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探索诗歌史及其文化背景的一些经验

一、谈谈探索诗歌史及其文化背景的一些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张明慧^[1]（2021）在《地域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绍兴水乡文化为例》文中研究说明

宋雪伟^[2]（2021）在《李商隐无题诗研究》文中指出李商隐的无题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诗作十四首,界定上有争议之作六首。除此之外,在李商隐诗集中存在大量的与无题诗风格相类似的首句命题式“准无题诗”以及抽象类题目的“准无题诗”共计二十余首。无题诗是一种在题目上不表现内容,不显示功用,在内容上多以描写女子恋情或男女相思为诗面意义,以表现抒情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之情思或无悔追求的执着精神为抽象意义,在艺术上善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表现手法,表达含蓄抽象情绪、抽象意义的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风格特征的定型也非单一因素所致。传统的考评、笺注在诗面意义的解读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因为本事不可考,任何企图将李商隐无题诗做“实化”解读的做法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必须重新寻求一种思路,那便是对其抽象性的探讨。此外,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的很多全新的解读,很多也没有逃出将诗歌意义“实化”的思维误区。虽然古今笺注家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有阐释,但很多细节解读依旧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文本细读、典故细节的梳理,不难发现无题诗中依旧存在诸多值得去研究乃至进一步确认细节意义的地方,例如“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里,燕和鸾的典故都暗含了鸟雀企图成双等细节都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获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的最大特征便是其抽象性。抽象性贯穿无题诗的始终。首先,无题诗的题目便是抽象的,其题目不表示内容,不指明功用。其次,无题诗的内容充斥着一种抽象情绪,这种抽象情绪可以概括为“对美好事物的发现或追求——认定自己有资格追求美好事物——追求过程中因受阻而失落——追求失败后的愤愤不平以及绝望而难以排遣的凄楚情绪——受阻后继续执着无悔的追求”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虽然落实在具体的诗作当中,每一首无题诗所投射的情感线索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李商隐的无题诗所传达的抽象情绪都在这样一条线索中有所印证。再次,李商隐的无题诗惯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艺术手段表达抽象的情感线索,这些抽象的艺术手段造就了李商隐无题诗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在声音方面,它们巧妙地运用了文字用韵、节奏等方面的抽象表达效果,形成了声情并茂的抽象情绪的传达;在色彩方面,它们注重色彩的基本特性与通感效果,注重色彩的组合与搭配作用,使得色彩与抽象情绪的传达得到巧妙的配合;在结构方面,李商隐无题诗的诸多构成因素貌似支离破碎实则紧密相连,各因素组合作用形成了诸多意义完整而层次多样的“格式塔”,整体意义大于各部分意义组合的手法拓宽了抽象情绪的表达境界;在意义方面,李商隐的无题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阻隔”情节,这种“阻隔”同时也是李商隐无题诗所展现出的抽象情绪链条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关键一步,这种“阻隔”情节有时候也会生成抒情主体的离别之苦,促成抒情主体的偷窥行为,乃至成为生成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以及执着无悔追求的根源所在。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究其根源,也是自始至终贯穿李商隐无题诗的抽象情绪所致。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历程是中国古典文学阐释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生与发展与中国文学与社会的客观情况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无题诗的抽象情绪特征是其能够穿越古今获得跨时空读者共鸣的本质条件。

杨安文^[3]（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王培松^[4]（2016）在《二十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流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时间为脉络,以关键人物为线索,通过1904年、1944年、1979年几个时间节点梳理了 20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变化。莱利、瑞恰慈和伊格尔顿对文学教育的不同看法标志着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从文献学到文学、从作品到理论、从英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范式转换。1904年,莱利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位默顿英国文学教授,他锐意改革文学教育,促使语言与文学在考试中分开。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成为英国现代教育的转折点,教育的中央集权化推动了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文学教育理念逐渐从利维斯的精英主义转向文化研究。1979年到1997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市场经济对英国文学教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此时的文学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在大学文学教育中,重要的不再是如何定义文学,而是如何进行阐释。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文学在英国大学从辅助古典语言和英语教育的工具,最终变成一门有独特教学方法和原则的学科。然而,无论是从语文学、历史、理论,还是从文化角度开展文学教育,英国大学始终坚守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原则以及"生活、文学和思想"的文学教育理念。第一章追溯了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历史。最初,英国大学文学教育只是辅助希腊、拉丁语言、演讲和修辞教学的工具。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促进了英语研究的全面发展,文学教育开始转向辅助英语研究。作为最早开设文学课程的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的文学教育理念是将历史研究与道德文学相结合。相比牛津大学从语言、文献和历史角度研究文学的理念,剑桥大学的文学教育具有哲学性并且十分关注现代文学。第二章解析了纽波特报告前后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文学教育理念。莱利和库奇促使批评成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考试内容。莱利改变了牛津大学文学教育内容不涉及现代的定式,从此,大学开始认真对待文学。库奇则为剑桥大学学院派学术研究风格奠定了基础。1921年出台的纽波特报告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英国文学在大学的学科地位。报告指出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英语学院要重视现代文学、中古法语或中世纪拉丁语;文学教师可以自己设计教学大纲,采用自己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阅读和进行戏剧表演等等。之后,剑桥大学理查兹和燕卜逊提出了语义批评的文学教育方法,标志着文学教育理念的关注点由作家转向作品。第三章追溯了精英教育的渊源以及利维斯的道德批评理念。文本细读实现了诗歌批评由外及内,再向外部转化的过程,从而把读者、诗歌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巴兹尔·威利的文学生态理念则为未来文学教育提供了新视角。五六十年代是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争鸣探索时期。1967年,牛津大学文学教授海伦··加德纳提出了跨学科开展文学教育的思路,她认为批评是对价值做判断,建议学生既要广泛、大量、无偏见地阅读,也要愉快地阅读。此外,文化研究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教育方法,文学教育理念从研究文学作品转向文化、历史、电影等更广阔的领域。第四章围绕市场经济影响下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变化进行阐述。此时的大学文学教育已经进入理论时代。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文学教育,彼得·威德森则从文学和历史角度分析小说在当代的意义。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仍旧延续着个人体验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批评模式,一方面重视发扬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开始拥抱世界文学。

王怡萱^[5]（2015）在《中学外国诗歌阅读教学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国诗歌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较高的文学价值,是独具异国风味的瑰宝。诗歌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外国诗歌的教学却一直处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较为弱势的地位,面临着中学教材中外国诗歌选入比例低、教学中不受重视、教师相关文学素养低、学生学习兴趣不大等种种问题。新课标中明确提出要倡导诗歌教学,呼唤诗教归来,与此同时外国诗歌的教学改革也引起教育界各方人士的关注。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从中学外国诗歌的课程要求与教材选编、外国诗歌文体特点与价值、外国诗歌教学内容设计、外国诗歌教学目标设计、外国诗歌教学过程设计、外国诗歌教学方法设计这几个方面出发,以语文课程理论和外国诗歌诗学理论为基础,深入文本解读,结合外国诗歌教学实例,从有关教学设计全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与探讨,旨在为中学外国诗歌的教学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汪孔丰^[6]（2013）在《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兴衰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自元代由浙江余姚迁居桐城境内大宥乡的麻溪，世称“麻溪姚氏”。姚氏迁居始祖为姚胜三，至五世参政公姚旭科第有名，逐渐由耕读之家转型为仕宦望族、文化世家。有清一代，麻溪姚氏更是因与桐城派契合之深而闻名天下。姚氏作家自十五世姚范、十六世姚鼐至二十世姚永朴、姚永概兄弟，六代传承，于桐城派开创、发展、兴盛、衰落的不同阶段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像姚氏家族那样与文学流派关联之深、结合之久的甚为罕见。本课题拟以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为切入点，观照它在桐城派兴衰嬗变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影响，并希望能为研究桐城派与文化家族的关系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参照。明清时期，桐城着姓望族林立，他们大多为元末明初移民的后裔，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奋斗，通过科举入仕，终于从普通的耕读之家发展成为声势显赫的科举望族、文化世家。桂林方氏、张氏、姚氏、马氏、左氏等钜姓望族都可谓典型代表。这些家族往往通过交游、师承、姻亲等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对桐城地域文化的建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桐城也由此成为科举强县、理学重镇、诗文渊薮，是明清时期享誉全国的文化高地。这其中，麻溪姚氏多有贡献。麻溪姚氏作为文学世家，历经形成、发展、昌盛、延续、转型等不同阶段。麻溪姚氏自始祖姚胜三迁居桐城至十世，是文学世家的形成与发展期。自十一世至十六世，是文学世家的昌盛期，姚氏一门文运蒸蒸日上，蔚为大观。自十七世至二十世，是姚氏文学世家的低位延续期。自二十一世起，麻溪姚氏世家逐步现代转型，最终文学世家的光环褪去。麻溪姚氏的联姻行为对桐城派本土力量的发展与壮大有重要影响。麻溪姚氏主要与境内方氏、张氏、马氏、左氏等文化世家联姻，大多为世代通婚，甚至连环联姻。他们通过联姻营造出联袂共生、交相师友的文学场域，这不仅促进了桐城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也创造出了桐城派在本土花团锦簇、繁花似锦的发展景象。麻溪姚氏的重教传统促进了桐城派的传播与发展。麻溪姚氏历代重视子弟教育，拥有优良的重教传统，这有力地保障了麻溪姚氏在科举仕宦、文学艺术上的成功。不仅如此，麻溪姚氏家族成员还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或创办书院，或主讲书院，或创办新式学堂，或主讲新式学堂，培育了大批师法姚学的桐城派弟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桐城派的传播与发展。这尤以姚鼐掌教钟山书院最具代表。姚鼐前后两次掌教钟山书院，长达二十余年，培养了大批服膺其法的门生，助推了以姚鼐为中心的桐城派文人群体的形成，同时也影响到了钟山书院乃至江南地区学术风气的转变。麻溪姚氏的藏书、编刻传统促进了桐城派的学术文化传承。藏书、编刻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活动，有利于家族文化的累积与传承。以姚范、姚鼐、姚濬昌等姚氏典型代表对家族的藏书、编刻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不仅为家族自身的文化发展营造了浓郁的书香氛围，也为桐城派学术文化的累积与传承创造了必要条件。麻溪姚氏代起英才，他们在桐城派不同时期的嬗变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五世姚范不仅对姚鼐有言传身教之影响，还对桐城派的形成有先导之功。十六世姚鼐是桐城派的立派宗师，也是后世麻溪姚氏的文学宗师。他创造的“惜抱家法”成为麻溪姚氏家学以及桐城派的重要文化资源。十七世姚景衡秉承家学，承继父说，在桐城派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十八世姚莹、姚柬之、姚元之三人师承姚鼐，以其政声宦绩、文艺成就继续支撑着麻溪姚氏世家望族的声誉，同时也为桐城派在嘉道时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九世姚濬昌，青年时期进入曾国藩幕府，在诗歌上得到曾国藩、莫友芝等名师指点与奖掖，充当了同光年间桐城诗歌振起者的重要角色。二十世姚永朴、姚永概兄弟面对桐城派日薄西山之势，心忧如焚，意图力挽颓势。他们在理论主张、文学创作、学校教育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努力，为延续桐城派的枯竭生命竭尽了精力。他们既是桐城派的维护者，又是桐城派衰亡的见证者。

杨健^[7]（2012）在《南朝江东本土文人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南朝江东本土文人创作。所谓“江东”,即长江下游以东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浙江全境、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以吴语区为核心的地区以及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南朝江东本土文人指自东汉以来世居“江东”,且一生主要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江东地区,并有诗歌、辞赋存世或别集着录以及据史传记载能文的南朝文学创作之士。经笔者统计,南朝江东本土文人共109位,存诗633首,赋47篇（另含存目13篇）,文473篇。永嘉乱后,中原衣冠南渡,避地江东,东晋政权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南北分治的序幕,由于政治、地理的阻隔,文学的地域化倾向日趋明显。综观各地文学发展状况,南朝以江东最为繁荣。然而在南朝以前,江东本土文人数量较少,本土文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作品不多且影响有限。先秦两汉时期尚处于孕育和起步阶段,几无作品值得称道；魏晋以来,随着东吴政权的建立和永嘉南渡的影响,江东地区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出现了陆机、陆云、张翰等着名文人；晋、宋两代,具有江东地方特色的乐府民歌——吴声歌曲悄然兴起,并盛极一时。紧接着便迎来了南朝江东本土文学发展的新时期。论文以南朝江东本土文入的文学创作为中心,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第一、二两章是对南朝江东本土文人的综合考察：先是依次探讨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学术、宗教与南朝江东本土文人生活及其创作的关系,然后简要梳理他们的作品和别集的流传情况。这两章基本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第三、四、五章以南朝江东本土文人的作品为研究重点。第三章考察其诗歌创作,从作品题材入手,选取乐府、咏物、赠答、游宴、咏怀、行旅等六类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思想内容、体式结构、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分别加以分析；第四章论述南朝江东本土文人的辞赋创作,在概括其总体面貌及创作背景的基础上,具体探讨它们在题材、功能、体式、语言等方面的特征；第五章论述南朝江东本土文人的应用文,以作品数量最多的公牍文、书牍文、序论文、颂赞箴铭文、碑志哀祭文五大类文体作为考察对象,划分其题材类型,揭示其文体功用,并探究其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这三章基本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最后,结合以上论述,对南朝江东本土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作出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价,进而确定江东本土文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马里扬^[8]（2012）在《北宋士大夫词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北宋士大夫词作为研究之对象,立足歌词的文本细读与文学发生背景的还原考证,提出以士大夫词为中心的“盛宋词史”这一概念,就宋词之盛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外部历史原因、内在文学动因以及具体之演进历程,展开详细地考证与阐释。士大夫词之内涵,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提出的“士大夫之词”为基点,包含有对王灼《碧鸡漫志》（1150）标举苏轼等“士大夫作者”的近千年传承,更携带着晚清常州词派（1822～1911）推尊“学人之词”的深刻影响,最终沉淀为一种深广阔大之词境的指称。词境的生成,包括词人的现实处境与歌词文本时地人事之构成要素,而最为核心、同时也是词境高下深浅的决定性因素,是寄寓于歌词之中的时代精神。北宋士大夫词,是士大夫之“宋型”特质渗透入歌词,形成了作为“词中心史”的“词史”。借助“词史考微”,重新建构出北宋士大夫词的发展历程亦即“盛宋词史”,约分为确立、极盛与衰退三个时期：以欧阳修景佑元年（1031）离开洛阳入汴京作为盛宋词史的起点。经过嘉佑年间（1056～1063）以王安石等士大夫词人对《花间》、南唐词风的离析,至熙宁、元丰之际（1074～1082）,苏轼从词学观念、创作方式、体格内容等方面完全改造士大夫词,从而将盛宋词史推至极盛；其中,王安石更为突出地体现出“词运转关”之表征,而东坡词则成为“词学极盛”的典型呈现。进入哲宗元佑年间（1086～1093）,士风的分化导致十大夫与歌词间的关系极为尴尬,但同时也催生出明晰自觉之士大夫词学观。哲宗绍圣至徽宗初年（1094～1101）放逐西南的黄庭坚更以疏放自由的创作态势,在歌词之中寄寓深意,散发出北宋士大夫歌词创作的最后一道光彩。词格、词境、词体,作为词学专有之领域,是与士大夫词纵向演进之历史进程相交互的横剖面。北宋士大夫词,是以《花间》词之体格特征为基础；而“词格独立”又渊源于士大夫知识结构中“缘情绮靡”之诗学内在传统。入宋之后,秉承南唐词风的十大夫词人,通过词境中空间以及时间、人事等构成要素的渐次迁移,逐步在歌词文本之中寄寓与传达士大夫的思想与情感。与此同时,伴随“燕乐饮曲”的改造,倚声填词的方式也在士大夫创作中不断变更,最终建构起符合士大大审美情趣并与诗体相对应之歌词“长短句体”。

张磊^[9]（2012）在《新时期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 ——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俄苏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发端以来,经过几个时期的发展和积淀,至今成果已蔚为可观。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局面的形成是众多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俄苏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学人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俄苏文学学人的研究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俄苏文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本论文在此基础上选择俄苏文学学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研究方法问题,试图揭示出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作用及贡献,进一步丰富俄苏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内容。俄苏文学学人群体庞大,本论文主要选取新时期以来的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但个别研究内容会涉及到新时期以前的情况。同时,本论文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选取学者较集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者为个案,从中选取五位不同类型的学者进行分析论述。绪论主要论述了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机制、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整体框架问题。第一章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我国俄苏文学学人的概况。按照学者所属单位的所在地区,将我国的俄苏文学学人划归到北京、沪宁杭地区、北方其他地区和南方其他地区四个区域中,并对其基本情况进行概述。第二章探讨了新时期以来我国俄苏文学学人的主要研究方法,如社会历史批评、实证主义批评、宗教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神话原型批评等方法,并选取若干学者的有代表性的例证加以分析。第三章以戈宝权为个案,探讨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重材料、重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在普希金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第四章以高莽为个案,从“视角独特的俄苏文学研究”,“绘画和文学研究交相辉映”以及“俄罗斯文化的传播者”等角度,论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的特色。第五章以吴元迈为个案,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苏联文学思潮研究以及俄苏文艺学方法论研究等角度,探讨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第六章以周启超为个案,从白银时代研究,俄国经典作家研究以及俄苏文论研究等角度,阐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涉及的重要领域。第七章以刘文飞为个案,从布罗茨基研究,俄语诗歌研究以及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等角度,论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的特点。结语认为,学人和方法都是俄苏文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俄苏文学学科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斯斌^[10]（2011）在《玄言诗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玄言诗盛行于两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现象。这一诗歌风格在当下的研究中成为热点。自90年代以后,对于玄言诗的评价逐渐摆脱了早期简单否定的看法,而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其特点,挖掘其形成与对后来诗歌的影响。目前,玄言诗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当丰富,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争议。当下对于玄言诗的众多研究中一直没有对其历代批评资料有过整理和分析,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制约了其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本论文的上编从这一点出发,试图把两晋至民国时期对于玄言诗的批评进行整理分析,以还原前人如何评价这种诗歌风格。论文的下编则是综合研究,提出玄言诗实为?一种具有宗教性表达的人生体悟的诗歌。上编主要包括以下部分:其一,两晋与南朝批评。两晋提出?韵灵旨清?的审美标准,而南朝是为儒家宗《诗》的诗学态度表现。其二,唐至清的批评。在宗《诗》的传统批评影响下形成对于玄言诗格高而趣异的批评。其三,民国时期的批评。这一时期是在新文学史观念影响下的玄言诗批评态度。下编为综合研究部分。主要是从玄言诗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创作表达分析其宗教性诗歌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清谈与玄言诗表现。玄言诗侧重于人生表达。其二,两晋佛、道传播与文人接受看玄言诗风变化。游仙诗与玄理诗是宗教传播与文人接受的表现形式。其三,玄言诗宗教性文学研究。表现为得意忘言的?神趣?追求,而非?理趣?的诗学审美。

二、谈谈探索诗歌史及其文化背景的一些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谈探索诗歌史及其文化背景的一些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2）李商隐无题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二十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5）中学外国诗歌阅读教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兴衰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南朝江东本土文人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北宋士大夫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 ——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10）玄言诗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谈谈探索诗歌史及其文化背景的一些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地域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绍兴水乡文化为例[D]. 张明慧. 绍兴文理学院, 2021
• [2]李商隐无题诗研究[D]. 宋雪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4]二十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流变[D]. 王培松. 黑龙江大学, 2016(06)
• [5]中学外国诗歌阅读教学设计研究[D]. 王怡萱. 杭州师范大学, 2015(03)
• [6]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兴衰嬗变研究[D]. 汪孔丰. 上海大学, 2013(11)
• [7]南朝江东本土文人创作研究[D]. 杨健. 浙江大学, 2012(05)
• [8]北宋士大夫词研究[D]. 马里扬. 北京大学, 2012(02)
• [9]新时期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 ——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为个案[D]. 张磊.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10]玄言诗批评史研究[D]. 李斯斌. 四川师范大学, 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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