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苏省调研组工作小结（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霍圣录[2]（2021）在《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发行体育彩票是我国基于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1994至今,中国体育彩票已历经了27年。据统计,我国体育彩票销售量总计达到了2.15万亿元,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超过5600亿元,为公益事业、养老事业、民政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有效地促进了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随着体育彩票公益金募集大幅增长、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不断提升、绩效评价理论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及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存在乱象等新形势,加强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管理迫在眉睫。因此,进行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要。开展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可以促进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促进体育彩票公益金更好地规范管理,促进体育事业更好地健康发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丰富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体系,有利于建立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理论意义,有利于强化绩效的理念,有利于建立绩效评价制度,有利于提高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效率等实践意义。本研究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绩效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调查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梳理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运用文献综述法和对比分析法,从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体系、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成效评析等五个方面进行一一分析。自1994年体育彩票发行以来,主要贡献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体育事业发展、助推公益事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呈现出以下的特点:全民健身全面化、公共服务体系化、赛事活动多元化、体育扶贫常态化。（2）规划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构建。围绕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结构、构建的指导原则、绩效评价体系的目标、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度体系、方法体系、组织体系、标准体系及其结果应用分析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遵循整体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可行性与可比性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从目标的含义、重要性、目标管理的意义进行目标的设置,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分为四个层级,界定了主客体、工作范围及工作程序,通过建立标准体系,选择了德尔菲法、文本分析法、系统综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机器学习法进行本文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构建。（3）构建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对相关政策、报告和文献的分析,归纳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预评价指标表。在此框架基础上,根据指标相关绩效评价理论、评估目的与原则,通过两轮专家咨询评议,利用德尔菲法构建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估的综合评价层次模型并计算了每个指标相应的权重。构建的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4个一级指标（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影响指标）;17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4）确定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各级指标权重。研究发现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四项一级指标的权重系数较为均衡,其中,产出指标的权重系数最高（0.2611）,过程指标和投入指标次之,分别为0.2512和0.2497,影响指标最低,为0.2380。为此,在针对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的实际评估中,需更加重视产出方面的几个因素及相应的评估结果。（5）评估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建立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使用全国和江浙沪皖的体育事业年鉴的公开统计数据,对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进行的实证评价研究验证了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可行的,指标数据采集方式是合理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和推广性。首先,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14-2017年四年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绩效评价。其次,对数据较为全面的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四个省市2018年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进行了全指标体系的绩效评价,排名依次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6）探索了基于机器学习的科学评价延展性。运用机器学习中的经典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探索分析。首先,使用了非监督学习情形下的k均值聚类算法模型,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14-2017四年使用情况数据进行了建模分析,得出分类结果。其次,监督学习下的经典回归分析模型运用了线性岭回归模型、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算法的决策树回归模型,进行了建模分析,得出各模型的20018年预测结果。其中,随机森林算法回归模型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通过该模型预测的结果与2018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全指标评价结果进行比对,结果完全一致,验证了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最后,研究提出了五个对策与建议:一是政策制度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形成法制体系。在国家层面立法:健全宏观层面顶层法律法规。在部级层面立规:订立中观层面部局管理规定。在省级层面立制:建立微观层面省级实操制度。二是意识认识层面: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共同认识。在社会层面:建立社会公益的意识。在管理层面:树立绩效管理的意识。三是资金管理层面:明确责权分工、形成科学机制。工作机制上: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预算管理上:实施预算管理制度。过程管理上:加强经费使用监管。审计管理上:开展事后经费审计。四是资金分配层面:合理使用资金、科学分配方式。在领域分配要统筹兼顾、合理分配。项目分配要优化分配、引入竞争。平衡分配要注重绩效、奖罚分明。五是绩效评价层面:健全评价体系、完善指标体系。系统构建绩效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发布公益金绩效评价报告、合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寻求智力支持数据支撑。
卢侃[3]（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邢霞[4]（2021）在《农户农业节水行为驱动机制及引导政策研究 ——以黄河流域河套灌区为例》文中指出水资源供需矛盾是限制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主要障碍,倡导农业节水是缓解农业用水矛盾的有效手段。农户作为农业用水主体,其用水行为直接影响着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节水农业的发展。但作为有限理性个体,农户的传统农业实践根植于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非环境伦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低效和不合理的用水情况。因此,充分重视微观层面的农业用水行为,探究节水行为影响机制,引导农户自觉主动参与农业节水,对于减少水资源消耗、提高用水效率以及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农业用水主体行为对实现农业节水的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以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为基础,以黄河流域河套灌区为研究区域,旨在挖掘农户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情境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的作用机制,为水资源管理以及制定相关的节水政策提供研究经验与理论参考依据,以期提升农户的节水积极性,改变粗放灌溉方式,进而有效缓解农业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1）从理论角度对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特征和农业节水行为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首先,基于对农户环境行为内涵和外延的分析,界定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的概念,并根据农业节水行为表现形式和行为发生动机将农业节水行为划分为习惯型、技术型、社交型和公民型四类。然后,借助计划行为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理论和社会影响理论构建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理论模型,即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的实施取决于其农业节水意愿,而意愿的产生则取决于农户心理因素,同时农户行为还受到外界情境因素的引导。最后,基于外部性理论,探讨农户农业节水行为外部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经济学分析探讨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政策干预的必要性,为后续政策引导研究提供理论依据。（2）依托所构建的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理论模型,通过阐述变量因素间的关系路径,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着重分析、探讨农户心理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的驱动效应。首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心理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意愿、农业节水行为以及农业节水行为意愿对农业节水行为的直接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心理因素能够显着地直接影响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意愿和行为,农业节水行为意愿也是影响农业节水行为的关键因素。其次,利用Amos23软件Bootstrap法,验证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意愿在心理因素和农业节水行为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农业节水行为意愿在心理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作用,对于不同类型的农业节水行为,农业节水行为意愿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最后,考虑到心理因素可能对农业节水行为存在非线性的系统性特征以及农业节水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采用RBF神经网络进一步探讨心理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的预测效应。分析表明,心理因素能够有效对农户是否参与农业节水进行预测判别,同时不同心理因素对不同类型农业节水行为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存在差异。（3）基于负责任的环境行为理论,引入外部情境因素,重点分析和探讨外部情境因素对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的影响机理。首先,农业节水行为意愿——行为差异分析表明,在农业节水过程中,存在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即意愿不一定能有效地转换为可实现水资源保护目的的实际节水行动,这为研究情境因素的引导效应提供了现实依据。其次,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探讨外部情境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意愿作用于农业节水行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部情境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意愿作用于节水行为的路径有调节作用,但不同外部情境变量对节水行为意愿与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进一步使用process插件程序中的Model14对心理因素、农业节水行为意愿、外部情境因素以及农业节水行为之间存在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论表明,政策因素在“心理因素-农业节水行为意愿-农业节水行为”的中介路径中存在调节作用。（4）在实证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基于多Agent的农户农业节水行为仿真模型,借助Netlogo平台仿真模拟不同政策情形对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涌现的动态引导效果。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农户农业节水行为在社会规范交互和外部政策因素的引导下会趋于稳定,激励型政策、命令控制型政策和宣传教育型政策均能促进农业节水发生,但不同类型政策对不同类型节水行为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激励型政策对技术型农业节水行为的促进效果最好;命令控制型政策对习惯型农业节水行为的促进效果更好;宣传教育型政策对社交型农业节水行为和公民型农业节水行为的促进效果更好。政策组合效应分析表明,在不同政策组合情形下,四种类型农业节水行为涌现效果存在差异,在政策两两组合的情形下,习惯型农业节水行为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和宣传教育型政策的组合引导下实施效果更好;技术型农业节水行为在激励型政策和命令控制型政策的组合引导下实施效果更好;社交型农业节水行为和公民型农业节水行为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和宣传教育型政策的组合引导下实施效果更好。本研究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基于农户农业节水行为动机和节水行为表现形式,从多视角开展对农户节水行为的研究,更为细致地刻画并衡量农户节水行为,从实践上扩展了农业节水行为研究内容,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农户亲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第二,构建了以农户农业节水行为为导向,心理因素为影响变量,外部情境因素为调节变量的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理论模型,并探析心理因素和外部情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业节水行为的影响机理;第三,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尝试运用多主体建模与仿真技术构建基于Agent的农户农业节水行为仿真模型,动态模拟政策因素对农户行为的长期动态引导效果,分析政策因素在长期以及不同组合下对农业节水行为产生的影响。
郑黎阳[5]（2021）在《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及其经济获得感效应研究 ——以内蒙古武川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农产品销售是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也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关键,订单农业是解决农户农产品销售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与政策引导等各种有利条件的作用下,订单农业发展迅速。本文以农业种植户为研究对象,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为区域样本,在理论分析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调研数据,利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在相同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生态环境中具备什么样特征的农户更有可能参与订单农业?农户的经济获得感是否会因为参与订单农业而得到明显改善?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的经济获得感效应在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的订单农业参与行为是在多重变量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在相同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生态环境中,且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农业收入比例、农产品价格波动认知、订单农业认知程度、亲友示范、培训经历和社会资本都是影响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的显着变量,其中,户主性别、社会资本和订单农业认知程度是对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影响效应最大的三个显着因素;此外,订单农业认知程度、培训经历和亲友示范在社会资本对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具有经济获得感效应。经济获得感是以实际获得为基础的主观感受,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订单农业参与行为能够显着提升农户收入,进一步实证检验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的经济获得感效应时发现,参与订单农业能够提升农户的横向现实经济获得感,即与村中其他人的收入水平相比,农户对自身收入的满意程度可以通过参与订单农业得到提升;参与订单农业能够提升农户的纵向现实经济获得感,即参与订单农业的农户能够感受到与三年前的收入水平相比,当前的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参与订单农业能够提升农户的纵向预期经济获得感,即参与订单农业能够提升农户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第三,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的经济获得感效应在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存在差异。资源禀赋不同是农户增收差异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贫困户参与订单农业能够提升收入,但提升幅度远远小于非贫困户参与订单农业对收入的提升幅度,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导致了参与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收入效应具有差异的前提下,进一步实证分析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的经济获得感效应在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订单农业参与行为能够提升贫困户的纵向现实经济获得感,但无法提升其横向现实经济获得感和纵向预期经济获得感,即贫困户在参与订单农业之后,确实感受到了收入的增加,但对收入水平的满意程度和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没有因为参与订单农业而得到提升。从产业扶贫的角度来看,订单农业能够提升贫困户的收入水平,但在参与订单农业的农户群体内部,进一步拉开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经济获得感方面,参与订单农业提高了贫困户的收入,贫困户也切实感受到了收入的提高,即纵向现实经济获得感的提升。但相比于非贫困户,订单农业没能提升贫困户在横向比较中对自身收入的满意度,也没能提升对于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说明当前情况下,订单农业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手段,遇到了同其他扶贫措施相同的障碍,即无法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选题和研究内容具有新意,首次对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经济获得感进行研究,以经济获得感为结果变量考察订单农业的普惠性和扶贫效果;第二,在研究订单农业参与行为时,本文以相关理论和现实状况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亲友示范”的概念,研究了包括亲友示范在内的多个变量对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效应,并分析了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通过实证分析订单农业参与行为收入效应和经济获得感效应在贫困户群体和非贫困户群体之间的差异,揭示了当前以订单农业为主要模式的产业扶贫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产业扶贫在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为目标的扶贫工作中取得更多成果。
陈冠宇[6]（2021）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苏州吴江乡村空间重构机制研究 ——以开弦弓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工业的变化,我国农村地区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由此带来了乡村空间的加速重构。而要理解中国乡村发展先行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的规律与经验,探究其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本研究认为乡村空间的巨大变化与同时期的社会变革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本文选用社会学方法——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对近代以来苏州吴江乡村空间重构历程与作用机制进行探究,尝试探索我国发展先行地区乡村空间重构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作用机制。论文将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定为研究对象,首先,研究国内外有关理论与实践,对其进行述评,构建起苏州吴江乡村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研究框架,构建起基于ANT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方法。其次,以开弦弓村为例,运用该研究框架,对其背景概况、空间重构历程进行梳理,分析该研究对象各阶段的空间形态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开弦弓村空间重构各阶段的行动者网络,以乡村空间重构实践为必经之点,从问题界定、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四方面构建了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阐释了开弦弓村空间重构过程中各行动者的权责分配、相互关系和运行路径,总结空间重构机制。最后,基于ANT视角对苏州吴江的乡村空间营建提出策略。论文结论如下:1)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一社会学用来解释多要素共同作用促成事物发展的理论模型,用来研究乡村空间重构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为良好的桥梁和纽带。2)苏州吴江乡村空间的重构与同期社会的变革具有异质同步的特征,其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分为传统农业时期、集体工业时期、个体工业时期、新时期乡村建设时期四个阶段。3)从影响乡村空间重构的核心行动者的内外生属性角度出发,苏州吴江乡村空间重构机制经历了“‘外生——内生——内生——外生’主导”的转变。4)村民在空间重构各阶段均发挥重要作用,空间营建应充分调动村民这一行动者的积极性。本研究在一般性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乡村发展先行地区政府、企业探索了在地的情境性经验,目标价值是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多学科交叉下平稳有序乡村空间重构模式与精细化管理路径探讨则是未来可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议题。
李佳桐[7]（2021）在《航运对太湖典型入湖河道水环境影响分析及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河网密集,内河水运历来是该地区的主要运输方式。随着我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的深入实施,船舶污染排放及其对内河水域的环境影响,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船舶生活污水、洗舱水中的氮磷污染物直排入河,有可能造成区域水体氮磷含量的增加,从而对太湖流域的富营养化造成不利影响。研究并开展太湖流域船舶流动源污染防治,是解决太湖水域船舶污染,保护内河水环境,实现航运业可持续发展,并与世界水运环保接轨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实地调研、采样监测等方式明确了主要入湖河流航运现状、船舶污染防治现状、河流周边污染源及土地利用现状、河流水质现状等,并进行船舶污染物负荷分析及水环境承载力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水质对照监测、SPSS相关性分析、曲线拟合等方式系统分析了航运对典型入湖河流水质的影响,最后构建了水环境承载力与船舶污染量的关联模型。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太湖15条主要入湖河流中,仅陈东港、太滆南运河、太滆运河、武进港、直湖港、望虞河为现阶段等级通航河道;船舶流量方面,陈东港、望虞河通航船舶流量较大,直湖港次之,太滆运河、太滆南运河、武进港通航船舶流量均较小;船舶类型方面,各主要入湖河流通航船舶均以货船为主,占比均在98%以上,且93%以上为400总吨以下船舶;内河船舶污染防治方面,400总吨以上船舶基本全部配备了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油水分离器和污油桶（柜）;400总吨以下内河船舶基本未能安装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但基本安装了油水分离设备和污油桶（柜）;内河船舶基本设有了垃圾箱,收集的垃圾交由岸上集中处理,基本可做到不向内河水域排放船舶垃圾;主要通航河流船舶污染物负荷方面,望虞河污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最大,陈东港次之,直湖港、武进港、太滆运河及太滆南运河由于船舶流量较小,污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均较小;此外,内河船舶基本配备了垃圾箱,收集的垃圾交由岸上集中处理,因此不再考虑船舶生活垃圾排放造成的影响。初步判断船舶污染并不是太湖水质恶化及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2）典型入湖河流水环境现状方面,陈东港主要污染源为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大浦港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及养殖业污染,大浦港年COD、NH3-N、TP、TN入河量较陈东港大;2016年～2019年,陈东港NH3-N及总氮均满足《太湖治理国家总体方案》中2020年的目标要求,高锰酸盐指数及总磷浓度超标,大浦港总磷浓度超标,其余指标均已满足目标要求;陈东港高锰酸盐指数及总磷水环境容量分别超标0.25 t/d、0.12 t/d,大浦港总磷水环境容量超标0.02 t/d,其余污染物含量均在河流环境容量之内。（3）船舶航运与主要入湖河流水质的相关性关系方面,陈东港污泥有效磷与通航船舶流量在0.01水平显着负相关,其余污染物指标由于不同河道外部陆域污染源差异以及同一河道不同时间段的污染排放差异,船舶流量与水质主要污染物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不明显。（4）利用COIM模型对水环境容量进行预测得出陈东港和望虞河河道可容纳船舶数量是现有船舶数量的四倍以上,这说明在陈东港和望虞河船舶年流量稳定的情况下,船舶污染对水体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并且简单预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船舶规模可良好发展;提高河道水环境承载力主要途径有: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减少陆域及上游污染排放源强,完善排污许可制度建设;改进当地污水处理工艺并加快中水回用工程建设,提高该地区污水处理效率,提高入河门槛;适时增大上游来水量,通过稀释降解降低水体污染物浓度;加强对河道内运营船只的监督力度,分批次安装污水处理器、油水分离器等装置,淘汰老旧小型船只,制定严格的船舶巡查体系。
郑军[8]（2021）在《基于仿真模拟的幼儿园疏散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的建筑载体,其主要服务的对象是3-6岁的儿童。学龄前儿童由于其移动速度和身体尺寸与成年人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幼儿园建筑疏散的设计思路与商业建筑、办公建筑等不同。幼儿园流线作为疏散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优化设计的研究对提高儿童的疏散效率,降低损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模拟仿真的研究方法,探究提升幼儿园疏散效率的设计要素。从幼儿园流线的形式出发,模拟分析儿童在建筑中的时空分布和疏散时间。首先,收集幼儿园案例,归纳总结出幼儿园平面布局和疏散流线形式。其次,讨论不同仿真模型理论和模拟软件差异,选取Mass Motion软件构建幼儿园疏散基本模型。再次,在幼儿园基础仿真模型上,通过单一变量原则,对幼儿园疏散流线各要素进行仿真模拟,结合实验数据分析疏散流线形式和宽度的变化对疏散效率的影响以及疏散过程中的瓶颈区域。最后,在模拟结果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幼儿园的疏散流线形式和宽度对儿童疏散的影响,提炼出幼儿园疏散流线的设计策略,并运用于实际项目,达到提高疏散效率,缩短疏散时间的目的。针对幼儿园疏散设计问题,结合仿真模拟实验结果数据,提出限定活动室疏散出口宽度、合理选择疏散流线形式、控制疏散流线宽度等幼儿园疏散设计策略。
刘子奇[9]（2021）在《华北某区农村供水水质评估、供水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安全可靠的饮用水与农村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水平息息相关,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的重要一环。华北某区农村饮用水水质评价与供水工程建设,对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稳定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华北某区农村供水工程进行调研,对比了饮用水水质评价方法,得出亟需处理的污染指标;分析了该地区饮水安全、供水管理以及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供水安全、供水管理和供水服务三个角度论述了供水工程可持续发展,并针对现存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建议。在饮用水水质的评价中,国标法和综合水质指数（WQI）均是以《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为评价依据,分别定性和定量反映供水水质的评价方法。健康风险评估把污染物负荷与人类健康联系起来,是评估污染物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的水质评价方法。通过上述3种方法对华北某区农村饮用水水质进行评估,可从不同维度评估供水水质情况,并对水质评估方法提出可行的改进建议。国标法和WQI评估结果显示水样合格率分别为51.4%和89.2%,对比国标法,WQI在解释地域饮用水的风险值大小以及判断该地水质是否适合饮用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对比前两种方法,健康风险评估不受国标限值影响,能够指出了限值之下指标的潜在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显示As和六价铬为主要污染物,其中Cr6+浓度低于标准限值,二者非致癌风险和致癌风险均超过10-6。污染物对儿童的非致癌和致癌总风险分别是成人的10倍和2倍。WQI与健康风险评估两者共同运用于饮用水水质评估,既涵盖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重要指标,又对有较大危害的非致癌和致癌指标进行了饮用水摄入的暴露评价,可定量、全面以及客观的展示水质优劣,明确了该地区饮用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总大肠菌群数、As和Cr6+。在农村供水运行与维护方面,主要问题有:供水站有6%缺少水源保护措施,14%站区环境较差,存在饮用水安全隐患;8%的供水站供水配套设施未能及时运维检修,导致部分水质不合格;供水工程管理制度执行情况一般,缺少专业管理人员,未按要求公示的供水站高达85%;生产安全巡查监管力度弱,约10%的供水站巡查记录和档案保存不完整;入户计量表安装率仅为30%,水费收缴困难。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村民饮用水安全保护意识欠缺,相关部门政策执行力度不到位,另一方面为供水工程管理模式和供水服务落后。基于农村供水水质、运行和维护的调研与分析,对农村供水工程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如下:（1）在供水安全方面,应提高村民饮用水安全保护意识,政府及相关部门起统筹管理作用,形成“政府指导为主、监管为主,群众参与、监督为辅”的供水安全管理模式,加强饮用水水源地及供水环境的保护和管理。增加纳滤膜处理设备等供水配套设施,改善重金属超标水质,保障供水安全。（2）在供水管理方面,千吨万人供水工程应推行企业化运营和专业化管理模式,千吨万人以下供水工程应以小型工程委托管理模式为原型,委托专业机构辅助管理。定期开展管理人员专业培训,组织职能考核和交流活动。加强供水站消防管理和水质监测,构建卫生监督体系,进行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实现动态管理。（3）在供水服务方面,明确供水服务过程的角色和功能分配,实现供水工程硬件交付向服务交付转变。提高村民的水费收缴意识,优化计量设施,利用现代化手段缴费,落实水价补贴和运行管护费用等保障机制。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手段,构建信息化、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控制管理系统,促进水务数据融合与共享,打造农村智慧水务服务体系。
宋晓娟[10]（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认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二、江苏省调研组工作小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苏省调研组工作小结（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1.1 关于绩效管理的研究 |
| 2.1.2 关于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2 关于绩效评价体系与方法的研究 |
| 2.2.1 关于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 |
| 2.2.2 关于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 |
| 2.3 关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
| 2.3.1 关于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研究 |
| 2.3.2 关于评价指标体系方法的研究 |
| 2.4 关于彩票公益金的研究 |
| 2.4.1 关于彩票公益金管理的研究 |
| 2.4.2 关于彩票公益金制度的研究 |
| 2.4.3 关于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研究 |
| 2.4.4 关于彩票公益金审计的研究 |
| 2.4.5 关于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3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的一般分析 |
| 3.1.2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一般分析 |
| 3.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3.2.2 公共财政绩效管理理论 |
| 3.2.3 “5E”理论 |
| 3.2.4 成本效益分析理论 |
| 3.2.5 程序理论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 |
| 4.1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体系 |
| 4.1.1 管理政策 |
| 4.1.2 管理体制 |
| 4.2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情况 |
| 4.2.1 销售情况 |
| 4.2.2 筹集情况 |
| 4.3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 |
| 4.3.1 分配政策 |
| 4.3.2 中央分配 |
| 4.3.3 地方分配 |
| 4.4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
| 4.4.1 中央集中使用 |
| 4.4.2 体育总局使用 |
| 4.4.3 地方部门使用 |
| 4.5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成效评析 |
| 4.5.1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贡献 |
| 4.5.2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特点 |
| 4.5.3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
| 4.6 本章小结 |
| 5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 |
| 5.1 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结构 |
| 5.1.1 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分析 |
| 5.1.2 绩效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 |
| 5.2 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3 绩效评价体系的目标 |
| 5.3.1 目标的含义 |
| 5.3.2 目标的重要性 |
| 5.3.3 目标管理的意义 |
| 5.4 绩效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5 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度体系 |
| 5.5.1 绩效评价的法律规范 |
| 5.5.2 绩效评价的制度规范 |
| 5.6 绩效评价体系的组织体系 |
| 5.6.1 绩效评价的主客体界定 |
| 5.6.2 绩效评价的工作范围 |
| 5.6.3 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 |
| 5.7 绩效评价体系的标准体系 |
| 5.7.1 评价标准分类 |
| 5.7.2 评价等级划分 |
| 5.8 绩效评价体系的方法体系 |
| 5.8.1 绩效评价方法概述 |
| 5.8.2 德尔菲法 |
| 5.8.3 文本分析法 |
| 5.8.4 系统综述法 |
| 5.8.5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5.8.6 机器学习法 |
| 5.9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
| 5.10 本章小结 |
| 6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 预选评价指标集的构建 |
| 6.1.1 文本的纳入 |
| 6.1.2 文本分析步骤 |
| 6.1.3 结果分析 |
| 6.2 第一轮专家调研 |
| 6.2.1 调查问卷形成 |
| 6.2.2 专家团队选择 |
| 6.2.3 专家咨询结果 |
| 6.2.4 专家意见汇总 |
| 6.3 第二轮专家调研 |
| 6.3.1 调查问卷修改 |
| 6.3.2 专家咨询结果 |
| 6.3.3 专家积极系数和权威系数 |
| 6.4 指标权重确认 |
| 6.5 本章小结 |
| 7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1 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2 长三角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3 本章小结 |
| 8 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实证分析 |
| 8.1 机器学习概述及使用意义 |
| 8.2 实证数据概览 |
| 8.3 非监督学习下的聚类算法及实证分析 |
| 8.4 监督学习下相关回归模型与实证分析 |
| 8.4.1 线性岭回归模型 |
| 8.4.2 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 |
| 8.4.3 决策树回归及树相关的模型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建议 |
| 9.1 论文主要结论 |
| 9.1.1 梳理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 |
| 9.1.2 规划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 |
| 9.1.3 构建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9.1.4 确定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各级指标权重 |
| 9.1.5 评估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 |
| 9.1.6 探索了基于机器学习的科学评价延展性 |
| 9.2 对策与建议 |
| 9.2.1 政策制度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形成法制体系 |
| 9.2.2 意识认识层面: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共同认识 |
| 9.2.3 资金管理层面:明确责权分工、形成科学机制 |
| 9.2.4 资金分配层面:合理使用资金、科学分配方式 |
| 9.2.5 绩效评价层面:健全评价体系、完善指标体系 |
| 10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10.1 创新之处 |
| 10.1.1 研究选题与视角的创新 |
| 10.1.2 框架系统和指标体系的创新 |
| 10.1.3 发展预测的创新 |
| 10.2 研究的局限性 |
| 10.2.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性 |
| 10.2.2 绩效评价数据获取的全面性 |
| 10.3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专家咨询评议表(第一轮) |
| 附件2:专家咨询评议表(第二轮) |
| 附件3:专家访谈提纲 |
| 附件4:机器学习与建模相关代码 |
| 附件5:学习经历与科研经历 |
（3）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农户农业节水行为驱动机制及引导政策研究 ——以黄河流域河套灌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水资源供需矛盾突显农业节水必要性 |
| 1.1.2 粮食安全隐现催生农业节水迫切性 |
| 1.1.3 生态文明建设反映推进农业节水必然性 |
| 1.1.4 农业用水行为对农业节水的重要性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节水行为模式研究 |
| 1.3.2 农业节水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农业节水行为引导策略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技术路线 |
| 1.8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农业节水行为分析 |
| 2.2.2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业节水行为分析 |
| 2.2.3 基于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的农业节水行为分析 |
| 2.2.4 基于负责任的环境行为理论的农业节水行为分析 |
| 2.2.5 基于社会影响理论的农业节水行为分析 |
| 2.2.6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农户农业节水行为分析 |
| 2.3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理论模型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区域介绍 |
| 3.1.1 区域选择依据 |
| 3.1.2 研究区域自然资源禀赋 |
| 3.1.3 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3.1.4 研究区域水利建设和水资源利用情况 |
| 3.1.5 研究区域农业节水政策的发展与实践 |
| 3.2 问卷设计 |
| 3.2.1 调研方法选择和调研过程 |
| 3.2.2 调研内容设计 |
| 3.3 研究变量的设计与测度 |
| 3.3.1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测度 |
| 3.3.2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意愿测度 |
| 3.3.3 农户心理因素测度 |
| 3.3.4 外部情境因素测度 |
| 3.3.5 社会人口学变量测度 |
| 3.4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统计分析 |
| 3.4.1 农业节水行为现状 |
| 3.4.2 受访户个人禀赋特征 |
| 3.4.3 受访户家庭禀赋特征 |
| 3.4.4 考察量表交叉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户心理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驱动效应的实证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 |
| 4.2 研究方法 |
| 4.3 量表检验 |
| 4.3.1 正态性检验 |
| 4.3.2 信度检验 |
| 4.3.3 效度检验 |
| 4.3.4 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农户心理因素作用于农业节水行为的效应分析 |
| 4.4.2 农户心理因素作用于农业节水行为意愿的效应分析 |
| 4.4.3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意愿作用于农业节水行为的效应分析 |
| 4.4.4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意愿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农户心理因素对农业节水行为驱动效应的模拟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RBF神经网络模型 |
| 5.1.2 RBF神经网络结构 |
| 5.2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神经网络模型构建 |
| 5.2.1 农户节水行为识别 |
| 5.2.2 模型适用性分析 |
| 5.2.3 模型构建 |
| 5.3 模拟结果分析 |
| 5.3.1 习惯型农业节水行为模拟结果 |
| 5.3.2 技术型农业节水行为模拟结果 |
| 5.3.3 社交型农业节水行为模拟结果 |
| 5.3.4 公民型农业节水行为模拟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6 外部情境因素对农户农业节水行为引导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 |
| 6.1.1 外部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假设 |
| 6.1.2 外部情境因素的调节中介效应假设 |
| 6.2 研究方法 |
| 6.3 量表检验 |
| 6.3.1 正态性检验 |
| 6.3.2 信度检验 |
| 6.3.3 效度检验 |
| 6.3.4 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农业节水行为意愿——行为差异 |
| 6.4.2 外部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4.3 外部情境因素的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外部情境因素对农户节水行为引导效应的仿真研究 |
| 7.1 研究方法 |
| 7.1.1 基于Agent的建模与仿真方法介绍 |
| 7.1.2 基于Agent的建模与仿真流程 |
| 7.2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仿真模型设计 |
| 7.2.1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仿真概念模型构建 |
| 7.2.2 仿真模型系统设置 |
| 7.2.3 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农户农业节水行为模拟 |
| 7.3 仿真结果分析 |
| 7.3.1 无政策引导情形与政策最优情形对比分析 |
| 7.3.2 单个政策情境因素引导效应分析 |
| 7.3.3 政策情景因素组合效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引导农户农业节水行为的政策建议 |
| 8.1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引导体系构建 |
| 8.2 基于人口学特征的行为促进策略 |
| 8.3 基于心理因素的行为驱动策略 |
| 8.4 基于外部情境因素的行为引导策略 |
| 8.4.1 社会规范引导策略 |
| 8.4.2 政策因素引导策略 |
| 8.5 农户农业节水行为强化策略 |
| 9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农户农业节水行为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 |
（5）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及其经济获得感效应研究 ——以内蒙古武川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订单农业相关研究 |
| 1.2.2 产业扶贫相关研究 |
| 1.2.3 获得感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基本概念 |
| 2.1.2 其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小农理论 |
| 2.2.2 技术采纳行为理论 |
| 2.2.3 社会网络理论 |
| 2.2.4 社会学习理论 |
| 2.2.5 分工协作理论 |
| 2.2.6 交易成本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2.3.1 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机理 |
| 2.3.2 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经济获得感效应研究的理论机理 |
| 2.3.3 本文的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 变量的识别、测度与特征 |
| 3.1 社会资本的识别、测度与特征 |
| 3.1.1 社会资本测度指标选取 |
| 3.1.2 社会资本的调查方法 |
| 3.1.3 社会资本维度设计 |
| 3.1.4 社会资本的测算方法 |
| 3.1.5 社会资本的测算 |
| 3.1.6 农户社会资本描述性分析 |
| 3.2 经济获得感的测度与特征 |
| 3.2.1 经济获得感测度指标选取 |
| 3.2.2 农户经济获得感描述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特征分析 |
| 4.1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1 农户基本特征 |
| 4.1.2 农户信息掌握程度特征 |
| 4.1.3 农户订单农业认知特征 |
| 4.1.4 农户与外界联系程度特征 |
| 4.2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效果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框架回顾 |
| 5.3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3.1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框架 |
| 5.3.2 实证方法与变量描述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社会资本对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实证分析 |
| 5.4.1 社会资本对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实证框架 |
| 5.4.2 变量选择 |
| 5.4.3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5.4.4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5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经济获得感效应分析:群体平均效应 |
| 6.1 引言 |
| 6.2 订单农业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的机理 |
| 6.3 实证方法与变量描述 |
| 6.3.1 实证方法 |
| 6.3.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6.4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收入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决策方程估计 |
| 6.4.2 共同支撑域与平衡性检验 |
| 6.4.3 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收入效应测算结果 |
| 6.4.4 订单农业收入效应的敏感性分析 |
| 6.5 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经济获得感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决策方程估计 |
| 6.5.2 共同支撑域与平衡性检验 |
| 6.5.3 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经济获得感效应测算结果 |
| 6.5.4 订单农业经济获得感效应的敏感性分析 |
| 6.6 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经济获得感效应分析: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差异 |
| 7.1 引言 |
| 7.2 实证方法与变量描述 |
| 7.2.1 实证方法 |
| 7.2.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7.3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参与订单农业的收入效应差异分析 |
| 7.3.1 贫困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收入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7.3.2 非贫困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收入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7.3.3 收入效应结果分析 |
| 7.4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参与订单农业的经济获得感效应差异分析 |
| 7.4.1 贫困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经济获得感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7.4.2 非贫困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经济获得感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7.4.3 经济获得感效应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与实践启示 |
| 8.2.1 对政府政策的建议 |
| 8.2.2 对农户实践的启示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6）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苏州吴江乡村空间重构机制研究 ——以开弦弓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背景:我国乡村空间进入加速重构的转型期 |
| 1.1.2 现实背景:苏州吴江乡村空间经历了转型与重构 |
| 1.1.3 理论背景:ANT作为社会学理论提供了新方法 |
| 1.2 研究对象及其典型性 |
| 1.2.1 苏南地区:中国乡村发展先行地区 |
| 1.2.2 吴江区:苏南地区重要组成部分 |
| 1.2.3 典型乡村解读 |
| 1.2.4 开弦弓村:苏州吴江乡村的典型代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想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数据来源 |
| 1.4.4 研究框架 |
| 2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乡村发展 |
| 2.1.2 乡村重构 |
| 2.1.3 乡村空间重构 |
| 2.1.4 乡村空间重构与乡村空间演变 |
| 2.2 相关理论及应用 |
| 2.2.1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
| 2.2.2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乡村空间 |
| 2.3 国内研究现状 |
| 2.3.1 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
| 2.3.2 社会转型与乡村空间 |
| 2.3.3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乡村空间 |
| 2.4 国外研究现状 |
| 2.4.1 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
| 2.4.2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乡村重构 |
| 2.5 相关研究述评与本文视角选择 |
| 2.5.1 现有研究情况 |
| 2.5.2 本文研究视角选择 |
| 2.6 本章小结 |
| 3 苏州吴江乡村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研究框架构建 |
| 3.1 乡村空间重构背景分析 |
| 3.2 乡村空间重构阶段划分 |
| 3.2.1 划分依据 |
| 3.2.2 阶段划分 |
| 3.3 乡村空间重构历程与特征研究 |
| 3.3.1 总体布局 |
| 3.3.2 工业生产空间 |
| 3.3.3 农业生产空间 |
| 3.3.4 生活居住空间 |
| 3.3.5 配套服务空间 |
| 3.4 乡村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构建 |
| 3.4.1 乡村空间重构异质行动者构成 |
| 3.4.2 乡村空间重构异质行动者网络的利益联盟 |
| 3.4.3 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必经之点(OPP) |
| 3.5 行动者网络的转译——乡村空间重构动力机制 |
| 3.5.1 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问题界定 |
| 3.5.2 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利益赋予 |
| 3.5.3 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征召 |
| 3.5.4 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动员 |
| 3.5.5 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异议 |
| 3.6 本章小结 |
| 4 开弦弓村空间重构背景分析与历程特征研究 |
| 4.1 背景概况 |
| 4.1.1 自然资源环境 |
| 4.1.2 土地水文资源情况 |
| 4.1.3 产业资源情况 |
| 4.1.4 人口资源情况 |
| 4.1.5 文化资源环境 |
| 4.1.6 历史沿革 |
| 4.2 重构历程阶段划分 |
| 4.2.1 划分依据 |
| 4.2.2 阶段划分 |
| 4.3 第一阶段:1929 年-1978 年——传统农业时期 |
| 4.3.1 经济社会特征 |
| 4.3.2 空间形态特征 |
| 4.4 第二阶段:1978 年-1997 年——集体工业时期 |
| 4.4.1 经济社会特征 |
| 4.4.2 空间形态特征 |
| 4.5 第三阶段:1997 年-2013 年——个体工业时期 |
| 4.5.1 经济社会特征 |
| 4.5.2 空间形态特征 |
| 4.6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新时期乡村建设时期 |
| 4.6.1 经济社会特征 |
| 4.6.2 空间形态特征 |
| 4.7 本章小结 |
| 5 ANT视角下开弦弓村空间重构机制 |
| 5.1 第一阶段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 |
| 5.1.1 行动者网络构建 |
| 5.1.2 行动者网络转译 |
| 5.1.3 空间重构动力机制总结 |
| 5.2 第二阶段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 |
| 5.2.1 行动者网络构成 |
| 5.2.2 行动者网络转译 |
| 5.2.3 空间重构动力机制总结 |
| 5.3 第三阶段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 |
| 5.3.1 行动者网络构成 |
| 5.3.2 行动者网络转译 |
| 5.3.3 空间重构动力机制总结 |
| 5.4 第四阶段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 |
| 5.4.1 行动者网络构成 |
| 5.4.2 行动者网络转译 |
| 5.4.3 空间重构动力机制总结 |
| 5.5 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转变分析 |
| 5.5.1 行动者构成的转变 |
| 5.5.2 征召方式的转变 |
| 5.5.3 空间结果的转变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ANT视角的苏州吴江乡村空间营建策略 |
| 6.1 空间问题分析:从社会视角探讨苏州吴江乡村空间问题 |
| 6.1.1 由社会与空间的作用机制解析空间问题 |
| 6.1.2 对“就空间论空间”的反思 |
| 6.2 行动者构成:成立乡村建设联盟,构建多方参与的融合机制 |
| 6.2.1 鼓励各类异质行动者参与乡建,形成联盟 |
| 6.2.2 选取乡建“代言人”作为核心行动者 |
| 6.2.3 激发村民行动者参与积极性 |
| 6.2.4 设计师行动者参与乡村建设与角色退出 |
| 6.2.5 政府行动者协同参与指导 |
| 6.3 空间活化:激发物质空间活力 |
| 6.3.1 地方人文要素的活化利用 |
| 6.3.2 盘活闲置资源,提高新空间使用率 |
| 6.3.3 着眼长远目标,有序分期建设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1.1 结论一 |
| 7.1.2 结论二 |
| 7.1.3 结论三 |
| 7.1.4 结论四 |
| 7.2 研究的不足及未尽之处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记录(节选) |
| 附录二:1929-2020 开弦弓村大事件 |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航运对太湖典型入湖河道水环境影响分析及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省内内河航运现状及太湖水环境现状 |
| 1.1.1 江苏省内河航运现状研究 |
| 1.1.2 太湖航运及污染现状研究 |
| 1.2 船舶水污染现状研究进展 |
| 1.2.1 船舶污染特征及总体控制 |
| 1.2.2 船舶污染治理技术及控制管理政策 |
| 1.2.3 河道水环境承载力及污染物扩散模型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区域概况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5 创新点 |
| 2 主要入湖河流通航特征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2 主要通航入湖河流航运现状分布特征 |
| 2.3 内河船舶产污环节及污染防治现状调研与分析 |
| 2.3.1 既有调研结果 |
| 2.3.2 太湖流域补充调研与分析 |
| 2.4 典型入湖河流船舶污染物负荷分析 |
| 2.4.1 船舶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 |
| 2.4.2 船舶主要污染物负荷分析 |
| 2.5 小结 |
| 3 主要入湖河流水环境现状调研与分析 |
| 3.1 研究范围与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现状调研 |
| 3.2.2 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
| 3.3 典型入湖河流污染现状 |
| 3.3.1 水系概况 |
| 3.3.2 典型入湖河流周边环境现状 |
| 3.3.3 典型入湖河流污染源及污染负荷 |
| 3.4 主要入湖河流水质现状达标分析 |
| 3.5 环境承载力分析 |
| 3.5.1 陈东港 |
| 3.5.2 大浦港 |
| 3.6 小结 |
| 4 航运对主要入湖河流水质的影响分析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河流水质跟踪监测数据 |
| 4.2.1 高锰酸盐指数与总氮 |
| 4.2.2 氨氮与总磷 |
| 4.2.3 石油类与SS指标 |
| 4.2.4 底泥有机质、全氮、有效磷 |
| 4.2.5 综合污染指数 |
| 4.3 河流水质与船舶流量相关性分析 |
| 4.4 综合污染指数与船流量曲线拟合 |
| 4.5 小结 |
| 5 水环境承载能力与船舶污染量的关联模型 |
| 5.1 研究方法 |
| 5.2 模型构建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4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基于仿真模拟的幼儿园疏散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课题来源 |
| 1.1.2 国家政策和规范 |
| 1.1.3 幼儿园事故频发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理论和软件梳理 |
| 1.3.2 幼儿园疏散基本模型建立及仿真模拟 |
| 1.3.3 幼儿园疏散流线设计策略与实践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幼儿园疏散及相关基础研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疏散时间 |
| 2.1.2 疏散流线 |
| 2.1.3 疏散距离 |
| 2.1.4 幼儿园平面布局基本形式 |
| 2.2 建筑安全疏散研究 |
| 2.2.1 国外建筑安全疏散研究 |
| 2.2.2 国内建筑安全疏散研究 |
| 2.2.3 建筑安全疏散研究小结 |
| 2.3 幼儿园建筑及儿童疏散研究 |
| 2.3.1 幼儿园建筑研究 |
| 2.3.2 儿童疏散研究 |
| 2.3.3 幼儿园建筑及儿童疏散研究小结 |
| 2.4 人群疏散仿真与疏散模型的研究 |
| 2.4.1 人群疏散仿真研究 |
| 2.4.2 疏散模型研究 |
| 2.4.3 人群疏散仿真与疏散模型的研究小结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幼儿园疏散流线调研与基础模型建立 |
| 3.1 仿真软件选择 |
| 3.1.1 仿真工具概述 |
| 3.1.2 仿真软件比较 |
| 3.1.3 Mass Motion软件介绍 |
| 3.2 幼儿园疏散流线调研 |
| 3.2.1 调研方法及内容 |
| 3.2.2 幼儿园调研对象及分类 |
| 3.2.3 幼儿园流线归纳总结 |
| 3.3 幼儿园基础模型建立及边界确立 |
| 3.3.1 建模依据 |
| 3.3.2 基础模型建立 |
| 3.3.3 智能体参数设定 |
| 3.4 对比模拟仿真实验模型建立 |
| 3.4.1 疏散流线模拟类型选择 |
| 3.4.2 水平疏散流线仿真模型设计 |
| 3.4.3 垂直疏散流线仿真模型设计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幼儿园疏散流线模拟仿真及分析 |
| 4.1 水平流线疏散模拟仿真实验 |
| 4.1.1 活动室疏散出口仿真模型搭建 |
| 4.1.2 水平疏散流线形式仿真模型搭建 |
| 4.1.3 水平疏散流线宽度仿真模型搭建 |
| 4.2 垂直疏散流线疏散模拟仿真实验 |
| 4.2.1 垂直疏散流线形式仿真模型搭建 |
| 4.2.2 垂直疏散流线宽度仿真模型搭建 |
| 4.3 模拟仿真实验结果分析 |
| 4.3.1 活动室疏散出口宽度 |
| 4.3.2 水平疏散流线形式 |
| 4.3.3 水平疏散流线宽度 |
| 4.3.4 垂直疏散流线形式 |
| 4.3.5 垂直疏散流线宽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幼儿园疏散流线设计策略及实践应用 |
| 5.1 幼儿园疏散流线设计原则 |
| 5.2 幼儿园疏散流线设计策略 |
| 5.2.1 活动室疏散出口设计策略 |
| 5.2.2 水平疏散流线设计策略 |
| 5.2.3 垂直疏散流线设计策略 |
| 5.3 幼儿园实践应用 |
| 5.3.1 项目概况 |
| 5.3.2 概念设计 |
| 5.3.3 总体规划 |
| 5.3.4 方案模拟与优化 |
| 5.3.5 技术图纸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模拟仿真软件设置 |
| 附录Ⅱ 图录 |
| 附录Ⅲ 表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9）华北某区农村供水水质评估、供水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农村供水水质现状 |
| 1.2 水质与健康风险评估 |
| 1.2.1 国标法 |
| 1.2.2 综合水质指数 |
| 1.2.3 健康风险评估 |
| 1.2.4 其他评价方法 |
| 1.3 农村供水体系管理 |
| 1.4 农村饮用水处理技术 |
| 1.4.1 常规水处理技术 |
| 1.4.2 吸附技术 |
| 1.4.3 膜分离技术 |
| 1.4.4 其他水处理技术 |
| 1.5 研究目的 |
| 1.6 研究内容 |
| 1.7 研究路线 |
| 第2章 华北某区供水水质达标与健康风险评估 |
| 2.1 水源地背景 |
| 2.2 供水水质评估 |
| 2.2.1 国标法 |
| 2.2.2 综合水质指数 |
| 2.3 健康风险评估 |
| 2.3.1 非致癌风险 |
| 2.3.2 致癌风险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华北某区农村供水站运行与管理现状评估 |
| 3.1 水源保护与站区环境 |
| 3.1.1 水源保护 |
| 3.1.2 站区环境 |
| 3.2 输配水管网与供水配套设施 |
| 3.2.1 输配水管网 |
| 3.2.2 水泵机组 |
| 3.2.3 净化设备 |
| 3.2.4 消毒设施 |
| 3.3 管理制度和人员 |
| 3.3.1 管理责任 |
| 3.3.2 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 |
| 3.3.3 管理人员 |
| 3.4 安全生产与消防 |
| 3.5 水质检测与巡查管理 |
| 3.5.1 水质检测与公示 |
| 3.5.2 巡查管理日志与资料档案 |
| 3.6 供水服务与计量收费 |
| 3.7 应急供水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保障农村供水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
| 4.1 农村供水安全 |
| 4.1.1 水资源保护 |
| 4.1.2 供水设施建设及经济效益 |
| 4.2 农村供水管理 |
| 4.2.1 确立管理模式,加强人员培训 |
| 4.2.2 保障生产安全,构建卫生监督体系 |
| 4.3 农村供水服务 |
| 4.3.1 供水工程硬件交付向服务交付转变 |
| 4.3.2 建立合理水费收缴机制,全面落实水费收缴工作 |
| 4.3.3 创新服务方式,打造智慧水务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江苏省调研组工作小结（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D]. 霍圣录.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3]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4]农户农业节水行为驱动机制及引导政策研究 ——以黄河流域河套灌区为例[D]. 邢霞.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1)
- [5]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及其经济获得感效应研究 ——以内蒙古武川县为例[D]. 郑黎阳.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1)
- [6]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苏州吴江乡村空间重构机制研究 ——以开弦弓村为例[D]. 陈冠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7]航运对太湖典型入湖河道水环境影响分析及模型研究[D]. 李佳桐. 常州大学, 2021(01)
- [8]基于仿真模拟的幼儿园疏散设计研究[D]. 郑军.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1
- [9]华北某区农村供水水质评估、供水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 刘子奇. 北京建筑大学, 2021(01)
- [10]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