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对企业经营者行为影响的调查

一、会计信息对企业经营者行为影响的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成畅^[1]（2020）在《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制度演进与经济后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持续经营假设是关于会计主体状态的基本假设,它是指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假定其经营活动是持续的,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经营下去,不拟也不必终止经营或破产清算。持续经营假设是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倘若企业的经营难以为继,则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不再合理。此时若仍错误地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整体会因存在广泛而严重的错报而不再反映企业的真实状况。因此,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适当性以及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发表审计意见至关重要。近年来,世界经济普遍面临下行压力,经济运行过程中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企业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作为反映经济的“晴雨表”,资本市场中潜藏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有效防范风险日益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仅时刻牵动着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心,更与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休戚相关,与社会财富和资源的保值增值息息相关。身为资本市场“看门人”的注册会计师,通过发表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及时地向市场各方传递关于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风险的预警信号,以提醒投资者充分地关注风险,则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即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指出企业运用持续经营假设不适当或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一种“非标”意见。确保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充分的信息含量和质量,以及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挥应有的警示作用,对维护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保障我国经济长久稳定健康发展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9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新证券法）正式审议通过。新证券法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将企业发行股票应当“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规定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并改革退市制度,取消暂停上市的规定,大幅提高持续经营能力受限企业的退市效率,推进退市常态化。新证券法的这些举措进一步凸显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在资本市场准入及退出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研究也更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提高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质量,不断加强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预警功能和决策价值,世界主要的审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在为制定更高质量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而不懈努力,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形式、信息含量、审计师与持续经营相关的责任等都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推动着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制度的演进。美国审计准则（Statements on Auditing Standards,SAS）中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先后历经了SAS No.34、SAS No.59、SAS No.126和SAS No.132等多个时期,在持续经营相关责任的界定、审计师责任的强化、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出具等方面作出诸多改进,并推动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的建立。在美国之后,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开始致力于制定高质量的、利于国际趋同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并通过“明晰项目”和国际审计报告改革等诸多重大举措持续地推进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制度的变革。我国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从首次发布至今历经4次修订。从最初参照美国的SAS No.59,到2006年基本实现与国际审计准则ISA 570实质性趋同,再到2016年汲取国际审计报告改革的成果、继续保持与国际审计准则全面趋同,我国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朝着弥合社会公众的审计期望差距的目标不断迈进。尤其是2016年12月发布的最新持续经营审计准则,标志着我国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发展历程中最重大的制度变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预警功能和决策价值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制度不断演进与变革的历史背景下,本文首先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制度演进的主要过程进行了梳理,厘清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相关制度的发展脉络及最新发展动向,并对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症结等进行了总结与评述;其次,本文对我国近年来持续经营审计准则的实施情况及审计意见的出具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分析,评述了我国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实施的总体成效以及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总体面貌;最后,本文实证检验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机制及路径,分别从市场反应、债务融资和企业盈余管理的角度研究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对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管理层的风险传导效应,全面地考察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预警作用及决策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最新持续经营审计准则的实施效果,为我国新审计报告准则全面实施背景下持续经营审计准则的实施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效果提供经验证据。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首先检验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1）在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公布日前后1天、前后2天以及前后5天的时间窗口内,以累计超额收益（CAR）衡量的市场反应显着为负,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显着的负反应。（2）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市场反应显着为负的结论存在短期效应。在上市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后的第4天,超额收益（AR）的均值即开始显示为正,且累计超额收益（CAR）在前后10天的时间窗口内并不显着。这意味着在我国证券市场,部分投资者“炒壳”动机强烈。在投机的驱动下,一些本该由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出具而可能导致股价持续下跌直至退市的公司却并未得到应有的看低。（3）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具有异质性。在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几种不同类型中,市场对于持续经营无法表示意见的负反应最为强烈,表明我国投资者能够识别持续经营无法表示意见是风险警示程度最强、预警价值最高的一类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然而,未有证据表明市场能够显着区分持续经营无保留意见和持续经营保留意见的差别,反映出我国投资者对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认知水平仍有待提升。（4）最新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全面实施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市场负反应显着增强,表明我国审计报告改革对持续经营审计准则作出重大变革的举措显着地提升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于投资者的风险警示作用,起到了应有的实施效果。本文接着实证检验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审计意见相比,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对债权人具有额外的预警作用及决策价值。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企业,其次年债务规模比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审计意见的企业多减少17.62%,次年债务成本比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审计意见的企业多增加9.47%,表明债权人能够识别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非标”审计意见在风险警示程度上的差异。（2）不同类型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程度存在显着差异,持续经营无法表示意见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3）最新持续经营审计准则的全面实施显着地加强了持续经营无保留意见之于债权人的风险警示作用,进一步表明我国审计报告改革对持续经营审计准则作出重大变革达到了应有的实施效果。本文最后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检验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对企业管理层的风险传导效应。研究发现:（1）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出具后,企业管理层会迫于市场压力和保全职位的压力,加大后期盈余管理的程度。（2）企业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后,盈余管理隐性化程度显着提升,表明相较于应计盈余管理,管理层更加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3）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对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机制会因企业性质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效应。作为一种“非标”审计意见,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对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了一定的监督机制,而对民营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却具有显着的强化与促进作用,反映出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的内在监督效能与其之于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风险传导机制之间存在力量的博弈。（4）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后,管理层花费大量时间及精力进行盈余操纵,而非在改善真实的经营绩效上下苦工,这会进一步损害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降低企业的生存几率。因此,除市场反应和债务融资外,从盈余管理的角度也能够建立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与企业破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文本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制度演进与最新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全面揭示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机理及预警价值,证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能够通过对投资者、债权人以及企业自身的风险传导机制实现资本市场治理功能,帮助市场加速淘汰落后的产能和生产方式,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不断完善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制度环境、持续地加强并最大限度地释放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在风险防范和资本市场退出机制中的作用是我国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的现实需求,也是保障我国经济平稳、健康、高效发展的内在要求。

黄淙淙^[2]（2019）在《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提出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看,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促进企业主动增加研发投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必须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解决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为了规避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的影响,本文选取股权激励活跃、成长性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连续六年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通篇紧紧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研究:第一,股权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第二,股权激励是否增加了创新产出;第三,股权激励是否提升了企业绩效;第四,股权激励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与背景分析。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剩余索取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激励理论,基于研发的内生增长理论等分析了股权激励影响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的理论基础,梳理了国内外股权激励的发展历程。第二,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控制内生性因素后,分析股权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并且进一步区分不同股权激励方式、期限和所在行业,分析上述影响是否存在着差异性。第三,以专利申请数和企业成长性衡量创新产出,分析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第四,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区分不同激励方式是否存在差异。第五,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后,股权激励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效果好于股票期权,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期限越长,越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在高科技企业中,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效果更显着。第二,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不论以专利申请数衡量,还是成长性衡量创新产出,股权激励均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与股票期权相比,限制性股票在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方面的作用更加显着,另外,股权激励期限对企业创新产出有重要影响,期限越长,企业创新产出越多;股权激励方案中,核心员工激励比例越高,企业创新产出越多。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第三,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股权激励显着提升了企业绩效,且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和股票期权相比,限制性股票在提升企业绩效方面的作用更显着。第四,实证分析股权激励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并辅以创业板上市公司汇川技术的典型案例,证实了“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证实了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明确股权激励、研发投资、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研发投资在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创新产出中起到中介作用,创新产出在研发投资影响企业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丰富了股权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路径的研究文献。第二,在研究股权激励影响研发投资、创新产出和企业绩效时,分析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两种激励方式存在的差异,发现限制性股票激励效果更好。这一研究结论和西方成熟市场的相关研究有较大差别,本文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及股权激励操作实际分析了其原因所在。第三,在研究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时,利用企业注册地平均气温这个工具变量,解决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的内生性问题,改进了估计结果。

王华宾^[3]（2019）在《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利行为问题是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企业价值乃至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该问题的内部治理机制中,有制衡能力第二大股东的作用逐渐得到实务界的重视,例如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制衡大股东的引入被赋予重要地位,而学术界的研究目前也逐渐增多,普遍认为以第二大股东为关键要素的股权制衡,即“第二大股东制衡”,是对私利行为的治理重要甚至关键的制度安排。同时,媒体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也时常发挥对控股股东的监督作用,是改善投资者保护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公司治理领域重点关注的新兴研究方向。因此,对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如何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该问题所涉及的制度背景和研究现状分析,本研究对媒体治理研究方法进行改进,以多角度全面、深入分析媒体对样本公司监督水平,收集了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5879个样本数据,提出并验证了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包括:（1）总体而言,第二大股东制衡,即因第二大股东存在而形成的制衡式产权安排,能够通过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产生治理作用,促进企业价值提升,而媒体监督虽然对私利行为并无直接的事后治理作用,但是能够通过增强第二大股东制衡的治理作用,实现对私利行为的间接治理,最终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2）强监管背景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倾向于优先通过关联担保尤其是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等形式上合法的交易方式获取私利,其次才会考虑通过资金占用或由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不再普遍选择通过关联产品和劳务交易方式获取私利。（3）对强监管背景下已经发生变化的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第二大股东以监督和制衡为主,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这种治理作用会传导到企业价值,对私利行为的治理是第二大股东制衡这一产权安排对企业价值发挥正面影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第二大股东制衡是外部制度环境或者内部公司治理质量较差时,市场应对私利行为问题所内生出的产权层面的重要制度安排。（4）媒体监督对企业价值具有正面作用,对私利行为则不具有直接的事后治理作用,并不通过直接事后治理私利行为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改善企业价值。这种改善企业价值的作用主要来自于政策性媒体。（5）媒体监督能够增强第二大股东制衡的治理作用,从而实现对私利行为的间接治理,最终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面影响。媒体监督是制度环境较差时市场内生的外部治理机制,其治理作用主要来自于政策性媒体,受国有产权性质、政治关联背后政府力量的负面影响,也受分析师跟踪的负面影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从企业价值出发,检验强监管下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方式选择,有助于加深对私利行为决策逻辑的理解,提高私利行为研究的可靠性。国内现有私利行为研究多直接沿用文献指标,忽视了2005年以来私利行为强监管政策的影响,缺乏指标适用性检验,本研究克服这一不足,从细分类型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出发,推测私利行为的方式选择,发现与之前研究相比,在强监管政策影响下,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获取私利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2）通过研究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作用,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国内现有私利行为治理机制的研究多将第二至第五（或第十）股东视为整体考察股权制衡,对股东关系和产权执行能力考虑不足,本研究深入分析股东关系和产权执行能力,发现强监管背景下,在控股股东私利行为问题上,第二大股东更倾向于选择制衡而非合谋,由其存在所形成的制衡式产权安排对私利行为具有治理作用,因此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面作用,表明第二大股东制衡通过治理私利行为这一路径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重要作用,丰富了科斯第二定理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研究。（3）将媒体因素纳入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框架,从第二大股东制衡的视角研究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作用,拓展了媒体公司治理路径的研究,丰富了媒体治理理论以及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国内现有媒体视角私利行为治理的研究主要考察媒体直接的事后治理作用,忽视了媒体监督通过影响第二大股东制衡这一潜在重要治理机制的治理作用,从而发挥间接治理作用的重要路径,并且对私利行为和媒体监督的考察不够深入。本研究基于对媒体治理研究方法的较大改进,在深层次考察媒体监督与私利行为的基础上,从第二大股东制衡的角度研究媒体监督对私利行为的间接治理作用,发现了媒体监督能够通过影响第二大股东产权执行影响其治理作用,实现间接治理,同时发现第二大股东的行为选择和治理作用会因交易费用而发生变化。（4）对现有媒体治理研究方法进行了较大改进,为媒体治理研究深入分析媒体监督水平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有助于提高研究的一致性和复现性:对目前财务和会计领域权威的、基于中文语境的专业领域情感词典进行拓展,提出研究所忽略的、从公司层面进行媒体报道情感分析的方法,对从语句层面衡量语境影响的方法进行了较大改进,同时增加了研究所忽略的、从篇章层面对语境影响的考虑。

王茁^[4]（2021）在《会计信息管理契约有用性研究》文中提出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包括价值相关性和契约有用性。价值相关性强调会计信息的定价功能,而契约有用性强调会计信息的治理功能。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和法律环境来讲,会计信息发挥定价功能的能力还有待提升,而其治理功能更为明显。对管理层的激励契约和雇佣契约是公司内部治理的主要机制。因此研究会计信息在管理契约（管理层的激励契约和雇佣契约等）的缔结与履行中的作用,即会计信息管理契约有用性更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丰富会计目标理论。本文利用文献研究与比较分析法、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在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制度背景、文化背景和会计信息质量对会计信息管理契约有用性的影响问题。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阐述了会计信息管理契约有用性的理论基础。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要匹配;代理理论认为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和面临风险的态度不同,导致了代理冲突的出现,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可以缓解代理冲突,在激励和监督过程中,作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进行综合反映的会计信息不仅提供了契约得以签订的标的内容,更是检查契约是否得以执行的一种重要监督方式。其次,分析了会计信息管理契约有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的制度背景、儒家文化和会计信息质量。制度背景方面,中国政府存在对企业干预的现象;活跃的经理人市场在中国并不存在;产品市场竞争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公司控制权市场几乎不存在;股票市场的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特征是“一股独大”和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文化背景方面,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经过长期的积累和传承成为中国人明而不知的行为准则,深刻影响着企业行为。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相关性和可靠性是最重要的两个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方法主要有盈余质量和价值相关性两类。再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会计业绩与高管现金报酬具有相关性,以及政府干预、法律环境、市场化程度和儒家文化会影响两者相关性的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业绩与高管现金报酬之间具有显着的相关性;政府干预少的企业表现出较高的会计信息高管薪酬有用性;法律环境好的企业表现出较高的会计信息高管薪酬有用性;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表现出较高的会计信息高管薪酬有用性;儒家文化降低了会计信息高管薪酬有用性。接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会计业绩与高管变更概率负相关以及政府干预、法律环境、市场化程度、儒家文化对负相关性有影响的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业绩与高管变更概率之间具有显着的负相关性;政府干预、法律环境、儒家文化会减弱会计信息与高管变更的负相关性;市场化程度会增强会计信息与高管变更的负相关性。然后,在理论分析盈余的估值作用和契约作用相关性的基础上,提出会计信息薪酬敏感性与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正相关的研究假设。实证结果发现盈余价值相关性高的企业,其薪酬敏感性也较高。在考虑高管权力的情况下,发现高管权力低的企业,价值相关性与会计信息薪酬敏感性呈现更强的正相关关系。最后,对提高会计信息管理契约有用性提出了政策建议。第一,继续完善制度环境,第二,弘扬儒家文化精髓,提高会计信息的治理作用;第三,强化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对管理契约有用性的促进作用;第四,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控制高管权力。

宋淑琴^[5]（2010）在《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认为债务融资治理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债务融资契约能够缓解股东和经营者的利益冲突,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银行贷款作为主要的债务融资方式之一,不仅能够满足债务资本的需求,而且能够通过改变治理结构实现其治理作用。但我国学者指出,我国企业向银行借款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资金需求,并没有足够重视银行贷款应有的治理作用。财政部会计司在分析上市公司2008年财务业绩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07年银行共向1597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发放贷款3.9万亿元,但截止到2007年底,上述贷款中仍有约1.3万亿元的资金留在这些上市公司的银行账户中,因此,会计司分析了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认为这些上市公司拥有较高的资金流动性,并且这些上市公司可能为了获取短期收益而将所其获得的大批银行贷款投入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通常,银行贷款主要被用于项目投资或营运资本需求。而将银行贷款用于股市或房地产这样的高风险投资领域,无疑是一种企业侵害银行利益的行为。那么,银行为了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又是如何进行信贷决策的呢?银行的信贷契一约为什么没有很好地约束贷款的使用状况呢?基于上述现实问题,本文认为研究我国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是一项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由于信贷契约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将重点研究信贷契约的基本要素——贷款规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的治理效应。另外,由于信贷契约的不完备性,债务再谈判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本文还研究了债务再谈判的治理效应。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沿着“理论基础→理论分析→环境分析→实证分析”的思路展开研究。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章“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文献回顾与评述”是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是随后展开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理论分析”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我国信贷契约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是实证研究的铺垫,分析了影响我国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环境因素；第五章“信贷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和第六章“信息透明度与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实证检验”构成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两章以信贷契约签订时点为分界点,第五章检验了信贷契约签订前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从而分析信贷契约具有治理效应的可能性,第六章在第五章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信贷契约签订后,信贷契约对经营者激励或约束的结果,即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第七章是“本文总结”,提出了本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本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介绍了选题的意义、相关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安排,总结了主要研究结论和本文的创新之处。第2章以企业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回顾了债务的治理作用,从而引出银行具有信息和监督优势,因此研究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变得有意义。接着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信贷契约治理的研究,评述目前信贷契约治理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确定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3章首先论述了信贷契约治理的信息基础和治理效应的实现条件。以信息不对称为出发点,分析信贷契约治理的信息基础。从债务履约机制、银行监督能力和动力、信贷契约激励和监督的可行性三个方面论述了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实现条件。在此基础上,本章假定在具备充分的信息基础和良好的实现条件的前提下,以激励机制为理论基础,以设计最优信贷契约要素为目标,利用理论模型分析贷款规模、贷款期限和贷款利率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存在激励机制的前提下,当信贷契约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和收支相抵约束时,贷款规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都能够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此外,本章还分析了债务再谈判的治理效应,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债务减免的激励作用。研究发现,债务减免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公司的收益性与提高债务减免程度一样,有提高经营者努力水平的效果,债务减免与负债一样具有信号传递功能。因此,债务减免的信号传递功能能够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绩效。第4章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政府的干预程度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我国信贷契约治理的环境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的制度背景并没有为信贷契约治理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充分的实现条件。第5章检验了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本章的研究思路是如果银行信贷决策与公司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存在合理的因果关系,那么信贷契约才会激励经营者为了获得贷款或获得优惠贷款而努力工作,即信贷契约才可能产生治理效应。本章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Eviews和SPS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存在较强的合理的因果关系,说明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存在治理作用,而且贷款规模的治理作用大于贷款期限；而贷款利率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表现出了较弱的合理的因果关系,几乎不能体现出贷款利率的治理作用,这是因为我国利率受政府管制所导致的。因此,信贷契约要素治理作用由大到小排列为：贷款规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第6章是在第5章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检验了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和信息透明度对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信贷契约中的贷款规模、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都没有体现出治理效应,而且短期贷款能够显着增加代理成本,长期贷款能够显着降低公司绩效（ROA和ROE）。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没能为信贷契约治理创造良好的实现条件。本章以信息披露质量作为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以信息披露质量和信贷契约要素（贷款规模、长期贷款、短期贷款）交互项的系数来反映信息透明度对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并没有改善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而且信息透明度还增加了短期贷款的治理负效应。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没能为信贷契约治理提供充分的信息基础。第7章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提高我国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政策和建议,一是改善我国信贷契约的治理环境,为信贷契约治理提供良好的实现条件；二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为信贷契约治理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三是建立和健全债务减免的信号传递机制,发挥债务再谈判的治理作用。国内外学者对债务治理效应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以信贷契约为研究对象努力探索,希望能够丰富债务融资治理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角度新颖。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企业契约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信贷契约要.素激励机制的视角研究信贷契约贷款规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的治理效应,有助于丰富债务融资治理理论,并且能为提高信贷契约治理效应提供具体的建议。2.研究内容新颖。本文不仅研究了信贷契约的基本要素,还研究了债务再谈判的治理效应。并以债务再谈判最常出现的结果——债务减免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了债务减免具有信号传递功能。3.实证研究设计新颖。本文在设计实证研究时以信贷契约签订时点为分界点,分别检验了信贷契约签订前的信贷决策影响因素和信贷契约签订后的治理效应。信贷契约影响因素的检验是为了考察信贷决策是否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存在合理的因果关系,能否激励经营者为了获得贷款而努力工作。然后验证信贷契约对经营者激励和约束的结果,使实证研究具有连续性。在变量选择上,从三方面来衡量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一是用管理费用率来衡量经营者利用现金流在职消费的代理成本,二是用总资产报酬率（ROA）来衡量经营者努力工作而产生的显性公司绩效,三是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经营者努力工作和债务本身的杠杆作用的综合绩效。以信息披露质量与信贷契约要素交互项的系数来反映信息透明度对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影响。由于作者研究能力有限,本文的研究存在很多局限和不足,这正是作者以后将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平力群^[6]（2010）在《公司法变革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演化研究》文中提出现代经济中的社会化大生产使投资规模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投资能力,同时出于分散投资风险的需要产生了以有限责任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其突出的特征是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的分离,由此产生了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为解决这一委托—代理问题,以企业控制权分配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并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和经济体制的约束下,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其中现代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以及为走向复苏而进行包括企业制度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日本经济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的研究即属于上述范畴,但与以往的同类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将在一个公司法及其变革的视角下,以战后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演化为研究对象,分析公司法变革与公司治理结构演化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公司法视角下的公司治理结构研究,将有可能在更大的学术空间内阐释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从中揭示出政府与法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更为细微、复杂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阐明,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不同于其它类型经济体制的特征。本文的结构如下。在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第一章首先在一般意义上论述了公司制度、公司法、公司治理的产生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移植西方公司法的历史过程,并详细阐述了直到战后1950年代初期历次公司法的修订及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特别指出了公司法语境下的公司治理结构与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观念上、机制上、运行上的差异。第二章论述了现代日本企业制度以及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起源于战后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外生强制的民主化改革,但是由美国占领军依据美国模式设计,并通过广泛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企业控制权再分配建立起来的日本企业制度以及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完成后发生了适应性演化,在产权结构、融资结构、控制权分配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对美国模式的偏离。第三章承接上一章论述了日本公司治理结构适应性演化的后果,是形成了相互持股的法人所有制、由银行进行相机治理的主银行制、“内部人控制”的层级结构,这些制度安排不仅是对战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经验观察所得到的特征化事实,而且是构成了日本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在战后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论述了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围绕日本企业运行和公司治理的经济形势、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市场日益替代主银行制对企业进行监管、稳定股东不断趋于消散而使公司控制权转移成为现实威胁的条件下,日本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面临困境,在长期萧条中开始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同时迎来了公司法变革的时代。第五章着重论述了1990年代初开始的公司法修订及其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新一轮演化之间的关系,这是战后数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法变革,本章详细介绍了包括董事会结构改革、激励机制改革、信息披露制改革、股东诉讼条件改革在内的公司法变革内容,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公司法变革对日本传统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及其演化方向的影响。第六章带有全文总结的性质,探讨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演化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在世界范围内的确出现了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的倾向,并且在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化方向上反映出来,但本章强调指出了公司法变革背景下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特征是,属于外部市场约束的改革迅速,但属于内部监管机制的改革滞后,即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是非均衡演化的,两者之间的磨合增大了公司治理结构演化方向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会收敛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赵淑惠^[7]（2009）在《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的行为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业绩评价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背景,是多学科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以业绩评价系统构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和实务探索,是当前会计学中研究业绩评价问题的主流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经济的萌生及全球社会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使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对企业价值及价值驱动因素的关注使源于实务的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倍受理论和实务界的推崇。非财务业绩计量、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业绩三棱柱等“新”的管理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应用,使综合业绩评价系统的构建研究盛极一时。简单回顾中西方对业绩评价问题的研究历史,笔者发现,当前会计学中对业绩评价问题的研究表现出以下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第一,业绩评价研究以对企业整体业绩以及对企业经营者业绩的外部评价研究为主,对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研究的关注程度不够；第二,业绩评价的研究成果表现为业绩评价体系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对系统影响及业绩后果研究的关注程度不够。鉴于此,本文基于跨学科的研究背景,在借鉴多学科业绩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系统及业绩评价指标为研究对象,以行为会计为主要研究范式,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企业内部业绩评价进行基于主体的自下而上的行为影响研究。本研究的层次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本文从“理论基础→基本理论→实证分析→探索性研究”四个依次递进的层面上展开。除第一章“导论”外,第二章“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的行为影响研究综述”和第三章“企业内部业绩评价与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构成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界定了本文的概念前提、研究范围、研究现状、当前业绩评价的发展特征和研究特征等,并在中外相关主题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构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框架；第四章“内部业绩评价的行为影响模式及研究整体设计”为本文的核心基本理论,是在第三章业绩评价的传统理论基础和行为理论基础框架内建立起来的。主要包括业绩评价的行为影响因素、行为影响路径及行为影响模式。理论基础与基本理论的整合,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和探索性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在研究的整体设计中,确定了主要的行为影响变量、行为反应变量以及业绩结果变量；第五章“评价多样性对基层员工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构成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实证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思想和方法对激励计划中业绩评价多样性水平对基层员工产生的行为影响进行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检验,其中部分假设得到验证,部分假设未通过检验；第六章“内部业绩评价系统对管理层行为影响的探索性研究”为本文的探索性研究部分。本章以经验研究结论为基础,基于管理层的双重主体地位（业绩主体和评价主体）,对综合业绩评价系统对管理层可能产生的双重行为影响进行探索性分析,从而为实务中业绩评价系统的构建提出警示和参考。文章最后是第七章“结束语”,主要对研究结论、研究中的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和展望。以上四个层次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表现为三个方面：理论研究结论：本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通过横向梳理界定了企业业绩评价的相关概念,通过纵向梳理,明确了业绩评价的发展历程、发展特征和研究特征,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影响研究的理论基础框架。概括性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业绩是一个基本概念,从字源学、不同学术传统以及不同阐释者对业绩所赋予的不同问题意识考察,业绩的定义有“行为”和“结果”两种导向。业绩是对业绩主体当前行为过程和／或过去行为结果的量化,表现为业绩主体当前和/或过去行为的效率和/或效果。业绩概念中表现出主体性（行为性）、目标性（承诺性）、可度量性和历史性的要素特征。关于业绩评价的定义,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对比分析后,本文认为,业绩评价包含着逻辑一致的测量和判断两个环节,量化和判断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业绩及业绩评价只有在特定的决策背景下,与特定的决策制定者相关才有意义。第二,以评价主体不同的评价目的为前提,以业绩评价指标的发展变化为依据,本文区分了业绩评价发展的不同阶段：单一评价主体的成本指标阶段,二元评价主体的财务指标阶段和多元评价主体的战略综合指标阶段。中西方业绩评价的发展历程表明,业绩评价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多层次主体行为。环境变迁是推动业绩评价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根本动力；企业理论、管理理论的发展促成了多层次业绩评价主体的形成,而多层次评价主体评价目的的异质性,又直接决定了内、外部业绩评价主体在评价内容上的差异。为了平衡企业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一种具有综合性、战略性、系统性特征的业绩评价模式被不断创新和发展起来。第三,将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的传统理论基础与行为分析理论基础以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系统为媒介进行整合,本文建立了内部业绩评价行为影响研究的理论基础框架。其中,传统理论基础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预算理论和激励理论等,行为分析理论包括关于人的假设及行为方式理论,动机计算理论和角色理论。在基础理论框架内,本文进一步构建了行为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该研究框架的建立,以一系列重要概念和关系的澄清为前提,包括对企业业绩全貌的把握,对组织业绩、过程业绩、个人业绩关系的辨析,对企业内部业绩评价行为内涵的理解等。本文认为,企业内部业绩评价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行为,是内部业绩评价主体对内部业绩评价客体（即业绩主体）过去行为的效率和/或效果进行量化及综合的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管理决策对业绩评价客体行为实施影响,从而引导业绩主体实现企业目标的行为过程。以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的行为过程模型为基础,本文确定了行为影响因素的系统观和指标观,建立了行为影响路径,并最终确立了内部业绩评价的两种行为影响模式,用以指导后续的实证和探索性研究。实证研究结论：通过综合运用实地研究、档案研究等分析方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思想和原理,本文对激励计划中业绩评价多样性水平对基层员工产生的行为影响进行研究,得出以下实证结论：第一,激励计划中的评价多样性对员工感受到的角色模糊水平具有直接的正影响。第二,员工感受到的角色模糊水平对个人业绩具有直接的负影响。第三,个人业绩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具有直接的正影响。第四,具有较高（低）价值承诺水平的员工,对多样性的激励计划做出行为反应时,经历较低（高）的角色冲突。第五,具有较高（低）价值承诺水平的员工,对多样性的激励计划做出行为反应时,经历较低（高）的角色模糊。第六,在基层员工层次,激励计划中的评价多样性与员工感受到的角色冲突水平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假设未通过验证,角色冲突与个人业绩之间的反向影响关系假设未通过验证。这一实证研究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评价多样性变量测量方法上的缺陷所导致的。但对于基层员工而言,由于其作业任务的结构性较高,需要应对的不确定性程度较低,这种影响关系不成立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可能性。探索性研究结论：探索性研究以管理层为研究对象,根据管理层不同的主体地位（业绩主体和评价主体）,得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与基层员工不同,管理层作为管理业绩主体,其管理控制职能的履行对综合业绩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信息原则,多样性的评价指标提供了与组织运行重要方面相关的广泛的指标集合,将业绩评价指标与组织战略和有价值的组织结果综合,将不同职能部门和价值链的业绩评价指标进行整合。因此,针对管理层作为业绩主体（评价客体）的探索性研究的结论为：综合业绩评价系统正向影响管理层的角色清晰水平,角色清晰正向影响管理业绩。第二,面对多样性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评价主体的管理层在选择评价指标和为指标赋权的过程中,受其自身认知能力、决策能力、情感偏好等多方面心理和认知因素的影响。在指标选择和判断的过程中,管理层倾向于使用结果指标、财务指标、客观指标和共同指标。在主观业绩评价的过程中,管理层的评价“偏好主义”将导致对下属评价的信息偏差,从而影响主观业绩评价的准确性。本研究以业绩评价的跨学科研究为背景,从行为影响的角度选择了当前的研究主题,此类研究在国内管理会计学研究中还并不多见。行为分析理论的运用、以及行为分析范式在全文中的体现是本文的几点创新。当然,作为行为会计研究的一次探索,本文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实证研究中的样本数量、样本分布、潜变量的测量方法等等,仍需要进一步深入、补充和完善。

徐莉萍^[8]（2008）在《企业财权预算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财权起源于原始产权,与原始产权主体的权能相依附、相伴随。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具体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财务监督权等等。原始产权主体（公司委托人）在完全拥有财务收益分配权的基础上,鉴于自身知识、信息、运作等方面的条件局限,必须将其他财权分解、财权配置,并落实其行使。公司治理问题就是解决财权的分解问题,公司治理中财权的分解与预算决策、执行与控制、监督与评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实际上,预算管理就是反映公司治理过程中财权分解、财权配置与财权实施的系统,财权中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三项权能的具体分解与落实过程就是预算管理的预算决策权、预算执行权与预算监督权的管理过程,预算管理系统是贯穿财权分解、财权配置与公司治理的具体运行系统。本文试图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经济社会学、企业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财务治理理论、全面价值管理理论、“财权流”财务论等理论为指导,建立财权预算管理系统。将财权预算管理系统分为财权预算与作业预算一阶二元子系统,并从财权预算管理系统循环的决策、执行与控制、监督与评价三个环节出发,逐步研究了财权预算管理系统的运行。财权预算是以（财）权配置为侧重的权力预算系统,重点在于组织设置、职能划分及其权力配置,同时,财权预算中也存在着非显性财力预算线索;作业预算是以财（权）配置为侧重的财力预算系统,重点在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技术约束所对应的财力配置,同时,作业预算中也存在着非显性权力预算线索。财权预算以投资者为预算主体,作业预算以企业总经理为预算主体。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首先对财权预算管理理论基础及其逻辑进行概括,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企业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财务治理理论、全面价值管理理论、“财权流”财务论等,这些为财权预算管理理论及运行提供了支持。然后论证了实施财权预算管理系统能缓和与化解传统企业预算管理系统的功能矛盾,提出了财权预算管理理论框架,进而提出财权预算管理系统运行的实施步骤与方案。（2）在财权预算管理系统运行环节,在预算决策上,以企业预算决策过程中的风险为研究起点,对企业财权预算管理系统决策权配置模式及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对企业财权预算管理系统决策权实现与授权关键环节重点研究,并力图重点在组织制度与授权管理上予以保障。在预算执行与控制上,研究了企业预算战略执行中战略传导的要素与动力。建立健全财权预算管理系统中预算责任机制、纠偏机制、报告机制。在预算监督与评价上,理顺“老三会”与“新三会”的关系,设计财权预算监督与作业预算监督机制及二者沟通的桥梁,在理论上分析了预算监督难点的解决方案;建立以BSC为评价主体的财权预算管理系统评价工具,同时,也在理论上分析了企业财权预算管理系统功效评价难点的解决方案。（3）通过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证实了实施财权预算管理系统的必要性、可能性与价值增值的递增性,寻找到了影响企业预算管理的显着因素,这为我们对现行企业预算系统改进提供了方向。本项研究的创新点如下:第一,创新建立了财权预算管理一阶二元系统,及其系统运行框架。并深入研究了财权预算决策、执行与控制、监督与评价的具体运行三个重要环节的难点与重点;第二,创新预算组织及组织之间的关系。明确预算管理委员会与预算办公室的职责,提出建立包括战略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在内的预算管理委员会;第三,创新资本市场预算信息披露内容。企业应该对与财权预算相关的、反映战略实施效果的、主要以资本预算与专门决策预算为主的财权预算执行过程与结果信息予以自评强制披露;对与作业预算相关的、反映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下价值创造额为主的信息予以自愿披露。政府是资本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现行上市公司所遵守的资本市场制度并没针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对中小股东治理、债权人治理加以保护。通过我们对财权预算管理系统的研究,得出在我国可以由政府规范一个约束上市公司预算战略执行过程与结果的信息传导、报告程序的结论,以达到增加企业预算战略信息传导动力的目的。所以,财权预算管理理论为指导,能逐渐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等规范,重点在中小股东治理、债权人治理保护上有所作为;以财权预算管理理论为指导,能大大促进经理人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李小健^[9]（2007）在《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我国企业改革经历了20多年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国有公司经营者动力不足、预算软约束、决策失误、监督乏力、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财务管理混乱、财务造假泛滥等。仔细分析这些问题,无一不与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有关,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是财务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本文从我国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的现状出发,以马克思产权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和现代财务理论为指导,在借鉴国外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首先对国有公司财务管理基本理论,进行垫铺性的分析说明,这是研究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问题的逻辑出发点。其次,研究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的基本内容和运行基础:公司财务治理。再次,对国有公司目前财务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的目标模式:市场导向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控制模式。最后,根据目标模式的各构成要素,分别研究了各子机制不断完善和创新的内容。第一章导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思路方法,对国内外研究动态作了评述,并说明了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财务管理机制总论本章从分析财务关系入手,阐述了财务管理机制的基本概念,说明了财务管理机制与经营机制与财务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财务管理机制的运行基础:公司财务治理,它以产权制度为基础,以财权配置为重点,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也是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的运行基础。同时研究了在委托代理制下产权制度安排和财权在国有公司的配置问题。第三章财务管理机制目标正确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系统良性循环的前提,也是财务管理机制赖以建立的基础。根据利益兼顾原则,提出了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的分层确定观点,即国有公司财务管理目标分为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总体目标分为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目标和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目标两个层次。具体目标中的经济目标包括公司在筹资、投资和分配管理方面的目标,具体目标的社会目标可分为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成本和提高社会效益。第四章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目标模式构建本章针对目前财务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剖析,在借鉴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企业财务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在构建目标和原则的指导下,设计出了我国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的目标模式:市场导向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控制模式,具体内容为,综合激励的动力机制、运行顺畅的运行机制、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为以后各章研究提出了基本思路。第五章财务管理动力机制根据以物质激励为主,精神激励为辅的动力机制目标,本章重点探讨了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激励动力方式。年薪制是以年为单位决定工资薪金的制度。在我国试行已有十多年,出现了一元结构、二元结构、三元结构等多种结构模式,本文认为二元结构模式适合我国国情,即年新=基薪+风险收入,对于激励作用最显着的风险收入应以超额利润为依据确定较为合理,即风险收入=超额利润×比例系数×考核指标完成系数。股权激励分为股票激励和股票期权激励,由于股票期权是一种事后给付方式,其动力激励效果最好,对此本文应用实证资料、典型案例分析了股权激励的原理、实施中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第六章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本章对运行机制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原理,结合国有公司具体情况进行了不断完善与创新的具体研究,提出了对策。在预算机制中,要根据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预算模式,预算执行与考核要增强力度,克服预算软约束弊端。共同治理的决策机制是以公司财务经理为主,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决策主体、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遏制经理机会主义的制衡手段,其关键是财务决策权的配置和重大投融资决策的科学管理。财务控制机制的核心是财务控制权的配置,可具体选用集权型、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等。风险管理机制中,应用预警系统,以定性方法和方量方法进行财务预警分析,并针对不同财务风险提出了防警与排警措施。第七章财务管理监督机制国有公司财务监督机制是建立在内外财务监督关系基础之上的,监督机制的主要方式为审计监督。在外部监督机制中,强调国家审计监督的“龙头”地位和依靠CPA社会审计监督主要力量,并对CPA中介监督出现的信誉危机问题,从国内外相关事件的分析中,查找原因,提出完善的对策。内部监督机制中,应完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及监事会等各层次监督主体有效行使监督权,同时应加强内部审计监督、会计监督和财务总监制度。第八章财务管理评价机制本章对我国国有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沿革做了回顾,对现行财务指标体系优缺点作了评述,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净利润或每股收益、经济增加值、市盈率、托宾q等财务指标与产品等级品率、员工满意度、员工培训、研发费投入比重、技改投入率等非财务指标,使其更适合国有公司的特点。同时,大胆借鉴,应用平衡记分卡、业绩多棱体等方法,从战略上对国有公司财务评价机制进行创新。论文创新之处:论文构建的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新模式:市场导向下利益相关者共同控制型模式,即综合激励的动力机制,运转顺畅的运行机制,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具有创新性。在财务管理目标确定中提出的分层确定论观点,以及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财务治理以财权配置为中心,财务治理是企业财务管理机制运行基础的观点具有新意。

廖小菲^[10]（2007）在《基于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众所周知，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是我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经过20几年的努力，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国企效率低下问题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论文首先在第二章对相关激励理论作了一个系统回顾。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作了一个概述，分析了各种机制的作用机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认可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补充和替代的关系，同时又指出报酬机制是整个激励约束体系中最基础和最主要的一种，尤其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来说是如此。并针对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构造了一个综合分析模式图。关于国企经营者的激励约束问题，本论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首先对国有企业外部市场体系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状进行了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较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目前在这两大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探寻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无论是外部市场体系，还是内部治理结构，功能都是不完善的，激励约束作用均未得到有效发挥。因而要控制“内部人控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加强这两方面的建设都是必要的。而内、外部机制失灵的起源和基础，就在于国有企业不合理的股权结构。所以在改善公司治理这一系统工程中，优化股权结构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而实施股权激励是优化股权结构的一条必要且有效的途径。上述两种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最终都会反映到经营者的物质报酬上来，论文在第五章对经营者的报酬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报酬结构和最优激励方案的论述，得出：固定薪酬只有保健作用，变动薪酬才有激励作用，合理的薪酬结构应该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而何种形式的变动薪酬才最有效呢?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即通过股权激励建立起代理人的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实际上这也是解决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经营者缺乏有效激励和约束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为这一观点寻找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证据，论证了股权激励制度的强大激励效应。业绩评价是激励机制的基础而重要的环节，评价指标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激励机制的有效程度。我们阐述了目前使用的三类评价指标的优缺点，并分析了EVA这种创新指标的优越性，讨论了它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以及目前在我国的适用性。为了了解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货币报酬和持股比例的现状及其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我们在第六章对2004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做了实证分析。并根据实证结论得出了今后国企经营者薪酬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提高经营者货币报酬水平，推广年薪制，加大经营者持股比例以构建多元化的报酬体系、实现长短期激励的有效结合。尽管构建多元化的报酬体系是今后薪酬制度改革的方向，但目前我们薪酬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加大经营者持股数量，积极推行股权激励。论文第七章对我国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现状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考察，发现：总体来说，股权激励确实起到了激励公司经营者努力提高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不过这种激励作用因某些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分析了这一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之后，针对目前外部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对股权激励的方案设计提出了一些建议。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论文在第八章阐述了我国国有企业应当建立基于股权激励的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在此方向下，我们给出了设计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并针对国有企业的多种不同类型，列出了几套不同的国企经营者报酬方案以供参考。论文在结语中指出，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经营者的，我们强调报酬机制的基础和主要地位，但不能忽略它与其他机制的有效匹配和协调。此外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能离开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大背景，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二、会计信息对企业经营者行为影响的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会计信息对企业经营者行为影响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制度演进与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3）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会计信息管理契约有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6）公司法变革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的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企业财权预算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会计信息对企业经营者行为影响的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制度演进与经济后果研究[D]. 成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2]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D]. 黄淙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3]媒体监督、第二大股东制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D]. 王华宾.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4]会计信息管理契约有用性研究[D]. 王茁. 燕山大学, 2021(01)
• [5]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宋淑琴. 东北财经大学, 2010(08)
• [6]公司法变革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演化研究[D]. 平力群. 南开大学, 2010(08)
• [7]企业内部业绩评价的行为影响研究[D]. 赵淑惠. 东北财经大学, 2009(05)
• [8]企业财权预算管理研究[D]. 徐莉萍. 湖南大学, 2008(01)
• [9]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机制研究[D]. 李小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06)
• [10]基于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D]. 廖小菲. 南京理工大学,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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