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与中国戏曲的关系

一、萧军与戏曲的因缘（论文文献综述）

LEE W00NG^[1]（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林静远^[2]（2020）在《论萧红小说抒情性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抒情性是萧红小说的典型特征,其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萧红在曲折的成长经历和自觉的写作探索中逐渐找到自己擅长并符合自身个性气质的抒情性文体。本文首先追溯萧红的人生轨迹,探讨其小说抒情性的成因。儿时家庭和故乡的影响、成年后的情感经历以及鲁迅的言传身教都促成了其小说抒情性的形成。其次结合文本,从散文化结构、语言修辞和儿童视角三个方面分析萧红如何使小说更具抒情性。散文化结构具体表现为生活片段的连缀、情节人物的淡化及情绪基调的贯穿。而儿童化语言、陌生化语言以及押韵的使用又使语言具有诗化的特征。多种修辞手法的应用赋予了文章特定的情感色彩。儿童视角不仅具有呈现细节、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还具有反讽的力量,同时又增添了文章的童真童趣。萧红还将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相互融合,在文本中形成两种视角的交叉,从而使情感的表达更加多元、复杂。最后,通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探讨萧红小说抒情性的历史价值和美学意义。其历史价值主要有三点:一是开创了独特的东北地域空间,二是开创了有特色的散文化的抒情小说范式,实现了写实与抒情的有机融合。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抒情文学的坚守。萧红小说抒情性的美学意义主要表现为抒情的诗性品格;萧红小说独特的抒情策略:情感的节制和情感的复合。情感的节制减少了作者主观的评判,给读者留下更多的审美空间。而情感的复合使文本不至于过分低沉压抑,也给了研究者更多阐释的维度。

王鑫^[3]（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说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吴国彬^[4]（2018）在《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发展史上,延安文艺的研究与延安文艺本身的发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其所积累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具有不凡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由于延安文艺学术史的整理与发掘研究相当繁复浩阔,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内作深度研究,因此,本文着力于回顾、梳理、整合与提炼自1980年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段的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史进程,探察与反思近4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研究、延安文艺运动及其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等各个领域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和发现延安文艺研究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发展史中的历史经验、价值意义等,这无疑对于推进延安文艺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和当代借鉴意义。引言:综观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及其现状,纵览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史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概述论文选题及其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第一章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主要呈示和总览1980年代初“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如何从以往的“思想战线”向学术研究“拨乱反正”转变。延安文艺研究及其作家作品批评等,不仅开始逐步走出思想及方法的束缚及僵化,而且也在研究立场及方法的转变、文艺史料的整理、作品文本的解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及其历史特征。第二章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多种外国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涌入、思想理论界开展“人道主义”及“异化”论论争、文艺理论界提出主体性文论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及“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等学术思想背景下,集中讨论“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如何在理论方法的借用、研究视角的拓展及学术史角度的反思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学术探索面貌和学术研究的自觉等。第三章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通过对1990年代学术界“规范化”及专业化思想的提出,以及对于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及其相关图书资料编纂出版等多方面成果的梳理,探讨海外学术思想的影响与不同研究社团流派之于延安文艺研究的特征,并结合“王实味遗案”研究中资料搜集及其历史阐释的个案分析,探寻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规范、视域拓展及其知识积累等方面所呈现的学术演进与时代特征。第四章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梳理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领域及其理论视野、作家及其专题研究等方面发生的新成果与新变化,尤其是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研究,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以及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陕甘宁文艺与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拓展与深化等,探讨延安文艺学术的自觉、新一代学人的拓展、深化及其学术规范意识的确立等。第五章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主要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长足进步,有关延安文艺文献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及论述。从学术思想及其理论方法、学科意识及其规范化等方面,探讨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地位等。结语: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的时代流变、阶段特征、文学史立场以及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等进行综合评述,探寻填补研究空白与拓展研究视域的可能空间与具体途径。

卢美丹^[5]（2017）在《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史视野下,以前期即1937-1977年延安文学研究为考察对象,以各时期相关的报刊、文集、文学史着述及回忆录等为主要文献史料,具体分四个阶段,历时性回顾延安前期文学研究的情境、论题、方法、特征与主要成果。论文认为,前期延安文学研究,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艺研究的历史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研究的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民主革命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逐步确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和新中国文艺合法性地位,同时致力于改造作家思想观念、重塑创作风气、引导艺术批评和接受取向,以确立新文艺观念与范式,并完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因此,前期延安文学研究的论题、标准、方法、特征,无不体现特定的历史情境性。第一章,论文将1937-1949年的延安文学研究,视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论证与确立阶段,同时又以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分前后两个阶段,通过十余年间对作家、作品、观念、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在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达成以延安根据地为主的革命文艺,向新中国文艺转型的理论共识。第二章,1949-1957年,延安文学研究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重要部分,此前已经确立的方向和方法,是新中国文艺的基础,现实主义的观念、方法和与之相应的新经典,文艺的大众化和群众路线,旧文艺、旧艺人、旧形式的改造等论题,进一步巩固并上升为国家文艺理念,其核心成果是一批文学史着述的形成。这一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最核心的理论原典。第三章,随着“双百”方针的推进,围绕《讲话》而出现了文艺与政治、现实主义等论题的争鸣,从而引发1958年的反右斗争和再批判活动,以至1966年,一些前期确立的作家楷模和作品典范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工农兵参与文学研究并集体着史、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为原则的样板化文艺,成为“新文艺”创作与研究的主要取向与核心成果,而文学研究日益偏离文学本体,曲解、违背毛泽东文艺批评政治标准与文艺标准兼顾原则的情况也日益突出。第四章,上述倾向在1966-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中得到强化,围绕政治斗争和批判活动,《讲话》所述批评标准、群众路线、“普及与提高”等问题,被极度曲解,文艺批“旧”风潮、样板化方法、业余化导向、集体化模式,被推向极致,而作家作品不仅处于悬置处境,且专业性研究也步入停滞,一定程度上,文革时期的延安文学研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1937-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因用而顾本,破旧以立新,是时代赋予文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因此,尽管各时期有着种种缺憾,甚至经常出现执着于政治而偏离文学研究道路的情况,但整体上它也部分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教训对后世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或警示作用。

肖俏^[6]（2017）在《戏剧受述者研究》文中指出无论小说、电影、戏剧,甚或电子游戏,各种媒介故事的产生都离不开信息接收方的参与与构建。对于信息接收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20世纪末的后经典叙述学再次突破经典叙述学仅限于形式结构内部研究的局限,将信息传收方的互动带入叙述交流模式的多层次研究中,受述者则成为这一模式内的新成员。目前,受述者的研究成果甚为薄弱,远不及经典叙述学中对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声音的关注,后经典叙述学对真实读者、隐含读者的重视。然而,在故事讲述中,受述者作用不可小觑,他或搭建叙述框架,或传递叙述信息,或推进情节发展,或突出故事主题。实际上,在复杂的戏剧舞台呈现中,受述者的作用不止于此。本文以戏剧受述者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原因:故事生成离不开信息接收方的参与,情节组织离不来信息接收方的推进,舞台表演离不开信息接收方的节奏把握。因此本文依据叙述学的叙述交流模式,通过厘清相关概念的内核与外延,将不同层次的信息接收方均归类于受述者研究范畴,把戏剧受述者分为外层受述者、次层受述者和内层受述者。文章研究内容为外层受述者与故事时间感知、故事时序排列之关系,包括外层受述者故事时间感知途径、由“透视”组织故事时间、对暗场时间填充、故事时序重新排列等;次层受述者与戏剧空间之关系,依据其在空间中的位置,分为演剧场景空间次层受述者与观剧场所空间的次层受述者,并将其的叙述功能归纳为传递叙述信息、引导叙述话语、拓展叙述时空;内层受述者与情节组织之关系,从受述者类型的划分,揭示其与悬念、误会、巧合等戏剧技巧之间隐含的规律。本文借鉴了小说受述者研究成果,在比较中获得一些突破:首先,建构了戏剧叙述交流模式的理论框架,以受述者为切入点进行分层研究。其次,将“空间透视”的方法运用到对戏剧事件的分析中,从外层受述者视角,找出了“空间透视”与“时间透视”的焦点集中、分散与纵深性的关系,发现并总结出情节的“原点发生论”,及视线对焦乃情节发展之推手。再次,对于受述者研究旨在进行叙述交流结构内部规律探索,从而揭示受述者与戏剧情节组织、结构安排的关系。本文选取与叙述者相对应的受述者进行考察,是从叙述交流核心问题切入戏剧叙述研究领域,为早日建构戏剧叙述研究的完整体系尽绵薄之力。

厉平^[7]（2016）在《20世纪上半叶英美英译中国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认为一国文学经由翻译进入另一国所重构的国家形象,对于该国文学与文化在另一国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目前尚缺少对文学翻译中异国形象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系统探讨。就20世纪上半叶英美英译中国小说之中国形象的解读与重构而言,多为个案研究,缺少与整个历史时期英译中国小说文本群整体关照的宏观研究。鉴于此,本文对该时期英美英译中国小说所重构的中国形象、重构策略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描述与阐释,试图探讨英译中国小说中中国形象重构的模式。本文尝试提出文学翻译中的异国形象理论范畴,并将其作为20世纪上半叶英美英译中国小说重构中国形象的理论基础,从宏观层面探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译中国小说中国形象的重构问题,同时采用个案研究,对重点译本与重点译者加以研究。研究发现,20世纪上半叶,以非华裔和华裔汉学家为核心的翻译主体,具有双语能力,受到双重文化的浸染;他们将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翻译到英美两国,较为全面地重构了多层面、积极与消极兼有、古代和现代兼具的中国形象。同时,英译中国小说还受到了该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译者翻译时还考虑到目的语社会的内在需要;他们从各自的社会身份出发,通过翻译底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对原作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了重构。由于社会环境、翻译主体及其对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英译小说重构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总体而言,这些形象之间相互联系,具有前后承接性,整个时期又呈现出明显的演变轨迹。研究还发现,20世纪上半叶英美英译中国小说对中国形象的重构大致有三种模式,即内需模式、双语双文化译者模式和改写模式。20世纪上半叶英美英译中国小说重构的中国形象丰富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识,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本研究有望推动翻译学研究领域中异国形象的理论研究与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史的研究。

田丰^[8]（2016）在《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文中认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左翼乡土小说的评价经过了多次波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乡土小说曾经备受推崇,但到文革时期,因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论的影响,遭受到一定的打击。进入新时期以来,1927-1937年间的左翼乡土小说因为带着明显的阶级标识和现实功利意图,往往不被研究者重视,这从近些年来的研究情况也可以见出。这种研究现状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实际贡献和历史价值是不相符的。左翼乡土小说不仅上承五四乡土小说,而且还开启和影响了解放区乃至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创作,因此对于左翼乡土小说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乡土小说整体演变情况的认识。具体而言,本文先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异同比较切入,接下来分别从“文艺大众化讨论背景下的左翼乡土小说写作”、“左翼乡土小说中的伦理图景与革命书写”、“左翼乡土小说的身体政治与革命书写”、“左翼乡土小说的革命想象与叙事”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左翼乡土小说的“审美表征及审美形态”、“历史价值与局限”,结合具体作品论述了左翼乡土小说的源流、构成、成就与贡献,最后针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提出批评和建议。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革命早已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之中,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纷纷以笔为旗坚守在文学战线上,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的严峻情势下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紧随时代步伐,纷纷致力于描写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从而在表征革命理想的同时激发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左翼乡土小说家既十分注重表现农民的觉醒及其反抗,同时也注意深入分析造成农民深重苦难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原因,从而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之所以会爆发的根本动因。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仅扩大了乡土小说的表现范围,而且还非常重视对于乡村风景、风情与风俗的描绘。在左翼乡土小说中,乡村已经不再是处于静态中的悲凉的乡土,而是成为动态的革命的热土。总体而言,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无论在创作理念还是思想意识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并没有完全断裂开来,在这两者之间依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为了让普通民众也能够欣赏和接受革命文学,左联自成立之日起便非常重视文艺的大众化,为此先后进行过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这对左翼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翼乡土小说无论从语言还是句法乃至语体风格上相较于五四乡土小说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左翼乡土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对话也较为贴近农民生活用语的原貌,大都简洁明了,趋近于口语化,小说句式也多以短句为主,句法倒装和章法零乱等欧化话语模式已经较为少见。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大量增加了对话在小说文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且还经常通过对话和动作来暗示人物的心理变化,而较少采用静止的心理刻画。在左翼乡土小说中嵌入了大量的方言土语、民谚俗语以及民歌民谣,增强了左翼乡土小说的风土味和地方色。不仅如此,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借用和改编民歌曲调创作出具有现实性、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歌谣,以此来表达强烈的革命情感,鼓舞人民的战斗意志。左翼乡土小说家分别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这三重视角来展开革命叙事。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对于五四伦理道德革命尤其是家庭伦理革命并不陌生,因而他们往往会借助家庭伦理来书写革命,藉此瓦解和颠覆反动统治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同时赋予革命以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而言,左翼乡土小说主要从父子伦理、情爱伦理和家族伦理等三个方面来展开革命叙事。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中共要想组织和动员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就必然要涉及到农民的经济问题,尽量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这就使得远离土地革命实际场域的左翼乡土小说家能够借助经济伦理图景来想象和书写革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往往会通过揭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获利不义、为富不仁等恶德恶行来赋予土地革命正当性、必要性与合法性。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不仅地主阶级展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即便是普通农民身上也有着“经济人”的一面,但此种“经济人”意识的生成有时反倒能够让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所在,进而体认到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阶级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还非常重视在小说中揭示造成阶级间巨大经济差异的内在根源。中国传统社会自古以来便将伦理和政治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伦理治国的管理体制和统治秩序,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又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浓郁的政治色彩,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十分注重从政治伦理角度展开革命叙事。左翼乡土小说家基于政治伦理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首先他们充分肯定农民革命意识和阶级观念的觉醒,热情歌颂他们从事阶级斗争的英勇壮举；其次极力否定官僚阶层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以便帮助农民们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和凶残本质,从而抛弃对于官僚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存的幻想。任何革命都要由人来付诸实践,土地革命要想深入开展下去就必须广泛动员劳苦大众参与其中,而这就必须充分利用农民的身体欲望和身体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对此也有着浓墨重笔的表现。但在革命发动之后确有必要对农民革命者乃至革命知识分子进行适度的身体规训和改造,以便将革命者的身体置于严密的革命纪律管控和约束下,使之服从革命的现实需要。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对农村女性的苦难遭际和血泪痛史进行了揭示和暴露,以此来引起人们对农村女性现实处境的同情和关注。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者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他们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对于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形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之所以热衷于展开想象性叙事,既与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创作态度有关,同时又与中共以及左联的大力倡导紧密相关,藉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时民众尤其是青年迫切想要了解农村土地革命实际情形的愿望。虽然左翼乡土小说家大多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村革命,但他们却大多有过一定的农村生活经验,这就为他们想象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此外,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借助本土文化资源、外来资源以及通过查阅报纸、走访朋友等多种途径来获取创作素材,以此来进行革命想象。毋庸置疑,左翼乡土小说确然是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政治化写作,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政治而全然忽视小说的审美表现,他们不仅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建构起具有独特审美特质的政治美学,而且还呈现出身体美学、悲剧美学和暴力美学等独具特色的多样化审美形态。革命文论家对于“力”和“美”的呼唤在左翼乡土小说家那里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他们在小说文本中将力与美结合在一起,揭示出血与火的时代里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及其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审美表征。左翼乡土小说家依照现实经验和直觉感悟,遵从身体经验的感性逻辑,呈现出带有原初意味的革命者的身体美学。由于当时敌对势力的过于强大致使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常常陷入逆境乃至遭遇失败,因而在左翼乡土小说文本中常常可以见到悲剧,但小说中的革命民众并没有因遭受挫折或者失败而一蹶不振。总之,“悲壮”而不“悲伤”已然成为左翼乡土小说家自觉的审美追求。左翼乡土小说家通常不会在小说文本中赤裸裸地描摹革命暴力,而是通过对暴力的美化使得革命暴力行为不仅不会与血腥屠杀联系起来,反倒会让读者产生愉悦、振奋的审美快感和审美体验。自左翼乡土小说诞生之日起逐渐地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从而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重大转折,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究其实质,左翼乡土小说家并非单单为了迎合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们的小说文本也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内涵,比起他们的前辈来也的确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左翼乡土小说家扭转了早期革命文学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从而为之后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现实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虽然左翼乡土小说难免会有所局限,但也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当今的乡土小说家需要以开阔的胸怀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1930年代与京派乡土小说双峰并峙的左翼乡土小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让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少走弯路,以便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理论剖析和文本细读同时并重,立足于从整体上把握左翼乡土小说,深入研究和阐释其形成原因、影响因素、总体特征、表现重心、审美形态以及其文学史意义。通过对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之间的异同比较来总结左翼乡土小说的创作特点,力图通过横向和纵向、历史和逻辑的多元比较与深入辨析来把握左翼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形式特征和美学样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注意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借助西方伦理学、美学和文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种理论对左翼乡土小说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注重充分挖掘和运用原始史料和文献资料。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坚持论从史出,力求回到现场触摸历史脉络,从材料中提炼观点。

陈扬^[9]（2015）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之研究》文中指出“《红楼梦》研究批判”是1954年发生在政治、文化领域内的一场批判运动。本文试图通过对其经过的重述、原因的探讨、影响的分析做一个案研究,重新认识这一个案及其所反映的“十七年”文学大环境及文学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一章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解决运动“是什么”的问题。虽然事件经过前人基本上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但分阶段、分层次地讨论之后,才能凸显出“十七年”政治-文艺运动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二章探讨运动发生的背景及原因。“小人物”的崛起和旧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是发生在1950年代的突出现象。李希凡和蓝翎撰文质疑俞平伯虽事出偶然,但他们的观念在同时代青年中并不鲜见,那一代青年所受的教育形塑了他们趋于同质化的思想和情感。另一方面,与“小人物”崛起几乎同时的,是旧知识分子经历的漫长的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改造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但1949年后才成为普遍性、本质性的、从制度到思想的多重改造。1954年前后,政治、社会环境日趋稳定,处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变得愈加重要,必须要进入到新的阶段。顺应时代的“小人物”的发难,毛泽东的因势利导,文艺界潜藏的矛盾,这些因素共同触发了“《红楼梦》研究批判”。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是对运动影响的研究。不同于前人多宏观的描述,第三章综合近年新见的学人日记、批判材料、检讨等史料,细致地展现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心态体验。既有人摇旗呐喊,也有人在批判同时尽力保存一些学理性,还有人依然故我、坚决反对。第四章探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研究的话语风格、标准与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如果说民国学术研究是多元化的,那么1954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占据了绝对地位。“《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是“十七年”文学批评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建国几年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首次集中展演。运动中的批评文本之所以值得研读,并不在于其更学术化抑或是更政治化,而在于其所体现出的文学研究话语转型时期的特殊色彩。如果说对知识分子心态、文学研究范式的研究都是偏于内在性的,那么第五章则是从外部文学制度的角度来讨论运动的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文艺报刊和读者阅读。《文艺报》被严肃处理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挤压了刊物本不宽阔的言说空间。运动还塑造和引导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尤其是对青年读者影响深远,使他们的文学接受功利化和工具化。从这两点上看,“《红楼梦》研究批判”对“十七年”文学制度的营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耀武^[10]（2015）在《鲁迅旧体诗及其当代传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创作的旧体诗数量虽然不多,但在他生前和身后都产生了复杂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建国以后,鲁迅的旧体诗一直在被出版、抄录、诵读、注解、阐释和研究,这是一个稍作梳理就能发现的一个文学与文化现象。文学文本的连续出版、不断解读、反复阐释是文学作品接受的重要维度,通常也是其发生创作影响的条件和契机。循着这一思路,深入考察被文学史所遮蔽、拒绝、忽视的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旧体诗在创作的维度上同样也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本文从考察鲁迅旧体诗的诗体特征入手,梳理分析了鲁迅旧体诗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的传承。本文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上篇主要界定相关概念,论述“鲁体”这一范畴提出的依据与意义,以及“鲁体”的基本特征。中篇主要以“鲁迅弟子”萧军、胡风、聂绀弩为研究个案,梳理“鲁体”在1950-70年代旧体诗词创作中的传承,探究他们对“鲁体”创作接受的不同侧面及其原因。下篇主要以新“二流堂”群体、“岭南诗人”群体以及杂文家群体的旧体诗词创作为研究个案,梳理“鲁体”在1980年代以来旧体诗词创作中的传承。上篇由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组成。第一章在梳理中西文体理论的基础上,评述国内外学界对“文体”的几种界定方式,确定本文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体”这一范畴,简要论述文体与诗体之间的关系,进而阐释“鲁体”提出的历史依据,文本依据与研究意义。第二章认为,草木意象、长夜意象群体及其所蕴含的孤独意识,杂文化的诗歌语体与论辩式的章法结构,风景的社会隐喻性与内在的批判精神,是“鲁体”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相关史料,对此进行了详尽论述。第三章将“鲁体”置放于中国诗歌传统中进行审视,考镜“鲁体”与文学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并简要概述了“鲁体”在当代的传承与变异的历史。中篇由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组成。第四章以萧军早期的旧体诗词作为参照,论述“鲁体”传承发生的历史背景、主体原因,考察萧军1950-70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中对“鲁体”的接受。对“鲁体”意象、诗语的借用,对鲁体孤独意识的承传,是萧军旧体诗词接受“鲁体”的主要面向。第五章主要梳理胡风旧体诗词创作中“鲁体”的承传,胡风步韵鲁诗、连环对诗体的内在形式,以及诗中强烈的孤独意识,是他承传“鲁体”的文本表征。第六章论述了“鲁体”自嘲对聂绀弩最具特色的“劳动诗”的发生学意义,“聂体”的形式特征与“鲁体”的承传关系,“聂体”的孤独意识对“鲁体”的承传与变异。任何一种传承都不是被动的接受,任何一种接受都是受制于接受主体先在视界的选择性接受。“鲁体”在萧军、胡风、聂绀弩旧体诗词创作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复杂接受形态,体现了不同接受主体与时代语境、鲁体传统乃至鲁迅传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下篇由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组成。第七章论述了以荒芜、黄苗子、杨宪益为代表的新“二流堂”群体的诗词创作对“鲁体”的传承。第八章主要考察以李汝伦、熊鉴、何永沂为代表的“岭南诗人”群体的诗词创作对“鲁体”的接受。第九章侧重于梳理以邵燕祥、陈四益为代表的杂文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与“鲁体”之间的承传关系。这三个群体对“鲁体”的创作接受表现了较大的共性,他们的诗词创作主要传承了“鲁体”杂文化诗歌的面向,在话语体式、结构方式与批判精神方面继承和发扬了“鲁体”的特色。鲁迅旧体诗的接受史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接受、批评家的阐释接受和作者的创作接受之中。由于在一定历史时期旧体诗创作的私人性、表意的间接性等原因,与鲁迅旧体诗阐释接受史的单质形态相比,创作维度的接受史显得更为复杂多元,这深刻体现了主体、语境、文体等诸多因素之间复杂隐秘的互动关系。

二、萧军与戏曲的因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萧军与戏曲的因缘（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萧红小说抒情性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3）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4）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5）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论文提纲范文）

（6）戏剧受述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上半叶英美英译中国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红楼梦》研究批判”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鲁迅旧体诗及其当代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萧军与戏曲的因缘（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2]论萧红小说抒情性的建构[D]. 林静远.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D]. 吴国彬.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5]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D]. 卢美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戏剧受述者研究[D]. 肖俏.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4)
• [7]20世纪上半叶英美英译中国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研究[D]. 厉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05)
• [8]历史、革命与审美—对左翼乡土小说的多元考察[D]. 田丰. 山东大学, 2016(10)
• [9]“《红楼梦》研究批判”之研究[D]. 陈扬. 南京大学, 2015(08)
• [10]鲁迅旧体诗及其当代传承研究[D]. 魏耀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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