媒体的公共性和逐利性与信息传播 |
| 二、媒体与司法公开 |
| 第三节 媒体与刑事裁判公众认同 |
| 一、媒体、公众与司法的基本关系 |
| 二、媒体的新闻自由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
| 三、媒体两次传播与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关系 |
| 四、自媒体与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关系 |
| 第四节 媒体传播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影响 |
| 一、新闻报道引起公众质疑刑事裁判的因素 |
| 二、媒体传播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积极影响 |
| 三、媒体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消极影响 |
| 第五节 通过媒体传播提升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路径选择 |
| 一、通过媒体传播促进法院实质性公开 |
| 二、利用社交媒体开放系统形成答疑与释疑机制 |
| 三、对媒体传播内容进行合理限制 |
| 四、依法规制媒体审判 |
| 五、对媒体不当报道追究的法律责任 |
| 六、规范媒体报道内容与加强媒体职业伦理建设 |
| 第六章 律师是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关键媒介 |
| 第一节 律师、意见主导者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 第二节 律师的慎言义务 |
| 一、律师的慎言义务 |
| 二、暂时性群体与律师慎言义务 |
| 第三节 我国有关律师慎言义务的规定 |
| 第四节 域外规制律师庭外不当言论的基本模式 |
| 一、美国的相对自由模式 |
| 二、英国的严格禁止模式 |
| 三、德国的严格禁止模式 |
| 四、域外规制律师庭外不当言论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五节 律师慎言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加强律协“管理”职能 |
| 二、完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 |
| 三、改进律师惩戒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作 |
| “刑事裁判法官认同问题研究”调查问卷 |
| 司法认可度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创新点 |
| 1.2.4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反贫困 |
| 2.1.3 数字鸿沟 |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 3.2.1 世界银行 |
| 3.2.2 联合国 |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3 实证结论 |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 5.5.2 平稳性检验 |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 5.5.4 GMM估计 |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 5.5.6 FEVD检验 |
| 5.5.7 实证结论 |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6.1 模型的选择 |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 5.6.4 实证结论 |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 6.1.2 空间贫困 |
| 6.2 模型的选择 |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 6.2.2 SDM模型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实证结论 |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3）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和J省多地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长期照护 |
| 1.3.2 政策执行偏差 |
| 1.3.3 长期照护政策 |
| 1.3.4 长期照护保险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重点和难点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重点和难点 |
| 1.6 文章的主要观点与基本结构 |
| 1.6.1 主要观点 |
| 1.6.2 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有关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 |
| 2.2 国内有关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 |
| 2.3 对以往研究的述评与回应 |
| 第三章 分析框架与理论资源 |
| 3.1 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1.1 现有社会政策过程研究的逻辑进路 |
| 3.1.2 相关要素及其转化机制的适用性分析 |
| 3.1.3 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分析框架的阐释 |
| 3.2 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理论资源 |
| 3.2.1 结构-机制分析的基本原理 |
| 3.2.2 压力型体制理论 |
| 3.2.3 路径依赖理论 |
| 3.2.4 变通执行理论 |
| 第四章 理念偏差与界定失准: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逻辑起点 |
| 4.1 长期照护选择阶段政策文本的来源与选择 |
| 4.2 理念偏差下的政策安排错位 |
| 4.2.1 概念理解偏颇 |
| 4.2.2 供给模式失衡 |
| 4.2.3 筹资模式混乱 |
| 4.3 界定失准后的政策要素失真 |
| 4.3.1 具体内容失真 |
| 4.3.2 目标群体失真 |
| 4.3.3 服务递送模式失真 |
| 第五章 模糊、缺失与不足:长期照护政策执行依据的内在冲突 |
| 5.1 长期照护制定阶段政策文本的来源与选择 |
| 5.2 明晰性标准模糊 |
| 5.2.1 尚无统一的失能失智分级分类标准 |
| 5.2.2 缺乏完整的长期照护需求评估体系 |
| 5.2.3 未能建立长期照护的质量评价系统 |
| 5.2.4 缺少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必要规定 |
| 5.2.5 亟需厘清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 |
| 5.3 一致性标准缺失 |
| 5.3.1 民政部:社会救助原则 |
| 5.3.2 卫健委:治疗中心取向 |
| 5.3.3 人社部:医疗保险思路 |
| 5.4 合法性标准不足 |
| 5.4.1 法律意义上的建设缺位 |
| 5.4.2 政治意义上的程序完备 |
| 第六章 变通执行与碎片化管理: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发生过程 |
| 6.1 J省多地的基本概况与案例代表性说明 |
| 6.1.1 J省多地的基本概况 |
| 6.1.2 J省多地的长期照护事业发展情况 |
| 6.1.3 J省多地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案例代表性说明 |
| 6.2 纵向结构:压力型体制下的变通执行 |
| 6.2.1 压力型体制: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制度基础 |
| 6.2.2 从压力到变通 |
| 6.2.3 选择性变通:基础设施的选择偏好 |
| 6.2.4 歪曲性变通:“偷梁换柱”的养老服务券 |
| 6.2.5 敷衍性变通:“达标”的床位与停滞的长护险 |
| 6.3 横向结构:路径依赖下的碎片化管理 |
| 6.3.1 路径依赖: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制度惯性 |
| 6.3.2 标准碎片化:失能评定的三把标尺 |
| 6.3.3 服务碎片化:分散的项目与紧缺的人员 |
| 6.3.4 经办碎片化:“数据平移”与“存量老人” |
| 第七章 对策与展望: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治策略 |
| 7.1 宏观选择层面:观念性变革 |
| 7.1.1 从供给侧发力走向需求侧推动 |
| 7.1.2 谨慎选择长期照护政策的筹资模式 |
| 7.2 中观制定层面:科学性强化 |
| 7.2.1 建立明确统一的分类标准和评估体系 |
| 7.2.2 划定长期照护不同主体间的基本责任 |
| 7.3 微观执行层面:整体性治理 |
| 7.3.1 纵向层级性治理 |
| 7.3.2 横向多属性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5）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多学科相结合方法 |
| 1.5.2 典型调查法 |
| 1.5.3 数理统计分析方法 |
| 1.5.4 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法 |
| 1.6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7 创新点 |
| 1.7.1 构建了基于生物免疫机理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识别体系 |
| 1.7.2 实现了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关键驱动因素的识别 |
| 1.7.3 构建了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框架 |
| 1.7.4 探索了省-市-县多尺度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方案 |
| 第2章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理论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耕地系统安全 |
| 2.1.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2.1.3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论 |
| 2.2.2 控制论 |
| 2.2.3 地域分异理论 |
| 2.3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生物免疫机理应用于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的可行性分析 |
| 2.3.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内容 |
| 2.3.3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目标 |
| 2.3.4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结构流程 |
| 2.3.5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功能模块 |
| 2.4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理论分析框架 |
| 2.4.1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思想 |
| 2.4.2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主体 |
| 2.4.3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原则 |
| 2.4.4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目标 |
| 2.4.5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内容框架 |
| 2.5 总体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 |
| 3.1.2 社会经济条件 |
| 3.1.3 耕地资源安全现状 |
|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处理 |
| 第4章 基于生物免疫机理的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4.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4.1.2 抗原(Ag) -抗体(Ab)框架模型 |
| 4.2 基于改进突变级数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模型构建 |
| 4.2.1 改进的突变级数模型 |
| 4.2.2 现状评定模型的构建 |
| 4.2.3 预警评判标准 |
| 4.3 基于Elman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预测模型构建 |
| 4.3.1 Elman神经网络原理及学习算法 |
| 4.3.2 预测模型的构建 |
| 4.4 省域尺度下研究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4.4.1 省域尺度下基于Ag-Ab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
| 4.4.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结果及分析 |
| 4.4.3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预测结果及分析 |
| 4.5 市域尺度下研究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4.5.1 市域尺度下基于Ag-Ab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
| 4.5.2 耕地系统安全警情现状结果及分析 |
| 4.5.3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预测结果及分析 |
| 4.6 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4.6.1 县域尺度下基于Ag-Ab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
| 4.6.2 耕地系统安全警情现状结果及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分异特征 |
| 5.1 省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间序列变化特征 |
| 5.1.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历史变化特征 |
| 5.1.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发展趋势特征 |
| 5.2 市域尺度下研究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分异特征 |
| 5.2.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历史变化特征 |
| 5.2.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发展趋势特征 |
| 5.2.3 不同时段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格局特征 |
| 5.3 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分异特征 |
| 5.3.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及原理 |
| 5.3.2 县域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分异特征 |
| 5.3.3 县域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 |
| 6.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
| 6.1.1 驱动因素的选取及分析 |
| 6.1.2 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6.1.3 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 |
| 6.2 省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分析 |
| 6.2.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作用大小 |
| 6.2.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作用比较分析 |
| 6.3 市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分析 |
| 6.3.1 单位根检验 |
| 6.3.2 协整检验 |
| 6.3.3 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 |
| 6.3.4 组间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横截面相关检验 |
| 6.3.5 内生性检验 |
| 6.3.6 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比较及驱动因素作用分析 |
| 6.4 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分析 |
| 6.4.1 OLS模型估算结果 |
| 6.4.2 GWR模型估算结果 |
| 6.4.3 驱动因素的空间差异分析 |
| 6.5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分析 |
| 6.5.1 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关键性驱动因素比较 |
| 6.5.2 自然生态因素对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分析 |
| 6.5.3 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分析 |
| 6.5.4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框架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调控 |
| 7.1 省域尺度下基于政策推动的耕地系统安全总体调控 |
| 7.1.1 总体调控体系构建 |
| 7.1.2 基于政策推动的调控内容 |
| 7.2 市域尺度下基于情景分析的耕地系统安全分区调控 |
| 7.2.1 分区调控原则 |
| 7.2.2 分区指标体系构建 |
| 7.2.3 分区结果 |
| 7.2.4 分区调控情景设定 |
| 7.2.5 基于情景分析的各分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变化趋势分析 |
| 7.3 县域尺度下基于耕地格局优化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 |
| 7.3.1 耕地格局时空变化特征 |
| 7.3.2 基于耕地格局优化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原理及模型 |
| 7.3.3 基于耕地格局优化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技术框架 |
| 7.3.4 基于FLUS模型的耕地格局情景模拟 |
| 7.3.5 不同调控情景下耕地在不同地形上分布的耕地系统安全警情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获奖情况 |
（6）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行之准绳:依法治国背景下民族教育政策的重要性 |
| 二、行之困惑: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困境 |
| 第二节 意义阐释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公共政策及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 |
| 二、国内外关于教育政策及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 |
| 三、国内关于民族教育政策及执行的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方法论及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调查对象与内容的选择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概念界定及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内涵分析 |
| 一、教育政策内涵分析 |
| 二、教育政策执行内涵分析 |
| 三、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内涵分析 |
| 第二节 政策执行的理论概述 |
| 一、政策执行的研究取向 |
| 二、政策执行的理论模式 |
| 第三节 复杂性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一、复杂性概念阐释 |
| 二、复杂性理论的代表观点 |
| 第四节 复杂性理论视角下的政策执行研究 |
| 一、复杂性理论对政策执行研究的必要性 |
| 二、复杂性理论对政策执行研究的意义 |
| 小结 |
| 第二章 青海省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现状 |
| 第一节 青海省民族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
| 一、青海省少数民族概况 |
| 二、青海省少数民族教育概况 |
| 第二节 青海省民族教育政策文本解读 |
| 一、青海省民族教育政策的纲领性文件(2000年至今) |
| 二、青海省民族教育政策相关文件解读 |
| 第三节 青海省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保障措施 |
| 一、依法治教:完善法律及政策体系 |
| 二、组织领导:明确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 |
| 三、教育投入:确保经费来源与投入使用 |
| 四、监督管理:政策执行过程的考核与监督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政策执行过程 |
| 第一节 民族教育政策文本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
| 一、民族教育政策文本的特点 |
| 二、民族教育政策文本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工具的选择 |
| 一、政策工具的含义及分类 |
| 二、青海省民族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制度性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基石——民族教育法律体系 |
| 一、建构民族教育法律体系的意义 |
| 二、法律对民族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保障与约束作用 |
| 三、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现有的法律基础 |
| 四、民族教育立法的迫切之路 |
| 第二节 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基本框架——教育组织机构及制度 |
| 一、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组织机构及职能 |
| 二、双重教育组织机构对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影响 |
| 第三节 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动力系统——教育运行机制 |
| 一、教育运行机制的内涵 |
| 二、教育运行机制对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群体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利益与政策 |
| 一、利益的本质及分类 |
| 二、利益与政策的关系 |
| 第二节 民族教育政策的利益分配 |
| 一、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分配 |
| 二、民族教育政策中的利益分配 |
| 第三节 教育政策执行涉及的利益群体 |
| 一、利益群体的含义 |
| 二、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涉及的利益群体 |
| 第四节 影响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群体活动的因素分析 |
| 一、对民族教育活动的认识 |
| 二、对民族教育政策的认同和理解程度 |
| 三、个人的素质,执行能力 |
| 四、政策执行环境的影响 |
| 五、民族文化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前行之路:提高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对民族教育复杂性本质的再认识 |
| 一、民族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
| 二、对民族教育本质的再认识 |
| 第二节 认识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活动的复杂性 |
| 一、政策执行文本——认识的复杂性 |
| 二、政策执行过程——行为的复杂性 |
| 三、政策执行影响因素——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
| 第三节 对民族教育政策的完善和策略性解读 |
| 一、完善民族教育政策文本 |
| 二、对民族教育政策文本策略性解读的合理性 |
| 三、对民族教育政策文本策略性解读的基本原则 |
| 第四节 完善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制度环境 |
| 一、完善民族教育政策体系,加快民族教育立法进程 |
| 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推动民族教育体制改革 |
| 三、建立以“监督——服务方式”为主的运行机制 |
| 四、营造“实干型”的执行文化 |
| 第五节 提高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力的途径 |
| 一、政策执行力的内涵 |
| 二、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力的层次 |
| 三、提高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力的途径 |
| 第六节 完善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反馈机制 |
| 一、谁监督:建立监督机构,树立全民监督意识 |
| 二、监督谁:明确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 |
| 三、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监督体系 |
| 小结 |
| 第七章 以人为本——构建理想的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网络 |
| 第一节 政策网络对政策执行研究的启示 |
| 一、政策网络的研究缘起 |
| 二、政策网络的基本含义 |
| 三、政策网络对政策执行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以人为本——建构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网络 |
| 一、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网络运行的指导原则 |
| 二、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网络的基本结构 |
| 三、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网络的活动机制 |
| 四、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网络的运行过程 |
| 五、保障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网络运行的动力系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 ——以江苏典型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1.2.2 农户行为决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
| 1.2.3 基于农户行为变化视角的制度政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研究对象与内涵界定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 |
| 2.1.3 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补贴理论 |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农户激励理论 |
| 2.3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的影响机理与效应分析 |
| 2.3.1 农户行为决策模型 |
| 2.3.2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效应分析 |
| 2.3.3 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的作用效果 |
| 第三章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现状与研究区概况 |
| 3.1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发展沿革与解析评价 |
| 3.1.1 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沿革 |
| 3.1.2 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的解析与评价 |
| 3.1.3 农业直接补贴的类型与标准 |
| 3.1.4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与评价 |
| 3.2 江苏省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现状 |
| 3.2.1 直接补贴的种类与规模 |
| 3.2.2 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
| 3.3 研究区概况及基本信息 |
| 3.3.1 研究区域社会经济概况 |
| 3.3.2 农户问卷基本信息统计 |
| 第四章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 |
| 4.1 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 |
| 4.1.1 理论分析与推导 |
| 4.1.2 实证检验 |
| 4.2 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
| 4.2.1 影响机理分析 |
| 4.2.2 实证分析 |
| 第五章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用途调整的影响 |
| 5.1 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用途调整的影响 |
| 5.1.1 农户土地用途的调整 |
| 5.1.2 直接补贴政策的作用情况 |
| 5.2 直接补贴政策影响土地用途调整的实证分析 |
| 5.2.1 实证研究:直接补贴对农户种粮意愿的影响 |
| 5.2.2 案例分析:农户自发改变土地用途 |
| 第六章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6.1 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资本投入的影响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实证检验 |
| 6.2 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的影响 |
| 6.2.1 相关研究与理论 |
| 6.2.2 模型推导与实例验证 |
| 6.3 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 |
| 6.3.1 影响作用分析 |
| 6.3.2 实证检验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硕士研究生期间的主要成果 |
| 致谢 |
（8）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研究综述 |
| 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研究 |
| 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
| 三、综合评价 |
| 第三节 论文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社会保险 |
| 二、养老保险 |
| 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总体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总体思路 |
| 第五节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有待完善之处 |
| 第二章 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回眸和审视 |
| 第一节 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发展历程 |
| 一、江苏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起步(1984—1996年) |
| 二、江苏省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与功能展开(1996—2000年) |
| 三、江苏省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00—2010年) |
| 第二节 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成效 |
| 一、全社会养老保险意识普遍增强 |
| 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与全国统一,各项管理不断规范 |
| 三、省级统筹稳步推进,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制度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增强 |
| 四、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逐步提高 |
| 五、养老保险的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水平显着提升 |
| 第三节 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面临的问题 |
| 一、政策实施的主体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资源不足 |
| 二、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不高 |
|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较大 |
| 四、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部分政策不够合理 |
| 第三章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主体--社保经办机构 |
| 第一节 我国社保经办机构概述 |
| 一、社会经办机构是服务型政府的政策执行机构 |
| 二、当前我国社保经办机构存在的问题 |
| 三、实现社保经办机构管理体制创新 |
| 第二节 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建设的现状与进展 |
| 一、江苏省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概况 |
| 二、江苏省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的进展 |
| 第三节 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建设的挑战与对策 |
| 一、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二、提升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建设的思考 |
| 第四章 江苏省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分析 |
| 第一节 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现状及政策回顾 |
| 一、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现状 |
| 二、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回顾 |
| 第二节 江苏省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历史沿革 |
| 二、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江苏省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调查分析 |
| 一、江苏省农民工基本特征 |
| 二、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本情况 |
| 三、基于苏南、苏中、苏北农民工的调查分析 |
| 第四节 江苏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一、存在的问题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完善江苏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建议 |
| 一、调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政策 |
| 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
| 三、加大执法维权力度,提高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参保率 |
| 四、调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优化转移接续流程 |
| 第五章 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 |
| 第一节 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
| 一、绝对数量大 |
| 二、地区差异大 |
| 三、老龄化速度快 |
| 四、高龄占比高 |
| 五、老年抚养比高 |
| 第二节 江苏省养老金支付情况分析 |
| 一、养老金支付水平现状 |
| 二、未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的合理支出水平 |
| 第三节 江苏省近年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基本特点 |
| 一、参保人数变化情况 |
| 二、离退休人数变化 |
| 三、负担系数 |
| 四、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 |
| 五、总结 |
| 第四节 实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简要探索 |
| 一、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来源 |
| 二、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 |
| 三、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 |
| 第六章 优化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的思考 |
| 第一节 提高省级统筹的水平 |
| 一、全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历程 |
| 二、江苏省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实践 |
| 三、江苏省省级统筹面临的问题 |
| 四、提升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水平的路径是实现基金的统收统支 |
| 第二节 降低企业缴费比例 |
| 一、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现状 |
| 二、企业缴费比例偏高的负面效应 |
| 三、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
| 一、个人账户的产生和发展 |
| 二、我国个人账户做实的简要历程 |
| 三、江苏省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的基本情况 |
| 四、江苏省个人账户做实情况 |
| 五、加快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的步伐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年金的范围 |
| 一、企业年金的发展历程回顾 |
| 二、企业年金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三、江苏企业年金发展情况 |
| 四、完善企业年金发展的对策 |
| 第五节 完善养老保险的参保结构 |
| 一、江苏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结构情况 |
| 二、参保群体结构形成的原因 |
| 三、采取切实措施优化参保结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江苏省养老保险部分年份相关图表 |
| 附录2 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 |
| 附录3 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 |
| 致谢 |
（9）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核心概念 |
| 四、文献述评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的产生与行动 |
| 一、政策产生 |
| 二、政策行动 |
| 第三章 个案县情: 江苏省L县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 |
| 一、L县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二、L县的教育变迁 |
| 三、L县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行动及其成效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L县教师支教政策执行考察 |
| 一、支教政策的执行与积极成效 |
| 二、支教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
| 三、支教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L县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执行考察 |
| 一、L县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现状 |
| 二、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执行及其成效 |
| 三、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L县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现代化政策执行考察 |
| 一、江苏省教育现代化的政策实践 |
| 二、L县的政策执行与积极成效 |
| 三、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反思与建议 |
| 一、支持性教育政策的特征 |
| 二、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路径的反思 |
| 三、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有效执行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态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5 重点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2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
| 2.1 文明的界定及构成 |
| 2.2 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
| 2.3 生态文明的特征 |
| 2.3.1 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扬弃” |
| 2.3.2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 2.3.3 生态文明主张生态系统三重价值的共同实现 |
| 2.4 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层次和具体内容 |
| 2.5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和重点 |
| 2.5.1 紧抓要点 |
| 2.5.2 通盘考虑 |
| 2.5.3 全面建设 |
| 2.5.4 突出协调 |
| 3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国内外现有相关评价指标体系 |
| 3.1.1 国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3.1.2 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
| 3.1.3 国内学者对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探讨 |
| 3.1.4 地方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实践探索 |
| 3.2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
| 3.3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3.4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选择 |
| 3.4.1 生态活力类 |
| 3.4.2 环境质量类 |
| 3.4.3 社会发展类 |
| 3.4.4 协调程度类 |
| 3.5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及权重 |
| 3.6 指标解释及评价算法 |
| 3.6.1 指标解释 |
| 3.6.2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算法 |
| 4 生态文明发展类型分析 |
| 4.1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概况 |
| 4.1.1 全国生态活力发展状况 |
| 4.1.2 全国环境质量发展状况 |
| 4.1.3 全国社会发展发展状况 |
| 4.1.4 全国协调程度发展状况 |
| 4.2 全国整体生态文明发展态势 |
| 4.3 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态势类型分析 |
| 4.3.1 全面协调型 |
| 4.3.2 协调发展型 |
| 4.3.3 生态改善型 |
| 4.3.4 环境友好型 |
| 4.3.5 环境改善型 |
| 4.3.6 传统发展型 |
| 5 全面协调型发展态势 |
| 5.1 辽宁 |
| 5.2 上海 |
| 6 协调发展型发展态势 |
| 6.1 内蒙古 |
| 6.2 安徽 |
| 6.3 湖北 |
| 6.4 广东 |
| 6.5 贵州 |
| 6.6 西藏 |
| 7 生态改善型发展态势 |
| 7.1 北京 |
| 7.2 福建 |
| 7.3 湖南 |
| 7.4 海南 |
| 7.5 重庆 |
| 8 环境友好型发展态势 |
| 8.1 河北 |
| 8.2 山西 |
| 8.3 吉林 |
| 8.4 黑龙江 |
| 8.5 江西 |
| 8.6 山东 |
| 8.7 新疆 |
| 9 环境改善型发展态势 |
| 9.1 天津 |
| 9.2 四川 |
| 9.3 云南 |
| 9.4 陕西 |
| 9.5 宁夏 |
| 10 传统发展型发展态势 |
| 10.1 江苏 |
| 10.2 浙江 |
| 10.3 河南 |
| 10.4 广西 |
| 10.5 甘肃 |
| 10.6 青海 |
| 11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1.1 研究结论及建议 |
| 11.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四、2004年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D]. 张国全. 大连海事大学, 2021(04)
- [2]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3]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和J省多地的调研[D]. 常成. 吉林大学, 2020(08)
- [4]浙江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J].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人大(公报版), 2018(05)
- [5]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D]. 陈藜藜. 东北大学, 2018(12)
- [6]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D]. 石梦.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5)
- [7]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 ——以江苏典型地区为例[D]. 周洁. 南京大学, 2015(05)
- [8]江苏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研究[D]. 陈汝军. 南京大学, 2013(05)
- [9]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D]. 何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1)
- [10]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态势研究[D]. 吴明红. 北京林业大学,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