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对企业一把手的有效监督（论文文献综述）
张昶[1]（2021）在《多因素作用下中国国有企业晋升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我国一直推行的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中,人事制度改革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部分,也是企业提升运行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基础,更是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人事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为员工的晋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而晋升对于员工来说是一种有效地激励手段,好的晋升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的整体效能,最终增强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活力与竞争力,所以晋升机制的改革是人事改革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探究晋升机制的核心在于把握影响晋升的因素,国务院于2020年6月印发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中明确强调国企的改革应快速地朝着现代企业的市场化方向靠拢,并进一步强调了选人、用人应全面的、合理的根据经营业绩和工作实绩进行考核,提出了国企管理者的“去行政化”、企业的“经济效益优先”等具体政策。但是目前,国企依然存在企业性质“政治性”,企业目标和岗位“多样性”等现状,加之委托人想要“降低代理人工作水平的甄别成本”以及“对高人力资本员工的高组织承诺”等行为,这会导致在晋升中业绩因素并不一定会占据十分主要的作用,而非业绩因素反而会在晋升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形成国有企业内部的较为复杂的晋升机制,最终影响晋升激励的效果,降低企业的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绩效产出,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所以,围绕国有企业的晋升机制这一问题,本文深入剖析了影响员工内部晋升的因素,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变化和交互对于员工在国有企业中的晋升产生的不同的作用,概括了国有企业晋升模式,并研究了晋升机制的激励作用对企业带来的影响。研究的结果有助于国有企业决策层更为清楚的看到企业内部晋升中存在的问题,更为深入的理解其内部的晋升机制对于员工的激励作用,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设计员工晋升的评价指标,更为合理的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解决晋升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激励相容,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人的风险问题,有效推进国有企业中的人事制度改革。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高阶理论、管理激励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以文献综述为出发点,采用文献分析与理论推演、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博弈研究等方法,对国有企业中员工的内部晋升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首先,对国有企业内不同晋升方式进行分析,以内容激励理论为基础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不同晋升形式为员工带来的不同满足感,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后续研究的因变量。第二,对影响晋升的因素进行思考,以人力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为基础分析非业绩因素对晋升的影响,选择了一些人口学特征因素并构造了政治资源因素作为职位晋升研究的自变量。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各省、地市、区县分公司的晋升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后,以选定的非业绩因素作为独立变量并设计交互变量,以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员工内部职位晋升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业绩变量的引入,晋升层级的变化为切入点替换数据集,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第三,本文运用数据挖掘中决策树、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与人工神经网络等主要分类算法,对晋升数据进行建模和精度对比分析,找到最适用于晋升数据的分类算法,构建模型并基于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概括出国有企业内部不同层级员工的职位晋升模式和特征,这些模式和特征的总结也再一次印证了非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的作用。最后,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晋升机制的公平与激励问题,提出国有企业内同时存在的两种晋升机制,以员工感受为视角,通过多层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并以不同的晋升机制对获得晋升员工的不同激励为基础,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晋升博弈模型,以此研究国有企业中的晋升激励、员工绩效与企业收益的问题。纵观全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及理论贡献简要概括如下:（1）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晋升形式中,职位晋升是最重要的一种晋升形式,员工也会因此获得更多的激励和满足感。该结论为企业晋升研究中的因变量选择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2）在我国国有企业内部职位晋升中,非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会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得到:男性员工总是比女性员工更容易获得职位晋升,晋升中的性别歧视以及女性的“晋升天花板”仍然存在。员工的初始学历和最终学历越高,越容易获得职位晋升,且学历对于女性员工的职位晋升更为重要,即女性员工的晋升标准要高于男性员工。在不同层级的职位晋升中,员工的最终学历是否在入职前获得对于晋升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时,员工的年龄也在各层级的职位晋升中起到不同的作用,这说明“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在企业内不同层级被差异化执行。岗位年限方面,在一定年龄阈值内,员工在晋升前岗位的任职年限越长越容易获得职位晋升,这与我国现行的干部政策中对岗位年限的要求相关。政治资源方面,员工的政治资源越强则越容易获得职位晋升,而相对于高学历员工,政治资源对于低学历员工在职位晋升中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些结论揭示了国有企业中非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的作用,为晋升研究中自变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不同于以往研究普遍关注的企业“一把手”的外部政治晋升,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企业内部的不同层级,丰富了晋升研究的框架。（3）基于晋升模式概括和归纳的目的,在目标维度为离散型,输入维度既有离散型又有连续型的晋升数据中,随机森林是精度最高的算法。而对于小数据样本,支持向量机分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对于目标维度为二分类的晋升数据,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的精度相对较低,其更适用于目标维度为连续型的数据。此外,数据挖掘方法可以概括出一些具体的、不同层级的晋升模式。这些模式为企业内部各层级晋升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同时分类算法的适用性也为企业晋升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4）晋升公平除了对一般员工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用,对于获得晋升的员工同样也会产生不同的激励,即通过非业绩因素晋升的员工在新岗位上的工作努力程度不如通过业绩因素晋升的员工。此外,我国国有企业中并不是只有一个固定的晋升标准,而是以业绩因素为主和以非业绩因素为主的两类晋升机制同时存在,企业对于不同的员工,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晋升机制,这种同时存在的两种晋升机制是可以被员工感受到的,由此会增大激励效用的差距。该结论对于国有企业晋升激励的研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使晋升激励的理论延伸到获得晋升的员工。（5）基于委托代理的零和博弈分析,可以得到企业在两种晋升机制共存的情况下,若想使自身效益最大化,企业对于晋升后员工提供的薪资福利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应与企业对员工工作的甄别成本和不同激励下员工晋升后为企业带来的绩效的差额成正比,并与员工创造的最小绩效相关。该结论为晋升激励中的薪酬设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将晋升候选人之间基于业绩的“锦标赛”博弈扩展为委托人和已获得晋升的代理人之间的基于不同晋升机制的博弈,这为晋升博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弓丽栋[2]（2020）在《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都与地方政府在环保履职中的失职直接相关。为遏止以往“唯GDP论”带来的环境溢出效应,中央政府在“十八大”之后,开始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城市环境绩效指标纳入到地方政府的人事考核之中。自此之后,各地市陆续发生了地方官员因环境治理不力而被免职的事件。这种紧随官员更替的环境污染必然折射了地方官员的个体特征,如何从微观层面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影响,或许有助于揭示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困境。本文以地方官员更替为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在企业污染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及治理动机,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污染违规?（2）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具体的,失信惩戒是否满足这一传导条件?（3）在不同晋升压力下、不同政治关联下,失信惩戒满足什么样的中介特征?在理论层面,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本文提出了基于环境绩效的底线考核原则,试图以此剖析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中的治理动机和激励来源。在实证层面,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地区的758家废水国控重点监控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上述48个地市（包括3个直辖市）97位市委书记及81环保局长的更替情况,以及手工编码的失信惩戒变量,从官员、企业以及城市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传导机制和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正相关,且该影响仅在市委书记更替的类型中显着,而在环保局长更替中并不显着。（2）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约为33%,在环保局长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起遮掩作用,遮掩效应量约为64%。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委书记更替、环保局长更替均与失信惩戒正相关,即新上任的地方官员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失信惩戒。以上结论在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考虑官员更替频率、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以及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依然稳健。（3）晋升压力负向调节失信惩戒在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的中介效应。随着晋升压力的逐渐提升,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由72.01%下降到7.37%,对环保局长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的遮掩效应由400.6%下降到26.33%。政治关联负向调节失信惩戒在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的中介效应。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失信惩戒对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较低（约为20.90%）。在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失信惩戒对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的中介效应较高（约为39.09%）。这一结论在环保局长组同样得到验证。上述结论在考虑保障就业对晋升压力的影响、国有企业对政治关联的潜在影响之后,依然稳健。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1）提升地方官员考核中的环境绩效比重。在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中,必须建立健全官员长效考核机制,逐步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杜绝盲目遵从“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唯GDP论。（2）因地制宜设定自由量裁权重。一方面,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惩戒覆盖范围及处罚力度,逐步提升企业污染违规边际成本,逐渐降低企业污染违规概率。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违规治理的本地化细则,强化失信惩戒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污染违规的有效约束及其与地方企业发展中的动态匹配。（3）因城施策建立晋升考核标准。一方面,采取宽严相济的经济提升空间不仅有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逐步改进和完善地方经济考核评价工作,适当提升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所占比重,以缓和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鼓励高质量发展而非高速发展。（4）高度重视政治关联的“政治庇护”效应。在地方环境治理过程中,须明确甄别具有政治背景的污染企业、高度重视政治关联企业的“惩戒免疫”特性。一方面,规范政治合法性优势的适用范围,注重企业环境管理能力,而非政治关联水平;另一方面,对刻意利用政治资本或政治身份寻租设租进而谋求“污染庇护”的企业应坚决遏制。本文的核心创新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分析框架,构造了环境绩效底线考核原则,对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了边际补充;（2）从晋升锦标赛理论出发,结合信号传递视角,构建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理论和概念模型,对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理论假说,提供了一个可延展的思路;（3）基于制度与合法性视角,揭示了一条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特异性传导路径,并对影响该路径的核心异质因素进行了剖析和验证。
张伟超[3]（2020）在《高度集权模式下D中小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造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相比国外,我国中小企业寿命普遍较短,而内部控制问题便是重要原因之一。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岗位少、部门少、流程精简,且大多处于高度集权模式,这虽有利于一把手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但也带来了人治色彩浓厚、决策缺乏科学性、员工缺乏积极性等诸多内部控制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优化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应对高度集权模式下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研究,对此模式带来的内部控制问题进行剖析,从而更具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本文所选案例D企业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该企业人事、财务、监督等权力全部握在董事长手中,是典型的高度集权模式。目前该企业因高度集权产生了诸多内部控制问题,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希望在帮助D企业优化内部控制的同时亦能对其他相似企业发现内部控制问题、改善内部控制提供借鉴。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的研究方法,首先对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与集权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然后根据实地调研的内容对D企业内部控制现状进行分析,发现高度集权模式给该企业带来了诸多内部控制问题。在控制环境方面存在治理结构失衡、任人唯亲等问题;在风险评估方面存在风险管理过于自信、随意等问题;在控制活动方面存在不相容职务分离不清、越级审批等问题;在信息与沟通方面存在越级上报、一言堂等问题;在内部监督方面存在监督制度失效、内部审计缺失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单位实际,本文从内部控制五要素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通过科学分权、改善人力资源政策等来优化控制环境;通过建立落实风险评估制度、完善风险应对策略等来提高风险评估水平;通过制定落实岗位职责手册、严格授权审批等来规范控制活动;通过严格上报规范、尊重下级沟通成果等来强化信息沟通能力;通过管理层强化内部监督意识、设置独立内审岗位等来改善内部监督机制。
黄欢平[4]（2019）在《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的协同预防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决策权力作为国有企业高管职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本文借鉴专家学者对“决策腐败”概念的研究成果,从党纪法规条文和“赖小民”等实际案例中概括出“决策腐败”的含义要点,得出“决策腐败”是指决策过程中,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下对需公共权力的事项决策的非公共运作,为自己或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决策腐败是“滥用职权”的一种具体化,具有作案手法隐蔽、作案时间跨度长、“窝案”、缺乏全链条监管等特点。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相比过往的研究集中在制度性反腐、道德文化教育或是反腐机构的职能完善等,由于国企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作为一个过程,监督也应该贯穿决策始终,因此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将研究对象聚焦多监督主体的协同构建,即如何实现监督主体的协同,把监督治理统一起来,形成协同监督的合力,是对构建现代化廉政决策监督体系的有益尝试。本文首先通过分析“赖小民”、“陈玉贵”案,从他们的腐败案件中概括出“决策腐败”的特点,引出治理决策腐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分析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协同预防机制的现状,主要是多监督主体的监督现状,具体包括决策监督主体基本情况、监督主体的权责划分、监督决策协同方式等,从中概括出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协同预防机制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协同治理理论,结合监督主体协同存在的问题,从监督主体的职能定位、搭建信息平台协同方式、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构建多监督主体协同的构思,意在将预防决策腐败中的监督要素形成一套“组合拳”,提高国企决策廉政系数。
邹威[5]（2018）在《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管腐败,不仅是代理问题的极端表现,而且是腐败从政府官僚系统向企业组织渗透的鲜明例证。并且,由于高管掌握着企业资源的直接使用权,与官员腐败相比,其腐败行为的内涵也有所扩充:不仅包括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等明显违法违规的显性腐败,还包括利用公款进行奢靡职务消费等尚未明显触犯法律的隐性腐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贪腐犯罪与不正之风所带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官员腐败:不仅直接构成代理成本而贬损企业价值,更损害了所有公众的利益,抹黑国有企业的形象,危害公有制的合法性,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因而,如何有效治理高管腐败问题,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都需要攻克的重大难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对各领域的腐败予以打击与惩治,而且已经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治理思路达成了共识,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反腐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制度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靠的不是某个单一制度,而是一套系统整合的制度体系。根据系统理论,决定系统整体行为的是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整体性特征要求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应该以整体为主进行协调。因此,在当前反腐实践中单项制度初步建立和制度之间关系有待协调的现实背景下,不仅有必要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单项制度的治理效果,而且还需要厘清制度之间的理论关系,为实践中有效协调和综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本文选择研究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一方面,虽然同为有力的反腐制度安排,但是关于二者治理效果的实证研究,缺少同时包含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等不同腐败类型的全面检验。并且,关于二者治理的具体作用路径仍是一个有待揭开的“黑箱”,既缺乏理论上的系统阐释,也没有实证上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二者治理高管腐败各有长短,需要协同,但是目前关于两种治理效应之间关系的认识仍存在“替代”与“互补”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甚至还存在“中介效应”的假说。实践中协调两种制度的首要前提是在理论上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制度反腐的大系统中,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如何协调二者以形成综合治理?如果二者能够形成互补,治理腐败会更有效吗?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以更好地指导制度反腐实践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以“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控权理论、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理论、内部控制理论等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和法学研究成果,综合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选取我国2007-2015年接受政府审计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提出问题以后,按照“文献综述——框架搭建——实证检验——结论总结”的技术路线开展研究工作。本文首先从高管腐败的诱因及其治理、政府审计对高管腐败的治理、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以及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四个方面梳理了相关文献;其次以高管腐败的根本诱因分析为逻辑起点,以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控权理论为依据,以高管权力为核心,搭建一个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综合治理高管腐败的理论框架;而后,分别针对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具体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审计的确能够显着抑制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并且这种治理效应存在两条路径:一是依靠审计揭示功能,表现为审前腐败水平与审计发现违规金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二是依靠审计抵御功能,表现为审计整改与审计之后腐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区分不同腐败类型的分组检验发现,政府审计对一把手腐败和非一把手腐败皆有效,对单人腐败有效而对多人腐败无效;区分不同审计力度的分组检验发现,审计质量越高,审计次数越多,腐败治理效果越好;引入高管权力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权力诱致的腐败行为;审计治理效应并非通过影响高管薪酬而实现,但审计可以增强“高薪养廉”的治理效果。第二,内部控制同样也可以有效抑制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表现为内部控制质量与腐败的负相关关系和内部控制缺陷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采用缺陷修复虚拟变量和修复时长连续变量衡量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发现与未修复相比,缺陷得到修复的样本当期的隐性腐败水平更低,显性腐败则没有显着变化;缺陷修复所耗费的时间越长,腐败越严重,换言之,内部控制缺陷的及时修复能够显着抑制腐败。进一步区分不同腐败类型的分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非一把手腐败和单人腐败有效,对多人腐败无效,对一把手腐败非但不能有效抑制甚至还会助长其发生;引入高管权力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整体上能够抑制权力诱致的腐败行为;细分五要素的检验发现,对于隐性腐败,除了信息与沟通之外其他四要素均发挥了作用;对于显性腐败则只有内部环境要素发挥了作用。第三,关于腐败治理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分组回归与引入交乘项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均支持互补关系假说。前者表现为,无论内部控制质量高低,政府审计都能够显着抑制高管腐败;后者表现为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的交乘项系数显着为负。进一步分析中,一方面综合运用逐步法和Sobel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排除了互补关系中掺杂中介效应的可能;另一方面针对治理效果的时间累积变化与时间增量变化的检验发现,互补关系可以延长治理效果的持续期间大约3年。最后,通过深入挖掘上述结论的政策含蕴,分别从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各自的制度完善以及二者综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与已有文献多侧重于单一制度的治理不同,本文基于综合治理视角,将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廓清并验证他们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建立二者综合治理高管腐败的理论框架,属于整合研究。第二,目前相关文献或仅针对显性腐败,或仅针对隐性腐败,且均得出了正向结论。本文同时关注两类腐败的治理,并进一步细分为一把手腐败与非一把手腐败、单人腐败与多人腐败,检验治理效果在不同腐败类型条件下的差异性,发现了对一把手腐败和多人腐败的负面效果,增加了对高管腐败内涵及其治理效果的认识。第三,与已有文献对政府审计的度量仍停留在“是否”审计的二元划分不同,本文通过深入挖掘企业审计结果公告并萃取指标作为审计功能的替代变量,实现对具体作用路径的细化检验;与已有文献多从单期内控质量的静态角度开展研究不同,本文综合采用缺陷修复虚拟变量和修复时长连续变量全面度量内控缺陷修复,将腐败治理研究拓展到跨期动态检验层面,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制度完善与腐败根治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机制。
张莉艳[6]（2018）在《控制权回报、行政干预与国企高管腐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腐败事件备受舆论聚焦,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也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成为高管腐败的关键诱发因素。本文认为,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管拥有企业强大的控制权,这在我国是相当普遍的事实,大多数国有企业在进一步扩张中演变成为“高管控制的企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内在地存在着一种异化的机制,加速倾向于腐败;但另一方面,权力又是一种重要的激励因素,控制权在现代企业管理者激励契约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控制权回报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中起到了独特的激励作用。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就是沿着放权让利这一路径开始并不断强化的,国家放权于企业,让企业自主经营,企业家独立决策,使得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的释放,这点在逻辑上也是毋庸置疑的。因而,我们在谴责高管权力过大的同时也不应淡化控制权对于企业家精神租金的创造意义。那么,围绕国有企业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在学术上可以追问的是,一些国有企业高管为何会超出权力界限,不惜违法违纪,用权力来攫取私利,将权力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企业家控制权回报作为一种制度,其内在激励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控制权回报机制在国有企业会发生扭曲?国有企业高管贪腐涉金钱数目之大,涉及人数之多,不能不判定现行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还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漏洞。制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管的行为选择,即腐败抑或廉洁,制度同时也影响了他们潜在的企业家行为,即寻租抑或创新。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的研究围绕以下几章具体内容展开:第一章为绪论。基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明确本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核心内容,确定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及对应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创新点等,并且对文章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对本文所涉及的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文献以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类梳理,明确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控制权回报、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等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建立联系、寻找缺失及局限,为本文的选题确立理论依据,也为后续研究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形成机理。本章厘清了国企改革的制度背景下高管控制权的演进历程和形成机理,明确了高管控制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政府对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契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股权架构的内生性缺陷、集权型管理文化的盛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政府长期以来所持的容忍和默许的态度,从而助长了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的普遍化和扩大化倾向。第四章为国有企业控制权回报下的企业家激励悖论分析。首先,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以及原有政府官员角色形成的思维定式和惯例,使得控制权主体国有企业高管实际角色（官员）与名义角色（企业家）之间发生偏离,企业家角色异化;其次,还研究了行政干预下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回报机制的特征、成因及其外在表现,并进行了经济学推演。第五章为实证研究设计。力求对所研究的问题显性化和定量化,能够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本章构建了研究的理论模型,将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回报机制扭曲催生高管腐败的机理转化为四大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推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并对实证模型涉及的变量、数据进行了细致的设计与说明。第六章为实证结果与分析。首先,深入探讨了高管控制权、行政干预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越大,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行政干预对于高管控制权与腐败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但是,反腐以后正向的调节作用变弱了;其次,进一步尝试检验了高管控制权、行政干预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控制权并没有发挥出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反腐前,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负相关关系,反腐之后的情况发生了改变,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行政干预对于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仍然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第七章为政策建议。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治理与企业家精神重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第八章为研究结论、局限与未来展望。本章首先针对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论进行了总结;其次,对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说明,对下一步研究方向提出了作者的一些想法和展望。本文的研究以控制权回报为线索,揭示了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和腐败之间的作用机理。试图揭开权力（控制权）引发腐败的黑箱,揭示国有企业高管滥权型腐败背后的制度诱因。同时,本文对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成因的分析,不仅局限于探讨高管控制权与腐败的关系,而且引申出控制权主体企业家角色异化（企业家缺位）问题,以及行政干预下控制权回报机制扭曲催生腐败所带来的企业家激励悖论。此外,本文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详细和严密的逻辑推演,而且,还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实证检验。
洪娜珊[7]（2018）在《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提出核心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蓬勃发展的保险业而言亦是如此。晋升是企业人力资源的内部招聘,也是稳定和激励核心员工的重要途径,因此核心人才的招募甄选是保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建立岗位胜任力模型将为企业人员晋升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选拔标准和测评手段,帮助企业人员晋升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本文以国有控股地市级寿险公司C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优化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机制。论文首先对C公司所处的寿险经营环境进行分析,并从岗位胜任力模型和人力资源内部招聘相关理论进行概述,分析岗位胜任力模型与人才晋升的关系。其次,在分析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机制现状的基础之上,进行企业问题诊断,提出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进行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的必要性。第三,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主题分析法提炼C公司县市区经理胜任素质要素,并通过问卷调查和相关分析法,初步构建岗位胜任力模型,再结合头脑风暴法,对模型进行确认和评估,最终构建C公司县市区经理岗位胜任力模型。第四,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对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体系进行优化设计,将岗位胜任力模型贯穿于晋升准备、人员招募、人员甄选录用、晋升效果评估。本文的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了 C公司县市区经理的岗位胜任力模型;二是在此胜任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C公司县市区经理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晋升机制。构建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县市区经理晋升体系,将帮助C公司克服原有晋升机制中存在的弊病,人员晋升选拔更加科学。对于C公司所属的集团与总部其他分支机构乃至于其他寿险公司在县市区级的经理人管理中,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卫兵[8]（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的且应该具备的关于廉洁的理论、作风、制度以及党员关于廉洁的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总和,归属于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廉洁风尚。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社会价值文化,更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它是对全体党员的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和政治约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引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廉洁价值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廉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所探讨的社会命题。古希腊哲学家将廉洁看作是一种“善德”或者“正义”的价值理念,赋予其理性意义。古罗马思想家们从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确保掌权者的廉洁品行,并从“性恶论”“自私论”的人性假设出发,逐渐开辟出一条依靠法律、制度、分权制衡来约束人们腐败行为的文化路径。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着“以德养廉”、“以法促廉”、“勤政为民”、“崇俭戒贪”等丰富的廉洁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主要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廉洁思想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思想渊源。实现“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就是要以这两个源头为依据,不断挖掘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廉洁观念,以彰显传统廉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两个理论源头和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不断开拓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形成了一些新的廉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思想理论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取得了显着效果,勾画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框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诱惑,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背弃了党的宗旨,逐渐沉浸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不能自拔,一步一步滑向贪污腐化的深渊,沦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和人民的公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因此,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铲除腐败为导向,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为目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导论;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五、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七、结语。本文的导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和国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探讨了廉洁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社会文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第四,阐释了中国共产廉洁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本章首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根据政党文化结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分为“三层次”“两类型”。“三层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次、规范层次和精神层次,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经”。“两类型”指的是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纬”。经纬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基本轮廓。其次,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教育引导、优化创新、批判矫正和调控维护。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经验总结-问题归纳-原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重视制度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第三,按照思想观念、反腐制度、权力运行和经济利益的分析视角,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选取世界上具有典型特征的政党、国家和地区,从正反两反面总结了这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首先总结了中国国民党（反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其次阐释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分析了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正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目标,从教育、制度、监督、利益四个维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方略。本章第一部分提出要加强党员廉洁教育。包括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丰富廉洁教育内容;创新廉洁教育方式;优化廉洁教育环境;实现廉洁教育的制度化。本章第二部分提出要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本章第三部分提出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本章第四部分提出要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包括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况总结,归纳了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相关展望。
张津津[9]（2018）在《巡视制度抑制高管腐败的机制与后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转型经济下,我国市场经济配套制度建设尚不健全,公平竞争和产权保护的机制普遍缺乏,导致腐败行为时有发生（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关于国有企业高管贪污腐败的报道更是不绝于耳。企业高管腐败使得企业大量资产被个人侵占,造成企业资产流失,陷入财务困境,并损害企业的长远发展。从2013年-2015年,中央巡视组对央企巡视从试点到全面推开,完成了对中管央企的巡视全覆盖。这就为我们从理论上验证巡视制度对遏制腐败的蔓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巡视制度能否通过其震慑力和声誉传导机制等发挥抑制央企高管腐败的作用?2、内部控制机制建设作为巡视工作重点,在巡视制度与高管腐败之间发挥何种作用?3、巡视制度下高管腐败的治理又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本文以“理论总结-现状分析-实证论证-政策建议”为基本框架展开,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本文从我国制度背景出发,引入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归纳梳理巡视制度的发展历史,对巡视制度、内部控制和高管腐败进行现状分析,并阐述了巡视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内部控制和高管腐败的影响,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其次,本文实证研究了巡视制度与高管腐败的关系、内部控制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以及巡视制度抑制高管腐败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巡视制度的建立能够抑制高管腐败行为,而内部控制机制在二者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巡视制度下高管腐败问题的缓解能够提高央企投资效率,提升央企经营业绩。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创新点有:1、巡视制度的建立是促进反腐倡廉的重大制度安排,已成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历史性等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成果颇丰,但关于巡视制度抑制腐败的相关研究较少,尚无相关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弥补了巡视制度对腐败治理研究的空白,也为现有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2、本文结合央企巡视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将内部控制引入巡视制度与高管腐败的关系之中,试图找到巡视制度抑制高管腐败的作用机制,弥补了中央巡视对央企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的空白,更为我国巡视制度工作开展中如何进一步发挥内部控制机制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3、丰富和深化了巡视制度抑制高管腐败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从微观视角研究高管腐败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和业绩的影响,为当前我国巡视工作的持续推进提供证据支持,也为国企投资效率低下这一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单豪杰[10]（2017）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具备“六种力量”,这就给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即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应当怎样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又如何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解决党在国有企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等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是协调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关系的题中之义,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内在要求,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是融合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党组织关系的必备前提。新时期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党建功能弱化、纪律松弛、“两个责任”履行不力,企业党务工作者党建意识淡薄、国有企业党员队伍素质低下能力不足;选人用人问题多,“四风问题”禁而不绝等。国企党建出现问题主要原因:一是现代企业制度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企党建的冲击。二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三是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未能有效衔接。四是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机制创新滞后。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不断强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好党对国有企业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形式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到实处。
二、试论对企业一把手的有效监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对企业一把手的有效监督（论文提纲范文）
（1）多因素作用下中国国有企业晋升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主要问题的提出 |
| 1.2 关键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意义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高阶理论 |
| 2.1.3 管理激励理论 |
| 2.1.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 晋升概述 |
| 2.2.1 晋升的概念 |
| 2.2.2 职位晋升的划分 |
| 2.2.3 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的影响 |
| 2.2.4 非业绩因素对于职位晋升的影响 |
| 2.3 晋升公平与晋升博弈研究 |
| 2.3.1 组织公平与晋升公平 |
| 2.3.2 公平与绩效的关系研究 |
| 2.3.3 晋升中的博弈研究 |
| 2.4 基于数据挖掘的智能化方法 |
| 2.4.1 数据智能化方法 |
| 2.4.2 分类中的数据模型 |
| 2.4.3 数据挖掘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晋升研究 |
| 2.5 理论与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中的不同晋升形式分析 |
| 3.1 国有企业中的晋升形式 |
| 3.2 基于内容型激励理论的晋升形式分析 |
| 3.3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中影响员工职位晋升的因素分析 |
| 4.1 研究基础及研究假设 |
| 4.1.1 文献与理论分析 |
| 4.1.2 研究变量的选择 |
| 4.1.3 主要研究对象及假设的提出 |
| 4.2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实证分析 |
| 4.2.1 实证背景 |
| 4.2.2 数据及统计性描述 |
| 4.2.3 Logistic回归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中职位晋升模式分析 |
| 5.1 数据挖掘分类方法在职位晋升中的应用 |
| 5.1.1 分类方法与晋升 |
| 5.1.2 决策树分类 |
| 5.1.3 随机森林分类 |
| 5.1.4 其他分类方法 |
| 5.2 员工晋升模式分析 |
| 5.2.1 数据的选择 |
| 5.2.2 分类结果的精度对比 |
| 5.2.3 晋升模式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中的晋升激励与企业收益 |
| 6.1 晋升的公平与激励 |
| 6.1.1 晋升中的公平性问题 |
| 6.1.2 晋升的激励与绩效产出 |
| 6.2 国有企业的晋升机制与收益 |
| 6.2.1 晋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
| 6.2.2 国有企业的双晋升机制 |
| 6.2.3 基于企业收益的一种晋升博弈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不同晋升形式满足感的问卷调查 |
| 附录2 双晋升机制的问卷调研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地方官员更替 |
| 1.3.2 失信惩戒 |
| 1.3.3 企业污染违规 |
| 1.3.4 晋升压力 |
| 1.3.5 政治关联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1.1 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1.2 晋升锦标赛的主要特征及优势 |
| 2.1.3 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2 信号传递理论 |
| 2.2.1 信号传递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2.2 信号传递理论的主要特征 |
| 2.2.3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合法性理论 |
| 2.3.1 合法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3.2 合法性理论的研究视角 |
| 2.3.3 基于合法性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4 制度基础观理论 |
| 2.4.1 制度基础观的基本内容 |
| 2.4.2 制度基础观理论主要维度 |
| 2.4.3 基于制度基础观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5 理论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假设 |
| 3.1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1.1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1.2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 |
| 3.2 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2.1 失信惩戒的中介作用 |
| 3.2.2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 |
| 3.3 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
| 3.3.1 晋升压力的调节作用 |
| 3.3.2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模型设计 |
| 4.2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1 样本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与数据特点 |
| 4.3 主要变量的测度 |
| 4.3.1 地方官员更替 |
| 4.3.2 企业污染违规 |
| 4.3.3 失信惩戒 |
| 4.3.4 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 |
| 4.3.5 其他变量 |
| 4.4 变量的描述和初步检验 |
| 4.4.1 变量描述 |
| 4.4.2 数据离群值的检验和处理 |
| 4.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初步事实检验: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5.1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抑制了企业污染违规 |
| 5.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
| 5.2.1 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 |
| 5.2.2 考虑官员更替频率 |
| 5.2.3 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 |
| 5.2.4 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 |
| 5.2.5 考虑地方官员更替的内生性 |
| 5.3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违纪调任的异质性 |
| 5.3.2 异地调任的异质性 |
| 5.3.3 晋升调任的异质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传导机制检验:失信惩戒的中介作用 |
| 6.1 失信惩戒的传导机制检验 |
| 6.2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提升了失信惩戒 |
| 6.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
| 6.3.1 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 |
| 6.3.2 考虑官员更替频率 |
| 6.3.3 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 |
| 6.3.4 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 |
| 6.3.5 考虑地方官员更替的内生性 |
| 6.4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检验 |
| 6.4.1 违纪调任的异质性 |
| 6.4.2 异地调任的异质性 |
| 6.4.3 晋升调任的异质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调节机制检验: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7.1 晋升压力的调节机制检验 |
| 7.1.1 晋升压力对地方官员更替与失信惩戒的调节作用 |
| 7.1.2 晋升压力对失信惩戒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2 政治关联的调节机制检验 |
| 7.2.1 政治关联对地方官员更替与失信惩戒的调节作用 |
| 7.2.2 政治关联对失信惩戒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考虑保障就业对晋升压力的影响 |
| 7.3.2 考虑国有企业对政治关联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启示与建议 |
| 8.2.1 提升地方官员考核中的环境绩效比重 |
| 8.2.2 因地制宜设定自由量裁权重 |
| 8.2.3 因城施策建立晋升考核标准 |
| 8.2.4 高度重视政治关联的“政治庇护”效应 |
| 8.3 未来展望 |
| 8.3.1 扩展理论外延以升华概念模型 |
| 8.3.2 拓展数据来源以提升研究深度 |
| 8.3.3 细化核心变量度量标准以提升结构效度 |
| 8.3.4 探寻绿色压力在地方污染治理中的影响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官员更替一览 |
| 附录B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抓取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3）高度集权模式下D中小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 |
| 1.3.2 关于集权对内部控制影响的研究 |
| 1.3.3 关于集权对企业管理影响的研究 |
| 1.3.4 关于集权与分权选择的研究 |
| 1.3.5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与高度集权理论基础 |
| 2.1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分析 |
| 2.1.1 中小企业管理特点 |
| 2.1.2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意义 |
| 2.1.3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原则 |
| 2.2 高度集权对内部控制影响 |
| 2.2.1 高度集权对内部控制有利影响 |
| 2.2.2 高度集权对内部控制不利影响 |
| 2.3 内部控制要素及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内部控制要素 |
| 2.3.2 相关理论基础 |
| 3 高度集权模式下D企业内部控制现状分析 |
| 3.1 D企业概况 |
| 3.1.1 D企业简介 |
| 3.1.2 D企业组织架构 |
| 3.2 高度集权模式下D企业内部控制现状分析 |
| 3.2.1 内部环境现状分析 |
| 3.2.2 风险评估现状分析 |
| 3.2.3 控制活动现状分析 |
| 3.2.4 信息与沟通现状分析 |
| 3.2.5 内部监督现状分析 |
| 4 高度集权模式下D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分析 |
| 4.1 控制环境差 |
| 4.1.1 权力高度集中,治理结构失衡 |
| 4.1.2 部门设置及职责分工不合理,工作效率低下 |
| 4.1.3 人力资源管理不善 |
| 4.2 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 |
| 4.2.1 一把手过度自信,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
| 4.2.2 风险分析随意性大,无必要制度规范 |
| 4.2.3 风险应对依赖一把手,应对措施不完善 |
| 4.3 控制活动不规范 |
| 4.3.1 一把手干预业务,不相容职务分离不清 |
| 4.3.2 授权控制程序简单,越级审批现象严重 |
| 4.4 信息与沟通不充分 |
| 4.4.1 部门各行其是,缺乏横向沟通 |
| 4.4.2 主管领导无实权,越级上报现象频发 |
| 4.4.3 一言堂现象严重,员工沟通积极性差 |
| 4.5 内部监督弱化 |
| 4.5.1 内部监督制度形同虚设 |
| 4.5.2 内部审计缺失 |
| 5 D企业内部控制优化建议 |
| 5.1 优化控制环境 |
| 5.1.1 科学分权,改善治理架构 |
| 5.1.2 科学设置部门及岗位职责 |
| 5.1.3 改善人力资源政策 |
| 5.2 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5.2.1 培养现代风险防范意识 |
| 5.2.2 建立并落实风险评估制度 |
| 5.2.3 完善风险应对策略 |
| 5.3 规范控制活动 |
| 5.3.1 制定并落实岗位职责手册 |
| 5.3.2 严格控授权审批 |
| 5.4 强化信息沟通能力 |
| 5.4.1 提高横向沟通水平 |
| 5.4.2 赋予主管领导实权,严格上报规范 |
| 5.4.3 尊重下级沟通成果,提高其沟通积极性 |
| 5.5 改善内部监督机制 |
| 5.5.1 管理层强化内部监督意识 |
| 5.5.2 设置独立内审岗位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4）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的协同预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依据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国有企业高管 |
| 2.1.2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
| 2.1.3 决策腐败 |
| 2.2 理论依据:协同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协同预防机制的现状分析 |
| 3.1 决策监督主体 |
| 3.1.1 内部主体 |
| 3.1.2 外部主体 |
| 3.2 监督主体的权责划分 |
| 3.2.1 监督主体的权责范围 |
| 3.2.2 监督主体权责关系 |
| 3.3 监督决策内容 |
| 3.3.1 监督决策事项的范围 |
| 3.3.2 监督决策的运行程序 |
| 3.3.3 监督决策的执行效果 |
| 3.4 决策腐败预防中的协同关系 |
| 3.4.1 监督主体间的协同关系 |
| 3.4.2 决策制度与法律的协同预防关系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协同预防机制存在的问题 |
| 4.1 监督主体的协同能力不足 |
| 4.1.1 内部监督缺乏有力统一领导 |
| 4.1.2 内部监督作用效力不足 |
| 4.1.3 监事会的监督缺乏刚性约束 |
| 4.1.4 国企决策缺乏经理人专业监督 |
| 4.1.5 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监督能力较弱 |
| 4.2 决策过程监督协同方式单一 |
| 4.2.1 .沟通协调机制不健全 |
| 4.2.2 协同监督缺乏互动平台 |
| 4.2.3 决策监督缺乏反馈评价 |
| 4.3 决策过程缺乏协同监督支撑 |
| 4.3.1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缺乏协同监督设计 |
| 4.3.2 决策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协同预防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
| 5.1 协同观念相对滞后 |
| 5.1.1 各自为政的管理思想 |
| 5.1.2 缺乏协同合作思维 |
| 5.1.3 廉洁意识淡薄 |
| 5.2 监督主体的协同职能有待激活 |
| 5.2.1 监督主体独立性不足 |
| 5.2.2 监督主体监督职能开发不够 |
| 5.2.3 监督主体缺乏协同载体 |
| 5.3 监督主体缺乏制度协同保障 |
| 5.3.1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因素 |
| 5.3.2 国有企业监督制度因素 |
| 5.3.3 相关法律配套不完善 |
| 第六章 完善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协同预防机制的具体建议 |
| 6.1 优化科层制建设,实现监督主体协同 |
| 6.1.1 提升国企内部监督部门独立性 |
| 6.1.2 深化外部监督派驻机构的监督作用 |
| 6.1.3 规范监督主体监督定位与权责 |
| 6.1.4 建立“多位一体”决策监管合力 |
| 6.2 增强互动沟通,构建信息协同整合 |
| 6.2.1 加强决策信息互通联动 |
| 6.2.2 利用信息化实现协同监督资源共享 |
| 6.3 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协同运行 |
| 6.3.1 完善决策制度系统链条 |
| 6.3.2 形成国有企业决策制度体系协同 |
| 6.3.3 配套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高管腐败 |
| 1.2.2 政府审计 |
| 1.2.3 内部控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高管腐败的诱因及其治理研究 |
| 2.1.1 高管腐败的诱因 |
| 2.1.2 高管腐败的治理 |
| 2.2 政府审计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2.2.1 治理机理分析 |
| 2.2.2 治理效果检验 |
| 2.3 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2.3.1 国外相关研究 |
| 2.3.2 国内相关研究 |
| 2.4 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研究 |
| 2.4.1 基于审计定价模型的相关研究 |
| 2.4.2 基于代理问题框架的相关研究 |
| 2.5 简要评述 3 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综合治理高管腐败的理论框架 |
| 3.1 高管腐败的根本诱因分析 |
| 3.1.1 寻租理论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3.2 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的控权逻辑 |
| 3.2.1 监督控权 |
| 3.2.2 制约控权 |
| 3.3 综合治理理论框架的搭建 4 政府审计及其功能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1.1 政府审计治理高管腐败的整体作用分析 |
| 4.1.2 政府审计治理高管腐败的具体作用路径分析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变量度量 |
| 4.2.2 模型构建 |
| 4.2.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DID适用性检验 |
| 4.3.3 相关性分析 |
| 4.3.4 多元回归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更换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方式 |
| 4.4.2 采用未被审央企作为对照组 |
| 4.4.3 更换显性腐败配对样本的匹配比例 |
| 4.4.4 消除十八大反腐的宏观影响 |
| 4.4.5 采用PSM样本 |
| 4.4.6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区分不同腐败类型 |
| 4.5.2 区分不同审计力度 |
| 4.5.3 引入高管权力变量 |
| 4.5.4 高管薪酬的替代性解释 5 内部控制及其缺陷修复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1.1 内部控制治理高管腐败的机理分析 |
| 5.1.2 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影响高管腐败的机理分析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度量 |
| 5.2.2 模型构建 |
| 5.2.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多元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更换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方式 |
| 5.4.2 更换显性腐败配对样本的匹配比例 |
| 5.4.3 更换内部控制指数中位数的定义方式 |
| 5.4.4 更换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样本容量 |
| 5.4.5 消除十八大反腐的宏观影响 |
| 5.4.6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区分不同腐败类型 |
| 5.5.2 引入高管权力变量 |
| 5.5.3 细分五要素的治理效果 6 政府审计、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1.1 替代关系分析 |
| 6.1.2 互补关系分析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更换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方式 |
| 6.4.2 更换显性腐败配对样本的匹配比例 |
| 6.4.3 更换内部控制指数中位数的定义方式 |
| 6.4.4 更换内部控制的分组方式 |
| 6.4.5 消除十八大反腐的宏观影响 |
| 6.4.6 采用PSM样本 |
| 6.5 进一步分析 |
| 6.5.1 互补关系中是否掺杂了中介效应 |
| 6.5.2 互补关系是否延长了治理效果的持续期间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参考文献 后记 |
（6）控制权回报、行政干预与国企高管腐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问题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4.1 结构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创新处 |
| 1.6 相关概念界定 |
| 1.6.1 高管腐败相关概念界定 |
| 1.6.2 控制权与控制权回报的概念界定 |
| 1.6.3 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概念界定 |
| 1.6.4 行政干预的概念界定 |
| 1.7 本章小结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梳理 |
| 2.1 关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文献研究 |
| 2.1.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 |
| 2.1.2 基于寻租理论的研究 |
| 2.1.3 基于制度环境的研究 |
| 2.1.4 文献述评 |
| 2.2 关于控制权对企业家激励的文献研究 |
| 2.2.1 控制权的正向激励 |
| 2.2.2 控制权的负向激励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关于企业家精神制度驱动因素的文献研究与述评 |
| 2.4 文献总评与研究启示 |
|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产生的制度背景与形成机理 |
| 3.1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 |
| 3.1.1 下放企业经营自主权,高管控制权开始形成 |
| 3.1.2 国企股份制改革,内部人控制问题出现 |
| 3.1.3 国资委成立,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凸显 |
| 3.2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的形成和强化机理 |
| 3.2.1 产权虚置的先天缺陷 |
| 3.2.2 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 |
| 3.2.3 集权型管理文化 |
| 3.2.4 高管积累了丰厚社会资本 |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国有企业控制权回报下的企业家激励悖论 |
| 4.1 国有企业企业家的角色异化 |
| 4.1.1 制度变迁下企业家成长的演化 |
| 4.1.2 企业家角色异化的成因及表现 |
| 4.2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回报机制的扭曲机理 |
| 4.2.1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回报机制的特征 |
| 4.2.2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回报的经济学效用分析 |
| 4.2.3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回报机制扭曲的表现 |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研究假设 |
| 5.2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2.2 变量设计与说明 |
| 5.3 模型设计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 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
| 6.3 回归分析 |
| 6.4 进一步回归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加强国有企业董事会授权建设 |
| 7.2 建立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公司治理机制 |
| 7.3 对国有企业高管进行分类治理和监管 |
| 7.4 完善国有企业内部制衡机制 |
| 7.5 建立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追责机制 |
| 7.6 本章小结 第8章 结论、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作者简介 |
（7）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岗位胜任力模型相关理论 |
| 一、胜任力与岗位胜任力模型概念内涵 |
| 二、建立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流程 |
| 三、建立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方法 |
| 第二节 人力资源内部招聘相关理论 |
| 一、晋升的定义和作用 |
| 二、晋升标准 |
| 三、晋升实施流程 |
| 第三节 岗位胜任力模型与人才晋升的关系 |
| 一、岗位胜任力模型与招聘甄选 |
| 二、岗位胜任力考察避免人员晋升的“彼得陷阱” |
| 第三章 C公司县市区经理的晋升现状与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C公司概述 |
| 一、C公司基本情况 |
| 二、C公司招聘晋升情况 |
| 第二节 C公司县市区经理的晋升体系现状 |
| 一、C公司县市区经理的晋升程序 |
| 二、C公司县市区经理的晋升准备 |
| 三、C公司县市区经理的晋升实施 |
| 第三节 C公司县市区经理现行晋升体系问题分析 |
| 一、缺乏县市区经理岗位人员晋升规划 |
| 二、晋升标准模糊 |
| 三、候选人招募的方式和渠道有待更公开多样 |
| 四、人才甄选测评的方式和手段不够科学 |
| 五、没有开展晋升效果评估 |
| 第四节 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进行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建立C公司县市区经理岗位胜任力模型 |
| 第一节 C公司县市区经理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思路 |
| 第二节 构建C公司县市区经理岗位胜任力模型 |
| 一、定义C公司县市区经理的绩效标准 |
| 二、选取标准样本 |
| 三、提炼胜任素质要素 |
| 四、初步构建胜任力模型 |
| 五、模型确认与评估 |
| 第五章 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体系 |
| 第一节 总体目标与思路 |
| 第二节 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晋升准备 |
| 一、晋升规划 |
| 二、以岗位胜任力模型为依据确立晋升标准 |
| 第三节 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人员招募 |
| 一、晋升岗位信息发布 |
| 二、招募候选人 |
| 第四节 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人员甄选录用方案 |
| 一、组建并培训人员甄选工作组 |
| 二、C公司县市区经理的甄选考察 |
| 三、民主研究晋升决策 |
| 第五节 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晋升效果评估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小结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概念解析 |
| 一、廉洁文化 |
| 二、廉洁文化“发展”与“建设”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 |
| 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观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鲜明特点 |
|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人民性 |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民族性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先进性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 |
| 一、政党文化结构的理论分析 |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规范层 |
| 四、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精神层 |
| 五、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干部廉洁文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功能 |
| 一、教育引导功能 |
| 二、优化创新功能 |
| 三、批判矫正功能 |
| 四、调控维护功能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
| 二、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 |
| 三、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 |
| 四、强调制度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
| 五、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
| 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 |
| 二、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迷失 |
| 三、部分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 |
| 四、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观念落后 |
| 五、部分党员干部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的成因 |
| 一、落后观念消极影响 |
| 二、反腐败制度不完善 |
| 三、政治权力运行失调 |
| 四、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 第四章 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 |
|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教训 |
| 一、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表现 |
| 二、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教训 |
| 第二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
| 第三节 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 一、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二、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
| 第四节 最清廉国家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 一、丹麦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二、芬兰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三、瑞典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四、最清廉国家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廉洁教育 |
| 一、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 |
| 二、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 |
| 三、丰富廉洁教育内容 |
| 四、创新廉洁教育方式 |
| 五、优化廉洁教育环境 |
| 六、实现廉洁教育制度化 |
| 第二节 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 |
| 一、建立科学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 二、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体系 |
| 三、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
| 一、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
| 二、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 |
| 三、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 |
| 一、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 |
| 二、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 |
| 三、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9）巡视制度抑制高管腐败的机制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1.6 本文存在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巡视及巡视制度 |
| 2.1.2 高管 |
| 2.1.3 内部控制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腐败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2 内部控制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小结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 |
| 2.3.2 寻租理论 |
| 2.3.3 新制度主义理论 |
| 2.3.4 声誉理论 |
| 2.3.5 政府规制理论 |
| 3. 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对内部控制、高管腐败的影响 |
| 3.1 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比较 |
| 3.1.1 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1.2 古今巡视制度之比较 |
| 3.2 巡视制度与内部控制 |
| 3.2.1 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 |
| 3.2.2 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现状 |
| 3.2.3 巡视制度与内部控制 |
| 3.3 巡视制度与高管腐败 |
| 3.3.1 高管腐败的度量 |
| 3.3.2 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现状及特点 |
| 3.3.3 巡视制度与高管腐败 |
| 4. 新时期党的巡视制度能够抑制央企高管腐败行为吗? |
| 4.1 研究问题 |
| 4.2 理论分析 |
| 4.3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 4.3.1 样本选择 |
| 4.3.2 变量定义和研究模型 |
| 4.3.3 描述性统计特征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结论 |
| 5. 巡视制度抑制高管腐败的作用机制研究 |
| 5.1 研究问题 |
| 5.2 理论分析 |
| 5.3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定义和研究模型 |
| 5.3.3 描述性统计特征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结论 |
| 6. 巡视制度抑制高管腐败的经济后果研究 |
| 6.1 研究问题 |
| 6.2 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 |
| 6.2.1 理论分析 |
| 6.2.2 案例分析 |
| 6.3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 6.3.1 样本选择 |
| 6.3.2 变量定义和研究模型 |
| 6.3.3 描述性统计特征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的经济后果研究 |
| 6.6 结论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完善巡视制度 |
| 7.2.2 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期间发表的文章 |
（10）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党建理论依据 |
| 一、国有企业党建理论渊源 |
| 二、新时期国有企业党建理论 |
| 三、习近平国有企业党建理论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党建内涵界定 |
| 一、国有企业党建的内涵 |
| 二、国有企业党建的特征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历史沿革 |
| 第二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协调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关系的题中之义 |
| 一、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党的建设 |
| 二、抓好党的建设与现代企业制度衔接是时代的要求 |
|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协同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必备前提 |
| 第二节 加强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的关键 |
| 二、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关键 |
| 三、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影响力的关键 |
| 第三节 加强国企党的建设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
| 一、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有助于破解传统发展模式的困境 |
| 二、加强党建有助于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转型升级 |
| 第四节 融合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与国企党组织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 |
| 一、国企党建工作是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保证 |
| 二、国企党建工作是彰显我国国有企业特殊优势之所在 |
| 第三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障碍 |
| 第一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建政治功能弱化 |
| 一、党组织自身定位不清晰 |
| 二、政治功能与企业经济属性不协调 |
| 三、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不突出 |
| 第二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党建意识淡薄 |
| 一、缺乏先锋意识 |
| 二、组织观念淡薄 |
| 三、服务意识欠缺 |
| 第三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员队伍素质低下能力不足 |
| 一、人员不足，队伍老化 |
| 二、意志消沉，作风涣散 |
| 三、本领欠缺，能力不足 |
| 第四节 中央巡视工作中暴露出的国有企业党建问题 |
| 一、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严 |
| 二、纪律松弛，“两个责任”履行不力 |
| 三、“近亲繁殖”，选人用人存在严重不正之风 |
| 四、顶风违纪，“四风问题”禁而不绝 |
| 第四章 国企党建面临新挑战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造成的冲击 |
| 一、政企分开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二、产权多元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三、新公司法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第二节 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不到位是弱化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因 |
| 一、国有企业广大职工群众主体地位不突出 |
| 二、“新三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老三会”功能和作用 |
| 三、过分集中“一言堂”现象时有存在 |
| 第三节 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未能有效衔接 |
| 一、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存在矛盾 |
| 二、国有企业党组织人事管理方法方式陈旧，不能适应新的需求 |
| 三、党管干部与市场化选聘各有侧重缺乏统一 |
| 四、将党的建设纳入企业经营管理者考核仍需完善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机制创新滞后 |
| 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制滞后 |
| 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任用机制滞后 |
| 三、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滞后 |
| 四、国有企业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
| 第五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
| 一、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
| 二、确保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 |
| 三、强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第二节 坚持党的建设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不偏离 |
| 一、党的建设要明确定位支持“新三会”依法行使职权 |
| 二、要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抓党建 |
| 三、要围绕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抓党建 |
| 四、要围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抓党建 |
| 第三节 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管理权 |
| 一、坚持党组织对人事工作的领导权 |
| 二、坚持党组织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 |
| 三、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 |
| 第四节 坚持和完善好民主管理制度维护工人阶级合法权益 |
| 一、坚持和完善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
| 二、坚持和完善好职工董事制度 |
| 三、坚持和完善好职工监事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试论对企业一把手的有效监督（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因素作用下中国国有企业晋升机制研究[D]. 张昶.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2]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D]. 弓丽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高度集权模式下D中小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研究[D]. 张伟超.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 [4]国有企业高管决策腐败的协同预防机制研究[D]. 黄欢平. 广西大学, 2019(06)
- [5]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D]. 邹威. 东北财经大学, 2018(06)
- [6]控制权回报、行政干预与国企高管腐败研究[D]. 张莉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1)
- [7]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C公司县市区经理晋升体系优化研究[D]. 洪娜珊. 厦门大学, 2018(02)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D]. 王卫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巡视制度抑制高管腐败的机制与后果研究[D]. 张津津. 厦门大学, 2018(07)
- [10]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D]. 单豪杰. 兰州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