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制度下水族地区与中央朝代的关系

一、论羁縻政策土司制度下水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胡超^[1]（2021）在《明代川黔交界地区“投夷”现象研究》文中认为

杜靖^[2]（2020）在《明清时期慈利地区土司研究》文中提出土司制度一直是民族学研究重要领域。土司制度建立于元代,兴盛于明代,清代逐渐走向衰弱。明清王朝通过土司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土家族地区的控制。慈利地区地处中原向西南过度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王朝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设置了土司,后来为了统一西南,维护驿道安全需要,对慈利地区土司进行改制。清代又出于完成统一的需要,对慈利地区带有“土流参治”性质九溪卫,以及羁縻性质的“麻寮所”和“添平所”进行改流,确立了郡县制度。本文依据文献与田野调查的资料,对明清时期慈利地区的土司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对湘西北逐渐纳入国家化进程进行研究。全文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对选题缘由及意义,并对湘西土司及慈利地区土司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且对本文研究理论方法、思路、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对慈利地区自然和人文进行论述,并对其历史沿革发展进行梳理,为后文论述慈利土司制度的发展与改土归流做铺垫。第三章:首先,从明代延续元代的土司制度、元末明初慈利地区社会局势动荡、慈利地区地理位置重要等方面,分析了明代在慈利地区设置土司的背景;其次,论述了慈利地区茅岗土司、麻寮宣抚司、三羊安抚司、靖安宣抚司、慈利安抚司的设置沿革过程。第四章:首先从明太祖征剿明玉珍大夏政权、慈利地区覃垕叛乱、慈利土司本身的积弊等方面,分析了明代慈利地区土司改制的背景,其次,阐述了慈利地区慈利安抚司、麻寮长官司、靖安宣抚司和茅岗长官司等土司的设置过程。第五章:主要通过麻寮所、添平所与九溪卫等卫所土官的改流,探讨了清代慈利地区土司向流官变化历程,并主要从地方行政、地方税收、地方的文化方面论述了改土归流对慈利地区的重要影响。总之,本文对明清时期慈利地区土司设置背景、过程,及其改流过程与影响进行了探究,一定程度上复原了明清慈利地区的历史过程。

庹小东^[3]（2020）在《清代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发展的时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走向巅峰的关键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鄂西土司作为鄂西民族地区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由中央王朝封授,割据一方,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系列的接触和碰撞。一直以来,关于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将此研究视角聚焦于清代的研究却比较缺乏。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有清一代史料不如以往丰富,鄂西土司只历经了短短三朝的原因,但在查阅了大量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笔者大胆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清代,对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作一系统、整体的研究,展现出二者关系的全貌和变化历程,这将突破前人的研究深度和范围。更重要的是,笔者查阅了大量出土文物、碑刻等考古材料,从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角度对其进行再次解读,在本文撰写过程中予以灵活运用,这为研究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另外,笔者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积累了不少素材,使论文实现了古今相通,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历史发展来看,清王朝基于现实考虑,借鉴历史经验,承袭元明旧制,建立土司制度管理鄂西民族地区,换句话说,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在元明基础上的重新确立与进一步的完善发展。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时期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在大一统的前提下,时而互相博弈,时而友好互动。明末清初、三藩之乱和改土归流时期双方博弈不断,精彩纷呈,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中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互动时期。究其原因,在于双方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的对立。初时双方建立了一种名义上的、松散的政治联系,经过战争和和平时期的碰撞与交流,彼此联系越加紧密,这种松散的政治联系转变为紧密的隶属关系,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终目标。从经济方面来看,二者有明显的互通。一方面表现在,朝贡和赋税是中央王朝明文规定鄂西土司应尽的义务,这维持了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联系,而鄂西土司亦可借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提升自身在辖区的威望。另一方面表现在,鄂西土司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和中央王朝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共同发展、互相影响。众所周知,落后的经济形态必然被时代淘汰,在中央王朝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不断影响和渗透下,鄂西土司的经济形态逐渐向其过渡,最终与之融为一体。从文化方面来看,双方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的态势进行交流和碰撞。中央王朝力图通过学校教育和为土司特设的义学对鄂西土司进行汉文化教育,培养他们忠君爱国的思想,使之成为清朝统治下的顺民,而鄂西土司也希望借此机会,壮大自己,维护自己的特权。双方各有目的,最终殊途同归,彼此的联系越加紧密,为后来的改土归流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另外,战争也是文化的一种交流,只是采取的形式是暴力的。这种频繁的文化交流强化了双方的文化认同。但是,在这种双向交流过程中,汉文化乃主流文化,一直处于强势、领先地位,因此,鄂西土司的文化认同更为明显,体现了弱势民族对强势民族文化的主动适应及强势民族的文化移入。这种频繁的文化交流还对土司社会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清代是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不论双方关系如何,鄂西土司始终不曾真正脱离中央王朝的统治。双方的争斗只是国家内部争权夺利之争,大一统是双方的共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所有中华儿女必须坚持和维护的。

张凯,成臻铭^[4]（2020）在《土司承袭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以明代永顺“三州”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土司的承袭问题、土司政权的稳定传递以及中央王朝对土司政权的有效控制,均是土司制度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到承袭过程中,尽管制度上有着明确规定,但诸多土司并不会完全按照中央王朝的规章制度进行承袭。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某土司当时所面临的具体事件所迫,另一方面也与王朝国家和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有关。

雷宇,雷振扬^[5]（2019）在《土司制度历史价值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封建王朝在强调天下一统的同时,对民族地区"因俗而治",施行有别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元、明、清三朝在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在给予土司诸多特别权力和优待照顾的同时,通过授职、承袭、升降、奖罚、纳贡、征调、卫所等进行御控。这种治理制度与措施,体现了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和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尊重与包容,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增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拉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价值,构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渊源。

陈燕^[6]（2019）在《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学不仅关乎过去,亦关联现在。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相承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历史中国贡献给人类的宝贵遗产。迁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常见现象,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迁徙活动直接影响到近现代我国民族的形成和人口的地理分布。哈尼族先民历史迁徙是我国民族迁徙的一个组成部分,造就了哈尼族今天的分布格局和众多支系。本研究以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格局视野,借助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和历史层次分解方法,参照斯科特的“逃避统治”观点,运用历史文献、哈尼族口述史、田野调查等资料,以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关系为切入点,以边缘族群与自然地理关系、边缘族群与其他族群关系为补充,尝试从多维视角分析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历史,探寻其迁徙的动因、特点、影响及内中的各种微妙关系。元代,云南重新回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统治秩序之内。明代,通过明王朝的锐意经营,云南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结构出现历史性转折,汉族成为云南主体民族。清代,清王朝基于前朝基础全面推进对云南的开发,从腹地到边疆,云南内地化程度前所未有提高。清末,国际形势巨变,云南边疆危机出现。对哈尼族先民的统治与整合,元明清三朝一代比一代更为深入、强势,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一直处于中央王朝国家构建的“天下”图式之中。经过元明清时期的进一步迁徙,滇东北、川西南、六诏山地区已无哈尼族属,哈尼族先民的分布空间、分布重心向更低纬度、更暖气候地带倾斜,最终形成少部分散居于滇中北部、滇中、红河以东部分州县的山区,大部分聚居于云南南部,且延伸至境外的近现代宏观分布格局。短时段的“事件”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表层直接动因,中时段的“局势”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中层间接动因,长时段的“结构”——文化,才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深层动因。深层文化动因对表层直接动因、中层间接动因的牵制与影响,体现出哈尼民族在形成与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具有鲜明特点。第一,总体方向的自北而南与局部的复杂无常。第二,在平坝、山地间游走到最终定居山区。第三,向边地迁徙。第四,向同族聚居区迁徙。第五,大规模举族迁徙与部分零星迁徙并存。第六,长距离迁徙与短距离渐进式、节点状迁徙同在。上述迁徙特点的形成,与地理、气候、民族、国家等自然环境因素、社会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所涉关系复杂,影响深远。迁徙导致哈尼分布空间变化,社会政治制度变迁,支系众多,习俗有异。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中,有民族迁徙齿轮效应,有矛盾争斗,有相互依赖,但最终演变为和谐共生的垂直民族分布带。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迁徙导致哈尼族先民地理分布、社会文化的国家边缘化。但逃避国家的统治并非其迁徙和边缘化的动机,哈尼传统习惯与国家统治之间的文化冲突才是真正的内在根源。在王朝国家与边缘族群的相互形塑中,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及各民族共生死存亡、共命运荣辱的历史经历中,哈尼族先民的国家认同意识逐渐成形,哈尼族最终成长为中国西南边陲守护国家疆界、抵御外敌入侵的一道坚实屏障。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仅体现出哈尼族先民对居住空间选择与建构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从边缘族群镜面映照出王朝国家对边缘族群的形塑与凝聚,以及边缘族群对王朝国家的策略与认同,有助于从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好地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和“多元一统”民族格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邹念琴^[7]（2019）在《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的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泰—傣族群是滇藏缅印交角区的重要族群之一,它历经源远流长的历史演变,逐渐繁衍生息,在历史长河中与周围的族群进行交流和融合,渐次分化和演化,最终形成了跨居中缅印三国,且在该区分布最为广泛的民族群体。历史上泰—傣族群曾一度在该区域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或独立的王国,对该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由于中缅印王朝国家的角逐与经营,原本一体的族群逐渐向“汉化”、“缅化”和“印度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当今意义上同源异流的跨境民族群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在印度东北部、缅甸和中国的殖民入侵与统治,泰—傣族群住居区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体制,从族群关系到社会文化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其族际关系表现出分化、涵化与聚合的特征。本文力图将该地区泰—傣族群纳入长时段和小尺度的地域空间进行考察,对泰—傣族群在滇藏缅印交角区的迁徙流动和分化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和探讨。全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中心内容进行研究:第一,以傣—掸族群的本土文献、民间传说和史志资料为基础,对公元6世纪至18世纪间傣—掸族群在滇缅交角区的迁徙流动和族际关系进行论述,重点阐述古代历史上中缅王朝国家和地方势力在傣—掸族群聚居区的治乱兴衰,傣—掸族群由同属中国地方势力或中央王朝控制的同源族群,逐渐分化演变为分属于中缅两国中央王朝管控下的跨境民族群体。第二,从长时段和小尺度地域空间的多方位角度入手,对阿洪姆人于13世纪从中国云南德宏地区辗转西迁至印度东北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流域,并建立阿洪姆王国的历史进程进行具体阐述。通过对相关史实和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勾勒出阿洪姆人在与周围族群历经长时段的交流互动中,与滇缅交角区傣—掸族群渐而疏远、分异的历史大变局。第三,阐述在近代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驱动下,泰—傣族群民族意识觉醒对其族群聚合的影响;探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边界形成和外来族群强势涌入滇藏缅印交角地区,泰—傣族群渐而分化与涵化,最终形成跨居中缅印三国的跨境民族衍生演化形态。在此基础上,又在滇藏缅印交角区联动视域下,对交角地区泰—傣族群互动关系的整体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分析其历经长时段的交流互动中所积淀下的共同文化基因对当今中缅印“亲诚互惠”关系建构的推动力量和阻碍因素。

自昕敏^[8]（2019）在《近代凉山夷务中的坐质现象研究》文中指出凉山地区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自秦汉以来便与中原王朝有着紧密的联系。近代以来,随着凉山黑彝家支势力快速发展,凉山地区出现严重的彝汉冲突。面对严重的“夷患”,近代凉山地区的统治者沿用封土司土官的羁縻统治策略以外,实行包山保路的政策,以减轻彝人对汉区的侵扰。彝人叛服无常,于是政府在进兵剿平之后,要求投诚的黑彝家支坐质换班。坐质现象初见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坐质彝人监禁在各地夷卡,若彝支再有烧杀劫掠之事者,则惩罚坐质彝人,直至该彝支返还所劫,赔偿损失。论文将通过考察近代凉山夷务中坐质制现象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梳理坐质现象的结构和运行过程,分析坐质现象在夷务治理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探讨不同民族之间、民族和政府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落脚点所在。第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认识近代凉山地区的民族关系,结合凉山地区彝族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分析认为坐质现象在近代凉山夷务治理中出现,受到历史上的纳质制度的影响,又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第二部分,从坐质现象实施的主体、实施的对象、运行的过程以及坐质换班实施的依据等方面来全面分析坐质换班的结构和运行程序。第三部分,呈现坐质人员在夷卡坐质的形式和待遇,分析坐质换班从防止彝人反叛、防止反叛和教化彝人并重,最后以教化彝人为主要目的的功能演变,并呈现具体的坐质换班实践案例。第四部分,从夷务治理、坐质换班实施的主体和对象、凉山地方社会这三各方面分析坐质换班的作用和影响。最后,分析认为坐质换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彝汉冲突,促进地方社会安定,增进彝汉交流。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夷务问题。各民族之间建立长久稳定的互信关系应消除不同民族之间的偏见,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平等对待各民族。

袁丽华^[9]（2019）在《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跨境民族是与民族国家伴生的产物,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原本模糊的边缘被主权国家清晰的国界所代替,于是,原本同源的民族被国界线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形成跨境民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与地理边界一致的心理边界、塑造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势必要面对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分别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及中缅德昂族对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回应为基本思路,试图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进行专门探讨。除导论与结语外,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德昂族发展演变与跨境民族的形成进行梳理。“德昂”作为一个专有的称呼首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在此之前,德昂族的历史与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杂糅在一起,其所居住的区域历来多民族杂居,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并趋同的现象,这造成德昂族的历史演化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和复杂性,而且,由于传统文献中德昂族的族源、祖属、历史演化传承关系记载的匮乏,我们只能借助少量史料和德昂族的神话传说、古歌古调来探索德昂族的历史源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德昂族在传统史籍中的模糊性,为当今德昂族知识精英“传统的发明”、历史叙述的展开提供了多元性的基础。德昂族长期处于中国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之下。1960年中缅边界勘定完成后,有形的国界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因此,对于中国德昂族而言,王朝国家对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进行的持续并逐步深入的经略与浸润是德昂族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历史基础,其王朝国家意识的构建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其经营及互动的结果。而对于缅甸德昂族来说,要将本民族历史纳入到缅甸历史的框架中,建构起对缅甸国家的认同观念,则要困难得多。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在王朝国家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对德昂族进行持续不断的历史书写与直接或间接的治理,对德昂族先民的王朝国家意识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确立德昂族在国家中的正式成员地位之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历史书写更加细致深入,使德昂族产生了对国家的认同,并影响了德昂族的集体记忆,也促发德昂族自下而上地建构历史叙述,形成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回应。这反映在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的具体文本中,如《滚思艾、妈阿嘎》中太阳爸爸和青龙妈妈的故事、葫芦起源传说中与汉族兄弟关系的描述等构成了德昂族的历史记忆,它建立起华夏各民族的根基性感情,成为中国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基础;通过确立德昂族与历史上“金齿国”的关联,构建德昂族与历史上其他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从而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华夏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塑造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德昂族浇花节的设立则是属于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其固然有加强族群认同与经济利益的考量,但通过这种差异性历史记忆的叙述和书写,也凸显了跨境德昂族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开始强调心理边界,以及对国家叙述的主动回应。通过对历史叙述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建构对国家的认同。第三章主要探讨缅甸民族国家进程中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缅甸自独立以后一直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作为绝对主权的体现,缅甸国家的统治权力势必建立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显示国家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缅甸境内的德昂族为了表现“政治忠诚”,也需要自下而上地建构起与现代统属关系相适应的历史表述,来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通过建构与缅甸的历史关联,在缅甸的历史中找到归属感,重塑对缅甸的国家意识。其次,在文字创制时,最终以缅甸语文字的声母与韵母组合,拼制而成德昂文字,建立与缅甸国家的文化关联;最后,割裂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建构起与缅甸国家共同的历史纽带。但是,由于缅甸王朝国家时期并未对德昂族进行有效的治理,缅甸德昂族与所在国缅甸的历史关联要弱于中国,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受到缅甸自上而下国家历史书写的影响,在其具体历史叙述的内容上表现出对缅甸国家历史自下而上的回应,主动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缅甸国家历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缅甸民族整合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缅甸在历史叙述中未能完全割裂历史上与中国的纽带,表现出了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策略不一致的历史叙述话语。第四章对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考察,我们发现中缅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既有共性也有不同。从共性上来说,二者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通过回溯性的历史叙述凸显各自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构建中缅德昂族在各自国家历史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蜕变。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德昂族对于中国历史认同构建的历史过程是基于历史上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逐步深化的经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由上而下的“持续不断地典范历史的书写”。因此,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呈现的是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现实指向性的结合。而缅甸德昂族则与中国德昂族不一样。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现实指向性全面压倒了历史的客观性,“现在中心观”对其历史叙述有着强烈影响。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体现出“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综上,跨境民族是两国或多国之间边界逐渐明晰化与法理化的结果,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作为跨境民族的中缅德昂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其历史叙述和文化建构却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通过历史文化认同构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为他们选择所属国的国家认同服务的。

石芳穗^[10]（2018）在《家计、国家与市场：尾村经济生活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试图在历史社会学的视域下,通过对一个西南边疆汉彝杂区（尾村）具体经济行为和相关实践的考察,阐述经济生活由传统时期的家计经济发展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再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以此变迁逻辑解释国家对社会变迁的意义。在上世纪40年代的“魁阁”研究中,李有义先生已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全面的分析呈现了这个传统汉彝杂区在经济生活方面较为完整的图景。李有义先生通过调查发现传统尾村自给自足的经济正在崩溃的程序当中,本研究以李有义先生的研究为出发点,从其笔下土地租佃、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行为延展,探寻尾村经济生活变迁的前因后果,目的不仅在于呈现历史中少数民族村落经济生活的线性演进之路,更试图找出这一变迁的内在逻辑,藉由经济生活发现社会、国家和市场的内在互动。本研究对核心的经济生活变迁问题之回应将沿着时间的线索展开,由此呈现线性变迁的脉络,并对其中纵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针对不同历史阶段即传统时期（明清至民初）、民族国家建设时期（民末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前30年）和市场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生活聚焦于不同侧面,以“家计—国家—市场”的分析逻辑进行阐述。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除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等固定互动行为,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的文化、统治、技术和社会关系等系列实践;家计、国家和市场这三个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也并不是完全割裂于上述不同历史时期,三者在每一时期有不同意涵,它们作用于尾村这个汉彝杂区村落的经济生活,尾村也在日常的劳作中作出回应。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生活也传达着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在阐释过程中尝试兼顾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呈现经济生活的变迁过程。

二、论羁縻政策土司制度下水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羁縻政策土司制度下水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时期慈利地区土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土司承袭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以明代永顺“三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的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凉山夷务中的坐质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家计、国家与市场：尾村经济生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羁縻政策土司制度下水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川黔交界地区“投夷”现象研究[D]. 胡超.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2]明清时期慈利地区土司研究[D]. 杜靖. 吉首大学, 2020(03)
• [3]清代鄂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研究[D]. 庹小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土司承袭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以明代永顺“三州”为例[J]. 张凯,成臻铭. 青海民族研究, 2020(01)
• [5]土司制度历史价值探析[J]. 雷宇,雷振扬. 广西民族研究, 2019(04)
• [6]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D]. 陈燕. 云南大学, 2019(09)
• [7]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的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研究[D]. 邹念琴.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近代凉山夷务中的坐质现象研究[D]. 自昕敏. 云南大学, 2019(03)
• [9]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D]. 袁丽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家计、国家与市场：尾村经济生活变迁研究[D]. 石芳穗. 云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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