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陈独秀晚年与中国共产党的最后绝交（论文文献综述）
杨丽[1]（2020）在《毛泽东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观点、精神意志、情感态度、人格力量等综合因素的表征。基于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他们主动担负时代使命,通过不断学习阅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形成了以担当精神、革命精神、斗争精神、批判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精神。它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奋斗历程的精神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那个时代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遗产;不仅是20世纪的时代精神代表,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精神标识;不仅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中国国民的精神面貌,而且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继续前行的精神动力。党和人民从未忘记弘扬毛泽东精神,弘扬毛泽东精神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由于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足以充分展示毛泽东丰富的精神遗产,同时,它们在研究中出现瓶颈亟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就为毛泽东精神研究提供了出场条件。正是由于这样的出场方式,使得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毛泽东精神正逐步成为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因此,进一步研究、整合、弘扬和传承毛泽东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毛泽东精神研究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毛泽东研究,勾勒毛泽东完整肖像,为回击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局势,加强毛泽东精神研究,对于推进兴国、兴党、兴军、兴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对毛泽东精神相关内容进行研究。第一章主要包含绪论、研究意义、难点问题等;第二章主要以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为突破口,在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述过程中试图找出毛泽东精神的归属和内涵;第三章分析毛泽东精神的形成条件;第四章详细分析毛泽东精神的主要内容;第五章阐释毛泽东精神的当代价值。
夏理想[2]（2020）在《何键的抗战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何键是湖南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从1929年任职湖南省主席到1937年调任内政部长,其前后统治湖南长达九年时间,是民国建立以后统治湖南时间最久的地方官员。在何键主政期间,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为防患未然,他还在湖南实施了很多战备措施,为后来湖南地区的抗战奠定了基础。文中第一部分是介绍何键抗战思想形成时的国内外背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法西斯势力暗潮涌动,搅得各国政治动荡不安。日本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控制了国家政权以后,为了摆脱本国危机,加快实施了其武力侵华的政策。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抗日情绪,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对日作战。而此时何键统治的湖南地区也受到了抗日思潮的影响,加之何键本人又深受传统民族思想中的夷夏观念和公忠体国思想影响,使他很早便明确提出了武力抗日的主张;第二部分是对何键抗战思想中的备战内容进行叙述。1934年红军战略转移后,何键便将工作重心放在湖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他还实施了大量地战备建设工作,包括物资储备、军事动员、通讯交通等。这些应对措施后来为湖南地区的抗战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是对何键提出的作战方略进行论述。何键分析认为,日本强而小,中国弱而大,中国是自战其地,日本则是孤军深入。所以中国的应采取持久作战、全民作战的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夺取最后胜利。但何键同时强调,军事上的胜利不是抗战的根本目的,通过在抗战建设强有力地中央政府,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才是此次抗战的最终目的;第四部分是对何键的抗战思想进行评析。通过对何键的抗战思想探究。发现何键的抗战思想尽管内容涉及广泛,包含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等多个方面。但其思想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受到传统经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抗战思想当中存在严重的守旧复古、片面抗战、政治投机等问题。但瑕不掩瑜,何键抗战思想中的很多主张,如在内政方面推行基层自治、农村合作社、移风易俗、发展教育等;对外方面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宣传传统文化、加强国际合作等,现在来看依旧具有重要意义。
王永坚[3]（2019）在《出入皆桐城：陈独秀与桐城派的文化因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独秀是新派阵营的领袖,桐城派是清代文坛的盟主。分属不同阵营的陈独秀与桐城派因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的差异,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然而,矛盾对立的双方却有着交流融合的经历,陈独秀与桐城派又有着复杂的情感。本文通过阐述陈独秀与桐城派交往的事实及言行,分析陈独秀与桐城派之间复杂的关系与情感。结合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明晰陈独秀的文化心理与心路历程。文章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陈独秀的学术渊源。这一章包括陈独秀的生长环境、科举与桐城派的关系、他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这些都是陈独秀学术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章主要叙述陈独秀“得桐城之助”。以房秩五、李光炯与马其昶等人为切入点,进行个案研究。结合陈独秀当时的身份与事业,分析桐城派门人为何给陈独秀提供帮助,以及“得桐城之助”的深层内涵。第三章主要阐释陈独秀与桐城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争斗。第一节主要分析陈独秀履历为何失实与履历失实带来的效果。“虚造”的履历使陈独秀顺利进入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改造了北大的风气。更为重要的是,为日后与桐城派斗争找到了阵地与帮手。第二节阐释陈独秀为何将桐城派设为攻打目标以及如何步步为营地瓦解桐城派。陈独秀推崇新文化与新文学,桐城派因不合于时自然堕入了被扫荡的境地。陈独秀“出乎桐城”,受桐城家法训练,更容易抓住桐城派的弊病。以此制定策略,对桐城派发起攻势。第四章以陈独秀的晚年言行为研究对象。本章将陈独秀的晚年分为南京狱中与退守江津两个部分,以陈独秀的文化行为、创作旧诗、怀念桐城故旧为行文脉络,探究陈独秀逐渐回归传统文化与桐城派的文化心理。结语部分是对陈独秀的学术渊源、得桐城之助、与桐城派争锋相对及回归桐城等文化活动的小结,阐释陈独秀与桐城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情感,明晰陈独秀不断变化的文化心理。最后以陈独秀与桐城派分别代表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引出话题,如今文化教育可以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现代价值。
段训臻[4]（2019）在《《工人之路》对省港大罢工的舆论宣传（1925-1926年）》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笼罩中华大地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轰然倒塌,代之以社会矛盾更为突出的中华民国。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给古老的农业国家注入了工业的血液,同时也在剥削着苦难劳动者的膏血。综观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展进程,“罢工”一词频繁闪现于各大报端。广大工人阶级以仅有的斗争方式,为抗议资方不合理的待遇制度,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抗争。发轫于1925年6月,结束于1926年10月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乃至世界罢工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关于此次运动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但学界对于中共在此期间主办报纸的相关研究,却多有忽视。事实上,《工人之路》这一中共早期舆论喉舌的重要性不亚于省港大罢工本身。透过《工人之路》这张报纸,全景式展现省港大罢工的起承转合,进而分析其对于罢工舆论的宣传与动员,为笔者论证中共早期革命舆论宣传的实效性,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本文首先从省港大罢工爆发前的历史背景入手,分析《工人之路》诞生的原因,介绍其基本情况,并与同时代其他报刊进行比较,探讨《工人之路》的受众群体及其舆论影响力,分析《工人之路》在罢工群众间广受欢迎的原因;其次,对《工人之路》在省港罢工运动爆发前后的跟进报道进行梳理,突出其在消息跟进方面的迅速性以及对罢工工人群体的人文关怀。继而探究《工人之路》的宣传方式及政策拥护:包括教导罢工工人如何进行有效抗争、鼓吹工商联合及国民革命、揭露港英当局的阴谋举动等,并分析其成效如何;最后部分的重点在于整体审视这张报纸及这起运动,尝试总结时人对于省港罢工运动的看法,并提出《工人之路》在报道在思想性方面严重欠缺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刘莎[5]（2019）在《周佛海的早期活动及思想》文中提出周佛海是20世纪中国左右近代言论界和政界的风云人物。但是,既往学界对周佛海的研究和评价大多停留在汉奸身份这一层面上,评判也过于简单,泛论缺乏实证。鉴于此,本文将周佛海早期的经历贯穿起来,从周佛海与近代思想界及政界的关系来切入,希望借此说明解释其是如何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又是如何离开社会主义阵营的,以求对该人物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全文分为五章,前一部分简要梳理他的家世与启蒙教育,以考察其早年思想的内在关联。第二部分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对周佛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历程进行探究。简言之,其早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897年到191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周佛海的少年时代,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早年不幸丧父,家道中落,先后在乡塾和新式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在师友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求学。第二阶段自东渡日本到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这一阶段,他利用很大一部分时间研究与介绍社会主义,一度成为《解放与改造》、《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的积极撰稿人,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同时,经张东荪推介,结识陈独秀,以留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与中共一大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第三阶段自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起到退出中共组织。这一阶段,他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研修经济学,加入孤军社。他的思想主要围绕马克思经济学说展开,对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从支持到犹疑的变化。归国后,应戴季陶之约,他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是年秋天,脱离中国共产党组织。日本留学八年的周佛海可称为“鼓吹社会主义的能手”。在此期间,他经历了人生的两大转折——参加中共一大以及退出中共。然而,这两大转折并非一时之想法促成。与其同辈的人一样,周佛海的思想在细微地转变,不断调整自己的主张与其所在的交际圈相适应。换言之,周佛海的交际圈也随着其思想的转变而有所变化。由此个案,我们可以对同时代一批知识青年的共同经历、思想状况及政治选择进行更深入一步的分析与思考。
王俏蕊[6]（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张一凡[7]（2018）在《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反贫困问题一直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陈独秀反贫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陈独秀反贫困理论,不仅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理论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现阶段我国的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经历了从萌芽、到形成再到逐渐深入的过程。陈独秀受到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其反贫困思想也开始萌芽。在东渡日本接触到西方新思想后,陈独秀的反贫困思想也不断深化。陈独秀的反贫困理论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正式形成,并在之后不断指导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成熟。陈独秀反贫困理论揭露了当时中国物质精神双重贫困的社会惨象,剖析了中国贫困问题的多重原因及根源,提出通过教育改造国民性,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实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等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陈独秀反贫困理论是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应用与发展,激起了人民改造国家的觉悟,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实践。启示当今我国的反贫困工作要重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要关注农民问题,加强农村领域的扶贫工作,同时还要建立健全扶贫机制,严打腐败贪污,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并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贫困道路。
李晓星[8]（2016）在《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文中认为党和国家这几年来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当前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探究的重要课题,安庆陈独秀纪念馆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又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其丰富的教育资源、管理模式和教育特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对当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安庆陈独秀纪念馆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方面进行研究,全文分为个四部分,第一章介绍陈独秀纪念馆的设立过程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首先诠释陈独秀跌宕起伏的人生。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党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等,这些足以说明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史上是抹不开的重要一笔。中国历代领导人对陈独秀较为公正的评价,是我国政治领域的重大进步,也是我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重要成果。陈独秀一生为革命奔波,居无定所,重庆、北京和安庆对陈独秀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三个地方,三个地方的陈独秀纪念馆各具特色,表现了不同的主题思想。安庆陈独秀纪念馆对当前思想领域出现的不良倾向具有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第二章主要从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建筑风格、馆内的工作分区特别对展览区做了重点介绍,既有对陈独秀人生中对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肯定,也有对陈独秀人生中出现的错误的中肯批评,让更多的人对安庆陈独秀纪念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第三章主要阐述安庆陈独秀纪念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包括党史教育资源、思想政治资源和人格教育资源等,这些资源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实现民众的文化自信、民族自尊和自豪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思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第四章指出安庆市陈独秀纪念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途径,了解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确立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挖掘陈独秀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坚持将陈独秀研究和研究成果教育相结合,在追求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效益”的基础上,提高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这是创新的学术研究思路和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正确思路。论文的第三、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
潘星[9]（2014）在《国共两党与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研究（1923-1929）》文中认为在192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由于自己的革命事业一再遭遇挫折,孙中山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的苏俄。在经过早期的接触以后,双方决定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之上展开合作。苏俄将国民党作为实现其远东战略棋盘上的一枚重要棋子,而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亦将苏俄视为其参与国内政治角逐的重要砝码。在苏俄的影响下,孙中山和国民党开始改变其对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的认识,“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苏式”概念工具开始在他本人脑海中和国民党内生根发芽。经过早期磨合之后,孙中山最终接受苏俄的提议——对国民党进行改组——通过改变党的组织体系和内外政策来实现党的新生。在经过党内的激烈的讨论与争执以后,国民党终于在1924年召开了自己的第一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实现了党的改组。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广州国民政府,并开始将自己对外政策付诸实践。以反帝废约为主要诉求,以民众运动为主要手段的革命外交由此诞生。国民党的改组是通过国共合作的形式来实现的。在1923-1927年国共合作的这段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项内外政策都深受中共的影响。为了将国民党推上彻底的革命道路,中共与国民党内的左派联合一起,对意图阻碍革命的右派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右派的对外主张偏向温和,大多反对坚决执行国民党一大所制定对外政策,而左派则以此为由对其施以攻击。党内斗争的结果,直接作用并体现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在广州国民政府最后的半年和武汉国民政府初期,中共与左派联合掌握政权,逐渐将革命外交推向高潮。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政府遂开始对原有革命外交政策进行调整。武汉政府实行战略退却,南京政府放弃反帝废约,实行反苏修约,激进的革命外交逐渐退潮。最终,宁汉合流的实现,使得激进的革命外交退出历史舞台。1928年济南事件的发生,让正在试图调整对外政策与西方重归于好的国民党遭受到严重考验。民众反日运动高潮迭起,由此导致革命外交又有重新再起之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中央试图疏导、控制民众激烈的反日情绪,但却遭遇党内反对派的阻击。由此导致党内当权派与在野派之间的斗争再次升温。外交问题与国民党的党内纠纷紧密的缠绕在一起,外交成为内争的工具,在这一时期得到鲜明体现。
苏育生[10]（2012）在《胡适与陈独秀》文中研究指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与胡适并肩作战,政治思想的分歧使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他们始终保持着朋友情谊。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又与胡适殊途同归。
二、关于陈独秀晚年与中国共产党的最后绝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陈独秀晚年与中国共产党的最后绝交（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毛泽东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 |
| 1.1.2 毛泽东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食粮 |
| 1.1.3 毛泽东精神成为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方向 |
| 1.1.4 毛泽东精神研究是时代的需求 |
| 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1 选题的目的 |
| 1.2.2 选题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文章创新之处、难点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毛泽东精神的定位 |
| 2.1 毛泽东精神的出场方式 |
| 2.1.1 毛泽东精神的现实意义凸显 |
| 2.1.2 毛泽东精神的政治文化价值日益凸显 |
| 2.1.3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
| 2.2 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
| 2.3 毛泽东与毛泽东精神 |
| 2.4 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 |
| 第三章 毛泽东精神的形成条件 |
| 3.1 毛泽东精神形成的时代条件 |
| 3.2 毛泽东精神形成的家庭条件 |
| 3.3 毛泽东精神形成的教育条件 |
| 3.4 毛泽东精神形成的组织条件 |
| 3.5 毛泽东精神形成的实践条件 |
| 第四章 毛泽东精神的主要内容 |
| 4.1 毛泽东的担当精神 |
| 4.1.1 乐于担当的意识 |
| 4.1.2 敢于担当的气魄 |
| 4.1.3 善于担当的能力 |
| 4.2 毛泽东的革命精神 |
| 4.2.1 崇高的革命理想 |
| 4.2.2 坚定的革命信念 |
| 4.2.3 坚决的革命决心 |
| 4.3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 |
| 4.3.1 敢于斗争 |
| 4.3.2 善于斗争 |
| 4.3.3 勇于胜利 |
| 4.4 毛泽东的批判精神 |
| 4.4.1 理论批判 |
| 4.4.2 实践批判 |
| 4.4.3 自我批判 |
| 第五章 毛泽东精神的当代价值 |
| 5.1 兴党需要弘扬毛泽东精神 |
| 5.2 兴国需要弘扬毛泽东精神 |
| 5.3 兴军需要弘扬毛泽东精神 |
| 5.4 兴民需要弘扬毛泽东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何键的抗战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何键抗战思想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国际背景 |
| 第二节 国内背景 |
| 第三节 何键的个人经历 |
| 第二章 何键抗战思想的备战方略 |
| 第一节 经济上的准备 |
| (一)振兴农村,确保粮食安全 |
| (二)广筹军资,保证军费支出 |
| 第二节 军事上的准备 |
| (一)整理军队,建设预备部队 |
| (二)办理民团,维护后方安定 |
| (三)巩固工事,筑牢心理国防 |
| (四)开办院校,培养军事人才 |
| 第三节 交通上的准备 |
| (一)建设水陆交通 |
| (二)架设通讯线路 |
| 第三章 何键抗战思想的作战方略 |
| 第一节 持久抗战思想 |
| (一)实行持久抗战的依据 |
| (二)持久抗战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全民抗战思想 |
| (一)建立人民武装 |
| (二)做好思想动员 |
| 第三节 抗战建国思想 |
| (一)整顿军事,筑牢抗战基础 |
| (二)革新行政,建立战时体制 |
| (三)推动民族复兴 |
| 第四章 何键的抗战思想评析 |
| 第一节 何键抗战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强调片面抗战 |
| (二)内容涉及广泛 |
| 第二节 何键抗战思想的价值和不足 |
| (一)何键抗战思想的价值 |
| (二)何键抗战思想的不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出入皆桐城：陈独秀与桐城派的文化因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的理论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事实的明确 |
| 三、本课题的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出于“桐城”——文化底蕴的养成 |
| 第一节 桐怀一家与科举仕进 |
| 一、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 |
| 二、桐城古文的科考优势 |
| 第二节 交游乡贤与亲近“桐城” |
| 一、得益桐城派,濡染“桐城”之学 |
| 二、受学金寿民,领略“桐城”家法 |
| 第二章 得桐城派之助——革命事业的推进 |
| 第一节 理念相通,合力办报 |
| 第二节 志同道合,共谋革命 |
| 第三节 乡情所系,营救出狱 |
| 第三章 与桐城派交锋——文学革命的策略与诉求 |
| 第一节 履历失实的“话外音” |
| 一、履历失实,有意为之 |
| 二、除旧布新,改造北大 |
| 第二节 角力桐城派的“潜台词” |
| 一、文白相争,桐城派成标靶 |
| 二、多管齐下,旧派处境艰难 |
| 三、激怒林纾,扞卫门派尊严 |
| 第四章 回归“桐城”——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召唤 |
| 第一节 重温传统：南京监狱里的文化转向 |
| 一、重拾旧学,感受传统魅力 |
| 二、重评孔子,奠定回归基础 |
| 三、再作旧诗,表露转变心态 |
| 第二节 以诗抒怀：退居江津的旧体诗创作 |
| 一、如今缘何作旧诗 |
| 二、诗歌犹有“桐城”气 |
| 第三节 叶落归根：晚年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 |
| 一、生前身后,方氏子弟勤奔走 |
| 二、故旧离世,“陈家小子”忆往昔 |
| 三、“彗星”坠落,“桐城”旧友寄哀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本人读研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
（4）《工人之路》对省港大罢工的舆论宣传（1925-1926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四、学术史回顾 |
| (一) 省港大罢工研究 |
| (二) 省港罢工相关人物研究 |
| (三) 《工人之路》研究 |
| 第一章 省港大罢工与《工人之路》 |
| 第一节 省港大罢工的背景 |
| 一、五卅惨案的影响 |
| 二、工人组织的成熟 |
| 三、劳资矛盾突出 |
| 第二节 《工人之路》的概况 |
| 一、组织隶属 |
| 二、经费来源 |
| 三、内容特色 |
| 小结 |
| 第二章 《工人之路》对省港大罢工的跟进与报道 |
| 第一节 罢工的酝酿与爆发 |
| 一、号召工人群众参与罢工 |
| 二、罢工运动的大规模爆发 |
| 三、追踪“沙基惨案”的事态发展 |
| 第二节 罢工新局面的形成 |
| 一、拥护国民政府及国共合作 |
| 二、关注对英交涉进展 |
| 三、报道各地援助罢工运动的消息 |
| 第三节 罢工运动的收束 |
| 一、国共双方对“中山舰事件”的反应 |
| 二、围绕中英二次谈判展开报道 |
| 三、对结束封锁的新政策进行澄清解释 |
| 小结 |
| 第三章 《工人之路》对罢工斗争策略的宣传 |
| 第一节 对罢工斗争方式的普及宣传 |
| 一、从反帝的角度宣传罢工的重要性 |
| 二、揭露港英当局破坏罢工的阴谋 |
| 三、报道罢工导致的香港衰落状况 |
| 第二节 对工商联合的政策进行宣传 |
| 第三节 渲染港英当局的负面形象 |
| 一、报道港英政府的对应策略 |
| 二、持续追踪粤税务司封关事件 |
| 小结 |
| 第四章 广州报界对罢工运动的审视与反思 |
| 第一节 阐述大罢工对国民革命的意义 |
| 第二节 汲取罢工运动的经验 |
| 第三节 反思罢工运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周佛海的早期活动及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第一章 早年岁月 |
| 第一节 家世与启蒙 |
| 第二节 接受新式教育 |
| 第三节 东渡日本 |
| 第二章 接触早期马克思主义 |
| 第一节 第一高等时代 |
| 第二节 改造经济组织与精神改造 |
| 第三节 创造“理想社会” |
| 第三章 周佛海与中共创建 |
| 第一节 引路人:张东荪 |
| 第二节 鹿儿岛高等中学时代 |
| 第三节 中共一大前后 |
| 第四章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推介 |
| 第一节 师友:河上肇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专注研究经济问题 |
| 第五章 脱离社会主义阵营 |
| 第一节 加入孤军社 |
| 第二节 投靠戴季陶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佛海专着目录 |
| 附录二 周佛海政论文章目录 |
| 致谢 |
（6）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7）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阐释 |
| 1.2.1 贫困概念 |
| 1.2.2 反贫困概念 |
| 1.2.3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 |
| 1.3 文献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难点 |
| 1.6 研究创新点 |
| 1.7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的形成 |
| 2.1 忧国忧民图改良——反贫困理论的萌芽 |
| 2.1.1 接受康梁维新思想 |
| 2.1.2 救亡图存志更坚 |
| 2.2 东渡日本受启发——反贫困理论的深化 |
| 2.2.1 接触西方新思想 |
| 2.2.2 反帝排满走向革命 |
| 2.2.3 领导发起思想革命 |
| 2.3 接受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 |
| 2.3.1 由知识分子转向劳苦大众 |
| 2.3.2 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 2.4 创建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的成熟 |
| 2.4.1 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
| 2.4.2 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 |
| 第三章 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1 揭露中国贫困落后的现象 |
| 3.1.1 贫民无衣无食,民不聊生 |
| 3.1.2 人民精神贫困,漠视国事 |
| 3.1.3 中国“乱而益贫、贫而益乱” |
| 3.2 剖析中国贫困多重原因 |
| 3.2.1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
| 3.2.2 官兵政客压榨民众 |
| 3.2.3 国人智识尚未开化 |
| 3.2.4 社会制度的不合理 |
| 3.3 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 |
| 3.3.1 精神立志改造国民性 |
| 3.3.2 教育“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 |
| 3.3.3 打倒帝国主义争夺主权 |
| 3.3.4 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改善不良政治 |
| 3.3.5 发展经济实业救国 |
| 3.3.6 走社会主义道路 |
| 3.3.7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管理中国 |
| 第四章 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的价值与启示 |
| 4.1 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4.1.1 激起人民改造国家的觉悟 |
| 4.1.2 指导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 |
| 4.1.3 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应用与发展 |
| 4.2 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的启示 |
| 4.2.1 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 4.2.2 关注农民问题,加强农村扶贫 |
| 4.2.3 建立健全扶贫机制,严打腐败贪污 |
| 4.2.4 “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 |
| 4.2.5 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 |
| 4.2.6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本课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本论文的创新 |
| (一)重点 |
| (二)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陈独秀纪念馆的设立过程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
| 一、陈独秀跌宕起伏的人生 |
| （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
| （二）党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 |
| 二、党的领导人对陈独秀的评价 |
| （一）毛泽东：陈独秀是有功劳的 |
| （二）邓小平：不搞阴谋诡计 |
| （三）胡耀邦：不能全盘否定 |
| （四）其它领导人对陈独秀的评价 |
| 三、陈独秀纪念馆设立的过程 |
| (一）重庆陈独秀纪念馆 |
| (二）北京陈独秀纪念馆 |
| (三）安庆陈独秀纪念馆 |
| 四、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
| （一）当前思想领域的不良倾向 |
| （二）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
| 第二章 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现状 |
| 一、纪念馆的整体设计风格 |
| （一）徽派风格 |
| （二）现代气息 |
| （三）历史元素 |
| （四）个性特征 |
| 二、纪念馆的空间布局 |
| （一）展览区 |
| （二）休息区 |
| （三）办公区 |
| 三、展览区的六大功能主题 |
| （一）英年志气 |
| （二）惊天动地 |
| （三）开天辟地 |
| （四）浩然正气 |
| （五）文人独秀 |
| （六）一代伟人 |
| 第三章 安庆陈独秀纪念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一、党史教育功能 |
| （一）建党的历史 |
| （二）统一战线的历史 |
| （三）党内民主的历史 |
| （四）党内斗争的历史 |
| （五）党员先进性的历史 |
| （六）独立自主的历史 |
| 二、国民性塑造功能 |
| （一）民主思想 |
| （二）科学思想 |
| （三）爱国思想 |
| （四）人权思想 |
| （五）自由思想 |
| （六）教育思想 |
| （七）人文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功能 |
| （一）崇高的理想 |
| （二）高尚的道德 |
| （三）坦荡的胸怀 |
| （四）坚定的立场 |
| （五）独立的精神 |
| （六）不懈的追求 |
| 第四章 安庆陈独秀纪念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途径 |
| 一、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
| （一）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二）尊重党史的基本结论 |
| （三）吸收中央的最新提法 |
| （四）融入的时代精神 |
| 二、挖掘陈独秀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 |
| （一）政治价值 |
| （二）经济价值 |
| （三）文化价值 |
| （四）社会价值 |
| 三、坚持陈独秀研究和研究成果教育相结合 |
| （一）提出陈独秀文化 |
| （二）凸现陈独秀的自由思想 |
| （三）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尊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 |
| （一）社会效益优先 |
| （二）兼顾经济效益 |
| （三）扩大其社会影响 |
| 五、提高纪念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
| （一）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
| （二）不断丰富展馆资源 |
| （三）运用新技术手段增强感染性 |
| （四）促进馆藏资源数字化和图像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硕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9）国共两党与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研究（1923-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引言 |
| 第一节：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基本思路与问题取向 |
| 第四节：史料运用 |
| 第二章：国民党与革命外交的兴起 |
| 第一节：国民党对于中外关系的新认识 |
| 孙中山的困境及其在对外问题上的省思 |
| 西方不亮,东方亮：孙中山与苏俄的接近 |
| 革命性的变革：国民党“一大”及其对外新政策 |
| 第二节：孙中山、国民党与反帝废约的兴起 |
| 孙中山的反帝废约呼吁与国民党内争论 |
| 商团叛乱与反帝废约的初步实践 |
| 孙中山北上与反帝废约观念的传播 |
| 第三节：从反帝废约到革命外交 |
| 与民众相结合：广州国民政府初期外交政策及实践 |
| 反革命外交与革命外交 |
| 小结 |
| 第三章：国共合作与革命外交的激进化 |
| 第一节：中共与国民党改组前后的对外政策及实践 |
| 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中共早期对中外关系的认识 |
| 中共对国民党对外政策的影响 |
| 中共与国民党对外政纲的初步实践 |
| 第二节：国共纷争的加剧与革命外交的激进化 |
| 中共与国民党对外政策的激进化 |
| 国共纷争的加剧与两条外交路线的竞争 |
| 第三节：中共、民众运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汉案”交涉 |
|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共的民众策略及成效 |
| “一.三惨案”的发生与中英双方的应对 |
| 民众问题与中英交涉 |
| 小结 |
| 第四章：国共分裂与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的调整 |
| 第一节：国共分裂与武汉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的调整 |
| 从革命外交到革命的退却 |
| 战略退却的失败与激进革命外交的终结 |
| 第二节：调和民族主义的新路线：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的背离 |
| 从反帝废约到反苏修约 |
| 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操控与约束 |
| 小结 |
| 第五章：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外交与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 |
| 第一节：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
| 疑虑重重与侥幸之心：蒋介石对济南事件的误判 |
| 有限让步,顶住日方武力威胁 |
| 利用分歧,以退为进,消极对抗 |
| 第二节：“济案”外交与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 |
| 国民党中央对待反日运动的态度 |
| “济案”外交与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关于陈独秀晚年与中国共产党的最后绝交（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杨丽. 西北大学, 2020(08)
- [2]何键的抗战思想研究[D]. 夏理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出入皆桐城：陈独秀与桐城派的文化因缘研究[D]. 王永坚.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4]《工人之路》对省港大罢工的舆论宣传（1925-1926年）[D]. 段训臻.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周佛海的早期活动及思想[D]. 刘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12)
- [6]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7]陈独秀反贫困理论研究[D]. 张一凡. 河北工业大学, 2018(06)
- [8]安庆陈独秀纪念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D]. 李晓星.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1)
- [9]国共两党与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研究（1923-1929）[D]. 潘星. 复旦大学, 2014(12)
- [10]胡适与陈独秀[J]. 苏育生.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