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西养牛的思考（摘要）

一、潞西养牛业思考(摘要)（论文文献综述）

高欣言^[1]（2020）在《陇川县曼彦傣族“颂宾”仪式活动中的礼物流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颂宾”即人们带着赕品、食物及礼物结伴到周围寨子（包括缅甸村寨）的奘房内拜佛听经,以此来联络村寨间的感情、增强团结、消除矛盾,是曼彦傣族重要的仪式活动。曼彦傣族尤其注重村际关系,常把“颂宾”描述为“村寨团结”、“互帮互助”的交流方式,不同村寨群体由此在信仰领域下将“颂宾”仪式活动发展成为当地傣族重要的仪式活动。村寨间的世俗交往也从无到有或由少到多,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及周期性往来互动行为。他们在信仰的主导下,彼此通过特定的挑选原则选定中国乃至缅甸的傣族村寨,互相邀请对方前来参加庆典,村寨之间互赠礼品、相互往来,礼物在村寨关系下有意识地自我挑选与流动,成为各村寨间关系建构的媒介。“颂宾”仪式活动把不同村寨、不同族群齐聚到一起,形成一个交叉穿梭的人际网络,伴随着礼物在不同村寨间流动,形成了多种关系交互存在的多线互动模式,村寨、族群、人群间增进联系,将各个区域关系纳入人情圈中,成为各自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的一部分。随后,每年一次再次明确自己社会关系网络的边界,联系并加固网络内关系,不断循环往复,以此强化彼此的村寨关系,影响当地傣族社会,体现出以村寨为中心宗教信仰为导向的关系建构,这是曼彦傣族建构村落关系特有的文化逻辑。本文在对曼彦傣族“颂宾”仪式活动多方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化背景,深入探析“颂宾”中的礼物是如何在各区域关系中自我调控,并在各个不同村寨无声流动。本文由引言、正文及结语构成。引言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并阐释将要讨论的问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第一章主要介绍曼彦村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人生礼仪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意在通过对当地环境的描述来呈现孕育“颂宾”仪式活动产生的现实土壤。而第二章对曼彦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体系进行系统呈现与详细介绍,从对当地人信仰观念体系的解读中,阐释“颂宾”及其礼物流动背后的思维逻辑。在现实基础和传统信仰的共同作用下便有第三章“颂宾”仪式活动实践。第三章完整描述曼彦傣族“颂宾”仪式活动实践的运作模式,具体而言,从“颂宾”仪式活动的神职人员、参与群体的选择原则及“颂宾”仪式的过程三方面进行详细描述。第四章对“颂宾”仪式活动中的礼物进行了分类,探究曼彦傣族礼物流动的特点,阐述礼物流动背后深层次的文化逻辑。第五章揭示曼彦傣族“颂宾”仪式活动的功能及嬗变。结语部分主要对之前阐述的内容进行综合性概括,“颂宾”如同一个无声无形的联结点,将交往村寨及人群分成不同但相互嵌入的关系区域,礼物随着各区域关系无声流动潜行,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项重要规则,整个社会就被这些联结完整有序的串联起来,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

龚丽兰^[2]（2020）在《政治系统视角下的村寨治理研究 ——基于云南德宏景颇族木爱寨的形态调查》文中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个区域都有其特性,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治理模式。传统时期,村寨是边疆地区实现基层治理的场域,它孕育出边疆地区实现有效治理的特殊制度。村寨制既不同于原始公社,也有别于封建时期的村社,是一种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处于特殊的社会形态的边疆村寨通过较为封闭的政治过程,实现村寨的有效治理。当下是历史的延续,虽然传统村寨社会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村寨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建构和乡村治理。基于此,论文以西南边疆地区景颇族村寨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系统论为分析工具,探讨传统时期边疆的村寨制。论文主要考察传统时期在国家能力不及的边疆地区,处于特殊社会形态之中的边疆村寨如何实现有效治理。但研究不仅仅止步于研究边疆村寨治理本身,论文最终目标是想透过村寨治理活动,从人类历史演变历程中考察村寨制这一特殊制度形态,试图探寻隐藏在这政治事实背后的普遍规律。有鉴于此,论文借助政治系统论这一分析工具,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村寨政治的体系是什么,即村寨制运行的基础是什么。从人与自然关系,人口、家庭与村寨关系,村寨的政治关系出发,探讨村寨政治的体系。村寨政治的体系包括环境与生计系统、人口与社会体系、组织与权威体系,三者相互作用形成有机整体,也为村寨制的运行提供基础。二是村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逻辑。在村寨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村寨的组织与权威体系对寨民意见进行整合、对村寨资源进行统筹,形成以村寨权威为主的决策模式。在寨民与村寨权威之间的直接有效互动中,获得较好的村寨治理效果。三是村寨制输出的结果。在国家能力不及的背景下,边疆村寨的政治过程较为封闭。通过村寨制运行过程形成和输出的共同规则、村寨意识及集体行动考察村寨治理效果。通过践行以上研究思路,研究尝试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村寨制不是村社制也不是氏族制度,是传统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制度。其二,村寨制是具有封闭性、自足性和自治性的社会单元。其三,王化之外的边疆地区是村寨制形成的前提条件。边疆村寨长期处于国家治理鞭长莫及的地带,这是村寨制产生的前提,所以处于王化之外的边疆村寨才可能实现较为独立的自治。其四,村寨制是从内向外的整体性治理机制。村寨内部的环境与生计系统、人口与社会体系、组织与权威体系层层递进形成有机整体,通过多元权威在村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尊重寨民主体性,统筹协调村寨资源;再通过村寨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产出共同规则、村寨意识和集体行动等政治产品;进而形成村寨的内聚力,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研究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多样性的探讨,挖掘了边疆农村社会的持续机制,进而深化了对边疆地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认识,在助力边疆村寨乡村振兴、推动边疆社会治理有效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王方^[3]（2020）在《野生绿孔雀活动节律及其与伴生鸟兽联结关系分析》文中认为绿孔雀Pavo muticus在中国被列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EN）。在我国两广（广东、广西）、两湖地区（湖南、湖北）、四川和云南,历史上曾有绿孔雀广泛分布,目前只有云南省还有绿孔雀的残存分布。在过去二十年间,云南省野生绿孔雀分布区急剧缩减,种群数量由8001100只减少至不足500只。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是我国野生绿孔雀相对集中的地区。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采用访问调查法、样线法和红外相机法对新平县野生绿孔雀种群数量及分布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得出新平县绿孔雀栖息地类型及面积;同时利用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一整年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通过Bio photo软件提取红外相机拍摄图像的日期和时间,以相对活动强度指数RAI计算绿孔雀的年活动节律和日活动节律,并与三种同域分布的雉类:原鸡Gallus gallus、白鹇Lophura nycthemera、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的日活动节律进行了比较分析;又以列联表法计算绿孔雀与伴生物种（鸟类、兽类）的联结关系（x2—种间联结指数、PCC—点相关系数、PC—成对物种匹配系数）。研究结果如下:（1）新平县野生绿孔雀种群数量为126只,分布于者竜乡腰村、者竜乡向阳村、老厂乡转马都村、新化乡代味村、扬武镇马鹿寨、桂山街道双龙桥村六个区域。栖息地包括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暖温性灌丛及灌草丛和暖温性针叶林三种类型,总面积为14511hm2。（2）绿孔雀日活动时间为6:0021:00,其日活动有明显的高峰和低谷,活动高峰出现在7:009:00和17:0018:00,呈现出双峰模式,7:00和18:00是相对活动强度最大值,12:0015:00时段为活动低谷。绿孔雀的年活动节律也表现为不明显的双峰模式,其中,24月活动强度较大,5月份有所减弱,67月活动强度又增加,8月份至次年1月活动强度均较小。（3）绿孔雀与3种同域分布的雉类:原鸡、白鹇、白腹锦鸡日活动节律分析结果显示,这4种雉类均为昼行性,其中,绿孔雀、原鸡和白鹇3种雉类的日活动节律为双峰活动模式,而白腹锦鸡出现多个日活动高峰;四种雉类虽为同域分布物种,生活习性和食性等相似,种间为竞争关系,但这几个物种之间的活动高峰有所偏差,它们是通过错开各自的活动高峰时间达到生态位的分离,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4）绿孔雀与伴生鸟兽种间联结分析结果显示:（1）x2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绿孔雀与原鸡生态联结性极显着,表明绿孔雀与原鸡生活空间和对栖息地选择利用相似,遇见率和生态重叠率较高;绿孔雀与山斑鸠Streptopelia orientalis、白腹锦鸡和帚尾豪猪Atherurus macrourus的生态联结性显着,遇见率高;绿孔雀与其他鸟兽生态联结性不强,遇见率低。（2）PCC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绿孔雀与原鸡正关联性最强,与野猪Sus scrofa无关联性,与山斑鸠负关联性最强。（3）PC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绿孔雀与原鸡关联性最紧密,与山斑鸠、蓝喉拟啄木鸟Megalaima asiatica、黑卷尾Dicrurus macrocercus、灰林鸮Strix aluco、黑颈长尾雉Syrmaticus humiae无关联性。

张江峰^[4]（2020）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文中指出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是我国“藏羌彝民族走廊”和茶马古道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和四川省第二大藏区。长期以来,藏、羌、回、汉等民族在这个地区内繁衍生息,交汇、交融,互通有无,创造并传承了丰富多样、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因此,该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新型城镇化、特色小城镇战略背景下,在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复杂、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各项事业多赢,是个新命题。因此,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对其他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各种现实条件,国家主体功能区赋予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决定了该地区照搬东部沿海大规模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发展路径不现实,只能立足于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进而驱动城镇化发展。岷江上游民族地区自然旅游资源雄奇秀美,多姿多彩;民族文化个性差异,多样性明显,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基础性资源。这种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该地区发展旅游业,并通过旅游业引领驱动城镇化进程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特色小城镇战略实施,给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政策动能,为该地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本文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特殊性、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据资料可得性、类型代表性等标准选择了松潘县川主寺镇、汶川县水磨镇、理县古尔沟镇三个田野调查点,通过对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量化研究,比较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异同及所面临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最后,通过对制约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因素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路径建议,期望对民族地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阐述了本论文所研究问题选题背景,选题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相关研究评述、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等问题。第一章梳理了各位专家学者对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同时,对本文相关指导理论做了梳理和述评。第二章梳理了我国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以及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之间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及旅游城镇化历程,并具体分析了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国家区划生态环境功能等方面具体特殊性,分析了该地区依靠旅游业驱动旅游小城镇发展在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特殊意义。第四章分别对三个田野调查点旅游小城镇进行了实证和比较研究,比较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各自发展特点、差异性和面临问题,发现异同之处,最后给出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创新发展可操作性建议。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选择路径提供理论支持。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机遇,研究了该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推拉动力以及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的互补性,提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结语部分陈述了本论文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本文主要结论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持续地与大城市群实现产品互补互通,实现二者相互动态优化。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与时俱进及不断完善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根本基础和产业保证;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环境支撑;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持续创新发展的持续文化源动力,也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核心吸引力所在,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建设中彰显其地方特色的文化源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社会治理成效是该地区旅游业平稳发展的社会保障。

马云才^[5]（2019）在《缅甸浪峨的民族重构》文中提出本文主要考察在缅甸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基督教传入克钦邦及其文字布道背景下,缅甸浪峨的民族重构。第一章主要介绍浪峨民族重构的背景,其背景包括缅甸自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语言政策及“克钦族”内部的分裂。第二章主要介绍浪峨在基督教的名义下创造民族文字,待文字创造后,浪峨人开始把基督教神学经典翻译成民族文字,并从克钦基督教浸信会中分裂出来,成立浪峨基督教浸信会,创建了民族的基督教神学院及教堂。第三章主要介绍浪峨传统信仰的基督教化。即在创造民族文字、完成基督教分裂及成立民族基督教神学院后,浪峨结合民族传统信仰,将民族文化基督教化。第四章主要介绍浪峨的族称及历史重构,通过梳理中国文献中关于浪峨的记述,以此对比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浪峨（浪速）与缅甸浪峨对自己族源历史的认知差异,从而了解浪峨的族源神话及历史重构。第五章主要介绍浪峨民族文化重构,主要侧重于研究民族文化基督教化及可视性族群界碑的重构。研究发现,缅甸浪峨民族重构路径与学术界常见的族群重构途径不同,浪峨的族群重构是一种基于基督教的民族重构,是一个民族文化不断“基督教化”过程。其民族重构是在缅甸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在政治方面,缅甸的“分裂态”为浪峨民族重构提供宽松的政治土壤;文化方面,由于基督教的传入,强化的浪峨的族群意识。因此,浪峨的民族重构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深受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及国内环境影响。在此背景下,民族重构会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进行调适。

闫海亚^[6]（2019）在《普通牛和瘤牛肝脏和脾脏组织的比较蛋白质组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牛分为普通牛（Bostaurus）和瘤牛（Bos indicus）,二者除了在外形上存在差异外,对于环境适应、生活习性、抗病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己有研究证明瘤牛与普通牛相比,对泰勒虫病和蜱虫感染有更强的抵抗力,而对锥虫病的抵抗力方面则较低。而目前关于普通牛与瘤牛之间抗病力差异的遗传基础的相关研究很少。本文利用蛋白质组学方法来研究普通牛和瘤牛肝脏和脾脏组织的差异蛋白质表达情况,从蛋白质组学水平解析二者间在抗病力方面差异的遗传基础。对普通牛和瘤牛肝脏和脾脏组织进行了 iTRAQ质谱检测,分别获得了肝脏、脾脏的蛋白质差异表达谱,以普通牛为参照样本,肝脏显着差异蛋白总数为197个,其中上调蛋白127个,下调蛋白70个,脾脏显着差异蛋白总数142个,其中上调蛋白77个,下调蛋白65个。对显着差异表达的蛋白质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肝脏中差异表达蛋白质主要富集的GO条目是羧酸分解过程、有机酸分解过程、小分子分解过程;脾脏是组蛋白H3-K27三甲基化、核小体选位、受伤反应,免疫有关涉及的GO富集条目是免疫响应、免疫球蛋白复合物、免疫球蛋白受体结合等。肝脏中主要富集的KEGG代谢通路全为代谢类通路,主要是色氨酸代谢通路、β-丙氨酸代谢通路、赖氨酸降解通路等。本研究认为代谢对于动物的抗病力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脾脏中主要富集在蛋白质消化吸收通路、细胞外基质受体作用、溶酶体通路等,两个组织中的差异蛋白均有涉及锥虫病和其它原虫疾病的代谢通路。通过GO和KEGG注释分析,从肝脏和脾脏中分别找到差异蛋白质E1BPE1、Q1JPJ8、Q08DQ4、Q08DZ5;P15497、P02453、F6QPE0、Q1RMT8 参与锥虫病及一些原虫病的抗性,这些蛋白质大多以酶的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免疫系统中,预测这些差异蛋白与两种类型牛间的抗病力差异相关,其中E1BPE1上调蛋白与Q1JPJ8、P15497、Q1RMT8下调蛋白,四个差异蛋白涉及锥虫病通路,预测四个蛋白的表达量高低与瘤牛对于锥虫病抗性弱相关。PRM（parallel reaction monitoring）验证了其中的12个差异蛋白,显示与iTRAQ结果一致,表明本研究中肝脏和脾脏组织表达的蛋白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研究可为之后筛选一些与动物疾病潜在的生物标志物蛋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发明^[7]（2018）在《“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基础案例的梳理与统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成立以来,基于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和测绘成果结合文献资料搜集和整理研究,在梁刘的带领下,中国建筑史的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梁思成先生在他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首篇中就开门见山的提出作为近代学者研究学问的第一要务即为“证据”的搜集,以古代建筑“实物”为“后盾”,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研究才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从中可以充分看出,客观的古代建筑遗存调查史料是支撑中国建筑史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并受国外建筑史学者所瞩目的重要原因。笔者通过对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相关方面研究的整理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或专注于对梁思成先生构筑中国建筑史过程的发掘及文献的考查之上,或基于最新的调查报告、考古发掘成果专注于单一案例的延伸论述上,而很少是在对中国古代建筑遗存进行时间维度上和某一时期空间维度上整体视角下进行研究的成果。随着近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学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古代建筑和考古成果遗存不断被发掘涌现,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的系统的梳理与统计研究,笔者认为这样一次整体性观测,既是对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的致敬,也能够在启示后辈学者从整体上理解把握中国建筑遗存有所帮助。本论文以历史时期为经线,以建筑类型为纬线,以现有行政区划为空间坐标系统梳理统计“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所例举的基础案例,以一种直观方式作为表现手段,进行解读并试图以整体的视角结合独特地理空间线索去分析动态地描述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现状。笔者采用书籍查找结合网络求证的方法将所有案例资料收集,在建立“中国古代建筑史”基础案例“档案库”的基础上进行梳理与统计研究,最终得到论文结论。本论文前后主要分为五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绪论叙述本文写作缘起和背景、目的及意义,写作对象、范围,国内外对于本题目相关研究的现状,论文中应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内容框架;第二部分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基础案例释义和档案库的建立;第三部分基于档案库案例梳理统计结果的基础上对各建筑类型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数据特征解读研究;第四部分试结合多线浅析档案库所呈现的数据特征;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希望本论文对以后宏观观测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方面能有参考价值。

贺勇^[8]（2018）在《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决策的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实现最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利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首先触及到的是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问题,由体制机制变革引发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与重构,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冲突,导致社会动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利益不断出现分化、多元利益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决策面临有限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整合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控制此消彼涨的零和博弈,寻求实现公共决策价值理性的正和博弈成为公共决策中的突出问题。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探索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机制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协商民主制度,通过有序政治参与的方式;探索科学的资源分配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就成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党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消除各民族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1）只有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但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乡是全国德昂族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三台山作为“直过民族”地区深得党和政府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扶贫的力度比其它地区相对更大,投入也更多,三台山乡贫困面貌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但传统扶贫工作存在的没有精准识别到户到人,导致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原因不明确,扶贫对象选取不合理,扶贫工作针对性不强,扶贫措施不够有力,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开发工作,尤其是将扶贫工程简单理解为生活救济,使一些真正的贫困户得不到扶持,或者无法满足贫困对象多样化的需要,导致扶贫工作成效不够明显。由于三台山乡德昂族、景颇族等“直过民族”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扶贫开发成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涉及到中央、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企业、群众、村委会、驻村工作队等各个利益群体,如何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取向,根据贫困地区发展实际,创新工作方法,落实主体责任;围绕贫困标准的制定、贫困人口的确定与统计,脱贫标准的评定,各个主体的责任及彼此之间工作的协调;以及脱贫工作成效的评定等各个方面,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各个主体之间,扶贫各方面与贫困地区、贫困户贫困人口,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方法和内容、规则与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和价值追求理解上的冲突,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博弈。选择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程作为研究案例,认真分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运用博弈理论的基本方法,从信息、策略（行动）、规则、结果等方面,探索研究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目标与方法,行动与成效,从组织结构、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变化,促进各个主体行动中的功能性变化,尽可能避免纳什均衡,避免彼此之间负和博弈,追求帕累托改善,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目标。运用博弈理论破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纳什均衡,实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面迈入小康的宏伟目标,并以此推动解决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注意,并应该努力采取科学的方法,实现最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是论文选题的缘由和研究的核心内容。目前,理论界在运用博弈理论对基层协商民主,选择典型调查研究政府公共决策,尤其是涉及边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决策各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得不够,缺乏对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特别对协商民主的本质和博弈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到位,尚存较大的研究和拓展空间,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上述领域的研究。通过对田野点三台山德昂族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过程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分析,一是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都是不同群体博弈的过程,都会产生利益冲突和博弈,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承认各种利益群体的真实存在,针对他们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坚持公共决策中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基层协商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共识、凝聚力量,推动各项公共政策高效、有序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二是在认真总结分析公共决策中的纳什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决策是治国理政中一个重大严峻的课题,利益博弈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手段,制度性变迁是破解纳什均衡的根本选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变计划体制下资源约束和GDP为唯一政绩标准的激励机制,引入新的约束激励机制,才能避免纳什均衡现象,建构更加有利于充分调动利益博弈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体制机制,实现合作共赢,真正体现公共决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目标。三是通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过程中,如何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统一规划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具体的建议。

PHUNG THI SINH^[9]（2017）在《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和越南河江省1955年至2000年间民族政策及其实施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来探讨两国两地的民族政策及其对当地少数民族带来的影响。希望这样的研究可以总结相关的历史的经验,为进一步改善两省少数民族的生活,推动两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一点绵薄的贡献。云南与河江两省都位于离本国政治经济中心较为偏远的地区,又都地处国家的边境,在国防和安全上地位重要。云南和河江两省是中越两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居住地,这两个地区曾经见证并迎接了很多少数民族大规模的迁徒和定居,并形成了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大丰富两省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两省彼此交界,很多少数民族早就有了血统、婚姻、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的联系,这种血缘和历史的联系,长久以来是两国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两省的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远离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此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还低于国内大多数省份,如何教育和动员当地少数民族利用本地、本民族的各种资源和优势,克服本地的各种困难和劣势,缩小与国内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差距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和两省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越南和中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了民族理论。在制定和推行各自民族政策时,中国和越南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的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因此虽然有共同的理论基础,越南和中国两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还是有各自的特点,这是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的内容。第二章是对云南和河江两省的少数民族概况的一个介绍,包括两省少数民族的数量,民族名称,近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的特点等等。第三章探讨这一时期云南和河江两省的民族经济政策,分析云南“兴边富民”和河江“135项目”的重大经济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探讨这一时期两省的民族文化政策,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历史古籍的搜集和保存,文化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实践。第五章讨论的是两省的民族教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这一时期两省对少数民族教育都非常重视,制定了和不断调整民族教育的政策,在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但两省的具体做法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值得相互比较和借鉴。第六章探讨两省少数民族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但最主要的是依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力量,这其中少数民族干部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这一时期,两国两省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自身干部的培养和建设,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出规划安排,为少数民族培养了许多干部。结论部分对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做了提炼和概括。

段彤^[10]（2017）在《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也是我国宗教形态最多的省份,民族和宗教交织在一起使民族宗教具有十分鲜明的特殊性。中缅边境跨境民族有着同样的种族根源却跨境而居属于两个国籍,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结合使得中缅跨境民族的宗教具有复杂特殊性。宗教无小事,加上民族问题就是大事,如果民族宗教与边境问题交织在一起更成为大事中的大事,宗教的普遍性和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决定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一宗教政策的必要。本文以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为背景,运营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好逻辑分析法等对中缅边境跨境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存在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对策。本文将中缅边境地区和跨境民族和宗教事务管理三点结合,分析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用详细的实地调研为基础,系统考察了云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宗教的发展现状,研究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宗教管理治理创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信仰现状方面:中缅边境各地信教人口逐年上升,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宗教教职人员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跨境民族宗教境外活动频繁,与境外同一信仰人群联系紧密。我国宗教管理体制为层级制,云南省级至县级都设有宗教管理部门。主要工作为管理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防止违法违规宗教事件产生。宗教事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基层管理空心化,县级以下配置失衡;管理边界不清,难以掌握工作重点;工作能力不足,对宗教活动和场所管理不到位;管理手段滞后,对宗教渗透反应慢,应对乏力。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历史、地域、文化等不可控制的碎片化因素,导致管理上碎片化严重的主要因素为体制原因。传统的层级制管理体系使得资源配置失衡,上重下轻,基层管理条件得不到满足,造成管理碎片化严重。应对策略:从整体性理论出发,运用整体性理论解决权责碎片化、职能碎片化、协作碎片化等问题,进行宗教管理体制创新,提升管理能力,更新管理手段,转变行政管理为综合治理。

二、潞西养牛业思考(摘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潞西养牛业思考(摘要)（论文提纲范文）

（1）陇川县曼彦傣族“颂宾”仪式活动中的礼物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2）政治系统视角下的村寨治理研究 ——基于云南德宏景颇族木爱寨的形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3）野生绿孔雀活动节律及其与伴生鸟兽联结关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缅甸浪峨的民族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6）普通牛和瘤牛肝脏和脾脏组织的比较蛋白质组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基础案例的梳理与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论文提纲范文）

（10）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潞西养牛业思考(摘要)（论文参考文献）

• [1]陇川县曼彦傣族“颂宾”仪式活动中的礼物流动[D]. 高欣言.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7)
• [2]政治系统视角下的村寨治理研究 ——基于云南德宏景颇族木爱寨的形态调查[D]. 龚丽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野生绿孔雀活动节律及其与伴生鸟兽联结关系分析[D]. 王方. 云南大学, 2020(08)
• [4]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D]. 张江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5]缅甸浪峨的民族重构[D]. 马云才. 云南大学, 2019(03)
• [6]普通牛和瘤牛肝脏和脾脏组织的比较蛋白质组学研究[D]. 闫海亚. 云南大学, 2019(03)
• [7]“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基础案例的梳理与统计研究[D]. 张发明. 北京建筑大学, 2018(01)
• [8]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D]. 贺勇. 云南大学, 2018(01)
• [9]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D]. PHUNG THI SINH.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10]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研究[D]. 段彤. 云南师范大学,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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