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及前景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蔡琬琳[1]（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王胜男[2]（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谢艾倩[3]（2020）在《规模、结构、效率三维视角下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研究》文中认为2015年至今,旨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要素有序流动、市场高效配置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政策沟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作为国家级顶层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不断创新合作形式,开展的金融合作有效带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协同增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东盟国家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金融合作关系,致力于创造稳定的区域金融环境。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强调通过多样化的合作形式与东盟国家结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集合体。显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一带一路”建设奠定的坚实基础,特别是金融合作创造的巨大金融支持。然而,当前双方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突破现有研究角度,基于金融发展视角多维度探析如何通过合理配置资本要素以促进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为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提出建议。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双方合作开始呈现出新形态、宽领域、多主体的特点,企业等非政府主体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势头逐渐高涨,成为推进合作向高层次迈进的新兴势力。因此,在结合该特点基础上,本文将选择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主要合作内容,即货币互换与金融机构互设合作进行研究。通过梳理相关作用机理,本文以2000-2018年中国-东盟跨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全面FGLS和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有显着积极影响,即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效率的提升均对双方合作具有促进效应。其中,金融规模的贡献较大,效率与结构的影响较小,这表明金融发展产生的正效应主要源于社会金融资产不断累积形成的规模效益,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产生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同时,为了明晰优化金融结构能否培育贸易比较优势以深化货币互换合作,特将金融结构划分为直接融资结构和间接融资结构,分别从规模、效率角度考察金融发展的不同影响效果,结果证实了间接融资模式形成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依据实证结果,本文将结合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这一有利条件对如何合理配置资本要素以深化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提出建议。
李小好[4]（2019）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在跨境贸易和投资、外汇交易、国际支付、国际债券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通过与东盟多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推动跨境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信贷、人民币国际债券发行、人民币与东盟主要国家货币直接兑换等,人民币在东盟地区构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货币交易网络。与此同时,我国加快了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的步伐,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的投资制度壁垒不断降低,投资渠道更为多样化。基于货币交易网络的外部性、境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管制的放松等使跨境人民币资产交易成本下降,人民币资产在区域投资者跨境金融资产配置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根据资产交易的“一价定律”,跨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的资本流动性增强将使各国金融市场上同类资产价格趋于收敛,出现一体化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是否促进了中国-东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动和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有什么政策启示?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本文回顾了货币国际化影响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理论渊源,重点阐述了国际货币替代和转换交易成本理论、货币交易网络外部性理论、金融资产跨国投资理论,使论文的研究具有系统的理论支撑。然后以欧元经验为例,分析欧元启动及其国际化对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总结货币国际化影响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一般经验和启示。其次,基于货币转换交易成本理论和抛补利率平价理论构建理型,推导出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逻辑关系。然后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主要渠道。在对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测度和分段考察的基础上,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就人民币国际化对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能显着促进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力有所降低。尽管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仍然保持了正向影响。然后,基于股票资产的跨国投资组合理论和货币转换交易成本理论构建模型,推导出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机制,并具体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主要渠道。在构建DCC-MVGARCH模型研究中国-东盟主要国家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和采用跨市场收益离散度指标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和分段考察的基础上,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就人民币国际化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幅度有所区别。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相对而言恢复较快,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程度影响较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力有所降低。最后,基于国际债券资产的跨国投资组合理论和货币转换交易成本理论模型模型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高,货币转换交易成本就越低,人民币债券在东盟投资者的跨境投资组合中的比重就越高。人民币国际化主要通过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影响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在使用DCC-MVGARCH模型考察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的动态相关性和使用跨市场收益离散度指标对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进行测度和分析的基础上,继续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就人民币国际化对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债市市场一体化也同样具有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亦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同样降低了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对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力。基于对研究结论的原因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充分利用中国和东盟各国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和贸易互补等特点,继续推动贸易项下人民币的区域使用,扩展人民币交易网络规模,提升货币网络的外部性。2、以直接投资、人民币跨境信贷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建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等强化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金融交易功能。3、积极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4、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平台和制度框架,积极参与本地区的各种经贸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制度建设。期待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东盟地区的金融合作乃至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胡曲[5]（2019）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亚各国最初谋求金融上的深度合作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区域性危机的溢出传染效应导致危机扩大,区域内的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及时进行救助开始让各国放下偏见进行合作。而2008年的次贷危机使欧美国家经济陷入囹圄,自身难保,给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东亚国家经济造成沉重伤害。东亚国家领导人明白只有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内部团结一致,才能共同抵御危机,共促发展。但如何在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同的情况下实现东亚货币合作,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东亚各国（地区）在外贸依存度、经济关联度、金融合作方面都有紧密联系,非正式的伙伴关系和正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已经建立,从最初的“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基金和共同的外汇储备基金到如今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都对促进区域更深层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可否认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依旧明显,既有发达国家也有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更有欠发达国家。鉴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因素,本人认为单一的货币联盟（如欧盟）或某种货币主导的货币联盟（如美元区）都不可行,最现实的选择应该是多重货币联盟的模式,组建多重货币篮子。中国作为其中的大国,经济规模、外汇储备量以及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都名列前茅,在经济危机中多次担负起大国角色,为其他国家带来经济复苏的契机。本文在理论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滚动回归分析,得出人民币在东亚货币篮子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的结论。人民币目前依旧未能取代美元在东亚地区的地位,除了美元依旧处于强势地位外,国内自身金融体系不够完善、汇率还未达到市场化水平,资本项目可兑换依旧未实现也无疑会成为中国在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障碍。中国在未来依旧需要放下政治偏见,主动且积极的推动与东盟和日韩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合作、继续加强同各经济体的政策协调,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抓住机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相信未来人民币将在东亚区域以至于整个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多的作用。
黄德凯[6]（2018）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地区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地理相邻空间范围内的整合进一步加强。然而,依据一种什么样的规则或秩序来进行有效整合,它既不能损害该地区国家行为体的任何利益,达到共同受益的效果,同时也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是目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区域合作摸索和探讨的主要问题所在。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正从一个地区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任何一个大国要实现国家对外战略,都是首先从周边地区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区域次区域合作,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经营周边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适应中国周边地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需求。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中,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主要是基于地缘条件构建的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但实际上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区域合作的进程,甚至决定着合作的成败。在区域政治权力结构系统中,存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按照行为体实力大小可分为三种类型:强-强模式、强-弱模式和弱-弱模式。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对行为体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则主要是强-强模式、强-弱两种模式。在“强-强”模式中,大国关系是区域合作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涉及中印两个大国,是典型的“强-强”模式。由于印度强烈的地缘政治担忧,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乃至“一带一路”倡议逐渐采取模糊甚至抗衡的态度,导致了该经济走廊建设的停滞不前。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过程中因中俄两个大国基于共同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安全利益协商一致都有意推进区域合作,合作就较为顺利。而在“强-弱”模式中,大国不仅是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在这种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下,区域合作所推进的效率是比较快的。如2016年3月由中国在三亚牵头成立的“澜湄合作机制”,使中国成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主导者,进而推动澜湄合作快速高效的开展。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主要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影响下,通过经济合作增大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依存度、并以此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发展的“以经促政”战略的效应已出现递减,而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在推进经济合作时,需要从“以经促政”转向“政经兼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以政促经”。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强的经贸合作固然会提升其对中国的依存度,但周边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地缘政治关切和安全疑虑也在不断销蚀经贸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通过安全合作及其向经济、政治领域的“外溢”,才能实现区域合作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三是中国在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应根据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模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路径和相应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政策组合,以减小合作的阻力和实现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黄翰庭[7]（2018）在《美元作为东亚地区贸易货币的地位与前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国家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美元成为了东亚各国在区域内部和对外贸易中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对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构建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以研究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的演变过程,分析决定美元成为东亚贸易货币的影响因素,探讨日元和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的影响。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讨论美元在东亚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二战后,伴随国际货币体系和东亚贸易网络的演变,美元在东亚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逐渐将多数东亚国家包括在内,由此美元成为了东亚经济体在贸易计价与结算中最主要的媒介;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日元开启了国际化进程,日元的国际化使美元在日本等部分东亚国家对外贸易中的使用比例有所下降,但未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优势地位;第三阶段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开始推进人民币对外贸易结算,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使用比例有所提升,但对于整个东亚地区而言,美元仍然是最重要的贸易货币。美元成为最主要的贸易货币给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美元以其在东亚地区的贸易货币地位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为东亚的“美元本位制”。其次,美元的贸易货币地位使东亚和美国之间的“商品-货币”循环成为可能,支撑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最后,建立在美元贸易货币地位基础之上的东亚美元体制和“商品-货币”循环给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了诸多问题,既加剧了东亚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又使东亚各国极易受到美元周期导致的资本流动的影响。第二部分讨论支撑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的基础。在探究贸易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时,以往研究大多着眼于企业的私人选择,忽略了国际货币体系对企业选择范围的影响。本文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充分考虑政治因素对国际贸易货币供给的重要作用,认为企业的选择首先应以当前货币体系给定的可选货币集合为前提,而后再考虑市场结构、交易成本等其他因素的作用。贸易货币作为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其币种结构由供给和需求决定。在供给侧,政治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根据霸权稳定理论,霸权国家是有能力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唯一人选。霸权源于国家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领域拥有的结构性权力。在需求侧,市场结构、货币稳定性和交易成本等经济因素影响着企业的贸易货币选择行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支撑着美元在东亚地区的贸易货币地位。第三部分讨论日元国际化对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的影响。日元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国际化进程,其中扩大日元在对外贸易中的使用是日元国际化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不过,日元国际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对外贸易中,日元的使用比例仍然偏低。导致日元国际化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日本从未拥有过足以支撑其东亚贸易货币提供者地位的区域霸权。在军事上,由于美日联盟和宪法等国内法规的制约,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在金融上,国内金融改革的失败使日本未能给日元国际化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在国际环境上,历史问题始终阻碍着日本与东亚邻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日本无法成为东亚各国一致认可的领导者。其次,日本的经济实力不足以让日元替代美元在东亚贸易中的作用,市场结构、货币稳定性和交易成本等因素均不利于日元在对外贸易中的扩张。虽然日元国际化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元作为东亚地区主要贸易货币的现状,但是日本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日元在东亚贸易中的使用比例,提升了日元在地区贸易货币格局中的地位。第四部分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自2009年中国正式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来,经过多年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结算、金融投资和国际储备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的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为提升人民币东亚贸易货币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综合国力的增长使中国具备了成为地区贸易货币提供者的潜力;另一方面,经济实力的上升增加了贸易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仍然是东亚地区最大的贸易货币提供者,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项结构性权力中保持优势,美元依旧是贸易企业在东亚地区使用数额最大、范围最广的货币。第五部分讨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东亚贸易货币格局的发展前景。“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站在历史的高度,给未来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指出了一条走向共同繁荣的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东亚贸易货币格局的支撑基础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一带一路”促使中国向“海陆复合型”国家转变,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提升贸易效率、巩固市场提供者地位、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贸易体系,为中国重塑亚洲地区的经济贸易网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现有东亚贸易货币格局可能发生改变。日元既无法动摇美元的根本性地位,又在与人民币的竞争中失去优势,使得日元作为东亚贸易货币的前景黯淡。人民币凭借中国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在国际货币竞争中逐渐崭露头角,具备成为东亚主要贸易货币的潜力。不过,美元之所以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货币,是因为它拥有美国主导的一整套国际制度体系作为支撑,在国际体系不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美元未来在东亚贸易中的地位依旧稳固。
李文硕[8]（2018）在《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内货币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关联程度的不断加深,东亚经济体间金融和以外汇为主的货币合作对区域各国及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东亚整体在国际经贸及政治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均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近些年,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区域经济中心,引领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化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稳步加深,人民币也逐步在国际货币结算、储蓄等方面也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与推进。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区域货币长期以美元为锚的弊端以及寻求、确立东亚区域内部核心货币的迫切需要。尽管日元和人民币均为东亚区域潜在锚货币,但目前美元对东亚区域的深远影响仍将延续,人民币若想在区域内发挥核心锚货币作用,仍需较长时间的发展与积累。本文首先对东亚区域各经济体汇率机制调整历程、美元锚特征以及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进程进行综述,进而对东亚主要经济体以日元和人民币作为其货币潜在之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其次,结合我国自身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外部情况,着重对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锚货币的可行性进行内、外部因素分析。然后借鉴前人学者Frankel Wei模型并加以改进,采用SVAR方法对货币篮子中不同币种汇率变动对东亚主要经济体货币汇率冲击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时间周期为2005年7月21日至2018年1月19日。另外,在此基础上,选取恰当变量,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方法,对2007年至2017年间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前几章节的理论及实证分析提出本人在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我国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等层面相关启示与建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在汇率改革各阶段的调节之下,其在东亚区域所反映出的货币锚效应有着一定的提升,但仍远落后于美元;至今为止,美元汇率波动依然是造成东亚各经济体货币汇率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另外,对于影响人民币在东亚区域货币锚效应的因素分析,在四个不同阶段内,多数变量均在不同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东亚各经济体同中国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异、利差对人民币作为东亚各国及地区货币之锚的效应显现有着负关联性,两经济体间货币化程度之差对区域内各经济体货币以人民币为锚的效应起到促进作用,而两国贸易紧密度对人民币区域锚效应的提升所起到的推进作用并未显现。总的来说,我国应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稳态发展,并积极推进东亚经济体间更深层次的经济互动与货币合作。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在其市场化程度达到更深层次的同时,完善国内金融和外汇市场运行制度与监管机制。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寻求创新性经济拉动产业,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进一步加强在国际货币体系间结算、储备、投资三大职能方面的作用发挥程度。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将肩负起区域各国家及地区间互利共赢的大国责任与使命。
杨健宏[9]（2017）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蒙金融合作研究 ——以二连口岸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蒙金融合作和发展为研究课题,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蒙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行了科学的调查分析和研究。作者通过对中国口岸城市二连浩特的市场实地调研,掌握了中蒙之间历年来金融合作的历史脉络和现状。通过大量的案例、数据等方面比较分析,发现了中蒙金融合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或薄弱环节。同时,作者并未止步,继续对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进行深入阐述分析。研究结果认为,中蒙两国间金融合作与管控的症结在于,两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外交政策的风险、监管法律法规缺失以及地下钱庄的对正规银行的冲击等方面,这些问题同时对中蒙双边贸易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反之经贸发展缓慢也对金融合作形成了制约。所以,作者在研究落实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向北开放战略的总目标下,提出了加强中蒙两国间的金融合作和部门间的沟通、放宽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现钞出入境携带限额管理、依托产业项目增强资本输出能力等符合中蒙金融合作发展的思路。同时建议,中蒙两国间不论是金融合作还是贸易合作中必须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原则,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保证人民币境外投资的合法地位,有效扩大中蒙账户行人民币结汇资金的额度,创新服务和产品实现人民币和蒙图的公开兑换,加强部门合作和联合监管有效管控风险,从而更好的奠定两国金融贸易合作的关系,切实提升双方双向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本文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在于以二连口岸跨境金融合作为案例进行剖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可能对其他的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多是从业务交流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数据分析较多,研究口岸地区经济社会的区域特质少,研究政治因素在口岸地区发挥的积极作用仍显不足,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外,加之作者的水平有限,成文时间较短,所提出的两国间金融合作和管控的措施建议仍有待商榷。
马学礼[10]（2016）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文中指出东亚经济合作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进程,本文仅是对这一进程的技术性解释。区域经济合作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由于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难以刻画其全貌。事实上,各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时不仅要权衡经济得失,也要权衡政治得失,不仅遵循市场逻辑,也遵循权力逻辑,可见,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点。依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鉴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危机驱动型”特点,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历程分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起步期（19972009年）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化期（2009年以来）两大阶段,分阶段地考察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区内外博弈约束下区域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的条件;第二,思考两次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结果及其成因;第三,思考地区实力格局转换背景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已有研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2章“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对全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本文中的“东亚经济合作”并非泛指东亚地区内任何时期、任何形态的合作,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次,论文对区域经济合作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区域层次的拓展和应用。最后,论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渊源、脉络和局限性进行了简单介绍。第3章“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贯穿全文的理论主线。首先,论文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通过剖析“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界定了产品的供给模式、扩展了产品公共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产品的形态和内容,进而将上述概念操作化,使其适用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实践。其次,论文用“预期收益”、“供给成本”和“外部性”三个要素刻画出单个国家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变量,并赋予它们新的理论含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为切入点,强调非平等的成本分担、非均衡的收益分配和域外大国介入的阶段性,从根本动力、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方面尽可能地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各国实现合作供给的条件,即:在厘清不同国家收益敏感性和成本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供给机制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承认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相关性,妥善应对其介入。第4章“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是对1997年后十余年间东亚经济合作历史的理论解读。首先,论文分析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起因,指出这是区域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发酵”的必然结果。其次,考察了本阶段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特点,即: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是供给重点,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是其“副产品”,两者都呈现出明显的“质次价廉”特征。随后,论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本阶段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效,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面条碗效应”,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确实较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而是相对成功的。最后,论文分析了实现相对成功供给的三条原因:各供给方都以绝对收益为主要关注点;供给的总体成本较低,且大国的选择性激励降低了小国的个体成本;外部性较小,且“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美国的有限介入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的内在化。第5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是对2008年后东亚经济合作困境的理论解释。首先,论文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区分了东亚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然而,现实问题是,东亚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进程都陷入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成因有三个方面:各国对相对收益的竞争削弱了供给的根本动力,高昂的供给成本强化了供给的内部约束,美国的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约束。最后,论文考察了东亚各国为突破“优质化”困境所采取的策略:RCEP已经成为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二者都对突破困境有一定帮助,但相比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为积极。第6章“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的理论预测。论文首先明确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即:供给主体的范围已不可避免地泛化到东亚之外,实现“纯粹东亚”供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类区域公共产品将形成多层次共存且无法相互替代的局面;供给机制将更加多元化且长期并进。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东盟能否继续充当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心,中日之间的供给竞争将走向何方,美国主导的“亚太化”供给发展前景如何。最后,要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就必须将已然分化的预期收益再整合,促使主要大国承担更多的供给成本,在TPP、RCEP和“海上丝路”三大供给平台的竞争与互融中将外部性内在化。第7章“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是对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思考。在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下,我国能否有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三个方面,即:是否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以解决供给意图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能否选择合乎实际的供给策略以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现实中的具体风险。但无论如何,“大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从而为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及前景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及前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 4.1.1 模型的设定 |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 5.1.2 贸易渠道 |
| 5.1.3 投资渠道 |
| 5.1.4 金融渠道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3）规模、结构、效率三维视角下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 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3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金融发展 |
| 2.1.2 区域金融合作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规模 |
| 2.2.2 金融结构 |
| 2.2.3 金融效率 |
| 2.3 区域金融合作相关理论 |
| 2.3.1 “三元悖论”理论 |
| 2.3.2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
| 3.1 我国面向东盟的货币互换现状 |
| 3.1.1 货币互换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
| 3.1.2 货币互换现状 |
| 3.2 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机构互设现状 |
| 3.2.1 国内金融机构在东盟的机构布局 |
| 3.2.2 东盟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机构布局 |
| 第四章 金融发展对面向东盟金融合作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 |
| 4.1 我国金融发展现状 |
| 4.1.1 金融规模 |
| 4.1.2 金融结构 |
| 4.1.3 金融效率 |
| 4.2 金融发展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 |
| 4.2.1 金融发展对面向东盟货币互换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 |
| 4.2.2 金融发展对面向东盟机构互设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 |
| 5.2.2 模型的构建 |
| 5.3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相关检验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货币国际化 |
| 1.2.2 人民币国际化 |
| 1.2.3 金融市场一体化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综述 |
| 2.1.1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发展 |
| 2.1.2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开放 |
| 2.1.3 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汇率预期 |
| 2.1.4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测度 |
| 2.2 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研究综述 |
| 2.2.1 东亚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 2.2.2 东亚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定量研究 |
| 2.3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综述 |
| 2.3.1 货币国际化与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 |
| 2.3.2 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替代及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 |
| 2.3.3 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金融资产配置、跨境资本流动 |
| 2.3.4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3 货币国际化影响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
| 3.1 国际货币替代与转换交易成本理论 |
| 3.1.1 货币替代理论 |
| 3.1.2 货币转换成本、交易成本理论 |
| 3.2 货币交易网络外部性理论 |
| 3.3 金融资产跨国投资理论 |
| 3.3.1 货币市场的利差套利理论 |
| 3.3.2 金融市场的汇率套利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4.1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理论机制 |
| 4.1.1 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转换交易成本理论 |
| 4.1.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利率平价理论 |
| 4.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渠道 |
| 4.2.1 汇率渠道 |
| 4.2.2 人民币贸易结算渠道 |
| 4.2.3 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渠道 |
| 4.2.4 跨境人民币信贷渠道 |
| 4.3 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测度 |
| 4.3.1 中国-东盟主要国家货币市场一体化的检验—基于非抵补利率平价偏离度 |
| 4.3.2 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市场一体化的测度—基于跨市场收益离散度 |
| 4.4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货币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模型构建:SV-TVP-SVAR |
| 4.4.2 变量、指标与数据处理 |
| 4.4.3 检验与估计 |
| 4.4.4 人民币国际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5.1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理论机制 |
| 5.1.1 股票资产的跨国投资组合理论 |
| 5.1.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货币转换交易成本模型 |
| 5.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的渠道分析 |
| 5.2.1 贸易结算、跨境信贷、对外直接投资渠道 |
| 5.2.2 跨境股票投资渠道 |
| 5.2.3 信息溢出渠道 |
| 5.3 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 |
| 5.3.1 中国-东盟主要国家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基于DCC-MVGARCH模型 |
| 5.3.2 中国-东盟区域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基于跨市场收益离散度 |
| 5.4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股票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模型构建:SV-TVP-SVAR |
| 5.4.2 变量、指标与数据处理 |
| 5.4.3 检验与估计 |
| 5.4.4 人民币国际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6.1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机制 |
| 6.1.1 国际债券资产的跨国投资组合理论 |
| 6.1.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货币转换交易成本模型 |
| 6.2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的渠道 |
| 6.2.1 境内人民币债券投资渠道 |
| 6.2.2 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投资渠道 |
| 6.3 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测度 |
| 6.3.1 中国-东盟主要国家债券市场一体化测度—基于DCC-MVGARCH模型 |
| 6.3.2 中国-东盟区域债券市场一体化测度—基于跨市场收益离散度 |
| 6.4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模型构建:SV-TVP-SVAR |
| 6.4.2 变量、指标与数据 |
| 6.4.3 检验与估计 |
| 6.4.4 人民币国际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 6.4.5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动态变化 |
| 7.1.2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动态影响 |
| 7.1.3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影响的时变原因分析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继续推动贸易项下人民币的区域使用 |
| 7.2.2 强化人民币金融交易功能 |
| 7.2.3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 |
| 7.2.4 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关键货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5）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因 |
| 1.2.2 东亚货币区合作的可行性 |
| 1.2.3 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和路径 |
| 1.2.4 锚货币与东亚汇率协调理论 |
| 1.2.5 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驻锚货币的可行性 |
| 1.2.6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内容安排 |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模式 |
| 2.1 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 |
| 2.1.1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成本收益分析 |
| 2.1.3 现代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2 国际货币合作的模式 |
| 2.2.1 单一的货币联盟模式 |
| 2.2.2 主导货币区域化 |
| 2.2.3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
| 第3章 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和模式选择 |
| 3.1 东亚货币合作的起因 |
| 3.1.1 金融危机的暴发以及国际组织救助的缺位 |
| 3.1.2 东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
| 3.2 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 |
| 3.2.1 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显着成果 |
| 3.2.2 汇率合作迅速发展 |
| 3.3 东亚货币合作模式选择 |
| 3.3.1 建立亚洲单一货币联盟 |
| 3.3.2 东亚美元本位制 |
| 3.3.3 日元作为主导的货币区 |
| 3.3.4 钉住一个共同货币篮子的模式 |
| 第4章 人民币成为区域驻锚货币的条件分析 |
| 4.1 中国稳健的GDP增长率 |
| 4.2 中国在区域内贸易量位列前茅 |
| 4.3 充足的外汇储备 |
| 4.4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迅速发展 |
| 4.5 人民币离岸市场不断扩大 |
| 第5章 人民币成为区域驻锚货币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的选择 |
| 5.2 数据选择 |
| 5.3 地区汇率相关性检验 |
| 5.4 人民币成为地区驻锚货币的实证检验 |
| 5.4.1 单位根检验 |
| 5.4.2 模型检验结果 |
| 5.4.3 三个阶段影响力比较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实证结论 |
| 6.2 发挥人民币主导作用的建议 |
| 6.2.1 积极推进与东盟和日韩等主要经济国家的区域贸易合作 |
| 6.2.2 加强同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协调 |
| 6.2.3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
| 6.2.4 逐步、渐进的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
| 6.2.5 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区域合作是中国推行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重要路径 |
| (二) 中国周边地区国际体系处于变动时期 |
| (三) 周边区域合作面临巨大挑战 |
| (四) 地区治理发展趋势的结果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 |
| (二) 区域合作的相关理论研究 |
| (三)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现状、目标及前景 |
| (四)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 |
| (五)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 四、研究重点、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困难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困难 |
| 第一章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溯源及含义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来源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含义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与形成机制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方式 |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机制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及特征 |
| 一、强-强模式 |
| 二、强-弱模式 |
| 三、弱-弱模式 |
| 第四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区域合作 |
| 一、区域合作的内涵及类型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区域合作的特征 |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类型下的区域合作 |
| 第二章 “强-强”模式: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困境与前景 |
| 第一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历程及现状 |
| 一、中印缅孟地区合作时期 |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时期 |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 |
| 第二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及其特征 |
| 一、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的构建历程 |
| 二、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的构成特点及互动特征 |
| 三、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前景 |
| 第三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根源 |
| 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效 |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问题的根源 |
| 第四节 重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思考 |
| 一、合作是唯一出路 |
| 二、新型国际关系下孟中印缅的合作原则 |
| 三、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 |
| 第三章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及其经验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上海合作组织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
| 二、上海合作组织设立的缘由及发展历程 |
|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 |
| 第二节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转与调试 |
| 一、主导大国间的互动 |
| 二、主导大国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 |
| 三、引入新成员保持活跃 |
| 四、构建多层级立体式合作框架机制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分析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积极成效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风险 |
|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与成功经验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 |
| 第四章 “强-弱模式”:澜湄合作发展迅速 |
| 第一节 澜湄地区合作秩序的形成 |
| 一、澜湄地区秩序重塑的缘由 |
| 二、澜湄地区秩序的重建历程 |
| 三、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意义 |
| 第二节 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及运行机制 |
| 一、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弱模式” |
| 二、澜湄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快速发展 |
| 一、三大支柱 |
| 二、五个优先领域 |
| 三、3+5+X合作框架 |
| 第四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前景 |
| 一、澜湄合作的前景 |
| 二、“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挑战及困难 |
| 三、“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应对策略 |
| 第五章 地缘政治视角下推进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意义 |
| 一、周边区域合作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 |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
| 三、周边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周边区域环境复杂多变 |
| 二、周边区域合作的实际合作程度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 |
| 三、遭到某些国家的抵制和反对 |
| 四、域外力量的介入与阻扰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 一、周边地区体系的长期分散且碎片化是根本原因 |
| 二、重塑新时代地缘政治中国与周边国际体系的机遇 |
| 第四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 一、国际体系的内在属性将给区域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
| 二、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区域合作范式 |
| 三、“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原则提升积极性 |
| 四、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将迈入发展的快车道 |
| 五、中国周边区域合作体系将更具开放包容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三、主要网站 |
| 致谢 |
（7）美元作为东亚地区贸易货币的地位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理论综述 |
| 1.2.1 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货币理论 |
| 1.2.2 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货币理论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意义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元作为东亚贸易货币的背景、发展历程和影响 |
| 2.1 美元作为东亚贸易货币的历史背景 |
| 2.1.1 美元体系的变迁 |
| 2.1.2 东亚贸易网络的演变 |
| 2.2 美元贸易货币地位分析 |
| 2.2.1 美元作为全球通行的交易媒介 |
| 2.2.2 美元在东亚的贸易货币地位 |
| 2.3 美元成为东亚贸易货币的影响 |
| 2.3.1 东亚美元体制 |
| 2.3.2 “商品-货币”循环与“东亚-美国”相互依赖关系 |
| 2.3.3 经济失衡与周期性货币冲击 |
| 第3章 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决定因素分析 |
| 3.1 贸易货币决定理论的两种逻辑 |
| 3.1.1 贸易货币需求的经济逻辑 |
| 3.1.2 贸易货币供给的政治逻辑 |
| 3.2 贸易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 |
| 3.2.1 决定贸易货币提供者地位的因素 |
| 3.2.2 决定贸易货币需求的因素 |
| 3.3 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的基础 |
| 3.3.1 美国贸易货币提供者地位的支撑基础 |
| 3.3.2 贸易企业美元需求的影响因素 |
| 第4章 日元国际化与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 |
| 4.1 日元国际化与日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 |
| 4.1.1 日元国际化历程 |
| 4.1.2 日元在东亚的贸易货币地位 |
| 4.2 日元未能成为东亚贸易货币的原因 |
| 4.2.1 影响企业选择日元作为贸易媒介的经济因素 |
| 4.2.2 影响日本成为贸易货币提供者的政治经济因素 |
| 4.3 日元国际化对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的影响 |
| 4.3.1 对贸易货币供给者地位的影响 |
| 4.3.2 对企业贸易货币需求的影响 |
| 4.3.3 总体影响 |
| 第5章 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 |
| 5.1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意义与现状 |
| 5.1.1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和意义 |
| 5.1.2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
| 5.2 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
| 5.2.1 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
| 5.2.2 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发展方向 |
| 5.3 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东亚贸易货币地位的影响 |
| 5.3.1 对贸易货币提供者地位的影响 |
| 5.3.2 对企业贸易货币需求的影响 |
| 5.3.3 总体影响 |
| 第6章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亚贸易货币的未来 |
| 6.1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意义和推进情况 |
| 6.1.1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意义 |
| 6.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情况 |
| 6.2 “一带一路”倡议对东亚贸易货币格局的影响 |
| 6.2.1 地缘政治结构的改变 |
| 6.2.2 地区经济格局的改变 |
| 6.2.3 人民币的机遇与应对策略 |
| 6.3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亚贸易货币的未来 |
| 6.3.1 日元后继乏力 |
| 6.3.2 人民币未来可期 |
| 6.3.3 美元体系难以动摇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内货币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东亚货币与汇率合作的研究 |
| 1.2.2 关于锚货币选择条件、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3 关于汇率稳定性或波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 论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东亚区域的“美元锚”特征及区域货币合作进程 |
| 2.1 东亚区域“美元锚”的特征及影响 |
| 2.1.1 东亚主要经济体汇率制度概述 |
| 2.1.2 美元能够成为东亚区域锚货币的原因及其影响 |
| 2.2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发展历程 |
| 2.2.1 东亚区域汇率制度对区域内经济发展及合作的影响 |
| 2.2.2 当前东亚货币合作存在的困难及前景预测 |
| 2.2.3 东亚区域潜在锚货币的选择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锚货币的可行性分析 |
| 3.1 人民币能够成为东亚区域锚货币的内部因素分析 |
| 3.1.1 我国经济规模分析 |
| 3.1.2 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分析 |
| 3.1.3 人民币在东亚区域流通程度分析 |
| 3.2 人民币能够成为东亚区域锚货币的外部因素分析 |
| 3.2.1 东亚主要经济体摆脱“美元陷阱”的强烈要求 |
| 3.2.2 日元难以成为东亚区域锚货币的原因分析 |
| 3.2.3 东亚区域内货币竞争分析 |
| 3.2.4 东亚区域内贸易关系分析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内货币锚效应的测度 |
| 4.1 模型的设定与变量的选取 |
| 4.1.1 测度模型的设定 |
| 4.1.2 关于货币篮子变量选取的描述 |
| 4.1.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1.4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4.2 模型的估计检验及实证结果 |
| 4.2.1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及其结果 |
| 4.2.2 模型的估计方法及估计结果 |
| 第5章 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内货币锚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的选取及定义说明 |
| 5.1.1 关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变化程度指标的描述 |
| 5.1.2 关于影响人民币在东亚区域货币锚效应的变量描述 |
| 5.2 模型的设置与分析 |
| 5.2.1 模型的设置 |
| 5.2.2 数据说明 |
| 5.2.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2.4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5.3 模型的估计检验及实证结果 |
| 5.3.1 模型的估计方法及估计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及其结果 |
| 第6章 相关政策启示及建议 |
| 6.1 对东亚区域内货币金融合作的启示及建议 |
| 6.2 对中国汇率形成机制及汇率改革的启示及建议 |
| 6.3 对人民币区域化及国际化的启示及建议 |
| 6.4 对中国国际金融地位提升的启示及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蒙金融合作研究 ——以二连口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安排 |
| 1.3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1.3.1 相关理论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国外文献综述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中蒙两国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
| 2.1 中蒙两国贸易发展现状 |
| 2.1.1 蒙古国发展贸易的背景和对外贸易现状 |
| 2.1.2 二连口岸成熟的对蒙合作平台 |
| 2.1.3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蒙古国经济发展的新出路 |
| 2.2 当地口岸对蒙贸易本外币结算情况 |
| 2.3 金融合作下跨境资金兑换和流动情况 |
| 2.3.1 境内人民币与蒙古国货币兑换情况 |
| 2.3.2 境外从蒙古国调钞后的资金流向 |
| 2.3.3 人民币调运出境逐年减少的原因 |
| 2.4 中蒙两国货币互换人民币的使用领域 |
| 2.5 非贸易购汇和赡家款流出流入情况 |
| 第3章 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实践尝试 |
| 3.1 对蒙金融合作基础及现状 |
| 3.2 贸易推动下的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
| 3.2.1 人民币在蒙古国的地位 |
| 3.2.2 跨境投资情况 |
| 3.2.3 人民币出入境流量的估算 |
| 3.2.4 人民币回流国内的途经 |
| 3.2.5 人民币大量囤积在蒙古国的原由 |
| 3.2.6 人民币在外蒙古国的存款规模和贷款利率 |
| 3.3 人民币加入“SDR”后的影响 |
| 3.3.1 实现中蒙两国贸易新的结算平台 |
| 3.3.2 蒙古国货币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
| 3.3.3 对蒙贸易结算可能添加的新币种 |
| 3.3.4 中蒙货币汇率制度 |
| 第4章 中蒙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
| 4.1 蒙图与人民币同步介入银行业务方面的主要困难 |
| 4.1.1 蒙古货币在我国二连地区需求量不大 |
| 4.1.2 中蒙金融合作层次较低,业务合作单一 |
| 4.1.3 蒙古国金融机构组织体制不尽完善 |
| 4.1.4 直接汇率长效机制仍不健全完善 |
| 4.1.5 在监管和服务方面缺乏法律法规和操作依据 |
| 4.2 人民币回流资金方面面临的风险点 |
| 4.2.1 个人私带大量人民币现钞出入境结算 |
| 4.2.2 人民币在境外沉淀有潜在风险 |
| 4.2.3 人民币现钞押运出入境存在弊端 |
| 第5章 中蒙金融合作发展和支持政策 |
| 5.1 自由贸易区跨境资金的预测和管控领域 |
| 5.1.1 中蒙双方跨境经济合作区整体规划的基本情况 |
| 5.1.2 蒙古国扎门乌德自贸区建设情况 |
| 5.2 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及管控层面的制度安排 |
| 5.2.1 蒙古国出台《蒙古国自由区法》 |
| 5.2.2 二连口岸的配套管理制度安排情况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加强中蒙两国间的金融合作和部门间的协调 |
| 6.1.2 放宽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现钞出入境携带限额管理 |
| 6.1.3 依托产业项目,有效增强资本输出能力 |
| 6.1.4 把控风险,加深两国间商业银行的交流合作 |
| 6.1.5 完善法律法规,着力加强部分行业的管控水平 |
| 6.1.6 提升合作层次,努力创建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平台 |
| 6.1.7 注重和谐外交,加大对蒙古国的经济支持力度 |
| 6.2 建议 |
| 6.2.1 政策层面的建议 |
| 6.2.2 管理层面的建议 |
| 6.2.3 业务操作层面的建议 |
| 6.2.4 服务层面的建议 |
| 6.2.5 部门合作和联合监管方面的建议 |
| 6.2.6 双边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10）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立意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结构与逻辑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 |
| 2.1 区域经济合作相关概念：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1.1“区域”与“东亚”：概念的界定 |
| 2.1.2“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
| 2.1.3 区域经济合作的四个基本特征 |
| 2.2 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解释 |
| 2.2.1 国际经济学的解释 |
| 2.2.2 国际政治学的解释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
| 2.3 国际政治经济学解释的新发展：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 2.3.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渊源 |
| 2.3.2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脉络 |
| 2.3.3 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区域公共产品需求的产生 |
| 3.1.2 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
| 3.1.3 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 |
| 3.1.4 区域经济合作公共产品分析框架的简要说明 |
| 3.2 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 |
| 3.2.1“区域”的逻辑内涵：供给主体与供给模式的界定 |
| 3.2.2“公共”的逻辑内涵：产品公共性的三维判断标准 |
| 3.2.3“产品”的逻辑内涵：供给客体的形态与内容界定 |
| 3.3 本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的界定 |
| 3.3.1 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的界定 |
| 3.3.2 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界定 |
| 3.4 国家层面：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动力与约束 |
| 3.4.1 预期收益：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根本动力 |
| 3.4.2 供给成本：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部约束 |
| 3.4.3 外部性：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约束 |
| 3.5 国际层面：区域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实现条件 |
| 3.5.1 供给机制：连接各供给主体的制度安排 |
| 3.5.2 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跨越” |
| 3.5.3 实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收益条件 |
| 3.5.4 实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条件 |
| 3.5.5 实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性条件 |
| 3.6 实现区域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建议 |
| 3.6.1 选择合适的供给模式、创设合理的供给机制 |
| 3.6.2 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决定了具体的供给途径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 |
| 4.1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公共产品需求的产生 |
| 4.1.1 东亚经济合作的酝酿、探索与启动 |
| 4.1.2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需求的产生 |
| 4.2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4.2.1 东亚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4.2.2 东亚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4.3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与成效 |
| 4.3.1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
| 4.3.2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成效的总体评估 |
| 4.3.3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成效的实证检验 |
| 4.4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成功的实现条件 |
| 4.4.1 收益条件：稳定的预期收益与绝对收益关注占主导 |
| 4.4.2 成本条件：总供给成本较低与大国的选择性激励 |
| 4.4.3 外部性条件：“开放的区域主义”与美国的有限介入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 |
| 5.1 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化 |
| 5.1.1 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深化的动因 |
| 5.1.2 深度合作趋势与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需求的产生 |
| 5.1.3 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内容和判定标准 |
| 5.1.4 东亚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 |
| 5.2 东亚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5.2.1 东亚高质量贸易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5.2.2 东亚高质量投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5.3 东亚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成因 |
| 5.3.1 收益原因：相对收益竞争弱化了供给的根本动力 |
| 5.3.2 成本原因：供给成本高昂强化了供给的内部制约 |
| 5.3.3 外部性原因：美国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制约 |
| 5.4 东亚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突破 |
| 5.4.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 |
| 5.4.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
| 6.1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 |
| 6.1.1 供给主体广泛化且不可避免 |
| 6.1.2 供给产品多层次化且无法相互替代 |
| 6.1.3 供给机制多元化且长期并进 |
| 6.2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不确定性 |
| 6.2.1 东盟：供给中心地位的不确定性 |
| 6.2.2 中日关系：竞争性供给影响的不确定性 |
| 6.2.3 美国：TPP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
| 6.3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决定因素 |
| 6.3.1 收益因素：预期收益分化下的再整合 |
| 6.3.2 成本因素：大国与强国率先支付的重要性 |
| 6.3.3 外部性因素：竞争与互融中的外部性内在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 |
| 7.1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定位 |
| 7.1.1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双重身份 |
| 7.1.2 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7.2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 |
| 7.2.1 将国内经济转型与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结合起来 |
| 7.2.2 将深化对外开放与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统一起来 |
| 7.2.3 以重点供给某些产品为突破口，逐步向全面供给拓展 |
| 7.2.4 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立足点，逐步向全球层次过渡 |
| 7.3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建议 |
| 7.3.1 加快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合作机制 |
| 7.3.2 渐进提高供给机制的制度化水平 |
| 7.3.3 警惕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规则风险 |
| 7.3.4 全面优化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及前景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2]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3]规模、结构、效率三维视角下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研究[D]. 谢艾倩. 广西大学, 2020(07)
- [4]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D]. 李小好.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2)
- [5]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研究[D]. 胡曲.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6]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D]. 黄德凯. 云南大学, 2018(04)
- [7]美元作为东亚地区贸易货币的地位与前景[D]. 黄翰庭. 吉林大学, 2018(12)
- [8]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内货币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李文硕. 吉林大学, 2018(01)
- [9]“一带一路”战略下中蒙金融合作研究 ——以二连口岸为例[D]. 杨健宏. 山东大学, 2017(04)
- [10]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D]. 马学礼. 吉林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