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台山研究会章程（论文文献综述）
姚路嘉[1]（2020）在《中国登山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登山是极具社会影响、经济价值与象征意义的一项体育运动。在中国,登山起源于远古先民“山岳有灵”观念下的为祭祀而登的祭山传统,此后又发展出为获得审美体验而登、为修行而登、为休闲娱乐而登的各种登山形态。近代面对新的变局,中国登山积极吸收西方现代登山运动发展成果,融入时代潮流,衍生出了为救国而登、为育人而登、为文明而登的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后奥运时代,登山又以为“站起来”而登、为“富起来”而登、为“强起来”而登的新面貌发挥着自身的积极影响。登山与中国古代封天祀地、山水寄情、登高抒怀、隐逸修行等种种文化元素产生关联,又在近现代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国家、社会、民生交织共进,承载着远超自身体量的符号象征和意义。当前关于中国登山的系统性的历史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本文以中国登山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结合实地调研与系统分析、逻辑分析法,通过史料整理,结合相关访谈与实物资料,系统研究登山运动发展的史实脉络,深入分析不同时期的登山观念与登山实践,阐发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与未来趋势,进而明晰其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传承民族攀登精神,为登山事业发展提供文化资源与智力支持。研究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登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先民的山岳崇拜活动。出现了祭祀登山、登山赏景、入山修行等形式。古代山岳攀登呈现出寓“家国”于登山、寓“进取”于登山、寓“修身”于登山的特征;第二,近代登山成为适应工业社会的一项体育运动、一种教育过程以及一种现代文明的休闲娱乐方式。登山在中国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其价值和功能逐步被人们所体认,为此后登山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三,登山运动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登山运动首先经历了“为站起来而登”的发展阶段。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实施与深入,登山走向“为富起来而登”,为创造社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贡献力量。在后奥运时代特别是体育强国战略实施的新时期,登山成为建设体育强国,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助力。现代中国登山的发展,体现出“献身国家事业,高扬英雄主义”、“注重改革创新,助力国民经济”、“紧随强国战略,实现全面发展”三大时代特征;第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登山事业将继续秉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实现新的跨越;第五,登山运动是传统文化与国家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起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积极作用;第六,攀登精神是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激扬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助力,是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激扬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助力;最后,登山事业是兼容并包、功能多元的社会活动,为其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未来中国登山将与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精准扶贫、边疆治理等事业深度对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影响。
王洋[2]（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说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柴宇浩[3]（2020）在《太原烟草公司生产经营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太原烟草公司被新政权接收,成为解放后的第一批省属国营工业企业,为日后太原市乃至山西省的卷烟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1949—1957年间,太原烟草公司在当时国内众多的烟草企业中处于中等规模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太原烟草公司逐渐被纳入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其生产经营等一切活动均在国家的指导下进行,实行指令性计划。在生产方面,太原烟草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产的措施,超额完成了大部分指标,卷烟产品的产量和产值都实现了较大突破。在经营方面,太原烟草公司严格执行以计划调拨为主的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体制,其产品品牌结构及销售市场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经过几年的发展,太原烟草公司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管理制度逐渐完善。然而,限于主观、客观条件的制约,太原烟草公司的发展又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张敏[4]（2020）在《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文中研究表明1923年末,九世班禅秘密逃出西藏,进入内地,令国人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国内各大报纸追踪报道了九世班禅的行踪。旅京川藏士绅和国会藏籍议员,热议西藏问题,并联名“上书”国务院。北洋政府将九世班禅迎接到瀛台供养,礼遇有加。后来,九世班禅到多地活动,招待费是各地政府给予班禅待遇的重要指标,反映出政府对九世班禅和西藏问题的重视程度。国人十分关注班禅在各地的花销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代表清朝“遗老”的康有为,企图借机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江浙商人的代表余龙华,认为政府过分优待班禅,既不利于团结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也不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激进报纸的代表《益世报》,将招待班禅与北洋政府的财政困境挂钩。北京警察对政府拖欠他们的补助招待班禅怨声载道,而北京各寺庙的喇嘛则数次请求班禅救济粮饷。九世班禅曾计划北上库伦宣教对北洋政府来说是棘手的难题,曹锟和段祺瑞极力阻止九世班禅赴库伦,国人也担心九世班禅赴库伦会影响北洋政府和苏联关于外蒙古“撤治”的谈判。当九世班禅到达内蒙古地区时,笃信藏传佛教的当地僧俗民众则纷纷前去朝拜班禅,为班禅贡献了大量的财物。为了更好的控制蒙古地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和国民政府支持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地区宣化长达八年时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筹建蒙藏委员会,并拟定了《解决西藏问题之具体办法》十条,确立了中央对藏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国民政府拟定了《待遇班禅办法》,欲借九世班禅返藏,解决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从1928年后,舆论开始关注九世班禅返藏,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受内地统一、康藏战争、青藏战争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直到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问题才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班禅返藏虽然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但英国援引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从中阻挠,多方挑唆西藏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最终导致班禅未能实现返藏。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玉树圆寂。九世班禅的出藏、内地活动、北上蒙古、返藏的几乎所有重要活动,当时的报刊中都予以了程度不同的报导。透过大量的报刊史料,并结合档案资料,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我们可以展现出1923至1937年的十四年间西藏问题在中国所受到的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更加丰富立体的应对和反应,使得九世班禅“爱国爱教”的形象更加鲜活和丰满。
覃江[5]（2020）在《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文中认为该文以欧阳竟无、吕澂、韩清净、太虚四位近代唯识学代表人物的唯识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类型上把他们的唯识研究分为哲学、历史学、语义学、宗教四种“进路”,通过对四人唯识学研究方法、唯识思想的深度剖析,力图揭示四种研究进路的方法论指向和学术特质,并依据佛教义理研究的“对向性”做出评价,期望引起学界对他们唯识思想的再认识和学术方法的反思,为今后中国佛教义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首先分析了近代唯识学复兴的背景,对中国近代佛教衰落的原因和表现作了梳理。在近代的重重危机中,佛教界开始寻求革新,各类佛学院的兴办,佛教刊物的发行,刻经处的创立,为近代佛教学术的振兴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唯识学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显学。另外,杨文会作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他开创的刻经、办学等佛教事业,为近代唯识学的振兴,在组织、文献、人才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分析了在中国近代学术以西学分科为参照进行的现代学术转化和范式转移的时代语境下,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构建过程。指出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实际是中西新旧各类范式通过相互竞争、相互对话,最后形成几种主要学术进路的范式构建过程。本文依据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特点,将近代唯识研究分为四种进路。第三章研究了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哲学进路。重点分析了他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论,对他重要的唯识思想,依《唯识抉择谈》的框架进行了阐述,详细辨析了他的法相、唯识分宗说、体用论、转依论,以及对中国传统佛教的批判。第四章研究了以吕澂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历史学进路。分析了吕澂的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方法,重点论述了他的区分唯识今古学、唯识学与大小乘佛法的源流关系、唯识学名相辨析、佛学基本问题、性寂与性觉之争等重要的唯识学研究成果。第五章研究了以太虚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宗教进路。太虚是近代佛教罕见的以内证经验依据,从佛教本位立场融摄现代学术的唯识学者。本章重点分析了他的三系三宗判教说、唯识学思想体系、唯识观行、对欧阳竟无分宗说的批驳等内容。第六章研究了以韩清净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语义学进路。韩清净在治佛学之初,就确立了章句训诂式的佛学研究方法论,他的“唯圣典论”倾向使他成为一位纯粹的唯识学者。本章重点分析了他的三时判教说,以及唯识观、真如观等核心的唯识思想。最后总结,研究了现代性转化的时代要求对近代唯识学研究的影响,指出“袪魅”的现代性诉求使近代唯识学研究在“对向性”上出现了现代转化。从对向性的角度分析了四种进路的得失,指出现代性转化改变了传统佛教义理研究的学术形态。这是今后的佛教义理研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张宏华[6]（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周博[7]（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张凌云[8]（2018）在《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1899年前后,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与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中间点上。在这一中日关系、东亚格局发生转折与变化的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前往中国游历,留下了大量纪行文或笔记等文字记录,其中不仅阐述了他们踏访中国的动机和目的,也通过基于亲身体验的书写为日本人树立起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形象,这为近代日本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他者,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文化意识提供了一大契机。本论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以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者之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考察、即1899年的中国考察为研究对象,结合《内藤湖南全集》所收录的关涉中国考察、中国研究的系列文献史料,以内藤的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为核心,通过梳理内藤踏访中国之际其眼中所呈现出来的风土、人物、都市三大视域,采取文本解读、文化比较的方法,探讨其笔下的中国体验与中国认识,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这样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作用或后果:一方面,它为近代日本“蔑视型”的中国认识提供了实证体验与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则是构建起了将中国作为镜像来反观日本的思维模式或行动模式,带有“为了日本”的潜在目的,从而也就遮蔽了中国自身生发出变革力量的可能性。不言而喻,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内在逻辑,但是同时也将为我们就近代日本乃至当下日本树立的中国形象展开思索与批评,为中国当前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构建自身形象提供启示与借鉴。本论共分为六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论以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燕山楚水》这一文本作为分析材料的选题缘由和问题意识,尝试在整体性地概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考察中国状况这一背景之下来把握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而梳理日本、中国、欧美的内藤湖南“前期研究”,尤其是围绕中国游记的研究与探讨,以此为基础确定了本论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二章,“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记者、史学者、政论者这样几个不同角色造就了内藤湖南的多重身份,这一身份的多重性与内藤的学问体系及其现实关注相互映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显示出内藤关注中国背后所隐藏的日本立场;通过分析也可以明确,内藤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国力逐渐强盛这一背景下,带着观察中国现状,寻找与西方对抗的可能性,思考日本的战略雄图等多种动机与目的下的一次中国考察。第三章,“中国风土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中国体验之中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南画”、“寺观”、“长城”几个概念或范畴来解读内藤笔下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这些概念或范畴,不仅出现在内藤的中国游记文本中,也曾在其他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叙述中多次出现。通过对这几个对象的分析呈现出内藤由此而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的内涵:南画——体现了内藤游历中国之前的“模式固见”（Stereo-Type）、寺观——表现出内藤考察中国之际的“直接体验”、长城——呈现出内藤感知中国之后的“行动指南”。换言之,内藤的中国风土考察,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提示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与思考日本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涵盖了其踏访中国之前的想象、踏访期间的体验、踏访之后的思想、认识与行动,内藤湖南的中国想象、中国体验、中国认识在此构成了一个整体,成为内藤湖南审视与思索中国的一大基础。第四章,“中国人物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重点关注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人物,借助内藤的笔谈记录、历史材料来展开解读与比较。内藤湖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与对民众的极低评价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两极化特征,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他的中国人物认识又显现出分化的特点。在内藤的笔下,批判了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一批改良派,呈现出他们作为错失了改革时机的“失败者”形象;推赞了其眼中既具有东方传统学识素养又兼具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以严复、王修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树立其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未来的“希望者”形象;褒扬了他与之进行诗歌酬唱、学问切磋的以文廷式、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深厚汉学素养、博学多识之人,呈现出他们作为中国推进传统学问转型的“学问者”形象。失败者意味着过去的、落伍的;希望者意味着可能的、未来的;学问者意味着手段的、工具的。但是在这种多样化“类型”的中国人物形象的背后,在更深的层次上,内藤认为“希望者”、“学问者”不被人识、不受重用,对他们能否引领中国的改革持以悲观态度。内藤正是在这样两极化、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上去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而显露出他在观察中国人物方面的局限性。第五章,“中国都市考察”:本章选取了内藤湖南停留时间较长、重点关注的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作为分析对象,借助《燕山楚水》的文本解读,细致剖析了内藤笔下构建起来的中国都市形象。即以北京为代表的“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以上海为代表的“转型的现实中国”形象、以苏杭为代表的“未来的希望中国”形象。北京虽然“没落”,但内藤并未忽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对上海,内藤则发现了它的“特殊性”,以其为日本在苏杭设立专管租界的参考范例;在苏杭,内藤关注到了它的富庶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租界现状和“教育事业”的开展情况,视其为“希望”之所在。这一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思考日本可能性的延长线上的,因而这一影像也就难以避免陷入失真的危险。第六章,“结论”:即“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所谓“批判”,是指带有反思与重塑意义下的“批判”。具体来说,一是整理文献资料,推动思想反思,结合内藤的中国研究来展开实证性的探讨,揭示出内藤的第一次中国考察给予内藤自身的中国研究以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一是回归时代语境,重塑中国形象,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来就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行理论批评与现实思索。就此而言,内藤通过中国考察而树立的中国形象,是日本基于谋求自我确认、想象操纵中国、试图支配中国这样的目的之下而衍生出来的,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镜像、作为日本的工具、作为日本的他者而存在的中国,基于这样前提与目的之下的中国观察必然阻碍了对于中国的准确认识与定位。总体而言,通过中国考察,尤其是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内藤湖南树立了具有独特性格的中国形象,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自身的中国研究,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想象。这样一个极为复杂、不断演绎的中国形象,就呈现在内藤切身体验的中国“壮游”之下,也浮现在内藤构思与想象中国的独特“眼光”之中,更体现在内藤试图主张、极力宣扬的“战略雄图”之后。
许宏伟[9]（2016）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构建“五台山学”——五台山研究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文中提出2016年11月5日,五台山研究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隆重召开。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安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玉明、杜五安,山西省社科联副巡视员王崇德,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张怀文,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韩和平,山西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新民,山西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晋生、忻州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秦新年,忻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义青,忻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樊文珍[10]（2016）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构建五台山学——五台山研究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11月5日,五台山研究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召开。大会修改并通过了《五台山研究会章程》,制定了《五台山研究学术规划大纲》、《五台山研究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选举产生了五台山研究会第四届理事、常务理事会及领导成员,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安和当选为新一届五台山研究会会长。
二、五台山研究会章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台山研究会章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登山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以“事件”为线索的登山史研究 |
| 二、以“地域”为线索的登山史研究 |
| 三、以“人物”、“人群”为线索的登山史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访谈法 |
| 三、实地考察法 |
| 四、逻辑分析法与系统分析法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登山在古代中国的出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山岳有灵: 为祭祀而登 |
| 一、崇山观念的孕育与产生 |
| 二、作为神秘仪式的祭山与封禅 |
| 第二节 山川宜赏: 为审美而登 |
| 一、山岳审美价值的发掘 |
| 二、登山赏景与登高抒怀 |
| 第三节 山中宜修: 为修行而登 |
| 一、“山中宜修”观念的由来 |
| 二、道士入山修行与僧人登山行脚 |
| 第四节 山水之乐: 为享乐而登 |
| 一、宋明以来社会观念的转变 |
| 二、作为休闲生活的山岳攀登 |
| 第五节 中国古代登山的历史特征分析 |
| 一、登高小天下: 寓“家国”于登山 |
| 二、山高人为峰: 寓“进取”于登山 |
| 三、山中有真意: 寓“修身”于登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对西方登山运动的借鉴与自我探索 |
| 第一节 “不容外族探险”: 为救国而登 |
| 一、对西方探险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
| 二、近代中国登山探险家的探索 |
| 第二节 培育“体国经野之心”: 为育人而登 |
| 一、对户外教育理念的吸收与借鉴 |
| 二、近代中国户外教育的探索 |
| 第三节 倡行“新风尚”: 为文明而登 |
| 一、对“文明”的崇尚与学习 |
| 二、近代休闲登山在中国的实践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登山的特征分析 |
| 一、倡导体育救国,融入时代洪流 |
| 二、注重登山育人,融入教育过程 |
| 三、提倡文明观念,促进健康休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与变迁 |
| 第一节 只为国旗飘扬: 为“站起来”而登 |
| 一、“为国攀登”的登山运动发展指导思想的确立 |
| 二、两次珠峰攀登的历史壮举 |
| 第二节 参与“两个文明”建设: 为“富起来”而登 |
| 一、改革开放事业引领下的登山运动新思路 |
| 二、山峰对外开放、商业登山与驴友论坛的初兴 |
| 第三节 走向伟大复兴: 为“强起来”而登 |
| 一、新时期的登山运动发展观 |
| 二、特殊时期的珠峰攀登与户外产业的新超越 |
| 第四节 现代中国登山发展特征分析 |
| 一、献身国家事业,高扬英雄主义 |
| 二、注重改革创新,助力国民经济 |
| 三、紧随强国战略,实现全面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中国登山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创新发展视域下的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创新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创新发展为内核,实现登山事业动能新旧转换 |
| 第二节 协调发展视域下的未来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协调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协调发展为网络,挖掘登山经济社会效益 |
| 第三节 绿色发展视域下的未来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绿色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绿色发展为灵魂,打造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 |
| 第四节 开放发展视域下的未来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开放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开放发展为视野,加强国际交流推进路带建设 |
| 第五节 共享发展视域下的未来中国登山 |
| 一、中国登山共享发展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理念 |
| 二、以共享发展为主旨,依托山岳空间实现共建共享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A 本研究搜集的旧刊物中的相关登山史料 |
| A1 《爬山运动在欧洲》 |
| A2 《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涉水》 |
| A3 《幽山莫梯纪游》 |
| A4 《各种不同的旅行》 |
| A5 《伟大的祖国山河》 |
| A6 《黄山之游》 |
| A7 《识得庐山面目真》 |
| A8 《龙潭山》 |
| 附录B 本研究搜集的旧书籍中的相关史料 |
| B1 《埃菲尔士峰探险记》 |
| B2 《西北的探检事业》 |
| B3 《西北的地理环境与探检生活》(一) |
| B4 《西北的地理环境与探检生活》(二) |
| B5 《世界最高峰的探险——科学没有战胜自然》 |
| 附录C 本研究访谈过程中收集的口述资料 |
| C1 和进海先生 |
| C2 尹逊平先生 |
| C3 扎西次仁先生 |
| C4 林伟宁女士 |
| 附录D 本研究调研过程中搜集的档案文献材料一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太原烟草公司生产经营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相关界定 |
| 1.3 学术史回顾 |
| 1.3.1 中国烟草史研究 |
| 1.3.2 中国烟草企业史研究 |
| 1.3.3 山西烟草史专题研究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目标 |
| 1.4.4 创新点 |
| 1.4.5 难点 |
| 第二章 太原烟草公司的历史沿革与企业制度 |
| 2.1 太原烟草公司的历史沿革 |
| 2.1.1 最初成立时期(1930—1937.6) |
| 2.1.2 日伪占领时期(1937.7—1945.8) |
| 2.1.3 阎锡山统治时期(1945.8—1949.4) |
| 2.1.4 太原解放后(1949.4—1949.10) |
| 2.1.5 新中国成立后(1949.10—1957.12) |
| 2.2 太原烟草公司的企业制度 |
| 2.2.1 企业组织机构 |
| 2.2.2 组织管理制度 |
| 2.2.3 生产管理制度 |
| 2.2.4 财务管理制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太原烟草公司的卷烟生产 |
| 3.1 卷烟生产设备 |
| 3.2 卷烟生产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
| 3.3 促进卷烟生产的措施 |
| 3.3.1 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运动 |
| 3.3.2 学习与推广先进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 |
| 3.3.3 评选劳动模范 |
| 3.3.4 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
| 3.3.5 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
| 3.3.6 开展文化与技术教育 |
| 3.4 卷烟包装规格及产品等级、种类、品牌 |
| 3.5 卷烟产品的产量、产值变化 |
| 3.5.1 卷烟产品的产量变化 |
| 3.5.2 卷烟产品的产值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太原烟草公司的卷烟经营 |
| 4.1 太原烟草公司的物资供应 |
| 4.1.1 原材料的种类及来源 |
| 4.1.2 机器设备和动力燃料的种类及来源 |
| 4.2 太原烟草公司的产品销售 |
| 4.2.1 卷烟销售制度的变革 |
| 4.2.2 卷烟销售机构的调整 |
| 4.2.3 卷烟销售价格的制订 |
| 4.2.4 卷烟销售市场的发展 |
| 4.2.5 卷烟销售情况的变化 |
| 小结 |
| 第五章 太原烟草公司的发展和启示 |
| 5.1 太原烟草公司发展的表现 |
| 5.1.1 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
| 5.1.2 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 |
| 5.1.3 企业福利制度的建立 |
| 5.2 太原烟草公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5.2.1 企业管理问题较多 |
| 5.2.2 职工文化程度较低 |
| 5.2.3 生产技术水平不高 |
| 5.2.4 受到计划体制制约 |
| 5.3 太原烟草公司的历史启示 |
| 5.3.1 建立企业内部奖惩制度 |
| 5.3.2 完善卷烟产品结构及品牌 |
| 5.3.3 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性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 |
| (二)资料汇编 |
| (三)方志、政协文史资料 |
| (四)报纸 |
| (五)专着 |
| (六)期刊杂志 |
| (七)学位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4）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研究综述 |
| 三 资料来源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九世班禅北上的原因 |
| 第一节 清王朝对班禅世系的扶持与隐患 |
|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失和的经过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的联络与九世班禅的回应 |
| 第四节 达赖“新政”和班禅离藏 |
| 第二章 九世班禅北上与各界的回应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欢迎班禅赴北京 |
| 一、班禅出逃与失联 |
| 二、专员入甘与朝觐团赴京 |
| 三、艰难的赴陕之旅 |
| 四、专列入京与觐见段祺瑞 |
| 第二节 九世班禅入京与各方热议藏事 |
| 一、藏事促进会 |
| 二、陆兴祺和李家嘉 |
| 三、筹边协会和内地官员 |
| 四、外国驻华人员 |
| 第三节 报刊媒介的宣传 |
| 第三章 各地接待班禅与舆情回应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的接待 |
| 一、筹备招待 |
| 二、招待费问题 |
| 第二节 舆论回应 |
| 一、舆情分化状况 |
| 二、康有为致班禅书 |
| 三、余龙华《反对班禅意见书》 |
| 四、激进的《益世报》评论 |
| 第三节 班禅救济京师喇嘛 |
| 第四节 待遇班禅办法与招待费问题的终结 |
| 一、南京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的联系 |
| 二、北平的接待与舆情回应 |
| 三、九世班禅招待费问题的终结 |
| 第四章 舆情与九世班禅赴内蒙古活动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力阻九世班禅赴库伦 |
| 一、对班禅赴库伦的舆论争议 |
| 二、北洋政府促请班禅入京 |
| 第二节 蒙人朝觐与安置班禅 |
| 一、蒙人朝觐盛况 |
| 二、安置班禅之议 |
| 第三节 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的宣化 |
| 一、经略内蒙古 |
| 二、班禅在蒙宣化 |
| 第五章 九世班禅返藏与舆情回应 |
| 第一节 九世班禅问题返藏的提出 |
| 一、报刊媒介对九世班禅返藏的报道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九世班禅返藏问题 |
| 三、尼藏战争与九世班禅请求返藏 |
| 第二节 各方对九世班禅返藏的回应 |
|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态度的变化 |
| 二、地方各界对班禅返藏的态度 |
| 第三节 九世班禅返藏的筹备 |
| 第四节 英国的干涉与返藏失败 |
| 结语 |
| 附录一 1924—1928年班禅内地活动期间政府支出费用简表 |
| 附录二 九世班禅返藏相关报道(1925—1929年) |
| 附录三 九世班禅年谱(1923—193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5）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佛教的衰落与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
| 第一节 近代佛教的衰落的原因及表现 |
| 第二节 近代佛教的革新 |
| 第三节 近代唯识学研究的兴起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构建 |
| 第一节 学术分科背景下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抉择 |
| 第二节 三系唯识与四种进路 |
| 小结 |
| 第三章“假圣言量为比量”:欧阳竟无唯识研究的哲学进路 |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学术精神与唯识研究的哲学进路 |
| 第三节 以法相学重构全体佛法的唯识思想 |
| 小结 |
| 第四章 在言教变迁中寻找真实:吕澂唯识研究的历史学进路 |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历史学进路的“佛教研究法” |
| 第三节 唯识学思想史研究 |
| 第四节 唯识义理研究 |
| 第五节 性寂与性觉之诤 |
| 第六节 对中国佛教的批判 |
| 小结 |
| 第五章 依内证而总持:太虚唯识研究的宗教进路 |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以内证经验融摄诸学:唯识学研究的宗教进路 |
| 第三节 对全部佛法的判摄和法相唯识学的定位 |
| 第四节 教观并举的唯识思想 |
| 第五节 论法相必宗唯识 |
| 小结 |
| 第六章 从语义觉到如实觉:韩清净唯识研究的语义学进路 |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语义学进路的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三时判教思想 |
| 第四节 《十义量》中所见阿毗达磨 |
| 小结 |
| 总结:以“对向性”反思四种研究进路 |
| 第一节 现代性转换中“中国佛教”的失落 |
| 第二节 四种进路的“对向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 一、自然条件 |
| 二、政治生态 |
| 三、农民生活 |
| 四、社会文化 |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 (二)禁烟禁毒 |
| (三)树立模范 |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 结语 |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2.3 欧美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3 本研究的主旨、方法与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 |
| 2.1 多重身份下的内藤湖南 |
| 2.1.1 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 |
| 2.1.2 作为史学者的内藤湖南 |
| 2.1.3 作为政论者的内藤湖南 |
| 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 |
| 2.2.1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考察 |
| 2.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动机和目的 |
| 第三章 中国风土考察 |
| 3.1 南画与中国的风土 |
| 3.1.1 南画与第一眼中国印象 |
| 3.1.2 以南画为契机的中日风土比较 |
| 3.1.3 南画与日本文人批评 |
| 小结 |
| 3.2 寺观与中国的风土 |
| 3.2.1 宗教视角下的寺观 |
| 3.2.2 南北差异视角下的寺观 |
| 3.2.3 学术视角下的寺观 |
| 小结 |
| 3.3 长城与中国的风土 |
| 3.3.1 想象的印证:长城第一印象 |
| 3.3.2 现实的感慨:壮观与雄伟、颓败与荒凉 |
| 3.3.3 未来的想象:神往与雄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人物考察 |
| 4.1 对改良派的批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
| 4.1.1 对改良派的人品评论 |
| 4.1.2 对改良派识见的批评 |
| 4.1.3 对张之洞经营事业的批评 |
| 小结 |
| 4.2 对“有识之士”的推赞——以严复为中心 |
| 4.2.1 对“有识之士”的访求 |
| 4.2.2 与“有识之士”的问题接点 |
| 4.2.3 内藤湖南笔下的严复形象 |
| 小结 |
| 4.3 与“学问者”的切磋、唱和——以文廷式为中心 |
| 4.3.1 作为“南方人士中的佼佼者”的文廷式形象 |
| 4.3.2 作为“好学的中国人”之典范的文廷式形象 |
| 4.3.3 作为诗文酬唱、学问切磋之对象的文廷式形象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都市考察 |
| 5.1 没落的中华帝国——以北京为中心 |
| 5.1.1 没落景象之一:地力贫瘠与景物残破 |
| 5.1.2 没落景象之二:浮华虚饰与不求实用 |
| 5.1.3 没落景象之三:清政府的无力与民众的无序 |
| 小结 |
| 5.2 转型的现实中国——以上海为中心 |
| 5.2.1 非传统的新型都市 |
| 5.2.2 非一般的中国都市 |
| 5.2.3 非中国的独立都市 |
| 小结 |
| 5.3 未来的希望中国——以杭州、苏州为中心 |
| 5.3.1 杭州、苏州考察概况 |
| 5.3.2 发现未来的希望 |
| 5.3.3 如何实现希望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综述 |
| 6.1.1 中国风土的考察 |
| 6.1.2 中国人物的考察 |
| 6.1.3 中国都市的考察 |
| 6.2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以后的中国研究 |
| 6.2.1 内藤湖南的历史研究 |
| 6.2.2 内藤湖南的政治研究 |
| 6.2.3 内藤湖南的文化研究 |
| 6.3 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中国考察 |
| 6.3.1 情感的剥离——从“汉学”到“支那学” |
| 6.3.2 视点的转换——从“文明叙述”到“文化叙述” |
| 6.3.3 主体的树立——从“依附西方”到“想象东方” |
| 附录 |
| 附录1 内藤湖南年谱 |
| 附录2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行程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四、五台山研究会章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登山史研究[D]. 姚路嘉.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3]太原烟草公司生产经营研究（1949-1957）[D]. 柴宇浩. 河北大学, 2020(08)
- [4]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D]. 张敏.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D]. 覃江. 南京大学, 2020(04)
- [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7]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D]. 张凌云. 厦门大学, 2018(07)
- [9]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构建“五台山学”——五台山研究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J]. 许宏伟. 五台山研究, 2016(04)
- [10]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构建五台山学——五台山研究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J]. 樊文珍. 五台山研究,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