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诗歌本体的审美特征

一、略论诗歌本体的审美特质（论文文献综述）

郭鹏飞^[1]（2021）在《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中国心性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主体存在与本体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唐代禅宗心性论继承发展了印度佛教心性思想、儒道玄三家心性思想以及中土佛教初传时期对心性问题的探讨,将主体之心性与本体之心性统一起来,标志着佛教心性论的成熟,具有无情有心、体用不二以及心性自然三大思想内涵。唐代禅宗心性论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对话、圆融的。人与自然具有共同的生命本源,人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能够了悟生命的智慧。从今天来看,这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生态的,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智慧,与深层生态学思想有着共通性。当这种智慧进入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中,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活动时,则转变为一种极具生态智慧的审美方式。禅宗心性论对唐代审美活动的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审美活动关注人的存在,强调审美主客体间的交融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生态审美智慧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等齐如一的审美境界、圆融无碍的审美方式、空灵淡泊的审美观照。禅宗心性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既存在着联系也存在着区别。从整合的角度来看,两者的相通性在于都强调审美与道德、此在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禅宗心性美学也存在有纵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非生态因素。西方生态思潮也对禅宗思想予以了关注,禅宗心性美学的境界与交融美学的审美场在审美主客体交融方面存在着相通性,以禅宗心性美学反观肯定美学,我们也能更好地认识到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对审美直观的忽略。总结而论,将人的本体存在与主体存在、自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唐代禅宗心性论正是一种超越艺术与宗教的生生之思。禅宗心性美学亦是一种强调审美主客体的圆融与审美境界的创造,具有丰富生态审美智慧的生生美学。

刘广利^[2]（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林雪儿^[3]（2021）在《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嘉三大家”是指刘宋元嘉时期的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他们自发地在诗歌中运用时序感模式。时序感模式是一种诗歌结撰技术,也是一种审美经验模式,即它是一种较稳定的表达策略,是一种较一致的主观认知,它的审美意义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诗歌艺术方面的。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在汉末文人五言徒诗处形成以“感物缘情”为审美经验、有稳定的表达技巧的时序感模式。太康时期,“感时生情”成为时序感模式的审美经验核心。元嘉三大家将时序感模式继承下来,并主要在哲学与世俗两个范畴对其内容进行扩充,使其审美经验更加丰富,并将其发展成纯熟的诗歌结撰技术。而三人各自的文化认知与处时态度也在他们表达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元嘉三大家的时序感模式在内容上包括哲学时间、世俗时间、审美时间三类,分析其诗歌的哲学问题、人事遭际、美学意义,能梳理出时序与志、情、理等主题的联系。刘宋时期,“缘情说”的内涵发生变化,“物”的限制减少,“感物”不是必须的传情途径,时序感模式直接成为主题表现的工具。元嘉三大家以诗的时间作为内核,以时空溶合、今昔对比、虚实相生等结构手段,多角度描写、夸饰、比兴、象征等手法,排比、反问、对举等句式,巧用叠词、联绵词、副词、动词等炼字技巧表现这种诗性的时间。如果从时序感模式的角度切入元嘉诗运转关的论题,考察元嘉三大家诗歌创作的复古与创新,那么时序感模式就有了更丰富的美学意义。复古主要指再度恢复了诗歌缘情言志的功能,具体而言是牢牢抓住感时生情的抒情内核、时与情的联系更加灵活。而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最大的两处新变是情感浓度的提高以及对物色的关注。前者体现在生死别离与韶华易逝两大主题在诗歌中频繁出现,甚至在表达上多直抒胸臆、直接议论与诘问时序。而对物色的关注则出于化解时序压迫的需求,其主要特点是时序中的节物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甚至为了更好地表现物与情的关系,丰富了比兴的表现技巧。第一章叙时序感模式发展前史,手绘先秦至刘宋诗歌时序感模式发展史作为背景板。以时序感模式的诞生标志《古诗十九首》为界,分先秦两汉诗歌的时间意识与魏晋诗歌的时序感模式两部分,考虑到元嘉三大家的复古取向,重点落在建安、太康时期。再在元嘉文学的背景中考察三大家复古出新的诗学实践与时序感模式的联系。第二至四章根据时序感模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从哲学向度、历史向度、抒情美学向度分别展现三大家中以理、情为取尚的各类诗歌的审美经验架构,从“浓情”与“物色”两个角度突出元嘉三大家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的新变,既对三大家诗歌创作中的复与变均有所关涉,又显现时序感模式在诗史中的演变状况及在中古后期的形态。

季凤^[4]（2021）在《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学术界对九十年代新诗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研究仍存在诸多值得深入研究之处。本文旨在结合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从场域理论和文本细读等角度切入,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进行较新颖深入的研究探讨。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场域的裂变。本章分别从抒情语境的转型、情感特质变异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二者又进一步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互渗、消费文化下的接受心理和边缘化抒情、抒情的现时转向、多种焦虑影响和抒情范式对撞等层面透视九十年代新诗抒情背景。第二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主体的存在表征。本章分别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从树状的激情抒发走向块茎状的游牧呈现,诗歌抒情地理的“巴尔干化”,抒情主体的审美转型。本章着重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场中抒情主体的共性表象进行研究。第三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的文本表征。本章分别分为四个板块:审美价值的纠偏——从形式美回归现时性,情感触点的游移——情与思,抒情话语的新质——后现代性、抒情策略的对话——综合性。本章将抒情理念和文本细读结合研究九十年代中国新诗抒情的文本体征。第四章主要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估衡。主要从两个话题进行研究:九十年代新诗的史学意义;解构与重建的互文共生。本章对前三章之外的话题予以补充式探讨。

赵宜嘉^[5]（2021）在《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文中指出“清”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大凡美善的事物一般都具备“清”的特质。“清”这一范畴产生于先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逐步成熟、正式定型。因此,本文截取魏晋六朝这一时期作为研究范围,对“清”进行内涵及外延的考察,有助于厘清“清”这一审美范畴在魏晋六朝这一成熟定型期的状况,从而为系统把握这一美学范畴奠定基础。在道家思想中,“清”是“道”的外显特征,这也开创了“以水表道”的传统。如果说道家赋予了“清”本体论性质,那么在儒家思想中,“清”则被赋予了价值论的性质,被用作道德评价的标准。在儒家价值体系中,“清士”是对人的要求,“清世”则是对社会政治的要求。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等因素,玄学得以生成、发展,王弼、何晏等人继承发展了老庄学说,开创了玄学“贵无”的理论体系,在玄学家的视角中,“清”也是玄学本体所具有的特征;此外,玄学家们崇尚朴素清淡之美,这也奠定了魏晋六朝“尚清”的审美趣味。由于时代环境等因素,魏晋士人们主体意识觉醒,他们自觉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更加注重自身的存在价值。因此,人物品藻之风盛行。可以说,人物品藻是魏晋六朝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最显着的特征。而“清”也蕴含在魏晋六朝时期对人物的姿仪、风度、才性、学识、气度、审美等方面的品评中。中国古人多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因此,以“清”品人投射到文学上,即为以“清”论文。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看,魏晋六朝文学家们作文崇尚“清省”之风,即清新简洁、清淡自然、不加雕饰的文风;此外,创作者也讲究诗歌、文章体貌的“风清骨峻”。从文学作品论的角度看,“清”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和玄言诗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从文学批评论的角度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气说”,以“清浊”论文气的标准一经提出,使得后世文人自觉追求“人之气”与“文之气”的和谐统一。结合曹丕在《与吴质书》对建安文人的文学评价,可以窥见,曹丕是主张为文“刚健之气”的。尚“刚健之气”的文学主张也被后世认为是“清气”的典范,衍生出一系列文学概念（风清骨峻等）。“文气说”的提出极大丰富了魏晋六朝文坛“清”审美范畴的内涵。“清”这一范畴在魏晋六朝时期被赋予了审美的意义。此后,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扩展,如唐之“清真”、宋之“淡美”、明清之“厚美”等。“清”这一审美范畴是历久常新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古人尚“清”的传统中寻求借鉴与启发。

岳亚莉^[6]（2021）在《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散文诗作为一种发端自国外的文体,因其灵动跳跃的形式和丰富多变的表现手法使人类灵魂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得到充分彰显。一大批从事散文诗的创作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将散文诗的文学价值提升到新高度,其中取得成就令人瞩目的当属“我们”散文诗群。他们通过创作实践使得散文诗克服重重发展困境,实现了新发展,并且在创作理念和作品内质方面实现了新质的建构。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我们”散文诗群及其作品进行探究,分析散文诗在面临文坛冷暴力的境遇下,“我们”散文诗群所实现的新突破。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分析了当下对于散文诗以及“我们”散文诗群的研究成果,阐述本文的选题和原因。第一章从背景谈起,分析了“我们”散文诗群的出场。彼时散文诗进入新世纪以后依然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具体体现在散文诗的文体归属始终受到争议且不被文学史所认同。从创作角度来说,散文诗美学也处在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不仅创作的作品难觅精品,对于散文诗的文学评论也是寥寥。在这种境遇下,“我们”散文诗群凭借新质的建构实现了突围。在创作内核上汲取了周庆荣的《我们》,并将“我们”作为一种态度。通过与“他们”诗派对比,可以梳理出“我们”散文诗群的群体概念。第二章讨论了“我们”散文诗群在理论新质方面做出的贡献之一“大诗歌”创作理念。这部分在系统梳理了“大诗歌”的提出历史之后,阐述“大诗歌”在散文诗文体确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分析“大诗歌”的“大情怀”和“大视野”两个具体内涵。“大诗歌”在创作方面的应用体现为长篇散文诗的写作和散文诗跨文体的尝试。第三章论述了“我们”散文诗群在诗歌理论方面贡献之二在于提出意义化写作。这部分首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了“意义化写作”提出的时代原因,其次从“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审美意识”三个方面阐述了“意义化写作”的内涵,最后以“我们”散文诗群的代表诗人周庆荣为例,分析了他的作品在“意义化写作”的指导下所呈现出的特点。第四章分析了“我们”散文诗群在创作内容上带来的新质——灵魂话语的建构。灵魂和身体存在的矛盾导致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的“灵语失踪”现象。这种现象的极端发育导致诗坛上催生出“下半身写作”的极端特例。这给诗坛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病:如内容低俗化、语言浅白化和审美媚俗化。因此诗人们意图通过建构灵魂话语来革除这些弊病,灵魂话语在建构的过程中发展出以下内涵:以身体意象为基础、以思索存在为主题、以神性描绘为修饰和以关怀人类为至境。最后一节通过分析灵焚的创作进一步阐释“我们”散文诗群所建构的灵魂话语在作品中的体现。结语部分总结概括了“我们”散文诗群实现的成就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我们”散文诗群作为一个处于生长期的散文诗创作团体未来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期待“我们”散文诗群,也期待中国散文诗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赵紫文^[7]（2020）在《晚明草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探究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书体发展的研究型论文,即以“晚明”为时间限定,以“草书”为研究对象。其中,“晚明”是社会发展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转型期,“草书”是极具个性及表现力的书体。两者的交融,无论是形体还是审美,都形成了诸多极具特殊性的艺术现象。本文试以形体发展、审美风格、理论批评等问题为探究视角,根据史料文献及图版资料,在前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晚明社会变迁的迹象与草书发展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性为切入点,深入晚明草书的表现形态及细节变化,阐释其嬗变与流变的规律。并试图深化对其发展特徵的认识,揭示影响这一时期草书发展的成因、变化及旨趣。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对晚明草书发展的背景,及基于本体的诸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所涉内容为:绪论部分是对晚明草书领域的学术研究情况所进行的梳理。同时,对相关概念、范围、方法等进行简要的阐释;第一章总体论述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背景及基本形态,从社会生态、书体生态、承袭的观念及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笔法形态的正统探索与个性延展的相关问题,从历代笔法流变中审视晚明草书家对笔法谱系的吸取情况,并探究晚明草书“正统笔法”观念的细微构成,以及各位书家之间笔法理念的差异化。同时对笔法的实践条件、类型、特徵等进行阐释,并对“个性化线变”的利弊进行辩证分析;第三章是针对晚明草书墨法形态的维度开拓与创造的研究,从晚明之前的墨法运用及理论中,总结墨法流变的规律与规约,并阐释晚明至清代对墨法突破与总结的特徵。以此考察墨法在晚明“泛化”的成因,并对晚明草书“创造性墨变”的维度及特徵进行探索;第四章主要涉及晚明草书字法形态的择用与形体再草化的问题。在深入草书字法的发展内涵,及晚明草书字法的发展状态中,对符号草法和形体字法的改造予以细致探究,总结了晚明草书草法中的一些形变规律和特点;第五章以晚明草书结体形态的奇异形变及空间特徵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梳理从晋唐到晚明草书结体空间的流变,从单字、字组、长字组、纵向行形等角度,探讨草书结体空间的异变及奇异性;第六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章法与势的表现提升,及审美视域的拓展,通过设定参照系与测算参数的方式,对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问题进行寻绎。同时,对章法的欹正关系进行考察,通过“横中心倾角线”和“横行线律动”的方式进行尝试性阐释,得出数据和相关结论以辅助论述。另,对草书章法的区域对比与表现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笔势、体势等进行探究;第七章是从明代文艺思想与书学理论的同步关系出发,结合明代前期、中後期,书学理论的变化与特徵,对晚明草书相关的理论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晚明草书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分析。下编是为配合正文研究所编《晚明草书字形汇编》,收集了晚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及傅山等书家的草书作品共420件,分为4100余个字头,共32220个草书字形。

徐慧极^[8]（2020）在《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体式”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对艺术门类、类型、体裁、风格等涉及体制与样式问题的总体概括。本文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体式问题。中国古代艺术体式有其独特的形式构成与理论表达方式。本文针对艺术体式理论的论述是以四个结构层次为划分依据,从五个理论维度进行阐述。四个结构层次分别是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以及从体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风格;五个阐释维度分别是物质媒介与艺术语言、形制规范、名家样式、地域风格、时代风格。艺术体式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它在门类、类型、体裁三个层级上经历了从混融综合之“艺”到独立之“体”,再到具体体式细化、整合的演化过程。先秦、秦汉是艺术体式的混融期,体式在礼乐制度的规约下发展,该时期着重讨论的是体式与礼乐制度、百工技艺的生成及规范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体式的确立期,各艺术门类作为独立个体的艺术批评意识日渐强烈,门类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界限渐趋明朗,体式理论侧重于强调艺术家的主导作用及名家样式的典范地位,体式形构、样貌的形式认识逐渐深化,二者在体的生成、确立中互为因果。唐宋是体式的系统整合期,也是体式形制规范的重构期,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的样式标准逐渐建立,书、画、乐门类艺术的样式类型论逐渐形成,奠定了后世艺术体式阐述的理论基础。元明清时期,艺术体式在整合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艺术体式理论通过拓展体式阐述的本体向度,整合前代艺术体式,再释体式活力。从种类形式层面延伸至风格,时代风格、名家样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成为体式阐述的主要方面。历史阐述维度进一步推进,既有体式的样式形态获得了系统的梳理,体式的形式构成因素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凝练,部分原有艺术样式的体式价值得以彰显。把握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理论,是重审古代艺术样式形态、样式谱系、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等论题的一个窗口,也是认识古代艺术整体样式构成的一架梯子,对之进行系统整理,有助于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现代阐释。

徐艳兰^[9]（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耿灿^[10]（2020）在《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蒙古文书法作为民族艺术样态,体现着蒙古民族对于文字的特殊美学实践。在对汉字书法充分借鉴、吸收、融合的历史脉络中,更彰显着蒙、汉民族在艺术交融中生发的特有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国蒙古文书法不仅反映了蒙古民族在文化生态中历时线条上的形态凝结,更生动体现着本民族在共时空间中书法本体构成、美学追求上的理念价值与地域思考。目前,对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追溯、书家品评、课程教育等方面,研究呈现碎片化及局限性特征。因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展开,不仅具有前人未曾涉及的整体性和学理性,更是承上启下地提升、丰富蒙古文书法的历史与现代内涵。本文将中国蒙古文书法置于文化生态视域中。首先,关注于影响中国蒙古文书法原初生成的生态要素。文中通过对自然生态域境（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等）、人文生态域境（民族交融、文化交融等）的具体分析,确认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别的地方性特征认识。继而,以生成为基础,以时间脉络为线索,呈现其从元朝、明清、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演变历史。其次,关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存在。通过分析文字造型特征,结合书写工具、书写内容、书体构成等,探寻其书法性存在,探讨其独特美学品格。书法作为文字书写的艺术,更是文化之名片,深层次的追问是,从文化生态立场深度解读中国蒙古文书法为何如此生成、发展,为何会有如此美学品格呈现,以发掘其社会文化底蕴。最后,关注于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结合一手田野调查及人物访谈资料,从学院、民间、城市符号资源集中展示蒙古文书法现状,面对文化生态要素的变化,梳理现实困境与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困境与挑战之间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基于文化生态视域,本文分别从以下六部分对中国蒙古文书法进行观照:一、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初生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外层要素的关联性考察,由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产生与之相适的游牧方式,同时孕育着蒙古族之民系性格及审美方式。而国家的建立、文字的出现、汉字书法的成熟,合力作用下完成蒙古文书法最初的本土化确认。但原生之初,文化生态中物态、制度、行为、精神等诸多要素已孕育其中,在日后历史进程中,影响其从萌芽走向成熟、从简单走向丰富。二、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演变。本章从时间线条出发,梳理蒙古文书法不同历史分期的演变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原生态时期,即蒙古汗国与元朝时的萌芽与探索;继生态时期,即明、清与民国的规范与发展;新生态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开拓与繁荣。三、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构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中间层要素（语言、文字、图形等）的关联。在现代书法创作中,蒙古文书法对于文字的使用具有选择性;在文房四宝的使用上,既有汉族元素的融入,又有本民族元素的改良;在书体、笔法、章法的表现上,一方面继承汉字书法传统技法,另一方面则是结合蒙古文文字造型特点,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艺术精神探求。四、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美学内涵。在中国蒙古文书法历史成长中,诸文化要素相互影响作用,而对于一种艺术形式而言,中国蒙古文书法是文字、审美、工具、情感等诸多要素的自身凝结与生成。具体而言,将其归纳为自然、多元、复古、宏阔及尚圆的美学特质。五、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文化追问。本章在于对以上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形成、本体构成、美学表现上的深层追问。诸种凝结,归根到底在于创造、发展他的“人”,也是文化生态中内层、核心层,即“人心”之凝结。具体表现为蒙古文书法、汉字书法在文化涵化上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及求同存异。同时,在蒙古族自身的艺术生态脉络中,蒙古文书法一方面丰富了极具个性的地域草原文化,另一方面又从此生态的其他艺术类型中汲取成长之养分。六、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就文化生态而言,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现实之承载。现实亦是一种动态存在,前文作为中国蒙古文书法在时间上的变量,本章则是其空间之凝固,在特定时间节点的静止与思考。基于丰富田野考察,集中展现蒙古文书法在中国的典型资源分布,通过分析其生存现状,提出历史与现代结合,以地域性体现原创性,以民族性体现创新性的发展之途。

二、略论诗歌本体的审美特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诗歌本体的审美特质（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晚明草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论诗歌本体的审美特质（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D]. 郭鹏飞. 山东大学, 2021(02)
•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3]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D]. 林雪儿. 中山大学, 2021(08)
• [4]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D]. 季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D]. 赵宜嘉. 扬州大学, 2021(09)
• [6]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D]. 岳亚莉. 扬州大学, 2021(09)
• [7]晚明草书研究[D]. 赵紫文. 吉林大学, 2020(04)
• [8]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D]. 徐慧极. 东南大学, 2020(02)
• [9]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10]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D]. 耿灿. 内蒙古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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