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rable land increase in northern China: facts and findings（论文文献综述）
陈斌[1]（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张重洲[2]（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指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李龙彬[3]（2020）在《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及城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东北地区燕秦汉中原政权所筑长城及其所设郡县有关的城址遗存。地域限定主要为战国燕和秦汉历史时期东北地区设置的辽西、辽东、玄菟郡辖区,即包括今辽宁省全境、吉林省东南部。本文写作是以全面梳理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和城址考古资料为基础,并对燕秦汉相关的墓葬、窖藏等考古遗存进行必要的统计分析,以了解长城和城址在东北地区分布的整体概况,进而探讨燕、秦、汉中央政权在东北地区推行筑长城、设郡县政治活动对东北边疆地区行政管辖模式形成和汉文化格局确立的决定作用和深远影响。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绪论。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介绍了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及城址形成的历史背景。明确了文章研究的时空范围,梳理了相关研究概况,指出以往工作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继而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按照辽西、辽东两个地域分区系统梳理了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遗迹分布的基本情况。对长城的走向进行了确认,对长城城墙墙体、沿线障城、烽燧等附属设施进行了数据更新和考古分析。开展了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的文化特征研究,对部分长城遗迹性质和时代进行了考察。第三章按照辽西、辽东两个地域分区系统梳理了东北地区燕秦汉城址遗迹分布的基本情况。对城址的分布数据进行了大规模更新,开展了东北地区燕秦汉城址的文化特征研究。对城址的总体分布及选址进行了分析,对城址群的形成和划分进行了讨论。对城址的形制规模、砌筑方式与沿用年代、结构布局等开展了统计分析和研究,对一些城址郡县属性进行了考察。第四章分析了燕秦汉郡县地区及长城沿线其他文化遗存的分布及特征,统计了东北地区出土中原铁器分布状况的考古资料,进而深入探讨铁器传入对东北地区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变革的深刻影响。第五章从文献记载修筑长城和设置郡县两大政治措施的实施推行入手,阐释了燕秦汉中央政权在东北地区形成的以外围修筑线形长城划定疆域和以内部设置点式郡县城址据点占领的两种管控模式;论述了燕秦汉郡县管理体制在东北地区的初创、完善和发展动态过程,总结了燕文化东进对东北地区文化格局演变的影响,秦汉郡县文化对东北地区汉文化格局形成的深远影响。第六章结语。总结梳理了本文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对本文的不足进行了说明。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郭心钢[5]（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高玲玲[6]（2020）在《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变迁。首先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空间分布较明清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其次虽然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没有发生大的改观,但在宏观种植结构内,一些具体作物的种植面积及产量还是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主要粮食作物小麦、高粱、谷类,小麦由于价值较高,在近代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在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中的地位依然稳固。高粱由于品质较粗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家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在主要粮食作物中的权重衰退。同时谷类因为小麦、美洲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其在粮食作物中的种植比重和地位不断下降。第二类是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由于产量高且食用价值较大,在近代河北地区传播速度较快,种植面积及产量显着提高,玉米开始跻身主粮行列。第三类是经济作物,随着市场对工业原料需求量的扩大,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如棉花、花生、大豆种植面积增加很快。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农作物种植结构仍以粮食作物为主、技术及园艺作物生产的发展排挤谷物生产、农作物商品化程度有所提高。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天津开埠、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农民的选择、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手工业、工业对农业原材料的需要等,均是促进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
周辰[7]（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王娜娜[8]（2020）在《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业环境政策设计及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际上,许多国家正在尝试创新的农业环境政策（Agri-environmental policy,AEP）来管理和控制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AEP的实施通过农业环境计划（Agri-environmental schemes,AES）与农户签订保护合同,来激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Agri-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ATEs）,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保护景观及生物栖息地。在发达国家相对于规模户而言,小农户的绿色义务往往会得到豁免,而国际上也缺乏对小农户的研究。但中国小农户占到农业从业主体的98%以上,他们应是AES推广的主体所在。本文利用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DCE）将ATEs及补贴额度整合设计在AES中,探索小农户选择偏好、影响因素及受偿意愿。数据来自宁夏引黄灌区、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以及江苏省太湖流域的332位农户,共计1384个样本。分区域及整体来研究农户AES参与及AETs选择行为。混合logit模型（Mixed logit model,MXL）给出了农户整体偏好及偏好强度,并揭示了农户选择异质性的存在。潜在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进一步揭示了农户偏好异质性存在前提下各类别农户对AETs选择行为。部分核心结果简要总结如下:1.南方受访者按照对AETs的选择偏好被分为两类:“环境保护型”和“利益驱动型”。AETs是否容易获得并实施以及食品安全问题是该区域农户关心的点。该区域“环境保护型”农户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其参与应被视为AES“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2.北方受访者按照对AETs的选择偏好也被分为两类:“劳动节约型”和“时间节约型”。北方农户持有耕地面积及平均田块面积远远大于南方,如果实施AETs必然要投入更多劳动力和时间,这可能是主导这一分类的重要原因。3.全国整体来看农民对AETs的偏好有明显的异质性,农户被分为三类:“先锋采纳型”、“高抗采纳型”和“积极采纳型”。其中,第一类和第三类农户的参与率基本持平且较高,而且补贴额度越高参与率越高。第二类农户参与率远远低于另外两类,而且这类农户没有偏好的技术和货币补偿要求。4.农户的异质性偏好在AES的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户技术偏好及WTA的变化不仅取决于AETs种类,还取决于农户所属的类别。在研究基础上,打破以往低效的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本文给出了符合农户诉求及偏好的、灵活的、高效的AES推行方案。总之,本文所开展的AES方案创设研究,是一次促进AETs的采纳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探索,是农业补贴政策以激励与约束并举形式推广的最初尝试。针对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为设计适用于我国最广泛小农户的、高效的AEP提供了最初的依据。
钱海洋[9]（2020）在《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量化方法及虚拟水流动格局评价》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中心逐渐向北部和中西部地区转移,粮食贸易由南粮北运转变为北粮南运格局。这种粮食贸易格局加剧了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压力和生态环境压力,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定量评估伴随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引起的虚拟水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缺乏中国省际间粮食贸易数据,在定量评估虚拟水流动格局时,学者往往需要基于不同的假设进行分析。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采用熵权法评价区域间粮食贸易基本驱动因素（运粮成本,粮食净进口以及各省之间膳食结构差异）对区域粮食贸易的影响,之后根据不同驱动因素的影响权重建立多目标线性优化模型,量化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格局,进而评价区域间粮食虚拟水流动格局及其伴生效应。同时对比分析了不同粮食贸易量化模型及计算结果的差异以及本文所构建模型的特点与适用性。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1）分析了不同驱动因素对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的影响。发现除粮食盈缺量外,粮食运输成本（包括运输距离和运输方式）、膳食结构差异和粮食净进口是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不考虑粮食净进口时,中国粮食供需关系不平衡（供小于求）,因此考虑粮食净进口是准确量化区域粮食贸易的前提。粮食运输成本是现阶段被广泛讨论的影响粮食贸易最基本的驱动因素,但是对运粮成本的考虑只涉及运输距离。同时,由于中国膳食文化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区域间膳食结构差异对粮食贸易方向影响显着。熵权法计算结果显示,粮食运输成本和区域间膳食结构差异对粮食贸易的影响权重分别为0.665和0.335,表明现阶段运粮成本对粮食贸易的影响高于膳食结构差异。（2）建立了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的多目标线性优化模型,量化了区域间粮食虚拟水流动格局。该模型以粮食运输成本和膳食结构差异全局最小为目标函数,以粮食盈缺守恒为约束条件。其中膳食结构差异通过各省口粮和动物产品消费量的欧氏距离来表征,粮食运输成本为同时考虑运输距离和运输方式时的成本。多目标优化模型量化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粮食贸易呈现北粮南运格局,伴随粮食贸易而引起的虚拟水流动总量为983.8亿m3,占粮食生产总用水量的15%。（3）揭示了区域间粮食虚拟水流动引起的伴生效应。不同的模型量化的粮食虚拟水流动伴生效应不同。但总的来说粮食输出区的粮食虚拟水含量小于粮食输入区,在国家尺度上粮食贸易有节水作用。但粮食虚拟水从水资源匮乏且经济欠发达的北方地区流入水资源丰富且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增加了北方地区水资源压力和生态压力,拉大了南北方地区的经济差异,从而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4）构建的多目标线性优化模型减少了数据假设、增加了驱动因素,进而提高了模型结果的可信度,扩大了模型的适用范围。本研究分析比较了所构建的多目标线性优化模型与其它几个典型的粮食虚拟水流动量化模型之间的差异。本文构建的模型减少了诸如不考虑实际的粮食进口和运粮方式等数据假设,同时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了粮食贸易驱动因素影响研究,实现了从单一驱动因素到多驱动因素综合量化的转变。另外,该模型从评价驱动因素影响的角度对粮食虚拟水进行了量化,排除了贸易数据的局限性,使之可用于其他贸易数据无法获取的国家或地区量化粮食贸易格局。
朱珠[10]（2020）在《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以皖南引种美洲作物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转向的直接动力源于技术目的和技术手段及相关技术要素间的矛盾运动,其技术活动无不受到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及社会的发展需求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自主演化的外部推动力。在清朝实现人口增长至四亿之巨的背后,是人均耕地的不断减少,大量无序增长的人口沦为“棚民”,有限的资源被侵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生态环境急剧变迁。同时,明清时期饥馑、灾荒呈现周期缩短、程度加深趋势转变。由此可以管窥,基于明清社会背景,美洲作物引种作为诱导性技术对生态变迁的深远影响也反作用于人类,“天人合一”的消解成为情理之中。对于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变迁机制,其中国情政体、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文化观念及其他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进其演变历程。本文并未采用“美洲作物传入——农民垦荒——生态破坏”这样的简单因果解释,明清时期美洲作物传入的负面效应不能笼统地归咎于人口增长,而应该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探寻传统农业技术转向的内外驱动力。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演变的历史考察,以美洲作物传入作为新技术要素,分析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转变特征及动因,并将这一特征定义为“非生态转向”,以皖南地区为研究地域,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转向的具体表现、效应、变迁机理。围绕研究目标,本文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介绍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对于相关概念作简要定义,围绕研究要点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分类概括梳理。其次,按照传统农业的历史分期,围绕传统农业技术的形成过程系统建构其发展脉络,重点厘清明清之际这一技术的转向及具体特征。再次,结合时代背景,从技术哲学视角认识并分析明清的传统农业技术转向动因,并以叙事重构的方式探讨美洲作物作为技术要素作用于传统农业技术变迁的具体表现,探寻这一转变过程的制约因素与影响。最后,联系社会建构论、人口学、技术生态学理论成果,通过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揭示美洲作物引入对生产、人口、生态等各方面的效应。基于此,对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非生态转向的总体特征、变迁机理加以总结,进而阐述传统农业在技术体系、农本思想等层面的优越性与局限,并借此对现代农业发展有所启示。
二、Arable land increase in northern China: facts and findings（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Arable land increase in northern China: facts and findings（论文提纲范文）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2）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及城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意义 |
| 第二章 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 |
| 第一节 辽西地区的长城遗迹 |
| 一、辽西地区的燕长城遗迹 |
| 二、辽西地区的秦长城遗迹 |
| 三、辽西地区的汉长城遗迹 |
| 第二节 辽东地区的长城遗迹 |
| 一、辽东地区的燕长城遗迹 |
| 二、辽东地区的秦长城遗迹 |
| 三、辽东地区的汉长城遗迹 |
| 第三节 燕秦汉长城的文化特征 |
| 一、燕秦汉长城的走向及相互关系 |
| 二、辽西长城与辽东长城形态差异 |
| 三、边城、障城、烽燧与长城的关系 |
| 四、燕秦汉长城的历史作用 |
| 第四节 部分长城遗迹性质和时代的考察 |
| 一、关于对新发现的锦州地区烽燧性质的认识 |
| 二、辽东地区燕长城与朝鲜“大宁江长城”的关系 |
| 三、关于辽东地区燕秦汉烽燧性质再认识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燕秦汉城址 |
| 第一节 辽西地区的城址 |
| 一、朝阳地区 |
| 二、葫芦岛地区 |
| 三、锦州地区 |
| 四、阜新地区 |
| 五、盘锦地区 |
| 第二节 辽东地区的城址 |
| 一、大连地区 |
| 二、营口地区 |
| 三、鞍山地区 |
| 四、辽阳地区 |
| 五、沈阳地区 |
| 六、抚顺地区 |
| 七、铁岭地区 |
| 八、本溪地区 |
| 九、丹东地区 |
| 十、四平地区 |
| 十一、通化地区 |
| 第三节 燕秦汉城址的文化特征 |
| 一、城址总体分布与选址分析 |
| 二、城址的形制与规模分析 |
| 三、城址的砌筑方式与时代分析 |
| 四、城址的结构与布局分析 |
| 第四节 部分城址郡县属性的考察 |
| 一、辽西郡属县城址考察 |
| 二、辽东郡属县城址考察 |
| 三、玄菟郡属县城址考察 |
| 第四章 其他燕秦汉文化因素遗存 |
| 第一节 郡县地区的其他燕秦汉文化遗存 |
| 一、燕文化遗存分布及特点 |
| 二、秦文化遗存分布及特点 |
| 三、汉文化遗存分布及特点 |
| 第二节 长城沿线地带燕秦汉文化因素的土着遗存 |
| 一、土着遗存的分布 |
| 二、土着遗存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原系铁器的分布和传布 |
| 一、郡县地区中原系铁器的分布 |
| 二、郡县以外地区中原系铁器的传布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郡县制体系的发展及汉文化格局的形成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郡县制体系的发展 |
| 一、郡县制体系的初创 |
| 二、郡县制体系的完善 |
| 三、郡县制体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汉文化格局的形成 |
| 一、燕文化对东北地区文化格局的影响 |
| 二、东北地区汉文化格局的形成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相关范围界定 |
| 1.3 学术史回顾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近代河北环境、地区区划与农业生产概览 |
| 2.1 河北自然环境与土地状况 |
| 2.1.1 自然环境 |
| 2.1.2 土地状况 |
| 2.2 近代河北地区行政设置沿革 |
| 2.3 近代以前河北地区农业发展状况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河北地区主要作物总体分布 |
| 3.1 粮食作物的分布 |
| 3.1.1 小麦的分布 |
| 3.1.2 高粱的分布 |
| 3.1.3 玉米的分布 |
| 3.2 经济作物的分布 |
| 3.2.1 豆类的分布 |
| 3.2.2 棉花的分布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迁 |
| 4.1 主要粮食作物 |
| 4.1.1 小麦地位稳固 |
| 4.1.2 高粱权重衰退 |
| 4.1.3 谷类种植比重逐渐下降 |
| 4.2 美洲粮食作物 |
| 4.2.1 玉米跻身主粮行列 |
| 4.2.2 甘薯逐渐传播开来 |
| 4.3 经济作物 |
| 4.3.1 棉花种植区域化 |
| 4.3.2 花生区域扩展 |
| 4.3.3 大豆种植面积增加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及动因分析 |
| 5.1 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
| 5.1.1 农作物种植结构仍以粮食作物为主 |
| 5.1.2 技术、园艺作物生产的发展排挤谷物生产 |
| 5.1.3 农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 |
| 5.2 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动因 |
| 5.2.1 天津开埠的促进作用 |
| 5.2.2 政府的提倡和农民的选择 |
| 5.2.3 相关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业环境政策设计及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1.5 全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 |
| 2.2 农业环境政策 |
| 2.2.1 欧美农业环境政策 |
| 2.2.2 中国农业环境政策 |
| 2.2.3 欧美农业环境政策借鉴的可行性 |
| 2.3 农业环境政策设计研究 |
| 2.3.1 离散选择实验的应用 |
| 2.3.2 国外离散选择实验研究进展 |
| 2.3.3 国内离散选择实验研究进展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离散选择实验的原理 |
| 3.2 离散选择模型理论分析 |
| 第四章 实验设计、数据收集及处理 |
| 4.1 离散选择实验核心模块设计 |
| 4.1.1 因素和水平的选择 |
| 4.1.2 选择集合设计 |
| 4.2 问卷整体设计 |
| 4.3 研究区域选择及数据收集处理 |
| 第五章 南方稻作区案例研究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混合logit模型 |
| 5.3 潜在类别模型 |
| 5.4 受偿意愿 |
| 5.5 讨论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北方稻作区案例研究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混合logit模型 |
| 6.3 潜在类别模型 |
| 6.4 受偿意愿 |
| 6.5 讨论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三区域整体分析及对比 |
| 7.1 描述性统计 |
| 7.2 潜在类别模型 |
| 7.3 受偿意愿 |
| 7.4 讨论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农户选择偏好的异质性来源分析 |
| 8.1 农户自身特征 |
| 8.2 家庭情况对农户参与的影响 |
| 8.3 耕地及养殖情况对农户参与的影响 |
| 8.4 以往经历及环保态度对农户参与的影响 |
| 8.5 讨论 |
| 8.6 小结 |
| 第九章 全文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全文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宁夏调研问卷 |
| 附录B 黑龙江省调研问卷 |
| 附录C 江苏省调研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量化方法及虚拟水流动格局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2.1 虚拟水在水管理方面的应用 |
| 1.2.2 虚拟水及虚拟水战略 |
| 1.3 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2.2.1 研究目标 |
| 2.2.2 研究内容 |
| 2.3 技术路线 |
| 2.4 研究方法 |
| 2.4.1 粮食虚拟水含量计算方法 |
| 2.4.2 粮食贸易驱动因素分析 |
| 2.4.3 粮食虚拟水流动计算 |
| 2.4.4 虚拟水流动伴生效应评价 |
| 2.5 数据来源 |
| 第三章 中国区域粮食贸易驱动因素分析 |
| 3.1 驱动因素的定性分析 |
| 3.2 驱动因素的定量分析 |
| 3.2.1 粮食净进口影响 |
| 3.2.2 粮食运输成本影响 |
| 3.2.3 膳食结构差异影响 |
| 3.2.4 粮食贸易驱动因素综合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区域粮食贸易及虚拟水流动格局 |
| 4.1 中国区域粮食生产布局 |
| 4.2 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格局 |
| 4.3 中国各省粮食虚拟水含量 |
| 4.4 中国粮食虚拟水流动格局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粮食贸易量化模型的比较 |
| 5.1 不同模型量化结果对比 |
| 5.2 不同模型差异分析 |
| 5.3 本文模型优势与局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粮食虚拟水流动伴生效应评价 |
| 6.1 粮食虚拟水流动对水资源影响评价 |
| 6.2 粮食虚拟水流动对区域经济影响评价 |
| 6.3 区域粮食虚拟水流动合理性评价 |
| 6.4 对策与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以皖南引种美洲作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一)国外研究概述 |
| (二)国内研究概述 |
| (三)小结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传统农业技术 |
| (二)非生态转向(非生态化) |
| (三)美洲作物 |
| (四)皖南地区 |
| 第一章 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轨迹及特征 |
| 第一节 传统农业技术的形成及特征 |
| 第二节 传统农业技术的发展轨迹 |
| 一、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演化的渐进累积 |
| 二、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更新的局部跃迁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转向 |
| 一、土地生产率提高 |
| 二、劳动生产率下降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非生态转向的动因 |
| 第一节 历史与社会动因 |
| 一、人口重压 |
| 二、重农抑商 |
| 三、商业资本 |
| 第二节 美洲作物的广泛传播 |
| 一、美洲作物的自身优势 |
| 二、权力机构的倡导激励 |
| 三、地主阶级的利益驱动 |
| 第三节 传统农业后期的生态困境 |
| 一、土地承载力失衡 |
| 二、农业技术相对停滞 |
| 三、农业生态思想薄弱 |
| 第三章 明清传统农业技术非生态转向的具体表现(以皖南为例) |
| 第一节 美洲作物的引种路径 |
| 一、粮食作物 |
| 二、经济作物 |
| 第二节 美洲作物的传播种植 |
| 一、粮食作物 |
| 二、经济作物 |
| 第三节 农业技术体系的演变 |
| 一、粮食耕作制度转变 |
| 二、土地利用方式调整 |
| 三、农业种植结构变化 |
| 第四章 美洲作物引种的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生产效应 |
| 一、作物产量增加 |
| 二、农业结构演变 |
| 三、地域分布差异 |
| 第二节 人口效应 |
| 一、人口膨胀 |
| 二、人口过剩 |
| 三、人口迁移 |
| 第三节 生态效应 |
| 一、森林资源锐减 |
| 二、水土流失严重 |
| 三、土壤性状恶化 |
| 四、旱涝灾害频发 |
| 第五章 传统农业技术非生态转向的总体特征、变迁机理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清代后期农业生产发展非生态的特征 |
| 一、边际报酬递减 |
| 二、精耕细作到粗放经营 |
| 三、“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 |
| 第二节 非生态转向的哲学分析 |
| 一、技术变迁的自主性 |
| 二、社会建构的多重性 |
| 三、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 |
| 第三节 历史启示 |
| 一、传统农业技术的成就与局限 |
| 二、传统农业技术的继承与改造 |
| 三、传统农业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Arable land increase in northern China: facts and findings（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及城址研究[D]. 李龙彬. 吉林大学, 2020(03)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6]近代河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研究[D]. 高玲玲. 河北大学, 2020(08)
- [7]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8]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业环境政策设计及案例研究[D]. 王娜娜.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9]中国区域间粮食贸易量化方法及虚拟水流动格局评价[D]. 钱海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10]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以皖南引种美洲作物为例[D]. 朱珠.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