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政府改革趋势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于丽春[2]（2020）在《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文中指出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合作能够提升组织效率、服务质量,而合作缺失,则会带来服务质效的下降。政府组织亦如此,即政府部门间合作与否会对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升治理能力加以解决;其次,发展经济的压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高办事效率;再次,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满足公众需求;最后,信息化的推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打破传统的“碎片化”运行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政府部门间合作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大部制”改革、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大部制”改革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关系调整,但没有形成顺畅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建立协调机制对高效推动特定跨部门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推动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容易带来机构林立,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长效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并联审批是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产生、发展的一种促进审批效率提升的运行方式,外在形式上,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微观切口;内在本质上,并联审批通过流程优化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避免了组织机构变动和新的机构设置,有助于形成长效性、内生性的合作机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必要切口。所以,基于现实问题与实践考量,本研究聚焦并联审批这一运行方式,对其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那么,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通过何种机制、何种路径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这构成了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与合作困境共存,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探索有助于破解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难题。在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场域内,政府部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经济、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而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应对以上挑战的必然选择。合作需求是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逻辑起点,其形成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实现更高效率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形成合作需求的直接原因;第二,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以获得更大效用,是形成合作需求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府部门间合作具有理论上的基础和实践中的需求,但是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常常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产生合作困境。主要体现在“权责壁垒”使政府部门间整体性价值缺失、增加沟通成本、阻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使审批流程破碎、审批标准不一,导致合作执行难。那么,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为何?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前者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利”导致部门间目标各异、政府部门的“利他”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一致;后者表现为,分散化审批、流程破碎、信息不畅致使部门间行动不一致。但分化的组织结构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其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其次,并联审批作为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微观且必要的切口,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并联审批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相对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中体现了各政府部门从简单的联合办公逐步转化为相互合作的过程。进一步地,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体现在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之中。第一,并联审批的形成过程包含了政府自身改革因素,以及来自群众和企业的经济社会因素,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也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政治方面,并联审批是产生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种创新方式,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审批效能;经济社会方面,并联审批是相对于串联审批的一种高效运行的审批方式,强调各审批部门的共同推进;基于以上方面,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并联审批的执行过程,强调一个部门或者窗口向申请人收取申请材料,通过后台并联式运行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受理,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意见,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送达审批结果。为达此要求,并联审批基于组织载体进行集中审批、以优化流程为运行前提、以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从而有利于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从最终效果来看,并联审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表现为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合行动、增进了公共价值。但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不可避免、政府部门间的利益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调和,这决定了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限度。最后,为了化解合作困境,实现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需要对政府部门间的目标和行动进行一致性协调。第一,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宏观背景下,跨部门行政审批中的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合作,并联审批在不改变原有制度设置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以审批事项为中心,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通过组织、流程和技术三个方面,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组织方面,政务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组织载体;流程方面,审批流程的整体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运行前提;技术方面,电子政务建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并联审批促进了传统上以政府部门为核心的“职能驱动型”服务模式向以审批流程为核心的“流程驱动型”服务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通过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并联审批促进了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本文最后一章,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对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进行验证。第一,从合作需求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但是,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存在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即“权责壁垒”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导致合作执行难;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在于相关部门间的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分化的组织结构则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第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动产登记已经从简单的部门联合办公转化为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从其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来看,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形成、行动一致生成的优势;并且,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因分化的组织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限度。第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以及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具体包括组织载体、运行前提和技术支撑。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包括生成机理和深层诱因两个层面;第二,并联审批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面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不同层面,其有效性与有限性并存;第三,基于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构建的分析框架,能够对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解释,而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是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路径。
孙铭壕[3]（2020）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文中提出文化服务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新兴领域,消费替代弹性小且产业附加值高,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文化服务贸易成为贸易领域的新蓝海。2019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52.8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412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与美欧等国家发达的文化服务贸易相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存在贸易逆差大、国际竞争力不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等众多问题,与文化大国的地位不匹配。在日流、韩流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一直偏安一隅,难以形成潮流。因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价值在与境外贸易过程中会因文化差异而遭受减值,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规范与管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服务贸易的研究大都放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又包括指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由于国家样本少、有效数据不足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定量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偏差较大。鉴于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从可获得性较强、来源准确可靠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的角度,探究各国政策差异对本国文化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文章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先对各国现有文化服务促进贸易政策进行分类,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分为政府主导型、偏政府主导型、中性、偏市场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根据政策手段不同可分为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三类。然后,本文参照政策手段分类法,分别对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理论传导机制和效用进行了分析:环境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而影响文化服务贸易环境,从而影响贸易发展;供给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供给侧角度为文化发展提供资源,扩大文化要素供给,从而促进文化服务贸易;需求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需求侧扩大文化需求,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稳定文化服务市场。一般而言,国家综合使用以上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通过主题培育、资源供给、环境优化三条路径培育发展文化服务贸易。随后,以中国为例,从经济效益、产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安全效益等四个角度来综合考察分析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贸易平衡效应和贸易结构优化效应,我国的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显着提高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但存在出口总额远远小于进口总额,文化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说明我国现行贸易政策还未达到预期效果。产业效益选用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评估政策效果,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固定投资额也逐年增加,文化服务从业人数和生产效率大幅增加,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产业效益明显。社会效益更关注文化属性和消费者主观感受,选用文化影响程度和文化影响范围两个指标衡量,结果发现,中国文化服务对国外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社会影响范围因“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断扩大。文化安全是一国制定文化贸易政策的又一个出发点,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评判政策对本国文化保护的效果,评估结果发现,我国文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和竞争劣势明显。其次,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等文化服务贸易大国的代表性行业,归纳分析这些国家在促进本国特色文化服务出口方面的经验。美国在影视、动漫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更侧重于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税收体系,提供宽松的竞争环境来培育行业龙头,带动行业集聚,提升行业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出台贸易促进政策实现全球化对外扩张。日本的动漫产业能够在世界市场占据大量份额,则得益于国内从制度到出口全方位的促进政策。法国的艺术品授权贸易的繁荣,离不开法国国内文化艺术制度、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艺术欣赏的普及化以及对外强势的“文化例外”措施。英国艺术品授权贸易的发展则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包括拍卖行业严格有序的行业自治,以及英国国内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催生的“有限责任条款”等。综上得出的经验主要是:文化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均从贸易环境优化、政策财政支持、培育竞争力量、维护本国文化等几个角度制定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在协助本国文化扩张的同时,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侵袭。再次,根据当今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特点,选取了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统计两个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是未来文化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本文在准确阐述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概念和自身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两国（地区）制定数字文化贸易政策的现状和趋势,发现美国作为数字文化强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更看重文化保护的欧盟,则倾向于通过“数字税”的方式设置文化贸易壁垒。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正走向分化,这加剧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摩擦,制约了国际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因各国对文化服务贸易的定义不统一,导致文化服务贸易数据统计有较大分歧。本文聚焦文化服务贸易统计领域的差异性,归纳了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文化服务的分类和数据统计规则,着重分析了中美数据统计的差异和因差异导致的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距,以进一步评判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劣。特别地,本文对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进行了分析。因文化服务贸易有文化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在国际贸易中有其显着特征。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文化自由”和“文化例外”并存、“文化增值”和“文化折扣”并存的现象及其成因,并详细总结了国际贸易组织在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为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和讨论,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我国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七点建议。第一,重点出口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服务;第二,借用国外观众熟悉的文化样式传播中国文化,减少“文化折扣”;第三,采取“本土化+国际化”战略,保证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外国人能看懂,能理解,进而刺激文化服务消费;第四,瞄准文化亲缘性市场,寻求语言相近、地理相邻的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第五,借鉴发达国家文化贸易政策经验,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减少贸易摩擦;第六,兼顾国民文化需求与国家文化安全,采用市场引导、教育引导、社会福利引导等多种方式,树立国民的文化安全意识;第七,积极推动WTO中与文化服务贸易有关规则的改进,利用双边或多变文化合作,建立长久的文化战略合作关系。
黄志豪（Raymond Wong）[4]（2019）在《英国PFI法律制度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制度发端于英国,并流传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PFI项目浪潮,被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地应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投资、运营等领域,并逐渐构建出了一套PFI基本法律制度,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成果。PFI一改由政府全权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传统,提出了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高投入、低效率和资源高消耗的弊端,改变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本人作为香港、英国和爱尔兰的执业律师,执业20余年,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等不同法域的公司治理、收购重组、IPO、PFI、政府采购等方面,拥有较丰富的法律实务工作经验,对英国的PFI制度曾长期进行过关注与研习,对其制度背后的法律经济学及其法理逻辑有较深刻的认识。结合自身英美法的法学知识背景以及律师实务经验,本人认为,英国PFI制度对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缓解公共财政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和实践的历史节点上,英国PFI制度尤显重要和相关。本文立足于英国PFI项目制度及其实践,以法学为视角,以历史为纵截面,以现实为横截面,运用实证分析、价值分析、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英国PFI制度的法理基础上,着重探讨了英国PFI的本质、历史演变、法律制度框架、合同制度、竞争性谈判制度、监管制度、纠纷阻却与解决机制等内容,并对这些制度在英国运作实践经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旨在为我国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提供经验借鉴,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实施PPP制度提供指导。关于PFI的内涵,诸多学者从经济学、金融学、公共管理学等角度进行了阐述,形成了多种定义。大多学者把PFI看成是一种融资方法或政府采购程序。从法律角度来看,PFI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合同）,或者说一系列契约总合,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共管理目标、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与私人部门（包括私人部门之间）签订的一揽子契约,可以分为向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型（Services Sold to the Public Sector）、收取费用的独立运作型（Financially Free-Standing Projects）、合伙运作企业型（Joint Ventures）等多种类型。PFI与PPP、BOT、BOO等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PFI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以经济效益的方法来提供有效率和效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PFI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法律制度选择,既具有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做出选择的主动性,也具有经济理论决定法律制度选择的客观性。“政府失效”、“市场失灵”,一直是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的一大难题。因此,发挥非政府制度即私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便成为一种基于互补愿望下的必然选择。通过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结合,以优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制度的最优化,即提升了其效率,也保障了其公平性。制度发展演化是必然的。在此种条件下,PFI制度出现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PFI以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目标,围绕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投资、融资、建设、经营、管理和移交等一系列活动,形成了众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PFI形成的法律关系复杂,而参与PFI法律关系的主体众多。总体来说,PFI可分为公共部门（政府）、私人部门（社会资本）两大主体,而它们的关系则建基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物）以及与其相关的行为。PFI能在英国首先出现并加以运用,其并非偶然产生的成品,而是受到当时英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与制约的结果。其次,PFI是人类社会或公共组织发展到一定先进阶段的证明,是对传统国家统治、管理观念与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PFI制度发端于撒切尔政府时期,因撒切尔政府系列改革（1979—1990）酝酿与萌芽,并在梅杰政府时期（1990—1997）得到确立,带领市场化改革,以不断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布莱尔政府时期通过“合作政府”等一系列改革,PFI得以进一步完善（1997—2007）;其后,卡梅伦推出的“大社会”新政（2008—2016）,对PFI作出修正与调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PF2,预示着PFI的改革方向与进程,并把PFI推向了更高层面。当前,随着英国“脱欧”（BREXIT）程序正在进行,深受欧盟的相关法律法规所制约的PFI和PF2正面临着重大挑战。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法律制度的构成上以判例法为主,其法律制度构成具有鲜明的特点。虽然英国没有制定专门针对PFI的法律,但是英国通过自己多年探索,形成了丰富的PFI项目运营经验,并结合实际需要不断出台和更新PFI法律性文件,同时对欧盟有关政府采购指令等规定实现国内法律法规转化,在英国逐渐形成了以《公共合同条例》、《公用事业合同条例》等为核心、以财政部政策指南为补充的金字塔式的PFI法律制度。总体说来,英国适用于PFI/PPP项目的法律制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国际条约,例如欧盟条约、WTO协议等国际条约中均载有PPP的规定,是英国PFI/PPP法律制度的重要来源。第二,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例如英国国会通过的《公共合同条例》（2015）、《公用事业合同条例》（2016）和《公共采购（修改）条例》（2016）等,是用来约束PFI/PPP项目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三,政府制定的政策,包括英国财政部制定的各种PFI/PPP指引、规范指南以及实施细则,以及PFI标准合同等政策,是英国PFI/PPP运作的主要制度依据。英国PFI合同法律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由欧盟制定的的《政府采购指引》;英国制定的的《公共合同条例》（2015）、《公用事业合同条例》（2016）和《公共采购（修改）条例》（2016）;以及英国财政部制定的多个实施细则、标准条款、标准文件等内容构成。从1997年开始,英国着手编制PFI标准合同范本,2012年英国财政部根据《公私合作的新方法》（2012）中所提出的改革要求,发布了新版PF2标准合同草案（Standardisation of PF2 Contracts）（draft）。在法学层面上,PFI可以看成是由一系列合同构成的一个系统。在PFI项目中,项目各个主体通过合同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确立了PFI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形成了PFI项目的流程,也构成了PFI主要法律制度框架。各个合同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缺一不可。PFI合同之间的相关性,组成了一个整个项目合同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合同系统工程,主要包括项目合同、承包合同、融资合同等。项目合同（Project Agreement）,也称为特许合同（Concession Agreement）是PFI项目中最为关键的一份主要合同,而其他合同都由该合同产生演化而来,可以说是项目合同的次合同或附加合同。PFI项目合同的标准化（So PC）是通过对PFI项目合同的规范并形成统一适用合同的活动。So PC为PFI项目各方主体进行各种行为提供了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也为各方主体减少了相应的谈判时间,降低谈判成本,加快交易速度,形成各主体之间风险分配共识等方面,提供了具有普遍操作意义的文本与程序。So PC体系庞杂、内容丰富、条款众多,一般包括了规范性条款、引导性条款、说明性条款等内容。从规定条款的内容上来看,So PC规定了政府主体、项目承包商以及融资方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很明显,So PC考虑的不仅仅是项目合同问题,而且对与项目合同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尽量加以考虑。由于PFI合同是一个长期的制度安排,在此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PFI项目承包商、融资方的借款违约风险非常大,项目受外在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带来的风险也随处可见。因此,在So PC中需要对金融机构的权利作出明确规定,也需要通过法律对项目各方主体能力作限制明确的规定。竞争性谈判制度是PFI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竞争性谈判是指公共部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与私人部门（多家供应商）进行谈判,最后从中选出最佳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的活动。竞争性谈判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所规定的非招标程序的采购方法之一,也为世界诸多国家所采纳。自2004年3月在欧盟公共采购法指令（Directive2004/18/EC）中规定竞争性谈判制度以来,即被认定为是最适合于PFI项目的采购程序,因此,英国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多次对该程序在PFI领域的适用颁布了指南。根据《公共合同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英国PFI总体上存在着四种类型的招投标制度:一是公开招标程序;二是限制性招标程序;三是商谈性谈判程序;四是竞争性谈判程序。竞争性谈判程序主要适用于复杂项目PFI项目,也被认为是英国PFI法律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四种类型招投标制度中,竞争性谈判程序最为灵活,在该程序下公共部门（招标人）可以就项目的甄选与私人部门（投标人）进行充分商谈,由竞标人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指标。Vf M（物有所值）是英国PFI竞争性谈判制度的重要原则。根据英国财政部颁布的《物有所值评价指南》（Value for Money Assessment Guidance）等政策性文件的规定,要求开展PFI项目的所有部门必须进行Vf M评价,评价主要围绕可行性（Viability）、有益性（Desirability）、可实现性（Achievability）等三方面展开,并分为计划阶段评估（Programme Level Assessment）、项目评估（Project Level Assessment）和采购评估（Procurement Level Assessment）三大阶段进行评估。英国PFI竞争性谈判流程异常繁琐、复杂,乃是造成英国PFI公共采购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根据欧盟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竞争性谈判的解释指南》、英国政府商业办公室《关于新法规中竞争性谈判程序的指南》（2006）,以及英国政府商业办公室与英国财政部联合颁布的《竞争性谈判指南》（2008）等规定来看,我们可以把PFI竞争性谈判分为三个阶段:谈判准备阶段、谈判阶段、谈判后续阶段。由于PFI项目过程复杂、生命周期漫长,对其的监管亦随之变得异常棘手。英国对于PFI项目监管采取了以政府行政监管为主,外部行政监管为辅的监管制度设计。经过一系列改革与调整之后,在英国建立起了较完整的监管组织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PFI监管机制。总结起来,现行英国PFI监管架构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三个层面主要为中央层面、地方层面、中央和地方交叉层面;中央层面主要包括IPA（前身为IUK）、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家审计署;地方层面主要是享有一定政策自主权的地方当局;中央和地方交叉层面主要包括地方伙伴关系公司、政府采购管理当局。英国PFI监管措施多样、程序复杂,主要可以分为PFI合同签订过程中的监管和PFI合同运行过程的监督两部分。对PFI项目计划方案的审核是在PFI正式签约前的一个监督问题。这是PFI项目正式进入签约前的必经阶段,对保证项目后续进展以及如期高质交付公共产品和服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PFI项目计划方案审核监管,可以分为实体审核与程序审核两大方面。实体审核是解决审核的内容与标准问题,程序审查是解决审核的方式与方法问题。程序审核主要体现在英国政府对PFI项目的审批与管理,分战略规划阶段（SOC）、业务规划阶段（OBC）、业务全面启动阶段（FBC）三个阶段完成一系列审批程序,主要由英国财政部完成。在PFI合同签订之后,PFI项目就正式开始启动运行,英国政府从财务、审计、工程管理、时间管理等方面对PFI项目的运行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监管。PFI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合同体系,涉及到诸多主体的利益,加上其生命周期漫长,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可避免。在长达几十年的持续合同安排与合作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条件、社会环境、技术进步、融资结构、风险分担、利益分配、项目实施等诸多要素都将不同程度发生变化,难以预料的风险不可穷尽,这就很容易打破当初签订PFI合同时的设想与计划,影响到各方的利益均衡,由此引发各种争议与纠纷。从合同的角度来看,英国PFI纠纷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争议;私人部门与其他私人部门之间的争议。英国PFI纠纷情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常见,据公开信息统计,英国PFI项目发生争议纠纷比例相当少,不到项目合同总数的10%。其中原因较多与英国PFI合同签订履行的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以及完善的合同纠纷阻却机制有关。PFI纠纷阻却制度,主要包括PFI合同定期审查阻却机制、合同谈判与再谈判阻却机制、标准合同的弹性条款阻却制度等。所谓定期审查（periodic review）,是指PFI项目合作各方在项目运行一定期限内,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与风险进行重新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对项目的资源利用、各方权利义务、风险承担等进行再分配。定期审查制度是英国PFI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化解项目风险、阻却合同纠纷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在PFI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情势变更而确实发生履行困难或不能履行的情形,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有关内容可以启动再谈判程序,对合同有关条款进行协商和变更。在通常情况下,与可预见的变更事项相比,不可预见的变更事项更难达成共识,为减少PFI项目合同的签约阻力,也为了更好地解决PFI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纠纷,在合同中设置再谈判程序可以受到一定的正面效果。对于很难完全预见服务标准变更情形的,公共部门可以要求承包商将预先指定的可定价变更事项纳入合同,出于特殊情形的出现可以变更合同中的有关事项,预设数量、单价等弹性调整机制。根据英国相关法律以及《PF2标准合同》的规定,PFI纠纷解决方式或程序主要包括磋商（Consultation）、专家决断（Expert Determination）、仲裁（Arbitration）、诉讼（Court Proceedings）和CEDR（Centre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磋商是解决PFI争议的重要方法,也是处理PFI纠纷的优选程序,并且贯穿到争议解决的整个过程。专家决断是在相互磋商失败后进入到第二个解决阶段,即在磋商失败或不被采纳之后进行。专家决断并不是必经程序,有时可以采用其他ADR途径进行解决。专家决断依赖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专家决断的优势在经济便捷,便于保密。专家决断一般具有终局性,一旦做出决定对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仲裁是在专家决断失败之后,PFI纠纷解决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后采取的一种ADR形式。是否采取仲裁进行解决PFI纠纷,主要依靠合同当事人的同意或合同的仲裁条款。在《PF2标准合同》中,诉讼与仲裁均被列明为处理PFI合同争议的最终方式,但亦写到诉讼不是解决PFI争议的首选方式。CEDR是一个旨在解决PFI或长期合同、民间商业性争议的组织,建立于英国调解与仲裁争议解决制度的基础上。随着CEDR的不断发展与广泛使用,现已经成为解决PFI争议的一个重要途径,为PFI争议解决提供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选择。英国PFI取得成功有目共睹,并且成了世界诸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仿效的对象,其成功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一是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从本质上来说,PFI就是以合同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合成品。虽然英国受法律传统的影响,没有单独出台《PFI法》,但是英国推行了以国际法（欧盟法、WTO组织协议）、《公共合同条例》、《公用事业合同条例》和《公共采购（修改）条例》等为核心的PFI法律制度,同时辅以诸多的政策指南,形成了较为金字塔式的PFI法律制度。二是注重保护PFI主体的合法权益。英国PFI之所以能够维持发展,并得到众多私人部门的拥护与支持,是与英国政府在PFI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各方主体合法利益并进行切实保护紧密相关。保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贯穿于PFI整合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三是不断提高PFI制度及其项目运作的透明度。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最大限度地增强项目运作的透明度。英国国会要求更强的透明度及建立PFI项目的问责制;政府采购部门需要从私人部门合作方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以确保对合同的有效管理;企业需要从政府部门获得更多信息以推进有效的商业安排及服务交付。四是不断促进PFI的物有所值（Vf M）。Vf M评价体系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PFI的国家,也是最早建立Vf M评价体系和采用Vf M评价方法的国家。达到Vf M的最大化已成为项目经济评价的核心,是引入PFI的重要前提标准英国PFI法律制度所取得的成功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在不断改革中使公私合作制度逐渐走向成熟,使各项制度走向完善。这种制度的成熟具有阶段性和整体性,表现在专业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分工、公私合作业务细分,以及标准合同条款的精细化、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更加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等。英国的这些宝贵经验,我国可以按自身实际情况适当地反映和采用。首先,我国可以单独制定《PPP法》为基本法。英国关于PFI的法律制度非常完善,形成了金字塔式的PFI法律制度,是英国PFI成功的制度基础。因此,借鉴英国经验,建立健全我国PFI法律制度成为当前首要问题。其次,建立PPP标准合同制度。从英国PFI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经验来看,其标准合同在PFI法律制度中作用举足轻重,为各方主体提供了行动指南,大大降低了谈判成本和时间,成文英国PFI实施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建立强而有力的PPP监管制度。当前,我国PPP项目监管体系不完善、正面对政府监管角色混乱、监管职权界定不清、监管力度不足与行政过度干预、监管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亟需对我国PPP监管制度进行完善。英国成立了PFI实施的专业机构,实施三级监管制度,值得我国借鉴。第四,完善PPP风险防控制度。大部分PPP项目由于生命周期长、投资大、参与主体多、技术要求高等原因,导致其风险重重。根据英国PFI制度的经验,PFI项目风险尽量转移到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一般承担少量风险。英国PFI制度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较强的运用价值。虽然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PFI/PPP项目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沿线众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等方面千差万别,投资与建设环境异常复杂,并与我国的环境很不一样,势必造成PFI/PPP在实施与运用过程中困难重重,项目的风险也随处可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与全面认识“一带一路”战略中PFI/PPP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降低投资风险,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全方位实施。览观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域广阔,参与主体众多,各国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千差万别,必然导致PFI推进过程中的难度与障碍;纵观国内,PFI/PPP制度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中,还存在着项目审批、项目融资、项目规划设计、项目税收、项目采购、法律纠纷解决等诸多风险,亟待进一步研究。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作为PPP重要组成的PFI,在英国具有较成熟的法律制度与成功实施经验值得借鉴,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大家可接受的融资模式和制度保障。当然,借鉴英国PFI法律制度经验完善我国PFI/PPP法律制度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运用PFI/PPP法律制度,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到诸多国际因素:第一,加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实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中国方案。交流是增进各国相互了解,提高互信,实现利益共赢与对话,是解决“一带一路”PFI/PPP项目争议的前提条件和必然途径。第二,加强“一带一路”PFI/PPP顶层制度设计,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PFI天生具有国际性,与其他国家拥有强大的可通约性,当今世界多国政府几乎都支持PFI制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PFI项目的开展。我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理当建立起一套以中国为核心、具有普遍适用性的PFI/PPP制度。第三,加强“一带一路”PFI/PPP风险防范和控制体系建设,推进PFI/PPP项目顺利开展。我国需要从海外投资保险、双边投资条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方面,建构协同、严密、综合性的投资风险防范和控制体系。第四,创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PFI/PPP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促进PFI/PPP争议及时解决。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项目增加,投资快速增长,PFI/PPP项目投资争端案件也呈上升趋势。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以及主要投资者,中国理应主导并创建包含地缘特征的PFI/PPP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仲裁机制、完善与拓宽中国-东盟FTA争端解决机制、设立AIIB的PFI/PPP争端解决机制、及与国际认可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合作设立PFI/PPP争端解决机制等。
李正坤[5]（2019）在《简政放权视角下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简政放权”是指政府将机构精简,把治理权下放给社会。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实现了转变,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深化,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的缺陷逐渐显现,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受到限制,不能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管理成本也开始增加和腐败开始繁殖。在此背景下,深入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究,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也是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新疆和田市作为研究对象,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状况进行具体分析,细致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总结归纳相关概念及理论,为研究的开展奠定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和田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论述,归纳和田市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结出目前重审批、轻服务;内部监管不到位;整体性设计不足;事中事后监管少;改革程序不够完善;标准化建设不足等问题,并深入剖析指出政府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利益的倾向化;行政审批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政府内外缺乏有效的行政审批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影响审批执法效力是造成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根据存在的问题结合和田市实际情况,提出推进和田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即探索建立整体化设计的行政审批制度;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改进和田市行政审批的运作方式;强化和田市行政审批监督体系。
王瑞军[6]（2019）在《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行政审批设定不规范、审批范围过大,多头审批、重复审批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审批程序不规范、不透明,部分被取消或调整的审批事项缺乏有效的衔接主体,重审批、轻监管等问题,造成了损害政府公信力、增加行政成本、偏离服务型政府宗旨等负面影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所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都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政府治理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政府治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涵及理论依据,探讨了政府治理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工具,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政府治理理论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框架。两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依据是相互融合的,均强调服务和政府公信力、追求高效政府、突出政府责任、提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是两者这种契合的关系,从政府治理视域下研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文章围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能定位、价值取向、目标设定以及改革基本原则等四个维度,构建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治理理念的“GC模型”（Governance concept model）,有效阐释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该模型认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治理能力创新是一个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滚动更新、持续完善的探索过程,是一个理念导向与治理手段相互促进的概念、制度、方法、实践的动态集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均是围绕其改革的核心价值在动态演进的多维概念集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核心价值导向下,该集合包含的维度、概念、举措均有所变化。文章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发展历史进程、取得的成效、现状和问题作了总结归纳,剖析了制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原因,认为当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和迫切需求包括:“公开+精简”行政体制改革中阳光政务与审批服务良性互动,“公平+效率”市场经济框架下效能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互联网+政务”社会背景下智慧型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并选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3个有代表性的域外国家和浙江、江苏、天津滨海新区等3个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国内地区,对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法进行深度探究,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围绕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以法律为基础,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社会性管制,以渐进式的方式来推进改革。文章基于上述理论构造和实证研究,提出了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四个方面具体对策,即:科学设定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其中,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是文章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在“GC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体系,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主体机制、评估指标设计原则、评估指标设计、绩效管理动态流程和绩效结果使用与管理体系五个方面进行研究,较为系统的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方面的完善对策,通过大量的收集、占有、分析有关政策文件、网络和出版资料、访谈资料,进行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确立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包括效率、效益、公平、服务、制度保障5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88个三级指标,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抽象行为运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分析和指标量化。文章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在方法上合理的应用了文献计量法、扎根理论、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在研究视角上,将政府治理作为研究导向和理论框架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深入探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调研与实证研究,将国际经验做法与国内案例实证相结合。理论贡献主要有:在政府治理理念下,重新定义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集合;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持续、可控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治理概念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新的模型分析框架下,有效的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在今后改革导向、改革需求等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路径。论文的研究对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具有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指导意义,在研究路径和研究视野方面对将来其他学者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
焦姣[7]（2019）在《中国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研究 ——以AEO制度的实施为背景》文中研究说明为了实现兼顾贸易安全和贸易便利的目标,世界海关组织（以下简称WCO）于2005年6月在布鲁塞尔通过了《全球贸易安全和便利标准框架SAFE》（以下简称《标准框架》）,将海关与商界两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伙伴关系”,并在其成员国中推行适用,提出伙伴关系实现的核心是建立国际化的企业信用认证体系（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即“经认证的经营者”,简称AEO）。2006年中国签署了《标准框架》,将中国海关和企业关系定位为合作伙伴关系,承诺在中国推行AEO制度。近年来通过实施信用管理办法,逐步实现AEO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本文从伙伴关系的内涵出发,以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政府与企业关系理论视角,分析中国海关实施关企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回顾中国海关与企业关系发展历程,论证中国海关落实AEO制度受国际海关发展趋势和国内政策环境双重作用影响,分析介绍中国信用管理制度和欧盟及美国AEO制度的基本情况,对比差异所在,介绍我国信用管理制度实施状况,结合某直属海关的AEO制度实施成效,得出我国关企伙伴关系存在优惠措施实施受阻、企业参与度欠缺、通关便捷程度有待提高、协调员制度的实施缺乏宏观设计、关检合并后企业资质延续及互认问题有待解决等不足。并提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解决困境:优化机构设置,发挥各级海关职能部门的作用;优化便利措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优化人才管理,建立专家培养制度;优化口岸管理模式,加快完善口岸部门“单一窗口”建设。
刘建党[8]（2019）在《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伴随深刻的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取得了伟大成就。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从战略层面肯定了良好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治理议题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上升为中央重大政策决策研究。围绕治理议题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1）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以跨国分析为主,关注中国省域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治理质量的多维视角,忽视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数据期限也比较陈旧。（2）治理质量的实际测度,注重跨国、跨地区的比较分析,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研究比较少,多维治理视角忽略了市场化改革,指标筛选忽视了定量方法,权重确定忽视了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因此,本文的关键科学问题为:治理质量如何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基于此,本研究以“诺斯悖论”为逻辑起点,通过界定“中国省域治理”概念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计算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体系与实证研究,即,提出中国省域治理评估的主要内容,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实证分析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2001-2016）。（2）权力悖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从缓解“权力悖论”的视角入手,实证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内生性等多个方面开展稳健性分析。（3）时间跨度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纳入时间跨度的影响,分别研究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长期效应,从多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4）空间效应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计算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比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对上述内容进行系统剖析,深化和丰富了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1）把空间溢出因素纳入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构建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框架,提出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三种主要路径,以及本地区治理质量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剖析了空间溢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2）首次实证检验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获得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与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发现。量化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空间溢出已成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新结果。量化了空间溢出效应在邻近地区的梯次分布情况,提出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变小的新观点。（3）采用了新的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提出了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的新观点;获得了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倒U曲线”变化趋势的新发现;得到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结论。基于如上主要创新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理论意义,一方面,本文构建了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描述,为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本文界定了“中国省域治理”概念,提出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框架,为开展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支撑。（2）实践意义,一方面,本文证实了良好治理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这些可以作为中国大力提升省域治理质量、培育治理质量高值集聚中心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演进特征,这可以成为识别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薄弱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重要参考。
谭安富[9]（2018）在《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文中研究表明综合执法（综合行政执法）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主题,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基本面向。在市场监管领域,由于传统市场监管模式陷入对“碎片化”体制、“官本位”思想和“人治化”方式的路径依赖,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相对弱化,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制度性成本,抑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剧了市场失灵风险,难以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三中全会先后作出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改革部署。然而,在这场中国式“整体性治理”运动过程中,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为何综合?”、“综合什么?”和“如何综合?”三个基本问题的把握依然不够清晰。本文基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的三重现实背景,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方法,在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生成动因、基本面向、实践基础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三维+三向”模式并提出模式优化的进路,力图为改革实践提供模式遵循和对策建议。本文研究了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的动因及综合执法模式的基本面向。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的动因具有二重性,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侧和市场监管供给侧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时代诉求。于监管执法来说,高效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管理效率的诉求;服务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民本行政、公正行政和开放行政的诉求;法治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的诉求。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传统市场监管模式在满足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需求上存在比较突出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在监管供给效率方面,由于执法体制“碎片化”,以及“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执法重心“错位”,致使监管执法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管理效率相对较低;在监管服务供给方面,传统市场监管服务的均等化、精准化和开放度不够导致监管执法服务质量提升不足;在法治监管方面,市场监管执法的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和职责法定弱化,致使市场监管法治水平和法治能力相对较低。因而,要解决市场监执法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必须抓住综合执法改革这个“牛鼻子”,推动市场监管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执法体制由“碎片”到“整体”、执法理念由“官本”到“民本”、执法方式由“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提升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建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构建的实践基础,本文研究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改革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探索过程中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得到了一定整合和优化,但依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系统推进缺失,表现为“顶层设计”不够、“全面改革”不足、“统筹联动”缺位;二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内容深度缺乏。各地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在职能整合、机构设置、流程设计方面虽然发生了“物理结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改革深度,深层的结构性调整缺位,并未产生“化学性质”的改变,难以实现提质增效;三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配套协同缺乏,表现为法制建设配套协同、事业单位改革协同和社会共治机制协同不足,制约了综合执法改革的整体进程。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地方改革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动因理解不深、内容把握不全、进路认识不清,导致缺乏应有的改革广度和深度。因而构建基本模式和明确改革进路是深化市场监管执法改革的迫切要求。为准确把握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关键点,本文实证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理论整合和解释。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监管法制类因素、监管职能配置类因素、监管机构设置类因素和监管流程设计类因素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影响显着。实证结果可以在理论上解释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受制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是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过程,是执法职能、执法机构、执法流程三个结构要素系统全面深刻的变革。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基本模式构建要全面统筹上述结构要素,是对市场监管制度结构、权力结构、组织结构、流程结构四个层次的系统性调整过程。本文以地方改革探索为实践基础,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论为实证支撑,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行政自制理论,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构建并论证了“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从整合维度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三维”框架是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整合”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市场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主是对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的结构性调整。从整合向度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三向”框架是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要素均应沿着纵向、横向和纵深三个基本方向进行“整合”。“纵向”整合是“三维”要素在纵向政府间的结构性调整;“横向”整合是指“三维”要素在同一行政层级政府职能部门间以及职能部门内部的结构性调整;“纵深”整合是指“三维”要素在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间的结构性调整。本文对“三维+三向”整合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为综合执法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从理论规范上回应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要“综合什么”的命题。本文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基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研究发现的问题,以“三维+三向”模式为遵循,提出了“全面→纵深→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基本进路。一是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要牢固树立全面推进改革的理念,完善细化全面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强化全面推进改革的央地联动。二是纵深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精细地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职能转变、机构调整和流程优化。三是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协同推进市场监管法制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共治体制机制完善。沿着上述三条优化进路,文中对深化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一是审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角度具有创新性。本文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放在更宏观的视角加以定位,研究了综合执法模式与效能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综合执法改革分别放在职能、机构和流程三个结构层次进行了微观研究。这相对于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理解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视角更加具有系统性。二是解析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动因与面向有创新性。本文认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是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强烈诉求而进行的市场监管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并指出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要实现“三个面向”。这一观点与单纯从行政体制改革（供给侧）分析综合执法改革的动因有所不同,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自身变革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执法模式的价值面向也具有多元性。三是构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基本模式有创新性。本文提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将综合执法视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市场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结构性调整过程。这与传统研究将综合执法模式仅仅是视为职权合并或者简单拆并机构的观点不同。四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优化进路具有创新性。本文提出“全面、纵深、协调”是深化改革的基本进路。这不同于将综合执法改革仅仅理解为在区县级政府层面进行单纯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不考虑改革的体制内外协同）的观点。
吴怀军[10]（2017）在《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种植业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财政支农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应该得到合理的贯彻和执行。改进政府的财政支农政策,努力推动“三农”问题早日解决,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江苏省既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之一,也是粮食主产区和农业大省,江苏农村经济的平稳和繁荣,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全国经济的稳定和粮食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江苏通常可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这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发展特征非常相似,因此江苏省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全国也有一定的普遍性,需要在理论上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分类,2007年实行的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导致财政支农支出划分口径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前后数据不具备可比性和连续性。理论上财政支农支出会全面影响农业生产,并可进行总量、结构与区域的优化配置,不过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由于数据制约缺乏针对支农政策最新变化的详细分析。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为研究对象,通过政府财政部门获得各项原始数据,实证分析其对农业种植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为科学制定财政支农政策和高效利用资金提供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对财政支农支出进行深入分析。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同时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冲击,而且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显着,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理论依据是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可以构建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结构和区域配置的具体理论框架。在深入分析财政支农不同支出项目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总结借鉴了各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论文第二部分是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配置分析。江苏省财政支农政策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但从支农广度和深度方面分析,投入规模相对于农村实际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在构建理论模型基础上,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达到最优时边际产出为1,而计算发现江苏省目前仍高于1,支农规模配置的效率需要改进,未来还应进一步提高支农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努力达到40%以上的最佳标准。论文第三部分是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配置分析。为了有效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不同类别的支农支出必须与各自的产出弹性相适应,实际中则需要重点关注正向影响显着的支农项目。实证研究发现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种植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与带动作用,其中农业补贴和农业合作经营的正向影响最为显着,农田建设保护和农业技术推广的作用效果相对弱些,而农业综合开发没有明显促进作用。最后对重点支农项目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补贴作用效果总体较好,未来应该重点关注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农业生产保险补贴等优势项目,同时适当照顾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弱势项目。另外政府财政用于支持合作社发展的支出,对于种植业生产的正向影响也很明显,但由于资金支持规模限制其弹性系数还比较小,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在影响效应,未来仍需加强重视。论文第四部分是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配置分析。江苏省苏中、苏北地区的财政支农政策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支农力度和深度相比于苏南仍然差距明显,呈现“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根据财政支农投入不平衡指数和人均财政支农投入加权离差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目前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的地区差距正在趋于缩小。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可以参考制度经济学中的“适应性效率”标准进行政策模式选择,省级财政层面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苏中、苏北地区的照顾和扶持,同时各地区根据资金需求和作用机制进行优化配置,保持总体平衡前提下积极增加五类支农支出中正向影响效应比较显着的支农项目。论文最后是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评价与技术效率研究。江苏省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运用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综合使用主观分析的层次分析法和客观评价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可得出准确判断。AHP模型结果表明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绩效水平并不高,仍存在改进优化的空间,各市各地区绩效表现不尽相同,体现了各自的地方特色和政策差异。从总体情况看,苏中、苏北地区目前相对领先苏南地区。DEA模型结果表明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同时存在结构失当和规模失衡问题,主要是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不匹配导致了技术效率低下。未来既要根据投影分析得到的松弛变量进行结构调整,也要根据所处规模报酬阶段进行规模调整。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高度重视规模配置,积极增加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政策支持;在科学优化结构配置基础上,积极推行农业生产补贴政策改革,努力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量和层次;加强财政支农支出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根据各地实际因地制宜,选择科学灵活的运作模式;强化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管理与科学运用体系,努力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二、WTO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政府改革趋势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政府改革趋势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相关研究 |
| (二)并联审批相关研究 |
| (三)既有研究的启示与可供拓展的空间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二)并联审批的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无缝隙政府理论 |
| (三)协同学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发生场域、需求与困境 |
| (一)合作的发生场域: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
| (二)合作需求的形成 |
| (三)合作困境的外在表现 |
| 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基于目标和行动的解释 |
| (一)目标不一致 |
| (二)行动不一致 |
| 三、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分化的组织结构 |
| (一)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 |
| (二)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其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一)并联审批的萌芽阶段(2001年以前) |
| (二)并联审批的发展阶段(2001-2012) |
| (三)并联审批的相对成熟阶段(2013年以来)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一)形成过程:有利于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执行过程:有利于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三、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性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并联审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一)政治维度 |
| (二)经济维度 |
| (三)社会维度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一)组织载体 |
| (二)运行前提 |
| (三)技术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案例分析: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困境及生成逻辑 |
| (一)合作需求 |
| (二)合作困境 |
| (三)生成逻辑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三、并联审批促进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行动一致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不动产登记改革案例相关材料收集 |
| 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
| 四、国内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研究内容 |
| 四、国外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一、国内外关于文化服务贸易概念的辨析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侧重领域的差异 |
| 三、国内外研究侧重领域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方向 |
| 第三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内涵 |
| 一、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三、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机理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依据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用分析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分析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益分析 |
| 第四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 |
| 一、文化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概述 |
| 二、与文化贸易有关的WTO争端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的互动关系 |
| 第四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影视领域 |
| 一、美国的影视政策 |
| 二、法国影视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韩国的影视政策 |
| 四、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动漫领域 |
| 一、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日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艺术品授权领域 |
| 一、法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英国的主要政策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 |
| 一、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 二、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
| 三、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壁垒 |
| 四、数字文化服务贸易规则之争 |
| 五、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 |
| 六、中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选择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政策专题 |
| 一、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标准 |
| 二、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框架与实践 |
| 三、中美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组织机构 |
| 一、各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组织机构 |
| 二、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借鉴 |
| 第六章 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自由”与“文化例外”共存 |
| 一、文化例外是保护本国文化的盾牌 |
| 二、“文化自由”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化产品与服务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 |
| 一、文化折扣及成因 |
| 二、文化增值及成因 |
| 三、中国文化服务贸易从“文化折扣”转变为“文化增值”的策略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的文化特性考量 |
| 一、WTO现有文化服务贸易规则 |
| 二、WTO文化贸易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博弈和协调 |
| 三、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
| 四、中国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趋势的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我国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 |
| 二、国外先进政策实践带来的启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促进文化服务贸易由“文化折扣”转向“文化增值”的策略选择 |
| 二、积极参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规则制定 |
| 第三节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4）英国PFI法律制度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PFI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作为契约的PFI:法律视角下PFI的内涵界定 |
| 一、PFI内涵的法律界定 |
| 二、PFI的特点分析 |
| 三、PFI的类型化分析 |
| 第二节 PFI与相关概念比较 |
| 一、PFI与PPP比较 |
| 二、PFI与BOT比较 |
| 三、PFI与BOO比较 |
| 第三节 PFI法律制度选择的法理基础 |
| 一、公共产品供给中市场与政府的双重缺陷 |
| 二、PFI法律制度选择的经济学理据 |
| 第四节 PFI法律关系分析 |
| 一、PFI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二、PFI法律关系的内容 |
| 三、PFI法律关系的客体 |
| 第二章 英国PFI法律制度的起源及演变 |
| 第一节 英国首倡PFI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背景:凯恩斯主义(KeynesianEconomics)的失败 |
| 二、经济背景:公共财政危机的挤压 |
| 三、公共部门改革背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PFI法律制度的酝酿与萌芽(1979—1990) |
| 一、启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
| 二、启动公共部门改革 |
| 三、废除莱利法则(RyrieRules) |
| 第三节 PFI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发展(1990—1997) |
| 一、私有化改革的继续 |
| 二、发起公民宪章运动 |
| 三、PFI制度的正式确立 |
| 四、PFI实施进展 |
| 第四节 PFI法律制度的基本建成(1997—2007) |
| 一、布莱尔的“合作政府”(Joined-UpGovernment)改革 |
| 二、PFI法律制度的完善与PFI项目的大规模推进 |
| 第五节 PFI法律制度的修正与调整(2008至今) |
| 一、卡梅伦的“大社会”(BigSociety)改革 |
| 二、PF2的提出:PFI制度的修正与发展 |
| 第三章 英国PFI法律制度框架 |
| 第一节 英国PFI法律制度框架理论基础 |
| 一、法律制度的含义 |
| 二、英国法律制度的构成 |
| 三、英国没有单独出台PFI立法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英国PFI法律制度主要框架内容 |
| 一、欧盟PPP相关条约 |
| 二、英国国会通过关于PFI的法律 |
| 三、英国政府PFI的政策文件 |
| 第四章 英国PFI合同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英国PFI合同性质分析 |
| 一、PFI合同性质的几种观点 |
| 二、英国PFI合同属性分析 |
| 第二节 英国PFI合同系统框架 |
| 一、项目合同 |
| 二、承包合同 |
| 三、融资合同 |
| 第三节 PFI合同主要内容:以SOPC为例 |
| 一、SoPC的形成过程 |
| 二、SoPC的主要内容 |
| 三、PF2标准合同对SoPC的发展 |
| 四、SoPC条款的适用及其约束力 |
| 第五章 英国PFI竞争性谈判制度 |
| 第一节 PFI竞争性谈判制度的法律渊源及其适用 |
| 一、PFI竞争性谈判制度的法律渊源 |
| 二、竞争性谈判制度适用 |
| 第二节 PFI竞争性谈判制度的原则:VFM(物有所值) |
| 一、VfM的含义 |
| 二、VfM定性评估 |
| 三、英国VfM评估的应用 |
| 第三节 PFI竞争性谈判的流程 |
| 一、谈判准备阶段 |
| 二、谈判阶段 |
| 三、谈判后续阶段 |
| 第六章 英国PFI监管制度 |
| 第一节 PFI监管组织结构 |
| 一、PFI监管组织的建立 |
| 二、英国PFI监管机构 |
| 第二节 英国PFI主要监管措施 |
| 一、PFI合同签订过程中的监管措施 |
| 二、PFI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监管措施 |
| 第七章 英国PFI纠纷阻却与解决制度 |
| 第一节 英国PFI纠纷的类型 |
| 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纠纷 |
| 二、私人部门之间的纠纷 |
| 第二节 英国PFI纠纷阻却制度 |
| 一、PFI合同定期审查阻却机制 |
| 二、PFI合同谈判与再谈判阻却机制 |
| 三、PFI标准合同的弹性条款阻却制度 |
| 第三节 PFI纠纷解决机制 |
| 一、磋商(Consultation) |
| 二、专家决断(ExpertDetermination) |
| 三、仲裁(Arbitration) |
| 四、诉讼(CourtProceedings) |
| 五、CEDR解决程序 |
| 第八章 英国PFI经验借鉴与运用 |
| 第一节 英国PFI制度及其实施经验总结 |
| 一、建立完备的PFI法律制度 |
| 二、注重保护PFI主体的合法权益 |
| 三、不断提高PFI制度及其项目运作的透明度 |
| 四、不断促进PFI的物有所值(Vf M) |
| 第二节 英国PFI制度及其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PFI项目竞投者选择过程缓慢:以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案为例 |
| 二、PFI项目运营机制缺乏灵活性:以帕丁顿健康校园(PaddingtonHealthCampus)案为例 |
| 三、PFI项目合同履行不力:以JarvisPlc案为例 |
| 第三节 英国PFI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
| 一、制定《PPP法》为基本法 |
| 二、建立PPP标准合同制度 |
| 三、完善PPP监管制度 |
| 四、完善PPP风险防控制度 |
| 五、中国PPP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
| 第四节 PFI制度的应用: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
| 一、“一带一路”战略中PPP实施现状 |
| 二、“一带一路”战略中的PPP:以PAYRA项目为例 |
| 三、“一带一路”战略中PPP实施风险以及存在的问题 |
| 四、“一带一路”战略中PPP实施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简政放权视角下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 创新及不足 |
| 2.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 |
| 2.1 简政放权的内涵 |
| 2.2 行政审批改革的内涵 |
| 2.3 基础理论 |
| 3.和田市审批制度改革实践与成效 |
| 3.1 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 |
| 3.2 取得成效 |
| 4.和田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问题及原因 |
| 4.1 存在的问题 |
| 4.2 问题的成因 |
| 5.简政放权视角下改进和田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建议 |
| 5.1 探索建立整体化设计的行政审批制度 |
| 5.2 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 |
| 5.3 改进和田市行政审批的运作方式 |
| 5.4 强化和田市行政审批监督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选题的现实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选题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审批概述 |
| 一、治理的兴起及政府治理内涵 |
| 二、政府治理的本质及价值取向 |
| 三、行政审批的内涵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系辨析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工具 |
| 二、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
| 三、政府治理理论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框架 |
| 第三节 政府治理视域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GC模型”构建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能定位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和改革现状 |
| 第一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历史进程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果 |
| 第二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 |
| 一、“公开+精简”行政体制改革中阳光政务与审批服务良性互动 |
| 二、“公平+效率”市场经济框架下效能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 |
| 三、“互联网+政务”社会背景下智慧型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和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三节 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四节 借鉴和启示 |
| 一、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性 |
| 二、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个性 |
| 三、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部分地方政府改革实证调研与案例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浙江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二节 江苏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三节 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四节 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综合比较分析与评述 |
| 一、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共性 |
| 二、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个性化探索 |
| 三、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策 |
| 第一节 科学设定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
| 一、行政审批设定和调整原则 |
| 二、行政审批事项设定及调整程序 |
| 第二节 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 |
| 一、行政审批标准化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
| 二、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的局限性 |
| 三、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一、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作用 |
| 二、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困境 |
| 三、“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完善措施 |
| 第四节 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 |
| 一、构建合理多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主体机制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指标设计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动态流程 |
| 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结果使用与管理体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中国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研究 ——以AEO制度的实施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述 |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论文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的内涵及独特性 |
| 2.1.1 伙伴关系的一般特征 |
| 2.1.2 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的内涵 |
| 2.2 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政府与企业关系 |
| 第3章 中国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海关与企业之间关系发展历程 |
| 3.2 中国AEO制度的产生背景 |
| 3.2.1 WCO《标准框架》关于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的制度设计要求 |
| 3.2.2 中国信用体系逐步建立 |
| 3.2.3 中国海关的政府职能转变 |
| 3.3 中国AEO制度的设计要求 |
| 3.3.1 AEO制度的国内法转化历程 |
| 3.3.2 海关信用管理制度的实施路径 |
| 3.4 海关信用管理工作实践成效——以石家庄海关为例 |
| 3.4.1 石家庄海关信用管理实施措施 |
| 3.4.2 石家庄海关信用管理工作实施成效 |
| 3.4.3 石家庄海关的企业协调员管理办法实施情况 |
| 第4章 中国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建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中国AEO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优惠措施实施受阻 |
| 4.1.2 企业参与度欠缺 |
| 4.1.3 通关便捷程度有待提高 |
| 4.1.4 协调员制度由各直属海关制定落实措施 |
| 4.1.5 关检合并后双方企业资质延续及互认问题 |
| 4.2 中国AEO制度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
| 4.2.1 法律层级不够,监管合力难以实现 |
| 4.2.2 认证措施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 |
| 4.2.3 管理措施有待优化及外部口岸管理条块冲突 |
| 4.2.4 协调员制度的实施缺乏宏观设计 |
| 4.2.5 有待设计关检业务融合后企业资质认定方案 |
| 第5章 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构建的国外实践经验借鉴 |
| 5.1 国外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的经验介绍 |
| 5.1.1 欧盟的AEO认证制度 |
| 5.1.2 美国海关的“海关-商界反恐伙伴计划” |
| 5.2 国外海关实践经验对中国海关的借鉴意义 |
| 5.2.1 以企业需求为核心设计制度 |
| 5.2.2 合作计划逐步向供应链上所有成员开放 |
| 5.2.3 其他机构共同发挥重要作用 |
| 5.2.4 认证专家人才队伍的建设 |
| 第6章 完善中国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的路径 |
| 6.1 优化机构设置,发挥各级海关职能部门的作用 |
| 6.1.1 优化海关机构设置 |
| 6.1.2 因地制宜,发挥各直属海关的创新能力 |
| 6.2 优化便利措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 |
| 6.2.1 扩大合作对象及合作范围 |
| 6.2.2 以企业为中心设计激励机制 |
| 6.3 优化人才管理,建立专家培养制度 |
| 6.3.1 建立认证中心,整合认证专家力量 |
| 6.3.2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海关认证 |
| 6.3.3 优化制度设计,发挥协调员的后续服务与监督作用 |
| 6.4 优化口岸管理模式,加快完善口岸部门“单一窗口”建设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伟大成就 |
| 1.1.2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 |
| 1.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地位 |
| 1.1.4 提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1.3.2 治理质量的测度视角与实证 |
| 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1 主要贡献 |
| 1.4.2 主要不足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
| 2.1.1 从“诺斯悖论”到“权力悖论” |
| 2.1.2 “权力悖论”的“中国省域治理”解 |
| 2.1.3 “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 |
| 2.2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权力悖论视角 |
| 2.2.1 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
| 2.2.2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本地效应 |
| 2.3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时间跨度视角 |
| 2.3.1 制度变迁、时间跨度与绩效传导 |
| 2.3.2 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现象 |
| 2.3.3 治理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
| 2.4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
| 2.4.1 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4.2 治理质量、地理位置与空间依赖 |
| 2.4.3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 |
| 3.1 评估体系构建 |
| 3.1.1 基本原则 |
| 3.1.2 评估内容 |
| 3.1.3 指标体系 |
| 3.1.4 指标筛选 |
| 3.2 数据与方法 |
| 3.2.1 样本数据 |
| 3.2.2 评估方法 |
| 3.3 时序全局因子分析 |
| 3.3.1 构建分析模型 |
| 3.3.2 检验前提条件 |
| 3.3.3 确定指标权重 |
| 3.4 治理质量评估结果 |
| 3.4.1 指数有效性 |
| 3.4.2 省域排名 |
| 3.4.3 改善幅度 |
| 3.4.4 变异水平 |
| 3.4.5 聚类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权力悖论视角 |
| 4.1 理论假说 |
| 4.1.1 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着正向影响 |
| 4.1.2 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边际递减 |
| 4.2 模型与方法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择 |
| 4.2.3 研究方法 |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模型假设检验 |
| 4.3.3 初步计量结果 |
| 4.3.4 地区差异性 |
| 4.3.5 时期差异性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内生性问题 |
| 4.4.2 样本类型选择 |
| 4.4.3 模型形式选择 |
| 4.4.4 变量形式选择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时间跨度视角 |
| 5.1 理论假说 |
| 5.1.1 治理质量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倒U曲线”关系 |
| 5.1.2 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
| 5.1.3 治理质量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
| 5.2 模型与变量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择 |
| 5.3 长期效应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模型假设检验 |
| 5.3.3 初步分析结果 |
| 5.3.4 地区差异性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短期效应分析 |
| 5.4.1 初步计量结果 |
| 5.4.2 经济发展水平 |
| 5.4.3 地区差异性 |
| 5.4.4 时期差异性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
| 6.1 理论假说 |
| 6.1.1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
| 6.1.2 空间溢出效应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衰减 |
| 6.2 模型与变量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择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6.3.1 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
| 6.3.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4 空间计量分析 |
| 6.4.1 初步计量结果 |
| 6.4.2 地区差异性 |
| 6.4.3 时期差异性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4.5 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总体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的文献述评 |
| 一、研究相关的国外文献回顾 |
| 二、研究相关的国内文献回顾 |
| 三、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的评价 |
| 第二节 研究相关的概念界定 |
| 一、市场监管的概念界定 |
| 二、行政执法的概念界定 |
| 三、综合执法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交易成本理论 |
| 三、行政自制理论 |
| 第二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动因及面向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历史逻辑 |
| 一、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阶段分析 |
| 二、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二重动因 |
| 三、市场监管执法模式变迁的路径依赖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需求侧动因 |
| 一、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效监管的需求 |
|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服务监管的需求 |
| 三、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监管的需求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供给侧动因 |
| 一、市场监管的整体效能提升不够 |
| 二、市场监管的服务质量改进不够 |
| 三、市场监管的法治能力提升不够 |
| 第四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基本面向 |
| 一、市场监管执法体制:“碎片”到“整体” |
| 二、市场监管执法理念:“官本”到“民本” |
| 三、市场监管执法方式:“人治”到“法治” |
| 第三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样本来源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样本来源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的进展分析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配置分析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分析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优化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的局限分析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系统设计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内容深度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缺乏配套协同 |
| 第四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一、市场监管效度的衡量标准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假设 |
| 一、法律法规因素 |
| 二、权力配置因素 |
| 三、权力运行因素 |
| 四、执法保障因素 |
| 五、执法干扰因素 |
| 六、风俗文化因素 |
| 七、企业行为因素 |
| 八、社会诉求因素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样本描述 |
| 第四节 因子分析及理论解释 |
| 一、因子分析概述 |
| 二、原始数据处理 |
| 三、因子分析的过程 |
| 四、公共因子的理论整合及解释 |
| 第五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三维+三向”模式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整合维度 |
| 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转变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优化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整合向度 |
| 一、综合执法改革整合向度的理论基础 |
| 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纵向整合 |
| 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横向整合 |
| 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纵深整合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一、统筹协调 |
| 二、精简高效 |
| 三、权责一致 |
| 四、行政法治 |
| 第六章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进路优化 |
| 第一节 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牢固树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理念 |
| 二、完善细化全面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 |
| 三、着力强化全面推进改革的央地联动 |
| 第二节 纵深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职能转变 |
| 二、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机构调整 |
| 三、纵深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流程设计 |
| 第三节 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
| 一、协同推进市场监管法制体系建设 |
| 二、协同推进市场监管事业单位改革 |
| 三、协同推进社会共治体制机制改革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种植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假说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说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与数据来源 |
| 1.4.1 技术路线图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市场失灵理论和需求管理理论 |
| 2.1.2 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公共产品理论 |
| 2.1.4 农业投资理论 |
| 2.1.5 公共财政理论 |
| 2.1.6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2.2.2 财政支农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 |
| 2.2.3 文献评述 |
| 3 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学分析 |
| 3.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3.1.1 财政支农支出 |
| 3.1.2 农业生产 |
| 3.1.3 农民 |
| 3.1.4 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 |
| 3.2 政府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
| 3.2.1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
| 3.2.2 农业是弱质产业,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冲击 |
| 3.2.3 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非常显着 |
| 3.2.4 农业部门投资回报低,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 |
| 3.3 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业种植业生产的理论分析 |
| 3.3.1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框架 |
| 3.3.2 基于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分析 |
| 3.3.3 基于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的分析 |
| 3.4 财政支农支出不同分项支出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5 财政支农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3.5.1 WTO《农业协议》及国内支持规则 |
| 3.5.2 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 |
| 3.5.3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 |
| 3.5.4 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
| 3.6 本章小结 |
| 4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配置分析 |
| 4.1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变化 |
| 4.2 江苏省财政支农总量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
| 4.3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配置 |
| 4.3.1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4.3.2 数据处理与计量分析 |
| 4.3.3 最优规模配置的判断 |
| 4.4 本章小结 |
| 5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配置分析 |
| 5.1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变化及其不足 |
| 5.2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业种植业生产的最优结构配置 |
| 5.2.1 理论模型的推导 |
| 5.2.2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2.3 数据处理与变量说明 |
| 5.2.4 面板数据模型 |
| 5.2.5 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 |
| 5.2.6 财政改革前后实证结果的对比分析 |
| 5.2.7 估计结果讨论与结构配置效率的判断 |
| 5.3 农业补贴支出视角下种植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分析 |
| 5.3.1 农业生产补贴政策现状 |
| 5.3.2 种植业生产效率测算的研究方法 |
| 5.3.3 效率测算SFA模型估计结果与讨论 |
| 5.3.4 农业补贴视角下技术效率的比较与分析 |
| 5.4 农业合作经营支出对种植业生产的影响 |
| 5.4.1 江苏省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
| 5.4.2 模型设定 |
| 5.4.3 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 |
| 5.4.4 模型结果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配置分析 |
| 6.1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的空间格局 |
| 6.1.1 江苏省区域划分与地区发展差异 |
| 6.1.2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的空间非均衡分布 |
| 6.2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的地区差距:指标度量与结构分解 |
| 6.2.1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力度的地区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
| 6.2.2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地区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
| 6.2.3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地区差距的结构分解 |
| 6.3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业种植业生产的区域配置分析 |
| 6.3.1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区域配置的效率优化 |
| 6.3.2 财政支农支出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与区域配置效率的判断 |
| 6.4 本章小结 |
| 7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与技术效率 |
| 7.1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政策效果的现状分析 |
| 7.2 基于AHP模型的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
| 7.2.1 层次分析法(AHP) |
| 7.2.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2.3 构造判断矩阵、权重计算与一致性检验 |
| 7.2.4 代入指标数值进行支农绩效的具体测算与结果讨论 |
| 7.3 基于DEA模型的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技术效率分析 |
| 7.3.1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
| 7.3.2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技术效率 |
| 7.3.3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
| 7.3.4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报酬阶段与投入产出投影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全文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WTO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政府改革趋势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2]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D]. 于丽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3]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D]. 孙铭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英国PFI法律制度与实践研究[D]. 黄志豪（Raymond Wong）.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5]简政放权视角下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为例[D]. 李正坤. 吉林大学, 2019(03)
- [6]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 王瑞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中国海关与企业伙伴关系研究 ——以AEO制度的实施为背景[D]. 焦姣.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8]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建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9]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D]. 谭安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种植业的实证分析[D]. 吴怀军.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