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部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夏忠星[1]（2021）在《安全生产费用会计处理与披露——基于煤炭生产行业分析》文中指出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大背景下,我国会计准则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会计准则的变迁预期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后果,且是多维度的,但少有研究去关注会计准则制定与执行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安全生产费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会计处理变迁,试图揭开会计准则与会计信息之间的"黑箱"。通过分析煤炭生产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发现安全生产费用会计处理的变迁会导致企业安全费用提取标准的变化,同时对于相应的信息披露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北京市财政局[2]（2021）在《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财政局废止和失效文件目录(第二十批)》的通知》文中认为京财法[2021]1270号市属各单位,各区财政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开展涉及行政处罚内容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京司函[2021]110号）,以及北京市政府关于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有关要求,市财政局对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重要发文进行了集中清理。
管淑慧[3]（2021）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文中研究表明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包含内部审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升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善内部审计形象、细化职能定位、注重内外部风险的管控、建立新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王秀倩[4]（2020）在《基于决策者视角的企业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研究 ——以格物公司为例》文中认为从理论上来说,财务报表如何编制需考虑财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以使编制出的财务报表尽可能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求。实际操作中,如何编制财务报表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设计问题,然后才是按照设计好的列报格式进行填制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实际编制过程中,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设计是决定将来生成的财务信息是否决策有用的关键环节。然而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时,一直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统一做法,即将我国财政部面向全国所有企业发布的财务报表格式作为所谓的样版格式,使编制财务报表这项工作几乎就沦为了依照样版填制财务报表的工作,这使得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本应存在的列报格式的设计环节几乎消失。本文正是由这一现象入手展开的研究,希望从决策者的视角去探明不进行列报格式设计,而仅按照所谓样版列报格式填制财务报表的做法有何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首先以决策者视角去观察企业财务报表编制的实际状况,围绕实务中存在的事实进行分析并指出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设计环节在财务报表的编制过程中几乎就是缺失的。本文进而又指出,由于这一环节的长期缺失,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出现,以致对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为了使前述的负面影响得到直观的呈现,本文选取了格物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不同列报方式对该公司决策者的具体影响。案例研究的做法是,对比该公司的财务报表按两种不同方式进行列报——按样版格式列报和根据自行设计的格式列报——其列报的结果有何具体的不同;然后,针对该公司拟实施的具体决策行为,以决策者的立场分别利用不同列报方式下所获得的财务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再比较两种列报方式下分析所得出的不同结果,最后再归纳出通过案例分析得到的总体结论,做出了后一种做法更有利于决策者进行决策分析的判断。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按照样版格式填制财务报表的做法应予以改变,但这对于长期习惯于采用填制方式完成财务报表的会计人员而言是难以在短期内做到的。为此,本文在最后提出了渐进解决问题的对策。
彭海斌[5]（2020）在《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第一次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来明确财政的地位和作用,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即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领域的基础,又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柱,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围绕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财政职能及其监督职能研究进入了新时代,不再局限于经济范畴,而开始走向国家治理。同时,监督实践也有了一些新举措,如把预算监督作为财政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财政监督融入并服务于财政管理的顶层设计思路;探索研究财政监督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实施预算评审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建设、业务方法等。然而,从监督职能范畴角度考察,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作为其关键构成部分,监督的具体目标、内容、依据、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停滞状态,监督实践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制约了新时代下财政监督职能整体有效性发挥,也不利于财政发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问题还在于,不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水平,或是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现有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决定了探讨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并基于这一视角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那么,这一论题要回答的是:财政监督是财政的手段还是具体的职能呢?新时代下财政监督职能的外延和内涵,尤其是内涵所涉及的职能目标、职能依据、职能范围和职能手段等要素结构又有哪些新变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仅仅是履行出资人职责吗?如何看待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依据的身份及其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如何?又应怎样构建监督框架呢?基于此,从财政及其监督职能的外部结构即种类结构以及内在结构即要素结构,来梳理和明确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一项基本职能。探析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基础,研究财政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的职能依据等,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是本论文的研究所在。为此,本文依据国家治理和国家权力理论展开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研究,共分为7章,大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按照国家治理理论,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目标、范围、依据和手段等基本要素进行阐述,以此作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出发点;其次,立足财政的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内涵,尤其突出“国家四元权力”的职能依据,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框架和模式。第三,结合详实的数据和鲜活的案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和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现状,得出新时代强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四,探寻衡量财政监督力度的指标,开展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为新时代加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提供重要的实证基础;并结合现行监督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路径选择。关于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创新与不足等,论文第1章绪论部分对此作了说明。第2章是财政职能种类结构及其监督职能研究述评。本章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梳理总结财政及财政职能种类结构的不同观点,分析财政监督是否属于财政固有的职能;二是梳理总结有关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内容、职能依据和手段等要素结构的不同观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偏重于从纯经济和职能种类结构来概括财政职能及财政监督,缺乏对财政监督属性的明确认识;对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素研究不齐全不清晰,与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要求不相适应;财政监督职能依据没有系统的阐述;财政监督职能范围不全面,缺乏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研究等等。最后,本章明确提出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其本质更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同时指出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探索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新模式是本文研究所在。第3章是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探析。本章以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础,针对现有文献对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研究不齐全不清晰的问题,重点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依据和职能手段等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性研究,将财政监督职能的外延和内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在内的“多中心”、“多维度”的全域视野,并以此形成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基础。第4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分析。本章基于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的拓展性研究,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理论框架和模式。鉴于职能依据是职能要素的核心,职能目标、范围、手段都是职能依据的规范和表现,本章重点对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依据的“国家四元权力”进行具体阐述,即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是财政监督依据的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与信用权力是财政监督依据的特殊权力。其次,创新提出财政是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并对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身份下的财政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使之与“国家四元权力”依据有机结合。最后,探析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目标、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等要素内涵,由此构建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框架和模式。第5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现状与问题。本章首先使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现状,一方面指出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总结现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包括监督身份不完整、监督依据不充分、监督边界不清晰、监督范围不全面、监督手段不高效等,得出新时代强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6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财政作为公共出资人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视角,利用14家上市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选取商业银行经营绩效（ROA）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财政监督力度的关键解释变量,并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同时选择是否国有绝对控股、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属性两个虚拟变量来替代关键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验证。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持股比例越多,财政的监督力度越大,从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越好。这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也对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第7章是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具体内容。本章以构建的财政对商业银行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模式提出具体内容。一是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商业银行缴纳税收收入和使用相关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二是财政作为公共出资者,凭借国家的财产权力监督商业银行国有金融资本的具体内容,主要围绕分配、监督、管理等三个环节,重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阐述。三是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凭借特殊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对商业银行缴纳的政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四是财政作为公共出资者,凭借特殊的财产权力即国家的信用权力对商业银行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监督的具体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有:1.立足于从财政及其监督职能的外部结构即种类结构,以及内在结构即要素结构的新视角,来梳理和明确财政监督的职能理论,论定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而且是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能。基于现有文献关于财政、财政职能等理论的相关阐述,偏重从纯经济和职能种类结构,即职能外部结构来概括,而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认可财政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还具有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而赞同新时代下财政的“五职能论”,明确了对财政监督属性的理解:即财政监督不仅仅是财政的手段,其本质更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监督职能和财政的配置资源、分配收入、稳定经济、维护国家的职能同属财政职能,他们彼此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促进财政其他职能目标的实现。正因为财政监督作为重要的职能,在财政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提供支撑时,相应地,财政监督职能需要从经济领域进入国家治理层面。2.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结构,即职能的要素结构:职能定义、职能依据、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手段等作了新的探索。现有的研究文献阐述中,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素要么不明确清晰,要么只有职能定义、职能目标和职能手段,且囿于经济视角。本文以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础,首次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依据和职能手段等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性研究。首次提出财政监督职能是指在对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中,财政具备的对财政分配活动和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活动进行真实反映、规范约束、提升绩效的监督管理功能。财政监督职能主要目标是根据我国制定的法律法规、财政经济杠杆来规范分配秩序,全面加强财政预算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经济快速、稳定、持续发展,以及促进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生态环保等。财政监督职能范畴持续扩展,最终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国家治理领域,并且通过对全口径政府预算监督、财政收支监督、国有资本监督、金融监督等职能手段实现。3.立足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以职能依据为核心,以职能目标、范围、手段等为规范和表现,探索性地提出财政以公共管理者和公共出资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等“国家四元权力”,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本文认为,监督职能要素中,职能依据是核心,职能目标、范围和手段都是职能依据的规范和表现,然而现有文献对财政监督职能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理论、宪政经济学理论等,未与财政、财政职能等基础理论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使得对财政监督职能依据的归纳显得零散和片面。本文基于财政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提出财政监督职能及其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依据的是“国家四元权力”:即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等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与信用权力等特殊权力。同时提出财政不仅是以出资者的身份,而且是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督,并对此作了详细阐述,使之与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国家四元权力”依据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按照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结构,创新构建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时间跨度较长的上市银行数据进一步验证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尽管本文的研究有一些创新之处,但由于研究手段、研究时间和笔者能力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比如,本文探讨财政监督职能等基础性问题,理论性分析相对较强,实证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涉及到国家治理、国家权力等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理论,同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庞大、业务品种繁多且专业性较强,因此,本研究虽初步形成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但是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张涛,韩传模[6]（2019）在《新中国七十年会计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工作,经过不断探索与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进步:会计法制化建设逐步加强、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有效实施并不断完善、注册会计师事业稳步发展、政府会计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会计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化、会计人才培养蓬勃发展。述往以为来者师,本文通过对建国七十年来的会计大事予以记录,旨在形成全面反映新中国会计发展的编年简史和辑录会计工作进程的文献总汇,为新时代的会计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更为详实、系统的历史素材,以期进一步发挥会计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梁志华[7]（2019）在《中国政府资产研究》文中指出对于政府资产的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政府资产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在为政府机关相关经费的支出提供保障的同时,政府资产又通过社会总需求这一指标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通过对国内外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主体是国家,对以政府为主体的相关研究较少,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拥有和支配着大量的资产,探索研究中国政府资产的准确货币价值和合适估算方法是必要的。同时,在核算过程中可发现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改进管理方法,对维护政府资产权益,促进政府资产规范运作,增强政府资产的利用效率等有较强现实意义。本文对政府资产的研究从政府资产核算和政府资产管理两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国际和国内国家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比较分析,在遵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等国际准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政府会计制度》等相关制度,参考国内已有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制定出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的类别和主体框架。以理论框架为指导,文章分别估算了中国2016年和2017年的政府资产和政府负债。其中,对非生产资产和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的核算是重点内容。在非生产性资产的核算中,主要测算了土地资产、煤炭资产、石油和天然气资产和水资源资产。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政府土地资产应包含的面积进行了重新确定,对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核算用净现值法对中国现有已探明的储量进行估算。同时尝试在中国政府煤炭资产和水资源资产的核算中采用净现值法对现有储量应缴资源税折现得到估算值。金融企业国有净资产的计算从重点银行企业扩展到了银行业中的城市商业银行、证券期货业、保险业,具体分析选取的各个企业,并对核算出的数据与《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中的官方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评估计算数据的准确性。另外,还估算了生产资产和政府负债。通过估算中国政府资产,发现了在政府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别从生产资产管理,非生产资产管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三个方面阐述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而政府资产管理的改进将为政府资产的准确核算和计量打下坚实的统计基础。本文对于中国政府资产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非金融类企业国有净资产的估算方法和数据较为合理。文章通过计算分析2010年至2017年非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结合《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对估算数据和官方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非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估算数据与官方差别不大,估算方法是较为合适的。第二,非生产资产的自然资源资产的核算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搜集计算中国土地资源、煤炭资源、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和无线电频谱资源的资产数据过程中发现,自然资源的管理存在较大的问题,只有加大力度针对性的加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非培育性生物资源和无线电频谱资源的管理和统计工作,才有可能为中国自然资源资产的核算打下基础。目前可借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尝试编制卫星账户,对自然资源的损耗、新发现资源详细记录,并将各资源账户与中国的经济和环境保护政策相联系,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核算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分别从银行业、证券期货业、保险业三个行业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进行了核算。在测算出具体政府资产数据后,根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对核算数据和官方数据进行了分行业对比分析,发现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与官方数据差别较大,其中保险业国有资产的估算数据与官方差距不大,而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估算数据与官方差距较大,并对可能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只有加强金融企业的管理工作,注重部分金融企业的信息记录和公开,完善金融企业的国有权益数据,分行业、分类别进行汇总,才能实现金融企业国有权益部分的准确计量和真实反映,加强金融资产的管理和监管。第四,中国政府资产总量较大,可被利用的资产较多。本文核算的中国政府资产与实际价值相比是低的。一方面,中国的自然资源丰富,不仅包括文中核算的土地、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等资源,还包括其他各种自然资源,未来对它们的计量将是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金融企业的国有净资产因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未包括全部的金融企业。即便如此,计算得出的中国政府资产的总量仍较大,而且通过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所掌握的可被利用的资产较多。
金鑫[8]（2019）在《基于S国企改制的审计质量控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国有企业改制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制审计作为企业改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除了监督被审计单位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还要确保改制企业的资产真实完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但改制审计时间紧,任务重,改制审计程序执行难以到位;可参考的实务经验少,缺乏全面有效地指导与监管,严重影响改制审计作用的发挥。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现代审计理论为指导,以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国有企业改制指导思想和改制审计监督指导意见为基础,结合国有企业改制的特殊情况,分析改制审计的过程、目标及重点;在此基础上,就A会计师事务所对S国企改制审计,总结改制审计的经验,深挖存在的质量问题与原因。认为项目组能严格审查改制文件,提前熟悉相关政策法规,积极进行专业咨询,重视与各单位沟通,及时沟通改制范围,但也存在重要性水平设定不当,审计程序不规范,审计依据缺失,处理审计数据不严格,风险评估不严谨和过度参与非审计工作等审计质量问题。追根溯源是由于审计团队本身专业胜任能力不足和审计政策法规疏漏之外,与被审计单位配合度低,相关审计复核形式化的原因。考虑到改制审计项目的特殊性,要提高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的质量,首先,应当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健全审计工作规范,加强审计监管和惩罚力度;其次,应进一步严格执行审计程序,提高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做好与各参与方的工作衔接;培育以质量为导向的文化氛围。本文对S国企改制审计的审计质量控制改进进行案例研究,分析改制审计的流程、重难点及目标,为改制审计的理论发展和规则制定提供一定的实务依据,对于完善改制审计流程,增强改制审计薄弱环节,提高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的质量,充分发挥改制审计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
王几高[9]（2018）在《公司法中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司是由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一般员工、权益投资者、债权投资者、担保债权人等经济主体所组成,这些主体的角色定位通常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契约而非仅仅依据公司法所构建,公司是不同类型契约的纽结、是一项意思自治的风险事业。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事前缔约描述所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形的成本太过高昂,因此公司契约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长期的、不完备的契约。由于这种契约的不完备性的存在,需要公司法律发挥公司契约的模本作用和漏洞填补作用,公司法的重要功能是通过公司形式来降低不同经济主体组织开展商事活动的交易成本,在规范意义上其恰当目标应该是促进受到公司活动影响的各类主体的整体福利。作为公司法中的一项重要治理机制,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由英国于上世纪20年代创设并在随后的90年间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制度变迁。同时,该制度也在欧洲国家以及深受英国法律影响的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和移植。尽管早期各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都以英国制度为蓝本,但是公司法律制度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则,由于各国制度环境、市场结构、政治生态、文化传统各有不同,任何一项公司法律制度的约束条件和实现路径也有差异,因此在各国公司法现代化进程中,该制度都相继进行自我改良和重新塑造,使得当代各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各有特色。本文将在不完备契约理论的研究框架内,凸显公司法在降低代理成本上的功能价值,对于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发展演变、制度变迁进行回溯,对各国制度中的具体微观结构进行比较法分析,在剖析并反思了当前对该制度的正当性传统理论之后提出降低交易成本是该制度的正当性本源,并根据我国公司代理成本问题的现实土壤,具体探讨我国的禁止财务资助法律框架体系,力图构建一种契约自治和法律监管并举的管理路径。全文除了导言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对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基础理论进行综述,第二章是对其历史沿革和制度变迁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第三章是以比较法研究方法对各国禁止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和整体严厉度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对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中传统的正当性解释及合理性逻辑进行诘问,第五章是运用法经济学分析进路对禁止财务资助的正当性进行剖析,第六章是结合我国立法现状以及公司代理成本问题现实来重新构建我国公司法中的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旨在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主要介绍公司财务资助的界定和主要形式,审视财务资助行为的内涵与外延、主要类型、重要特征、产生原因、禁止及豁免情形等情况,为后文的进一步分析和解读提供研究基础。财务资助不是一个专门的法律用语,而只是一项普通的商业用语,必须审查具体交易实施过程才能妥当地进行认定。它通常具有四方面的重要特征,即普通商业用语属性、具有“财务”或“资金”属性、遵循商业实质及真实性标准、单方面自发行为属性。财务资助的主要类型包括赠与、担保、补偿、豁免或弃权、借款以及其他形式等具体类型,在考虑各种形式时,通常不以价值大小作为判断标准并且强调“实质大于形式”,同时各种不同类型都有着不同的特点以及判断标准。任何一项商业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客观必然性和经济需求,财务资助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完成杠杆收购和管理层收购、收购市场中分手费机制、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债权人参与债务重组以及其他方面的动机所触发,在这些诱因中既有合理的商业性或社会性动因,也有令人怀疑的不良动机,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财务资助的商业道德属性。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中的“财务资助”具有五大构成要件,即“取得”公司股份、取得公司之“股份”、提供资助者是股份被受让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被资助者属于特定范围、提供财务资助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取得公司股份,只有同时符合了这五大构成要件才能被认定为是禁止财务资助制度所规制的“财务资助”行为。同时,为了避免对于一些形式上具备财务资助特征但是实质上没有危害的交易行为,该制度也构建了无条件豁免以及附条件豁免情形。第二章旨在回答“研究对象从何而来”的问题,主要以英国、欧盟禁止财务资助法律的历史沿革为主线,试图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辗转变化来挖掘制度背后的经济逻辑、政策考量等,通过历史沿革过程分析将有助于来发掘规制制度的内在源动力和现实逻辑。因“一战”后在英国工商业界出现的股权转让中特殊问题,格林尼委员会在公司法评估报告中首次提出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政策建议,在英国1928年、1929年公司法中首次以成文法规开启了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之先河,并在1947年、1948年公司法中进行条款完善,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禁止财务资助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禁止财务资助制度通过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的主动性移植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的被动型移植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传播和移植。同时,在英国1948年公司法之后的30多年的制度施行过程中,针对财务资助制度也出现了很多政策争议,1962年詹森斯委员会公司法评估报告以及80年代的重要判例最终促使了英国在1981年公司法修改中对该制度进行了非常重大的修改并创设了影响深远的“洗白”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纷纷对公司法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在这次公司法现代化浪潮中,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化、系统化的政策评估,包括英国、欧盟和新加坡等国都在公司法现代化评估报告中对该制度的修改提出了大胆的建议,并最终促成了立法部门对禁止财务资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更为适应现代商业发展之需要。在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从雏形创设到完成现代化改造的九十年期间,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以波浪线形态产生、发展、传播和进化,在立法导向上体现出“严格禁止——限制性管理——放松管制”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是由于英国的不断推动、欧盟与英国的相互纠缠和制约、禁令背后法理逻辑的不断变化、公司立法向服务于小型公司转变以及市场对杠杆收购的逐步接受等法律、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塑造。第三章旨在回答各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异同点,对各国对财务资助问题的法律规制情况作一个整体性的评价和重要微观组成的深入比较,并尝试对这种差异性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禁止财务资助制度起源于英国,随后被移植到深受英国法影响的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欧盟公司法指令也基本采纳了英国的做法、使得各个欧盟成员国也相继进行制度移植,美国、加拿大却没有建立相关制度。但是,具体到该制度的微观构成中,各国家和地区的当前规则又各有不同,具体体现在针对适用对象是否包括了私人公司和控股公司、是否存在无条件豁免以及各种无条件豁免的具体情形、是否存在附条件豁免以及各种附条件豁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否给予股东和债权人以及其他相关主体向法院申请取消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之决议的异议权、在发生非法财务资助后公司以及责任人员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提供财务资助的交易是否有效等五个主要方面内容。如果将这些五大方面的主要差异作为衡量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整体严厉程度的大类指标进行量化处理的话,不难发现在当前各国现有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立法下,不同国家制度严厉程度有着非常不同的严厉度相对水平,而之所以从最初各国严厉度都基本保持一致（因为都是以英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为蓝本全面吸收）发展成目前的不同严厉度水平,主要是由于制度的移植方式、所属法系、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所导致,一般来说进行了主动性制度移植并且法律制度自发意识不断增强的国家和地区的严厉度越来越低、而进行了被动性制度移植或法律制度自发意识较弱的国家和地区的严厉度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大陆法系国家的严厉度平均水平要远远高于普通法系国家的严厉度平均水平,以打造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投资、贸易服务中心为经济发展目标的国家和地区的严厉度较低。第四章旨在回答“要不要规制”的定性问题,主要探讨法律直接规制公司财务资助问题是否存在着必要性和正当性,并对传统的正当性解释理由进行了剖析和反思。格林尼委员会迈出了为财务资助禁令提供理论根源的第一步,其试图在“一家公司不能购买其自身股份”的资本维持规则下进行解释,禁止财务资助可以对公司购买其自身股份之能力加以限制,其目的是对公司不正当地向股东返还资本的不良行径加以阻止。但是,禁令的限制范围远远超过了资本维持原则所试图去规范的范围,对于一些完全没有对公司资产造成减损的交易,例如提供贷款,资本维持原则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之后这种解读被严重质疑,财务资助法律被放置在保护债权人和小股东、防防公司资产被滥用的范畴内加以讨论,禁令被视为一种机制以保护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免受高负债购买方的伤害,该购买方借钱为其购买股份之行为提供融资,在获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后进而利用目标公司的资源对该贷款融资予以偿还。这种行为导致了异常严重的财务代理成本,存在着滥用目标公司资源而使得其财富从目标公司被转移出去、因而使得目标公司的债权人和小股东受到潜在损害的风险。但是,这种解释无论是从债权人保护还是中小股东保护方面,都存在着相对多的解释力不足问题,而且当前学界认为公司法已经从优先保护公司的交易对手转向了促进商事活动以提升经济的增长。杠杆收购最核心之处就是目标公司最终承担收购成本,其现金流被用于进行收购债务的最终支付。财务资助促成了这种不道德商业行为的潜在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且在道德上令人生厌,导致其被认为是“非常不合适的”。因此,禁止财务资助似乎就是杠杆收购的天敌,是对杠杆收购中核心安排——使用目标公司资产作为最终还款来源的一种天然阻碍。但是,财务资助禁令针对的是对他人“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而不仅仅是针对他人“收购”公司股份或取得公司控制权的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遏制杠杆收购作为禁止财务资助的正当性解释。此外,杠杆收购是一种对市场有害的商业行为的传统观点正在日益被证明并非绝对成立,禁止财务资助的规定会阻碍那些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杠杆收购,且债权人可以通过事件风险条款来防范杠杆收购风险,所以遏制杠杆收购在当前也正无法为该制度提供正当性基础。还有观点认为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确可以防止市场操纵,但是目前各国证券法已经有专门法律制度来防范市场操纵风险,所以从防止市场操纵来证明禁令的合理性是一种错误的反向逻辑。第五章主要借助于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财务资助行为本身的商业属性以及潜在利益冲突进行解读,并以降低代理成本作为法律直接规制财务资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法理依据。对公司“本质”的设定和阐释是对公司财务资助规制这一具体的微观法律制度进行逻辑分析的起点。对于公司本质的探究和争论远在15世纪后期就在法学界展开了,并衍生为传统公司本质的三种学说流派:法人拟制说、法人实在说和法人否定说,它们对公司制度中的不同领域有着各自的解释张力,但是受困于所处时代和研究范式的历史局限性,它们都不可避免地有着解释力上的局限性。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济学界对“企业”这个“黑匣子”的经济学讨论,开启了对公司本质讨论的现代主义阶段。科斯将企业视为一个契约结构,一个有别于市场的特殊契约,自此开创了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不仅如此,现代契约理论还主张,契约的完备性是一种美好愿望,在实际社会中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事后的信息不对称性引起的不可观察性和不可证实性、语言在描述力上的局限性、交易一方是异质的且存在不同的偏好合作类型等原因,使得实际中的契约必然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公司是各个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契约关系的组合,这种内部契约关系又是一种代理关系,在契约缔结之后的运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三种代理成本问题,而公司法的功能和价值就是去降低这种代理成本、进而提高整体的经济效应。具体到财务资助交易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这三类代理成本——公司所有者与其雇用的经营人员的利益冲突、拥有公司绝对多数或控制性利益的股东与股权比例较小的或者非控制性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本身或其股东与其缔约伙伴（主要是债权人等）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对公司财务资助进行规制的正当性和规制方式的选择在于这三类代理成本的存在和严重程度。以减低代理成本为视角,可以有效地对禁止财务资助制度变迁中出现的最为典型的不同类型公司差异化管理、“原则上禁止+附条件豁免”的立法模式以及“附条件”豁免模式进行解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代理成本分析有着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运作中第二类代理问题在第一、二类代理问题中占据主导地位,即相比较于所有权和控制分离所导致的公司高级人员侵害股东利益的自利行为,凭借控制权优势的大股东掠夺中小股东利益的“掏空效应”更为突出和严重。此外,上市公司负债总杠杆与公司投资行为整体上呈负相关性,负债融资对第一类代理成本的相机治理效应比负债融资产生第三类代理问题具有更大的显着性,说明负债融资在公司投资行为治理方面有着抑制过度投资的良性效应,金融性负债与新增投资支出呈正相关性,经营性负债或商业信用与新增投资支出呈现负相关性。第六章旨在回答“我国法律制度如何完善”的问题。本部分将在我国公司代理成本现状背景下,对我国公司财务资助行为建立较为细致化和多维度的本土化的财务资助法律框架体系。“财务资助”概念在我国公司法规中的最早出现是在《印发<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的通知》（该通知于1993年6月10日发布并实施）。根据《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2.2条规定,到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须对公司资助购买自己的股份做出规定,并明确了必须包括的内容。在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但是并未对公司是否可以就他人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提供财务资助进行直接规定。之后在《关于发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通知》、《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中陆续以零散方式涉及到对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规定,但是总体而言,现有的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立法中存在诸多不足:（1）规则零碎化,缺少统一性和独立性;（2）规则单薄僵化,缺乏体系性和灵活度;（3）财务资助条款未能体现出核心要件,容易扩大禁止范围;（4）立法层级较低,违规成本较低等。在本章,结合我国公司代理成本问题的这种特点,着重对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中的不同适用对象的财务资助规则原则、公司员工持股中的财务资助问题、管理层收购中的财务资助问题、附条件豁免模式的选择问题等重要命题进行了探讨。基于对我国代理成本现状以及财务资助制度中重要命题的分析,笔者提出对我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进行重新构建,具体的立法建议包括:第一,加强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立法的统一性、独立性和体系化,统一规定原则性规定、无条件豁免、附条件豁免、异议权、交易合法性、释义等内容,使其独立成为公司法中的一项完整的制度体系;第二,将形式上具有财务资助特点但是已经有针对性的立法或司法行为进行规制的交易行为,以及特殊金融企业开展正当业务交易和为了追求在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之上更高层面的目标的行为规定为无条件豁免情形,避免造成规则或法律适用时产生冲突;第三,对于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非公众公司采取较为宽松自由的“无实质损害”模式,即在满足该资助不会实质性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和对债权人的偿付能力、董事会通过决议认为公司应该提供该资助且该资助的条款对于公司是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公司可以提供财务资助;对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在满足提供财务资助不得减少公司净资产或减少净资本时该资助资金是从公司可分配利润中予以提供、该资助是善意的且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下的前提下,从公司类型、公司控制权、交易动机和杠杆水平这四个维度来综合考量构建差异化的豁免审批模式。第四,明确非法财务资助的法律后果、加大事后惩处力度,在财务资助相关协议涉及到善意第三人时,该协议不会仅仅由于违反财务资助禁令而无效,并明确规定财务资助行为的无效性不影响股权取得行为的合法性,同时对在非法财务资助中负有过错的董事将因其违法该信义义务而承担偿还任何在该交易中的损失。
顾德瑞[10]（2017）在《中央规制地方财政法律机制研究 ——基于适度集权模式的展开》文中研究指明1994年分税制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财政高度集权的模式。中央政府集中了绝大部分财权和财力,并对地方财政进行全面管控。此种模式造成了诸多规制困局和地方的“不良反应”,诱发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台高筑”以及地方非税收入无序扩张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治理的开展和中央规制的效果。面对如此困局,破解的根本之道在于模式转换,由高度集权模式向适度集权模式过渡,从“全面管控”到“适度干预”。适度集权模式下,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是中央规制的根本前提和基础结构,财权财力的适度集中、对地方财政的适度干预是限度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权限调整和行为规制两个核心方略,建构和推进适度集权模式:以权限调整降低中央政府财权财力的集中程度,塑造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主体地位,建构适度集权模式;多使用引导激励与协商合作等非强制性手段,改变行为规制机制的样态分布,提高地方政府的遵从度,实现央地合作治理,推动适度集权模式的运行。本文将分为以下五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现状描述与问题阐释。本章主要是描述我国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现状,阐明当前财政高度集权的模式,揭示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提出向适度集权模式转变的观点。首先,揭示度量财政集权程度的主要指标——财权及税权的纵向配置。以此为基础,对分税制以来我国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状况进行观测发现,中央政府集中了绝大部分财权和财力,并对地方财政进行全面管控,已形成财政高度集权的模式。还就财政包干时期出现税收立法高度集权进行了原因探究。其次,讨论财政高度集权下地方政府的“回应”:对中央政府的约束采用措施予以规避、套取中央财政资金、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行为;通过与其他地方政府的不当税收竞争,固守和扩大其辖区的税收利益;以乱收费、与民争利等形式获取更多财政收入,将财政资金投向一些“短平快”和容易出政绩的项目,忽视公共产品的提供。财政高度集权还诱发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台高筑”以及地方非税收入无序扩张等问题。最后,揭示了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一般规律和适度集权的世界趋势,提出向适度集权模式转变的观点,并阐释适度集权模式的基本内涵。第二章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与核心方略。本章围绕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和核心方略展开,以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作为中央规制的根本前提和基础结构,财权财力的适度集中、对地方财政的适度干预作为限度要求,并将权限调整和行为规制作为适度集权模式实现的核心方略。首先,通过观测典型国家中央规制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图景,考证了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结构,并基于当前我国财政治理的实际,得出央地财政非均衡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结论。其次,以谦抑性为分析工具,从法理角度论证适度干预的应然性,明确谦抑性是中央规制的内生理念,解析谦抑干预的基本内容,探究谦抑干预与发挥地方积极性这一宪法要求的契合。再次,全面阐释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将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作为中央规制的根本前提和基础结构,但要求财权财力不能过度集中。以权限不当和行为违法作为中央介入的核心场域、将中央干预定位为补充性规制、比例原则为规制适度的关键标尺,以维持中央适度干预的状态。最后,明确权限调整和行为规制作为建构和推进适度集权模式的核心方略。第三章适度集权模式的建构:基于权限调整视角。本章的核心在于以权限调整为进路规范配置地方财政权限,建构适度集权模式。首先,将权限调整定位为中央制约地方财政的重要机制,明确权限调整的直接目的——降低中央政府财权财力的集中程度,将地方政府塑造成相对独立的财政主体,并分析权限调整的考量因素。其次,规范配置地方财政权限,建构适度集权模式。适度扩大地方税权,进一步严格约束地方非税收入权;减少强制性支出,“松绑”地方支出权;适度放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权限,增加对地方经营性国有资产公共性限制的程度和实效性。最后,为平衡地方财政权限的动态性和稳定性,建立财政权限的动态调整机制——财税“试点”。第四章适度集权模式的推进:以行为规制为中心。本章在于构建完整的行为规制体系,实现规制手段的优化组合和规制机制的有效衔接。并逐步减少“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使用,增加“协商——合作”型手段,改变规制机制的样态分布。首先,从理念、原则和具体展开等方面探讨规制机制设计的基本问题,以纳税人权利保障和基本权利实现为理念,全面、适时、适度为原则,手段类型化为具体设计的切入点。其次,对规制手段进行类型化分析。根据功能不同,将各规制手段归入引导机制、约束机制、发现机制、矫正机制、救济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分析不同手段的作用机理、适用情形以及改进方向。最后,对规制机制进行配置,实现规制主体与规制手段相匹配,规制手段优化组合,规制机制有效衔接,通过技术手段对地方财政信息进行整合。第五章适度集权模式的运行保障。本章意在表明中央规制要以纳税人为中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通过法律调整央地财政权限和收益划分,对行为规制机制进行法治化改造,保障适度集权模式的运行。并设立中央规制的禁区,以保障地方政府的基本财政权力。首先,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理念,不仅要求中央政府从整体层面对纳税人的权益予以保障,更注重地方政府从区域层面满足纳税人的需求。所以,财权财力的适度集中和对地方财政的适度干预具有必然性。该理念是适度集权模式建构的前提和运行约束。另外,对中央规制权进行法治约束,以法律调整央地财政权限和收益划分,法治化思维改造行为规制机制。其次,通过规制影响评估、地方利益表达、说明理由和公开等制度建设,从程序上控制中央规制权。最后,以地方税权的全盘否定、地方自主财源的强制上解、地方预算的强行支出和为实质不公平行为作为中央规制的禁区,防止财政集权超过底线。
二、财政部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部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安全生产费用会计处理与披露——基于煤炭生产行业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安全生产费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变迁 |
| （一）法律制度：再回顾 |
| （二）会计规定的变化 |
| （三）税务规定 |
| （四）地方规定 |
| 三、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与披露 |
| （一）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总体变化 |
| （二）煤炭生产行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的具体趋势 |
| 1. 安全费用计提标准的变化 |
| 2. 安全费用的披露变化 |
| （三）小结 |
| 四、总结 |
（3）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
| 1.1 职能定位模糊，业务层级较低 |
| 1.2 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度 |
| 1.3 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和升级将面临文化与认知的挑战 |
| 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分析 |
| 2.1 细化审计职能定位，构建增值型审计业务体系 |
| 2.2 塑造内部审计形象，使增值型审计身份得到认同 |
| 2.3 扩大风险控制范围，提高增值型审计的风险管控能力 |
| 3 结束语 |
（4）基于决策者视角的企业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研究 ——以格物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2.1 财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 |
| 1.2.2 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相关研究 |
| 1.2.3 财务报表分析相关研究 |
| 1.2.4 国内外理论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财务报表列报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列报 |
| 2.1.2 财务信息质量 |
| 2.1.3 决策者及决策者视角 |
| 2.2 财务报表列报与财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 |
| 2.3 决策者与财务报表列报之间的关系 |
| 2.3.1 决策者需求决定财务报表如何列报 |
| 2.3.2 财务报表的列报影响决策者的判断 |
| 2.4 财务报表的产生与发展 |
| 2.4.1 一表式时期 |
| 2.4.2 二表式时期 |
| 2.4.3 三表式时期 |
| 2.4.4 四表式时期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财务报表列报现状、问题及影响 |
| 3.1 我国财务报表列报现状 |
| 3.1.1 长期按统一格式列报 |
| 3.1.2 统一的列报格式源自财政部相关通知 |
| 3.1.3 列报设计环节近乎不存在 |
| 3.1.4 软件开发重科目设计轻列报设计 |
| 3.2 现状背后存在的问题 |
| 3.2.1 信息使用效率受损 |
| 3.2.2 已知的列报问题不易得到及时纠正 |
| 3.2.3 隐藏的列报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 |
| 3.2.4 会计人员专业判断能力弱化 |
| 3.2.5 信息技术的发展掩盖了会计人员的自身问题 |
| 3.3 各类问题对决策者产生的影响 |
| 3.3.1 限制了非专业人士的独立财务分析 |
| 3.3.2 易造成对决策者的误导 |
| 3.3.3 人为降低了决策者信息需求满足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格物文具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
| 4.1 格物公司概况及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由来 |
| 4.1.1 格物公司概况 |
| 4.1.2 格物公司股东决策过程中的难题 |
| 4.2 格物公司财务报表列报问题分析 |
| 4.2.1 账簿整理及还原财务报表编制过程 |
| 4.2.2 财务报表列报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3 财务报表列报的重新设计 |
| 4.2.4 财务报表的重新填制 |
| 4.3 两种列报格式下的财务信息对比 |
| 4.3.1 资产负债表信息对比 |
| 4.3.2 利润表信息对比 |
| 4.3.3 现金流量表信息对比 |
| 4.3.4 两种格式下财务信息对比结论 |
| 4.4 案例分析结论 |
| 4.4.1 列报方式不同,分析结果不同 |
| 4.4.2 分析结果不同,决策者判断不同 |
| 4.4.3 决策者判断不同,决策结果不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的解决对策 |
| 5.1 推进观念意识变革 |
| 5.2 打破专业人才培养环节的陈旧思维 |
| 5.3 改变行业组织现状 |
| 5.4 提倡学术界重视财务会计的实务研究 |
| 5.5 加强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解读 |
| 5.6 适时取消统一财务报表格式的制度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原有的财政监督职能外延和内涵需要拓展 |
| 1.1.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实践缺乏理论指导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国家权力 |
| 1.2.2 国家治理 |
| 1.2.3 国家治理现代化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财政职能的种类结构研究述评 |
| 2.1.1 西方财政职能学说 |
| 2.1.2 国内财政职能学说 |
| 2.2 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研究述评 |
| 2.2.1 财政监督职能定义 |
| 2.2.2 财政监督职能目标 |
| 2.2.3 财政监督职能范围 |
| 2.2.4 财政监督职能依据 |
| 2.2.5 财政监督职能手段 |
| 2.3 述评小结 |
| 2.3.1 财政监督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 |
| 2.3.2 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结构研究有待拓展 |
| 3.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探析 |
| 3.1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依据 |
| 3.1.1 国家权力论学说 |
| 3.1.2 财政监督与“国家四元权力”学说 |
| 3.2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 |
| 3.3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目标 |
| 3.4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范围 |
| 3.5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手段 |
| 4.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分析 |
| 4.1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权力依据 |
| 4.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适格身份 |
| 4.2.1 公共管理者与商业银行 |
| 4.2.2 公共出资者与商业银行 |
| 4.3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要素结构 |
| 4.3.1 财政监督主体 |
| 4.3.2 财政监督对象 |
| 4.3.3 财政监督目标 |
| 4.3.4 财政监督范围 |
| 4.3.5 财政监督手段 |
| 4.4 财政监督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
| 5.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现状和问题 |
| 5.1 我国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现状分析 |
| 5.1.1 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分析 |
| 5.1.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 |
| 5.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取得的成效 |
| 5.3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存在的问题 |
| 5.3.1 监督身份不完整 |
| 5.3.2 监督依据不充分 |
| 5.3.3 监督边界不清晰 |
| 5.3.4 监督范围不全面 |
| 5.3.5 监督手段不高效 |
| 6.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
| 6.2.1 模型设计 |
| 6.2.2 变量说明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结果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 实证研究结论 |
| 7.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具体内容 |
| 7.1 商业银行税收收入及支出监督 |
| 7.1.1 监督主体及对象 |
| 7.1.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 7.1.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 7.2 商业银行国有金融资本监督 |
| 7.2.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 7.2.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 7.2.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 7.3 商业银行非税收入监督 |
| 7.3.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 7.3.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 7.3.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 7.4 商业银行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监督 |
| 7.4.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 7.4.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 7.4.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新中国七十年会计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1949年 |
| 1950年 |
| 1951年 |
| 1952年 |
| 1953年 |
| 1954年 |
| 1955年 |
| 1956年 |
| 1957年 |
| 1958年 |
| 1959年 |
| 1960年 |
| 1961年 |
| 1962年 |
| 1963年 |
| 1964年 |
| 1965年 |
| 1968年 |
| 1969年 |
| 1970年 |
| 1972年 |
| 1973年 |
| 1975年 |
| 1978年 |
| 1979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2年 |
| 1983年 |
| 1984年 |
| 1985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88年 |
| 1989年 |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 2000年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03年 |
| 2004年 |
| 2005年 |
| 2006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 2009年 |
| 2010年 |
| 2011年 |
| 2012年 |
| 2013年 |
| 2014年 |
| 2015年 |
| 2016年 |
| 2017年 |
| 2018年 |
| 2019年 |
（7）中国政府资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
| 1.2 有关政府资产的研究综述 |
| 1.2.1 政府资产 |
| 1.2.2 政府资产核算研究 |
| 1.2.3 政府资产管理研究 |
| 1.3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创新点 |
| 1.5.2 本文局限性 |
| 第2章 政府资产的概念与范畴 |
| 2.1 政府资产的概念 |
| 2.1.1 政府资产定义 |
| 2.1.2 与政府资产相关概念解析 |
| 2.2 政府资产的范畴 |
| 2.2.1 政府资产中的自然资源资产 |
| 2.2.2 政府资产中的其他资产 |
| 第3章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理论框架 |
| 3.1 国际上国家资产负债核算方法 |
| 3.1.1 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国际做法 |
| 3.1.2 不同国际机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
| 3.1.3 不同国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
| 3.1.4 国际国家资产负债核算方法对中国政府资产核算的启示 |
| 3.2 中国国家(政府)资产负债的核算方法 |
| 3.2.1 中国现有的政府会计制度 |
| 3.2.2 中国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进程 |
| 3.3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类别与框架 |
| 第4章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 |
| 4.1 非生产资产 |
| 4.1.1 核算资源性资产的重要性 |
| 4.1.2 土地资产 |
| 4.1.3 矿产资源 |
| 4.1.4 水资源 |
| 4.1.5 森林资源 |
| 4.2 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 |
| 4.2.1 银行业国有净资产 |
| 4.2.2 证券期货业国有净资产 |
| 4.2.3 保险业国有净资产 |
| 4.2.4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净资产 |
| 4.2.5 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汇总 |
| 4.3 生产资产 |
| 4.3.1 政府存款 |
| 4.3.2 全国社保基金 |
| 4.3.3 固定资产及其他 |
| 4.3.4 非金融类企业国有净资产 |
| 4.4 政府负债 |
| 4.4.1 直接负债 |
| 4.4.2 或有负债 |
| 4.5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 |
| 4.6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数据分析 |
| 4.6.1 政府资产结构分析 |
| 4.6.2 政府负债结构分析 |
| 4.6.3 政府资产负债分析 |
| 第5章 政府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
| 5.1 生产资产管理 |
| 5.1.1 生产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2 生产资产管理的政策建议 |
| 5.2 非生产资产管理 |
| 5.2.1 非生产资产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2 非生产资产资产管理政策建议 |
| 5.3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
| 5.3.1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3.2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政策建议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A 4.1：2016年31个国家的资产负债情况 |
| 附录A 4.2：2006年至2017年中国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 |
| 附录A 4.3：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银行股东持股情况 |
| 附录A 4.4：截止2016年底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情况表 |
| 附录A 4.5：2016年证券、期货公司经营业绩排名靠前的公司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基于S国企改制的审计质量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企改制审计政策法规研究 |
| 1.2.2 审计质量控制理论研究 |
| 1.2.3 国企改制审计理论研究 |
| 1.2.4 国企改制审计案例 |
| 1.3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第2章 国企改制审计的质量改进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企改制 |
| 2.1.2 改制审计 |
| 2.1.3 审计质量控制 |
| 2.2 国企改制审计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现代企业理论 |
| 2.2.3 现代审计理论 |
| 2.3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 |
| 2.3.1 质量控制的目标 |
| 2.3.2 业务承接和客户关系保持 |
| 2.3.3 专业胜任能力 |
| 2.3.4 业务执行和监控 |
| 2.4 提高国企改制审计质量的准备 |
| 2.4.1 准确定位改制审计的目标 |
| 2.4.2 准确把握国企改制审计政策法规 |
| 2.4.3 充分了解改制过程 |
| 2.4.4 准确把握改制审计的重点 |
| 第3章 S国企改制审计案例 |
| 3.1 S国企及改制基本情况 |
| 3.1.1 S国企的基本情况 |
| 3.1.2 公司改制的基本情况 |
| 3.2 S国企改制审计过程 |
| 3.2.1 审计目标 |
| 3.2.2 审计内容 |
| 3.2.3 风险评估 |
| 3.2.4 审计重点 |
| 3.2.5 函证程序 |
| 3.3 改制报表的审计调整 |
| 3.3.1 审计调整说明 |
| 3.3.2 资产调整过程 |
| 3.3.3 关键指标变动 |
| 第4章 S国企改制审计的经验和质量问题 |
| 4.1 S国企改制审计的重要经验 |
| 4.1.1 严格审查改制文件 |
| 4.1.2 及时沟通改制范围 |
| 4.1.3 熟悉相关审计政策 |
| 4.1.4 重视与各单位沟通 |
| 4.1.5 积极进行专业咨询 |
| 4.2 S国企改制审计存在质量问题 |
| 4.2.1 重要性水平设定不当 |
| 4.2.2 函证等程序缺乏规范 |
| 4.2.3 个别审计事项无依据 |
| 4.2.4 处理审计数据不严谨 |
| 4.2.5 未严格执行风险评估 |
| 4.2.6 过度参与非审计工作 |
| 4.3 S国企改制审计质量问题的根源 |
| 4.3.1 审计相关依据有疏漏 |
| 4.3.2 审计团队能力有瑕疵 |
| 4.3.3 与改制单位配合度低 |
| 4.3.4 相关审计复核形式化 |
| 第5章 国企改制审计质量控制建议 |
| 5.1 完善改制及审计相关规制 |
| 5.1.1 健全改制审计相关政策 |
| 5.1.2 构建改制审计考评体系 |
| 5.1.3 加强监管以及惩罚力度 |
| 5.2 提高对改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
| 5.2.1 严格执行审计监督程序 |
| 5.2.2 提高审计人员综合素质 |
| 5.2.3 做好与各方的工作衔接 |
| 5.2.4 培育质量为导向的基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公司法中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财务资助的定义、特征及类型 |
| 一、财务资助的定义 |
| 二、财务资助的特征 |
| 三、财务资助的类型 |
| 第二节 提供财务资助的诱因 |
| 一、股权收购中的特殊需要 |
| 二、推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
| 三、债务重组的组成部分 |
| 四、股东和管理层其他动机 |
| 第三节 财务资助的禁止及豁免情形 |
| 一、禁止性财务资助的构成要件 |
| 二、无条件豁免 |
| 三、附条件豁免 |
| 第二章 禁止财务资助的历史沿革和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创设阶段 |
| 一、专家建言:英国格林尼委员会报告 |
| 二、初见雏形:英国1928 年、1929 年公司法 |
| 三、基本建立:英国1947 年、1948 年公司法 |
| 第二节 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发展阶段 |
| 一、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传播移植 |
| 二、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政策评估 |
| 三、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
| 第三节 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现代化阶段 |
| 一、英国公司法政策评估 |
| 二、欧盟公司法政策评估 |
| 三、英国及欧盟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现代化的立法成果 |
| 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现代化 |
| 第四节 禁止财务资助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 |
| 一、英国和欧盟的核心作用 |
| 二、禁令背后法理逻辑的认识变迁 |
| 三、公司立法从“公众公司优先”转向“服务私人公司” |
| 四、市场对杠杆收购的逐步接受 |
| 第三章 域外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域外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概况 |
| 一、欧盟主要成员国 |
| 二、澳大利亚 |
| 三、中国香港 |
| 四、新加坡 |
| 五、新西兰 |
| 六、马来西亚 |
| 七、百慕大群岛 |
| 八、美国 |
| 第二节 域外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主要内容比较 |
| 一、适用对象 |
| 二、无条件豁免 |
| 三、附条件豁免 |
| 四、异议股东或债权人的申请权 |
| 五、非法财务资助行为的法律后果 |
| 第三节 域外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严厉度及原因分析 |
| 一、域外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严厉度比较 |
| 二、域外禁令严厉度之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
| 第四章 禁止财务资助之正当性的法学解释 |
| 第一节 作为资本维持原则的衍生 |
| 一、资本维持原则的主要内涵 |
| 二、禁止财务资助与资本维持原则 |
| 三、资本维持原则对财务资助禁令解释力之不足 |
| 第二节 保护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 |
| 一、禁止财务资助可以保护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 |
| 二、保护债权人对财务资助禁令解释力之不足 |
| 三、保护小股东对财务资助禁令解释力之不足 |
| 第三节 遏制杠杆收购 |
| 一、杠杆收购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
| 二、禁止财务资助可以有效遏制杠杆收购 |
| 三、遏制杠杆收购对财务资助禁令解释力之不足 |
| 第四节 防止市场操纵行为 |
| 第五章 禁止财务资助之正当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公司的契约属性及公司法的功能价值 |
| 一、经济交易与科斯定理 |
| 二、公司本质假设:作为分析起点和支点 |
| 三、公司代理成本及公司法的功能价值 |
| 第二节 财务资助中的三类代理成本及分析 |
| 一、财务资助中的第一类代理问题 |
| 二、财务资助中的第二类代理问题 |
| 三、财务资助中的第三类代理问题 |
| 四、代理成本对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解释力 |
| 第三节 我国财务资助中代理成本分析 |
| 一、第一、二类代理成本问题 |
| 二、第三类代理成本问题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 |
| 第一节 完善我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必要性 |
| 一、财务资助概念及规则在我国的引入 |
| 二、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相关立法梳理 |
| 三、我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的主要内容及不足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禁止财务资助制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
| 一、不同适用对象的财务资助规制原则 |
| 二、鼓励对员工持股计划提供财务资助 |
| 三、审慎对待管理层收购中的财务资助 |
| 四、合理选择附条件豁免模式 |
| 第三节 完善我国财务资助制度的立法建议 |
| 一、加强立法的统一性、独立性和体系化 |
| 二、新增禁止财务资助的无条件豁免 |
| 三、多重维度构建差异化的附条件豁免模式 |
| 四、明确非法财务资助的法律后果、加大事后惩处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中央规制地方财政法律机制研究 ——基于适度集权模式的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价值 |
| 二、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现状描述与问题阐释 |
| 第一节 中央财政高度集权的形成 |
| 一、度量财政集权程度的指标 |
| 二、财政包干时期:税收立法权的高度集中 |
| 三、分税制:财权和财力的集中配置 |
| 第二节 财政高度集权下的“地方应对” |
| 一、制度规避、制度套利和策略行为 |
| 二、不当税收竞争 |
| 三、乱收、滥支和争利 |
| 第三节 模式转换:从高度集权到适度集权 |
| 一、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一般规律 |
| 二、财政适度集权的世界趋势 |
| 三、适度集权模式的基本内涵 |
| 第二章 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与核心方略 |
| 第一节 适度集权模式的结构分析: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 |
| 一、央地财政非均衡性的历史考证 |
| 二、央地财政非均衡性的世界图景 |
| 三、央地财政非均衡性的中国诉求 |
| 第二节 适度集权模式的限度探究:以谦抑性为分析工具 |
| 一、谦抑性理念的内生性 |
| 二、谦抑干预的基本内涵 |
| 三、谦抑干预与地方积极性发挥的耦合 |
| 第三节 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 |
| 一、中央规制的根本前提:非均衡状态 |
| 二、中央介入的核心场域:权限不当和行为违法 |
| 三、中央干预的基本定位:补充性规制 |
| 四、适度规制的关键标尺:比例原则 |
| 第四节 适度集权模式的核心方略 |
| 一、中央规制的实质:以权力制约权力 |
| 二、权力分工视角:权限调整 |
| 三、权力制衡层面:行为规制 |
| 第三章 适度集权模式的建构:基于权限调整视角 |
| 第一节 权限调整的基础问题 |
| 一、权限调整的定位 |
| 二、权限调整的目的 |
| 三、权限调整的考量因素 |
| 第二节 权限调整的主要内容 |
| 一、地方收入权的调整 |
| 二、地方支出权的调整 |
| 三、地方营运管理权的调整 |
| 第三节 财政权限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一、地方财政权限的动态性 |
| 二、地方财政权限的稳定性 |
| 三、动态调整机制:财税“试点” |
| 第四章 适度集权模式的推进:以行为规制为中心 |
| 第一节 规制机制设计的基本问题 |
| 一、规制机制设计的理念 |
| 二、规制机制设计的原则 |
| 三、规制机制的具体设计:基于手段类型化的展开 |
| 第二节 规制手段的类型化 |
| 一、引导机制 |
| 二、约束机制 |
| 三、发现机制 |
| 四、矫正机制 |
| 五、救济机制 |
| 六、责任机制 |
| 第三节 规制机制的配置 |
| 一、规制手段和主体的匹配 |
| 二、规制手段的选择组合 |
| 三、规制机制的有效衔接 |
| 四、规制机制中的信息整合 |
| 第五章 适度集权模式的运行保障 |
| 第一节 模式运行的理念约束和法治保障 |
| 一、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理念约束 |
| 二、中央规制权的法治约束 |
| 三、权限和收益划分的法律调整 |
| 四、行为规制机制的法治改造 |
| 第二节 适度集权模式中的程序控制 |
| 一、规制影响评估制度 |
| 二、地方利益表达制度 |
| 三、说明理由和公开制度 |
| 第三节 适度集权模式下的中央规制禁区 |
| 一、地方税权的全盘否定 |
| 二、地方自主财源的强制上解 |
| 三、地方预算的强行支出 |
| 四、为实质不公平行为 |
| 代结论:走向合作的中央规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财政部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安全生产费用会计处理与披露——基于煤炭生产行业分析[J]. 夏忠星. 当代会计评论, 2021(02)
- [2]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财政局废止和失效文件目录(第二十批)》的通知[J].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1(30)
- [3]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J]. 管淑慧. 当代会计, 2021(09)
- [4]基于决策者视角的企业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研究 ——以格物公司为例[D]. 王秀倩. 江苏科技大学, 2020(04)
- [5]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D]. 彭海斌.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新中国七十年会计大事记[J]. 张涛,韩传模. 财务与会计, 2019(15)
- [7]中国政府资产研究[D]. 梁志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基于S国企改制的审计质量控制研究[D]. 金鑫. 湖南大学, 2019(07)
- [9]公司法中禁止财务资助制度研究[D]. 王几高.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10]中央规制地方财政法律机制研究 ——基于适度集权模式的展开[D]. 顾德瑞. 武汉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