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费改革使乡镇机构正常运转成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张良[1](2017)在《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村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契机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16年作为十三五战略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改革任重而道远。农村新型社区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优化农村新型社区的协调运行与良性治理,实现农村社区村民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有真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灵魂要求的核心要旨。税费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境下,农村社区的治理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逡巡不前,经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的桎梏。“处低谷而力争,迎高潮而快进”,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匮乏之际,迎来新型城镇化实质性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与“善”治,成为挣脱桎梏牢笼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对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涵括六个板块的内容。绪论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简要阐发了研究的背景,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治理面临经济基础薄弱的困境,恰巧引来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问题,并界定了经济资源、农村新型社区以及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概念。笔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经济资源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着力点、研究方法、选址依据、研究意义以及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乡镇基层政府发挥整合功能,整合财政资金、项目、土地、企业等经济资源输入社区,给社区治理提升增量资源。社区基层组织发挥维持功能,支配和控制社区的经济资源,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改善办公设施,包括物业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维持社区的治理正常运转。社区村民具有目标获取功能,既有基于单向度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理性选择”,也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复杂目标取向的参与,甚至有基于趣缘的各类自组织协会、志愿者参与,归根结蒂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在于经济资源嵌入下的可交换资源导向。而企业、个体经营以及生产合作社等,则具有适应功能,创造出的经济资源规模、效益、速度适应社区治理的运行幅度和频度。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自身系统整合程度低,以上各治理主体的功能效用缺乏经济力的支撑无法彰显,各治理主体出现角色紧张、行为偏差,无法在社区内凝聚,走向离散。第三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一方面,“风险”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蕴育着社区治理机制运行当中的风险。风险一,经济资源嵌入下带来的乡政村治运行机制风险。经济富庶的农村社区所在的基层政权职能由“服务”转向“汲取”,存在亲手断送繁荣的风险。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所在乡镇政权“悬浮”于农村社区,受经济资源束缚带来保姆型政权的风险。风险二,货币快速升值经济理念主导下的小农盲目投机行为蕴育潜在风险,市场机制嵌入下政府、社会反向保护机制缺失促使潜在风险转向显在风险,二者于农村社区场域渗透、交叠、撞击带来叠加风险。另一方面,“机遇”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创造了社区治理机制运行优化的机遇。机遇一,经济资源嵌入提升了社区选举机制的稳定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选举机制可以平稳运行。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容易引发选举秩序震荡。机遇二,经济资源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提供了降低社区纠纷调解过程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复合程度的必要条件。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家族结构与正式结构复合程度高。机遇三,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社会关联度高,群体内聚力强,进而经济资源扩大了社区权力资本纵向运行半径。横向非体制精英“高大威猛”并与社区体制精英合作共治,经济资源促进了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的生成。而经济资源匮乏社区纵向权力资本运行半径小,一旦超越社区边界,其边际效应无限趋向于零,权力资本被禁锢、封冻在刚性科层制下的社区层级,没有与上级进行讨价还价、折冲樽俎以及相互调适的余地。非体制精英“细小琐碎”与体制精英有走向对立、离散趋势,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遭损噬。机遇四,经济资源嵌入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活力。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合作网络强劲有力。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信任缺失,互惠规范破坏以及合作化网络难以建构。机遇五,经济资源嵌入与社区文化资本构成了“培育”与“反哺”的利益关联链条。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支撑下“培育”文化资本,如高素质的人才以及社区的知名度。而培育出的大学生村官、志愿者下乡支助,服务农村社区建设,知名度的提升吸引政府整合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嵌入社区。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培育文化资本的支撑力量不足,而文化资本的“反哺”功能更是无从谈起。第四部分是经济资源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笔者通过效率、公平性、回应性三个维度对经济资源差分的两个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异作出评估,直观地展现出了经济资源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显着影响,经济资源充沛足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从效率维度来看,社区经济资源充沛,则可以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治理效率始终在低水平线徘徊。从公平性维度,笔者设计三个指标来检测社区治理的公平性。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再分配标准以及帕累托标准分析,社区治理均符合评估标准,经济资源充沛,社区治理公平性充分。但是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则受经济资源总量约束、分配暗箱化、差序化、碎片化的影响,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到以上三个评估标准,公平性表征不充分。从回应性维度分析,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从年度目标制定到层级沟通再到述职评议这一闭路循环的过程彰显了治理的回应性。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根本不具备形成这一闭路循环的充分条件,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差,社区治理的弹性不足。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进行因应政策探讨。结论:第一,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第二,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第三,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为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笔者针对性的进行了政策探讨:第一,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渠道;第二,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第三,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第五,经济资源嵌入增强社区居民对正式机构的认同,进而促进双重法律制度整合化解纠纷调解机制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的复合难题。
高万芹[2](2016)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文中指出本文以川西平原一个乡镇的村治主体的类型和治理模式为对象,分析并揭示税费改革以后中西部农村村治结构发生的变化及其特点。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断变革,农村的治理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迁。经济改革使原有乡村治理赖以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比如,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对劳动力需求上升,而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家庭成员不断卷入到市场经济中,随着务工经商收益的不断提高,村民当村干部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农村的政治制度变革导致村治结构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新时期的村级组织建设缺乏有效地激励机制和治理资源。这些都让乡村治理陷入困境。谁来当村干部?乡村治理结构应该怎样符合改革后的生产方式?农村怎样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结构?这个结构又怎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类似因素的影响性分析来揭示当前村治主体的类型和村治结构的特征。本研究发现特定的经济社会空间造就特定的精英类型,中西部地区的村治主体表现为一群“中坚农民”。以林镇为代表的许多中西部的普通农业村庄虽然面临着“能人”不断外流、村治主体缺失问题,但农村社会仍有一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能让一部分青壮年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从而成为村庄中的“中坚农民”。他们不是政府所提倡的“富人”,也非“恶势力”,大都是一些没有财富、权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普通农户。中坚农民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主要从农副业等生产环节和上下游的流通服务环节,以及一些满足农民生活需求的商业服务项目中获得收入。他们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村庄中,往往是多元兼业的小农,与普通村民的差异不大,但由于年龄、身体素质、文化技能、活动能力的禀赋差异,使其在村庄中的地位比较突出。他们是国家惠农政策和公共品建设的较大收益者,也受到村庄社会关系和价值舆论的约束,愿意在村庄的公共事务中带头。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这些新生力量逐渐替补老式干部。中坚农民成为村治主体是国家、社会、地方三者互动的结果。从乡村两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上看,税费改革以来,国家治理目标和治理体制的变革对乡镇政府的治理任务、角色职能及其治理能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造成乡镇政府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再去控制村级组织。这也间接导致村级组织的“弱行政化”。村级组织角色和职能的转化也成为中坚农民治村的政治基础。而村庄内生权力秩序的变革也为中坚农民治村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村权力结构的扁平化状态让中坚农民群体有一定的能力来维持村庄的稳定和秩序。从新治理主体的治村机制上看,这部分中坚农民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优势并不明显,难以像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富人、狠人一样,凭私人权势、财富资源来实现村庄治理。但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中坚农民借助惠农资源,通过村庄动员的方式,发挥村民的力量来实现村庄建设和自我管理。并且,在村级治理过程中,中坚农民并没有出现富人治村、狠人治村下的强人控制、私人治理和政治排斥的特征,反而出现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如民主参与制、协议制、商议制、集体表决制、体现公平的互助制、自由参与决定制、公共品项目集体监督制等等。从治理的结果上看,他们能够通过公共资源的公共运作,达到民主治理的目标。这些都对改革后中国的农村管理、乡村治理和机制建设具有启发性参考意义。
刘宁[3](2015)在《选择性治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治理模式 ——以山东桥镇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14年7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目前部分政策落实环节多、进度慢,一些地方和部门重布置轻落实,存在推诿扯皮现象;部分干部缺乏责任意识,遇到困难“躲着走”、不作为、不担当,懒政松懈,有的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在这我们不仅要问,这些行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是一种普遍行为,还是一种个别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选择性落实和象征性执行行为?是基层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还是基层政府财政能力不足;是国家政策和政府体制存在问题,还是在利益导向上出了问题;是民众参与能力不足、参与体制不顺畅,还是乡村关系发生了变异;抑或是这些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正是带着这些疑问,展开了对乡镇治理的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结论。为此,笔者以所挂职调研的一个乡镇——山东桥镇作为研究对象。在学术态度上,作者遵循以乡镇干部为主体、以常态乡镇为对象、以中国乡村研究本土化为导向的原则来开展研究。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五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研究乡镇政府的制度职责和行政年历,以及乡镇政府对于这些任务的选择(第二章);二是研究乡镇治理财政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乡镇政府赢利性、汲取性、选择性等特征(第三章);三是研究乡镇治理社会基础,重点探讨了乡镇与村庄和农户关系(第四章);四是研究乡镇治理人事基础,重点探讨了乡镇干部的行为动机和晋升博弈(第五章);五是研究乡镇治理运行机制,重点探讨了乡镇政府动员能力(第六章)。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得出如下结论:(1)选择性治理已成为乡镇治理的一种普遍模式。(2)选择性治理是一种比较“中性”的治理模式。(3)选择性治理是乡镇政府追求效绩最大化的过程。(4)“选控型”政权是乡镇政府的基本特性。笔者认为,选择性治理是指在乡村治理实际运行中,乡镇政府和干部作为理性的行动者,既不完全遵循政策要求,也不完全按照民众需求,而是基于自身利益和诉求,在综合考虑制度空间、财政资源、乡村关系、人事晋升和动员能力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展开乡镇治理。选择性治理表现出一种巨大的主体能动性,在一定的制度情境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性治理是乡镇政府对自身理性和利益的一种凸显,也是对国家政策统一性、整体性的一种应对,更是对政绩考评体制的一种契合。乡镇政府的诸多选择性治理行为,既造成制度空转、政策扭曲、矛盾激化和意愿无视等负面影响,给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问题,但是也带来了制度创新、政策实施和决策修正等积极效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治理。
贾梦宇[4](2014)在《“后农业税”时代的县乡财政关系研究 ——基于河北省D市的结构功能论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0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直接影响农民负担,其在于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战略部署。2003年的废除农业税政策,终结了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与此同时,农业税费改革直接影响了县乡财政关系的转型。在“后农业税”时代,县乡财政收入结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县乡财政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特别是对于一些农业县来说,地方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县乡财政困难加重,基层财政运行压力日增。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乡财政困境,县乡财政关系得到重新调整。如何理顺县乡财政之间的关系,保证基层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促进县乡政府职能转型,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后农业税”时代的县乡财政关系研究,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当前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部署和基层公共财政建设,找到了新的契合点,留下了大量可供探索的空间和可行的研究路径,并将成为财政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取向和新的生长点。首先,本文以帕森斯结构功能论为理论视角,将县乡财政关系放置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宏阔背景和现实财政制度变迁的环境下加以考察,探讨县乡财政关系在“后农业税”时代的调适与顺应、竞争与博弈、整合与协同、模式维持与优化的基本路径,立体剖析县乡财政关系不断分化和发展的过程。其次,通过对河北省D市县乡财政关系进行连续考察,从政府职能转型的基本语境出发,在梳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D市的县乡财政结构变迁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中部省份农业县域的县乡财政关系的运作模式与互动规律,深入探讨乡镇对县级财政制度性依赖的形成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为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提供可借鉴的参照样本。最后,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民生财政和县乡财政关系重建展开探索性的思考和讨论,通过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拓展公共产品供给,探索县乡财政的沟通、均衡与共生机制,从而使基层治理自主性的探寻成为一种可能。研究发现,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重新调整,乡村社会治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在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土地财政增加、基层政府承担大量的经济职能,经济主体性成为县乡政府的根本目标,民生工程、新农村建设、公共物品的供给等惠民工程难以在乡镇落实,进而引发乡镇治理的危机。同时,在现有的体制下,县级政府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乡镇的财政、人事和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均受县级制约。基层政府的经济主体性质与有限行政属性都导致了乡镇治理自主性的一、丧失,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从而,如何理顺县乡财政关系,重建乡镇治理自主性就成为“后农业税”时代县乡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的研究框架或结构安排大体如下:第1章:导论,阐述了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介绍了理论视角及研究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等。第2章:农村税费改革与县乡财政关系的转型,主要描述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关系发生的新变化。第3、4、5、6章分别从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四个基本功能模式出发,深入分析县乡财政关系的变化。第3章:县乡财政关系的调适与顺应,从县乡财政关系的适应功能方面,描述了“后农业税”时代县乡政府通过招商引资、项目整合、共谋合作等方式应对上级政策,适应现实制度环境的过程;第4章:县乡财政的竞争与博弈,从目标达成功能方面,分析了县乡政府在财权与事权竞合模式下产生的非对称博弈。第5章:县乡财政的整合与协同,从社会整合功能方面,分析了县乡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公共产品供给和财政结构刚性所形成的结构化了的依赖关系;第6章:县乡财政的模式维持与优化路径,从县乡财政关系的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出发,分别从预算制度、转移支付和基层治理三个方面,提出了优化县乡财政关系的相关对策建议。第7章:结论与讨论,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并提出展望。
韩鹏云[5](2012)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与村庄的链接》文中指出农村和农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而由于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并与广大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密切关联,所以成为了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同时社区公共品作为一种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无法由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来有效实现,各级政府的外部治理和村庄的内部治理便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主导治理路径,但由于农村社区公共品种类多样、涉及面广、方式复杂,且政府和村庄的治理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又是乡村治理研究中的难点问题。作为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它“嵌入”于国家和乡村社会发展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中,折射出治理逻辑的变迁历程,应该说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或者财政学问题,亦是一个透视社会基础嬗变和国家治理转型的政治社会学问题。当前学术界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研究多着重于经济学视角,而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却鲜有研究。笔者认为在经济学具体对策建构的基础上,延伸政治社会学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问题的解读,将有助于深化认识、创新思路,从而更好地指导公共品供给的实践。“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具有复杂的流变过程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就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这一研究主题而言,具有自主性的国家和个体共存的村庄成为两个主导性的行为体,而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也就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两个治理侧面,也是两种治理方式,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供给的机制,形成了供给的逻辑。同时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作为一种资源的聚合及配置,不仅是治理问题,亦是权力的建构问题,应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行为所赖以生成的国家基础性权力和村庄治权进行深入探析。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逻辑变迁历程和当下走向。在总体国家治理的分析范围内可划分出国家和基层政府两个方面:在传统体制时期到农村改革时期,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国家扮演了“监理”的角色,依据有关政治或经济的战略指导方针,动员人民广泛参与,其进行总体的组织协调和宏观的监控评价;而从农村改革时期伊始至后税费时代,国家“项目式业主”的定位逐渐滥觞并日益成型,通过行政系统的自我运转和直接操作来供给公共品,各级政府部门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的“业主”;同时,不同历史阶段中基层政府对社区公共品的治理逻辑也在发生变化,由“在场式”的国家“代理”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策略化谋利”主体,由贯彻执行国家的治理方针转变为从供给过程中谋取额外利益。从总体上看,国家对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特别是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供给体制上有缺陷,供给资源流失严重,而管理监控却没有真正落实,从而使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国家治理出现“内卷化”的趋势。其次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村庄治理的逻辑分析和当下状态。村庄集体在税费改革之前在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了“责权主体”的作用,而在后税费时代则变为无责权的“债务空壳”,在公共品的自主供给上束手无策,也怠于作为;农民个体在税费改革之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但税费改革后,国家治理与村庄治理分离,农民则只能在公共品供给中处于“悬浮旁观”的角色,在村庄的集体行动中也陷入了“行动困境”。可以说,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税费改革前的村庄治理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税费改革后,其治理陷入“无效”的状态。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内卷化”和村庄治理的“无效”共同导致了供给的困境。与此同时,考察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过程,发现其治理之所以取得优异的成效,根源于国家和村庄的良性互动和共同治理。基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治理的逻辑轨迹和国外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有效经验和创新做法,笔者认为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应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共同治理的方式一方面加大国家资源下乡的力度,创新供给的机制和路径,另一方面加强村级组织的组织力,不断凝聚农民的合作力,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在两方面共同推进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和村庄在理念、资金和制度上的多重链接。从而使国家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同时也能给予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上的主体权和参与渠道,使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成为自身家园公共品供给的真正“业主”。农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透视出来的是治权问题。国家通过公共权力对社会所承担的公共供给与服务职能所体现出来的是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村庄通过自治的权力完成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所体现出来的是乡村社会中的村庄治权。通过国家基础性权力和村庄治权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体制变迁过程中的逻辑检视,笔者发现在传统体制时期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托于村庄治权;在农村改革时期,村庄治权日益衰退,国家基础性权力日渐渗入;而后税费时代则主要依靠国家基础性权力,村庄治权处于完全被弱化的状态,这也正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不能有效衔接,造成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源。由此,要解决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不能单方面和单向度地推进国家权力的下沉,必须着重反思国家权力如何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问题。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治理的权力建构应坚持国家基础性权力和村庄治权并重建设的努力方向,这也是我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未来指向。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国家治理转型、村庄秩序重塑及新农村建设道路密切相关。首先,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治理的逻辑转变深刻嵌入于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之中,其不仅承接了治理的转型过程,而且深刻反映了国家治理转型所存在的问题,国家与村庄链接的公共品供给之道也启示了国家应重新重视“间接治理”,努力打造国家与农民“中间层”的建构方向。其次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模式创新与乡村秩序的重塑呈现为同步联动的过程,乡村秩序的重塑可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保障和载体,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又可改变当前“脱嵌”的状态,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秩序,为乡村社会的均衡、稳定提供基础条件,作为一种双赢的局面,笔者认为这将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良好绩效和乡村秩序重塑的共同诉求。再次是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建设方向紧密相连,同时亦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类型的宏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全球资源和市场的限制,我国应根据现实国情选择切合实际的现代化方向,通过建设乡村、稳定乡村,逐步让城乡之间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及协调、稳健发展。而农村社区公共品的供给将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让农民参与,加强对村庄的建设,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稳步走向现代化。
申端锋[6](2009)在《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1978-2008》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核心立意乃是从乡村治权的角度解释农民为什么上访这一命题,以往的研究均是农民维权的角度给出的解释。为此,笔者在河南和平乡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对和平乡1978—2008年的乡村治理和农民上访有了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把握,提炼出了乡村治理模式的三种类型,并在乡村治理模式变迁中揭示了“信访吸纳治理”的型成。乡村治权包括物质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个方面,本文主要从权威性资源角度入手,即乡村组织对农民上访的分类入手,来考察其分类治理能力。分类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一种基本特性。在信访治理中,基层政权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1978—2004年的信访治理依附于乡村治理,信访分类借用了乡村治理中的分类体系。2005年之后,“信访吸纳治理”,信访制度意义上的信访分类在信访治理中无法落实,信访治理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分类体系,“赖货”、“信球”、精神病人等成为非正常上访的定性和评判,这一模糊的分类是在村庄语境中完成的,其标准是村庄规范和村庄结构。基层政权对这些人失去了治理能力,只能做思想工作,讲道理,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对这些人说不。由此,本文在村庄语境中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非正常上访的分类体系,并在这一分类系统中考察维权与治权的关系,以及无法有效治理的原因。本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是村庄稀释了农民上访的政治效应;二是乡村治权的弱化导致了农民上访的增多;三是分类治理出现了“有分类无治理”的格局。本文发现,基层政权只能依靠村庄地方性知识对上访进行一个分类,而无法进行治理,基于村庄的分类无法治理,出现了一种“有分类无治理”的格局,而分类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治理能力,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加强分类治理能力,强化乡村治权,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当务之急。在本文看来,分类治理之所以会出现“有分类无治理”的局面,这与分类治理原则的缺失有关,分类治理中最为关键的是政治原则,而不是单纯的治理技术。在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对立关联中,本文试图在20世纪农民与政治的历史脉络中探寻农民上访的政治意义,以重建农民与政治的关联。至此,我们便可归纳出农民上访的基本行动图式,即上访者并不是从西方式的个人权利出发,而是借助于社会主义理念和意识形态,来强调人民政府的责任,从人民政府的责任出发,通过明确其责任来实现上访者的权利。总之,在问题层面,本文力图揭示出农民上访与乡村治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方法层面,本文通过“作为方法的村庄”重新表述对中国研究的基本取向;在思想层面,本文回应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去政治化和后革命氛围中的重新政治化问题。
解冰[7](2008)在《新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文中指出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农村基层政权为研究对象,以政权职能及政权权责制衡为研究核心,从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入手,以农村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为逻辑起点,以农村基层政权的功能和结构设置及运转为基本研究框架,以农村基层政权在运转中存在的问题及障碍性要素为切入点,以乡镇政权的自身生长逻辑和现实基础等为主要研究内容,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政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组织学等等多种学科理论,在分析了不同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相关职能变化以及对其绩效评估之后,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分析和探讨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效性和有限性的特征及其实现路径,并据此重构了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的相互关系,为相关部门在农村基层政权改革及其结构设计提供思路。全文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导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论文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核心概念,研究的技术路线及研究的创新点等等。第二章是研究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变迁历程。本章主要从制度设计与形态变迁及功能这三个角度,对新中国解放前后几个阶段所发生的制度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其目的旨在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历史演变、政权运转等进行纵向历史考察,揭示农村基层政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第三章是研究人民公社这一政权历史形态中的政权生态以及所承担的角色。本章主要研究了建国初期到人民公社这一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建设的历史过程,并对人民公社的特定阶段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绩效评价。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的政权存在源于它承担的全能政治功能:社会改造与控制功能,一切行动(包括经济建设)都服从国家政治需要。以至于在以革命为动力、以革命为表征的社会改造和建设中,以特殊的方式组织秩序,运作经济。第四章是研究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新的农村基层政权形式——乡镇政权的重建及其新的政权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生态。本章从乡镇政权涉足经济领域的起源及参与经济建设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通过其对政权基础因素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由此分析和解构乡镇政权重建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三种不同行为方式的历史根源及其政治生态。第五章是讨论乡镇政权改革以及新农村建设。通过分析新世纪之初乡镇政权存在的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危害性,阐明乡镇改革既是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影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问题。基于对问题重要性认识,本章阐述了本次乡镇改革的政治内涵,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命题。第六章介绍和分析目前学术界、理论界以及与乡镇政权密切相关的县乡村干部等对本次乡镇改革的看法和观点论争。之所以这样安排,其意义在于通过对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观点予以梳理,以及身处改革之中的干部感受呈现,使得对目前展开各种改革试验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在认识基础之上形成共识。第七章通过公众舆论调查对目前乡镇改革进行评估并提出对策。基于目前乡镇改革取向不明、改革不配套、不规范以及观点论争等等原因,乡镇改革存在诸多变数,本章采用政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目前已经或正在进行的乡镇改革试验效果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并进行绩效评价。第八章主要通过对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农村基层政权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层政权效率。透过政权效率分析以及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发现和寻找出政权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此研究基础之上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创新实践提供思路,同时也为本论文的核心制度设计提供经验和思路依据。第九章重点研究新时期农村基层政权——乡镇政府权责制衡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建构思路。主要通过对未来乡镇政权的权责逻辑分析、乡镇政权面临的现实(自身结构特性以及改革带来的行政空间变化等)的考察,以此来确定并阐述未来乡镇政权权责制衡的基本思路。第十章是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的具体制度设计。这是本论文研究的重中之重。基于对目前新村建设乃至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之后考虑,从现阶段新农村建设对乡镇政权的基本要求、乡镇政权未来功能认识以及新时期(未来中长期)乡镇政权的权责制衡等三个方面,给乡镇政权进行新的职能定位,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未来农村新形势下的基层政权中的责任和权力之间制衡进行中长期制度设计。第十一章是建立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基础之上的法律化机制设计。这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的内在配套需求,也是权责制衡的保障要求,更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形势下的必然要求。学术研究是累积性的。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由于本文首次从纪检监察角度和立足于反腐倡廉工作来研究农村基层政权,不仅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新外,而且研究内容有所创新。其中,关于乡镇再改革问题的提出和基础政权效率的分析,关于权责制衡重构的逻辑推演和思路设计以及新时期乡镇政权的功能定位,关于权责制衡重构的法律化机制的设计等,均突出了创新性。从而,极大增加了研究成果转换为政策实践的可能性。
贾晋[8](2008)在《乡镇政府经济职能与乡镇债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财力,其结果是分税制体制变成了层层集中收入的体制。在财权向上集中的同时,由于缺乏对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科学界定,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使得乡镇政府的事权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造成我国乡镇政府财政运转困难,乡镇债务问题随之浮出水面。根据农业部经管司的统计,截至1998年底,全国乡村两级承担的净债务在3259亿元以上,乡均债务408万元,村均债务21万元,乡镇政府“负债运转”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后,我国乡镇财政赤字出现进一步扩张的趋势。一些以农业税为主要税种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本已负债累累的乡镇政府濒临“破产”边缘。与此同时,随着农业基础作用的日益彰显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战略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作为我国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最底层的乡镇政府,处于“三农”工作的第一线,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对乡镇政府经济职能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职能定位、职能错位、财权与事权等方面对乡镇政府经济职能与乡镇债务问题进行研究。全文由7章组成,第1章和第2章为第一部分,主要对研究涉及的重要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回顾相关的理论基础并梳理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为后续各章的分析研究奠定基础。第3章到第6章为第二部分,主要对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实证和规范分析,并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比,对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研究。第7章为第三部分,从制度建设出发,总结乡镇改革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经验,探讨规范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制度保障。各章的基本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对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界定。介绍写作的思路、基本内容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对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进行说明。在整体上给予论文一个全局的把握。第2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主要对政府经济职能理论,经济体制与政府经济职能,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变迁,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定位,乡镇财政体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第3章:建国后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变迁。本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建国后各个时期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分析,分为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两个部分。理论分析部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用这个理论框架对建国初期、合作化运动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农村改革后四个阶段的乡镇政府经济职能进行了理论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建国初期乡镇政府较少发生道德风险行为的原因在于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本土化的干部队伍以及农民自治组织的有力监督,这一时期,乡镇政府主要承担土地改革工作。(2)随着合作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乡镇政府与群众利益诉求逐渐偏离,成为国家利益和政策的代理人。(3)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全能型的政府,成为国家获取超额剩余的工具。(4)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职能是低效率的,同时,虽然人民公社体制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上取得了良好的组织绩效,但这种供给制度却在决策和筹资机制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案例分析部分:采用案例分析法对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后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现状进行分析。选取了三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乡镇,采用问卷调查、采访党委书记、召开座谈会、相关资料分析的方式调查和了解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履行的相关情况。首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乡镇政府职能的大致情况,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乡镇政府履行了微观经济职能、公共产品供给职能以及公共管理多方面的职能。即使是经济落后地区的乡镇政府,仍然将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第二、在乡镇政府的各项职能中,公共产品供给职能相对弱化;第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乡镇政府工作的重心有所不同,经济越发达的乡镇,乡镇政府微观经济干预的职能就越强,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乡镇,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公共管理,特别是维持社会稳定。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个别访谈、实地调研的方式了解乡镇政府主要经济职能履行的具体案例,最后结合乡镇政府财政收支情况对乡镇政府经济行为作进一步分析。第4章:市场经济体制下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定位。本章以辖区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为逻辑起点,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定位。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状况、需求次序以及筹资责任的划分原则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的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次序也存在着差异。此外,为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应当按照收益对称原则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筹资责任。在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次序和筹资职能划分的基础上,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将乡镇政府划分为财政上解型乡镇和财政补贴型乡镇。财政补贴乡镇主要围绕服务农业生产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履行基本经济职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公益性农业技术和农机推广服务。(2)农业生产信息服务。(3)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转移服务。(4)发展和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5)组织社区范围的农田水利建设。财政上解乡镇除了基本经济职能外,还需要履行积极的经济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小城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2)环境治理和保护。(3)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第5章: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分析。在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表现、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错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私人产品领域,乡镇政府履行着较强的微观经济干预职能;在公共产品领域,乡镇政府承担了许多受益范围明显超出乡镇辖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对于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原因,本文分别从乡镇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和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两个角度,以博弈理论为基础,借鉴库诺特--纳什均衡模型和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进行了经济学解释。最后,指出了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在私人产品领域和公共产品领域引发的后果。第6章: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与乡镇债务形成。首先,本章通过对乡镇债务相关研究资料的归纳,结合实地调研所获取的乡镇债务情况,对乡镇债务的规模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乡镇债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乡镇负债面宽,规模大,乡镇债务规模远远超出现有乡镇财政收入的承受能力,债务风险较高;二是乡镇债权结构比较复杂,金融机构债务在总债务中占有较高的比重;三是乡镇债务主要用于乡镇公益性支出(包括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支出)和兴办企业。在总结乡镇债务结构的基础上,从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角度,对乡镇政府举办乡镇企业以及由于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导致乡镇债务产生的过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两点启示:第一,避免乡镇新增债务的关键在于规范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第二,当前乡镇债务化解的关键在于锁定存量债务,避免新增债务,而重点在于避免乡镇新增债务的发生。第7章: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的保障机制。本章首先对现有乡镇政府改革理论进行论述,明确提出反对撤销乡镇政府,实现乡镇自治和将乡镇政府改为乡公所的观点,同时,本文也认为强化乡镇政府和精简、合并乡镇政府的理论建议存在着一些问题。其次,总结了各地区进行乡镇机构改革的主要方法,并结合调研的案例对乡镇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两个角度提出了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的保障机制。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了规范定位,从而明确了当前我国乡镇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行为边界。在此基础上,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两个角度构建了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的保障机制。2、构建了一个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公共选择分析框架。在理论框架中,将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转化为对乡镇政府公共决策对乡镇辖区内其它经济主体决策权作用和影响的分析。并在这个分析框架内,对建国以来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演进进行理论分析。3、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以库诺特--纳什均衡模型和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为分析工具,对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原因做出经济学的解释,认为乡镇政府间的相对业绩竞争制,以经济业绩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及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各项经济活动激励水平的差异是造成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原因。4、通过实地调查,在大量收集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法,从政府、农民、企业多个视角对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后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张珺[9](2008)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效率低、负担欠公平等问题。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004至2008年连续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如何有效的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农村社会转型、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为研究背景,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展开研究。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涵和相关理论进行界定和阐述,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从定量角度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和效益进行定量的回归模型分析,并用此模型分析了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消费,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在坚持“多予少取”的原则下,我国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严重不足,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得出财政支农资金至少要在近几年内达到一万亿人民币才能弥补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不足的现状。本文除了对供给资金进行定量分析外,对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供给过程中供给不足与供给相对过剩并存、供给中存在区域差别、供给效率低以及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定性角度较为全面地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沿革和政策演变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和分析现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农民自我供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没有因改革开放而得到改善,相反的却陷入了困境,尤其是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出现了更大的缺口,已经发展到严重影响农民增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本文对产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农村的汲取多,给予少,这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供给权责不清,“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长期以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在供给过程中较少的考虑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存在着相对过剩,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使有限的公共资金还未能从分发挥作用,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本文在借鉴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对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坚持“多予少取”和公平的原则,继续加大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急农民之所急,构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为农民提供满意公共产品和服务。
石建华[10](2007)在《乡村政府组织运转情况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指出乡级政府作为我国政府体系中的最末级,在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起着体现国家意志、执行国家政策的重要作用。而村级组织作为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乡村两级组织与我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联系极为密切,主导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乡村两级组织的运转情况事关新农村的建设进程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
二、税费改革使乡镇机构正常运转成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税费改革使乡镇机构正常运转成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1. 税费改革以降的乡村治理经济基础困境 |
2. 城乡非均衡到城乡统筹的发展契机 |
(二) 问题的提出 |
(三) 概念界定 |
1. 经济资源 |
2. 农村新型社区 |
3.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 |
(四) 文献综述 |
1. 国外研究 |
2. 国内研究 |
3. 文献评述 |
(五) 研究方法 |
1. 文献研究 |
2. 实地观察 |
3. 深度访谈 |
(六) 两农村新型社区概况及选择依据 |
1. M社区概况及选址 |
2. Z社区概况及选址 |
(七) 研究意义 |
(八) 创新点与不足 |
1. 创新点 |
2. 不足 |
二、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 |
(一) 乡镇政府的“激进”与“守旧” |
1. M社区所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激流勇进” |
2. Z社区所在L镇的“裹足不前” |
(二) 社区组织的“奥迪”与“奥拓” |
1. M社区: “奥迪”——“比肩接踵” |
2. Z社区: “奥拓”——“门可罗雀” |
(三) 社区群众参与“锣鼓喧天”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1. M社区群众民主参与“锣鼓喧天” |
2. Z社区群众参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四) 物业服务的“兴盛”与“撂荒” |
1. M社区物业服务“兴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 |
2. Z社区物业“撂荒”——沦为亲族利益输送“管道” |
(五) 小结: 经济资源提升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
1. 纵向关联——乡镇政府实力对经济资源嵌入影响显着 |
2. 横向关联——增强基层自治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群众参与度 |
三、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 |
(一) 乡政村治“新”机制 |
1. “权力带来繁荣”后的异化走向“国家型经纪” |
2. “保姆型”政权看守“留守型”社区 |
(二) “金线的突然折断”与“粮食的瞬间蒸发” |
(三) 选举机制的“和平过渡”与“秩序震荡” |
1. M社区选举“和平过渡” |
2. Z社区选举“秩序震荡” |
(四) 纠纷调解机制:复合程度的高低 |
1. M社区复合程度低 |
2. Z社区的复合程度高 |
(五) 经济资源与权力、社会、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 |
1. 经济资源与权力资本互动机制比较 |
2. 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3. 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六) 小结: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1. 经济资源变量引发“乡政村治”机制变迁风险——“权力断送繁荣”风险、“悬空”风险的两个表征 |
2. 经济理念嵌入带来小农投机与反向保护机制缺失的叠加风险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选举机制运行的稳定性 |
4. 经济资源的多寡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 |
5. 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 |
6. 经济资源刺激下社会资本活力迸发 |
7. 经济资源“培育”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反哺”社区 |
四、经济资源嵌入对于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 |
(一) 效率 |
1. M社区“窗口”的高效与Z社区“蜗居”的杂乱比较 |
2. M社区“双向转诊”制度的应用与Z社区地下室的门诊比较 |
(二) 公平性 |
1. 帕累托标准衡量比较 |
2.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衡量比较 |
3. 再分配标准衡量比较 |
(三) 回应性 |
1. M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2. Z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四) 小结: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五、结论与政策探讨 |
(一) 结论 |
1. 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 |
2. 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二) 政策探讨 |
1. 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 |
2. 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 |
3. 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 |
4. 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 |
5. 经济资源强化居民对正式结构认同,化解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难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2)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一、市场经济改革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 |
二、家庭个体经营和经济利益对乡村治理主体的影响 |
三、改革后农村管理出现的问题 |
四、乡村新型自主治理模式—以川西林镇为例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一、国家治理转型与农村治理结构变迁 |
二、经济社会转型与农村治理结构变迁 |
三、农村治理结构研究的新进展 |
第三节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一、国家政权建设理论 |
二、社会资本理论 |
三、阶层理论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实地调研——川西林镇 |
三、概念界定 |
第二章 林镇经济社会形态 |
第一节 林镇的经济社会结构 |
一、林镇概况 |
二、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 |
第二节 林镇的社会纽带 |
一、传统社会关联的工具化 |
二、现代社会关联与权力地位的来源 |
三、传统与现代之间 |
第三节 林镇的阶层结构 |
一、中等收入群体主导的阶层结构 |
二、中等收入群体主导下的社会关联 |
第三章 村治主体更替 |
第一节 林镇的村干部变动 |
一、底层干部的退出 |
二、富人干部的退出 |
三、中坚农民型干部 |
第二节 中坚农民群体的产生 |
一、中坚农民群体的特征 |
二、中坚农民群体产生的经济基础 |
三、农民家计与村庄社会关联 |
第三节 中坚农民群体的参政动力 |
一、村干部的经济收益 |
二、村干部的社会收益 |
三、小结:经济社会转型与中坚农民型精英 |
第四章 村治结构之变 |
第一节 治理目标、资源不匹配下乡镇政府的角色 |
一、乡镇政府的目标与分类治理 |
二、弱行政下村治主体的选拔培养 |
第二节 村级组织的目标任务和角色 |
一、维持型村级组织与主要任务 |
二、村级事务特征对村治主体的要求 |
第三节 村级治理对象与治理结构的扁平化 |
一、村级治理对象 |
二、中坚农民与治理对象的关系 |
三、小结:治理转型与扁平化的村级权力结构 |
第五章 村级治理机制之变 |
第一节 村级治理的症结与群众动员 |
一、村级治理的症结 |
二、民间积极分子动员 |
三、群众动员与自主治理 |
第二节 社会吸纳资源与自治民主化 |
一、公共资源公共运作 |
二、社会资本激活与再生产 |
三、小结:社会吸纳资源与自治民主化 |
第三节 区域差异与村治类型 |
一、富人治村与政治排斥 |
二、狠人治村与暴力控制 |
三、区域差异与村治类型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村治结构的国家化与社会化 |
一、村治结构的国家建构 |
二、“自治行政化”的悖论 |
三、项目消解自治 |
四、资源重塑自治 |
第三节 资源输入下民主与善治的可能性 |
一、农民分化与精英治理 |
二、中坚农民与民主治理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附录 |
(3)选择性治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治理模式 ——以山东桥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研究起源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三、研究方法和视角 |
四、个案情况 |
五、概念界定 |
第二章 加减乘除:乡镇治理的任务选项 |
一、体制职责:乡镇职责的泛化与扩展 |
二、行政年历:乡镇政府的治理选项 |
三、加减乘除:乡镇治理的任务选择 |
四、小结 |
第三章 财政困局:乡镇治理的经济基础 |
一、财税泥潭:乡镇的财政现状 |
二、招商引资:乡镇的财源培植 |
三、项目建设:乡镇的财政配套 |
四、小结 |
第四章 利益分化:乡镇治理的社会基础 |
一、土地调整:乡镇的消极对待与策略维稳 |
二、土地流转:乡镇的积极推动与利益勾连 |
三、小结 |
第五章 晋升博弈:乡镇治理的人事基础 |
一、年龄、学历与性别:干部晋升的个体要素 |
二、编制、岗位与身份:干部晋升的体制约束 |
三、职务、政绩与关系:干部晋升的政治资本 |
四、小结 |
第六章 动员行政:乡镇治理的运作机制 |
一、文件政治:行政依据与目标转化 |
二、会议政治:氛围渲染与权威塑造 |
三、小组政治:组织再造与体系重构 |
四、小结 |
第七章 结论 |
一、选择性治理已成为乡镇治理的一种普遍模式 |
二、选择性治理是一种比较“中性”的治理模式 |
三、选择性治理是乡镇政府追求效绩最大化的过程 |
四、“选控型”政权是乡镇政府的基本特性 |
参考文献 |
1. 着作类 |
2. 论文类 |
3. 外文类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致谢 |
(4)“后农业税”时代的县乡财政关系研究 ——基于河北省D市的结构功能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回顾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及趋势述评 |
1.3 概念界定 |
1.3.1 “后农业税”时代 |
1.3.2 县乡财政关系 |
1.3.3 事权 |
1.3.4 财权 |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
1.4.1 理论视角 |
1.4.3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农村税费改革与县乡财政关系的转型 |
2.1 “农业税”时代 D市县乡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 |
2.1.1 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1953-1985年) |
2.1.2 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1985-1993年) |
2.1.3 “双轨并行”的财政体制(1994年至今) |
2.2 “后农业税”时代 县乡财政关系的新变化 |
2.2.1 县级财政 收支同步提升 |
2.2.2 乡镇财政 收入来源缩小 |
2.2.3 乡镇财政 支出刚性增长 |
第3章 县乡财政关系的调适与顺应 |
3.1 扩大财源 县乡政府的互惠合作 |
3.1.1 园区建设 县乡政府的合作载体 |
3.1.2 招商引资 县乡政府的增收策略 |
3.2 资源共享 “项目”资金的整合利用 |
3.2.1 县级政府 搭建制度平台 |
3.2.2 乡镇政府 提供运作场域 |
3.3 利益共谋 县乡政府的“反倒逼”策略 |
3.3.1 积极合作 县乡政府的共谋行为 |
3.3.2 消极应对 公共产品的有限供应 |
第4章 县乡财政关系的竞争与博弈 |
4.1 体制悖论 分权与集权之间的张力 |
4.1.1 财政分权 财政体制改革的设计理念 |
4.1.2 行政集权 政府间难以突破的制度约束 |
4.1.3 财政事权竞合与县乡政府的非对称博弈 |
4.2 财权上移 县乡政府的利益博弈 |
4.2.1 财政自利 县级政府的集权冲动 |
4.2.2 “跑钱借款” 乡镇政府的生存策略 |
4.3 事权下放 县乡政府的职能缺位与越位 |
4.3.1 “甩包袱” 县级政府职能缺位 |
4.3.2 考核压力 乡镇政府职能越位 |
第5章 县乡财政关系的整合与协同 |
5.1 财政转移支付 平抑县乡财政供需 |
5.1.1 均衡性转移支付 保障乡镇日常运行 |
5.1.2 专项转移支付 堵塞基层财政漏洞 |
5.2 公共产品供给 规范县乡财政关系 |
5.2.1 一事一议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5.2.2 惠农补贴与县乡财政业务指导 |
5.3 财政结构刚性 强化县乡财政依赖 |
5.3.1 预算管理 乡镇财政的制度约束 |
5.3.2 工资统发 乡镇财政的运行约束 |
第6章 县乡财政关系的模式维持与优化路径 |
6.1 县乡财政沟通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 |
6.1.1 财政能力配置 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
6.1.2 财政预算约束 建立民主决策监督机制 |
6.1.3 财政预算执行 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
6.2 县乡财政均衡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6.2.1 资金协调使用 优化纵向转移支付 |
6.2.2 资源均衡调配 规范横向转移支付 |
6.3 县乡财政共生 拓展公共产品供给 |
6.3.1 政府职能回归 创建“服务型”政府 |
6.3.2 基层治理创新 培育多元供给主体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
附录2 |
附件 |
(5)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与村庄的链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问题的缘起 |
(一) 现实的困境 |
(二) 理论的缺失 |
二、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五、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六、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一、国家与社会理论及在乡村研究领域中的运用 |
(一) 引介流变:市民社会的滥觞 |
(二) 普适理念:结构界分和良性互动 |
(三) 理论指向:国家政权建设的下沉 |
二、治理视域中的国家治理与村庄治理 |
(一) 治理内涵及价值指向 |
(二) 国家治理的定位及功能 |
(三) 村庄治理的特征及作用 |
三、权力建设视角中的国家基础性权力与村庄治权 |
(一) 资源配置维度中的权力理论 |
(二) 国家基础性权力与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 |
(三) 村庄治权与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逻辑 |
第一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国家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农村改革时期的“动员式监理” |
二、农村改革时期至后税费时代的“项目式业主” |
第二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基层政府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农村改革时期的“在场式代理” |
二、农村改革时期至后税费时代的“策略化谋利” |
第三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轨迹 |
一、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治理的成就和问题 |
二、传统体制时期至农村改革前期国家治理的绩效 |
三、农村改革后期至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内卷化”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村庄治理的逻辑 |
第一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税费改革前的“责权主体” |
二、后税费时代以来无责权的“债务空壳” |
第二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农民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农村改革时期的“部分参与” |
二、后税费时代的的“悬浮旁观”和“行动困境” |
第三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村庄治理的轨迹 |
一、传统体制时期到税费改革前村庄治理的基础作用 |
二、后税费时代村庄治理的“无效”走向及根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治理与治权的逻辑重塑 |
第一节 国外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国家与村庄的逻辑参照 |
一、发达国家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实践经验 |
二、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路径创新 |
三、国外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共通点及启示 |
第二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和村庄的共同治理 |
一、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国家资源下乡的多方推进 |
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村级组织和农民合作的建设 |
三、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与村庄的三重链接 |
第三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双重治权建构 |
一、国家基础性权力与村庄治权建构的逻辑变迁 |
二、国家基础性权力与村庄治权建构的问题及未来指向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
第一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国家治理转型 |
第二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乡村秩序重塑 |
第三节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建设道路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已发表的论文成果 |
致谢 |
(6)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农民权利与维权范式 |
1.3 乡村治权:研究农民上访的新范式 |
1.4 研究方法 |
1.5 田野工作与资料来源 |
1.6 基本概念与表述框架 |
2 研究背景 |
2.1 和平乡概况 |
2.2 和平乡政权变迁史 |
2.3 村庄及其权威结构 |
2.4 农户生计与分化 |
3 治权与治理 |
3.1 结合治理 |
3.2 综合治理 |
3.3 没有治权的治理 |
4 信访吸纳治理 |
4.1 和平乡信访工作30年:1978—2008 |
4.2 信访吸纳治理 |
4.3 分类治理 |
5 非正常上访的建构与治理 |
5.1 "不正常的人"及其上访 |
5.2 "危险的个人"及其治理 |
5.3 "必须保卫社会"及其困境 |
6 村庄结构与农民权利 |
6.1 村庄成员权与村庄结构 |
6.2 村庄结构与公民权 |
6.3 村庄结构与生存权 |
6.4 结语 |
7 村庄规范与上访者的规训 |
7.1 "信球"与"信球访" |
7.2 "赖货"与村庄秩序 |
7.3 结语 |
8 结论 |
8.1 村庄吸纳政治 |
8.2 乡村治权与国家政权建设 |
8.3 分类治理与政权性质 |
8.4 农民上访的政治学 |
参考文献 |
附录1:读博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附录2:和平乡信访案件一览表1978—2008年 |
附录3:关于进一步做好缠访闹访和非正常上访人员稳控工作的通知 |
附录4:奥运会期间信访稳定工作责任通知单 |
后记 |
(7)新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一、相关概念及关联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分析 |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
二、国内外研究的观点 |
三、国内外研究分析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与结构 |
一、研究范围 |
二、基本思路 |
三、内容结构框架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第五节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 |
第二章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变迁 |
第一节 封建社会中农村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一、制度及其环境演变 |
二、制度变迁中的政权功能:控制社会 |
三、政权运转特点:专制政治下的“官绅合治”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 |
一、近代中国的基层政权变迁 |
二、危机应对中的中国共产党选择 |
三、政权运转特点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选择 |
一、乡级政权的形态 |
二、政权实现路径 |
三、政权运转特点 |
四、乡级政权评价 |
第三章 人民公社的政治生态与角色 |
第一节 人民公社的设立背景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与军事安全 |
二、国内政治压力与经济形势 |
三、人民公社的理论逻辑根源 |
第二节 人民公社的战略选择与任务 |
一、人民公社构想的提议 |
二、人民公社的建立与修正 |
三、人民公社的战略任务 |
第三节 人民公社结构与运转 |
一、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 |
二、人民公社的运作特点 |
三、人民公社的政策讨论 |
第四节 人民公社绩效评价 |
一、基于政治学视角的人民公社绩效评价 |
二、基于经济学视角的人民公社绩效评价 |
三、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民公社绩效评价 |
第四章 乡镇政权重建与绩效 |
第一节 人民公社制度变迁与乡镇功能转轨 |
一、农村基层政权形态的变迁 |
二、制度变迁中的政经角色剥离 |
三、乡镇政权功能转型:搞活经济 |
第二节 乡镇政权重建的绩效 |
一、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 |
二、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 |
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第三节 乡镇政权行为形态差异化及解析 |
一、不同乡镇政权行为的差异化特征 |
二、乡镇政权不同行为的差异化要素解析 |
三、乡镇政权行为形态形成过程解析 |
第四节 转型期乡镇政权的政治生态 |
一、乡镇行政自利化倾向 |
二、“离根”、“离土”倾向 |
三、乡镇政权畸变与机制性脱序 |
第五章 乡镇再改革与新农村建设 |
第一节 乡镇再改革的背景 |
一、机构膨胀与农民负担 |
二、宏观繁荣下的“三农”危机 |
三、乡镇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 |
第二节 乡镇再改革背景成因解析 |
一、政策成因 |
二、体制根源 |
三、机制缺陷 |
第三节 乡镇再改革的政治内涵 |
一、农业价值再认识 |
二、政权合法性再生产 |
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 |
第四节 乡镇改革的战略命题解析 |
一、制度安排与农村发展 |
二、农民福利再造 |
三、农民权利——权力的演进与互融 |
第六章 乡镇改革争论与政治实验 |
第一节 乡镇改革再认识与讨论 |
一、“三农”问题与城乡差别认识 |
二、改革规律及共识的认识论争 |
三、乡镇建制论争与分析 |
四、城乡融合问题讨论 |
第二节 乡镇再改革实践议论 |
一、对“精简机构”改革效果的质疑 |
二、对“海推直选”乡镇长的合法性质疑 |
三、对小城镇建设作用的质疑 |
第三节 乡镇改革的碰撞与冲击 |
一、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 |
二、乡镇债务化解之痛 |
三、乡镇改革成本之困(钱从哪来?人往哪去?) |
四、农民中介组织发展的进与退 |
第七章 公众舆论调查与改革绩效分析 |
第一节 公众调查及测定 |
一、公众调查设计 |
二、方法与抽样 |
三、分析与测定 |
第二节 乡镇再改革绩效分析 |
一、经济绩效 |
二、政治绩效 |
三、社会绩效 |
第三节 乡镇再改革中的新问题 |
一、“讨饭财政”下的秩序干扰与政治失序 |
二、形式化改革下的消极行政与信仰流失 |
三、改革遮蔽下的跑冒滴漏与新型腐败 |
第八章 农村基层政权效率分析与讨论 |
第一节 农村基层政权效率因子 |
一、政权效率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
二、政权效率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
三、乡镇政权效率因子选择 |
第二节 调查统计与分析讨论 |
一、调查方法与抽样 |
二、模型设计与数据统计 |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
第三节 农村基层政权效率实证分析 |
一、1949年之前:无为政治与有为介入 |
二、人民公社:政治高效与经济低效 |
三、乡镇政府:经济高效与政治低效 |
第四节 农村基层政权监督与效率 |
一、政策扭曲过程解析 |
二、农村基层政权的监督渠道及效率分析 |
三、乡镇政权监督乏力的因素解析 |
第九章 权责制衡重构的逻辑与思路 |
第一节 权责制衡的理论基础 |
一、乡镇政权的权责逻辑 |
二、乡镇政权权力的有效性 |
三、乡镇政权权力的有限性 |
第二节 权责制衡的现实基础 |
一、乡镇政权结构与特征 |
二、乡镇政权调整的必然性 |
三、乡镇政权廉政建设形势研判 |
第三节 重构乡镇政权的思路 |
一、乡镇改革逻辑:职能决定形态 |
二、乡镇改革的价值取向 |
三、乡镇监督机制的构建路径 |
第十章 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 |
第一节 新时期乡镇功能定位 |
一、保护性功能 |
二、生产性功能 |
三、服务性功能 |
第二节 乡镇政权权责制衡建构 |
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建构 |
二、乡镇有限权力建构 |
三、责、权、利量化与统一 |
第三节 乡镇监督体制重建 |
一、乡镇监督要素及其关联 |
二、县乡村监督体制整体设计 |
三、乡镇民主嵌入制度设计 |
第十一章 权责制衡重构的法制化机制 |
第一节 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素 |
第二节 权责制衡的法律架构 |
第三节 权责制衡的工作化机制 |
第四节 法制化的社会动员机制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1 |
附件2 |
附件3 |
附件4 |
附件5 |
(8)乡镇政府经济职能与乡镇债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1.3.1 基本概念界定 |
1.3.2 研究范围 |
1.4 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基本内容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6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1.6.1 论文创新点 |
1.6.2 本文的不足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政府经济职能 |
2.1.1 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2.1.2 看不见的手—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
2.1.3 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思考 |
2.2 经济体制与政府经济职能 |
2.2.1 政府经济职能的制约因素 |
2.2.2 我国的经济体制与中央政府经济职能 |
2.3 关于乡镇政府职能变迁的研究 |
2.4 关于乡镇政府职能定位的研究 |
2.5 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问题的研究 |
3. 我国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变迁 |
3.1 理论分析框架 |
3.1.1 文本制度安排对乡镇政府的影响 |
3.1.2 激励机制设计对乡镇政府目标函数的影响 |
3.1.3 公共资源对乡镇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 |
3.1.4 公共决策与集体决策、私人决策的博弈 |
3.1.5 产品市场分析 |
3.2 建国后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分析 |
3.2.1 建国初期的乡镇政府经济职能 |
3.2.2 合作化运动时期的乡镇政府经济职能 |
3.2.3 人民公社的主要经济职能 |
3.2.4 农村改革后的乡镇政府经济职能 |
3.3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案例分析 |
3.3.1 调研地基本情况 |
3.3.2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问卷调查 |
3.3.3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案例调查 |
4. 市场经济体制下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 |
4.1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理论分析 |
4.2 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分析 |
4.3 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责任划分的原则 |
4.4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 |
4.4.1 乡镇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
4.4.2 乡镇政府的积极经济职能 |
5.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分析 |
5.1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表现 |
5.1.1 私人产品市场上的经济职能错位 |
5.1.2 公共产品市场上的经济职能错位 |
5.2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经济学分析 |
5.2.1 基本假定 |
5.2.2 基于库诺特-纳什均衡的乡镇官员行为模型 |
5.2.3 基于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乡镇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
5.3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的后果 |
5.3.1 私人产品市场上经济职能错位的后果 |
5.3.2 公共产品市场上经济职能错位的后果 |
6.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与乡镇债务形成 |
6.1 乡镇债务的基本情况 |
6.1.1 我国乡村债务的总体情况 |
6.1.2 乡村债务的局部情况 |
6.2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错位与乡镇债务形成 |
6.2.1 乡镇政府举办乡镇企业形成乡镇债务 |
6.2.2 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形成乡镇债务 |
6.3 启示 |
7.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的保障机制 |
7.1 乡镇改革理论的评述 |
7.1.1 “撤乡论” |
7.1.2 “强乡论” |
7.1.3 “精简、合并论” |
7.1.4 “乡派论” |
7.2 乡镇体制改革实践分析 |
7.2.1 乡镇综合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措施 |
7.2.2 乡镇体制改革的绩效:以四川省三台县为例 |
7.3 保障机制设计 |
7.3.1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的激励机制 |
7.3.2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的约束机制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 研究背景 |
1.1.1 我国经济和财政发展的形势较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 |
1.1.2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
1.1.3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
1.2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2.1 选题的目的 |
1.2.2 选题的意义 |
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2.1 国外研究动态 |
2.1.1 早期的公共产品的思想萌芽时期 |
2.1.2 近代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2.1.3 现代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2.2 国内研究动态 |
2.2.1 关于公共产品的研究 |
2.2.2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概念的研究 |
2.2.3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分类的研究 |
2.2.4 关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状况 |
3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思路 |
3.2 研究方法 |
3.3 基本框架 |
4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4.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4.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公共产品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涵与作用 |
1 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内涵 |
1.1 公共产品的概念 |
1.2 公共产品的分类 |
1.3 公共产品的特性 |
2 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析 |
2.1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分析 |
2.1.1 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受技术的影响 |
2.1.2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受到消费者数量的影响 |
2.1.3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受到需求弹性的影响 |
2.1.4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与其外部性强弱有关 |
2.1.5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与社会组织形式有关 |
2.1.6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关 |
2.2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与其供给的联系的分析 |
3 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内涵 |
3.1 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和研究范围 |
3.2 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 |
3.3 农村公共产品的分类 |
3.3.1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将其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
3.3.2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存在形式可以分为有形和无形的公共产品 |
3.3.3 按供给资金来源分,可分为制度内与制度外农村公共产品 |
3.3.4 按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范围来分,可以分为地域性和非地域性的公共产品 |
3.3.5 按照人的需求层次分,可以分为生存类、发展类和奢侈类的公共产品 |
3.3.6 按照农村公共产品的用途分可以分为生产类和生活类的农村公共产品 |
3.4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作用 |
3.4.1 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构建和谐社会 |
3.4.2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
3.4.3 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 |
3.4.4 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和农村私人生产活动的成本,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第三章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分析 |
1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1.1 供给主体单一 |
1.2 生产方式呈现村民自我生产的特点 |
1.3 缺乏需求表达机制,没有需求的差异 |
1.4 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 |
1.5 两种供给筹资渠道 |
1.6 供给的内容主要是改善农村基本生活和生产条件的纯公共产品 |
2 改革开放后至2004年之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2.1 该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环境 |
2.2 该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征 |
2.2.1 供给主体逐渐多元化 |
2.2.2 制度外供给为主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筹资机制 |
2.2.3 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 |
2.2.4 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差异性 |
3 2004年以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3.1 2004年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环境 |
3.2 2004年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
3.2.1 以政府供给为主的多元供给方式 |
3.2.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的变化较大 |
3.2.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有创新 |
3.2.4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重点在改善农民生活方面 |
3.2.5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得的主要成效 |
第四章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
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
1.1 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
1.1.1 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比重不高 |
1.1.2 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入的绝对量不足 |
1.2 地方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
2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调 |
2.1 关系农业生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
2.1.1 农业基本设施供给严重不足 |
2.1.2 农业科技投入不足 |
2.2 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
2.3 关系农民基本人权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 |
2.3.1 农村教育不容乐观 |
2.3.2 农村医疗保健水平落后 |
2.3.3 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 |
2.3.4 农村公共文化薄弱 |
2.4 关系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 |
2.4.1 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类公共产品缺失 |
2.4.2 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不健全 |
2.5 关系政治利益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 |
2.5.1 农村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层出不穷 |
2.5.2 政府职能部门机构臃肿 |
2.5.3 政府的管制政策供给过剩 |
3 城乡供给有别,存在不公平现象 |
3.1 城乡基础教育公共资源差距大 |
3.2 城乡公共卫生医疗差距大 |
3.3 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 |
3.4 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 |
4 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不高,供给与农民的需求不相宜 |
第五章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解析 |
1 建国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的影响 |
1.1 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削弱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
1.2 公共产品二元供给体制,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 |
1.3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资金本能的流出农村 |
2 各级政府权责不清,基层政府无力供给农村公共产品 |
2.1 中央政府承担的供给责任不足 |
2.2 地方政府将部分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下移给村集体组织 |
2.3 乡镇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持续提供公共产品 |
2.3.1 分税制造成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脱节 |
2.3.2 税费改革,乡镇收入骤减,财政陷入困境 |
2.3.3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制约了乡镇政府的收入增加 |
2.3.4 乡镇政府机构膨胀、冗员过多也导致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
2.4 乡镇债务大,难以提供公共产品 |
3 农村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能力不足 |
4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管,部分资金流失,未形成有效公共产品 |
4.1 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挤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 |
4.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行为以追求部门或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造成公共资金的浪费 |
4.3 村级农村公共产品融资监管不规范 |
4.4 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资金漏损严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
5 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导致供给与需求的失衡 |
5.1 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导致需求方缺位,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不高 |
5.2 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的执行偏差与成本都较高 |
第六章 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经验借鉴 |
1 典型发达国家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经验 |
1.1 美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1.1.1 美国政府的农业财政政策 |
1.1.2 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各级政府职责分明,相对独立 |
1.1.3 美国公共产品供给形式 |
1.1.4 美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1.2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1.2.1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历程 |
1.2.2 日本农业财政支出政策 |
1.2.3 日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
1.3 德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1.3.1 德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历程 |
1.3.2 德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内容 |
1.3.3 德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
1.4 澳大利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2 发展中国家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经验 |
2.1 韩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2.2 印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2.2.1 印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筹措方式 |
2.2.2 印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监督机制 |
2.2.3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内容 |
2.3 泰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3 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共同点及其经验借鉴 |
3.1 对农业实行支持和保护政策的一般规律 |
3.2 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借鉴 |
3.2.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工业化中后期以政府为主 |
3.2.2 在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提下,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 |
3.2.3 明确各级政府责权,规范政府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行为 |
3.2.4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重视农民的需求与参与 |
3.2.5 政府所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特征 |
第七章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策略分析 |
1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原则 |
1.1 兼顾公平与效率 |
1.2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原则 |
2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2.1 增加财政对“三农”的投资力度 |
2.2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疏通和规范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主渠道 |
3 明确各级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事权与财权,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
3.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财权与事权划分的依据 |
3.2 按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适宜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
3.2.1 财权适当下放,事权适当上移 |
3.2.2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 |
3.3 转变政府职能,确保农村公共资金的有效使用 |
4 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多主体供给体系 |
4.1 农村公共产品多主体供给的理论依据 |
4.2 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渠道 |
4.2.1 拓宽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渠道 |
4.2.2 制定合理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提供农村公共物品 |
4.2.3 明晰产权,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农民自己提供公共物品 |
4.2.4 利用慈善资金来供给农村公共产品 |
4.2.5 加强国际交流,吸引国外资金 |
4.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主体构成及其供给领域 |
4.3.1 充分发挥政府核心作用,充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主体 |
4.3.2 重视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主体 |
4.3.3 大力发展与扶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非营利组织供给主体 |
4.4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主体间的协作关系 |
4.5 多主体供给体系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方式 |
4.5.1 政府投资并管理 |
4.5.2 政府投资,法人团体经营运作 |
4.5.3 政府管制下私人资本经营 |
4.5.4 在政府资助下的民间资本经营 |
4.5.5 非营利组织提供 |
5 构建以农民需求为主导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
5.1 构建畅通的农民需求表达渠道 |
5.1.1 构建农村公民社会,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 |
5.1.2 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 |
5.1.3 探索农民需求的表达方式,拓宽农民需求表达的路子,使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 |
5.2 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和信息披露机制,使决策公开透明,知民且使民知之 |
5.3 构建适合国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结合的科学化、民主化的供给决策机制 |
6 科学地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顺序 |
6.1 从时间上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步战略 |
6.2 按照政府目前财力,根据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农民需求的层次来提供公共产品 |
6.3 针对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差异确定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内容 |
6.4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
7 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监督保障措施 |
7.1 加强立法,依法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7.2 建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财事权划分的监督体制 |
7.3 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全程监督和管理 |
7.4 引导农民建立保护其合法利益的常设性组织,加强农民对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监督 |
7.5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学术成果目录 |
四、税费改革使乡镇机构正常运转成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D]. 张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2]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治结构变化与特点 ——基于川西林镇村民自治的案例分析[D]. 高万芹. 武汉大学, 2016(01)
- [3]选择性治理: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治理模式 ——以山东桥镇为例[D]. 刘宁.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5)
- [4]“后农业税”时代的县乡财政关系研究 ——基于河北省D市的结构功能论分析[D]. 贾梦宇. 华东理工大学, 2014(06)
- [5]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国家与村庄的链接[D]. 韩鹏云.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6]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1978-2008[D]. 申端锋. 华中科技大学, 2009(01)
- [7]新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D]. 解冰. 华中农业大学, 2008(05)
- [8]乡镇政府经济职能与乡镇债务研究[D]. 贾晋.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
- [9]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D]. 张珺. 湖南农业大学, 2008(08)
- [10]乡村政府组织运转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 石建华. 中国国情国力, 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