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夜》的语言修改艺术(论文文献综述)
尤达[1](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指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徐文余[2](2021)在《蹇先艾小说版本研究 ——以《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贵州籍作家蹇先艾常被归属于“乡土作家”一类,其作品中有着大量描写贵州景物、人物风俗的内容。这不仅代表着蹇先艾对贵州乡土的熟悉与眷恋,更为重要的是,作品中近似真实记录的写作手法,可以如史料一般让读者了解到贵州解放前的样貌。《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两本小说集中收录的多数作品都是以贵州为地域背景、展现贵州风貌的作品。本文以蹇先艾在1950年代出版的两本重要小说选集——《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中心,将其中收入的篇目,一一与20世纪上半叶作家出版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相应篇目进行细致比对,比较异同并分析原因。为了能从宏观上对蹇先艾小说进行版本研究,故而以五十年代的两本小说集为分界点,向前追溯小说集中收录篇章的初刊本、初版本,向后延伸至五十年代以后蹇先艾小说出版的各个版本。本文将在现代版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本细读、对比研究等方法,重点对两本小说集与其收录小说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进行多维比较,呈现变化的内容,以及导致的多种原因等,引起研究者对蹇先艾小说版本的重视。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对蹇先艾小说的出版情况进行一个整体梳理。具体而言就是对蹇先艾五十年代两本小说集中所收录小说的初刊本、初版本进行溯源;以及后续蹇先艾小说各个版本的出版情况。在整体梳理中,可以直观看到两本小说集中收录篇目的一个整体流变过程。第二章是论文的研究重点及难点,将具体对两本小说集与其收录小说的初版本(部分初刊本)进行比较。通过对两个版本的对比,发现两者在内容以及思想主题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本章将从语言句式、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层层深入。第三章将在前面整体把握、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两本小说集背后修改的原因。主要从文学语境与出版制度、作家身份与思想改造、作家对文本精益求精的追求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这些因素对两本小说集修改造成的影响。
陆瑶[3](2021)在《《女聊斋志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女聊斋志异》又名《女聊斋》,是民初一部专述女性故事的文言小说选集,编者署名古吴靓芬女史贾茗。《女聊斋志异》的故事题材、叙事特征,语言风格都极力仿效“聊斋”,虽然其整体艺术成就不及《聊斋志异》,但也具备了独特的女性价值。这部书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重视,直至陈汝衡先生的《说苑珍闻》才正式提及,故前人对此书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其成书年代以及选材来源的考证,对其编录制度、删改情况、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涉及较少。本文正是基于这些空白,试图对《女聊斋志异》研究进行一次全面补充,涉及该书的成书时间、编者身份、版本、篇目来源、编录制度、删改情况,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等。除绪论和结语外,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女聊斋志异》的编录问题。主要论述作者的编录原则,勾稽《女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揭示《女聊斋》的编纂意义。综合学界研究成果可知《女聊斋志异》成书在1893-1913年之间,编者可能是一名女性。《女聊斋志异》故事来源颇广,对其选材来源考索发现编者统一以人名命篇,史传形式结构全文,通过对原篇故事地增删修改宣扬了女性独立、妇女解放的编纂主旨。《女聊斋志异》的编纂不仅反映了编者所代表知识女性的阅读视野,还展现了其对读者的阅读期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早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第二部分为《女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通过对编者编选思想主题数量的分析,主要分为《女聊斋志异》的理想女性观,《女聊斋志异》的女性爱情观,《女聊斋志异》的社会政治观念。首先通过挖掘女性才华、智慧、品德、侠义精神在社会上的功用探寻女性意识,传达出独立自主的女性观。其次通过女性在讲门第、论资财,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下的悲苦命运控诉古代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自由平等、忠诚专一的婚恋观。最后聚焦社会黑暗,揭露封建统治腐朽,以同情之笔赞扬人物的美好品行,表达出编者对自由安定生活的向往。第三部分为《女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从奇幻的艺术风格、简洁与宏富的叙事特征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展开,探寻该书的艺术魅力。首先从书中人物之奇、情节之幻探究其整体呈现出的奇幻艺术风格。其次从史传文学的叙事类型,跌宕起伏的叙事特征以及文诗兼备的叙事模式探求《女聊斋志异》的叙事特征。最后分析编者编选作品呈现出的简练含蓄、古朴雅致的语言艺术魅力。第四部分为《女聊斋志异》对《聊斋志异》的继承和发展。通过与《聊斋志异》的对比,分析其编选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传播以及女性意识的发展,挖掘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女聊斋志异》编选尽力追求与《聊斋志异》相同的趣味,又迎合晚清女性解放思潮宣扬了女性的社会功用,呈现出其独特的女性价值及时代烙印。全文对《女聊斋志异》进行了全面考察,以期对《女聊斋志异》的研究起到一些补充作用。当然由于笔者才力有限,在很多方面的讨论还不够深入,仍具有很大的改正空间,但这并不能掩藏《女聊斋志异》这部仿书独立的文学价值。
鲁梦宇[4](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邢志[5](2021)在《建国以来沪剧剧目研究(1949-2019)》文中认为建国伊始,受“戏改”政策的影响,沪剧界对传统剧目进行了重新审定和修改。与此同时,沪剧发挥擅演现代戏的特长,在政府的倡导下,配合当时以反抗封建压迫、巩固新政权为重点的社会运动,创作了诸多切合时代主题的现代戏,经典剧目《罗汉钱》就产生于此时。此后,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文艺跃进”现象明显,产生了大批粗制滥造的现代戏。但与此同时,经过沪剧界的努力,也产生了经典剧目《鸡毛飞上天》《星星之火》。在“百花齐放”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文艺氛围,沪剧界进行了传统剧目整理工作。随着“大写十三年”口号的提出,此前“三并举”的剧目政策被推翻,沪剧的传统剧目开始受到批判,并逐渐消失在舞台上,取而代之的是以反帝、反资、塑造工人英雄形象为重点的革命现代戏。在强调戏曲创作要突出“阶级斗争”、“兴无灭资”等内容的背景下,沪剧的两部大戏《芦荡火种》与《红灯记》成为了时代的经典,并在后来为京剧所改编,成为两个革命样板戏的源流。“文革”中后期,在“普及样板戏”的号召下,沪剧界又按照样板戏的创作要求编演了一批革命现代戏。“文革”结束以后,沪剧界在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政府文艺政策的推动下,除了复演经典传统剧目外,还新创作了一批现代戏。与此同时,沪剧还借助电视这一新兴媒介的优势,将优秀剧目《一个明星的遭遇》改编为沪剧电视片《璇子》,成为全国首部戏曲电视片,开启了80年代沪剧剧目改编电视剧的热潮。这些景象,都显示着沪剧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开始复苏并逐步走向新的繁荣。在政府发出文艺创作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号召后,沪剧又一次发挥自身擅演现代戏的特长,坚持以主旋律的剧目创作为导向,迎来了改革开放后沪剧发展的一个高峰。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娱乐方式逐渐多元化,加之沪剧自身在剧目编演中存在的问题,沪剧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
黄小菊[6](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蔡敏[7](2021)在《陆澹安俗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陆澹安是二十世纪重要的通俗文学作家。对其生平与着述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陆澹安其人的了解,展现民国时期重要的通俗文学作家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当时俗文学创作的总体走向。对陆澹安俗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俗文学与市民生活及文化、文学思想的联系,更加深入地探究民国报人对传统文学文化的认知和再利用。为此,本文将从以下三部分对陆澹安的俗文学创作与批评展开研究:第一章,对陆澹安的交游和文学创作进行考述。陆澹安一生涉及的领域很广,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在交游考这一节本文将对陆澹安与通俗文学作家、弹词作家及艺人、戏剧演员和俗文学学者分别进行论述。对陆澹安的文学创作也进行了分期:文学积淀期(1894—1914)、小说及新剧创作期(1915—1932)、俗文学创作与研究期(1932—1949)、着述与文学创作期(1949—1980),尽可能完整地呈现陆澹安一生的创作、着述情况。第二章,研究陆澹安的俗文学创作。本章对陆澹安的弹词创作及对唐宋传奇、《聊斋》和元曲改写的白话小说展开论述,探讨弹词开篇和唱篇弹词的创作,明确《啼笑因缘弹词》是第一部以现代题材小说作为改编对象的弹词作品;以及其俗文学改写作品的改写手法、改写原因及价值。进而明晰陆澹安俗文学作品具有的教化民众的人文价值、情理真实的文学价值和推动普及的传播价值。第三章,主要集中在陆澹安对俗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其中对《水浒传》《红楼梦》等章回小说的批评全面细致,但由于当时的文化政策以及文化界对俞平伯和胡适文学思想的批判,陆澹安也受到了牵连,其小说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成为专门诠释小说、戏曲词语的开山之作;而在对唐宋传奇、《聊斋》和元曲选本进行选择时,也体现了选者的审美情趣和时代精神,是其时社会流行趋势和读者的审美趣味的反映。
王津京[8](2021)在《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文中研究表明话剧剧本是一个语篇,它带着编剧与观众交流的愿望。话剧演出是一场约定好的聚会,演出过程是观演之间的交流。演出之后,一些观众会以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演出的理解,这其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整个语篇或个别语句的理解。一个艺术生命力长久的作品将在历史中被几代人做出不同的解读。话剧语言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历时漫长且复杂多变的过程。我们通过阅读可以对剧本意义做出大致判断,但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因演员的表演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且,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创作者阐释、演出广告、评论文章、同题材的其他艺术文本,以至于个人的修养、学识、观剧心情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作品意义的再阐释。本文试图借鉴叙事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理论方法对话剧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观察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在话剧史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重要作品在整体结构和具体的语言形式选择上,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供参考的经验。第一章论述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过程。话剧是以写实的样式进入中国的,并且很快就与传统戏剧形成对峙。一种以写实戏剧观、脱离剧情的演讲、信息的分散和剧情的集中等为特点的新型戏剧话语模式在新剧时期已逐渐形成。五四新剧和爱美剧时期,大量作者开始以易卜生的作品为范本进行创作,一些留学归国人员在剧本创作和导演方面促进了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成熟,话剧语言具备了更符合戏剧表达的功能。第二章论述话剧语言成熟期重要作品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第一节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重要作品在叙事结构、话语冲突、信息的层次及话语功能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总结。第二节主要以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为例对诗意的话语模式的含蓄、抒情、象征三个特点进行论述。第三节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老舍的《龙须沟》为例对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进行论述,指出再现生活的四种基本功能。第四节以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馆》为例对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组成进行论述。第三章论述新时期话剧语言在话语模式上的发展变化。第一节主要论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节主要论述实验戏剧在语言方面进行的种种实验和成果。第三节主要论述台湾地区影响较大的表演工作坊的主要作品在话语模式上的一些特点。第四章从表演的角度说明语言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一节对话剧腔问题进行简要的历史梳理和辨析,并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第二节讨论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三节以不同版本的《雷雨》《茶馆》和《恋爱的犀牛》为例讨论同一个作品在不同时代,由不同导演和演员表现产生的意义变化。第五章从接受的角度讨论话剧语言意义生成的影响因素、标准和时代性,以及当下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主要方向。
张蓬[9](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黄元军[10](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提出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二、谈《夜》的语言修改艺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夜》的语言修改艺术(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结语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致谢 |
(2)蹇先艾小说版本研究 ——以《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蹇先艾小说溯源与相关版本梳理 |
第一节 现代作家“选集热”与蹇先艾的小说选集准备 |
第二节 《山城集》《倔强的女人》创作追溯 |
第三节 蹇先艾小说其他版本的梳理与比较 |
第二章 蹇先艾小说的版本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内容的“新面貌”与主题思想的“重塑” |
第二节 结构的修改及艺术方法的完善 |
第三节 汉语规范化下的语言句式修改 |
第三章 蹇先艾小说版本修改原因探析 |
第一节 文学语境的“变迁”与出版制度的变化 |
第二节 作家身份的“多重性”与思想观念的“转向” |
第三节 定本意识与作家对文本的精益求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女聊斋志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及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论旨及创新 |
四、研究方法及路径 |
第一章 《女聊斋志异》的编录 |
第一节 《女聊斋志异》的编者、版本情况 |
一、关于《女聊斋志异》编者 |
二、《女聊斋志异》成书时间、版本及选集 |
第二节 《女聊斋志异》的编录原则 |
一、以女性人名命篇为主 |
二、统一行文体例 |
三、对原篇的删改 |
第三节 《女聊斋志异》的作品来源考 |
一、《女聊斋志异》的作品来源情况 |
二、《女聊斋志异》作品来源辨证 |
三、《女聊斋志异》中以男性名篇者 |
第四节 《女聊斋志异》的编纂意义 |
一、女性小说选本视野下的《女聊斋》 |
二、《女聊斋志异》的编纂价值 |
第二章 《女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
第一节 《女聊斋志异》的理想女性观 |
一、赞赏女性技艺超群、着书立说的才华 |
二、推崇女性智勇双全、胆识过人的智慧 |
三、宣扬女性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 |
四、关注女性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独立意识 |
第二节 《女聊斋志异》的女性爱情观 |
一、肯定女性敢爱敢恨的行为 |
二、追求至真至纯至情之爱 |
三、主张出于至情的节烈观 |
四、批判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
第三节 《女聊斋志异》的社会政治观念 |
一、统治阶级的荒淫误国 |
二、官僚制度的黑暗腐败 |
三、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 |
四、自由安定生活的向往 |
第三章 《女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
第一节 《女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 |
一、人物之“奇” |
二、情节之“奇” |
三、奇幻与现实相结合 |
第二节 《女聊斋志异》的叙事特征 |
一、“史笔”与“文笔”的结合 |
二、韵文与散体的结合 |
第三节 《女聊斋志异》的语言艺术 |
一、简练含蓄、质朴雅致的叙事语言 |
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 |
三、修辞的广泛运用 |
第四章 《女聊斋志异》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与发展 |
第一节 《女聊斋志异》对《聊斋志异》的继承 |
一、相似的故事主题 |
二、相似的艺术风格 |
第二节 《女聊斋志异》对《聊斋志异》的发展 |
一、增设了巾帼英雄类型 |
二、反对一夫一妻多妾制度 |
三、女性自主性和现实批判性更强 |
第三节 《女聊斋志异》对《聊斋志异》的传播作用 |
第四节 《女聊斋志异》的独特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小结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一、集注本 |
二、北皮亭写本 |
三、独醒盦本 |
四、草堂本 |
五、旧山楼本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小结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小结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三、训纂与辑佚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小结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小结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小结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二、参与课题 |
致谢 |
(5)建国以来沪剧剧目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思路框架 |
第一章 建国初期的沪剧剧目(1949-1962) |
第一节 “戏改”时期的沪剧剧目 |
一、传统剧目的审定与修改 |
二、切合时代主题的现代戏创作 |
三、宣传新婚姻法的代表作:《罗汉钱》 |
第二节 “文艺跃进”时期的沪剧剧目 |
一、“以现代剧目为纲”影响下的剧目 |
二、“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鸡毛飞上天》《星星之火》 |
三、对传统剧目的态度 |
小结 |
第二章 “革命现代戏”时期的沪剧剧目(1963-1976) |
第一节 “大写十三年”影响下的沪剧剧目 |
一、“大演现代戏”与批判传统戏 |
二、革命现代戏的盛行 |
第二节 革命样板戏时期的沪剧剧目 |
一、革命现代戏的样板:《芦荡火种》《红灯记》 |
二、样板戏背景下的其它沪剧剧目 |
小结 |
第三章 新时期的沪剧剧目(1977-2019)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沪剧剧目 |
一、剧目创作的复苏 |
二、首部戏曲电视片:《璇子》 |
第二节 “四个现代化”倡导下的沪剧剧目 |
一、以主旋律为导向的现代戏创作 |
二、娱乐多元化背景下的沪剧剧目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小结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小结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小结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小结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一)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7)陆澹安俗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陆澹安交游及文学创作考 |
第一节 交游考 |
一 陆澹安与通俗文学作家 |
二 陆澹安与弹词作家及艺人 |
三 陆澹安与戏剧演员 |
四 陆澹安与俗文学学者 |
第二节 文学创作考 |
一 文学积淀期(1894—1914) |
二 小说及新剧创作期(1915—1932) |
三 俗文学创作与研究期(1932—1949) |
四 着述与文学研究期(1949—1980) |
第二章 陆澹安俗文学创作研究 |
第一节 陆澹安的弹词创作 |
一 书场、报刊杂志、电台对陆澹安的影响 |
二 弹词开篇的创作 |
三 长篇弹词的创作 |
第二节 对唐宋传奇和《聊斋》、元曲的改写 |
一 改写的手法:白话翻译与情节重组 |
二 改写的原因:市民文化与“双百方针”对其改写的影响 |
三 改写的价值:传统文学的普及与新生 |
第三节 陆澹安俗文学作品的价值 |
一 教化民众的人文价值 |
二 情理真实的文学价值 |
三 推动宣传的传播价值 |
第三章 陆澹安对俗文学的批评和研究 |
第一节 俗文学批评内容、特点与成因 |
一 对《水浒传》《红楼梦》等的研究与批评 |
二 对唐宋传奇、《聊斋》和元曲选本的批评与研究 |
三 对《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的研究 |
四 俗文学批评作品的特点与成因 |
第二节 陆澹安俗文学批评的成就与影响 |
一 弹词韵书的首开之风 |
二 小说、戏曲词语汇释的开山之作 |
三 全面细致但有争议的章回小说批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 |
第一章 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 |
第一节 新剧语言中的良性萌芽 |
一、写实观的萌芽——王钟声之《张汶祥刺马》 |
二、话语功能的转变与演讲的安排——钟声新剧与天知派新剧 |
三、新剧的话语秩序与家庭剧——以春柳社作品为例 |
第二节 五四新剧语言的发展 |
一、叙事框架的建立——社会问题剧的叙事框架 |
二、中国早期话剧的示范之作——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 |
三、辩论、宣言与抒情——五四新剧中的话语功能 |
第三节 早期话剧语言的成就 |
一、田汉的《名优之死》 |
二、丁西林的《一只马蜂》 |
小结 |
第二章 话剧语言成熟期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 |
第一节 叙事策略与对白写作技巧的成熟 |
一、叙事者与叙事结构 |
二、话语冲突与层次感 |
三、语言功能的丰富 |
第二节 诗意的话语模式——以《雷雨》《北京人》《风雪夜归人》为例 |
一、《雷雨》语言的含蓄性 |
二、《北京人》语言的抒情性 |
三、《风雪夜归人》语言的象征义 |
第三节 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以《上海屋檐下》《龙须沟》为例 |
一、半公共空间与日常行动 |
二、场面布局的基本方法 |
三、人物与言语行为 |
四、作者对意义的控制方式 |
第四节 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以《日出》《茶馆》为例 |
一、多重等级链条 |
二、冲突性对话 |
三、评议性对话 |
小结 |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 |
第一节 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
一、“三一律”结构的继承 |
二、再现生活与社会杂语的融合发展 |
三、探索剧对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发展 |
第二节 实验戏剧的话语模式 |
一、语言的暴力 |
二、伪装的叙事 |
三、戏仿与拼贴 |
第三节 台湾地区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 |
一、表演工作坊作品的话语模式 |
二、相声剧的话语模式 |
小结 |
第四章 表演中的话剧语言 |
第一节 话剧腔问题 |
一、话剧语言表演理论小史 |
二、“话剧腔”“舞台腔”“翻译腔”“朗诵腔”之辨 |
三、“话剧腔”的价值 |
第二节 表演中的意义变化 |
一、潜台词 |
二、表演对文本意义的影响 |
第三节 同一剧目不同风格的表演 |
一、《雷雨》的不同版本 |
二、《茶馆》的不同版本 |
三、《恋爱的犀牛》的不同版本 |
第五章 话剧语言的理解与接受 |
第一节 早期话剧语言的接受 |
一、前文本的影响——《张汶祥刺马》的意义生成 |
二、接受标准的形成——《少奶奶的扇子》的接受 |
三、从美的接受到现实的接受——以《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为例 |
第二节 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方向 |
一、现实方向 |
二、诗意方向 |
三、哲理方向 |
结语 |
一、关于经典作品的争议 |
二、现实的困境 |
三、语言学对话剧语言创作的启示 |
附录一 《张文祥刺马》相关资料 |
附录二 《申报》提及马新贻的文章(1872—1903年) |
附录三 访问周野芒 |
附录四 2019年全国话剧演出统计表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9)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后记 |
(10)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6.1.2 格律层面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6.3.1 宗教文化 |
6.3.2 习俗文化 |
6.3.3 古希腊文化 |
6.3.4 工业文明 |
第七章 结语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四、谈《夜》的语言修改艺术(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蹇先艾小说版本研究 ——以《山城集》《倔强的女人》为例[D]. 徐文余.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3]《女聊斋志异》研究[D]. 陆瑶. 扬州大学, 2021(09)
- [4]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5]建国以来沪剧剧目研究(1949-2019)[D]. 邢志.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7]陆澹安俗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D]. 蔡敏.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8]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D]. 王津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9]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10]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