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诗经四十二首”研究

一、《再读〈诗经〉四十二首》述考（论文文献综述）

赵彦^[1]（2021）在《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乾嘉时期历时八十五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刻,也是社会结构酝酿着的变异时期。乾嘉学者以总结、概括、整理、辑佚、辨伪、求真的姿态登上学术的舞台,这一时期,学者名家众多,学术门类繁多,为学取向各异。汉学、理学、心学、考据学、宋学、历史学、实证哲学因势而兴,寻求发展。各种思潮、学术流派争鸣裂变,组合重构。在这种过程中引发了对各种典籍的总结、考据、扬弃、重新发现的问题。本文以乾嘉时期时间段为起点,以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研究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在经济、政治、社会、地域条件、文化传承相对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情况下,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历史语境、文化现实、学术理路等体系变化和突破的问题。其一,从“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史角度出发,对先秦诗经学、秦汉诗经学、魏晋唐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元明诗经学、清初诗经学进行梳理和概述。因为侧重不同,主要论述占据诗经学主流地位的观点和内容,其他细枝不再赘述;其二,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基本学术背景进行研究。从概念上进行明晰,对时代的乾嘉和学术的乾嘉进行区分和辨析;从学术研究讨论风气的形成,大师名家聚集式的出现,学者着述丰富名着繁多来论述乾嘉学术与经学的复兴;从重汉抑宋学术风气的形成,小学、考据治学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等方面探究在学术范围内乾嘉诗经学繁荣的内在里路。其三,运用融会贯通的历史学眼光,对乾嘉时期的诗经学进行分类探讨。在内容上进行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方面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因声求义的总结,打通远古经典与现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膜,剥去蒙蔽在《诗经》上的层层积尘,回到《诗经》的源头体会圣人之道。其四,对乾嘉时期三家诗及辑佚进行研究分析。简要论述三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揭示三家诗在乾嘉时期研究出现高潮的学术原因;以陈寿祺《三家诗遗说考》为例来分析乾嘉时期三家诗的研究特点;在辑佚风气的影响下,关注诗外诗的研究,以沈德潜《古诗源·古逸》为例探讨诗外诗的价值。其五,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崔述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崔述在汉学宋学的交互影响下如何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根据崔述诗经学着作《读风偶识》来具体论述崔述与诗经汉学的联系和区别。其六,对乾嘉时期汉学的三大流派进行代表人物、重要着述、学术风格的总结,明确乾嘉汉学在此时期的主流地位和重要成就。最后,总结乾嘉诗经学的突破和成就。从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乾嘉诗经历史地位的建立三个方面来论述乾嘉诗经学的主要成就及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如同中国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时期诗经学也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高潮、衰落、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变的过程。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回到历史,目的并非全然以古人的立场和价值为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历史语境、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下取得古今视野的双向贯通。

方颖^[2]（2020）在《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文中研究表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是明代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流派。茶陵派文人的着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丰富,目前学界有关的考订和整理的论着还比较少见。文献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全面而深入地考察茶陵派文人着述情况,有助于茶陵派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本文按照成员的流派地位和齿序,将茶陵派着述考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茶陵派宗主李东阳与早期成员谢铎;第二部分为茶陵派“李门六公”,即石珤、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第三部分为茶陵派其他成员,包括乔宇、林俊、张邦奇、孙承恩、吴俨、靳贵、储巏、汪俊、钱福、陆深。每一家的着述考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着述的总体情况,包括着述的内容、编纂、刊刻和流传情况;二是诗文集的具体情况,包括成书过程、刊刻情况、版本源流、体例和内容的特点,并指出现有研究论着存在的版本选择问题。茶陵派文人着述的全面考证,既是文献学的研究,同时也能为文学史层面的茶陵派研究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茶陵派文人着述的编刊情况,表明这一文学流派的群体活动不仅在于他们的诗文唱酬与宴饮交游,还在于他们的着述从写作、修改到编纂、刊刻的过程中的互动。考证茶陵派文人的着述,可以为茶陵派的形成,提供文献学的视角。

张东艳^[3]（2018）在《清代杜诗评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是杜诗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学界对清代杜诗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杜诗注本,而对以诗歌选本、诗话、笔记、书信、诗集序跋、专题着作、诗歌创作中的集杜、和杜、题咏杜祠、杜像等多种形式存在的清代杜诗评论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以清代的杜诗评论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整理其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王夫之、清代四大诗学代表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袁枚等人的杜诗学进行研究,探讨清人如何解释杜诗的丰富内涵和发掘杜诗的审美价值,阐明这些解释和它们的历史条件的关联,以求重新认识杜诗的价值,探求杜诗与清代诗学建构的内在联系。同时,对明末清初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和卢震《杜诗说略》两部稀见的论杜专着进行整理和研究,以求窥得明末清初杜诗学新变之一斑。本文除绪论、结语之外,共分七章,七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王夫之论杜的表现及其贬杜的原因和意义。在简要介绍王夫之诗学主张的基础上梳理其褒贬互陈的论杜表现,从诗学主张、政治背景、诗学背景三方面分析其贬杜的原因。王夫之贬杜的本质是其坚守的汉魏六朝审美传统与杜诗所代表的对传统的新变之间的矛盾冲突。王夫之对杜诗褒贬互陈的态度,更清晰地展现了杜甫在诗歌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审美传统,又开创了新的审美风尚。第二章探究王士禛以审美为中心的杜诗学,并探讨“渔洋不喜少陵”、《唐贤三昧集》不选杜诗等有争议的诗学问题。在探析王士禛“神韵说”的形成原因、美学内涵的基础上,从诗歌体裁、艺术、考证、评选、传播接受和杜甫人格等六方面梳理王士禛的论杜表现。王士禛颠覆了杜诗的集大成地位,从侧面揭示了杜诗的新变和丰富多样性;厘清了杜诗与“盛唐”的关系,揭示了杜诗在批评史上的价值;力图重构以王维为中心的诗学价值系统,从反面证明杜诗在古典诗歌传统中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第三章探究沈德潜以政教为中心的杜诗学。在探析沈德潜“格调说”的渊源、内涵和诗学主张的基础上,从诗歌宗旨、诗歌体裁、集大成、诗法等四方面梳理沈德潜的论杜表现,并探析其在诗歌创作中对杜诗的借鉴和以政教论杜的不足之处。沈德潜推尊杜甫的主张一方面顺应了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借助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助推力,再次确立杜诗的独尊地位。第四章探究翁方纲以诗法为中心的杜诗学。探析了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看法,着重研究翁方纲《杜诗附记》的主要内容和批杜特色。翁方纲将杜诗作为“肌理说”的典范,深入探讨了杜诗之“法”,借助杜诗建构“肌理说”,又用此说阐释杜诗,证明“肌理说”的正确性。杜诗成为翁方纲阐明诗学主张以及与前贤后学交流的媒介和平台。作为金石学家、书法家,翁方纲采用感悟式批评和分析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批杜,首次大量借用书法术语批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乾嘉年间杜诗学与金石学、书学交融的新特色。第五章探讨袁枚、赵翼、蒋士铨以性情为中心的杜诗学。三人论杜都以性情为中心,揭示了杜诗的抒情本质。但袁枚强调杜诗长于言情、“苦”和“多创”的特点,学杜并不独尊杜。赵翼肯定杜甫的创新,提出杜甫“天才论”,具有鲜明的尊杜倾向;并发挥史学家之长考证杜诗。蒋士铨没有摆脱“忠孝义烈”和“温柔敦厚”的窠臼,论杜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杜诗对诗歌创作的指导、借鉴意义。第六章探究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从《秋兴八首》的题目渊源、章法结构、语言艺术、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体现等四方面论述《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贾开宗论《秋兴八首》的突出特点是以史证诗和借杜言志,体现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对杜诗学的影响。《秋兴八首偶论》作为杜诗学史上第一部《秋兴八首》专论,又体现了清代杜诗学深入化、专题化的新特点。第七章探讨卢震《杜诗说略》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将《杜诗说略》的二十四则分为正变论、创作论、诗法论、鉴赏论等四部分进行论述。卢震论杜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道家、道教、佛教、书画艺术的术语譬喻诗学;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杜诗的研究范式,在诗学理论的高度上论杜。《杜诗说略》的性质类似于一本较为系统的《杜诗概论》,这在清代杜诗学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清初杜诗学的新变。

王成芳^[4]（2018）在《明代陕西作家研究》文中指出地域文学是明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而陕西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诚然,有明二百七十六年,无论是作家质量,还是作家数量,陕西文学皆处于低谷阶段。但就北方地区来说,明代陕西的文学成就依旧可观:第一,明代陕西地区有文献可考的作家近700人,其中有作品存留者近400多人,有别集存世者65人,存世别集达120多种;第二,弘治、正德年间的陕西文坛涌现出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杰出作家,倡言复古,引领一代文风,成为明中期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主力军;第三,一般认为,嘉靖中期以后明代陕西文学逐渐走向没落,但恰恰就是在“没落之际”,几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家族逐渐崛起,并留下了大量作品;第四,明代陕西西安府文学异常繁荣,作家数量可与江南次发达州府相媲美。本文尝试在广泛搜集明代陕西地区作家、作品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展现明代陕西地区作家的时空分布及创作概貌,讨论明代陕西地区文学的特色,并给明代陕西文学以适当的定位。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为《明代陕西作家述论》,以时间为线索,选取50多位明代陕西地区重要的诗文作家,对其诗文创作情况进行重点考察。明代陕西文学的繁盛在中后期,经过明初长达百年的准备,明代陕西文学在弘治、正德朝达到了鼎盛,并于嘉靖、万历朝持续发展,至明末逐渐走向低谷。明前期洪武至成化（1368—1487）是明代陕西文学的沉寂、准备期。此期陕西作家多以政绩、理学见称,张紞、王恕、段坚、薛敬之、康阜、黄谏等构成其主体。其中张紞被称“治行为天下第一”。王恕是关中理学三原学派的创始人,在政绩上更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称。他们对于明代陕西文化的贡献和对后来者的启迪之功是不可磨灭的,而文化的发展必将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明中期弘治、正德时期（1488—1521）是明代陕西文学的高峰期,不论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且产生了对全国文学发展有引领意义的文学名家。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均为明代陕西人,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批复古派作家,如许宗鲁、胡缵宗、马汝骥、张治道、刘储秀、胡侍、张原、张凤翔、韩邦靖、王用宾、王讴等。此一阶段,更有理学名家如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等,在精研理学的同时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一批有特色的作品。他们共同将明代陕西文学推向了高峰,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学发展的主力。明后期嘉靖至万历朝（1522—1566）是明代陕西文学的相对发展期,主要表现在作家的数量以及几个重要文学家族的发展上。此一阶段虽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仍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但整个陕西文学已处于全国文学的边缘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以马自强为代表的同州马氏家族、南轩为代表的渭南南氏家族及其他文学家族在此一阶段的兴盛及发展。此外,尚有王维桢、赵统、杨爵、冯从吾、温纯、张蒙训等人的文学创作显名于地方。明末,泰昌至崇祯（1620—1644）间,明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已然进入衰弱期。但陕西依旧有一定数量的作家在进行着文学创作,重要者如焦源溥、温日知、温自知、温启知、来复、来临、张春、秦一藩等。其中温自知在明末清初被尊为关中文坛领袖,享誉关中。本文下编为《明代陕西作家叙录》,以地域为纲,作家为目,为凡有作品存世的明代陕西作家撰写小传,并撰写着述、作品提要。此编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尽量求全,于能力所及处对已有研究资料中作家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考、着述等的缺失、疑点或讹误加以考证、补订。虽为下编,实为整个研究的基础。总体而言,明代陕西文学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本籍作家的时空分布不均衡。以时间论,属万历、嘉靖朝作家数量为最,次为正德、崇祯,次为成化、弘治。以空间论,西安府的作家有绝对优势,占明代陕西作家总数的60%以上;二是明代陕西作家多受关中理学的影响,正直慷慨,注重气节,体现出较强的创作个性;三是明代陕西地区作家多具有强烈的文学复古意识,文从司马迁,诗宗杜甫;四是明代陕西作家普遍具有关注现实的写作倾向。不论在陕西文学的历史视域中还是明代文学的区域视域中,明代陕西地区文学均不算突出,但明中期以李梦阳、康海为代表的复古派作家的崛起,及区域内作家鲜明的创作风格使明代陕西作家成为明代作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刘璐^[5]（2017）在《沈守正《诗经说通》研究》文中指出《诗经说通》是明人沈守正所撰的一部阐释《诗经》的着作,在源远流长的诗经学史上及相对薄弱的明代诗经学中颇具特色,折射彼时的理论思想而具有坐标性意义。本文遂把沈守正的《诗经说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诗经说通》文学性评析话语,总结其《诗》学观、价值及影响,进而勾勒明代《诗经》研究发展轨迹,概括围绕《诗经》而兴起的理论认识。除去绪论部分,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从阳明心学、评点风气、尊情求真三方面入手,着重考察了《诗经说通》的成书背景;第二章简要介绍了《诗经说通》的版本、体例,并对《诗经说通》的评析方法和评析符号进行探究;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细致分析了《诗经说通》的文学性评析特色,从以“诗”说诗、意在言外、情景相关三方面来具体论述;第四章提炼出《诗经说通》的《诗》学观,包括以活法解《诗》、重温厚之风、主吟咏之法;第五章既论述了《诗经说通》在文学和文献两方面的重要影响,又指出了《诗经说通》的不足之处。结语部分,总结了《诗经说通》对明代《诗经》学的特殊贡献,肯定其为《诗经》文学阐释所产生的助推力。本文着眼于对《诗经说通》的整体探析,试图拓宽明代《诗经》研究的视野,揭示明代《诗经》文学阐释的特征。

张晶晶^[6]（2017）在《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是继先秦以後两湖之地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主要表现为大家、流派林立,作家作品繁富。从明初的易代老臣刘三吾、“台阁体”代表杨溥,到以宰相主持文柄的李东阳和“茶陵派”、再到“後七子”的吴国伦以及复古派後期殿军李维桢,以至公安三袁、竟陵锺、谭,还有明末的陶汝鼐、杜濬等等,均是明代文学史中举足轻重甚至引领一时文学潮流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明代湖广作家传世作品丰富,是浙江、南直以外又一作家作品高产地之一。论文首次对湖广明代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罗与研究,并揭示出其鲜明的地域特徵和时代风貌。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搜罗,包括通志、地方志、诗文集等,共收集到有诗文集或文学作品存世的明代湖广作家768人,并访查其存世着述与文集290余种。并以地域为区划,作家为单位,对768位作家的生平、着述和文学创作情况一一提要叙录。进而,在这些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有完整文学着述传世的153位作家中,遴选出近约80位既具有典型时代共性又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为主要叙述依据和研究对象,对明代湖广文坛的历时与地域发展面貌进行综合论述,追求尽可能客观展现明代湖广作家文学创作实践原貌。纵观明代湖广文坛,历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阶梯势的递增繁荣,且每阶段均有在其时声望、影响较大的作家。正统以前的湖广文坛是其发展中最薄弱的阶段,相较於江浙、闽粤的繁盛,此时湖广作家作品数量均较少,文坛发展的主导力多以政治因素为主。正统至正德是湖广文坛的发展期,也是有明一代唯一一个湖南文学成就高於湖北的阶段,此时湖广籍的作家与文坛发展多以李东阳为轴心。正德以後直至明末,是湖广作家作品质与量、文坛地位均迅速提升的繁荣期,尤其是万、启祯期间,家族作家繁盛,且有吴国伦、李维桢、“三袁”、锺、谭诸位具有主柄文坛实力的文学大家相继崛起,一时形成“诗教以楚人为政”的盛势;与此同时,湖广地域内作家间的相交交游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典型如启祯间盛极一时的“竟陵”思潮,单与谭元春相交相善的湖广名士就几遍两湖之地。进入崇祯年间,两湖之地较早就被卷入明末的战乱硝烟中,这样的历史背景基本决定了明末湖广文坛的发展面貌——作家组成多为抗节义士,文学作品多为爱国悲歌;另一方面,与明末仍持续发展的作家人数不相协的是,此时期存世作品文集数量急速回落,此点亦与明末湖广之地长达约40年的战乱有直接关系。明代湖广作家及文学的地域特徵也尤为显着:一是大家林立、流派与群体作家异常繁盛,且引领时代文学潮流。二是明代湖广作家为官者居多,达530余位,且多武将名臣,为官四品以上达250余人,约占作家总数1/3。三是明代湖广作家传世文集中多以诗文为主,鲜少有小说、戏曲;讲学传道、公文疏牍的数量倒尤为可观,此点与湖广作家的政治身份有直接关系。四是亢直义士、狂狷志士颇多,气节尤盛,楚人风采彰着。五是文化家族繁盛,尤其是正德以後,成为明代湖广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一切从作家传世作品入手,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全面考查和研究,综合展现有明一代三百年湖广文坛的文学面貌和地域特色,是本文追求的目标。

陈名扬^[7]（2017）在《陈梓生平及其华夷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梓（1683-1759）,字俯恭（一作俯躬、頫躬、頫恭、敷公）,又字古铭（一作古民、菰缗）,号客星山人、监湖老髯、监水老髯、一斋,清余姚临山人,寓居秀水濮院,清代中前期着名理学家、诗人、书法家、古玩鉴赏家。陈梓作为明遗民后裔,以“堂堂中华儒者”自期。他亲炙姚瑚,私淑张履祥,是杨园学派的重要传人。陈梓坚持“春秋大义”,强调“华夷之辨”,固守“出处大节”,力辞博学鸿词、孝廉方正,拒绝仕清,拒绝苟且。其生平以授徒为业,致力于传播程朱正道。他奔波来往于两浙,执牛耳于秀水、余姚之坛坫,一生交游无算、倡和不断。陈梓乃一代诗文奇才,生平着述甚夥,撰有《删后文集》《删后诗存》《井心集诗钞》《斋中读书记》等。他的着作含有大量反满诗文,然竟从未受到残酷异常的“文字狱”的冲击,反而为其弟子及其学行的尊崇者们广为传钞,甚至刊刻。本文主要研究陈梓的生平及其华夷观,共分三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及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及不足。第二章陈梓生平研究,主要从家族、交游、学行、着述四个方面考论陈梓之生平。第一节“陈梓家族考论”主要考论陈梓的家族关系、家庭与家族经济情况,并附“陈梓家族关系图”、“陈梓家族关系表”;第二节“陈梓交游考论”主要考论陈梓的交游对象及陈梓的交友观,并附“陈梓师门渊源图”、“陈梓交游人物表”;第三节“陈梓学行考论”主要从“理学大儒”、“诗文奇才”、“书法巨匠”、“古玩行家”四个方面考论陈梓之学术与艺术成就,并附“陈梓履历表”;第四节“陈梓着述考论”主要从版本学角度对陈梓的着述及其刊刻、传钞的过程作一梳理,且对陈梓的着述思想进行论述,并附“陈梓着述表”。第三章陈梓华夷观研究,主要从“华夷观的内涵与衍变”、“陈梓华夷观形成的原因”、“陈梓华夷观的内容”、“陈梓华夷观的特点和局限”四个方面考论陈梓之华夷观。第一节主要论述“华夷观”的起源及内涵、“华夷观”的衍变、清代“华夷观”的形态与“华夷观”的落幕;第二节主要从社会、家庭和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陈梓华夷观形成的原因;第三节主要论述陈梓华夷观的核心主张、陈梓对历代理学家的批判、陈梓对历代贰臣的批判、陈梓视野中的东亚世界;第四节则对陈梓的华夷观作出评论,既书写其令人尊敬之处,也指出其观念的局限性。文末附录有“陈梓年谱”与“陈梓遗泽”,以供学界进一步研究。

晁冬梅^[8]（2015）在《许瑶光《再读<诗经>四十二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再读〈诗经〉四十二首》是清代官宦诗人许瑶光《雪门诗草》中的一组诗,是许氏以论诗绝句的形式记录其青年时期阅读《诗经》的心得体悟。许氏对《诗经》的感发,包括以绝句敷衍《诗经》、以文艺论评《诗经》和以人情事理解《诗》三个方面。敷衍《诗经》经典,既吟咏《诗经》意旨,称颂圣人之志,又论辩《诗经》基本问题,铺述读诗之惑。许氏颂扬儒家传统诗教,主张学诗学礼,遵循孝道思想,践行儒家诗教观;还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有相当程度的钻研,对孔子编诗、风雅正变、诗旨词义等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许氏也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批评《诗经》,发见其独特的艺术价值:重章叠句之美,艺术表现之真,后世影响之大。此外,许氏不同于传统经学家的迂阔的解经方式,他注重以人情、事理解读《诗经》,反映了《诗经》经典走下圣坛之后在普通知识分子中的接受过程。以经、子解诗,参以己意有所发明,以韵语入训诂,是《再读》组诗最显着的三个特点。与此相应,《再读》组诗属于咏经子诗和论诗诗的交叉范畴,即论《诗》诗。通过对咏经子诗和论诗诗两个维度的展开,发现《再读》组诗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为作为论诗诗的以文艺批评《诗经》的方面。除了内容,组诗的特殊价值还体现在形式上。许氏选用论诗绝句的体裁,进一步拓展了论诗诗的表现领域,对清代诗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也是因此,组诗在艺术表现上受到绝句体式的一些限制。绝句在字数、押韵等方面限制了诗意的自由表达,以至许氏必须通过添加自注和序言来弥补诗意的不完整。但瑕不掩瑜,通过对组诗的注释、评析,《再读》组诗的艺术价值还是突出的。其中尤以“以文艺论评《诗经》”一类诗作最具艺术价值,反映了许氏敏锐的艺术眼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畅达的个人情怀。

夏飘飘^[9]（2014）在《厉鹗与康乾诗坛》文中指出本篇论文的首要目的,是全面探讨厉鹗与康熙末年至乾隆初期诗坛之间的关系。在厉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他参与的诗歌活动以及与他密切交往的诗人,并对厉鹗所处的诗歌群体有一个立体而深入的分析。将厉鹗的诗歌活动、诗歌理论、诗歌创作等放置到康乾诗坛的大背景中,进而考察厉鹗的诗坛地位与诗史意义。第一章是厉鹗生平考辨,包括其生平经历、家世背景、性情特征等方面。生平经历主要选取厉鹗入京与入仕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家世考述交代了厉鹗的至亲与妻妾的相关情况。性情特征的考辨则主要是针对目前学界公认的“不谐于俗”的论调,尝试对厉鹗的性情形象进行新的诠释。最后针对现存的两部相关年谱（朱文藻《厉樊榭先生年谱》、陆谦祉《厉樊榭年谱》）中的舛误之处,予以考辨与校正。第二章是厉鹗创作及其思想研究。第一、第二节概述厉鹗诗歌创作在题材上与思想上的特点。在题材方面,则重点论述了两类诗歌：生存境遇诗和咏物抒怀诗。总体诗学思想方面,大体包括诗主学问、主清丽、主性情三个要点。第三节以厉鹗诗学思想中宗唐宗宋说为专题,对学界已有的“唐宋互参论”提出质疑、剖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第四节以《宋诗纪事》为个案,通过对《宋诗纪事》成书体例的分析来考察厉鹗诗学思想中的朴学思想。第三章是厉鹗与康乾诗坛社事研究。将厉鹗置身于康乾诗坛的大背景中,以厉鹗个人的诗名成长为主要线索,描述其主要的诗坛活动。第一阶段是诗名鹊起时期（康熙末年至雍正初期）,厉鹗主要通过参与《南宋杂事诗》的编撰在杭州诗坛赢得一席之地。第二阶段是蓄力成长时期（雍正初期至乾隆初年）,厉鹗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扬州并且得以立足,诗名渐振。首先探究厉鹗寓居扬州的客观与主观原因,包括扬州的区位优势与厉鹗的个人遭遇两个方面。其次从活动类型与唱和诗作来分析厉鹗如何融入扬州诗坛社事。再次以厉鹗与扬州“二马”为中心来分析雍正时期扬州诗坛出现的士商互动的现象,主要通过商人品味的雅化与寒士生活的改善两方面来呈现。最后是通过厉鹗诗风的成熟以及具体的诗学观念的传播来探讨他在扬州诗坛的影响力。第三阶段是诗名鼎盛、总持诗坛风雅期（乾隆初年起至其下世）。这个阶段厉鹗在杭州、扬州、天津诗坛都有文学活动,并且都能持一方风雅,俨然诗坛之盟主。主要以南屏诗社、韩江雅集、沽上题襟这三次大型雅集为切入点。厉鹗除了召集各种诗歌活动外,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改变了自清初以来杭州诗坛的诗学宗尚,由清初“西泠十子”的宗唐转向承接黄宗羲等人的宗宋。厉鹗之于韩江雅集的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他与程梦星等致仕诗人的交往中。厉鹗作为布衣诗人的代表,却能与从庙堂告归的致仕诗人水乳交融,形成朝、野诗群合流之势,这是乾隆改元后才独有的文学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具体表现都值得深入考察。至于沽上题襟,则主要体现在厉鹗与查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这确立了厉鹗在天津诗坛的作用与地位。第四章是厉鹗的文学史地位研究。首先,厉鹗是康乾杭州诗坛的承先启后者。厉鹗在康熙末年至乾隆初期杭州诗坛的代兴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他曾师从周京、徐逢吉、蒋淑,取其精华却又另辟蹊径,最终形成独具一格的“厉氏”创作风格（浙派诗风）。这种风格又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诗学传人汪沆、符之恒、吴颖芳等人,使得乾隆中后期诗坛一直在厉鹗诗风遗韵笼罩之中。其次,厉鹗是康乾江浙寒士诗人的掌纛者。他作为寒士布衣诗人的代表,具备了寒士诗人共有的性格特征与人生经历。但他同时又是寒士诗人中的典型,因为唯独他具备称首寒士诗群的条件：强烈的自我意识、独特的创作个性、鲜明的诗学观念、非凡的创作才能,成为寒士诗群中集普遍共性与独立个性于一体的人物。同时透过厉鹗这一个案,还能进一步探究寒士诗群在康乾时期文学史上的意义。

吴晗^[10]（2013）在《《读风臆评》与《读风臆补》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戴君恩的《读风臆评》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诗经》研究着作。清人陈继揆因对此书的欣赏和共鸣，补作了《读风臆补》。二人在阐释中大胆抛弃经学的束缚，张扬和显示自己的思想，挖掘和深化《诗经》的艺术魅力，对《诗经》中的诗情、诗景和诗意在想象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充分显示出独到的文学眼光，浓厚的诗意情怀以及对《诗经》的虔诚热爱之心。本文主要通过对两部作品的解读和分析，联系戴氏和陈氏在评点《诗经》中的相通之处，来揭示两部着作的评点特色和文学价值。全文分四章：第一章介绍《读风臆评》和《读风臆补》两书的着述背景。主要说明两部着作的学术背景、文本体例、作者生平，并比较分析戴君恩和陈继揆着作中对朱熹《诗集传》的态度，阐明着述立场。第二章是比较分析两部着作的评点特色。首先是从题目的“臆”字入手，介绍两位作者的创作心态，分析二人的以“臆”说《诗》和以诗解《诗》的评点特色。第三章介绍二人的诗歌理论。从诗法入手，结合二人的评点，总结二人对“格法”的认识。主要是说明“格法”应灵活多变和充满感情，并分析二人对字法的重视。第四章主要分析两部评点着作的艺术特色，通过分析戴君恩和陈继揆评点中表现的中的绘画美、音乐美及含蓄美和淡远美，来表现诗意之美。结语部分简要概括陈继揆的《读风臆补》对戴君恩《读风臆评》的发展和创新之处，指出两部着作的影响、意义及不足之处。

二、《再读〈诗经〉四十二首》述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再读〈诗经〉四十二首》述考（论文提纲范文）

（1）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杜诗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陕西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沈守正《诗经说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陈梓生平及其华夷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许瑶光《再读<诗经>四十二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厉鹗与康乾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10）《读风臆评》与《读风臆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再读〈诗经〉四十二首》述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D]. 赵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D]. 方颖. 江南大学, 2020(01)
• [3]清代杜诗评论研究[D]. 张东艳. 苏州大学, 2018(12)
• [4]明代陕西作家研究[D]. 王成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5]沈守正《诗经说通》研究[D]. 刘璐. 西北大学, 2017(02)
• [6]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D]. 张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9)
• [7]陈梓生平及其华夷观研究[D]. 陈名扬. 宁波大学, 2017(02)
• [8]许瑶光《再读<诗经>四十二首》研究[D]. 晁冬梅. 陕西理工学院, 2015(01)
• [9]厉鹗与康乾诗坛[D]. 夏飘飘. 浙江大学, 2014(12)
• [10]《读风臆评》与《读风臆补》比较研究[D]. 吴晗. 安庆师范学院,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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