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起先生的自由观

一、论冯契先生的自由观（论文文献综述）

朱承^[1]（2021）在《智慧何以自由——来自冯契的回答》文中指出智慧可以使人实现自由。在冯契哲学里,围绕智慧何以自由的问题,有三个理解维度:一是人对于宇宙人生终极性的认知和理解,能够使人超越自我的有限性,体验到自我与世界的统一,从而实现自由;二是人通过德性的自我确证,在社会生活中自主运用自觉的理性,从而将德性贯彻到自己的精神生活中,证成自由的人格;三是人凭借人性能力去改造自然,从而使理论智慧转化为美的创造、理想转变为现实,因而也是自由境界的实现。冯契对"智慧何以自由"问题的理解,对于深入把握人类认知活动、伦理活动、创造活动的终极性价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景晓丽^[2]（2021）在《冯契的社会理想思想及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韩旭,臧宏^[3]（2020）在《冯契人学自由观研究——臧宏教授访谈录》文中指出哲学之缘促使冯契与臧宏两位哲学家走到了一起。他们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以及儒道佛原典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并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和"亦师亦友"的人生知己。正因为如此,本次访谈主要是以臧宏教授对冯契先生思想的研究为契合点,紧紧围绕冯契人学自由观的形成、其认识论前提、其与智慧的关系以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学说为逻辑脉络,进行阐发,以多维度探寻冯先生的人学自由观中的智慧之光。

张灵馨^[4]（2020）在《冯契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冯契作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建构了自身的“智慧说”体系,对中国哲学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冯契自觉地将对美的问题的思考纳入其中,美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他追求自由、通往“智慧”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冯契的美学理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相关,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如果不了解他的“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看待他美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冯契论“美”与他的“智慧说”相关,“智慧说”是他哲学乃至对美学问题思考的基础。冯契对真善美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的探讨,重点关注了美与自由和理想之间的关系。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他抓住了“言志说”与“意境”理论两条线索,将这两者看作是中国传统抒情艺术的代表,在与西方注重造型艺术的对比中,突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对“言志说”与“意境”理论的阐发中,他将“言志说”与理想论相结合,强调艺术要为人生服务,既要表现个人理想、社会理想,又要表现艺术理想。他将“意境”看作是超越形式之上的境界和感受,以此来突出中国美学的特色。在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中,冯契对中国近代美学发展过程中的外缘与内因进行了分析,关注了近现代美学家如王国维、朱光潜、鲁迅、宗白华等人对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同时,关注了近代艺术革命的问题。他不仅自身有对美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早年也亲自进行过一些文艺创作,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所从事的相关美学工作也推动了相关美学教育的发展。总体而言,冯契对美学问题的关注拓宽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也为美学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他提出的审美理想对于完善自由人格、推动美育发展、提高人生境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刘小波^[5]（2019）在《冯契人生哲学研究》文中认为冯契,我国现当代着名的哲学家之一。冯契会通古今,比较中西,融合了中、西、马三种哲学传统,创建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人生哲学则是冯契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冯契的人生经历、主要着述、思想渊源、人生观、价值观、自由观、广义认识论和转识成智等方面,对其人生哲学进了分析、研究。冯契的人生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成果,对自己人生经历和人生最高理想的总结。真、善、美一直是中外思想家们追求的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冯契对这组价值范畴也作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总结出人类最终要获得自由,就是要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冯契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建立在其“智慧说”哲学体系之上,是从智慧出发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继承和创新。冯契接续了近代中国培育“新人”的人格理想,主张主体通过转识成智,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实现自由德性。冯契理想人格的实现注重人的实践性、主体性和个体性,主张自愿原则,要求是自觉与自愿的结合。冯契的平民化自由人格学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肯定了人性能够实现完满的发展,充分的关注到了人的社会性特征,并认为人性本源上是善的。在自由人格的实现方法上,冯契主张化理论为德性,人在自由劳动中获得自由意识,从而成就了自由德性,同时还要注重实践与教育相结合,个人努力与集体帮助相结合。

李妮娜^[6]（2018）在《转变中的“自我”-中国现代自我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要理解当下的自我观念,其独立性、个体性等特质及其现实反映如自由、平等的权利保障,多样化的个性发展途径等,需要追溯到其形成的价值起源,才是可能的。本论文所要考察的中国现代自我观念,即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发生的自我观念的变革,正是当代自我观念得以可能的历史前提。现代自我观念的变革在整体上表现为对前现代自我观念的反叛,自我理想从根植于天命的纯粹道德化身的圣人转向平民化的独立自由人格。同时,以对科学、民主等现代价值与秩序的共同肯定为前提,现代自我观念的总体性特征呈现为对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德性、知性、个性与权利相统一的主体的追求。由此,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现代的自我观念不仅体现了自我解放的意识,更极大地拓展了古代自我的主体性范围,古代儒家道德自我的单一化趋向与道家个体性自我的消极意味皆得以克服。本文所论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既体现出对如上现代自我价值的一致追求,又因对中西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路径的不同理解,而在自我观念上呈现出价值排序上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在对古代自我之奴役状态的批判中,强调现代自我之独立自由与个性发展的优先性,其对于“群”的界定亦以个体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个性、知性与权利主体亦给予了“用”的层面上的肯定,以作为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回应。但他们更试图重建传统的道德自我与伦理社会,并认为这对于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与法治社会是一种超越。两派思想家的自我观念自然也有着内部的差异或不同的面向。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梁启超的“自我”观念,具有“小我”与“大我”的二重性并充分体现出二者之间的紧张。胡适是“五四”时代最具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并强调民主制度与科学的思想方法对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的意义。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熊十力与梁漱溟对于道德自我与伦理自我的重建有着不同的侧重。熊十力以“本心”的本体论地位与德性的优先性为前提,来建立德性、知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现代主体。梁漱溟以“理性”亦即“无私的情感”作为重建伦理自我的基础,主张现代伦理自我与社会的重建应在发扬传统理性精神的基础上侧重于个性自我与“互以对方为重”的群己关系的建立,从而超越西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对峙。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成就自由人格为旨趣。他对“自我”进行了概念化的提炼,并以天人、理欲、群己等哲学范畴来考察古代的“成人之道”,进而考察近代自我观念的变革历程。在其对近代自我观念的反思与总结中,亦生发出对自我理想的新建构与对自我实现途径的新探索。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方才普遍觉醒的“自我”在观念形态上的发育并不充分,但现代自我观念的建构过程始终体现出对西方“自我经验”的学习与超越（或反省）的双重趋向。处于不断转化与建构中的当代自我观念应是对现代遗产的继承与超越,而这一过程本身亦证明了现代自我观念的历史地位、积极意义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胡振平^[7]（2016）在《反思推动理论创新——以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贡献为例》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理论创新,其关键在于反思,即对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对于固有理论中的矛盾的反思。冯契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通过反思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一,突破了传统的认识体系,提出了广义认识论,并且形成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融通的新哲学体系;其二,突破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将人的自由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并对中西自由观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其三,形成了通向自由之路的方法和人格培养理论,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其四,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左"的错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度阐发了当今中国"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他的理论创新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证明了反思的极端重要性。

蔡志栋^[8]（2016）在《中国现代自由三义——一个导论》文中提出自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戊戌时期起,历经五四运动,直至当下,各大社会思潮都对之有所述说。我们把自由的主线理解为主体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和主体（人）都从本然的状态改变为应然状态,也就是自由的状态。为了成功地做到"两个改变",需要认识论、方法论的辅助和政治哲学的辅助。以此为背景,自由呈现为认识自由、政治自由以及人格自由。而在论述策略上,我们将观念、概念、范畴的研究转化为对于问题、次一级的概念和组成环节的研究。同时我们发现中国现代自由观是多元化、多层次的。诠释自由从来不是自由主义的专利。

鲍文欣^[9]（2016）在《道与史：现代中国“进步”观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从“道”与“史”的各自内涵及其互动关系之现代转化的角度,来理解“进步”观念在中国的内部起源。传统“道”论可以区分为在“天道”层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合理性解释功能,和在“人道”层面“乾健坤顺”的道德一元论的规范性论证功能。这两种功能在解释循环论历史时存在着不协调：一方面,治乱循环是“天道”的顺畅表现,另一方面,“乱世”正是“人道”的缺乏。笔者将此种不协调现象称为“历史学断裂”。由此而来的“弥合断裂”意识,我认为是比墨子刻所描述的宋儒“摆脱困境”意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传统哲学中的历史学思辨（本文主要论及了汉代公羊学、程朱理学、船山哲学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试图“弥合断裂”的努力,但由于“道”的基本预设和王朝循环的社会史事实,这些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进步”是从西方外来的新观念,但从传统内部来看,“进步”观念在中国的兴起也可以被理解为“弥合断裂”的最终成功,“道”与“史”之间的密切联系最终被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道的历史化”,“天道”本身被解释成进步的,进步的历史成为此种进步“天道”的完美表现,并且不再与“人道”的规范性原则相违背。其次是“历史的道化”,历史承担了“人道”的规范论证功能,中国人在“进步”的名义下反叛传统道德的同时,一种围绕历史来重建道德与意义的思维方式也诞生了。主要根据“道的历史化”,亦即“天道”观本身的变化和“天道”对“历史”的论证形式之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将中国现代“进步”观念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进化论阶段（从太平天国到《天演论》出版）,进化论阶段（从《天演论》出版到“科玄论战”）和体系化哲学阶段（从“科玄论战”到冯友兰写定“贞元六书”）。在前进化论阶段,历史观领域中实际上的“进步”观念已经出现,一些在“进步”预设下才会出现的现代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在“道”与“史”之间还没有发生密切的论证关联,人们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来论证进步历史的合理性。在进化论阶段,传统“天道”转化为进化之“道”,“道”与“史”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论证关联,主导性的思维方式是“推进化以明进步”。此时流行的进化论可以细分为机械进化论和意志进化论,此种区分也大致显示了现代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从总体上看,相较于意志进化论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崇尚科学理性的机械进化论在这一阶段更具优势,自然科学所描述的进化过程取代了传统天道,提供了在知识、道德、社会组织等领域再造中国的新真理。在体系化哲学阶段,进化论阶段的科学主义倾向得到了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进步”本身的质疑和“道”“史”关系的淡化。相反,三四十年代的体系化哲学无一例外都赋予了自己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以“进步”的性质,都可以被理解为对何以与如何进步所作出的哲学方案。对“进步”的论证上升到了经过认识论质询的本体论的高度。在这一历程中,围绕“进步”观念主要展开了三个理论问题：历史哲学层面的决定论与意志论之关系问题,文化哲学层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问题,和存在论层面的终极关怀问题或谓人的自由问题。三者之间虽无严格的逻辑推论关系,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演化秩序。外来普遍历史理论的进入首先激发了历史哲学的思辨兴趣,此后,人们意识到了这种新历史理论的西方性,文化哲学的问题凸显出来。其后的继续深化使这种普遍历史理论改变了存在论的背景,如何在新的存在论背景下获得自由便成为一定时期内的中心问题。在进化论阶段和体系哲学阶段,这三个问题分别依次出现,形成了两个近似的圆圈。在进化论阶段,严复和章太炎首先讨论了历史哲学问题,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凸显了文化哲学问题,科玄论战则触及到了存在论问题。在体系哲学阶段,主要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反对者那里,历史哲学问题得到了深入讨论,社会史论战凸显了文化哲学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较好的总结。以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讨论了在进步的道体观下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这一问题在90年代的冯契先生那里得到了较好的总结。中国思想家在回答上述问题时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历史哲学上对历史规律的辩证理解,文化哲学上融合中西、创造新文明的气魄和存在论问题上对在现实历史中实现“自由”之可能性的肯定。贯穿其中的,则是在“天-人”关系思维上的古今之变：从天人之间“形而上学的同一”到天人“辩证法的互动”的转变。

杨国荣,童世骏,赵修义,陈卫平,王路,郁振华^[10]（2016）在《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该问题在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冯契的"智慧说"是在哲学层面上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成果。在"智慧说"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构成了哲学思考的背景,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哲学内涵的问题。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既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也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冯契"有根"的价值论,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经济问题,而且以独特的哲学体系,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从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到后来的哲学书写,特别是晚年的体系建构,体现了其对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和自由人格的追求;就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看,冯契与其师金岳霖之间是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关系。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会通和融入世界哲学,是冯契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期望,相应地,在近二十年来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冯契思想的研究也应该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二、论冯契先生的自由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冯契先生的自由观（论文提纲范文）

（1）智慧何以自由——来自冯契的回答（论文提纲范文）

（3）冯契人学自由观研究——臧宏教授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4）冯契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冯契人生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转变中的“自我”-中国现代自我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反思推动理论创新——以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贡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现代自由三义——一个导论（论文提纲范文）

（9）道与史：现代中国“进步”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冯契先生的自由观（论文参考文献）

• [1]智慧何以自由——来自冯契的回答[J]. 朱承. 哲学动态, 2021(07)
• [2]冯契的社会理想思想及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D]. 景晓丽. 太原理工大学, 2021
• [3]冯契人学自由观研究——臧宏教授访谈录[J]. 韩旭,臧宏. 思想与文化, 2020(01)
• [4]冯契美学思想研究[D]. 张灵馨.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冯契人生哲学研究[D]. 刘小波.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6]转变中的“自我”-中国现代自我观念研究[D]. 李妮娜.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反思推动理论创新——以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贡献为例[J]. 胡振平.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06)
• [8]中国现代自由三义——一个导论[J]. 蔡志栋.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
• [9]道与史：现代中国“进步”观念研究[D]. 鲍文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10]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J]. 杨国荣,童世骏,赵修义,陈卫平,王路,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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