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辅礽:两大问题阻碍MBO在国内推广(论文文献综述)
卢建昊[1](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张飞雁[2](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爱武[3](2018)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国企混改的进程非常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个案出现,从1993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实施,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确认却晚于这些实践工作。我国混改经历了先试点,再调整,最终以理论、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这与我国改革过程中行动领先理论的特点相符。国企混改过程中,国企需要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逐步公司化、股份制,管理方式也从行政管理转变为公司治理。国有出资人身份的转变与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相伴而行,也开始了混改企业公司治理的行为。1993-2003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欠佳,制度体系不健全,导致混改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了加强约束,国家在立法工作上强化了维护股东权益的立场,这使得公司治理行为在我国实施之初,就采取了股东会中心的治理模式。后来随着国企推进股份制工作,大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与国有出资人同时出现大量个人投资者,形成中国最早的“中小股东”。他们数量众多,又属于纯粹的财务投资,导致公司治理行为又具备了一些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特点。我国上市公司最早以国企为主,国有股东直接任命企业经营者,导致大股东与内部人利益一致,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公司治理行为,这是一个久拖未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迈进。国企混改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深化而加快速度、加大力度,而传统的国企公司治理框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发展需要。本文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国企混改历程的分析,探讨国企混改过程中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混改国企的公司治理趋势与模式选择。本文研究主题是混改过程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现状,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全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四种形式,以及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概况。第二节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方式。第三节回顾了我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沿革。第三章是从公有制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出资人身份研究。其中,第一节回顾了建国初期至1978年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时的国家出资人作为国营企业所有者的总貌,以及当时暴露出的两个尖锐问题,是国家出资人作为国企所有者三重身份叠加问题,以及国企中内部人的劳动激励与约束问题。第二节研究回顾了国有出资人旨在提高国企效率展开的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拨改贷、利改税等改革,分析了出资人与企业在改革方面存在的偏差问题。本章特别指出,国有出资人试图摆脱国企债权人的角色,但在当时外部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该目标并未达成。第三节系统阐述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随着外部市场的不断发展,国有出资人努力从国企所有者向股东转化,通过混合来促进国企转型改革。第四节描述了国有出资人如何建立了财政部门+国资委的国资、国企监管模式,并解读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第四章是混改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及成因剖析。第一节深入探讨了我国股份制公司以及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和特性问题,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系统成因。第二节系统阐述了混改中国企公司治理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问题,二是国企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第五章是关于伪公司治理结构的解析。本章分为四节,探讨了伪公司治理的定义和特征,成因及土壤,及其对混改的危害,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第六章是国际的公司治理借鉴,本章介绍、分析了英美的自由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与日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及各自局限,并提出对我国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借鉴经验。第七章是国企混改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历史及未来趋势。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在我国的应用经验,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也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同时分析了以此为基础的国企混改难点。第二节提出本文的观点,未来混改国企需要采纳利益相关者中心主义作为理论框架,以促进资本的“共融”,并描述了利益相关者中心的独特特征。第三节系统阐述了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定位和应发挥的优势,以及如何共同塑造利益相关者中心的公司治理环境和行为。第八章是未来国企公司治理效率优化的微观机制,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阐述混改对不同所有制资本提出的新要求,并指出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各自需要做出的努力和调整。第二节指出不同资本形成的系统性垄断格局,这种格局必须予以打破,否则可能使企业混改流于形式。最后是案例分析。作者希望通过对民航业中的海航控股混改的案例分析来印证本文的部分分析结论和预测。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产生于国有出资人的身份转变行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经济系统发展初期,政府被迫为国企选择了一条以保护自身权益为主要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前的治理模式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更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未来的企业混改突出的是资本混合。混合并非毫无条件、毫无界限,新的混改政策已经消除针对所有制的歧视性条款,但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混改仍然需要较多的特定条件和因素才能顺畅运行。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及民营企业在改革40年来都已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不停地发展壮大。新时期的混改是基于市场需要,基于资本回报要求的混改,不再是以前“抓大放小”行政命令主导的企业处置。资本之间不契合,企业之间不了解,行为方式不相容,都将扭曲企业混改。从一些混改案例看,理想状态的混改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但只要各股东还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去争夺控制内部人,混改就会扭曲变味。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提出了伪公司治理结构,指出这是一种国有企业混改不彻底的表现,最终导致公司治理沦为形式,出资人对国企的管理又不得不回到行政管理的老路上。二是提出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生态与运转原则。通过让国有出资人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新的作用,形成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框架,引导参与混改的资本方弱化对内部人的争夺,共同为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努力。三是从国有出资人角色转变视角重新梳理了国企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历程,分析了政府作为国营、国有企业出资人,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三重身份叠加效应,逐步通过改革措施转换为目前主要公司制、股份制国企的股东角色,履行资本运营、过程监督职责。四是指出国有出资人已经通过改革从公司治理层面摆脱了“所有者缺位”困境,填补了“监管缺位”,使国资监管和国企管理走向更加市场化的阶段。本文研究领域跨度较大,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并重,兼顾中外,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整理法、历史考察法,以及比较分析法。
刘芳[4](2017)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PPP模式的问题与政策支持》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国内存在大量的基建项目需求,但财政收入的不足限制了项目的发展,出于筹资目的,政府允许部分民间资产参与高速公路、电厂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形成了国内初步的PPP模式。不过后期在利益划分、产权归属、后期运营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家在很多领域严格限制私人资本进入,国内PPP模式发展进入很长一段的停滞期。自2012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城镇化的推动和经济改革带来的项目需求在不断增加,从资金角度再度催生了市场对PPP模式的研究和考察热情。根据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的数据,截至2017年6月底,中国PPP入库项目共计13554个,累计投资额16.3万亿元。其中,已签约落地项目2021个、投资额3.3万亿元。当下的国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要求和PPP的模式内涵有天然的切合点。利用PPP模式引入民间资本和竞争机制能够引导国企进行体制改革,改善某些行业的垄断格局,激发国企经营和市场的活力,加快本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改革进度。基于当下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政策支持PPP模式发展的背景,文章一方面从理论上探讨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PPP模式的基础概念和理论支撑,定义了我国新一轮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PPP模式,从理论上丰富了相关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另一方面文章考虑到能源企业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选择从国有能源企业的混改案例出发,分析我国国企混改应用PPP模式的问题和成因,借助国外成功经验的启发,针对问题和成因提出改善建议。最后总结出中石化非油销售业务混改中优化应用PPP模式的成功经验,为当下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思路和借鉴样本,从重点领域出发的研究将更加有借鉴意义,其实践意义也会更加明显。
张俊[5](2016)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文中认为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被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那它就应当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个体权利受保护、政府权力受制约、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制度规则可预期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共通要素。公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是事关我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公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这种公权力或者来自企业所处的特殊领域和承担的特殊职能,或者来自对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处分。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某种“特权”,但是究其权力的来源和实质,则是政府代表全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企业权力,政府实际掌控着国家企业权力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在市场体制下,这种权力是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输出权力、国有企业通过行使权利实现权力两者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这种包含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使主体的权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好的国企改革,本质就是要识别和规范这种特殊的国家公权力,从而才能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坏的国企改革就是模糊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界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维持和扩张权力对资源、利益不受约束的控制。既然对公权力的规范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样是对涉及国有企业运营和改革中的国家权力的规范。规范权力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道德手段、政治手段、法律手段等。其中,法律规制本应是最主要的手段,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得这种规制具有民主性、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它是明确和可预期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和退出过程中会如何行为,公共利益包括自己的利益将如何受到影响,也能够依据法律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失范进行纠正。从世界各国来看,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也是规范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遗憾的是,我国虽然拥有世所罕有的巨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它们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家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制却相当薄弱和有限。这其中既有整体法治水平较低、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模糊和错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转轨性、公权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界,还是经济法学界,都未对国家企业权力这种围绕国有企业集中体现的特殊国家权力为重点进行研究,致使这一处于交叉、边缘领域的权力几乎成为理论研究的盲区。在实践中,目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普遍较低,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为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进行法律语言“翻译转换”的从属特质,缺乏从社会公共立场出发,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的法治特性和独立价值。只有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到退出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公权力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晰地划定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权力边界,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健康有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循着“权力是什么”→“国家设立和经营企业是不是权力”→“国家企业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国家企业权力应服从什么规制原则”→“国家企业权力应有怎样的规制结构”→“具体如何规制各类不同国有企业的权力”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旨在为国家企业权力的论证提供初始定位与宏观定性,可以看作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并不直接针对国家企业权力进行研究,但从权力的一般性出发,可以形成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基本方向性关照,并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从权力的概念来看,核心要素是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服从,权力按其性质可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按其主体可分为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社会权力等,按其内容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的“合法性”是决定权力能否被服从,进而能否稳定维系的关键。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都在于公共性,但权力的特性、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公权力存在背离公共性的异化风险。在矫正公权力异化的德治、政治、法治三种主要方法中,法治矫正在现实性与效率、效果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本章论证国家企业权力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存在多方面的公共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但同样权力行使也可能偏离公共性而发生异化。首先,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权力发展历程来看,主权存在相对化趋势,公共性约束的强化促使国家日益重视社会职能和经济权力,不同类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普遍现象中,可归纳出国家企业权力概念,即在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退出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它通过“政府支配企业—企业行使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具有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两个层次,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分别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其次,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可从多角度得到理论支持,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使得某些具有公共需求,但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发生的生产得以实现;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因向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而使公共经济领域纳入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承担特殊的公共责任。最后,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实际运行中,在竞争关系、财产关系、交易关系等方面存在公共性的异化,异化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不清、公权力法律约束性不足、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而在立法方面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未定位于特殊企业、目的上未突出权力规制、方向上未进行科学分类。第三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本章针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构建整体性的规制框架,从规制的基本理念、规制的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方面形成体系化思路。首先,应将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纳入宪政秩序。在我国关于国有经济的宪法制度中,应确立权利本位、权力法定、权力公开、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规范国家企业权力运行的经济宪政基本秩序。其次,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将我国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和财产属性区分为公共型和商业型两大基本类型,根据两类企业涉及的不同国家权力特征,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制资源。最后,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方面,规制主体主要有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两大类。外部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利益相关者,议会(人大)应对涉及国家企业权力的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强化人大在我国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结构中的权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参与。内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应改革现行政府规制模式,区分公共型和商业型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规制,在企业内部也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制约作用。第四章“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特殊政策目的工具属性,以及公益性、垄断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规制而非企业行为规制,重点是规范政府设立企业的权力、划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权力、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首先,要对企业设立权进行规制,在公、私法人划分的基础上改革现行法人制度,建立适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的法人,采取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其次,要对企业业务权进行规制,以我国政策性银行为例,论证国有企业业务经营的权力性,业务权的失范及其纠正,包括明确对政策性业务的界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及利益补偿规制。最后,要对国家调控权进行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由于政府身份错位、公共博弈的缺失引起调控“失灵”,为纠正调控权的异化,应通过委员会化努力构建具独立性的价格调控主体,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对调控权作适当性限制,在个体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层面探索价格听证程序的可诉化改造。第五章“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是发挥国有资本为全民利益增长服务、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属性,以及竞争性、营利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制,通过人大、政府、企业三级的合理衔接,使政府和企业“代理”全民运营资本的权力受到更全面和有效的监督。首先,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滥用使国有资本运营权力产生异化风险,应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合理定位为关键,调整现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使政、企各归其位。其次,将国有资本运营纳入财政预算,是权力规制法治化的根本保证,应在公共财政理念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特别是对资本收益权的规制,在收益上缴和支出方向和用途上确保公开、公平的公共决策。最后,要对国有企业的合并权进行规制,国有企业的合并与政府行政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的反垄断法规制在这一领域存在失效问题,必须以规制政府权力为中心,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面入手,探索破解国有企业合并中的行政垄断。第六章“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本章着眼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建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权力退出规制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民营化,它是解决竞争领域企业效率问题和垄断领域市场开放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要认识到民营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逐步退出的过程,这种退出本身具有公共性,在退出路径的选择上应选择主动、公开、法治的方式,要通过法律规制实现权力的分类退出、分步退出,并在退出中保护公共利益。其次,在竞争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建立民营化的决策规制和交易规制,在决策主体和方案设计中体现公共意志,在交易过程和收益处置中做到公开透明。再次,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重点关注反垄断问题。以我国铁路改革为例,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的独立规制机构,实现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规制和对退出中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体系,确保新生竞争领域的公平秩序。
陈庆[6](2015)在《新中国国企改革思想的演进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制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国企改革问题便与公有制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伴左右、如影随形,而这一趋势还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理论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性话题——尽管分析方法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亦是推陈出新,但各方政策建议仍难免止步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和全局性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勾勒出1949年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制度路径变迁,并依托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新中国各个主要时期、流派的观点加以分类归总,以期提炼出思想发展演进的谱系脉络,为下步理论、政策创新提供指引和导航。基于“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的科研创新要求,本文首先引入(横向)国际比较,分类论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特别是俄罗斯、南斯拉夫、匈牙利外加法、德、英、美等国家的近代国企改革实践及经验教训,旨在摸索其中具有共性特征的制度内在逻辑和演化规律;再者(纵向)考察了中国上起先秦、下迄民国两千余年来围绕国有经济的思辨与论争,包括“官山海”、“盐铁专卖”、“均输法”、“青苗发”、“市易法”一直到后来的“红顶商人”、“官督商办”等等;最后借助委托代理的框架范式对新中国之后的国企改革思想进行“整合重构”,同时运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预算软约束”、“内部人控制”、“垄断割据”等现代经济学术语去描述并诠释国企改革过程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和问题,据以发现“委托人监督外部化”、“代理人激励具体化”和“主体间信息透明化”的制度变迁主线。文章将新中国的国企改革进程概括为三大历史时期,并进一步总结归纳道:(1)1949-1977年的计划经济阶段,国企改革由于受到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等思维定势桎梏,鼓吹“行政性分权”和“精神激励”,终于引发严重道德风险和政治动荡,并陷入“放-乱-收-死”的怪圈之中;(2)1978-1992年的转轨经济阶段,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为“思想解放”创造了契机,“经济性分权”与“物质激励”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但“行政性干预”及“预算软约束”的掣肘仍然存在,导致国有企业陆续开始大面积亏损、资产缩水规模不容小觑;(3)1993-2012年的市场经济阶段,“南巡讲话”开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整体推进”、“抓大放小”等战略方针相继推出,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多元化、公开发行上市等配套措施也逐步跟进,这也为十八大之后的国企改革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和挑战。研究结论还发现,新中国60余年来国企改革的历史——无论是早先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随后的“转轨经济”乃至“市场经济”时期——彼此之间都并未割裂、更非截然对立,相反却有着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逻辑连续性。换言之,从“体制下放”、“扩权让利”到“股份制改组”,不管是“央地博弈”也好,“政企关系”、“公司治理”也罢,都显着地反映出“问题导向”和“路径依赖”的制度演化特征,而其思路主线则可具体抽象为:(1)“委托人监督外部化”,即先后通过“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手段实现“企业经营监管权”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内部经理”直至“外部股东”的层层移交;(2)“代理人激励具体化”,即在于利用“政治挂帅”、“留利分成”、“股权激励”等办法,使激励机制的瞄准对象逐步从“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向“所有企业劳动者”、“经理人阶层”聚焦,从而不断提升改革措施的精度和效度;(3)“主体间信息透明化”,即将统计指标由“总产值”经“一揽子混合”过渡到“增加值”,同时辅之以“划小核算单位”,和着“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证券市场”的构建与完善,进而大大压缩了代理人“拆东墙补西墙”的“自由空间”,并且相当程度上扭转了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格局。本文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总起全文,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结构安排,并围绕“国有企业”的由来、发展和现状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作简要评论且引出下文。第二章从经济史视角出发,记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主要国家——特别是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加之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近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实践,再行追溯中国自先秦以降国有经济的制度变迁,尝试同时引入国际横向比较与时间纵向比较,进而拓宽研究视域、激发观点创新。第三章作为经济思想史述评的第一部分,首先以客观历史史实为依托,分别介绍了1949-1977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计划经济时期的主要“行政分权式”改革;接着针对届时热点问题,梳理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以及“计划与市场”三方面的思想争鸣;而后套用“产出曲线”、“效用函数”等现代经济学术语,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识别出“经济核算”、“政治挂帅”之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特殊实际意义,乃至势必引发“主观主义”和“预算软约束”的制度内在缺陷。第四章作为经济思想史述评的第二部分,首先以客观历史史实为依托,次第论述了1978-1992年从“扩权让利”到“承包经营”这两阶段转轨经济时期的主要“经济分权式”改革;接着针对届时热点问题,总结了“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三次关键性理论研讨中的意见和建议;而后借用委托代理理论的立场观点,就“留成包干”与“效用激励”、“政企不分”与“预算软约束”,“两权分离”和“内部人控制”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性阐释。第五章作为经济思想史述评的第三部分,首先以客观历史史实为依托,有代表性地列举了1993-2012年“管理层收购”、“股权激励”等市场经济时期的国企改革重要突破;接着针对届时热点问题,提炼出“产权理论”、“股份制改革”和“公司治理”三个颇具争议的舆论焦点;而后在汲取制度变迁理论的养分基础上,挖掘出“公司制改组”到“股权多元化”直至“公开募股”一系列政策背后之于“政企分离”、“控制权竞争”和“社会性约束”的本质用意。第六章结论收束全文,即从委托代理理论的源起和发展入手,梳理归纳了新中国以来国企制度改革的演进规律,总结出“委托人监督外部化”、“代理人激励具体化”、“主体间信息透明化”三条思路主线,并据以解读、预测十八大之后的国企改革新政,从而展望未来前进的方向。
刘宏鹏[7](2013)在《中国民营企业扩张问题研究 ——以德隆系为例》文中提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国家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下,虽然我国国有经济依旧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是民营经济已经得到巨大的发展。当前,我国的工业企业中,无论是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从业人数,民营企业都已超过了国有企业。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民营企业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能否维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将主要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民营企业扩张战略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尤其是对德隆集团的深入剖析,希望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阶段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些基本结论。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借鉴--构建框架--实证分析--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全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导论,阐述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及文献回顾;第二章概述研究的理论基础,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三章到第五章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特点、存在问题、外部环境、民营企业家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民营企业扩张的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第六章以中国资本市场上典型案例、民营企业代表德隆集团为例,按照上述框架做实证分析;第七章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安全扩张的思考与对策;第八章总结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与不足。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民营企业扩张过程是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协调发展的结果,要建立企业资源、能力与外部环境“适配”的扩张战略。任何企业都不能脱离外部环境而生存,只有那些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并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中发现和抓住机遇的民营企业才有生存和发展壮大的机会。在我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密切关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在现行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框架内,利用包括政策法规在内的各种企业环境资源,为企业服务。事实上,民营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来自企业内部,是多种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如何充分利用企业内部能力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这是企业家能力和企业能力的关键部分。2.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构建民营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匹配机制的关键。企业如何调动内部能力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中国的民营企业往往由企业家为代表的管理层乃至是个人直接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这就增加了环境与能力匹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限制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一人决策”问题,是解决民营企业能力与环境匹配错位问题的钥匙。3.培养民营企业危机管理能力,使之成为成熟应对危机并能化“危”为“机”的企业。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民营企业面临“出生率高、存活率低”的尴尬现状,许多民营企业包括德隆集团往往在一场突发性的危机之前倒下。企业危机因其突发性与破坏性,是民营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障碍,这些危机在我国民营企业进入扩张阶段,呈现高发态势。危机管理能力,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4.“去原罪化”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扩张阶段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的较高的机会主义倾向以及与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相悖的“原罪”经营行为,如果在企业扩张阶段不被坚决抛弃,则可能对企业和企业家本人造成巨大伤害。
张富田[8](2010)在《权力和权力博弈推动的平滑转型 ——以股权分置制度的演化为例》文中提出股权分置制度的出现是中央政府在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通过行政命令对经济剩资源进行控制的能力的条件下,希望通过市场手段重新对经济资源进行控制的努力。股权分置作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典型案例,包含了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各种要素,也体现着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的一般条件。将股权分置制度放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联系国企改革和资本市场两个方面,从股权分置的制度的产生、恶化和最终解决的全过程,对股权分置的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股权分置制度包含有四个行为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他们之间的博弈关系决定了股权分置制度的演化过程。在这里面中央政府和投资者的作用更为关键,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控制资本市场的经济资源,而投资者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是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产权作出选择,制约着中央政府的决策,从而推动着股权分置制度不断演化。股权分置制度的演化过程表明,只有符合效率原则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措施才能实现多方共赢,只有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措施才能提高效率,实现平滑转型,最终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演进。股权分置制度演化的实质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斗争,是利益的博弈。由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与西方议会制政府完全不同,所以导致中国政府的行为目标由其特殊性。本文认为西方议会制政府合法性是程序性的合法性,而中国政府的的统治基础不具备程序性合法性来源,因此是一种实质性的合法性。中央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是与他控制的经济资源数量,并由此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密切相关。由此决定转型中的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及其控制的经济资源极为重视。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框架下,中央政府通过压力体制将自身的目标分解为地方政府的任期目标,并为此对地方政府授权。但是地方政府的官僚并不对中央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负责,而只对他的任期负责,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与中央政府存在偏差。反映到股权分置上,就是地方政府会协同它控制的上市公司获取中央政府信用担保的制度租金,推动了股权分置制最终走向崩溃。中央政府推动股权分置制度形成的目的是为了给国有企业获取廉价融资提供渠道。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和股权分置制度的演化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当中央政府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后,通过行政命令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总量在下降,同时大量的经济资源被非行政权力主体所掌握。在转型过程中,尽管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不断下滑,但是因为国有企业协助中央政府承担了大部分转型成本,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救助。中央政府采用了银行贷款和国有企业发放债券的方式对其进行救助,但是这两种方式最终都遇到了困境。无奈之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股权融资来缓解国有企业的窘境,但是中央政府又不愿意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这样就产生了股权分置制度。股权分置制度条件下,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完全没有约束力,这样就造成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者是企业内部人和地方政府。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国有上市企业会不断的通过股权融资获取不当利益。而且大量的廉价资本金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国有上市企业的投资性为表现为过度投资和过度多元化,而这中投资行为是和企业内部人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却偏离了市场效率的方向。最终导致股权分置的制度租金不断耗散。中央政府为了摆脱国有企业的困境,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抓大放小”,国有经济的战线不断的向大中型企业退缩。这样就导致了中央政府对股权分置制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股权分置制度条件下,大中型国有企业上市融资不具备条件,反而是小型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能够获取最大的收益。这样,中央政府有了对以国家信用担保的股权分置制度进行改革的动机。在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取了部分地方经济的剩余索取权,地方官僚的利益也和地方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这种条件下,当地方政府控制了股权分置条件下国有上市企业的选择权时,地方政府在上市企业的遴选上存在着“逆淘汰”效应,即地方政府会安排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优先上市,以此获取地方政府最大的融资收益。投资者之所以进入股市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取其他投资渠道不能比拟的收益。所以要吸引投资者不断的投资股市以维持股权分置制度,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减少投资者从其他投资渠道获取的收益;第二,增大国有上市企业的利益输送,使投资者在股市获取更多的收益。但是通过模型推导,这两个条件在股权分置制度安排下都不能得到满足,股权分置制度必然走向崩溃。但是国家信用的破产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一定会推动股权分置改革,中央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希望绕过股权分置改革来推动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都失败了。最后迫使中央政府不得已用“对价”来交换投资者对非流通股上市交易的承认。但是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投资者依然处于弱势,“对价”并不能弥补投资者受到的损失,这也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大小非”的疯狂减持埋下伏笔。股权分置改革虽然破除了阻碍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但是股权后的证券市场依然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要实现证券市场完全市场化,就必须增强权利主体,即投资者和权力主体,即政府进行博弈的能力,因此扩大投资者的选择权成为未来资本市场建设关键要素。构建以区域性证券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实行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体制改革,成为未来资本市场构建的方向。并且从根本上还需要对现有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构建社会化的国有资本管理模式,以实现行政权力与资本市场的完全分离。
李晓霞[9](2009)在《国有企业MBO定价问题研究 ——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MBO定价模型》文中认为管理层收购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对于企业有效整合资源、降低代理成本、理顺产权关系、规范公司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逐渐成为国有资本退出的一种方式。国内外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有利于上市公司建立新的内部激励机制,优化股权结构,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但我国的管理层收购,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定价不合理、收购过程不透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层收购中的定价问题。本文主要围绕我国管理层收购的核心问题——管理层收购定价问题展开研究。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有关管理层收购的理论进行回顾,对国内外的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理论综述,发现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第二部分分析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存在的问题:定价基础不合理、管理层的历史贡献不能合理量化以及“所有者虚置”衍生的“共谋”和“寻租”问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层收购的定价模型。第三部分在借鉴欧美国家的在管理层收购定价中经验以及吸取俄罗斯的教训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我国管理层收购的定价模型。第四部分应用案例对模型进行了应用。作者认为,仅仅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层收购定价的模型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收购定价问题的,必须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只有将这些措施和定价模型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问题。因而在第五部分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合理定价的配套措施进行了阐释。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研究中的不足,提出展望。
李晓宏[10](2009)在《基于内部环境优化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企业内部环境出发,重新界定了企业内部环境的范畴,并将研究视角定位在企业内部的软环境:即企业家精神、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以及执行力四个要素,分析了企业内部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主要内容与特点,为后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根据国有企业内部管理现状,总结了国有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将国有企业内部环境界定为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以及执行力,使本文的研究内容更加切合实际,也为相关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再次,作为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深入研究国有企业内部环境各要素的优化问题。1.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通过对现有激励约束理论的回顾,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当前激励与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并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角度进行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本文首先分析了标准委托-代理模型的框架以及最优解,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作为国有企业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础。在设计国有企业激励机制时,首先分析了企业业绩与管理者薪酬之间的敏感度以及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使模型得到的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最后,以退出成本为切入点,设计了基于退出成本的约束模型,并进行了最优解检验,证明了该模型的可行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2.国有企业执行力的提升。从执行力的概念及研究框架入手,回顾了执行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重点分析了影响执行力的因素,并结合国有企业执行力现状,提炼出了影响国有企业执行力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由人员、组织管理、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四大模块组成的国有企业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地描述了每一个指标的定义以及计算方法,并且将人员分为高层、中层以及基层三个层次,分层次培育国有企业人员的执行力;根据评价指标的特点,选取了模糊综合评价法作为评价方法,简述了评价原理以及评价步骤。最后,系统地提出了提升国有企业执行力的举措,可作为其提升执行力的决策参考;3.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与评价。该部分从企业文化的内涵、层次以及功能入手,简要回顾了企业文化的国内外研究热点。其次,结合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提出构建国有企业文化的关键举措。在此过程中首先阐述了心理契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并对国有企业文化变革进行了动态分析,根据国有企业心里契约的发展趋势和类型,重构了国有企业员工的心理契约。此外,从企业整体视角下,建立了心理契约重构模式以及基于心理契约的激励机制框架;最后,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格栅获取与模糊Borda数分析法,获得了企业文化建设二级和三级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直接赋权法获得了企业文化建设四级评价指标的权重,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国有企业文化评价体系,并详细介绍了评价方法的原理以及步骤;4.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过程优化及绩效评价。该部分首先回顾了组织结构变革的理论基础,结合国有企业组织结构研究现状,提出要注重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过程的管理,并由此选取了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过程中的利益协调为研究对象,设计了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制度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了框架下各个主体的变革动因以及利益取向,运用博弈论求出各利益主体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解,并由此得出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过程中利益协调的微观和宏观对策。最后,结合组织行为理论和绩效评价理论,建立了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指标的特点,采用了模糊积分方法对组织结构变革的绩效进行评价,介绍了相关原理、步骤以及评价的过程中相关数据的转化,并对该方法进行改进,提出了各指标新的重视度及λ值的设定原则。最后,进行全文总结和展望,提出本文的主要结论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指出了后续工作的研究方向。
二、董辅礽:两大问题阻碍MBO在国内推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董辅礽:两大问题阻碍MBO在国内推广(论文提纲范文)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提出问题 |
1.2 研究方法 |
1.3 分析范围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2.5 小结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3.4 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4.3 MPC-75项目 |
4.4 三步走战略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4.4.2. MD-90 |
4.4.3. AE-100 项目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6.5 小结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7.1.1. 新舟60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7.3 大飞机论证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7.3.2. 第一次论证 |
7.3.3. 第二次论证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7.5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四)文献分析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二、混合所有制 |
三、企业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三、启示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四、金股制度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二、分类改革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一、优化的原则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四、优化方案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参考文献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3)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关于所有制理论的研究 |
二、关于混合经济的研究 |
三、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研究 |
四、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三、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状况及在我国的实践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 |
一、马列主义经济学中“混合”的内涵 |
二、西方经济学“混合经济”的内涵 |
三、国外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概况 |
四、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概况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及特点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历史实现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分类特点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演化 |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政策的渐进式明确 |
二、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政策的探索性继承 |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政策的系统性确立 |
四、习近平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新论述 |
第三章 我国国有出资人身份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公有制背景下的国营企业 |
一、国家出资人与国营企业 |
二、国家出资人的多重身份 |
三、内部人激励及约束问题 |
第二节 国营企业的初始改革 |
一、国营(有)企业改革框架的再认识 |
二、国有出资人与国营企业的事权改革 |
三、国有出资人与企业内部人的激励偏差 |
四、国有出资人自身改革 |
五、国企债权人身份困境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一次混改 |
一、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抓大放小” |
二、国有出资人与“政企不分”问题 |
三、国有出资人股东身份的迁移 |
四、国企外部治理模式改革的初始探讨 |
第四节 股东身份的国有出资人 |
一、1993-2003年外部治理模式改革及困境 |
二、2003年后国有出资人股东权利新模式 |
第四章 一次混改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
第一节 一次混改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 |
一、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问题 |
二、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特性问题 |
三、混改国企的资产流失问题 |
第二节 一次混改国企公司治理重要理论问题 |
一、“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 |
二、劳动力价值问题 |
第五章 一次混改国企治理的关键问题:伪公司治理结构 |
第一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和特征 |
第二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与成因 |
第三节 伪公司治理结构的危害及解决 |
第六章 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特点和借鉴 |
第一节 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 |
一、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及特征 |
二、自由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问题 |
第二节 日德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 |
一、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及特征 |
二、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问题 |
第三节 经验借鉴 |
第七章 二次混改国企治理模式构建难题及解决 |
第一节 二次混改主体的新要求 |
一、国有资本制度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
二、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机制的建立 |
三、混改民营资本自身短板的克服 |
第二节 二次国企混改的实施 |
一、二次国企混改的难点 |
二、实施难题的破解思路 |
三、系统性垄断的独有性 |
第三节 二次国企混改的路径假设 |
第八章 二次混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
第一节 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 |
一、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时代选择 |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提升作用 |
三、我国不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分歧 |
第二节 未来治理模式选择: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 |
一、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基本内涵 |
二、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积极意义 |
三、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实施条件 |
四、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独特生态 |
第三节 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中各方的定位 |
一、国有出资人的定位 |
二、债权人参与治理的定位 |
三、其他出资人的定位 |
四、企业内部人的定位 |
第四节 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实施中待解决问题 |
附录:海南航空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研究 |
一、海航混改的基本情况 |
二、海航的公司治理问题 |
三、案例启示 |
结论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PPP模式的问题与政策支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1.3.3 总结评价 |
1.4 文章创新和不足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国有企业改革 |
2.1.2 混合所有制 |
2.1.3 PPP模式 |
2.1.4 概念小结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 |
2.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2.2.3 产权理论 |
2.2.4 共谋理论 |
2.3 国企混改应用PPP模式的相关性 |
2.3.1 国企混改与PPP模式的内在联系 |
2.3.2 国企混改应用PPP模式的必要性 |
2.3.3 国企混改应用PPP模式的可行性 |
第3章 国企混改中PPP模式应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1 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混改中PPP模式的应用 |
3.1.1 项目概况 |
3.1.2 PPP运作模式 |
3.1.3 实施效果 |
3.1.4 项目实施不足 |
3.2 国内PPP项目失败案例分析 |
3.2.1 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 |
3.2.2 国家体育馆项目 |
3.3 国企混改中PPP模式应用的问题 |
3.3.1 PPP模式不完善 |
3.3.2 社会资本参与度有限 |
3.3.3 缺乏立法政策支撑 |
3.3.4 经验技术不丰富 |
3.4 国企混改中PPP模式应用问题的原因分析 |
3.4.1 PPP认知有偏差 |
3.4.2 决策和合同签订不公平 |
3.4.3 出台政策有顾虑 |
3.4.4 经验技术难复制 |
第4章 国外PPP成功案例的借鉴与经验 |
4.1 英国PPP模式的经验借鉴 |
4.2.1 PPP模式完善 |
4.2.2 企业参与度高 |
4.2 巴西PPP模式的经验借鉴 |
4.2.1 政策立法支持 |
4.2.2 大力引入经验技术 |
第5章 国企混改中PPP模式应用的对策及建议 |
5.1 加强法律政策支持 |
5.1.1 加快国家层面的PPP立法 |
5.1.2 建立健全PPP政策体系 |
5.1.3 完善PPP应用指南 |
5.2 深化PPP模式应用 |
5.2.1 拓展合作伙伴 |
5.2.2 扩大PPP应用领域 |
5.2.3 创新PPP应用模式 |
5.3 完善合同条款 |
5.3.1 坚持平等原则 |
5.3.2 明确介入方式 |
5.3.3 明确争议解决条款 |
5.4 打造成功样本 |
5.4.1 加快技术人才储备 |
5.4.2 纠正PPP认知偏差 |
5.4.3 推广内部成功经验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中石化非油销售业务混改中优化PPP模式的实证研究 |
A.1 企业背景 |
A.2 混改进程 |
A.3 PPP模式应用 |
A.4 应用创新 |
A.4.1 政策框架完善 |
A.4.2 PPP模式创新应用 |
A.4.3 合同条款更加公平 |
A.4.4 经验可借鉴推广 |
致谢 |
(5)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从我国改革谈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结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权力的概念和分类 |
一、权力概念的多义性与确定性 |
二、权力概念的核心要素 |
三、权力的分类 |
第二节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涵义 |
二、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公共性 |
三、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推论 |
第三节 公权力的异化与矫正 |
一、公权力的异化 |
二、公权力异化的原因 |
三、公权力异化的矫正 |
第二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 |
第一节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 |
一、国家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发展历程 |
二、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 |
三、国家企业权力的定位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公共性的理论支持 |
一、企业性质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二、公共物品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第三节 我国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 |
一、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现象梳解 |
二、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原因分析 |
三、对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立法反思 |
第三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 |
第一节 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一、国家企业权力问题的宪政张力 |
二、宪法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制度安排 |
三、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 |
一、国有企业的域外分类例证 |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 |
三、国家企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
第三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 |
一、外部规制主体 |
二、内部规制主体 |
第四章 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第一节 企业设立权规制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法人制度 |
二、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原则 |
三、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程序 |
第二节 企业业务权规制——以政策性银行为例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与业务权力 |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力失范 |
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业务权规制镜鉴 |
四、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规制路径 |
第三节 国家调控权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 |
一、国家宏观调控与国家企业调控权力 |
二、国家价格调控权力的规制 |
第五章 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第一节 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
一、国有资本运营的权力性与异化风险 |
二、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体制及突出问题 |
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体制定位 |
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权力规制 |
第二节 国有资本预算权规制 |
一、公共财政的控权功能 |
二、公共财政对国家资本权力的预算规制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规制 |
第三节 企业合并权规制 |
一、《反垄断法》规制国有企业合并的落空 |
二、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本质是规制政府权力 |
三、完善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进路 |
第六章 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民营化与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
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分析 |
三、民营化中权力退出的路径与规制 |
第二节 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权力规制 |
一、民营化的决策规制 |
二、民营化的产权交易规制 |
三、民营化的员工持股规制 |
第三节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中的国家权力退出规制——以铁路民营化为例 |
一、垄断行业民营化的竞争规制与规制机构 |
二、民营化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规制 |
三、民营化中的铁路企业权力规制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6)新中国国企改革思想的演进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制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选题背景 |
二、提出问题 |
三、研究意义与创新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基础和现状 |
一、重要概念界定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三、国内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框架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 |
三、内容框架 |
第二章 国企改革的思想基础 |
第一节 西方国企改革思想溯源 |
一、文艺复兴传统中的政府干预 |
二、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三、列宁-斯大林体制下的“国家辛迪加” |
第二节 国企改革的历史实践——国外案例 |
一、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公有制探索 |
二、德、法跌宕起伏的国有化道路 |
三、英、美谨小慎微的国企试验 |
第三节 中国国有企业思想滥觞 |
一、古代传统的国有制思想 |
二、近代以来国家主义的萌发 |
三、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计划体制下国企改革的制度思想探索 |
第一节 1949-1977年的国企改革 |
一、“行政性分权”战略的成因 |
二、“大跃进”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
三、“文革”乱局中的挫折与整顿 |
第二节“左倾”思潮下的探索争鸣 |
一、商品生产再认识 |
二、为价值规律正名 |
三、反思计划与市场 |
第三节“央地关系”中的制度摸索 |
一、“政府越位”的信息劣势 |
二、“经济核算”与产出计量 |
三、“政治挂帅”与效用评价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转轨时期国企改革的制度思想发展 |
第一节 1978-1992年的国企改革 |
一、“经济性分权”战略的形成 |
二、“扩权让利”方针的实施与评价 |
三、“企业承包”责任制的提出和改进 |
第二节“拨乱反正”下的思想解放 |
一、重申物质利益原则 |
二、定价权改革:“双轨制”来龙去脉 |
三、政府干预:从直接到间接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探寻 |
一、“留成包干”与效用激励 |
二、“政企不分”和预算软约束 |
三、“两权分离”与内部人控制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市场条件下国企改革的制度思想深化 |
第一节 1993-2012年的国企改革 |
一、“整体推进”战略的出台 |
二、“抓大放小”改组的酝酿与实践 |
三、“股权交易”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
第二节 经济学百花齐放的盛宴 |
一、产权理论的引入 |
二、股份制改革摸索 |
三、公司治理的尝试 |
第三节 面向现代企业的制度迈进 |
一、公司制改革与“政企分离” |
二、股权多元化与“控制权竞争” |
三、公开募股与“社会性约束”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理论总览与政策剖析 |
第一节 委托代理理论的演绎 |
一、理论范式的西方源流 |
二、观点内涵的中国发展 |
三、模型对象的衍生实践 |
第二节 国企改革的思路主线 |
一、委托人监督外部化 |
二、代理人激励具体化 |
三、主体间信息透明化 |
第三节 十八大之后的国企改革述评 |
一、新政背景 |
二、制度解析 |
三、预测展望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附录 |
一、前提假设 |
二、建模推演 |
三、结果建议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二、英文文献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7)中国民营企业扩张问题研究 ——以德隆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研究方法 |
1.5 论文创新 |
1.6 论文的组织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企业 |
2.1.2 民营企业 |
2.1.3 企业成长 |
2.1.4 企业扩张 |
2.1.5 企业危机 |
2.2 理论基础 |
2.2.1 企业成长理论 |
2.2.2 环境决定理论 |
2.2.3 企业能力理论 |
2.2.4 创新理论 |
2.2.5 企业家理论 |
第三章 中国民营企业资源和能力分析 |
3.1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
3.1.1 总量快速增长 |
3.1.2 质量不断优化 |
3.2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存在主要问题 |
3.2.1 产业层次较低 |
3.2.2 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仍待提高 |
3.2.3 生产要素支撑不足 |
3.2.4 服务体系建设落后 |
3.2.5 公司治理能力有待改善 |
3.2.6 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 |
3.3 中国民营企业家与企业的互动分析 |
3.3.1 民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能力 |
3.3.2 民营企业家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3.3.3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天”局限 |
3.3.4 中国民营企业家与企业治理结构 |
第四章 中国民营企业扩张的外部环境分析 |
4.1 政策环境 |
4.1.1 政策环境不断改善 |
4.1.2 所有制“差别待遇”仍然存在 |
4.2 法制环境 |
4.2.1 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
4.2.2 监管日益加强 |
4.3 经济环境 |
4.3.1 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影响巨大 |
4.3.2 “融资难”仍是待解难题 |
4.3.3 民营企业的行业障碍 |
4.4 政治关联与政企关系 |
第五章 中国民营企业扩张的机理分析 |
5.1 中国民营企业扩张的动力 |
5.1.1 企业扩张的七种动力 |
5.1.2 企业扩张动力的运行机制 |
5.1.3 中国民营企业扩张的动力分析 |
5.2 中国民营企业扩张模型 |
5.2.1 企业扩张机制模型 |
5.2.2 环境与能力的匹配:汤普森组织管理模型 |
5.2.3 中国民营企业扩张组织管理模型 |
5.3 中国民营企业扩张的路径选择 |
5.3.1 企业扩张方式及特点 |
5.3.2 民企扩张危机与外部环境关系失调 |
第六章 中国民营企业扩张的“德隆现象” |
6.1 德隆发展外部环境分析 |
6.1.1 中国资本市场日渐成熟、制度逐步完善 |
6.1.2 德隆地域扩张与政企关系变化 |
6.1.3 民营企业政治地位仍不稳固 |
6.1.4 金融仍是我国民营企业的“玻璃门” |
6.2 企业家理论框架下的唐万新 |
6.2.1 唐万新在德隆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 |
6.2.2 唐万新的企业家能力评判 |
6.2.3 “草莽”企业家与德隆“原罪” |
6.3 德隆金融败局 |
6.3.1 德隆融资渠道解析 |
6.3.2 德隆金融“戏法” |
6.3.3 德隆与金融监管的冲突 |
6.4 德隆产业扩张战略分析 |
6.4.1 “大”产业 |
6.4.2 “虚”产业 |
6.4.3 “散”产业 |
第七章 基于案例的民营企业扩张核心问题与对策 |
7.1 企业能力与外部环境的“适配”扩张战略 |
7.2 企业家愿景与企业能力的一致性 |
7.3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变“一人决策” |
7.4 企业危机管理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
7.5 中国民企的“去原罪”化 |
第八章 结论和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不足和后续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8)权力和权力博弈推动的平滑转型 ——以股权分置制度的演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
第二节 论文的研究思路 |
第三节 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股权分置制度及其演化过程 |
第一节 股权分置问题的初始形成阶段(1978-1993) |
第二节 股权分置问题的积累恶化阶段(1993-2002) |
第三节 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阶段(2002-2007) |
第三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工具 |
第一节 制度及制度的演化理论 |
一、经济学演化理论的起源 |
二、制度的演化理论 |
第二节 权力理论 |
一、权力的定义 |
二、权力的来源 |
三、权力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
第三节 产权理论——产权与国家职能之间的关系 |
一、产权的概念 |
二、产权的起源 |
三、产权与国家理论 |
第四节 制度、博弈及静态博弈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 |
一、制度及制度的博弈理论 |
二、静态博弈理论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第五节 过渡性制度安排理论 |
第六节 适应性效率理论 |
一、效率的定义及分类 |
二、诺斯的适应性效率理论 |
三、适应性效率的认知结构基础 |
四、适应性效率的本质 |
五、适应性效率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结构特征 |
六、股权分置与适应性效率 |
第四章 转型期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分析 |
第一节 政府的定义和作用 |
一、政府的定义 |
二、政府的起源和作用 |
第二节 转型期中央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分析 |
一、转型期中央政府政治权力的来源分析 |
二、转型期中央政府行为的特点 |
第三节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分析 |
一、地方政府的概念 |
二、地方政府设立的原因 |
三、转型期地方政府的目标分析 |
四、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行为特点分析 |
第五章 股权分置与国有企业改革 |
第一节 中央政府选择股权分置制度安排的原因 |
一、中央政府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 |
二、国有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 |
第二节 股权分置条件下政府与国有上市企业的博弈 |
一、股权分置条件下国有上市企业的治理特征 |
二、过度投资和多元化经营:国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投资行为特征 |
第三节 国企改革与中央政府放弃股权分置制度的原因 |
一、国有经济从"被动挤出"到"主动撤离" |
二、股权分置与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悖论 |
第六章 股权分置与证券市场的制度演化 |
第一节 股权分置条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 |
一、股权分置与中央及地方的制度效用变迁 |
二、地方政府利益主导下的国有上市企业"逆淘汰"效应 |
第二节 股权分置条件下政府和投资者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一、股权分置条件下政府对股市的行为分析 |
二、股权分置条件下投资者进入股市的原因 |
三、中央政府维持股权分置制度的条件 |
四、中央政府维持股权分置制度的不可持续性原因分析 |
第三节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投资者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一、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替代性和补偿性措施分析 |
二、中央政府推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原因分析 |
三、股权分置改革中中央政府与投资者的博弈结果分析 |
第七章 股权分置改革后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未来证券市场制度完善的建议 |
一、以区域性证券交易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 |
二、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体制建设 |
第二节 构建社会化的国有资本运作模式 |
一、我国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二、现代企业资产配置的社会化及对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借鉴 |
三、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对国有资产监管进行社会化改革的思路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国有企业MBO定价问题研究 ——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MBO定价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2.1 理论意义 |
1.1.2.2 实践意义 |
1.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1.2.1 理论基础 |
1.2.1.1 委托代理理论 |
1.2.1.2 人力资本理论 |
1.2.1.3 企业家精神理论 |
1.2.1.4 激励理论 |
1.2.2 文献综述 |
1.2.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2.1 现行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的普遍做法 |
2.2 现行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存在的问题 |
2.2.1 定价基础不合理 |
2.2.2 管理层的历史贡献不能科学量化 |
2.2.3 “所有者虚置”衍生的“共谋”和“寻租”问题 |
2.3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问题产生的原因 |
2.3.1 我国缺乏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 |
2.3.2 我国欠缺规范的中介机构 |
2.3.3 竞争机制缺乏 |
2.3.4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 |
第3章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模型的构建 |
3.1 国外的管理层收购定价实践 |
3.1.1 国外流行定价方法 |
3.1.2 美国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实践 |
3.1.3 英国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实践 |
3.1.4 俄罗斯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实践 |
3.2 完善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机制的建议 |
3.2.1 影响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因素 |
3.2.2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模型中各因素权重的计算 |
3.2.3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模型的构建 |
第4章 美罗药业管理层收购定价分析 |
4.1 美罗药业MBO 的背景 |
4.2 美罗药业MBO 的价值评估例解 |
第5章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合理定价的配套措施 |
5.1 建立公开竞价机制 |
5.2 培育并引入机构投资者 |
5.3 规范中介机构的培育和发展 |
5.4 建立健全我国管理层收购的法律体系,加强监管力度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附录B 管理层收购定价指标权重的调查问卷 |
致谢 |
附表一美罗药业的公司价值评估——经济利润法 |
附表二美罗药业的公司价值评估——经济利润法 |
(10)基于内部环境优化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概述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相关概念和研究内容 |
1.2.1 国有企业内部环境的界定 |
1.2.2 研究内容及逻辑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综述 |
2.1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
2.1.1 认识和批判 |
2.1.2 两权分离的逐步推进 |
2.1.3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2.1.4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思考 |
2.2 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经验 |
2.2.1 英国 |
2.2.2 德国 |
2.2.3 俄罗斯 |
2.2.4 波兰 |
2.2.5 新加坡 |
2.2.6 各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总结 |
2.3 国有企业改革现状与思考 |
2.3.1 改革现状评述 |
2.3.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内部环境研究综述 |
3.1 企业内部环境的研究综述 |
3.1.1 概念界定 |
3.1.2 环境要素的关系模型 |
3.1.3 企业内部环境管理 |
3.2 国有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现状 |
3.2.1 概念界定 |
3.2.2 管理综述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 |
4.1 引言 |
4.1.1 企业家激励与约束理论回顾 |
4.1.2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现状分析 |
4.2 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模型 |
4.2.1 标准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激励机制 |
4.2.2 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4.2.3 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最优激励 |
4.3 多任务委托一代理关系下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 |
4.3.1 企业业绩与管理者薪酬之间的敏感度 |
4.3.2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4.3.3 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 |
4.4 基于退出成本的约束机制设计 |
4.4.1 退出成本研究现状 |
4.4.2 退出成本与个人行为 |
4.4.3 模型分析与检验 |
4.4.4 退出成本与国有企业经理行为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执行力的提升 |
5.1 引言 |
5.1.1 执行力的定义 |
5.1.2 不同学者的执行力概念框架 |
5.1.3 执行力影响因素分析 |
5.1.4 国有企业执行力现状 |
5.2 国有企业执行力的评价 |
5.2.1 国有企业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
5.2.2 国有企业执行力的模糊综合评价 |
5.3 国有企业执行力的提升对策 |
5.3.1 人员执行力提升对策 |
5.3.2 组织管理执行力提升对策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企业文化的建设与评价 |
6.1 引言 |
6.1.1 企业文化概述 |
6.1.2 国内外企业文化研究热点 |
6.1.3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
6.2 心理契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
6.2.1 心理契约与企业文化的动态关系 |
6.2.2 国有企业文化变革的动态分析 |
6.2.3 国有企业心理契约的发展趋势与类型 |
6.3 基于心理契约的国有企业文化建设 |
6.3.1 员工心理契约的重构 |
6.3.2 重构与企业文化变革的结合 |
6.3.3 激励机制模型 |
6.3.4 员工激励机制 |
6.4 国有企业文化的评价 |
6.4.1 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方法比较 |
6.4.2 国有企业文化的综合评价 |
6.4.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国有企业组织机构变革过程优化及绩效评价 |
7.1 引言 |
7.1.1 组织结构变革的理论基础 |
7.1.2 国有企业组织结构现状与趋势 |
7.2 变革中的利益冲突及协调对策 |
7.2.1 利益关系的制度分析框架 |
7.2.2 变革中的行为主体及其利益取向 |
7.2.3 利益冲突的协调政策 |
7.3 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绩效评价 |
7.3.1 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
7.3.2 绩效的模糊积分评价 |
7.4 本章小结 |
总结与展望 |
1. 全文总结 |
2. 研究展望 |
2.1 研究不足 |
2.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加的科研项目 |
一、发表的论文 |
二、参加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四、董辅礽:两大问题阻碍MBO在国内推广(论文参考文献)
-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2]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D]. 王爱武.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PPP模式的问题与政策支持[D]. 刘芳. 湖南大学, 2017(07)
- [5]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D]. 张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6]新中国国企改革思想的演进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制度分析[D]. 陈庆.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12)
- [7]中国民营企业扩张问题研究 ——以德隆系为例[D]. 刘宏鹏. 石河子大学, 2013(01)
- [8]权力和权力博弈推动的平滑转型 ——以股权分置制度的演化为例[D]. 张富田. 南开大学, 2010(07)
- [9]国有企业MBO定价问题研究 ——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MBO定价模型[D]. 李晓霞. 重庆工商大学, 2009(04)
- [10]基于内部环境优化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晓宏. 天津大学, 2009(02)
标签:国企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联通混改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