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书的编订与六经的形成（论文文献综述）
杨庆存,郑倩茹[1]（2021）在《中国经学的守正创新与人文精神》文中研究说明儒学传承在经学。中国经学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文化创造的智慧结晶,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和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经学这一最具民族特色的学术文化表现形式,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动态知识系统和综合性很强的古代文化信息库,保存了大量珍贵文化史料,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人文思想。经学以人才培养、人文化成、安邦治国为宗旨,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文化传承、理论创新和推进社会文明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经学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不断创新的学术演变史、文化发展史和人文教育史。经学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关键在于经世致用、人文传承,呈现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特点,体现着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范丹凝[2]（2021）在《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吴汝纶是晚清着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这位“桐城派最后宗师”尚未有过系统的讨论,也未曾出现以吴汝纶作为研究对象专着。古文是吴汝纶不朽的功业,也是他一生学行的基础,所以研究吴汝纶的思想和创作,须从其文学活动入手,深入研摩文本,了解其继往开新古文理论和创作,才能全面把握吴汝纶生平学行大旨及其他方面的思想。本文以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再次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吴汝纶以古文说经、以古文设教方面的内容。介于目前尚无对于吴汝纶生平经历的系统的梳理,故而本文第一章用了较长的篇幅考论吴汝纶的一生行迹,尤其是他早年幕府经历和为官经历。通过考察他的人生经历,分析他的性格特点、价值祈向和学术追求,为进一步阐述其学术思想和古文理论、创作观念奠定基础。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其中第二章为全文重点,探明吴汝纶古文思想的两个核心主张: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这两个观念也是吴汝纶一切古文思想的起点,也是勾通他对于桐城古文之学理念和经世致用价值观的核心思想。结合目前文本资料来看,吴汝纶关于古文创作的理论大多来自桐城派经典文论,故而本文第三章主要论述吴汝纶古文创作中承袭自桐城派的一面。包括他对于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对桐城派创作方法和与之相应的古文风格的继承。吴汝纶着籍桐城,又从学曾国藩,既是桐城的后学晚生,又是“湘乡派”的中坚力量,他的古文理论自桐城派中来,在创作中又融合了湘乡派之气派。故而其创作理论和行文之习尚未背离桐城法度,但文章主题与审美取向却又与之异趣。故而文章第四章重点结合吴汝纶代表性的古文作品,分析他在古文创作主题、形式、审美趋向方面的具体观念,力图较全面地展示吴汝纶在古文内容选择和风格取向上偏于湘乡派的一面。第五章涉及了吴汝纶“以文求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经学研究。这是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问题。事实上,桐城派大部分作家都有经学研究的经验,但并无独树一帜的经学研究方法。吴汝纶继承了姚鼐以来经学研究的成果,并将其落实在《尚书故》《易说》的写作方面。而究其“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亦与其“以文求道”的古文理论有关。第六章专门讨论吴汝纶“以文设教”的理论。吴汝纶关于以古文养育人才以及在清末新政中“以文设教”的一系列观点。这部分观念也是他“以文求道”古文观念的延续。在莲池书院时,他教导弟子学习古文是以“通达世变”为目的的;而经历了日本考察之后,他对于古文设教抱以传承国民精神的希望。事实上,吴汝纶当时提出的关于新式课堂中学设置的观点,成为后世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主题纲领。同时,从桐城古文存亡的角度,吴汝纶在新式教育中“以文设教”观念最终动摇了古文这一经典文体存在的基础,间接加速了桐城古文走向衰亡。无论从古文理论或是创作上看,吴汝纶的古文思想与其持守的经世致用精神密不可分。在他积极探求以文弼世的道路上,除了赋予古文实用性的功能以外,也强化了以古文讲求经世之务的作用。吴汝纶希望加强文法的作用以发挥古文在描述新时期新事物时的重要作用,同时彰显古文之体作为“中学精髓”在文学艺术层面的优越性。在他的努力之下,古文艺术性和实用性皆得以发挥作用,既具备古典文言散文的形式,又在清末相当一段时间充当了新学思想的载体。后世新文学的倡导者尽管强烈批判桐城派,却也承认正是由于吴汝纶等人对于古文的改造使得桐城古文在晚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领路人。
王丹[3]（2021）在《裂变与归化：民国文学史书写中经学向文学的转型》文中提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文学史中有大量的篇目,在传统知识体系里属于经学的内容。学界认为,这一现象造端于清季民初学术体系的转型,在民国文学史的书写里得到了典型论证。本文尝试通过对民国文学史书写的分析,探讨它是如何通过对于经学部分材料的归纳、转化与分类,实现了经学中部分文献向文学转型的这一问题。第一章首先梳理民国文学史书写所发生的语境。民国文学史的书写本身就发生在经学的逐步瓦解、国学运动和文学科建立这一复杂背景之下。作为传统学术核心的经学被教育系统废除,在国学思潮的改良下成为普通文献材料。与此同时,文学科在西学影响下建立。学者们从原处于经学中的材料里寻找文学价值,并在文学史的编订中对其进行阐释,将其向文学转化。第二章讨论民国学者对经学中《诗经》的文学化改造以及文学史对《诗经》进行的新的文学定位。民俗学的介入帮助《诗经》摆脱经学身份,“抒情性”给予《诗经》文学价值,又因其诞生于中华文明初始阶段,深刻影响后世文学创作,而具有了诗歌类源头的文学地位。第三章处理民国文学史如何以新的散文理念重新定位了《左传》和《论语》、《孟子》的问题。学者通过定位《左传》为叙事散文,《论语》、《孟子》为说理散文将它们归类文学,又因其独特的叙事风格、丰富用词及高超的论说技艺确立了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民国文学史通过对经书进行去经学化、并通过文学化阐释、新的文体归类等方式,使传统经学中的部分内容符合了现代文学特征:《诗经》成为诗歌类抒情文学的源头;《左传》成为叙事散文的典范;《论语》、《孟子》因论说风格和语言特色被部分文学史归为说理散文的经典,实现了经学向文学的转型。
赵彦[4]（2021）在《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乾嘉时期历时八十五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刻,也是社会结构酝酿着的变异时期。乾嘉学者以总结、概括、整理、辑佚、辨伪、求真的姿态登上学术的舞台,这一时期,学者名家众多,学术门类繁多,为学取向各异。汉学、理学、心学、考据学、宋学、历史学、实证哲学因势而兴,寻求发展。各种思潮、学术流派争鸣裂变,组合重构。在这种过程中引发了对各种典籍的总结、考据、扬弃、重新发现的问题。本文以乾嘉时期时间段为起点,以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研究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在经济、政治、社会、地域条件、文化传承相对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情况下,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历史语境、文化现实、学术理路等体系变化和突破的问题。其一,从“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史角度出发,对先秦诗经学、秦汉诗经学、魏晋唐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元明诗经学、清初诗经学进行梳理和概述。因为侧重不同,主要论述占据诗经学主流地位的观点和内容,其他细枝不再赘述;其二,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基本学术背景进行研究。从概念上进行明晰,对时代的乾嘉和学术的乾嘉进行区分和辨析;从学术研究讨论风气的形成,大师名家聚集式的出现,学者着述丰富名着繁多来论述乾嘉学术与经学的复兴;从重汉抑宋学术风气的形成,小学、考据治学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等方面探究在学术范围内乾嘉诗经学繁荣的内在里路。其三,运用融会贯通的历史学眼光,对乾嘉时期的诗经学进行分类探讨。在内容上进行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方面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因声求义的总结,打通远古经典与现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膜,剥去蒙蔽在《诗经》上的层层积尘,回到《诗经》的源头体会圣人之道。其四,对乾嘉时期三家诗及辑佚进行研究分析。简要论述三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揭示三家诗在乾嘉时期研究出现高潮的学术原因;以陈寿祺《三家诗遗说考》为例来分析乾嘉时期三家诗的研究特点;在辑佚风气的影响下,关注诗外诗的研究,以沈德潜《古诗源·古逸》为例探讨诗外诗的价值。其五,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崔述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崔述在汉学宋学的交互影响下如何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根据崔述诗经学着作《读风偶识》来具体论述崔述与诗经汉学的联系和区别。其六,对乾嘉时期汉学的三大流派进行代表人物、重要着述、学术风格的总结,明确乾嘉汉学在此时期的主流地位和重要成就。最后,总结乾嘉诗经学的突破和成就。从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乾嘉诗经历史地位的建立三个方面来论述乾嘉诗经学的主要成就及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如同中国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时期诗经学也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高潮、衰落、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变的过程。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回到历史,目的并非全然以古人的立场和价值为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历史语境、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下取得古今视野的双向贯通。
周玥彤[5]（2021）在《明代江苏地区文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一直以来,学界持有的观点便是:明代文学以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而昌盛,诗文相对衰弱且成就不显。因此学界对于明代文学的研究也主要聚集在小说和戏曲方面,对于诗文研究相对较少。再言作家研究,大都放在着名的戏剧作家身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诗文作家的研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经济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加之科举的兴盛导致文学较为发达,衍生出众多杰出的作家,就此而言也可看出地域作家的重要性与时代影响力,因此不可忽略地域作家研究。在具体的时间与地域范围内进行细致的分析,既可以了解作家群体产生的原因,也可以一探地域特色。序跋作为一种文体,虽已得到重视,但远远不够。可言,序跋不仅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比如文人诗文集的序跋中经常言及家庭状况和为官经历,可使研究者更清晰的了解人物生平经历。另外,序跋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序跋中展示了大量的文学思想。通过整理和研究明代江苏文人诗文集的序跋,可以窥探明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可以纵向的知道明代江苏文人的交游情况以及文集的刊刻情况,从而了解具体时间与地域范围内作家的为文为官思想、创作详情及整体的文学发展状况。序跋对于研究明代作家具有重要的参考辅助意义。本论文题为《明代江苏地区文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以明代江苏作家的诗文集序跋为主要抓手,在搜集、整理、句读序跋过程中,记录序跋中言及的作家生平经历、为文为官思想、创作情况,综合分析其中体现的家族群体和文人交游结社,论述考察序跋中体现的明代江苏作家的整体风貌。论文除去“诸论”和“附录”,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分析江苏地区科举状元。明代吴中地区以其发达的科举现象引起后世关注,而状元层出更是明代江苏的地域特征之一。因此,从科举状元来分析明代江苏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第二章分析明代重要的家族群体,江苏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经济稳步增长,深厚的物质基础也造就了良好的民风,优越的地域经济和环境为安心研习科举奠定了优良基础,中原地区的人才纷纷流入此地,使得文化兴盛蓬勃,家族文学也随之兴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门望族特别注重家学家风的传承留存,因此本章中列举苏州文氏家族、无锡秦氏家族和太仓王氏时亦谈及家风家学的传承,藉以展现序跋中的家族风貌。第三章为序跋中的交游结社。自古以来,文人交游酬唱,结社风气长盛不衰,至明清更是达到鼎盛,江苏范围内的交游结社就有玉山诗社、北郭十友、复社等,全国范围的交游结社更甚,本章主要分析序跋中体现的交游结社。第四章为序跋中的思想内涵,如立德、立功、立言、诗本乎性情、诗穷而后工、诗法汉唐。第五章是序跋中的文集刊刻情况,多为后世子孙不忍长者诗文集散佚不存,收藏其集并刻之,当然,亦有官刻。通过对诗文集序跋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展示作家形象,亦可以展示家族文学和文人结社,同时对于地域文学研究亦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序跋整理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明代江苏地区诗文集序跋中的具体内容,以其能进一步丰富被忽略的作家研究和明代江苏地区的地域文学研究。
王利[6]（2020）在《经学瓦解背景下的胡适考证学——以经史转变为线索》文中指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考证学方法是杜威实验主义与清代考据学结合的产物:以考据学为核心的清代经学是其直接来源,而以实验主义为主的西方学说则在理论、系统上起到辅助作用。1928年前后胡适发生较为明显的思想转变,之前偏重于"疑古辨伪",之后则倾向于"信古重建"。但其治学方法,前后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治学态度更偏向于"小心的求证",可以将此视为胡适思想的自然演进。胡适在其考证学的演进中,吸收了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宋学诸家的观点和理念,但也对经学的瓦解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去除经学在宗教、政治、经说方面的因素,将之向史学方向转化。可以说,胡适考证学的形成与演进恰好伴随着经学的解体,以至衰亡。
顾王乐[7]（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徐艳兰[8]（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孙顺顺[9]（2020）在《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文中研究表明井田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符号。《孟子》是记载井田制的原始文献。先秦典籍中有两种类型的井田制,一种是《孟子》中记载的八家共井、中有公田的模式;一种是《周礼》中记载的九夫为井、十夫有沟的模式。前者简称为公田井田制,后者简称为沟洫井田制。其它先秦典籍中有和《孟子》、《周礼》中记述的井田制相类似的内容,如《诗经》关于“公田”的记载等。两种井田制度模式应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都源于对历史和现实制度的整合。但两者反映了不同的制度取向,前者反映了均平、互助理想,后者反映了度地居民、土地国有的追求。两种制度模式被后世研究者不断的诠释和重构从战国至两汉,对井田制的研究始终处于不成熟状态。两汉时期,存在一个主流的井田制叙述模式,即《孟子》的公田井田制模式的衍生模式。这个衍生模式最早见于《韩诗外传》,其主要的特征是中田有庐和八家平分公田。从董仲舒到班固再到何休,经学家如何表述和诠释井田制,大都以《韩诗外传》的记载为限度。这种现象表明胡适所论的井田制层累说过于简单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受到经学治学规则的束缚,家法和师法限制随意解经。其次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汉代官方统一经学的活动的影响,最后是和汉代主流的今文经学的解经特点有关。今文家有重经义,不重制度的特点。郑玄以前,井田制研究不成熟的主因是今古文经对立下经典认证的不统一。郑玄对于两汉学术的不成熟状态有深刻的自觉。郑玄“括囊大典”是为了跳脱今古文的窠臼;“网罗众家”是为了摆脱家法师法的束缚;“删裁繁诬,刊改漏失”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追求;“念述先圣之元意”是为了使得制度儒家精神化。郑玄经学研究的客观结果是创造了井田制研究的经学典范,“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是井田制研究经学范式的开创者。他所注解的井田制综括了先秦至两汉的儒家政治中重要的精神和思想,奠定了后世经学家井田制研究中普遍遵循的儒家精神基调。这就意味着井田制研究的儒家精神化的完成。郑玄也是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首倡者。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井田制度研究的礼学化。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也可称为礼学建构路径。汉学路径以《周礼》为主要依据的经典,以郑玄所建构的井田沟洫制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经学史上井田制研究依据文本和制度模型的第一次转向。汉唐之间,郑玄经注上升到类似经的地位。对经和郑注进行再注解的经学研究被称为义疏学。从范式发展的角度看,井田义疏的兴起和发展是郑玄井田制研究范式的细化和深入化的体现。细枝末节的研究直接导致了汉学路径在唐代以后逐渐走向碎片化和无意义的困境。宋代的理学思潮兴起为井田制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条件。理学重塑井田制经学研究的进程始于欧阳修。欧阳修的理学批判精神和体用思路的运用影响了井田制汉学路径发生转向。在理学批判思潮和解构观念下,朱熹重构了理学化的井田制度。朱熹的井田制新注既是井田制理学化研究的典范,也是井田制研究由汉学路径转向宋学路径的标志。宋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以理学批判和理学推论为主要思维方式;确立了以义理为本,以制度为末的制度观念;依据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等。宋学悬置了一个地位高于经典、高于制度的本体性的理,在经典和义理之间的制造了新的张力。理学化研究路径的弊端在于极易流于独断,甚至造成删改经典的弊病。清儒对前贤井田制研究的流弊有清醒的认识。清代经学中的井田制研究是承宋学之弊而起,主要是对宋学的反拨。清儒的井田制研究主要有两种旨趣,一是除宋学之弊,二是求汉学之失。因此往往以汉学相标榜。清儒以多种方式的创新来实现除弊救失的旨趣。沈彤选择的路径是调和汉宋。沈彤在讨论井田制时将宋学的义理阐释与汉学的数理论证作了折衷和调和。江永选择的路径是坚持汉学,走出宋学。他对待汉学的基本态度是右郑,但不袒郑;尊经但不曲经,不强作解释。金鹗选择以宋学反宋学。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宋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宋人的理学方法和思维。金鹗的井田论是清代考证学背景下宋学路径自我革新的体现。清代中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经史分离的初步尝试,一种经学的史学倾向。崔述将经学井田论做了概括和析分,他提出一个井田论三分法,即“先王之意”、“先王之制”,“后儒之论”。崔述将经论和历史制度作了分离。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经书上和历史上的井田制度相分离,分离尽管不彻底。晚清孙诒让井田经注的史学化倾向体现在首先是将经典文本的历史文献化。他将经典和子部书籍视作具有同等价值的的考证依据,实际上这是在降低经典的价值。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经典的历史文献化。其次,孙诒让治经崇尚的方法是经学考证法。考证法的目标是求真求是。崇尚方法的结果是将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纳入了历史维度的考察。井田制历史属性的考察是井田制研究史学化倾向的重要表征。清代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中出现的经史分离尝试和史学化倾向并不是经史转型的前奏。相反,这种新的变化却是经学研究自身活力的体现。清学后期的两种取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井田制研究中史学意识的自觉。但是,经学时代的井田制研究不会突破经学的藩篱而走向史学。汉学,宋学,清学三者都和经典产生了张力,即背叛、挑战和疏离。三者的接续递嬗则是经学为了缓解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张力的自然发展。张力同时也是活力,保证了经学研究始终为尊经而发展。近代以来,井田制研究经历了从经学到社会经济史的近代转型。井田制研究的近代转型并不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转型的动力来源于现实需要和西方新学术的冲击。清末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提出的托古改制说和未来乌托邦说解构了井田制的神圣性。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接续发展了清代以来的史学化进程。梁启超引入新史学观念,将井田制视为理想和历史的结合体。刘师培将井田制研究纳入田制史的范围进行考察,同时引入了社会进化史的观念重新阐释了井田制。他们共同推动了井田制研究由经入史的转变。胡适的新井田论彻底否定了经学井田论。他认为井田制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他通过否定井田制的存在来否定井田制的历史意义。他将《周礼》等经典视为伪书,将汉儒以后的注疏视为层累的学说史,从而否定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建了一个井田制研究的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社会形态理论证明井田制存在的合理性,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研究井田制,促使井田制研究转向社会经济史的轨道。井田制的内涵在近代经历了从儒学思想到共产主义理想的转变和重构。井田制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基本制度。康有为将井田制视为孔、孟托古改制的创作和未来大同社会的构成。梁启超、孙中山、江亢虎等都将井田制等同于社会主义。胡汉民等将井田制看做原始共产社会。胡适认为井田制是乌托邦理想。蔡和森、郭沫若等将井田制看做是决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近代思想界对井田制的重构过程是井田制由儒学内涵的消解到共产主义的再发现的过程。政治和历史的交互影响,既重塑井田制的历史价值也为近代中国走向土地国有制和共产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秦洁[10]（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二、经书的编订与六经的形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书的编订与六经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经学的守正创新与人文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一、“诂经之说”与“学凡六变” |
| 二、“经学发轫”与“经典定型” |
| 三、文化集成与族群智慧 |
| 四、“有根、有用、有效” |
| 五、经学传承与开拓创新 |
（2）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吴汝纶的生平 |
|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培养与古文教育背景 |
| 第二节 曾氏幕府中的历练与文缘 |
| 第三节 从“三十专城”到“志在吏隐” |
| 第四节 莲池十年与扶桑四月 |
| 第二章 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认识与发明 |
| 第一节 吴汝纶对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 |
| 第二节 文道观念的重塑 |
| 第三节 重视文法与桐城文论的新变 |
| 第三章 吴汝纶对桐城古文创作理论的实践 |
| 第一节 学为文用:吴汝纶的古文学习方法 |
| 第二节 以气行辞:“因声求气”说在古文创作中的运用 |
| 第三节 高邈古雅:吴汝纶承于桐城的古文风格 |
| 第四章 吴汝纶古文创作的湘乡派特征 |
| 第一节 能济时变的“有为之作” |
| 第二节 文气“厚集”与“行气之法” |
| 第三节 雄奇谲宕与坚直劲健 |
| 第五章 “因文求意”与吴汝纶的古文说经方法 |
| 第一节 “因文求意”的由来、运用及特征 |
| 第二节 《易说》“因文求意”的实际应用 |
| 第三节 《尚书故》中的综合性说经实践 |
| 第六章 古文之学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改良 |
| 第一节 莲池书院时期的“以文设教” |
| 第二节 “以文设教”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提出与运用 |
| 第三节 “以文设教”与“国民精神”的养成 |
| 第四节 贺涛对“以文设教”观念的继承与保定文学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裂变与归化：民国文学史书写中经学向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经学的瓦解与民国文学史中文学观念的生成 |
| 第一节 西方学科制度的冲击与经学的瓦解 |
| 一、西方学科制度的借鉴 |
| 二、经学观念的瓦解 |
| 第二节 国学思潮下新文学观念的孕育 |
| 一、国学作为学科发展的背景 |
| 二、国学下文学观念的兴起 |
| 第三节 民国文学史编写中对经学的重新审视 |
| 一、民国文学史的编写情况 |
| 二、民国文学史对经学的收录情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俗与抒情:民国文学史中《诗经》的文学化重塑 |
| 第一节 从政治载体到民俗歌谣:《诗经》的去经学化 |
| 一、疑古思潮与恢复《诗经》“本来样貌” |
| 二、作为民俗歌谣被重新阐释的《诗经》 |
| 第二节 抒情文学的观念:《诗经》文学价值的建立 |
| 一、以“情真”为核心的文学观念之形成 |
| 二、文学史对《诗经》抒情价值的强调 |
| 一、《诗经》在文学史中的分类 |
| 二、《诗经》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叙事与说理:民国文学史中的散文理念与语言聚焦 |
| 第一节 从文学史书写看民国文体观对散文的界定 |
| 一、西方文体概念的移植和重建 |
| 二、民国散文文体的发展与经书的散文归类 |
| 第二节 从编年纪史到叙事散文:《左传》的文学经典化 |
| 一、对左传叙事散文身份的认可 |
| 二、对《左传》文学经典化的重新建立 |
| 第三节 《论语》、《孟子》的语言特征及文学定位 |
| 一、《论语》、《孟子》说理散文的定位 |
| 二、对《论语》、《孟子》语言风格的赞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乾嘉以前诗经学研究 |
| 一、先秦诗经学 |
| 二、秦汉诗经学 |
| 三、魏晋唐诗经学 |
| 四、宋代诗经学 |
| 五、元明诗经学 |
| 六、清初诗经学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诗经学研究综述 |
| 一、清人着作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二、近人学术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三、近人经学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四、诗经学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五、清代诗经学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六、乾嘉时期诗经学学者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乾嘉时期诗经学知识背景与学术风气 |
| 第一节 乾嘉诗经学概念明晰 |
| 一、时代的乾嘉 |
| 二、学术的乾嘉 |
| 第二节 经学的全面复兴 |
| 一、学术交流蔚然成风 |
| 二、大师名家集聚出现 |
| 三、着述丰富名着繁多 |
| 第三节 重汉抑宋与诗经学研究 |
| 一、经义研究以古为尚 |
| 二、诗经训诂成就斐然 |
| 三、诗经学凭证据立论 |
| 第四节 小学、考据与诗经学研究 |
| 一、小学通经典 |
| 二、考据治诗经 |
| 第二章 诗经学研究的历史眼光 |
| 第一节 《诗经》名物制度研究的历史打通 |
| 一、名物研究博采众长 |
| 二、礼仪制度互为阐释 |
| 第二节 《诗经》天文地理研究的历史溯源 |
| 一、天文研究中西合璧 |
| 二、地理研究因地释人 |
| 第三节 《诗经》“因声求义”研究的历史演变 |
| 一、“因声求义”内涵的发展 |
| 二、“因声求义”的历史演变 |
| 第三章 乾嘉朴学诗经流派及风格研究 |
| 第一节 吴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学术风格特征 |
| 第二节 皖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皖派学术风格特征 |
| 第三节 扬州学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学术风格特征 |
| 第四章 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研究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 |
| 一、乾嘉以前三家诗辑佚简述 |
| 二、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成就 |
| 第二节 陈寿祺与《三家诗遗说考》 |
| 一、陈寿祺其学术渊源 |
| 二、《三家诗遗说考》 |
| 第三节 《诗》外诗辑佚研究 |
| 一、《诗》外诗内涵 |
| 二、《诗》外诗研究简述 |
| 三、沈德潜与《古诗源·古逸》 |
| 四、《诗》外诗价值研究 |
| 第五章 崔述《诗经》研究走出宗宋宗汉的怪圈 |
| 第一节 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 |
| 一、汉学宋学之争 |
| 二、崔述之家学渊源 |
| 三、疑古与考据相伴而生 |
| 四、汉学研究方法之弊端 |
| 第二节 崔述与《读风偶识》 |
| 一、沿袭孔子诗教思想 |
| 二、以史证诗与以诗证诗 |
| 三、以情论诗与以俗释诗 |
| 第三节 崔述独立思考之意义阐释 |
| 一、学术史之价值 |
| 二、考据疑古之突破 |
| 第六章 乾嘉时期诗经学研究的突破与成就 |
| 第一节 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 |
| 一、实事求是的学术演变 |
| 二、实事求是风气之突破 |
| 第二节 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 |
| 一、文字、音韵、训诂为始阶 |
| 二、求真求实、信而有征 |
| 三、以经解经、贯通经传 |
| 第三节 乾嘉诗经学历史地位的建立 |
| 一、形成独具特色的诗经考据学 |
| 二、整理了丰富的诗经学文献资料 |
| 三、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明代江苏地区文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序跋中的科举状元 |
| 第一节 洪武-弘治时期 |
| 一、成化壬辰状元—长洲吴宽 |
| 二、成化甲辰状元—泰州储巏 |
| 三、弘治乙丑状元—昆山顾鼎臣 |
| 第二节 嘉靖-天启时期 |
| 一、嘉靖壬戌状元—申时行 |
| 二、天启壬戌状元—文震孟 |
| 第二章 序跋中的家族文学 |
| 第一节 苏州文氏 |
| 一、文洪 |
| 二、文徵明 |
| 三、文震亨 |
| 四、家风家学传承 |
| 第二节 无锡秦氏 |
| 一、秦旭 |
| 二、秦夔 |
| 三、秦镗 |
| 四、家风家学传承 |
| 第三节 太仓王氏 |
| 一、王锡爵 |
| 二、王衡 |
| 三、家风家学传承 |
| 第三章 序跋中的交游结社 |
| 第一节 北郭十友 |
| 一、北郭十友考证 |
| 二、序跋中的交游 |
| 第二节 复社 |
| 一、复社的性质 |
| 二、复社中的江苏成员 |
| 第三节 玉山诗社 |
| 第四章 序跋中的诗文集刊刻情况 |
| 第一节 私刻盛行的原因 |
| 第二节 序跋中的私刻 |
| 第五章 序跋中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文学观念 |
| 一、诗本乎性情 |
| 二、诗穷而后工 |
| 三、诗法汉唐 |
| 第二节 文人价值观 |
| 一、立德 |
| 二、立功 |
| 三、立言 |
| 结语 |
| 明代江苏地区文人诗文集序跋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相关术语的介绍 |
| 二、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校证《说文》研究之回顾 |
| 三、选题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 |
|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字学的拓新 |
| 第三节 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 |
| 第二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 |
| 第一节 探索尝试时期(1883-1898) |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1899-1929) |
|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1930-1949) |
| 第四节 汉学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情况 |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上)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说文》保存的单字和古说 |
| (一)《说文》保存的单字 |
| (二)《说文》保存的古说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篆形和说解的错误 |
| 一、《说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实爲一字 |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结构分析之失 |
| 三、纠补《说文》释义之失 |
| 四、纠正《说文》形义分析俱失 |
| 第三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补苴《说文》漏收偏旁字 |
| 第四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探求文字形体演变之迹 |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下)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古文例释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籀文例释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类型分析 |
| 一、误析字形结构 |
| 二、误认文字初形 |
| 三、误说字本义 |
| 四、误混二字爲一字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原因分析 |
| 一、因误据古文字形而误 |
| 二、因误析古文字形结构而误 |
| 三、因不明汉字构形演变规律而误 |
| 四、因囿於《说文》而误 |
| 五、因不明字词关系而误 |
| 六、因所见古文字资料有限而误 |
| 结语 |
| 附录: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论着目录 |
| 一、《说文》研究论着目录 |
| 二、相关古文字学论着目录 |
| 三、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 |
| 单字索引 |
| 简称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8）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代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文献和核心问题 |
| 第一节 井田制研究的基本文献 |
| 一、《孟子》和《周礼》:记载井田制的核心文献 |
| 二、多种和《孟子》、《周礼》井田制相关的同源或史源文献 |
| 第二节 井田制研究的核心问题 |
| 一、井田制有无问题 |
| 二、井田制的性质问题 |
| 第二章 宗经制礼: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 |
| 第一节 郑玄以前的汉代井田论 |
| 一、西汉时期的主要井田论 |
| 二、经分今古:东汉班固、何休井田论的分野 |
| 三、经今古文之争对井田制讨论的影响 |
| 第二节 郑玄经注与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 |
| 一、郑玄《周礼注》中所建构的井田制 |
| 二、郑玄建构井田制的缘起、方法和旨趣 |
| 三、郑玄井田制建构的典范意义 |
| 第三章 义理为本、典制为末:井田制研究的宋学路径 |
| 第一节 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困境与宋代学风转变 |
| 一、宋初疑经疑注的学风对井田制汉学路径的冲击 |
| 二、欧阳修用理学思维解释井田论中的新问题 |
| 第二节 宋儒井田制研究的主要论题 |
| 一、井田制与国野制、九夫为井与十夫有沟的关系 |
| 二、如何处理公田和要不要复井田 |
| 第三节 朱熹注与井田制研究的宋学路径 |
| 一、朱熹注解的井田制 |
| 二、朱熹井田注的典范意义 |
| 第四章 清学脉络中的井田制研究 |
| 第一节 清中前期井田制研究的主要取向 |
| 一、沈彤《周官禄田考》中的井田论及其特点 |
| 二、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中的井田论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经史分离的尝试:崔述的井田制研究 |
| 一、崔述《三代经界通考》所讨论的井田制 |
| 二、崔述井田制论的学术特点及意义 |
| 第三节 史学化倾向:孙诒让的井田制研究 |
| 一、孙诒让疏解的井田制 |
| 二、孙诒让井田制研究的方法和旨趣 |
| 三、孙诒让井田制研究的史学化倾向 |
| 第五章 近代井田制研究新旧范式的更替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井田制研究由经到史的蜕变 |
| 一、西学冲击与晚清今古文井田经论新说 |
| 二、经史转型的关键:1920年井田辨的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1930年代后井田制研究在社会经济史中新生 |
| 一、实验主义和社会进化史观双重影响下的井田制研究 |
| 二、唯物史观对井田制研究的重塑 |
| 第六章 井田制传统内涵的消解及其近代重构 |
| 第一节 井田制传统内涵的演生及其近代延展 |
| 一、洋务时期井田制讨论的政治意义 |
| 二、国家建构意识与井田制内涵的延展 |
| 第二节 近代重构中井田制的再发现 |
| 一、革命和改良视野下井田制内涵的重构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井田制的再发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经书的编订与六经的形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经学的守正创新与人文精神[J]. 杨庆存,郑倩茹. 国际儒学(中英文), 2021(03)
- [2]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D]. 范丹凝. 山东大学, 2021(11)
- [3]裂变与归化：民国文学史书写中经学向文学的转型[D]. 王丹.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D]. 赵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明代江苏地区文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D]. 周玥彤.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经学瓦解背景下的胡适考证学——以经史转变为线索[J]. 王利. 徽学, 2020(02)
- [7]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8]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9]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D]. 孙顺顺. 山东大学, 2020(08)
- [10]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