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的格萨尔——论格萨尔史诗的形成

一、十一世纪的格萨尔——试论格萨尔史诗的成型（论文文献综述）

王琪佳^[1]（2021）在《媒介环境学视阈下《格萨尔》史诗活态化重塑》文中研究表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2009年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至今仍旧以传承人说唱的方式来进行传播,这也是史诗保持“活态化”的重要原因。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活态化”是其传承与保护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媒介环境学视角来探讨《格萨尔》史诗的“活态化”传承。从媒介自身的技术逻辑来分析史诗传播的特点。采用横向传播特征对比与纵向历史梳理相结合的思路,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的方式进行阐述。在横向上分别从媒介的物质性、媒介的时空偏向、媒介物质性与身体传播三个维度来考察媒介如何影响史诗的传播实践,纵向上梳理媒介发展历史与史诗传播历史,以期发现史诗在使用媒介进行传播如何从“活态化”走向“文本化”,并且展望数字媒介如何重塑《格萨尔》史诗的“活态化”。第一章主要阐释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并介绍《格萨尔》史诗及艺人。第二章主要介绍口语媒介的物质性、时空偏向以及口语媒介与艺人身体关系,阐释史诗在口语媒介时期“活态化”的特征。第三章主要介绍复制媒介如何造成《格萨尔》史诗文本化,阐述书写媒介与电子媒介的技术逻辑,媒介技术设备如何限制史诗的“活态性”。第四章阐述当下数字媒介下史诗传播的技术逻辑,数字媒介重塑《格萨尔》史诗“活态化”的合理性,展望未来赛博空间中的格萨尔史诗传播。第五章主要阐述从口语媒介到复制媒介的转变对史诗产生的影响,从传播者身份、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三方面论述史诗“文本化”特征。

何城禁^[2]（2020）在《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新世纪以来的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是藏族文学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这些小说集中体现了藏族作家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哲学、制度、生存、发展等问题的思考和表达。在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中,具有广泛的历史叙事共性。藏族作家利用文学和历史的双声话语构建出被遮蔽的民族史,从而让当下的读者可以通过文本重新想象历史和建构民族记忆。基于这一文学现象,笔者以历史叙事为考察视角,对新世纪以来的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的具体文本展开研究。本论文分四个章节展开研究。首先,从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作家创作语境探讨了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发生语境。其次,重点讨论了历史叙事的言说类型,包括古代历史人物、革命政治历史和民间历史三个方面。藏族作家以其对历史的超越性视野考察本民族历史的脉络,将“多元一体”的民族历史片段熔铸为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言说空间。再次,从主体的角度切入小说的历史叙事,考察谁在说话和话语的具体内容。藏族作家借助于历史和他者的镜像,表现出对民族历史发展的回首和对个体命运的剖析。最后,结合对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整体研究,讨论历史叙事的价值和困境。新世纪后,一些藏族作家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借助长篇小说历史叙事想象、拷问、反思和重新确认民族历史。这些藏族作家通过直面历史中个体的创伤经历,揭露了整个民族内在的历史伤痕和创痛。并且他们也在长篇小说历史叙事中传承了藏民族的精神信仰、文化血脉和历史记忆,重构了藏民族的心灵史,凝聚了藏民族的精神诉求。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值得被关注和研究。

草志^[3]（2020）在《《霍岭大战》与《伊利亚特》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包括绪论和结论,以及正文四个章节。绪论中对《伊利亚特》与《霍岭大战》的内容、版本、作者等进行了简单介绍,梳理了本论文的文献综述,以及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霍岭大战》和《伊利亚特》的文化背景,论述了古希腊崇尚海洋,具有一种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的性格,敢于冒险、重视斗争、喜欢享受现实的欢乐,哪怕以此给自己带来灾难也在所不辞,成就了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思想。而古代藏族人民崇尚雪山草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交通运输的不发达,使得人们依赖大自然生存,进而形成信天地祭鬼神的宿命论,塑造了他们“义务本位”的思想。本章对两部以抢婚引发战争的史诗背后的婚俗文化也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第二章,《霍岭大战》和《伊利亚特》的思想内涵比较,对《荷马史诗》和《格萨尔》中最精彩的部本——《伊利亚特》和《霍岭大战》,从人神共战的神话性和智勇兼备的军事性来论述了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第三章,《霍岭大战》和《伊利亚特》的故事情节比较,两场以抢“美女”为起因与导火线而引发的战争,以阿喀琉斯的愤怒和格萨尔的回归为迂回战争局面的转折点,以及阿喀琉斯和白帐王致命的软肋为高潮,进而以赫克托尔的牺牲为代价,白帐王颈上鞴马鞍,岭国降服霍尔来收尾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对比分析。第四章,《霍岭大战》和《伊利亚特》的语言特色比较,着重论述渗透于两部史诗始终的“口头程式句法”与“六大特征”的语言特色以及审美价值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语部分通过总结综上四章的研究结果,对《霍岭大战》和《伊利亚特》这两部史诗的可比性和比较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等方面进行扼要概括。

赵海燕^[4]（2019）在《《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格萨尔》作为活态文化,书写文本与口头演述是其流传的两种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史诗文本内外两种重要的叙事形式。身体叙事作为《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崇拜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与叙事形式。一方面是对神话叙事的一种延续,在英雄史诗中原始思维与文化模式继续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英雄史诗作为神话置换变形的产物,又是挣脱神话思维向诗性思维转化的一种尝试与变异。因此,《格萨尔》中的身体既具有社会历史的属性,又展示出文化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权力的印记,是集自然身体、社会身体与文化身体于一体的复合身体。身体叙事可以通过一个文本来完成,同时也可以通过一种演述活动来实现,演述活动中艺人的亲身传播与具身操演,既是对藏民族部落社会的历史化呈现,同时也是藏民族诗性思维的体现。论文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作为研究对象,以身体叙事作为本论文的切入点,拟以《格萨尔》书写文本与《格萨尔》口述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围,从不同维度考察《格萨尔》文本与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特征,从而揭示身体叙事作为《格萨尔》文本内外叙事策略的多重价值与启示。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共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首先对论文中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作了界定与说明,其次对本论文中运用的核心理论“身体叙事”做了概念辨析与内涵厘定。在此基础之上梳理了论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进行说明。第一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历史维度”,本章通过考察身体在时间之维与空间之维交织缠绕着的历史面向,从历史对身体的规约与身体对历史的超越两个方面,考察《格萨尔》中身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梳理出《格萨尔》中身体叙事的基本路向。第二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本章从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入手,分析《格萨尔》中自然身体向文化身体转化的过程,并从身体意识与身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生成的根源,最后通过考察《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的多重象征,揭示《格萨尔》中身体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第三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本章以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为基点,通过概述《格萨尔》中两性身体的权力关系与权力表现,考察他者视野中女性身体的被动状态,最后分析《格萨尔》中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缺失的内外部因素,进而指出特定社会历史与社会形态中权力对身体的威压。第四章“《格萨尔》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表演维度”,本章借助表演理论的相关知识,以作为口述传统的《格萨尔》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格萨尔》作为口传文学在表演理论视域中身体叙事的特征及其功能。首先概述《格萨尔》作为口传文学的叙事特征,并对表演理论视域中《格萨尔》身体叙事的阐释可能进行了说明。然后梳理了《格萨尔》演述类型与演述特征,接着对《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具体形式与叙事状态进行分析,最后总结《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功能。第五章“《格萨尔》身体叙事的价值与意义”,本章将着重从审美、文化以及文学三个层面,揭示《格萨尔》身体叙事的多重价值与意义。首先从身体外在美与强健身体的书写两个方面,梳理史诗中展现出的特定历史时期藏族先民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进而揭示史诗将人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与意义。然后从宗教与伦理两个方面,分析《格萨尔》身体叙事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最后从文学传统与人学角度,分析《格萨尔》身体叙事策略对于藏族文学传统与人的本质意义的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梳理了中西方文学视域中身体叙事的走向,同时总结《格萨尔》文本内外身体叙事呈现出的身体样态与身体意蕴,指出这一蕴含着藏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审美内涵的身体主体,将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重述神话思潮的推动下继续建构在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带。

张诺增尕玛^[5]（2019）在《田野·文本·口述 ——海西地区《格萨尔》文化与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民间的口头文学的史诗《格萨尔》,承载着族群的记忆。在传承民族传统和历史、构建族群记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族荣誉感和文化认同在《格萨尔》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它反映了古代藏族社会的面貌,体现了民族精神,并被集体民众所认可且世代传唱。本论文以海西地区为研究区域,主要应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法。以丰富的民间口传资料、风物遗迹、民间信仰为考察对象,梳理并探究了这一区域《格萨尔》文化的传承脉络和传播特点。并将《格萨尔》总体上视为海西地区族群对自身集体记忆的历史表述,并基于这一认识探讨族群如何通过《格萨尔》史诗的历史叙事生成,维持和延续文化认同。本文主要通过四个部分来进行论述,在绪论部分主要叙述了选题的缘由及其研究意义,文献综述与选题的研究方法等。第一部分主要梳理海西地区族群的历史演变,对其人文地理环境、宗教风俗文化、以及对产生《格萨尔》的社会历史背景等进行了概括论述。第二部分论述《格萨尔》史诗在海西地区的传承状态,主要以说唱艺人的口头传承、手抄本的流传、大众传播时代下的《格萨尔》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以此作为海西地区族群文化认同、产生和延续的基础。第三部分从《格萨尔》“文本”出发,以历史文献记载、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相互印证的方式来呈现出族群记忆的再续性。第四部分是在蒙藏杂居的历史语境下,史诗《格萨尔》在海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特点。主要从传承形式、地域性特点、本土化的变异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王艳,张诺增尕玛^[6]（2019）在《探寻《格萨尔》史诗中的“霍尔国”——四重证据法的多重视野》文中认为"霍尔"（■）是古史中常见的族群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所指涉的族群呈现出流动性特征。"霍尔"是古部落的族称,它像一个符号涵盖了血缘上的延续和地缘上的联系,历史上很多族群都与之息息相关。霍尔国是部落联盟,从西藏、青海、甘肃到四川都有以"雅孜红城"命名的霍尔国遗址,雅孜红城（■）意为雅孜红色城堡,现在海西州的蒙古族属于《霍岭大战》中白帐王部落,而天峻县的雅孜红城实则为霍尔国白帐王哨所遗址。

江永巴松^[7]（2019）在《通天河流域藏传佛教多教派共存格局研究》文中认为通天河流域是藏区典型的藏传佛教多种教派共存的地区之一。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该地区形成了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共存的格局。顾名思义,所谓多教派共存格局指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共同存在的状态。以往鲜少将通天河流域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流域是一个重要的载体,所以本文选择通天河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方法,追溯多教派共存格局形成的历史脉络,集中对多教派共存格局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深入考察,较为完整地展示了通天河流域多教派共存发展的画卷。本文认为,各教派在通天河流域的分布格局,不失为一大特色,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维视角进行研究和思考显得尤为必要。通天河流域的藏传佛教信仰中,各教派长期共存在同一区域,在历史演化和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和谐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受区域地理环境影响,也受地方政权推动、“利美”思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通天河流域多教派共存格局形成,并且在不断调适和巩固下得以发展。在论述框架中,全文共分六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交代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方法及研究现状等;第二章中,首先回顾了各教派共存格局形成的历史脉络,以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在通天河流域的衰弱作为切入点,按照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时间排序,梳理了各教派在通天流域的传播过程,并归纳出了多教派共存格局形成的主要成因;第三章中,通天河流域对“嘎”的祖源认同和地域认同,如此一来,各教派之间的关系带有几分根基性的情感色彩,各教派寺院也表现出了一致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所以这一章中笔者通过各教派寺院实体层面和个人层面对表现形式,以及各教派精英组成的共荣体的构建,认为祖源认同和地域认同多教派共存格局起到了调适作用;第四章中主要探讨了百户制度作为地方政权形式对通天河流域多教派共存格局的影响。尽管宗教相对具有独立性,但是不可避免与社会发生联系,因而政教关系对研究多教派共存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政教关系始终贯穿于藏族发展史,除了历朝政治局势变化外,地方政权对通天河流域多教派共存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此,笔者认为千百户制度作为因地制宜的政治制度,在通天流域分布的诸百户与各教派形成政教联盟关系,其“教派平等”的宗教态度和兼容并包的政策巩固了多教派共存的格局;在第五章中,笔者在宗教内部对话理论支撑下,梳理目前学界对藏传佛教内部对话的研究现状的同时,指出“利美思想”是藏传佛教内部对话的内在因子,继而认为“利美思想”是多教派共存的一个重要基石,进一步探讨通天河流域各教派寺院实体与个体层面通过积极实践宗教内部对话,对多教派共存格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后在第六章中总结出通天河流域多各教派之间经历了从“对立共处”到“有序共处”再到“和谐共处”三种共处模式,得出“和谐共处”已经成为当前通天河流域各教派之间的主流关系,对此笔者着眼现阶段多教派共存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地方政府、宗教组织、民间宗教团体是三个重要的行动主体。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多教派共存格局对当代藏区的启示,并立足通天河流域实际,对多教派共存格局优化进行了反思。

周爱明^[8]（2019）在《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格萨尔》口头传统》文中指出《格萨尔》这部世界着名的至今传唱于青藏高原上的口传史诗,究竟产生于何时?为何人所创?又是如何日渐丰盈成为世界最长史诗的?至今讨论仍在进行,亦无定论。本文从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零星记载入手,分析最早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军王的有限描述及形象,进而考"格萨尔传"与"说格萨尔传"之具体丰盈、发展及《霍岭大战》等记录整理本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指出"藏三国"之讹及"谢村版"和"拉达克版"的内容、特点与价值,试图通过系统的分析与考证,厘清《格萨尔》口头传统的发展和传承。

王巳龙^[9]（2017）在《藏汉“龙”文学形象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藏汉文学当中“龙”这一文化元素的文学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文化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圈的意识之表达,因此从文学形象中能够窥知文学表达主体的观念意识,进而对其文化认知进行分析,并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层面的民族文化特性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对藏汉文化体系中“龙”元素的起源进行了追溯。根据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以及文本资料记载,论证了“龙”元素在藏文化与汉文化当中各自具有相对的原创性,是各自独立起源的文化元素,并在文学起源阶段通过必然途径纳入文学创作之中。在此基础上,对藏族文学和汉族文学表述当中的“龙”进行了界定,将龙定义为满足“具有一定的通灵能力、能够影响自然环境且与自然现象密切相关的水族生物”条件的一类文化元素。根据这一边界条件,藏族文学中“鲁”的一部分和“珠”,以及汉族文学中的上古龙、蛟龙、虬龙、黄龙等均属于“龙”形象的不同表达方式。对这些龙形象分别进行分析,即可确定龙形象在藏族文学史与汉族文学史上各自的演变历程。龙的形象在藏族文学史与汉族文学史上各自经历过两次主要的形象跃迁,且两次跃迁发生与完成的时间段在藏汉文学史上接近或重合。藏族文学史上龙形象的两次跃迁分别为公元3-5世纪“珠”形象被引入到藏族文学语境下的“龙”形象类群,以及公元7-9世纪“鲁”的形象受到佛教文化影响而发生的较为明显的转变;汉族文学史上龙形象的两次跃迁分别表现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从上古龙到经典龙亦即黄龙形象的变迁,以及公元7-8世纪龙形象的人格化与社会化过程。在公元13世纪以后,藏汉文学中的龙形象则体现出高度趋同性,且龙在文学作品中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通用形象。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对藏汉文学史上龙的形象演化历程以及两次龙形象跃迁进行比较研究,可知龙形象最初的文学化,起源于人类对自然既有矛盾又有敬畏和依赖的关系。龙被塑造为自然力量的代表,文学作品中对龙与人类互动的描述,折射出的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龙的文学形象变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模式的改变,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情绪反馈。而这种关系模式的改变,则源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以及民族经济生产模式的成熟化。龙形象的趋同演化这表明,无论藏族文学还是汉族文学,其发展都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内在联系;而藏汉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体现出的相通性,则符合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学表达的主体是人,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人的情感、意识、观念等方面的表达。文学形象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正是社会形态演化与文化发展历程的投射,而文学形象的变化,又和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息息相关,同步于文化形态变迁。通过龙文学形象变化体现出的规律也符合一切客观事物发展共同的内在规律。

沈蕾青^[10]（2017）在《神话复兴的创作机制及价值重建 ——“重述神话”项目中国卷研究》文中指出“重述神话”作为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出版项目,诞生于本世纪初转型时期,世易俗变,新旧交替,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裂变重组,解构和建构的愿望触动了作家的创作热情。本论文拟以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述神话”项目中国卷为研究对象,包含苏童的《碧奴》,李锐、蒋韵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和阿来的《格萨尔王》四部作品,旨在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原型批评和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围绕“为何重述神话”和“怎样重述神话”的问题,对当代文学中神话复兴的创作机制及价值重建做出探索。本论文分四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章首先梳理了“重述神话”的文学渊源,明确“重述”和“神话”同时作为文学创作的传统源远流长,由此引入“重述”与“神话”二者在当代的“联姻”现象。西方重要理论家对神话和文学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总结认识,为“重述”活动提供了开放的架构:文化人类学对各地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习俗进行纵横比较,发现不同文化和地理空间反复出现的故事模式印证了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重要命题;神话原型概念作为一种积淀于人类无意识中的心理形式,是体现人类心灵深处原始欲求的群体梦境。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神话,也成为本论文的理论参照。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故事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借用他们的方法观照四部重述作品,发现在根本上重述行为并没有跳脱神话故事的基本结构,重述事实上是一个圆圈,在叙事意义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其次,探索中国区四位作家如何调用民间文化和本土资源,将神话与现实对接,破译神话中所蕴藏的最原始的民族精神和最深层的文化符码。本土文化的认同归属,民俗仪式的天马行空以及民间资源的丰富多彩为“重述神话”创造了广阔的言说平台,小说重新擦亮属于民间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还其本来面目,兼收本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将历史深处的原始神话素材开掘出全新的意义,制造出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第二章内容聚焦“重述神话”的原因和作家的叙述动力,出于对现实和历史的诉说冲动,本着文化和文学承担记忆功能的勇气,几位作家都突破了单纯的社会政治反思的视角,以虚实相生的神话结构贯穿荒诞的历史运动,摆脱了道德说教的窠臼,以现代的意识观照历史和现实,深入文化和民族心理层面。在世纪转型背景下将完整的历史打碎后用自己的方式拼贴起来,在陌生化策略中形成了强烈的历史讽喻,流露出深刻的生命关怀、人文追求和反思精神。在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精神困境的双重叙事中将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结合起来,寻绎现代转型阵痛中的出路,以神话的审美特质来进行调节,对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性反思采取调和的手段,不同于一些利用神话进行解构和嘲讽的现代派和先锋派,“重述神话”中对理想追求信念等仍有动人的呈现,读者因此在失落,悲悯和感伤之余仍能获得诗性的、审美的阅读情趣。第三章通过对“重述神话”中国区四篇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探求“重述神话”的微观诗学。同时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探索这一系列创作的自身规律,“重述”即是一个重新选择功能项并进行共时性的排列组合的过程,根本上说“重述”和“改写”都有其边界,在故事结构上始终遵循经典叙事学的一般性法则。第一节内容“神话的历史嬗变”考察了每个原始神话的来源、发展、经历的变体,历时地从不同讲法中探寻时代或地理的作用因素,把表面上不同的种种讲法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体系之中。第二节“故事的新编”具体而微地聚焦四部作品“老灵魂新呈现”的重述方式,从形象意象的重构、主题的现代渗透以及异托邦空间的创设三个层面切入文本,对情节安排背后体现的思想文化观念,来源特点,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或民族心理的原因,对于当时和今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意义等分别进行阐释:苏童的《碧奴》描绘集权体制下最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群像,以残害自己生命的方式向强权做着殊死的抵抗,重新诠释“泪与墙”的对立,最终柔弱的泪冲垮了墙之围城;李锐《人间》中对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中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质疑,包含对于极端年代人性的反思,原始神话中温情的部分大踏步撤退;叶兆言的《后羿》试图通过情欲描写来把握时代的浮躁特点,探求人的原始欲望的限度,在消费主义狂潮和文化历史重构的隐喻下,叙述着新的性别神话,又回归到爱的追求及其失败的主题。阿来的《格萨尔王》则没有太多的颠覆史诗的本来面目,通过神授艺人夫子自道般地重述更多地传达对完美英雄的怀疑,对人类精神文明困境的突围,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和史诗传承现状的不安。“重述神话”中“异托邦”空间的创设,把“重述”的种子深种于文本所构造的“他性空间”土壤中,作家对现代性浮躁的功利主义的深刻体验,对时代精神和民族独立的强烈召唤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在重述之中。作家作为创作活动的主体,作品风格除了受到个人学养性格气质因素的影响,也受制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单一的知人论世研究方法忽略了对叙述行为和叙事者等文本内部空间的探索,笔者力图通过第三节内容,分析四部作品分别在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述者声音多种叙事策略的综合运用上,投射出作家的个体生命、思维方式和情感偏向。他们以自己的独特讲述方式,呈现不同的生命维度和神话心灵,为小人物和世俗历史正名,故事层次互相嵌套,现在的故事与过去的故事互相缠绕,以叙事的迷宫不断地建构起新的意义地图和故事伦理。论文的最后,在余论部分将“重述神话”中国区作品置于整个出版计划之下,与国外同期作品进行横向对比,选取A.S.拜雅特的《诸神的黄昏》以及新神话主义思潮下诞生的畅销小说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比较中西方神话思维的不同,补充“重述神话”这一计划的中国意义,发展的前景和文学史地位的评价。神话的本质是非功利的,它不必与现实发生关系就具有自身纯粹的美学价值。在对古老神话的重述中,作家们力图建立神话的现代秩序,为其合理性赋值。神话是人类集体的梦,常识告诉我们,梦境的资源是永不枯竭的,“重述神话”作为一个出版项目有其竣工的一天,但作为一种文学思路,在创作方式,审美艺术和价值重建的向度上都有更深更广的开拓空间。社会转型,需要文化转变的支撑,西方依靠新教伦理来建立平等宽容,回馈他人,讲求程序和规则的制度体系,但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短期内难以实现。蔡元培曾提出“美育代宗教”,“重述神话”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以原始神话的审美力量,唤起对于国族历史,民俗文化的亲切感情:借助神话思维的直觉性和象征性,找到各种社会现象的原始根由,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和现实。

二、十一世纪的格萨尔——试论格萨尔史诗的成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一世纪的格萨尔——试论格萨尔史诗的成型（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环境学视阈下《格萨尔》史诗活态化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霍岭大战》与《伊利亚特》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田野·文本·口述 ——海西地区《格萨尔》文化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通天河流域藏传佛教多教派共存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格萨尔》口头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9）藏汉“龙”文学形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神话复兴的创作机制及价值重建 ——“重述神话”项目中国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十一世纪的格萨尔——试论格萨尔史诗的成型（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环境学视阈下《格萨尔》史诗活态化重塑[D]. 王琪佳.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2]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D]. 何城禁.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霍岭大战》与《伊利亚特》比较研究[D]. 草志.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4]《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D]. 赵海燕. 西北大学, 2019(01)
• [5]田野·文本·口述 ——海西地区《格萨尔》文化与传播研究[D]. 张诺增尕玛.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6]探寻《格萨尔》史诗中的“霍尔国”——四重证据法的多重视野[J]. 王艳,张诺增尕玛.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2)
• [7]通天河流域藏传佛教多教派共存格局研究[D]. 江永巴松.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8]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格萨尔》口头传统[J]. 周爱明. 民族学刊, 2019(01)
• [9]藏汉“龙”文学形象比较研究[D]. 王巳龙. 西藏大学, 2017(07)
• [10]神话复兴的创作机制及价值重建 ——“重述神话”项目中国卷研究[D]. 沈蕾青. 苏州大学,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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