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西夏学研究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赵梅兰[1]（2021）在《元朝宗教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朝（1271——1368）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割据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来多种民族的交融、多样文化的交流和多元宗教的交往。元朝历史上有蒙古族原生型宗教——萨满教、被推崇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汉传佛教各流派、早已传入蒙古高原的基督教（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随着西征广泛传入的伊斯兰教等传播到全国各地。多元宗教的交往和多样文化的交流、蒙古族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碰撞、宗教与政权的互动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元朝民族、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多元宗教共存的现实也为宗教治理提供了发挥空间。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宗教管理”,宗教管理是由唯一的管理主体国家政权对管理客体宗教组织及其事务进行硬性控制和约束的行为;而宗教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国家政权、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可以作为治理的主体,实现对治理客体宗教事务的调整和优化过程。阿姆斯特丹大学着名学者法伊特·巴德提出宗教治理包含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谓“内部治理”指的是宗教组织进行内部的自治;“外部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对宗教进行管理。宗教治理必须注重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以及法律法规等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从元朝历史发展的纵向时间和复杂多变的国家、政治、民族、宗教之间互动及宗教内部的横向关系等多元视角入手,追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政策传承、实践基础,系统梳理了元朝宗教治理形成与体系化历程。本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明确核心概念是论文写作的前提。绪论部分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等内容组成。研究综述包含了与元代宗教治理相关的治理理论、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宗教理念、宗教制度以及对有关历史文献等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对象中主要阐释宗教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内涵,并从元朝时期多元宗教关系的格局出发,追溯其施行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首先需要交代的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建立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认同、协同发展,带来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带来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从而提出实施系统化的宗教治理体系的时代需求。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统治者与其原生型宗教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萨满教的通天巫传达“此天地相商,令铁木真为国主之意”,助铁木真登上了汗位。萨满教“汗权天授”的天命论思想把汗权神格化,为成吉思汗建立汗国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成吉思汗登基后,对萨满教古老的“别乞制度”进行改革,由大汗册封“别乞”官,将萨满教的“神权”调整为“汗授”。大蒙古国政权和萨满教的神权之间发生了矛盾,当通天巫阔阔出·帖卜·腾格里侵犯黄金家族的利益,触犯大汗权威时成吉思汗果断处决了他,维护了汗权及黄金家族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作为原生型宗教的萨满教,其思想已经不能适合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治理,其教义和理论更无法应对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深奥的理论。这便是元朝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历史原因之一。有着信仰多神教传统的蒙古人,用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广大疆域内各民族及其宗教信仰。成吉思汗秉持“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宗教理念,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免除宗教人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并把它写入《大扎撒》（又名《成吉思汗法典》）,制定相关法规。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坚定不移地继承了其“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政策,为元朝宗教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大蒙古国时期妥善处理政权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为元朝的宗教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询问养生之道与治国之理的历史事件开启了蒙古族统治者与除萨满教以外其他宗教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窝阔台汗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盟为元朝政权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阔端对萨迦·班智达提出的“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的提议,为制定元朝宗教治理制度和政策,尤其为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贵由汗回复西方天主教教皇的信,维护了大蒙古国政权的威严和地位;蒙哥汗组织佛道大辩论,发挥宗教组织本身的主体功能,实现了宗教之间协调与治理。宗教治理的制度和措施是元朝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忽必烈汗时代开创的帝师制度既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发挥佛教领袖主体功能的非常有效的宗教治理方式。帝师,既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地区军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使帝师集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于一身,成为在西藏地区实施“政教合一”制度的标志。同时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央政权机构中专设了宗教管理机构——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集贤院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崇福司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哈的司管理全国伊斯兰教事务。设立多个宗教管理机构是治理多元宗教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元代多元宗教繁荣发展的政治保障。《十善福经白史》（简称《白史》）是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历史文献依据。本章依托蒙古文历史文献《白史》进行阐述。学界认为《白史》是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对《白史》的版本、核心内容及成书年代之争入手,与八思巴的《章所知论》及其他着作的内容做比较,并根据《蒙古源流》中的记载,论证《白史》撰写始于忽必烈汗时代。《白史》中把“印、藏、蒙同源”论的神学政治理论作为“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并阐述其理论结构和基本概念;明确提出,“经教之律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坚不可摧”是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目的;教权系统和政权系统设立了各自完整的管理机构;可汗、宗教人士、世俗平民都有着鲜明的等级和职责;最后明确制定了赏罚法规。可见,《白史》是把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重要支撑。论文结语部分总结并论述了元朝宗教治理的国家政权治理和宗教组织治理的多层路径及其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了过度推崇佛教带来的历史教训。元朝宗教治理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深刻的理论渊源、独特的实践基础,而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与措施,并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其宗教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宏韬[2]（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提出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丁斯甘[3]（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指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袁飞勇[4]（2020）在《煤山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煤山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煤山文化的内涵界定、分期、年代、区域类型划分、文化渊源、发展过程与周边文化互动关系、文化去向、与夏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绪论、第一至七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对煤山文化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和研究任务。第一章界定清楚了煤山文化的内涵。通过与王湾三期遗存的比较,赞同王湾三期文化与煤山文化的分别命名,并指出煤山文化还应包括以禹会村、王油坊、南荡、杨庄二期、乱石滩、西花园、肖家屋脊、石板巷子等为代表的遗存。第二章按汝颍河流域、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江汉平原、鄂西宜都、豫东皖中北、江淮东部等八个地理单元,分别对各区域的煤山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研究。第三章对煤山文化各区域分期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整合,将煤山文化总共分为从早到晚的五期,其中第一、二期为早期阶段,第三、四期为中期阶段,第五期为晚期阶段。然后全面考察了煤山文化以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早期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最后总结了煤山文化不同阶段分布范围的演变与区域类型的划分。第四章首先探讨了煤山文化形成之前中原地区仰韶晚期最晚阶段至龙山早期文化格局的变迁,指出过去常被认为已晚至龙山早期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西山七组、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等遗存,因普遍仍含有彩陶,实则仍早于龙山早期且属于秦王寨文化。至龙山早期时,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西进高潮的推动下,汝颍地区新形成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秦王寨文化传统为之终结。在此基础上,本章继而讨论了煤山文化早期两个地方类型郝家台类型和禹会村类型在形成过程中分别对龙山早期时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与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文化因素的继承,以及对同时期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吸收。第五章详细讨论了煤山文化在早、中、晚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与其周边地区各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互动关系。首先在早期阶段,煤山文化推动了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并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其次在中期阶段,煤山文化因东扩和南下,占据了江淮东部地区和汝颍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自身分布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并形成诸多新地域类型,由此煤山文化与相邻周边地区产生了新的文化互动关系与文化格局。最后在晚期阶段,因汝颍地区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已转变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由此,黄河流域此阶段相邻周边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长江流域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则大体维持了上一阶段的基本格局。第六章对煤山文化中晚期阶段各不同地域类型的流向分别进行了考察。一是只延续至中期的汝颍地区煤山类型,其中位于嵩山东麓的部分,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冲击下率先转变为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并北向和南向移动,推动了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花地嘴类型和汝颍绝大部分地区二里头文化蒲城店类型的形成,即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三个类型的全面形成。二是延续至晚期的其他七个类型。其中豫东皖中北的王油坊类型和江淮东部的南荡类型均被岳石文化所取代,而汝颍地区以南至长江中游沿岸的五个类型,与目前这些地区发现的年代皆早不过二里头二期晚段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之间尚存在缺环,并且它们的主要文化因素也均未见之于后者中,故而它们的去向仍需存疑,有待新材料的发现。第七章结合学界关于夏王朝年代、文献所载夏王朝早期活动地望的研究,对有关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学、年代学的对应关系做了相应探讨,并以此推断煤山文化煤山类型与夏的关系以及其他类型的主要人群构成。结语部分则对论文的几点主要收获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将来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杨小敏[5]（2020）在《宋代药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药业,即医药行业,在中国古代溯源悠久。传统药业涵盖古人为了防治疾病、延续生命的一系列药物认知、利用以及经营活动。药业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及加工药物、经营管理机构、药市及药业文化等内容,其发展不仅与医学、农业、商业联系紧密,更具有独立发展路径。宋代以前,药物发展经历了从民间经验到官方认证的过程。宋代以后,药物利用更多体现在官方主导下的民间传播过程。厘清宋代用药、制药、售药等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古代药业经营管理以及官民用药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宋代药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利于展现传统药业的阶段性演变,也是阐释宋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关乎生命的重要行业,古代药业以战国秦汉以来的医药认知体系为基础,逐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出现了主要满足少数人补益需求的最早用药风潮。不过当时上层社会的用药习惯与百姓应疫需求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魏晋隋唐时期是第二阶段,不仅逐步掀起了古代“医药分家”的序幕,也促使隋唐以后城镇药肆、药市的初步兴起。宋代开启了古代药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构建了政府引导下的药业运行体系,在药物利用、经营管理、药业信仰等方面多有革新。宋代药业的兴盛,为下一阶段明清时期的药材商帮活动奠定了行业发展基础。在药物利用方面,宋代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三大类别药物分别在专业栽培、利用观念、功效地位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植物药种植中,宋代人工栽培药物的种类、技术、规模范围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动物药利用中,宋代不断稳定并付诸于实践的“辰属”观念,引导人们深入开发利用已经熟知的动物药,而非恣意妄用其他野生品种。在包括动物药在内的药物代用品方面,宋代医药家不是无节制的增加代用品种类,而是采取相对稳定的用药标准,推动成药规范化发展。在矿物药的功效利用中,宋代矿物药被大量引入治疗普通疾病,但在实践中也遭到越来越多医家、士人的质疑。政府一度颁布旨在扼制滥用金石药的禁令,其他植物类药物（如黄耆）的补益地位逐步形成。这些药物资源的利用变化,是宋代药业兴盛的重要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宋政府重视革新医药机构,形成了内廷用药与外朝制售的有机结合。官方制售机构以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的行政教育职能分化为基础,自上而下逐步影响至基层乡里,有效强化了官药业的市场优势地位。中央及地方官药局各有侧重,而非单一的直属关系。地方药局具有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与中央官药局运行模式不同、相对独立、临时性的地方医疗救助体系。在比较协调的政策环境下,宋代（特别是南宋）商业性市镇普遍兴起,南方民间药肆明显多于北方。许多民间药肆不再与医家直接相关,而是由商人直接经营。药材商品的独立化以及药业主体的多样化发展,成为宋代药业兴盛的突出表现。此外,药品流通过程中度量衡的规范与进步、剂型的商业性变化、药价的持续走高,一并彰显了宋代药业发展的新面貌。在药业信仰方面,宋代儒释道力量在医药活动中相互联系,形成了以佛、道为名,由士人融合构建的行业崇拜雏形。宋代士人通过家宅种药和开辟药园等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了认识药物、利用药物的良好环境。他们以理性的批判精神,成为当时传验方药的重要主体。士人对道家祠观和佛家寺院的记载和传颂,既推动了道家先贤及医药人物逐步具备了行业神的崇拜形象,也进一步提高了佛家寺僧医药活动的社会影响。宋代以后各种“药王”的多样化记载,是明清时期医药行业民间崇拜的社会文化基础。就现实意义而言,宋代作为超越古代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关键时期,是我们恰当总结古代药业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以药物利用为线索,注重探讨药材商品的经营活动及文化背景,是系统阐释宋代药业发展水平、拓展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理途径和独特视角。传统药业至今关乎民众生活、政府治理、社会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综合规划药学史的研究路径、如何理解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药物的依赖和需求,仍是人们值得不断深思的重要课题。
杨蕾蕾[6]（2020）在《中古时期买地券研究》文中指出买地券是东汉以来传统民间葬仪中使用的随葬土地买卖契约,作为“阴间的土地证”置于墓中,是为亡人买地作冢的凭证。买地券的产生,与汉代“事死如生”的生死观、土地信仰及土地私有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土地私有的发展及现实土地买卖契约的出现,为冥世土地买卖文书买地券提供了模板。中古时期的买地券自汉至唐,券文由简单到复杂,由真实到迷信,内容由单一买地到逐渐融入镇墓因素,券文中的卖主、中保人、券价等要素也随时间发生着变化,但至唐时,买地券的结构内容及券文中的各要素已渐趋统一。买地券的主要使用者阶层为平民,间或有高官贵族。买地券中包含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人、神、鬼,他们各自在买地券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意义和功能。买地券作为丧葬仪式中重要的埋葬物,在下葬时随亡者埋入墓中,是古代丧葬活动中留存下来的研究古代民众处理死亡之方式及其所反映死亡观的重要文本。
赵丑丑[7]（2020）在《敦煌高僧故事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敦煌高僧故事画主要表现为图绘历史上高僧的神异事迹,也包括为本地高僧绘塑的一些庄严影像等。其发展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初唐时期在佛教感通故事大为盛行的背景之下,集中体现于以敦煌第323窟为代表的系列佛教史迹画之中,主要有康僧会、佛图澄、释昙延神迹故事;晚唐五代时期,受中原信仰氛围的影响,民众逐渐对神异僧刘萨诃、宝志、僧伽、万回等的信奉高涨,图绘他们形象崇拜的现象出现,这些高僧信仰的盛行与其观音化身的角色转化有莫大之关系,而在河西敦煌地区尤以刘萨诃信仰最具地方特色。除此之外,同时期敦煌地区高僧邈真赞盛行,亦有为高僧写真及建立影堂供奉的现象,体现了对本地高僧崇拜的情状;宋西夏元时期,随着话本的产生与流播,玄奘取经图进入玄奘取经途径瓜州地区洞窟,成为这一时期高僧故事画的主要表现对象。敦煌高僧故事画的产生,在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与中原信仰风气的变化息息相关的特点,体现了敦煌与中原虽短暂隔阂但仍紧密联系的互动关系。同时,敦煌地区生动形象的高僧故事画也对引导民众信仰佛教、弘传佛教义理观念起到一定的作用。
韩树伟[8]（2020）在《西北出土契约文书所见习惯法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西北出土了大量的契约类文书,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书写,除汉文外尚有佉卢文、粟特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章从法律社会史、经济学的角度,比较这些不同文字书写的契约之间的异同,并与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作一对比,探寻其习惯法的异同,有助于明了历史上丝路东段国家和地区的人文风貌和社会背景,彰显西北地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冲突、交往与互动、借鉴与调适。契约文书所显示的习惯法内容丰富,从大的方面讲,主要包括契约的本体内容、违约纳罚、担保与契约书写格式等四个方面。契约本体主要包括借贷、租佃、买卖、雇佣等内容,首章研究主要以借贷为例进行探讨。契约文书所显示的借贷利息是有较大差异的。就汉文契约、西夏文契约、回鹘文契约而论,回鹘契约利息显得要高出许多,以至于出现了形容这一现象的“羊羔利”一语。为了保证契约的运行,对违约行为也给予了严格的纳罚规定,或平价补偿,或双倍补偿,也有的通过出力抵押、房屋等财产抵押、体罚等多种方式进行处罚,不同民族间各有异同,其中吐蕃文契约、西夏文契约出力抵押相似,吐蕃文契约财产抵押显着,回鹘文契约罚金、“罚贡”现象引人关注,尤其是回鹘违约纳罚入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而佉卢文契约、吐蕃文契约所见刑事处罚,也具有独特性。佉卢文、吐蕃文、西夏文罚交物多以粮食进行,粮食、布匹充当货币的功能。至于契约之担保人,不同民族内容较为接近,一般身份多为债务人的家属,起着见证、督促、替代偿还债务的作用,只要债务人无力偿还,不论是脱逃、还是死亡,担保人都负有连带责任。尽管如此,具体担保的签名与画押之类,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汉文契约以签名居多,吐蕃文契约画押居多,回鹘文契约签名与画押情况都十分常见。契约格式对探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对不同民族契约文书间以及与汉文契约文书格式的异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汉文契约形成时代最早,其他民族,如吐蕃、回鹘、西夏诸族契约的格式都受到汉文契约的深刻影响。与汉文契约相比,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胡族契约格式又各具特色,如回鹘文契约、蒙古契约有第一人称的称谓,西夏文契约有“本心服”的说明,粟特文契约开头既有王的年号,又有十二生肖纪年,还有粟特历,而佉卢文契约的开头往往是对当时王的赞美语句,吐蕃文、回鹘文契约采用十二生肖纪年,西夏文、汉文采用年号与干支纪年,等等。通过比较西北出土诸民族契约文书,我们从中看到诸如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习惯法的存在,反映了契约精神始终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由此可见,文明、文化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而诸民族契约文书在很大程度上受汉文契约的影响较深,又体现了汉文化对丝路沿线地区较深的影响。
郭亚超[9]（2019）在《吴天墀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天墀是我国近现代宋史及西夏史方向的研究专家,一生史学着作丰富,尤以《吴天墀文史存稿》和《西夏史稿》为主要代表。吴天墀一生历经了民国、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等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时代变迁下,吴天墀的史学学术历程是明显随着时代有着波动的,这种波动体现在吴天墀研究方向的转变,由宋史到西夏史的过程;也有着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的改变。吴天墀的学术成就及史学思想是具有极大价值的,他的史学学术的发展成长道路体现着现代中国史学家成长发展道路的共同性,从侧面可以反映中国百年学术的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西夏学的兴盛,吴天墀作为西夏学早期探索者,对西夏学的发展是具有奠基作用。长期以来,对于吴天墀的史学研究,关注的一直较少,多集中在吴天墀任教川大时,同辈或学者们的追忆,较少有学者对吴天墀史学做以系统化、条理化的研究。故此,本文从吴天墀的生平和学术发展、吴天墀的学术成就、吴天墀的史学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史学学术进行初步的研究探析。本文主要以吴天墀的代表着作《吴天墀文史存稿》、《西夏史稿》等为依据,对吴天墀史学学术成就、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以及影响等主要方面进行分析,主要运用文献解析法、数据统计法等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与同时期的学者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吴天墀的史学研究思想以及史学成就做出初步的阐述。吴天墀早期以宋史研究为重心,其提出了很多超前甚至起奠基作用的论断,如《张咏治蜀事辑》、《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等,这些专题都是之前没有学者关注到的;还有对于宋太祖宋太宗传位之疑、王安石其人以及宋代的农民起义等,吴天墀均有其独特的见解。而且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吴天墀继续活跃在宋史研究领域,并步入西夏史研究的领域,虽然是在当初特殊环境下的“业余之作”,却对西夏史的发展具有开荒之作用。吴天墀充分利用前人西夏史着述的史料、考古发掘的西夏文物资料,并利用自身长期在宋史研究下所积累的知识,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西夏史稿》。《西夏史稿》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西夏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对西夏史的研究和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对后来西夏学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是西夏学的先驱者。吴天墀史学学术思想是与我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百年历程是同步的。尤其是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更是贯穿吴天墀的一生,尤其建国之后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上升为民族平等、史学求真的思想。吴天墀在治学方法上更是影响了一代学者,为中国宋史学界以及西夏史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左攀[10]（2019）在《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文中认为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无量祖师、披发祖师、北帝、玄帝、祖师爷、上帝公等）是唐宋以后兴起的的具有长远影响力的道教神只。他源自上古四象中的北方玄武,玄武最初是神龟,汉代以后逐步演变成龟蛇合体的形象。在世俗社会,玄武是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许多景观名胜都以“玄武”命名。道教也将包括玄武在内的四象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充当天界神仙、人间羽士以及冥界死者的守护者。从先秦到唐代,玄武虽有神性,但神格地位始终不高,与其说是“神灵”,不如说是“神兽”。出于对北极和北斗的好奇与想象,华夏先民认为北方星空具有神奇的力量,加之北方属水,水生万物,道教逐渐形成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创造出太一、天皇大帝、紫微大帝等代表北极和北斗的北方神灵。这些神灵地位尊贵,神通广大。经过六朝时期的积累和整合,在唐代形成一个以北方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北帝派。这个道派塑造了多个北帝,将北方崇拜推向高潮。大约五代时期,川蜀地区的北帝派道士以北帝派经典为蓝本创作真武专属道经,让北方玄武从四象中脱颖而出,成为以斩妖伏魔为己任的人格化北方大神将。为了证明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宋真宗开展了一系列造神运动,面对来自北方契丹的威胁,作为北方守护者的玄武引起了他的注意。恰好天禧二年（1018年）京师军营出现醴泉祥瑞,宋真宗抓住机会,修建祥源观,加封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让真武神格得到跨越式提升。真宗去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围绕“灵应”基调建构真武神格,收集整理灵验故事,编纂《真武启圣记》等经典,将真武塑造成赵宋王朝的护国之神、降妖伏魔的北方战神、祈雨禳火的水火之神、赐福禳灾的治世福神。徽宗、钦宗、宁宗、理宗不断加封真武,利用国家力量为真武修造宫观,使真武成为家喻户晓且具有灵验特征的道教尊神。大约在宋仁宗时期,道门羽士将同属北方神灵的天蓬、天猷、黑煞、真武组合成北极四圣。四圣是北极紫微大帝麾下神将,以斩妖伏魔为主要神职,同时具有治疗疾病、祈雨祈晴等功能。四圣是天心、神霄、东华、清微等雷法道派经常召请的对象,也是护佑赵宋王朝的神将,对两宋之际的皇权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宋高宗之母韦太后为答谢神恩,在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使四圣信仰显赫一时。宋朝灭亡以后,其他三圣逐渐默默无闻,天蓬甚至被丑化成猪八戒,但真武信仰反而逆势崛起,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真武是北极四圣中的北方玄天上帝,北中之北的叠加效应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是因为真武得到皇家的多次册封,在四圣观之外另有专祀;最重要的是真武灵应之名遍天下,在民间拥有长远的影响力。早期武当山佛道并存,它既是佛教法华宗、禅宗的活动基地,也是道教丹鼎派和隐修者梦寐以求的仙山。宋徽宗宣和年间,紫霄宫落成,这可能是武当山第一座供奉真武的道观。从此以后,关于真武在武当山修道、飞升的传说逐渐生成,元代武当清微派形成,武当教团的本山意识觉醒,刘道明等高道考诸古籍,采访耆老,编纂《武当福地总真集》《武当纪胜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经,将真武传说一一落实到武当山的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之中。元代道士、明代皇室根据真武传说大修宫观,神话传说和神圣空间紧密结合,原本虚无缥缈的真武修道传说因为落实到具体地域而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武当山也因为真武信仰的附会而声名鹊起。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出现多处以小武当、赛武当、东、西、南、北、中武当命名的道教名山,见证了真武信仰的兴起和武当文化的传播。真武大帝的出生和修道故事,明显受到释迦摩尼传记的启发。真武被附会成无量寿佛的化身,许多寺庙也供奉真武。真武是道教重要的劝孝之神,历史上曾经出现多部以真武为主神的劝善经典,力图以真武信仰监督儒家纲常伦理的落实和执行。真武信仰反映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即使在真武专属经典中,玄天上帝的神阶地位也不是太高,他只是玉皇、紫微手下的神将而已。然而其影响力并不亚于三清四御。真武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宋元明三代皇室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神格多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职业的信仰需求;他以“灵应真君”为名,灵应故事广为流传,顺应了人们希望通过宗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利心理。他有武当山作为具象化的神圣空间,使传说故事更显真实,吸引无数善男信女朝山进香,让真武信仰随着信众的足迹广为流传。真武是唐宋以后道教新兴神灵的代表,反映了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型和发展趋势。
二、1999年西夏学研究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西夏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元朝宗教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 |
| 第一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 |
| 一、多民族的融合 |
| 二、宗教的多元化 |
| 三、国家治理的需要 |
| 第二节 大蒙古国政权与萨满教的关系 |
| 一、“汗权天授”的天命论 |
| 二、“神权汗授”的改革 |
| 三、萨满教与政权的矛盾 |
| 第三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政策传承 |
| 一、政策的制定 |
| 二、政策的目的 |
| 三、政策的传承 |
| 小结 |
| 第二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成吉思汗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成吉思汗与道教的关系 |
| 二、成吉思汗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二节 窝阔台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阔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
| 二、窝阔台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三节 贵由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贵由汗与西方天主教的交往 |
| 二、贵由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四节 蒙哥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蒙哥汗时期的佛道大辩论 |
| 二、蒙哥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与措施 |
| 第一节 帝师制度 |
| 一、帝师制度的历史背景 |
| 二、历任帝师 |
| 三、帝师的地位和职责 |
| 第二节 宗教管理机构 |
| 一、宣政院 |
| 二、集贤院 |
| 三、崇福司 |
| 四、哈的司 |
| 小结 |
| 第四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的体系化 |
| 第一节 《十善福经白史》其书 |
| 一、《白史》版本研究 |
| 二、《白史》核心内容 |
| 三、《白史》成书年代之争 |
| 四、《白史》与忽必烈汗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教并行”制度 |
| 一、“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 |
| 二、“政教并行”制度的理论结构 |
| 三、“政教并行”制度的实质 |
| 第三节、教权系统与政权系统 |
| 一、等级与职责 |
| 二、可汗的职责 |
| 三、赏罚的法规 |
| 小结 |
| 结语 元朝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与历史作用 |
| 一、多层路径 |
| (一) 国家政权治理路径 |
| (二) 宗教组织治理路径 |
| 二、历史作用 |
| (一) 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 |
| (二) 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 |
| (三) 过度尊崇佛教带来历史教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课题和发表的学术论文 |
（2）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祭文的定义和范畴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思路、意义与展望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以前的中国祭文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先秦至秦汉的祭文概况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祭文概况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祭文概况 |
| 第四节 明以前祭文史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祭文与国家礼典 |
| 第一节 国家祀典的祭文书写与收录概况 |
| 第二节 吉礼祭文 |
| 一、祭天的祭文 |
| 二、祭地与社稷的祭文 |
| 三、祭祀宗庙先祖的祭文 |
| 四、日月星辰的祭文 |
| 五、内殿节日祭先的祭文 |
| 六、劝农之礼的祭文 |
| 七、岳镇海渎山川的祭文 |
| 八、动物神的祭文 |
| 九、城隍神与祭厉的祭文 |
| 十、历代帝王与三皇的祭文 |
| 十一、关羽神祀祭文 |
| 十二、孔圣的祭文 |
| 十三、祭祀功臣亲信的祭文 |
| 第三节 凶礼祭文 |
| 一、皇室的丧葬祭文 |
| 二、品官士庶的祭文 |
| 第四节 嘉礼祭文 |
| 第五节 满族朝廷礼仪中的祭文 |
| 第三章 明清祭文与专制皇权 |
| 第一节 谕祭文的频繁化和权威化 |
| 第二节 宗教化的祭文:青词、道士与政治权力 |
| 第三节 祭文与封神运动 |
| 第四节 祭文与满人政权的威信 |
| 第四章 明清士人的祭文世界 |
| 第一节 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创作 |
| 一、明清士人祭文的常见书写形式 |
| 二、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史特点 |
| (一)明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 (二)清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 第二节 思想史视野下的明清士人祭文 |
| 一、明清祭文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建构 |
| (一)祭文与理学的“学统”“道统”意识 |
| (二)以阳明学为中心的祭文与思想传承情况 |
| (三)清代乾嘉学术氛围中的士人祭文 |
| 二、祭文与儒学面临的挑战:“学禁”和三教会通 |
| 三、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士人的祭文解读 |
| 第三节 士人祭文中的政治生涯图景 |
| 一、明清儒家祭文中的节义现象 |
| 二、祭文中的士人从政生涯 |
| (一)军旅事务 |
| (二)荒政与灾患的祈祷 |
| (三)治河 |
| (四)左迁与流放 |
| 第四节 士人祭文与生死观念 |
| 一、自祭文与士人的生死观 |
| 二、士人祭文与贞烈女性塑造 |
| 第五章 民间祭文与礼制下移 |
| 第一节 士人阶层与民间祭文的关系 |
| 一、民间祭文用典及其内在精神 |
| 二、士人引导下的民间祭文 |
| 三、祭文与士人的负面形象:以“错死人”笑话为例 |
| 第二节 民间日用书籍所见祭文及其礼仪 |
| 一、日用类书所见民间祭文的类型和特点 |
| 二、民间日用祭文的礼仪损益 |
| (一)祭文中祭品称谓的统一简化 |
| (二)祭文与宗族祭祀 |
| (三)世俗趣味的墓祭文 |
| 第三节 祭文与民间俗文化 |
| 一、祭文的社会节庆风俗 |
| 二、礼文学的雅俗分合 |
| 三、祭文与地方社会的信仰 |
| 四、通俗文学中的祭文:从“歌祭文”引发的思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煤山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简史 |
| 三、本文研究任务 |
| 第一章 文化界定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命名的合理性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范畴的再界定 |
| 一、中原地区新砦二期阶段的遗存及其性质 |
| 二、汝颍地区以外可归入煤山文化的遗存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遗存分析 |
| 第一节 汝颍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豫东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鄂北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五节 鄂西宜都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六节 江汉平原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豫东皖中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八节 江淮东部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三章 煤山文化的时空结构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的分期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的年代 |
| 一、相对年代 |
| 二、绝代年代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煤山文化的地域类型 |
| 一、早期阶段 |
| 二、中期阶段 |
| 三、晚期阶段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煤山文化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文化变迁 |
| 一、仰韶晚期 |
| 二、龙山早期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的形成 |
| 一、禹会村类型的形成 |
| 二、郝家台类型的形成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煤山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早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地区 |
| 二、与豫西晋南地区 |
| 三、与关中地区 |
| 四、与豫北冀南地区 |
| 五、与海岱地区 |
| 六、与江淮东部地区 |
| 七、与宁镇地区 |
| 八、与环太湖地区 |
| 九、与环巢湖地区 |
| 一〇、与皖西南地区 |
| 一一、与鄂东地区 |
| 一二、与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及江汉平原地区 |
| 一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中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地区 |
| 二、与豫西晋南地区 |
| 三、与关中地区 |
| 四、与豫北冀南地区 |
| 五、与海岱地区 |
| 六、与宁镇地区 |
| 七、与环太湖地区 |
| 八、与环巢湖地区 |
| 九、与皖西南地区 |
| 一〇、与鄂东地区 |
| 一一、与澧阳平原 |
| 一二、与峡江地区 |
| 一三、与清江下游地区 |
| 一四、小结 |
| 第三节 煤山文化晚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汝颍地区 |
| 二、与黄河流域诸地区 |
| 三、与冀中及京津唐地区 |
| 四、与长江流域诸地区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煤山文化的流向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向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转变 |
| 一、新砦第二期的形成 |
| 二、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全面形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其他类型的流向 |
| 一、王油坊类型的流向 |
| 二、南荡类型的流向 |
| 三、乱石滩类型的流向 |
| 四、其他四个类型的流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煤山文化与夏的关系 |
| 第一节 关于夏王朝年代与早期地望的基本认识 |
| 第二节 关于夏代早期重大史事的考古学、年代学解释 |
| 一、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遗存的对应关系 |
| 二、夏代早期重大史事的年代学研究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5）宋代药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药业概述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药物利用与流通 |
|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药物认识及利用 |
| 二、秦汉时期的药物流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时期的医药分家 |
| 一、医药分家的内涵及表现 |
| 二、医药分家与药业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药物的栽培与利用 |
| 第一节 宋代植物药栽培的新发展 |
| 一、栽培品种成倍增多 |
| 二、栽培方法改良更新 |
| 三、专业栽培的规模化发展 |
| 第二节 宋代动物药的选择及利用 |
| 一、动物药与“辰属”观念 |
| 二、常见动物药的利用 |
| 三、药物代用品的新探索 |
| 第三节 宋代矿物药补益功用的弱化 |
| 一、矿物药利用观念的变化 |
| 二、矿物药利用实践的积累 |
| 三、矿物药补益功效的替代——兼论黄耆“补药”地位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药业的经营及管理 |
| 第一节 官府机构 |
| 一、皇室用药 |
| 二、药物储藏 |
| 三、官方制售 |
| 第二节 民间药肆 |
| 一、政府管理 |
| 二、地域发展 |
| 第三节 专门药市 |
| 一、形成特点 |
| 二、流通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药商与行业发展 |
| 第一节 药商的社会形象 |
| 一、药商的指代名称 |
| 二、药商的行业形象 |
| 第二节 药商的行业活动 |
| 一、“药行”与“药市” |
| 二、药商的行业活动 |
| 第三节 药商的地域环境 |
| 一、北方药材的利用情况——以雄州一带为例 |
| 二、南方药市的区域特点——以长江流域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士人与药业文化 |
| 第一节 种药建园 |
| 一、家宅种药 |
| 二、开辟药园 |
| 第二节 传方验方 |
| 一、传方 |
| 二、验方 |
| 第三节 助力佛道 |
| 一、道家祠观 |
| 二、佛家寺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宋代对外药物贸易 |
| 第一节 宋与辽夏金的药物贸易 |
| 一、与契丹辽国 |
| 二、与党项夏国 |
| 三、与女真金国 |
| 第二节 宋与东南亚诸国的药物贸易 |
| 一、进口药物的种类 |
| 二、进口药物的地区交易 |
| 三、进口药物与岭南瘴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特征 |
| 二、宋代药业兴盛的主要原因 |
| 三、宋代以后的药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中古时期买地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买地券基础研究 |
| 第一节 买地券出现的原因 |
| 第二节 买地券与现实土地契约 |
| 第三节 买地券与镇墓文 |
| 第二章 中古时期买地券整理与研究 |
| 第一节 中古时期买地券信息整理 |
| 第二节 中古时期各朝买地券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买地券要素的演变 |
| 第四节 中古时期买地券使用者身份分析 |
| 第三章 买地券中的人、鬼、神等 |
| 第一节 买地券中的人、鬼 |
| 第二节 买地券中的神 |
| 第三节 买地券中的其他形象 |
| 第四章 买地券仪式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敦煌高僧故事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创新点及重难点 |
| 第一章 敦煌高僧故事画 |
| 第一节 初唐第323窟高僧故事画 |
| 第二节 晚唐五代窟高僧故事画 |
| 第三节 宋西夏元窟高僧故事画 |
| 第二章 高僧故事画所见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观音信仰与高僧崇拜 |
| 第一节 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观音信仰——以僧伽、宝志、万回、刘萨诃经像为中心 |
| 第二节 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高僧崇拜 |
| 第三章 敦煌高僧故事画之演变及意义 |
| 第一节 敦煌高僧故事画之演变 |
| 第二节 敦煌高僧故事画之意义 |
| 第四章 结语 |
| 插图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西北出土契约文书所见习惯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西北诸族习惯法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契约所见西北诸族借贷利率之民间习惯法 |
| 第一节 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借贷利息惯例 |
| 第二节 汉文契约所见汉唐时期民间借贷之利率 |
| 第三节 敦煌吐蕃文契约所见借贷利率及其与唐朝情况之比较 |
| 第四节 回鹘文借贷利息之高昂 |
| 第五节 西夏文借贷利息蠡测 |
| 第六节 诸民族契约文书之借贷利率比较 |
| 第二章 契约所见违约纳罚习惯法 |
| 第一节 佉卢文简牍与鄯善国之违约纳罚习俗 |
| 第二节 敦煌吐鲁番汉文契约所见唐代违约纳罚惯例 |
| 第三节 敦煌吐蕃文契约中的违约纳罚 |
| 第四节 高昌回鹘违约纳罚及其独特性 |
| 第五节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契所见违约纳罚释例 |
| 第六节 从违约纳罚契看西北民族习惯法之个性特点 |
| 第三章 西北出土诸民族契约之担保习俗 |
| 第一节 前贤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官员担保——佉卢文简牍之个性 |
| 第三节 汉文契约文书之担保人 |
| 第四节 吐蕃文契约文书中的担保画押 |
| 第五节 回鹘文担保人之画押与印章 |
| 第六节 西夏文契约文书之担保人 |
| 第七节 各民族契约担保习俗异同之比较 |
| 第四章 契约格式惯例与不同习惯法的调适 |
| 第一节 立契时间与纪年惯例 |
| 第二节 契约主体内容所见东西方习惯法之异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吴天墀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设计 |
| 四、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吴天墀走上治史之路 |
| 一、吴天墀生平 |
| 二、吴天墀的学术发展 |
| 第二章 吴天墀的史学研究成就 |
| 一、吴天墀的宋史研究 |
| (一)吴天墀的宋史研究之路 |
| (二)吴天墀的宋史研究及其特点 |
| 二、吴天墀的西夏史研究 |
| (一)西夏史研究着作 |
| (二)吴天墀的西夏史研究文章 |
| (三)吴天墀对西夏学的影响 |
| 第三章 吴天墀史学思想与治学方法 |
| 一、吴天墀的史学思想 |
| (一)建国前的史学思想 |
| (二)建国后的史学思想 |
| 二、吴天墀的治学方法 |
| 第四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吴天墀着作汇总 |
| 后记(含致谢) |
（10）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汉唐之际玄武意象及功能考析 |
| 第一节 玄武溯源:四灵和四象的结合 |
| 第二节 玄武形象:从神龟到龟蛇的转变 |
| 第三节 世俗玄武: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 |
| 第四节 道教玄武:守护人体及阳宅祖茔的北方精灵 |
| 第二章 北帝派对龟蛇玄武的人格化改造 |
| 第一节 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 |
| 第二节 北帝神格的演变和北帝派的兴起 |
| 第三节 五代川蜀北帝派道士与玄武的人格化 |
| 第三章 两宋时期真武神格的提升与完善 |
| 第一节 宋真宗与真武神格的跨越式提升 |
|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真武神格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三节 南宋时期真武信仰的完善与传播 |
| 第四节 真武专属道经出世时间蠡测 |
| 第四章 北极四圣的兴衰与真武信仰的崛起 |
| 第一节 天蓬、天猷、黑杀神格演变考 |
| 第二节 北极四圣组合的形成和演变 |
| 第三节 四圣信仰与两宋皇权嬗代 |
| 第四节 四圣的没落和真武的崛起 |
| 第五章 从佛道共存到真武独尊——真武大帝与武当山 |
| 第一节 六朝隋唐武当山的佛教历史与法脉传承 |
| 第二节 汉宋之际武当山的神仙传说与道教史迹 |
| 第三节 宋末元初真武传说在武当山的落实 |
| 第四节 从新武当山现象看真武信仰的传播 |
| 第六章 真武大帝的神格功能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伏魔之神与护国之神 |
| 第二节 北方之神与水火之神 |
| 第三节 治世福神与万能之神 |
| 第七章 真武信仰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真武信仰与佛教之关系 |
| 第二节 真武信仰的孝道内涵和劝善功能 |
| 第三节 从真武经典看道教放生观 |
| 第四节 从真武信仰看唐宋以降道教神灵信仰的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后记 |
四、1999年西夏学研究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元朝宗教治理研究[D]. 赵梅兰.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3]《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4]煤山文化研究[D]. 袁飞勇. 武汉大学, 2020(06)
- [5]宋代药业研究[D]. 杨小敏. 河北大学, 2020(03)
- [6]中古时期买地券研究[D]. 杨蕾蕾. 兰州大学, 2020(01)
- [7]敦煌高僧故事画研究[D]. 赵丑丑. 兰州大学, 2020(01)
- [8]西北出土契约文书所见习惯法比较研究[D]. 韩树伟. 兰州大学, 2020(01)
- [9]吴天墀史学研究[D]. 郭亚超.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10]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D]. 左攀. 兰州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