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1年第1—6期篇目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孙佳[1]（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四川期刊中的数学论文研究（1897-1949）》文中研究指明四川地处中国内陆西南部,十九世纪以前四川数学学术交流较少。自1897年四川第一份近代报刊——《渝报》出版之后,四川期刊上开始发表数学论文,直至1949年,论文数量不少于300篇。现多以期刊史研究为主,对数学论文的研究相对较少。期刊灵魂应是其承载的内容,研究清末和民国时期数学论文的内容,可以呈现同时期四川数学水平,反映四川数学教育研究状况,对寻找数学学科发展线索及数学研究传播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查阅了四川省图书馆和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重庆市地方文献馆、重庆大学古籍馆、上海图书馆等地馆藏的四川原始期刊文献后,再结合相关专着、现有研究文献,通过对四川期刊原本的统计和分析,本论文重点研究了发表数学论文的期刊背景、数学论文内容、论文作者群体等。具体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1）四川期刊的创办背景:四川不同的学术研究团体创办了期刊,办刊方式为官方办刊、私人办刊、学校办刊和学术团体办刊四类。目前搜集到有31种期刊（含合作办刊）发表了数学论文,其类型分为数学专业期刊、数理综合期刊和教育综合期刊三种。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发表数学论文的期刊数量多,类型丰富,研究内容多与实际相关,但期刊发行不连续,且持续时间不长,因此期刊的持续影响力不足。（2）数学论文的研究内容:自1897年至1949年的数学论文共有306篇,其中1937年以前只有77篇数学论文。可以发现:其研究主题包括中小学数学问题研究、高等学校数学问题研究、数学教学问题研究。这一时期的数学论文数量由少及多,论文研究主题从单一到丰富,论文水平由浅至深。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中小学数学问题研究,高等数学及数学教育研究的论文较少。（3）数学论文的作者群体:在数学及数学教育学术研究中有三种类型的群体占据重要地位:以中小学校师生为主的初等教育作者群体、以高等院校教授等身份为主的高等教育作者群体,以及以民间数学研究者等身份为主的社会教育作者群体,他们在传播和发展数学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把握数学教育发展动态的核心群体,他们扮演着两类角色——数学学术研究者和数学教育传播者。最后研究结论认为,为促进数学学术研究繁荣发展与广泛传播,应注重期刊专业化,以提升数学研究水平;并挖掘数学研究深度,加强数学研究与其他科学之间的联系;以及建立不同数学研究群体,提倡不同身份的群体进行数学研究。
阮重骏[2]（2020）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人类社会诞生伊始,犯罪也就相伴而生。犯罪问题危害严重,其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因此一直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分析与应对犯罪问题却从不容易。从我国目前的犯罪治理与研究现状来看,我们正面临诸多困境:过于理论化的犯罪学研究现状;“手段大于目的”的犯罪学实证研究;资源与技术交流的现实障碍;警务研究和犯罪研究的分离;犯罪预防的重视程度不足;科学思维没有深入犯罪治理过程。而另一边,科技的高速发展又导致了犯罪风险的与日俱增。新时期,犯罪形式的丰富、犯罪难度的降低、犯罪成本的降低、犯罪隐秘性的增加、犯罪危害性的提升以及犯罪数量的升高,对犯罪治理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来自五个方面:及时识别犯罪趋势与变化、科学应用先进技术与工具、犯罪治理对策的快速响应、快速积累犯罪治理知识、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应对当下的困境与挑战,犯罪治理思维与方法的转变要比工具的更新更为重要。然而,既有的研究尚无法有效地引导我们的犯罪治理工作摆脱困境、应对挑战。因此,我们目前亟需寻找一种符合我国当下犯罪治理需要的思维与方法。仔细地分析我国当下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困境与挑战,我们不难发现:挑战是外因,只起到刺激作用,困境是内因,发挥主要作用。而潜藏于困境之下的核心问题是,犯罪治理与研究工作在解决犯罪问题上的能力下降。因此,最佳应对方法就是明确以解决犯罪问题为目标,在犯罪治理中贯彻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来自于问题导向警务的启发。在反思传统警务模式之后,问题导向警务指出:警察部门需要摆脱迅速进行事件响应的束缚,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以求减少犯罪以及失序的发生。因循这一思路,之后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了SARA模型来规范问题导向警务运行,使之得以成为一种可以运用于现实的警务模式。从问题导向警务所受到的追捧与肯定可以看出,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运用到犯罪治理工作当中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然而问题导向警务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这致使问题导向警务难以在现实中被有效实施。对比其他一些犯罪治理策略,问题导向警务所发挥的犯罪治理效果并没有如其理论价值那般突出。究其原因,问题导向警务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三大困境:第一,“问题”的定义无法帮助警察识别“问题”;第二,作为工具的问题导向警务不具有很好的操作性;第三,警察部门无法为问题导向警务提供足够的专业支持与技术支撑。而引发这些困境的主因是问题导向警务的先天不足——仅仅要求警务工作具有问题导向的思维和方法,而没有将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运用到犯罪治理的其他方面,由此造成了问题导向思维与方式在应用中出现主体角色、问题视角、策略选择、知识交流的限制。因此,扩展问题导向的思维至整个犯罪治理过程才是一条更加合理的途径。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主旨是将问题导向的思维和方法应用到犯罪治理的整个过程当中,因此它要求:第一,重视“目的”;第二,细致地检视“问题”;第三,科学地评估结果;第四,联系知识与现实;第五,整合各方力量。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带来了犯罪治理与研究的认识更新。这对于我们摆脱当下的犯罪治理困境有着重要价值。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视角下,犯罪学研究应该基于“问题”的观察而展开,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是一个循环推进、尊重科学的过程。而犯罪治理工作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因地制宜地实施对策,是理论知识与科学手段相结合的过程。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犯罪学研究是犯罪治理工作的理论源泉,而犯罪治理工作是犯罪学研究的检验手段;犯罪学研究帮助犯罪治理工作进行评估与总结,而犯罪治理工作则推动犯罪学研究的发展。其次,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有助于我们应对新时期犯罪风险所带来的挑战。第一,聚焦于现实的目光使得及时发现犯罪的新趋势与新变化成为可能。第二,目的大于手段的观念引发对先进技术与工具的渴望,提升犯罪治理效率。第三,联系知识与实践的要求为探索犯罪治理策略提供助力。第四,对于评估环节的重视以及科学性的要求加速了犯罪治理知识的积累。第五,合理安排各方主体角色能够促进各方力量的有效整合。最后,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能够促进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化。科学化是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必然趋势。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对于客观现实的强调,将会给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性带来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其科学化进程。为了使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不仅仅只是一种理念,而能够被运用到现实的犯罪治理活动之中,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被提出。该模型借鉴了问题导向警务的SARA模型。考虑到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中,“问题”已不再仅限于警察问题,而且警察部门也不再是唯一主体,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在各个环节的内容以及参与者的角色定位都进行了调整与填充。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分为四个阶段:Scanning,即理解“问题”以及识别“问题”阶段。这里的“问题”应该是有害的、反复发生的、民众期待解决的类似犯罪事件的集合。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中,“问题”应该是具有宏观、中观以及微观这三个层次的内涵。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要求,识别“问题”需要应用多种研究方法,细致地搜集和研究犯罪数据,并知悉犯罪治理参与者以及市民的真实感受。Analysis,即分析“问题”的成因、刺激因素、诱发机制。分析“问题”应由犯罪学研究者参与并主导。这一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那些对于“问题”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并且易于控制的影响因素。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下,影响因素并不受属性的限制。不论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或者其他因素,只要满足具有决定作用以及易于控制的条件就应该被认为是影响因素。在分析环节,犯罪学研究者应该先通过犯罪学理论来限定影响因素的搜索范围,然后在正确理解具有决定作用与易于控制这两个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影响因素的识别。Response,是犯罪的响应环节,即针对犯罪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犯罪治理措施。响应阶段不只是警察部门的工作,还需要其他主体的共同参与,其中专业研究人员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在选择对策过程中,对策制定者应从控制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思考,从既有的经验与知识中搜寻对策,并保障对策的可行性。在对策实施过程中,对策实施者需要确保规范地实施犯罪治理措施。他们应当:根据评估方案安排对策实施工作,制定对策实施细则与方案,开展对策实施的指导与训练,注意对策实施过程中信息的及时反馈。Assessment,是评估成效与总结成果的阶段。评估阶段以研究人员为主,犯罪治理部门为辅,二者协同进行。研究人员是评估工作的策划者、安排者以及评估者,犯罪治理部门是评估工作的数据收集与监督者。这一环节由事前工作、评估工作、事后工作三个部分组成。事前工作指评估方案的制定。评估工作包括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过程评估注重犯罪治理对策的实施过程是否被有效地执行。结果评估则是对于犯罪治理对策有效性的最终评判,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直接效果、犯罪转移、效益扩散。事后工作是经验与策略的总结以及理论的升华。需要注意,SARA模型是一个环环相连,相互循环的过程。每个环节既可以是其他环节的后续也可以是其他环节的开始。在运行SARA模型的过程中,我们还需特别注意以下几个要求:树立以犯罪预防为起点的犯罪治理观念,强调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重视微观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综合治理的犯罪治理理念。以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一些与犯罪治理相关的制度性建议: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构建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完善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主要在于修正目前犯罪专项治理行动中所存在的欠缺与不足,如:检视“问题”的科学性没有体现、科学地评估结果的要求被忽视、联系知识与实际的要求也没有突出、犯罪预防的重视不够。对于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我们可以采用SARA模型来规范其运行过程和内容。此外,重新正确认识犯罪专项治理行动也很重要。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旨在为犯罪治理部门、犯罪学研究者、当地居民这三者之间建立起定期的沟通途径。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是由犯罪治理部门定期组织犯罪学研究者、专业领域人士以及其他当地居民,就当下的犯罪情况、需要处理的“问题”、“问题”的成因、可行的对策以及近期的犯罪治理成果进行说明与讨论的制度。咨询委员会成员由犯罪治理部门邀请或者公开招募。他们不享受任何形式的津贴与补助,也没有决策权。咨询委员会的成员需要按时参与并积极讨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构建能够有助于全面分析“问题”、提出最佳对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增强犯罪治理工作的认可程度。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是犯罪治理对策评估报告的集中存储、管理系统。其目的是更加有效地归纳、总结、提供犯罪治理的知识与经验。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应该采用问题导向的数据管理方式以及检索方式、建立犯罪治理对策的有效性指标并层次化地展示犯罪治理评估报告。此外,构建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还需注意:确保评估报告的真实性、确保犯罪治理对策评估报告的格式规范化、确保信息提取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保证数据更新的及时性、确定数据库的开放对象。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有着重要价值。犯罪数据的公开侧重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以及监督权。犯罪数据的共享侧重于分配犯罪数据资源,充分发挥犯罪数据的价值。目前,我国公开的犯罪数据存在收集方式单一、信息维度不足、数据层级缺失的问题。而我国犯罪数据的共享更是困难重重。借鉴美国的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情况,我国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应该:公开多层级的犯罪统计数据;扩展犯罪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提供多形式、多角度、交互式的犯罪统计报告;采用向高校研究中心提供犯罪数据共享的方式来完善犯罪数据的共享路径。本研究的最后介绍了笔者所进行的一项应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研究示例——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在涉网络犯罪治理中的应用尝试,旨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Scanning阶段,虽然涉网络犯罪足以称之为“问题”,但是,以犯罪的涉网络性作为“问题”却并未将“问题”描述清楚。利用视角的转换,以动态的视角来审视这些犯罪事件,犯罪的网络化才是真正的“问题”。而跳出涉网络犯罪的概念,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一个更大的“问题”——犯罪的虚拟化被识别出来。犯罪的虚拟化,是指犯罪逐渐加深与虚拟世界的联系的现象。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犯罪手段的虚拟化;2.犯罪目标的虚拟化。犯罪的虚拟化的出现要远早于涉网络犯罪,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剧。在Analysis阶段,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迈向虚拟世界的犯罪学研究理念成为关键。该理念强调聚焦犯罪的虚拟化现象并从既有的犯罪学成果中摄取灵感。在Response阶段,由于犯罪原因与机理不明,为了响应该“问题”,依托环境犯罪学来探索虚拟世界的犯罪预防策略是可行的思路。进而,我们需要对犯罪三角进行修正,并将情景犯罪预防策略运用到虚拟世界之中。在Assessment阶段,我们需要努力寻求评估的可能。为了应对犯罪的虚拟化“问题”,犯罪学者与犯罪治理部门应相互配合,从现有的项目中获取知识。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未来的犯罪学研究者,不仅需要成为一位合格的犯罪学者还应该成为一位严谨的犯罪科学家。
刘微[3]（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谭莹[4]（2020）在《20世纪上半叶音乐着述汉译的历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为20世纪上半叶音乐着述汉译的历史研究。文章以中国近代的音乐着述汉译行为及其相关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以音乐译文、译着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载体。通过文献梳理、史实重构和文化观察,呈现20世纪上半叶音乐着述汉译的历史概貌,探讨了近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进程中的文化思想的共振问题,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学术史。正文内容共分三章。第一章,以日本音乐着述为主,对1900-1919年期间音乐着述汉译的情况进行了概述。该阶段,音乐着述主要经由日文转译,以普及音乐知识的译文、作为音乐教科书的译着为主。其中,《乐典教科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理”的观念向中国音乐思想领域的渗透,从而促成了近代音乐学界向求真、求知方向的转变。第二章,以欧美音乐着述为主,对1920-1936年期间的音乐着述汉译的情况进行了概述。以欧美留学群体为代表的译者的出现,打破了日译西书的一统局面,形成了日文转译和西文直译并存新局面。该阶段,中国音乐学界积极向西方进行全方位的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体系和音乐教育观念也被纳入借鉴的范围,可以说完成了一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的转变。第三章,以苏联音乐着述为主,对1937-1949年期间的音乐着述汉译的情况进行了概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救亡”主题再次压倒了“启蒙”主题,此时的中国学界,怀揣着马列主义情结,转向了对苏联的学习。苏联音乐文献,一度成为了中国引介西方音乐的范本。从20世纪上半叶音乐着述汉译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译文、音乐译着中所引进的西方音乐话语,对中国现代音乐话语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现代音乐理论相关学科的基础。同时,20世纪上半叶音乐着述汉译的经验也值得当代音乐翻译界借鉴。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着述汉译研究存在着体系化和多元化欠缺的遗憾,但却为早期中国音乐学界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外来养分,推动其向前蓬勃发展。
张扬[5]（2020）在《《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文中指出《中学生》杂志是开明书店在1930年创办的教育类综合月刊,它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少年为读者对象,以补足课堂知识、提供丰富的趣味、解答读者困惑、指导青少年前途和做便利的发表机关为宗旨,是“开明人”实践其教育救国理念的一个重要平台和话语空间,对当时的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本教育类杂志,1930—1937年的《中学生》因刊登大量的文学作品,而在同类刊物中极具特殊性,在文学传播与文学教育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学生》刊载的文学作品类型丰富,为中学生的文学阅读提供了便利,也为中学生提供了多种与文学接触的渠道和方式,有助于中学生文学阅读能力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杂志开辟的“读者之页”“青年论坛”“青年文艺”等投稿栏目,给青少年读者提供了发表文学见解、刊登文学创作和讨论新文学作品的平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读者和新文艺工作者。因此,本文结合“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研究《中学生》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传播,探讨《中学生》杂志在文学传播方面的实践、效果和意义。本文从文学传播者、文学传播内容、文学传播媒介（文学文本载体）、文学受众及传播效果等角度全面论述1930—1937年的《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全文共四章,第一章主要从“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和文学出版实践入手,梳理了《中学生》杂志的创办背景和基本概况,并初步探讨其文学立场。第二章论述了《中学生》文学传播的内容与倾向,对其刊载的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探究出了《中学生》文学传播的倾向,强调《中学生》对青少年的文学启蒙和对其文学素质的培养。第三章论析《中学生》文学传播的策略,充分展现其传播优势,并对杂志中刊登的文学广告做了重点分析。第四章揭示了《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效果、行业影响及历史意义,突出了《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实践的重要价值。
陈闯[6]（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邓海燕[7]（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指出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陈佳丽[8]（2018）在《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文中认为知识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它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进行传承;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度传递,它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传播;知识拥有不同的面貌,新旧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媒介都可能为知识传承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或许能为看待历史提供新的思考与视野。通过媒介,能将此处与彼处相连接形成社会,将过往与当下相连接形成延续。于是媒介如何将新知识传递扩展到更宽广的空间,便被赋予了新意义。熟悉并认同陌生的知识或许是关于传播的问题。西方卫生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社会变革使它上升至关乎社会文明、国家兴盛、种族存亡的层面,进而完成由外来知识到常识准则的演变。从卫生史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多关注卫生的政治性,或卫生是非对错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如若将西方卫生知识放置到传播过程中去探讨,便会发现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有悖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西方卫生知识传入时,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人因何理由、经由何种媒介接受了这种陌生的知识?其中是否存在争论?知识的传播者如何使它被信任?本文的主旨便是讨论近代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与西方卫生知识生产流通之间的关系。全文按时间顺序铺成,以不同的媒介环境为分期,探寻每个社会阶段媒介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产生的影响。将西方卫生知识的传播过程放在政治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待,阐述新知识经过何种媒介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进而探究媒介与知识、媒介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根据媒介学理论对媒介的解释,每一章节阐述不同的媒介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具体分为译着对明清时期西方卫生知识输入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的建立、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的塑造、新式出版环境对西方卫生知识的普及四个阶段。依托史料,从媒介环境的视野揭示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卫生知识逐步成为国人常识的过程。通过具体论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西方卫生知识不同的面貌,它表现为处方和就医环境、政治观点、新政实践、行为准则……耶稣会士翻译的译着使知识局限在特定阶层,内容以西方古典医学知识为基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使知识摆脱空间限制和阶层局限流传开来,内容集中在用水、环境与防疫方面;现代报刊呈现了知识精英将西方卫生与民族、文明、国家相关联的过程,传统知识改造与西方知识认同同步;教科书等出版物和视觉媒介将知识精英与政府机构挑选的知识普及给民众,最终成为国民认知的现代卫生常识。总体而言,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带来新的环境。将媒介的政治经济属性与知识的社会属性相连接,便会发现不同知识间此消彼长。当媒介史、知识史与社会变革等时空背景在一起时,媒介形态演变与叠加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媒介史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生产流通的过程。第一,通过对大量报刊、书籍等史料的爬梳,展现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实际上是知识、媒介、社会等因素多重交织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选择、融合、遗失的相互关系;第二,从媒介与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看待历史情景中的媒介实践,丰富健康传播史相关研究。
陈兰枝[9]（2018）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文中提出《教育杂志》是由我国近代最大的民营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它几乎与我国新教育制度轫始相伴,出版发行近40年,刊期长,影响大,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教育话语变迁的重要窗口。上世纪30年代初到全面抗战以前,《教育杂志》的发展步入历史辉煌时期,单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5万册,成为民国时期传播范围最广,受欢迎度最高的专门教育期刊。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教育期刊的发展从战前的波峰阶段跌入全面陡降的波谷时期。由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在全面抗战前与《教育杂志》并称教育期刊界的“双子星座”,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便宣告停刊了。《教育杂志》却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坚守期刊出版岗位,勇于担当战时教育媒介的历史责任,并显示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战时《教育杂志》一边致力于构建战时教育论坛,力求贡献意见,供当局采择,一边强化杂志信息功能,呈现战时教育生态,凝聚教育界同人的“教育救国”共识,鼓舞教育界同人的抗战信心。本文将《教育杂志》置于全面抗战和战时文教中心内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下,以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构建研究框架,对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与传播活动和其作为教育专业媒介的文化传播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考察。具体而言,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杂志》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应对情况进行了总体考察。考察内容具体包括战时《教育杂志》辗转多地短暂停刊并迅速复刊的过程,战时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和栏目的调整,以及杂志主编黄觉民及其办刊风格,战时作者群的演化特征和战时专题、专号的策划与出版。第二章主要探讨《教育杂志》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议题设置与论坛构建技巧。战时《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具有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并显现出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按照战时《教育杂志》主要栏目的功能进行划分,《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可分为由主体主导的“主论坛”和由“他者”组织构建的“辅论坛”两个部分,通过“战时教育方针”“战时函授自修”“师范教育”等具体战时教育议题的延展分析,更凸显了《教育杂志》编者使主辅论坛时而遥相呼应,时而弥合互文的论坛构建策略与技巧。第三章聚焦《教育杂志》对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生态的勾勒和描摹。战时《教育杂志》采用了通讯、调验报告、小说等多种文体对战时教育生态加以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界同人“冒危险,耐苦劳,淬砺奋发,维持全国教育文化于不坠,发扬民族意识,推进内地文化”,谱写了“足以动国际之观听,供盟邦之借镜”的辉煌教育篇章。《教育杂志》对于教育生态的呈现基于此,但却不满足于此。在这一总体视角之外,战时《教育杂志》对国统区内迁高校师生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学校学生这两大教育群体的精神风貌与爱国情怀又特别予以展现。此外,战时《教育杂志》对战时沦陷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分析。第四章以《教育杂志》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各类书刊和相关业务广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战前战后在广告种类和广告策略上的变化,展现其作为专业教育媒介在文化抗战与商业追求之间游走的本质。第五章主要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发行传播方式。战时文教中心向大后方迁移,教育期刊陡降以及身处战时出版文化名城——香港是战时《教育杂志》所处的主要传播环境。商务印书馆的战时发行网络成为《教育杂志》主要依托的发行渠道,此外,战时《教育杂志》还充分借助馆内的书刊和馆外的报刊媒介进行宣传推广,得以在后方、香港和新加坡、澳门等地广为传播。第六章分析了战时《教育杂志》在推动战时教育政策制定与修正、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以及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宝贵一手史料等几个方面的传播效果与意义。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杂志》勇于承担文化抗战责任,引领教育界开展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助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战”大业,而不失权威教育期刊的专业水平。战时《教育杂志》的内容生产与出版传播是专业期刊媒介主动适应战争传播环境的成功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传播价值,也为当代教育期刊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曾建辉[10]（2018）在《民国出版评论研究》文中认为出版评论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随着近现代新式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产生而出现的。民国是出版评论的发展繁荣期。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同时,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芜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构建起了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的公共平台。他们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推动着出版评论走向独立、自觉、理性和成熟。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不仅是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版评论的历史发展演变,而且不同主体出版评论活动的具体运作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鲜活面貌和主要特征,组成了现代出版文化的一幅精彩画卷。本论文力图以文本资料为基础,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构建框架,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进行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的缘由和意义,梳理和检视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界定和厘清了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安排。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了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分为形成期（1912-1918）、发展期（1919-1937）、转折期（1938-1945）、异化期（1946-1949）四个阶段,对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呈现;第二章是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这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和渠道因素,也是出版评论的外在形式要素。具体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不同职业或文化身份的作者群体及其特征,对出版评论载体和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形式的文体也进行了论述,反映出出版评论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呈现出的多元丰富性;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出版外生态、出版内生态视角对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对出版业发展的监督或建议、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对出版物的评论和对出版业务工作的评论等;第五章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和影响。这是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层面,论述出版评论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创新、出版外部管理制度的调整、出版文化观的形塑等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冲击及影响。结语用嵌入理论统筹贯穿整个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作为出版业的一种脱嵌力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重塑评论的标准与批评规范对出版评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1年第1—6期篇目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1年第1—6期篇目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国时期四川期刊中的数学论文研究（189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期刊数据库创建 |
| 1.2.2 相关专着及地方志 |
| 1.2.3 相关期刊论文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目的与问题 |
| 1.5 研究方法和过程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过程和论文结构 |
| 1.6 创新点 |
| 2 四川期刊的创办背景 |
| 2.1 四川期刊出版概况 |
| 2.1.1 创刊起源 |
| 2.1.2 四川期刊由萌芽至发展:1897-1936 |
| 2.1.3 四川期刊由繁荣至衰退:1937-1949 |
| 2.2 期刊创办团体 |
| 2.2.1 官方办刊 |
| 2.2.2 私人办刊 |
| 2.2.3 学校办刊 |
| 2.2.4 学术团体办刊 |
| 2.3 期刊类型 |
| 2.3.1 数学专业期刊 |
| 2.3.2 数理综合期刊 |
| 2.3.3 教育综合期刊 |
| 2.4 小结 |
| 3 四川期刊中的数学论文内容 |
| 3.1 以中小学数学问题为主的研究论文 |
| 3.1.1 数学论文类型及数量 |
| 3.1.2 数学论文中的算术及初等代数研究 |
| 3.1.3 数学论文中的几何研究 |
| 3.1.4 数学论文中的三角学问题研究 |
| 3.1.5 数学论文中的初等微积分研究 |
| 3.2 以高等数学问题为主的研究论文 |
| 3.2.1 数学论文类型及数量 |
| 3.2.2 内迁四川的期刊上的高等数学论文 |
| 3.2.3 四川本土期刊上的高等数学内容 |
| 3.3 以数学教学问题为主的研究论文 |
| 3.3.1 数学教学论文类型及数量 |
| 3.3.2 数学课程论文 |
| 3.3.3 数学教学论文 |
| 3.3.4 数学习题论文 |
| 3.3.5 数学文化论文 |
| 3.4 小结 |
| 4 期刊中数学论文的作者群体构成 |
| 4.1 作者群体背景及发表数学论文数量概况 |
| 4.1.1 作者群体教育背景 |
| 4.1.2 不同时期作者群体及发表数学论文概况 |
| 4.2 作者群体的身份概况 |
| 4.2.1 以中小学校师生等身份为主的作者群体 |
| 4.2.2 以高等院校教授等身份为主的作者群体 |
| 4.2.3 以民间数学研究者等身份为主的作者群体 |
| 5 期刊论文中呈现的数学教育与数学研究之传播及发展关系 |
| 5.1 数学教育和数学学术研究的传播与发展相互促进 |
| 5.1.1 数学学术研究的传播推动了数学教育的发展 |
| 5.1.2 数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数学学术研究的传播 |
| 5.2 数学教育和数学学术研究的传播与发展相互制约 |
| 5.3 论文作者作为数学研究者与数学教育者之双重身份的作用与意义 |
| 6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7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1 研究不足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四川近代期刊之数学论文篇目汇录(1897-1949) |
| 附录2:1897 年-1949 年四川出版的数学及数学教育相关的报刊目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2）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我国当下犯罪治理与研究现状的审视 |
| 第一节 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困境 |
| 一、过于理论化的犯罪学研究现状 |
| 二、“手段大于目的”的犯罪学实证研究 |
| 三、资源与技术交流的现实障碍 |
| 四、警务研究和犯罪学研究的分离 |
| 五、犯罪预防的重视程度不足 |
| 六、科学思维没有深入犯罪治理过程 |
| 第二节 新时期的犯罪风险与挑战 |
| 一、新时期的犯罪风险 |
| 二、新时期犯罪治理与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需要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 |
| 第二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来自问题导向警务的启示 |
| 第一节 问题导向警务的简介 |
| 第二节 问题导向警务的困境与成因 |
| 第三节 从问题导向警务到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 |
| 一、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式应作用于犯罪治理的整个过程 |
| 二、作用于犯罪治理全程的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理念阐述 |
| 第四节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价值 |
| 一、犯罪治理与研究的认识更新 |
| 二、应对新时期的犯罪风险与挑战 |
| 三、推动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化 |
| 第三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实施步骤与要求 |
| 第一节 SARA模型的选择 |
| 第二节 Scanning:什么是“问题”以及如何识别“问题” |
| 一、什么是“问题” |
| 二、如何识别“问题” |
| 第三节 Analysis:什么引发了“问题” |
| 一、限定影响因素的搜索范围:从犯罪学理论中寻找灵感 |
| 二、找寻影响因素 |
| 三、分析“问题”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
| 第四节 Response:如何解决“问题” |
| 一、对策选择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 二、一些可供参考的对策 |
| 三、规范实施犯罪治理措施 |
| 第五节 Assessment:如何评估成效与总结成果 |
| 一、事前工作:制定评估方案 |
| 二、评估工作: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 |
| 三、事后工作:总结经验与策略 |
| 第六节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实施要点 |
| 一、树立以犯罪预防为起点的犯罪治理观念 |
| 二、强调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 |
| 三、重视微观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
| 四、贯彻综合治理的犯罪治理理念 |
| 第四章 基于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几项制度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 |
| 一、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价值 |
| 二、目前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欠缺 |
| 三、依托SARA模型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 |
| 四、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认识更新 |
| 第二节 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 |
| 一、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设想 |
| 二、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意义 |
| 三、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可行性 |
| 四、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具体设计 |
| 第三节 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 |
| 一、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意义 |
| 二、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可行性 |
| 三、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设计 |
| 四、其他注意事项 |
| 第四节 完善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 |
| 一、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的价值 |
| 二、我国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现状与困境 |
| 三、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的风险评判 |
| 四、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域外经验——美国的犯罪数据公开共享情况 |
| 五、我国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进路思考 |
| 第五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应用——以涉网络犯罪为视角 |
| 第一节 Scanning:识别涉网络犯罪背后的“问题” |
| 一、涉网络犯罪背后的犯罪虚拟化“问题” |
| 二、认识犯罪的虚拟化“问题” |
| 第二节 Analysis:探索分析犯罪虚拟化“问题”的方法 |
| 一、以犯罪学视角聚焦犯罪的虚拟化现象 |
| 二、迈向虚拟世界的犯罪学研究理念 |
| 三、从既有的犯罪学成果中摄取灵感 |
| 第三节 Response:尝试虚拟世界的犯罪预防策略 |
| 第四节 Assessment:寻求评估的可能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20世纪上半叶音乐着述汉译的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概述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专着类 |
| (二) 期刊论文类 |
| (三) 学位论文类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以日本音乐着述为主的汉译时期(1900-1919) |
| 第一节 音乐之入门,曰乐理 |
| 一、曾志忞与音乐翻译 |
| 第二节 音乐技术理论与方法译着 |
| 一、基本乐科译着 |
| 二、作曲理论译着 |
| 第三节 音乐教育学译着 |
| 一、《小学唱歌教授法》 |
| 二、《唱歌游戏》 |
| 第四节 音乐期刊译文 |
| 一、《音乐小杂志》 |
| 二、其它报刊译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以欧美音乐着述为主的汉译时期(1920-1936) |
| 第一节 音乐技术理论与方法译着 |
| 一、作曲理论译着 |
| 第二节 音乐教育学译着 |
| 一、丰子恺与音乐普及教育 |
| 第三节 音乐理论译着 |
| 一、《音乐史》 |
| 第四节 歌剧艺术译着 |
| 一、《歌剧素描》 |
| 第五节 器乐理论与演奏法译着 |
| 一、键盘、簧乐理论和演奏法译着 |
| 二、弓弦乐理论和演奏法译着 |
| 第六节 音乐期刊译文 |
| 一、音乐心理学 |
| 二、音乐美学 |
| 三、记谱法改革 |
| 四、声乐理论 |
| 五、音乐声学 |
| 六、音乐家译介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以苏联音乐着述为主的汉译时期(1937-1949) |
| 第一节 苏联音乐汉译概述 |
| 一、《苏联音乐教育》 |
| 第二节 音乐技术理论与方法译着 |
| 一、声乐理论 |
| 二、指挥理论 |
| 三、作曲理论 |
| 第三节 音乐教育学译着 |
| 一、《音乐教育论》 |
| 二、《儿童音乐》 |
| 第四节 音乐理论译着 |
| 一、《音乐概论》 |
| 二、音乐史 |
| 三、民族音乐研究 |
| 第五节 器乐理论与演奏法译着 |
| 一、弓弦乐理论和演奏法译着 |
| 第六节 音乐传记译着 |
| 一、《贝多芬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工具书类(按着者姓氏拼音排序) |
| 二、专着类(按着者姓氏拼音排序) |
| 三、期刊论文类(按着者姓氏拼音排序) |
| 四、学位论文类(按着者姓氏拼音排序) |
| 附录一 音乐译着书目一览表(1900-1949) |
| 附录二 音乐译文辑录(1900-1949)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下的《中学生》杂志 |
| 第一节 “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与实践 |
| 一、“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的萌芽 |
| 二、“开明”文学出版的兴起 |
| 三、从事文学创作与译介 |
| 第二节 “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下的《中学生》杂志 |
| 一、创刊背景 |
| 二、办刊方针及宗旨 |
| 三、栏目设置与特色 |
| 第三节 教育救国理念与《中学生》杂志的文学立场 |
| 一、“爱与平等”的编辑观 |
| 二、“文学+教育”理念 |
| 第二章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内容与倾向 |
| 第一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内容 |
| 一、散文类作品丰富 |
| 二、名家小说的刊载 |
| 三、戏剧、寓言等作品 |
| 四、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
| 第二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倾向 |
| 一、关注青少年的前途和命运 |
| 二、传达白话文创作观念 |
| 三、为教育和政治服务 |
| 第三章 《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借助名人效应扩大传播 |
| 一、聚集着名编辑 |
| 二、邀请知名撰稿人 |
| 第二节 “亦师亦友”的读者关系建构 |
| 一、奖金激励与征文互动 |
| 二、杂志社与读者的共情话语 |
| 第三节 文学类广告的辅助 |
| 一、文学类广告的刊登 |
| 二、文学类广告的特点 |
| 三、文学类广告的作用 |
| 第四章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效果与意义 |
| 第一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效果 |
| 一、读者写作能力的培养 |
| 二、青少年主体意识的浮现 |
| 第二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行业影响 |
| 一、在同类杂志中脱颖而出 |
| 二、对后期文学教育杂志的启示 |
| 第三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历史意义 |
| 一、“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的宣扬 |
| 二、助力新文学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26—1949年开明书店文学书籍出版统计 |
| 附录2 :《中学生》杂志1930—1937年作品类别统计(节选) |
| 附录3 :《中学生》杂志1930—1937年文学广告统计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6）“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难点、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的转变 |
| 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批林”与“批孔”的联合 |
| 二、晚年毛泽东扬法抑儒观念的形成 |
| 三、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林彪与孔孟之道》 |
| 第二节 “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 |
| 一、专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批孔”转向“评法” |
| 二、“法家”人物谱系的确立 |
| 第三节 “评法批儒”的影响 |
| 一、儒法对立的极端化 |
| 二、“影射史学”的滥用 |
| 第二章 “评法批儒”运动时的“古籍整理热” |
| 第一节 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激发的古籍注释热潮 |
| 一、遍地开花的校注组 |
| 二、校注组的运行体制 |
| 第二节 法家相关着作的喷涌 |
| 一、古籍及相关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二、法家着作选注及数量庞大的小册子 |
| 三、活页文选的大规模发行 |
| 第三节 法家之外的古籍整理 |
| 一、“批儒”作品的盛行 |
| 二、儒、法“同盟军”作品的大量面世 |
| 第三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上) |
| 第一节 《商君书》研究 |
| 一、名目繁多的《商君书》出版物 |
| 二、从三结合到专家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的变迁及研究 |
| 三、高亨及其《商君书》研究 |
| 第二节 《韩非子》研究 |
| 一、韩学:子学研究的热点 |
| 二、《韩非子校注》的成就及失误 |
| 三、“韩学”研究的遗产——以《韩非子札记》与《韩非子索引》为中心的探讨 |
| 第四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中) |
| 第一节 喧嚣一时的《荀子》研究 |
| 一、《荀子》相关出版物及特点 |
| 二、章诗同《荀子简注》评析 |
| 三、《荀子新注》的成就与失误 |
| 第二节 备受瞩目的《盐铁论》研究 |
| 一、“评法批儒”时《盐铁论》研究的“高峰” |
| 二、“儒法斗争”色彩浓厚的《盐铁论》研究 |
| 三、《本议》篇注译的偏颇态度 |
| 第五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下) |
| 第一节 “评法批儒”催生的《封建论》研究 |
| 一、《封建论》研究的流行 |
| 二、没有代表作的“扭转期” |
| 第二节 “三不足”精神与王安石研究 |
| 一、为荆公辩诬:李绂、蔡上翔着作的大量发行 |
| 二、众多出版物合力:王安石改革者正面形象的塑造 |
| 三、一次失败的改写:邓广铭的《王安石》 |
| 第三节 章太炎研究的开展及推进 |
| 一、“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热 |
| 二、章太炎着作编注组及《章太炎诗文选注》 |
| 三、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 |
| 第六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及反思 |
| 第一节 政治运动的学术遗产 |
| 一、“法家”研究的成就 |
| 二、由“评法批儒”开启的若干研究领域 |
| 第二节 政治风潮中的学术种子:中青年一代的成长 |
| 一、古籍注释的中坚力量 |
| 二、学术青年的成长 |
| 第三节 学术视角下“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 |
| 一、“法家”研究扩大化的歧途——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
| 二、政治批判对古籍校注的渗透 |
| 三、“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存 |
| 结语 |
| 附录: “评法批儒”产生的相关作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媒介与知识 |
| 1.1.2 理解媒介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卫生含义内涵研究 |
| 1.2.2 关于卫生叙事方式研究 |
| 1.2.3 关于卫生传播媒介研究 |
| 1.2.4 关于卫生研究路径研究 |
| 1.2.5 结论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限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视角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明清译着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入华 |
| 2.1 偏隅一方的知识 |
| 2.1.1 中国传统卫生知识 |
| 2.1.2 西方卫生知识演变 |
| 2.2 暗流涌动的知识 |
| 2.2.1 耶稣会士:译着传教 |
| 2.2.2 中国文人:不变应之 |
| 2.3 小结 |
| 3 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建立(1840-1898) |
| 3.1 本章概说 |
| 3.2 建立知识的机构 |
| 3.2.1 医院诊所:新空间新体验 |
| 3.2.2 书馆学会:新机构新启蒙 |
| 3.3 迁移知识的报馆 |
| 3.3.1 外文报刊:引入新知的模板 |
| 3.3.2 中文报刊:传播新知的效仿 |
| 3.4 小结 |
| 4 现代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之塑造(1898-1911) |
| 4.1 本章概说 |
| 4.2 再造知识的报刊 |
| 4.2.1 报刊之新景象 |
| 4.2.2 报刊中的卫生 |
| 4.2.3 知识之新呈现 |
| 4.3 小结 |
| 5 媒介新环境与现代卫生知识之普及(1911-1937) |
| 5.1 本章概说 |
| 5.2 出版界:卫生知识的销售 |
| 5.2.1 教科书:普及卫生常识 |
| 5.2.2 .卫生广告:萌生知识经济 |
| 5.3 学术界:卫生知识的分类 |
| 5.3.1 学科教学:改变课程设置 |
| 5.3.2 专业期刊:提升学术意识 |
| 5.3.3 工具丛书:重建卫生图谱 |
| 5.4 读者与民众:卫生知识的获得 |
| 5.4.1 可视可听:卫生的形象化 |
| 5.4.2 信任与否:遗失传统卫生 |
| 5.5 小结 |
| 6 结论 |
| 6.1 转型呈现:知识、社会、媒介多重交织的过程 |
| 6.2 卫生释义:选择、融合、遗失相互作用的结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874年-1907年[上海]《万国公报》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二 1876年-1892年《格致汇编》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三 1864 年-1885年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四 1904年-1919年《东方杂志》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五 其他报刊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六 1903年-1911年《北洋官报》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七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会议目录 |
（9）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分析 |
| 一、有关民国教育期刊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民国教育期刊个案的研究 |
| 三、有关《教育杂志》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以前的出版传播简述 |
| 一、初创发展阶段(1909—1922) |
| 二、变革创新阶段(1922—1931) |
| 三、复刊飞跃阶段(1934—1937)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编辑与出版应对 |
| 一、短暂停刊、快速复刊与多地辗转 |
| 二、办刊宗旨、编辑方针与栏目调整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主编与作者群 |
| 一、教育家型主编黄觉民 |
| 二、专业权威的多元作者群 |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专题与专号策划 |
| 一、专题、专号的策划出版概况 |
| 二、专题、专号的策划方式创新 |
| 三、专题、专号的战时话语演进 |
| 第二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论坛构建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 |
| 一、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 |
| 二、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 |
| 三、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主要议题 |
| 一、关于战时教育方针定位的争论 |
| 二、关于战时函授自修制度的研讨 |
| 三、关于战时师范教育发展的建议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策略 |
| 一、设置弥合呼应的主辅论坛 |
| 二、延拓民众教育的补充论坛 |
| 第三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生态呈现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文体形式 |
| 一、短讯与通讯 |
| 二、调查与统计 |
| 三、小说与传记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基本视角 |
| 一、总结战时教育遭受的各项损失 |
| 二、报道战时各类教育的应对举措 |
| 三、展现教育同人英勇的抗战行为 |
| 四、介绍国外战时教育及国际互动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特定视角 |
| 一、国统区高等教育与师生教育救国形象构建 |
| 二、边区各类教育与学生抗战学习生活营造 |
| 三、沦陷区奴化教育与“文化汉奸”面目揭露 |
| 第四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广告特征与广告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广告的构成 |
| 一、战时广告的概况 |
| 二、战时广告的种类 |
| 第二节 战时广告的特征 |
| 一、馆外商业广告难觅踪迹 |
| 二、抗战图书广告种类繁多 |
| 三、新创抗战刊物广告力度大 |
| 四、战时补充教材广告成为主体 |
| 五、常规业务广告呈现抗战特色 |
| 第三节 战时广告的策略 |
| 一、利用“文化抗战”进行事件营销 |
| 二、提升广告与期刊内容的匹配程度 |
| 三、开展高频度与多维度的持续宣传 |
| 第五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传播环境 |
| 一、书刊出版传播追随文教中心迁移 |
| 二、经历辗转确定香港为战时出版地 |
| 三、教育期刊出版整体进入波谷时期 |
| 第二节 战时发行方式与传播策略 |
| 一、依靠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渠道发行 |
| 二、通过商务印书馆的书刊互动宣传 |
| 三、借助商务印书馆的馆外报纸推广 |
| 四、改进内容生产维护特定受众群体 |
| 第六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效果与意义 |
| 第一节 助推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修正 |
| 一、促进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推动战时教育政策的修正 |
| 第二节 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 |
| 一、维护商务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 |
| 二、推动商务抗战与文教图书的销售 |
| 第三节 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
| 结语: 应对与引领 形塑与调和 |
| 附录 |
| 1. 商务印书馆编审部迁往长沙后的合影 |
| 2. 1938-1941年《教育杂志》封面 |
| 3. 1938-1941年《教育杂志》版权页 |
| 参考文献 |
| Ⅰ 中文部分 |
| Ⅱ 英文部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民国出版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与甄别 |
| 一、概念界定: 出版评论及其特征 |
| 二、概念甄别: 出版评论与出版理论、图书评论及其他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内容结构安排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三、论文的内容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发展和出版评论的孕育 |
| 一、近代新式出版事业的崭新格局 |
| 二、出版评论的孕育与初步实践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形成期(1912-1918) |
| 一、五四运动前民国出版业的发展变革 |
| 二、出版评论的文体自觉与定型 |
| 第三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期(1919-1936) |
| 一、民国出版业步入黄金时代 |
| 二、发展期民国出版评论的表征 |
| 第四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转折期(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出版业的艰难前行 |
| 二、抗战时期出版评论的“非常态”发展 |
| 第五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异化期(1946-1949) |
| 一、出版业的复苏、磨难与孳新 |
| 二、走向异化的出版评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 |
| 第一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 |
| 一、普通读者评论主体 |
| 二、出版从业者评论主体 |
| 三、文人学者评论主体 |
| 四、官方背景管理者的评论主体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载体 |
| 一、多元与集中: 民国出版评论载体的类型特征 |
| 二、规制与催化: 载体对出版评论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文体 |
| 一、新闻体 |
| 二、论文体 |
| 三、杂感体 |
| 四、文艺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与内容:基于出版外生态的视角 |
| 第一节 关于出版自由的学理讨论 |
| 第二节 对出版业的认知、监督和建议 |
| 一、对出版业认知的逐步深入 |
| 二、对书价问题的高度关注 |
| 三、对纸荒困境的专业探讨 |
| 四、对读书会现象的深入评议 |
| 第三节 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 |
| 一、出版投机化的问题 |
| 二、盗版翻印的问题 |
| 三、淫书出版的问题 |
| 四、出版愆期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与内容:基于出版内生态的视角 |
| 第一节 对民国时期出版物的评论 |
| 一、关于教科书出版 |
| 二、关于大众通俗出版物出版 |
| 三、关于童书出版 |
| 第二节 对出版工作业务的评论 |
| 一、反映出版工作的甘苦 |
| 二、呈现出版商与着作者的纠葛 |
| 三、审视书业广告的运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及影响 |
| 第一节 出版评论引发出版机构内容生产的革新 |
| 第二节 出版评论推动外部管理制度的变化 |
| 一、出版评论与出版法制化 |
| 二、出版评论与出版物检查法令 |
| 第三节 出版评论促进出版文化观的形塑 |
| 一、建立正确的出版物价值取向 |
| 二、树立高尚的出版职业道德观 |
| 三、确立出版评论的批评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脱嵌·协商·重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国年度出版评论目录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1年第1—6期篇目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时期四川期刊中的数学论文研究（1897-1949）[D]. 孙佳.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0)
- [2]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D]. 阮重骏. 吉林大学, 2020(08)
- [3]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4]20世纪上半叶音乐着述汉译的历史研究[D]. 谭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D]. 张扬.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6]“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7]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8]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D]. 陈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9]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D]. 陈兰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民国出版评论研究[D]. 曾建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